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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页 共80页1588 条揭秘旅顺博物馆藏文房四宝承载的历史--辽宁频道--人民网
揭秘旅顺博物馆藏文房四宝承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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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云龙纹管提笔（清光绪）
旅顺博物馆新展“翰墨清雅――旅顺博物馆藏文房四宝展”已经于11月20日启幕，展出的131件文物，大部分是首次与观众见面，其中不乏叶玄卿、曹素功、顾二娘等明清制墨或制砚名家作品，更有我国古代早期纸标本灞桥纸这类平时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
笔、墨、纸、砚作为我国传统的书写工具，历代吟咏不绝，还被赋予种种雅号，冠以“文房四宝”之名，成为书斋必备之物，更以“翰林”、“墨客”等指代文士，蕴涵的丰富文化内涵，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妙笔生花――笔
1980年陕西临潼姜寨村发掘一座距今5000多年的墓葬，出土文物中有凹形石砚、研杵、染色物和陶制水杯等。从彩陶的纹饰花纹可辨认出毛笔描绘的痕迹，证实了在距今五六千年前，已有了毛笔或类似毛笔的笔。
笔的象形文字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形似手握笔的样子，但那个时候，笔只是用来在钻凿的刻辞上涂朱涂墨用的。
毛笔在战国时已被广泛使用，当时的笔是这样的：笔杆竹制，笔头用兔毫制成，以髹漆的细线缠绕在笔杆一端。这样形制的笔想必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才导致秦代蒙恬发挥聪明才智，选用兔毫、竹管制笔，将笔杆一头镂空成毛腔，笔头毛塞在腔内，毛笔还外加保护性大竹套，竹套中部两侧镂空，以便于取笔。
据“翰墨清雅――旅顺博物馆藏文房四宝展”项目负责人朱月仁介绍，汉代时毛笔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是开创了在笔杆上刻字、镶饰的装潢工艺，二是出现了专论毛笔制作的著述，如东汉蔡邕著《笔赋》，这是中国制笔史上的第一部专著，对毛笔的选料、制作、功能等作了评述，结束了汉代以前无文字评述的历史；三是出现了“簪白笔”的特殊形式。汉代官员为了奏事之便，常把毛笔的尾部削尖，插在头发里或帽子上，以备随时取用。
明清时期是毛笔制作的鼎盛阶段，做工考究，注重质地和装饰。笔管多使用紫檀木、花梨木、象牙、玉等名贵材料，并采用髹漆、雕刻、彩绘、镶嵌等多种工艺技法加以装饰。总体上，明代笔管装饰质朴大方，清代则繁缛华丽。在笔毫的形状上也花样翻新，出现了笋尖式、葫芦式、兰蕊式等。
与笔相关的还有专门用于理顺笔毫或墨色浓淡的笔掭、盛笔器具笔筒、洗涮毛笔的笔洗，还有古代文人书写绘画时用于垫腕悬臂的工具――臂搁。
落纸如漆――墨
墨的雏形应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用于烧制彩陶的颜料上。史料记载：西周“邢夷始制墨，字以黑土、煤烟所成，土之类也”。这是最早产生的磨石炭为汁而成的石墨。秦朝以前，以墨粉合水而用，秦汉始成墨丸等形状，后汉用墨模压制成各种形状至今。
史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墨，有石墨、油烟墨、松烟墨之分。其中，石墨即石油燃烧所制之墨；油烟墨系燃油所获烟炱所制之墨；松烟墨则是燃烧松木所制之墨。
从油烟墨到松烟墨是一大进步。到唐代，制墨业已形成专业，同行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使用松烟制墨的方法更加完善，唐以后仍在不断改进。配料制墨的配料各家不同，常常秘而不宣。通常包括鸡蛋白、鱼皮胶、牛皮胶和各种香料、药材，如丁香、紫草、秦皮、苏木、白檀、苏合香、珍珠等。各种配料有一千种以上。明《天工开物》记载的松烟墨做法是这样的：在地上搭长十几丈（1丈=3.3米）长的竹棚，用纸和草席密封，竹棚和地面联接处，用泥土密封。竹棚上每隔一段开一个烟孔，竹棚内用砖铺通烟道。斩取松木，将树干底部钻洞，点火烤树干，让松香流净。将松木斩块堆入竹棚，从竹棚前端点火，连烧几天，松烟从竹棚前端向竹棚后端弥漫，待冷却后便可以入竹棚刮取松烟。从竹棚后段刮取的松烟叫清烟，质量最好，供优质墨料；中段刮取的是二等松烟，叫“混烟”，用做普通墨；前段刮取的松烟叫“烟子”，供印刷用。
宋代以前的墨，造型、纹饰简单，从宋墨开始有了图案、文字等装饰及制墨家名款。此时，藏墨之风渐渐兴起，墨开始从单纯的实用品转变为兼具鉴赏功能的工艺品。明清时期，制墨名家众多，文人、书画家参与制墨之风盛行，墨模的雕刻艺术达到顶峰。
墨床是供临时搁放墨锭用的器物，亦称墨架、墨台。造型一般为几案式或床式，下有四足。墨床一般不会太大，往往都雕刻花纹。清代是文房雅玩的鼎盛时期，墨床也从单纯的承墨用具，发展到既可实用又可玩赏的艺术品。
纸寿千年――纸
世界上最古老的纸应该是古埃及人发明的莎草纸，其历史可回溯到3000多年前，是古埃及人利用当时盛产于尼罗河三角洲纸莎草植物的茎所制造出来的。公元前1000年左右，莎草纸作为特产出口到古希腊等古代地中海文明的地区，甚至更遥远的欧洲内陆和西亚地区。英文中“纸(paper)”一词的来源就是来源于埃及人的pa-per-aa ，意思是 “法老王的财产”，表示埃及法老拥有对莎草纸生产的垄断权。
东汉的蔡伦准确地说是改进了造纸术，之后纸的应用日益广泛，到魏晋时期，逐渐取代简帛成为主要书写材料。本次展览难得一见的灞桥纸是西汉的一种纸，原料主要是大麻，掺有少量苎麻。
隋唐时期随着雕版印刷业兴起，造纸业也蓬勃发展。尤其是五代以来，印书之风大为盛行，纸张需求量大增，造纸作坊遍布各地。而这个时候，西方由于环境不像埃及那样干燥，除了莎草纸，大多使用的是牛皮纸和羊皮纸。而当时，用牛皮纸和羊皮纸制成的一本书只有教会、国王、权贵才能拥有，珍贵程度可见一斑。
莎草纸到公元8世纪还在使用。发生在唐朝的一场战役，改变了世界的文化格局。公元751年，唐朝大将高仙芝率军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将军沙利会战于中亚重镇怛逻斯。结果唐军战败，唐军中的部分造纸工匠被阿拉伯军队俘虏。沙利将这些工匠带到中亚重镇撒马尔罕，让他们传授造纸技术，并建立了阿拉伯帝国第一个生产麻纸的造纸场。随后，源自中国的造纸术随着阿拉伯大军迅速传到叙利亚、埃及、摩洛哥、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地。造纸术的西传，为当时欧洲蓬勃发展的教育、政治、商业等方面的活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中国纸质地柔韧耐折，原料便宜，莎草纸无以竞争，逐渐销声匿迹了。
而在中国本土，魏晋以来，历代纸品层出不穷，各领风骚。像写经风气兴起时，专用写经纸也应运而生，并在当时纸业生产中占据重要的一席。2002年至2004年，旅顺博物馆与日本龙谷大学合作整理研究新疆出土汉文佛经残片，在30000余片残片中，发现了14片西晋元康六年《诸佛要集经》残片，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汉文佛经残片。据研究此纸是以楮、芦苇、麻等制成。
两宋是我国古代刻书业的黄金时期。宋刻本多用皮纸、麻纸，也有写经纸、硬黄纸，文理坚致有韧性。明清造纸工艺多有创新，纸的花色之多、品类之盛，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各种笺纸精美绝伦，不仅用于书写绘画，本身也是赏心悦目的艺术佳作。唐代既已崭露头角的宣纸，在明清时期备受尊崇，成为书画创作的首选用纸。
至于文房四宝的砚台，说起来又是一段绵延上下数千年、几天几夜都说不完的文人雅好，容我们另辟篇章，一一道来。
1.牙雕虫梅纹笔洗（清代）
2.釉里红花卉水盂（清康熙）
3.俏色双犬镇纸（清代）
4.绿松石笔掭（清代）
5.灞桥纸（西汉）
6.吴天章制“龙宾十友”集锦墨（清康熙）
7.胡开文款墨（清光绪庚寅年） （文/大学生记者团韩雯雯&记者秦玉 图/张帮义）
(责编：孝媛、郭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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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7:19　来源: 　 　
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金庸1924年生曾任报社记者、编译、编辑，电影公司编剧、导演等。1959年在香港创办明报机构，出版报纸、杂志及书籍，1993年退休。先后撰写武侠小说15部，影响深远。
很多人给你写传记，你自己看吗？
人家写的传记不对，全部是假的，我可以肯定讲一句，完全没有一个人来跟我谈过。我自己不写自传。写自己的事情，坏的事情自己不大会写的，一本书全部讲我自己好的，那这本书就是假的。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香港 摄影 林津鹭
香港明河社的门口挂着金庸先生手书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先生的办公室是一个宽敞的书房，落地窗外，维利多亚港的无敌海景尽收眼底。书架上的藏书，其中一面是各种版本的金庸作品集，两岸三地的繁简体版外，还有多种译文。
金庸先生乡音未改，闲谈中多次提起家乡：“海宁地方小，大家都是亲戚，我叫徐志摩、蒋复璁做表哥。陈从周是我的亲戚，我比他高一辈，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过我的老师。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是钱学森的太太，是我的表姐，当年我到杭州听她唱歌。”现在常常一起吃饭的朋友是有同乡之缘的倪匡和陶杰，而美食家蔡澜是新加坡人，只对的潮州、福建、台湾以及东南亚的菜肴有兴趣，金庸先生对这些菜能不碰就不碰。
提起围棋，金庸先生谈兴甚浓。“围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得天寿。”之说，他颇为欣赏。“以前我兴趣最好的时候，请陈祖德、罗建文两位先生到家里来住。”而他与余英时先生的交往，多与围棋有关：“余先生喜欢下围棋，他棋艺比我好一点。他太太自称为‘围棋寡妇’，余先生老是下棋，没有时间陪她。”金庸先生笑眯眯地说，“余先生的岳父陈雪屏围棋下得很好，好像你要娶我女儿，先下一盘棋看看。”记者闻听这种“小说家言”，笑道：“听余先生讲，他和余太太陈淑平谈恋爱的时候，还不认识陈雪屏先生，是等到1971年结婚七年了才正式见到陈雪屏先生。”事后，记者为此事问过余英时先生，余先生听了哈哈大笑。
金庸先生提起老朋友黄永玉、黄苗子、郁风的旧事，感慨郁风过世了。对书画，他时有出人意表的品评，又提起启功先生：“启功来香港见我，我写几个字请启功先生教教我，他唯一教的就是：‘你绝不可以临碑帖。你的字有自己的风格，一学碑帖，自己的风格完全没有了。’我说：‘启功先生，你这句话是鼓励我。我碑帖没有学，但书法极糟。’”
金庸先生好奇心极重，不时主动问起记者访问过的学者近况。余英时、许倬云、金耀基的师承与学生的趣事，金庸先生听得兴味盎然。记者提起余英时先生的学生陆扬和金庸先生的老师麦大维(David McMullen)相熟，两人见面时曾细说金庸在剑桥大学研究唐史之事。又提起余英时先生现在戒烟，金庸先生说：“抽烟抽惯的人，要戒很难。邓小平当年见我，也谈到这个问题：‘我年纪大了，人家劝我戒烟，我不能戒，戒了反而身体不好。’”
和金庸先生畅谈两个下午，恍觉曾经听说“金庸口才不好”不过是一种误会，原来只要是他感兴趣的话题，讲起来也像武侠小说一样引人入胜。谈话的焦点始终并非武侠人物，而是学界中人，南下香港的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远渡重洋的杨联陞、陈世骧、夏济安、夏志清，一一道来，如同江湖一样好玩。
到剑桥目的不是拿学位
时代周报：你在剑桥大学读书读得怎样？
金庸：剑桥大学先给了我一个荣誉博士，剑桥的荣誉博士很难的，排名在一般教授、院士之上，所以我再申请念博士，他们说：不用念了，你这个荣誉博士已经比他们都高了。我说：我的目的不是来求学位，是来跟这些教授请教一下，念书。后来校长就同意了。在剑桥念博士有一个条件，就是博士论文一定要有创见，如果是人家写过的文章，就不要写了。教授委员会有二十几个教授，他们要我提准备写什么东西。
我首先提到一个匈奴问题，因为中国学者认为在汉朝时，卫青、霍去病跟匈奴一打仗，匈奴打不过，就撤退到西方去。西方人就不同意这种讲法，认为匈奴是在东亚、西亚、中亚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个民族，所以跟中国讲法不同。我准备用中国的史料写关于匈奴的研究，有一位教授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专家了，他用匈牙利文讲了一些话。我说：我不懂匈牙利文，对不起，你讲的意见我不懂。他说：这个意见已经翻译成法文、英文了，如果你去匈牙利，我可以推荐你，你可以念三年匈牙利文再来研究这个问题。我说：我年纪也大了，再去念匈牙利文恐怕不行了。他说：你最好另外写一个问题。
我就想写一个关于大理的论文，因为我到云南去，大理送了我一个荣誉市民称号，送了我一块地：如果你喜欢在这里住，我们欢迎你。我说：我有一些研究大理的资料，也去过几次，我写大理成立一个国家的经过是怎么样的。大理是很好的，西方也不大了解。不过，有一个教授就讲了许多古怪的话，我也不懂，他说：这是藏文，本来南诏立国是靠西藏的力量来扶植的，所以大理等于是西藏的附属国，后来唐朝的势力扩张过去，才归附唐朝，大理跟西藏的关系是很深的。我说：我也不懂藏文。他也觉得写大理不大容易。
那么，我就考虑到中国考古学家从西安发掘出来的东西。以前说唐朝玄武门之变，兵是由东宫从北向南走，再打皇宫。我说这条路线不通的，为什么要这样大兜圈子呢？直接过去就可以。所以，我心想唐朝写历史的人，是在李世民控制之下的，他吩咐这样写就这样写了。我研究发现是皇太子和弟弟过来，李世民在这里埋伏，从半路杀出来，把他们打死了。历史上这条路线根本就是假的，因为李世民作为弟弟杀掉哥哥不大名誉。教授说：有没有证据？我说：证据就是发掘出来，东宫在这儿，皇宫在这儿，过去就方便了，这样大兜圈子不通的。我认为唐朝的历史学家全部受皇帝指挥，不但是唐朝，从唐朝、宋朝，一直到“文革”时候，所谓真的历史好多是假的，喜欢怎么写就怎么写。原来历史学家完全是皇帝叫你怎么写就怎么写，现在的历史学家还是一样，还是假的。好像开国大典的照片出来，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彭德怀这些人都在哪儿。后来彭德怀发生问题，彭德怀在照片上没有了，后来林彪发生问题，林彪在照片上没有了，彭真有问题了，彭真在照片上也没有了。
时代周报：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金庸：哪个人打败了，胜利的人喜欢怎么讲就怎么讲，现在林彪慢慢恢复名誉，林彪就慢慢出现了。现代的照片都有假的，我说唐朝的历史也有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剑桥大学的教授就说：那你写这个问题好了，其中怀疑的地方必须要有历史根据。我说：中国历史上忠直的历史学家很多，但是假的历史也是很多的。所以我认为玄武门之变的那一段历史中有些假，那些教授就一致同意：这个问题蛮好的，而且在外国人中没有人提过，你把这个问题写出来。我的硕士论文就以玄武门之变为主要的内容：《初唐皇位继承制度》(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early Tang China)。得了很好的分数。
时代周报：现在你的博士论文准备写什么？
金庸：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写安禄山造反，唐玄宗派了他的儿子荣王去抵抗，后来这个荣王死掉了，历史上也没有讲为什么会死掉了，他手下的两个大将也给皇帝杀掉了，我说这中间一定大有问题，是太子派人把弟弟害死了，把两个大将杀掉了。我找了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件是历史上造假，其实是太子在发动政变，把弟弟杀掉了，而且他占有军队，连父亲也不敢动他。
我的导师也同意。我就认为中国为什么缺少民主，从唐太宗开始，到宋元明清，都是所谓“枪杆里出政权”，哪个人兵权在手，就是哪个人做皇帝。我要在这上面发挥。我的导师就说：你这个意见蛮好的，可以写，尽量找点历史根据。外国论文好像跟中国论文没有关系的，外国人写论文，一定要有历史根据的，完全没有根据，自己想出来是不行的。我说：好吧，我会找根据。我的基本论点是中国的皇位从来不讲传统或宪法，宪法是讲皇帝的皇位应该传给嫡长子的，实际上是哪个有兵权，哪个会打仗，就传给哪个。中国是不讲宪法，讲兵权，外国也讲兵权，但是外国做得表面上漂亮一点。
时代周报：那你的博士论文规定什么时候要交？
金庸：博士论文本来规定要到剑桥去念的，一方面是我年纪大了，另外一方面我已经得到荣誉文学博士，地位比校长还要高。教授委员会决定我可以不在剑桥做研究，要研究中国历史，在香港也可以，在北京也可以，在西安也可以。我的指导老师麦大维年纪大了，已经退休了，他要等我两年，两年之内把博士论文写好。
时代周报：你原来在剑桥大学读硕士时住了多久？
金庸：我在剑桥大学真正读书差不多两年。在剑桥大学，本来我骑单车就很快过去，我太太说：年纪大了骑单车很危险，汽车也不大守规矩。所以要我坐的士去上课，坐的士就很贵，差不多一百块钱港币一次，也是她陪我去的。后来，我去一次，我的老师也会骑单车到我家里来教一次。
时代周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你过了80岁，还到剑桥大学去读书？
金庸：因为剑桥大学有学问的人多，教授虽然只研究一个学问，但是一门功课很复杂的问题他都了解。
时代周报：可是你在世界上很多大学都拿了荣誉博士学位和教授称号，还是那么感兴趣到大学读书？
金庸：我到剑桥，目的不是拿学位。我喜欢跟有学问的教授讨论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历史学家认为投向清朝的那些有学问的人是汉奸，现在我们的民族观念跟以前不同了，不大分汉族、满族，大家互相团结、互相帮助。我到北大演讲也主要讲这个问题。好像大家都是兄弟民族，我们汉族办得不好，你满族管管中国也不差的。
时代周报：听说你小说封笔后，有人问你有什么感兴趣的事，你说想写一本中国通史，现在还有这个兴趣吗？
金庸：我研究历史越多，就越觉得困难了，历史的观点也不同了。北京大学有一位教授苏秉琦先生，现在过世了，他说研究中国历史有两个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我们用汉族观点，你满族人来侵略我们，投向满族的人就称为汉奸。我的观点跟苏先生一样，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各种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一起发展。还有一个怪圈，他认为教条马列这种西方的观点来套到中国头上，是不对的，中国历史的性质跟外国历史的性质是不同的。马克思有一个观点我是很同意的：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因为经济问题，经济因素是很重要的。中国历史要经过五个阶段这一套，苏秉琦先生认为是不对的。我觉得苏先生这个观点对，中国历史不是照那个划分这样发展的。
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到了中年以后，已经没有写中国通史的想法了。
金庸：我将来还是想写中国通史的，但是我觉得越来越难了。当时年纪轻，还不知道这样难，觉得照以前钱穆或者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改一下就可以了，现在我觉得他们很多都写错了，其实中国通史不应该照朝代来写，应从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一路发展下来，你到西安看看、到杭州看看哪一代的文化，不应该照朝代来写，而是照文化来写。中国通史是很复杂的。
时代周报：其实你的一些历史观点已经表达在小说里了。
金庸：像明代最后，李自成的手下到了北京城以后就奸淫虏掠，有些朋友就不赞成我这样写，他们认为李自成很好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位老师，专门把李自成放纵部下在北京做很多坏事的资料给我，我把这些资料都写到小说里面。
时代周报：你是不是对明代历史读得比较深？
金庸：明代历史比较懂，明代、清代跟现代比较近一点。
时代周报：有人考据说，《笑傲江湖》就是发生在明代的。你的小说没有写过唐代，但是论文现在写到唐代了。
金庸：我觉得唐代历史比较难写一点，因为唐朝离开我们太远了。我的《射雕英雄传》最早写到宋朝，宋朝还可以，唐朝的人坐在地下，喝的酒、茶跟现在不一样。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辉煌的，但是唐朝的生活习惯我不大了解，所以我不写，因为写武侠小说要写到一个人的生活习惯。
办报纸和写小说都要讲老实话
时代周报：我听说你对《资治通鉴》读得非常熟。
金庸：因为那时候《资治通鉴》比较好看，容易看，我小时候在家里没有事，看《资治通鉴》像看故事一样，我觉得文笔好。
时代周报：有人说，你也把《资治通鉴》运用到《明报》的领导上来。
金庸：办《明报》跟你们办时代周报不同。如果今天晚上港督打个电话给我：“查先生，这个问题你明天怎么写怎么写。”我就把这个电话录音下来了。我明天去报告政府，明天就炒他鱿鱼了，所以港督是不敢这样做的。任何香港政府的人员想要干预舆论，你录音下来确定证据，告诉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马上把港督召回。
时代周报：许倬云先生讲，新闻是短历史，历史是长新闻。你做新闻的信条是什么？
金庸：英国报人史各特(C.P.Scott)讲：“事实不可歪曲，评论大可自由。”(Comment is free，but the facts are sacred)事实很重要，不能够歪曲，港督讲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情，或者某某某做过什么事情，这个事实不能歪曲，但是评论可以自由。我们的意见可以不同，但是根据同样的一个事实是不能歪曲的。这一点是我们办《明报》必要的信条。
时代周报：你从《大公报》出来，到了35岁时自己创办《明报》，重要的缘故是什么？
金庸：我在《大公报》工作时，《大公报》还是独立、自由的，所以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我考进去，当然是希望讲真话，后来到了大跃进，开始讲假话，我说这个报纸不行了。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它还是讲一亩地出5万斤粮食，我讲这是假的，我亲自到广东去参观过。
时代周报：后来《明报》还跟《大公报》打过笔战？
金庸：他们(文革左派)要来打《明报》，《明报》就退让，不跟它真正打。他们打到《明报》门口，工人就把铅熔化了，放在楼上：你们过来，我们就倒下来。他们也不敢过来了。
时代周报：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时，中国正是风雨飘摇的时候。
金庸：《明报月刊》的态度还比较温和一点，有些内地的学者或研究机构还可以订。《明报》就是跟“文化大革命”对着干。我说过办《明报》是拼了性命做事。幸亏最后没有死，那是运气好。
时代周报：当时你和朋友姜敬宽通信时，就认为《明报月刊》的风格想办成“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抗战前后的大公报式”。
金庸：对，那是很公正，凭良心讲话。到《明报月刊》四十年时，我还是讲：我当时是拼着性命来办的，准备给打死的，结果没有打死，还好。他们觉得我很勇敢，我说在香港做事情，勇敢一点也不奇怪。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广州，勇敢才了不起。香港这个环境中，要勇敢很容易的。
时代周报：你投入到办报的精力比写小说的精力更多？
金庸：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时代周报：你怎么不把自己在《明报》的社评集成集子？
金庸：现在大陆是不能出的，我出一本《金庸散文集》，很简单的，我访问胡耀邦、邓小平，这些在国内的《参考消息》都发表过的，他们还是建议这两个访问记都删掉。
时代周报：你跟同辈的罗孚先生、梁羽生先生还有联系吗？
金庸：我跟他们都是《大公报》同事，后来办《新晚报》。罗孚和梁羽生都是我的好朋友，罗孚常常见面的。梁羽生现在澳洲，生病生得很厉害，我准备过年的时候去看望他。他在香港中风进医院，我去看过他。现在我年纪大了，以前很多老同事都过世了。
时代周报：跟新闻界的晚辈交流多吗？
金庸：我在浙江大学做人文学院院长，其中有一个系是传播系，我在演讲的时候，有些同学就问我：你在香港办《明报》很出名，办得很成功，而且人家要杀掉你，你也不怕，我们现在学传播媒介，应该取什么态度？我跟学生讲：你们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这是唯一的标准，不能跟我在香港那样写文章，我在香港是拼了命来做的，是准备把性命牺牲，把报馆也准备让他们铲掉了。你们现在不能牺牲性命，牺牲报纸事业，你的报纸事业还没有牺牲，人已经先被炒了鱿鱼。如果做坏人的话，不做报纸也可以做坏人，男人可以做强盗小偷，女人可以做妓女舞女，宁愿做坏人的话，不一定做新闻工作，什么坏人都可以做。假设浙江一个高官老是贪污，老是欺压老百姓，你写一篇文章美化他，违背良心，这是不可以。
时代周报：你在香港办报纸和写小说，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
金庸：最核心的精神是讲老实话。中国好的，我就讲好，毛泽东讲大话，我就揭穿他的大话。写武侠小说是为了写正义的人，好人就讲他好的，坏人就讲他坏的。社会上有这种人，我就要把他表现出来。 (时代周报)
本文来源：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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