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标志。那么，为什么把它作为转变的标志呢？这里就涉及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问题。五四运动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促使中国人民继续探索新的救国救民道路；北洋军阀对外卖国，对内镇压人民革命，民族灾难加深；帝国主义实行“分而治之”的侵华政策，扶植各派军阀混战，国内民不聊生；“一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进一步发展，使无产阶级力量发展壮大，为五四运动奠定了阶级基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推动了人民的思想解放，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革命指明了道路。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国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基本条件，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已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换句话说，即使没有五四运动这样的历史事件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也会有另外一个事件来充当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标志性事件，只不过五四运动的发生，加快了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进程。同理可说明的事件例如：秦始皇、隋文帝统一中国；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等等，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是它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自充当着不同的角色而已。
一、关于历史必然性之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即将胜利之际和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初，并没有打算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讲话，突出强调了中国需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断言在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将“在一个长时期中”保持不变。这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思想发展的表现。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新中国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其经济制度，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但是，随着建国后头三年国民经济的奇迹般地恢复，一系列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条件和因素迅速生成，历史把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课题，提前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第一，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顺利完成和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的巨大成功，，新生的人民政权日益巩固和强大起来。人民民主专政的上层建筑，以其巨大的能动作用，影响了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并为这一改变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先有上层建筑，而后有经济基础的。按照一般政治教科书的解释，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规律的特殊表现形式。对此，也有学者提出“上层建筑同样具有决定性作用”。我们姑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恰当，就当时的现实来看，这个社会上层建筑的变动对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其能动作用的巨大，的确是超乎寻常的。&既然新中国一开国即已建立起了与社会主义国体相一致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政治制度，那么，这个根本政治制度势必要求与其相匹配的根本经济制度迅速建立起来，以为其提供充分的物质支持。换言之，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产生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上层建筑——即人民民主专政（也即实质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一经确立，就必须着手建立、巩固并扩大自己所适应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否则，这个政权就不可能存在下去。&于是，在强大的政治力量驱动之下，新中国开始了经济制度的变革。这正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能动作用的突出表现。&第二，正是在上层建筑的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之下，作为恢复经济的最重要的物质前提——对官僚资本的全面没收，使新生的人民政权顺利而迅速地建立起了坚实的国营经济基础，一开始便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具有了最现实的可能性。&在夺取革命胜利的同时，人民民主政权一方面坚决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收回长期被帝国主义盘踞的海关，管制对外贸易，实行外汇管理，用管制、征购、征用、代管等措施，接管了上千家帝国主义在华企业，使其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另一方面，采取“原封不动，完整接受”的办法，全面没收原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产阶级经营的一切工厂、矿山、商店、银行、仓库、铁路、码头、船舶、邮电及其他企业，把它们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其中包括2400多家银行，2858个工业企业，十几家垄断性商业贸易公司，2万多公里铁路等。这些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约占旧中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占全国工矿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垄断着全国的经济命脉。&对于这笔巨大的垄断资本的完整接收，使新中国的国营经济几乎在一夜之间迅速建立起来，并直接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一巨大成功，甚至超出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意料之外。1949年，国营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已占到37.7%，而到经济恢复工作完成的1952年，这一比重增加到了56%。国营经济一开始就是标准的社会主义经济。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支配地位的确立和日益巩固，为整个国家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在经济恢复工作中，中央人民政府实行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空前统一，使国民经济开始走上计划经济的轨道。这一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成为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因素。&1950年2月，为了制止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根本扭转当时全国财政经济的混乱局面，中央人民政府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主要实行“三个统一”：（1）统一全国财政收支，将国家收入中的主要部分统归国库，集中使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以争取财政收支平衡；（2）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使国家所有重要物资，如粮食、纱布、工业器材等集中由中央管理使用，以调节供求，控制市场价格，与投机资本进行有效斗争；（3）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所有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以减少社会上货币流通量，增加国家能够使用的现金。&这“三个统一”，是为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所必须的。而且，它对经济恢复工作的成功，也切实地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这种由中央政府对全国财政经济实施高度统一的集中管理的做法，实际上是新中国经济对于“计划手段”的第一次尝试。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尝试。由此，整个国民经济开始被逐步引向计划经济的轨道。而计划经济在当时被绝对地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标志。因此，这种高度统一的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成为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道路的第一个路标。&第四，在恢复经济过程中，国家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帮助民族资本主义私营企业摆脱了停工歇业的困境，但同时也把它们初步纳入到了国家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轨道中来，使随后到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具备了现实条件。&旧中国的民族资本在现代经济中力量十分薄弱。解放前夕，在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肆意兼并之下，民族工商业日趋衰落，大多濒临破产或半破产的窘迫境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革命时期保护民族工商业的经济纲领，依照政协《共同纲领》所制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采取一系列调整政策，积极帮助私营工商业渡过难关。这些政策包括：扩大国家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促其恢复生产；协调企业中的劳资关系，保障企业的生产的正常秩序；统一制定各行业的产销计划，以销定产，指导经营。通过这些合理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从停工歇业的困境中解脱了出来，达到了发展生产，这种调整，也使得私营工商业与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必需的联系。国家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对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管理与监督，其中还对部分私营工商业实行了公私合营。这使它们别无选择地被逐步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轨道中来。事实上，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序幕已由此拉开了。&第五，也正是在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一些资本家惟利是图、危害国家的各种非法行为暴露出来。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尖锐对立，由此引发了“五反”运动。反对资产阶级的任务，被提上日程。&在调整工商业之初，多数资本家还是守法的，但是随着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他们惟利是图的本性逐渐暴露出来。在利益的驱动下，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行各种违法犯罪的经济活动，到1951年前后，私营工商界偷税漏税现象已经相当普遍，其他诸如行贿欺诈、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等不法行为也屡见不鲜，严重危害了人民的利益。&为此，1951年底至1952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三反”、“五反”群众运动。把清理党政军机关内部的腐化现象和打击社会上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紧密结合起来，惩处了一批大“三害”（即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子和有“五毒”&行为（即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不法资本家。&运动给了资产阶级一个沉重打击，同时，也反映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开始尖锐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早在1951年7月，刘少奇在向中央党校学员作报告时即表示：实行工业国有化是一个严重的步骤，性质是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方式现在不能决定，实行的时间和方式要看当时的情况才能决定。资产阶级的恶劣态度可能逼迫我们要早些，并采取激烈的方式来实行这一步。1952年6月，毛泽东则明确提出：“在打到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由此，反对资产阶级、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任务，已经提上了日程。而与此相对应的社会现实，更加促成了这一任务的施行：经过“五反”运动，“很多资本家实际上丧失了或基本上丧失了控制企业的权力。”“民族资产阶级事实上不可能再照旧生存下去，除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已没有别的选择。”&第六，作为朝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已开始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不仅存在现实的必要性，而且在最初阶段上，也确实是由中国农民自愿的互助合作要求所引发的。&作为经济恢复的一个主要条件，土地改革的完成，在我国广大农村，农民土地所有制取代了封建剥削制度。它一方面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但另一方面，个体经济的不稳定性，造成了新的两极分化的产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已经突显出来。&在当时，为了抗御天灾人祸和采用农业机械发展生产，以及集中人力兴修水利等，个体经营状态下的农民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而且，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已经开始，初级形式的互助组，很好地体现了“自愿”、“互利”的精神，受到较普遍的欢迎。当然，后来的出现了“一刀切”现象的高级社阶段超出了农民的觉悟水平，情形就不同了。&应该说，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最初是农民自己发动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向来不肯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毛泽东把这种落后形象地称之为“尾巴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便顺理成章地走到群众的前面去，领导中国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除了上述生成于中国国内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条件之外，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持别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及其对中国建设的支援，加之西方世界对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的围攻，都成为影响中国向社会主义迅速转变的重要的外部因素。&总之，正是由于以上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一历史性转变，改变了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在中国革命胜利之际所设想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保持不变的社会发展道路。但这个改变是历史的选择，并非毛泽东个人对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放弃。&二、几点思考&通过上述分析，如果我们已经得出了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由新民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是历史的选择这一结论，那么，关于这一历史性转变是否“来得过早”的讨论，就显得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了。但是人们似乎仍不免对这一转变的“提前”到来感到遗憾，认为它不符合《共同纲领》所设计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发展轨道。而且认为，后来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曲折，也是由此而引发的。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首先，历史的发展，不可能完全沿着某种事先设想好了的轨道一成不变地走下去。既使这种设想是现实的，是有确切的客观依据的。诚然，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在中国革命胜利之际并没有打算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设计了新民主义纲领几十年不变的社会发展道路。但是，当国民经济恢复任务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奇迹般地顺利完成之时，如前所述，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条件已然成熟并且非常现实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这时的毛泽东，并不象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果断决定改变新民主主义道路，向社会主义迈进，并不是对历史的误会，相反，是对历史要求的及时顺应。当然，在今天看来，如果按照毛泽东最初的设计，新民主主义制度在新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使资本主义得到“广大的发展”，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打下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那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成长会更加稳健，或许会避免后来的曲折。但是，历史不能假设。当时的历史条件，已不允许推迟这一历史性转变启动的时间。所谓“历史的选择”，实际就是别无选择。&其次，回顾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得失，我们看到，它的确既有成就，又存在问题。对于成就，我们不必重述，其问题主要表现在：转变过程太急，形式过于单一，公有化程度过高，相关因素协调不够，形成了排斥市场机制的高度计划经济，造成了长期集中控制的僵化经济体制……对于这一系列问题，本文无意分析它们的形成经过，但要强调说明的是，这些问题，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特别是在这一过程的后期，出现的各种失误造成的，而不是因为这个过程本身的“提前开始”所引起的。按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要求，这个“过渡时期”、也即实现历史转变的过程，本应该更长一些（从1953年算起，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一点的时间来完成过渡）。结果，在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指导于，这个长度被大大地缩短了（仅仅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过渡时期应该开始得更晚一些。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用比较形象的比喻来表述，可以说：经过三大改造所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非不足月的“早产儿”，而只是由于接生过程的草率，才留下了我们已知的那些后遗症。
首先,实现国家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只有加速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状况,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迫切需要.只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解放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的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再次,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发展农业和提高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客观需要.&总之,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具有现实依据的,是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的,反映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三大改造的内容: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施,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亦称三大改造.&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把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种改造,是通过合作化的途径实行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与实践: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把个体农民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逐步改造为农民的集体所有制.这种改造,是通过合作化的途径实现的.按照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采取了从低级到高级的一系列逐步过渡的形式(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经验及其重要意义:&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及时地领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道路.&根据我国农业的特点和农民的习惯,采取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由低级到高级的步骤和形式,逐步地引导农民摆脱私有制走上公有制的道路,这既能避免农村生产力的破坏,又能使农民愿意接受,顺利地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任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采取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贯彻了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把资本家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这种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用&和平赎买&的方式实现的.&在中国&和平赎买&之所以可能实现,主要是因为:&第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仍然具有两面性,即既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建国后通过各种斗争和教育,大多数资本家认识到只有接受改造才有出路.&第二,中国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有了强大的政治优势,这就为实现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奠定了政治基础.&第三,占资本主义固有资产总额80%的官僚资本已收归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所有.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处于领导地位,这就为实现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奠定了经济基础.&第四,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正确的政策,通过一系列适当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使民族资产阶级能够不太勉强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和形式&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两个发展阶段.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有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统销,委托经销代销等.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公私合营,它经过了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两个阶段.&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严格区别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界限,对民族资本采取利用,限制与改造的政策,实行&和平赎买&,避免了暴力与流血冲突,从而使我国和平地实行了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创造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多种形式,坚持了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的形式,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注意把对企业的改造与对资本家的改造结合起来,逐步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意义&三大改造的完成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基本消除,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三大改造的完成极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确立,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最深刻,最伟大的变化,开创了一个由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也是20世纪第二次历史性的巨变.
《百家姓》是我国流行最长，流传最广的&一种蒙学教材。它的成书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经&》。据南宋学者王明清考证，该书前几个&姓氏的排列是有讲究的：赵是指赵宋，既然是&国君的姓理应为首；其次是钱姓，钱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王的姓氏；孙为当时国王钱俶的&正妃之姓；李为南唐国王李氏。他判断《百家&姓》“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所谓“有国”据史书记载，吴越在宋太祖开国后，还存在一段时间，至宋太宗兴国二年才率土归降。可见这本书是北宋初年问世的。&《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读来顺口，易学好记，与《三字经》、《千字文》相配合，成为我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该书颇具实用性，熟悉它，于古于今都是有裨益的。&[编辑本段]【百家姓历史】&早在五千多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形成了姓氏，并且逐渐发展扩大，世世代代得延续。百家姓中有七成姓来源于洛阳偃师。&“姓氏”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词，但是在秦汉以前，姓和氏有着明显的区别。姓源于母系社会，同一个姓表示同一个母系的血缘关系。中国最早的姓，大都从「女」旁，如：姬，姜，姚，姒，妫，嬴等，表示这是一些不同的老祖母传下的氏族人群。而氏的产生则在姓之后，是按父系来标识血缘关系的结果，这只能在父权家长制确立时才有可能。&《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因此，当我们读到“黄帝，轩辕氏，姬姓”，以及“炎帝，列山氏，姜姓”时，可以明白，中华民族共同始祖炎黄二帝原分属两个按母系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部落或部落联盟，一个姓姜，一个姓姬，而他们又分别拥有表示自己父权家长制首领的氏称列山，轩辕。姓和氏有严格区别又同时使用的的局面表明，母权制已让位于父权制，但母系社会的影响还存在，这种影响一直到春秋战国以后才逐渐消亡。&《百家姓》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自公元十世纪北宋朝代起在中国广为流传。&是谁创造了《百家姓》？它何时初具规模？又何时出版？这些问题直到今天还是个迷。根据明清朝代有文字记载的学者的研究，《百家姓》早在宋朝以前就存在。在宋朝初期由一位地处吴、越地区(现今浙江省杭州市)不知名的儒家学者将其编辑、装订成册。&南宋(公元年)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最早在他的诗--&《秋日小雨》中提到百家姓。诗人在注释中指明他的灵感源自两本书，一本是《扎子》，另一本就是《百家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百家姓》早在宋朝以前就开始流传了。&宋朝的皇氏姓‘赵’，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国王姓‘钱’，宋朝的一位学者相信‘孙’是宋朝皇族妻妾的姓氏，‘李’是南唐的统治者--李后主的姓氏。这就是《百家姓》的开场白--“赵钱孙李”次序的由来。&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印刷体《百家姓》是在元朝(公元十四世纪初)出版的，它根据汉字和蒙古字的语音、笔画对应而成。但是元朝的版本并不完整，流传已久的《百家姓》直到明朝才算收录完整。它总共记录了438个姓氏，其中408个是单姓，有102行组成，38个是复姓，编成15行。最后一行是百家姓终，即百家姓完结篇，由118行构成，共有472个字。&清朝后期又出现了另外一本有关百家姓的书--《增广百家姓》，书中记录了444个单姓，60个复姓，结束语为“百家姓序”。&现存的清朝版本的百家姓既有文字又有图画，每页上方除了记录历史名人的名字和其所属家族外，旁边还有他的图像；每页下半部是由四个字或姓氏组成的短句，读起来很像古时的四句诗词。&过去，《百家姓》有几种修订版，如：明朝末年修订的“黄周姓”，清朝康熙年间修订的“御指百家姓”，清朝咸丰年间(公元)由丁延修订的“百家姓三编”。这些修改后的百家姓在表现格式上花了很多功夫，每本都各具特色。尽管如此，它们还是无法取代原稿，这体现了原稿对后来创作的深远影响。&《百家姓》不仅只在汉族中广为流传，其译本也在与汉族有着友好往来的少数民族中传播，如：蒙古字目百家姓，女真字目百家姓。由此可见百家姓的深远影响程度。&在中华姓氏文化中，《百家姓》是我国流行最长，流传最广的一种蒙学教材。它的成书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经》。《百家姓》本是北宋初年钱塘(杭州)的一个&书生所编撰的蒙学读物，将常见的姓氏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很像一首四言诗，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读来顺口，易学好记。据南宋学者王明清考证，《百家姓》前几个姓氏的排列是有讲究的，如赵是指赵宋，既然是国君的姓，理应为首；其次是钱姓，钱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王的姓氏；孙为当时国王钱俶的正妃之姓；李为南唐国王李氏等等。与《三字经》、《千字文》相配合，成为我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因此流传至今，影响极深。熟悉它，于古于今皆有裨益。&姓氏起源的形式很多，并且在不断发展，同姓异源，或异姓同源等情况十分复杂。《百家姓》早先收集了411个姓氏，后经增补到500余个。但据有关报道，研究姓氏的专家从古今文献上能够收集到包括生僻姓氏在内的数千个姓氏。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出现新的姓氏。如为孩子取名时，取男女双方两个单音姓合成&复姓，又为姓氏“家族”增添了新的成员。&《百家姓》本来收集411个经增补到504个姓，其中单音姓444个，复姓60个。&赵钱孙李&周吴郑王(zhào)(qián)(sūn)(lǐ)(zhōu)(wú)&(zhèng)(wáng)&冯陈褚卫&蒋沈韩杨(féng)(chén)(chǔ)(wèi)&(jiǎng)(shěn)(hán)(yáng)&朱秦尤许&何吕施张(zhū)(qín)(yóu)(xǔ)(hé)(lǚ)(shī)(zhāng)&孔曹严华&金魏陶姜(kǒng)(cáo)(yán)(huà)(jīn)(wèi)(táo)(jiāng)&戚谢邹喻&柏水窦章(qī)(xiè)(zōu)(yù)(bǎi)(shuǐ)(dòu)(zhāng)&云苏潘葛&奚范彭郎(yún)(sū)(pān)(gě)(xī)(fàn)(péng)(láng)&鲁韦昌马&苗凤花方(lǔ)(wéi)(chāng)(mǎ)(miáo)(fèng)(huā)(fāng)&俞任袁柳&酆鲍史唐(yú)(rén)(yuán)(liǔ)(fēng)(bào)(shǐ)(táng)&费廉岑薛&雷贺倪汤(fèi)(lián)(cén)(xuē)(léi)(hè)(ní)(tāng)&滕殷罗毕&郝邬安常(téng)(yīn)(luó)(bì)(hǎo)(wū)(ān)(cháng)&乐于时傅&皮卞齐康(yuè)(yú)(shí)(fù)&(pí)(biàn)(qí)(kāng)&伍余元卜&顾孟平黄(wǔ)(yú)(yuán)(bǔ)(gù)(mèng)(píng)(huáng)&和穆萧尹&姚邵湛汪(hé)(mù)(xiāo)(yǐn)(yáo)(shào)(zhàn)(wāng)&祁毛禹狄&米贝明臧(qí)(máo)(yǔ)(dí)(mǐ)(bèi)(míng)(zāng)&计伏成戴&谈宋茅庞(jì)(fú)(chéng)(dài)(tán)(sòng)(máo)(páng)&熊纪舒屈&项祝董梁(xióng)(jǐ)(shū)(qū)(xiàng)(zhù)(dǒng)(liáng)&杜阮蓝闵&席季麻强(dù)(ruǎn)(lán)(mǐn)(xí)(jì)(má)(qiáng)&贾路娄危&江童颜郭(jiǎ)(lù)(lóu)(wēi)(jiāng)(tóng)(yán)(guō)&梅盛林刁&钟徐邱骆(méi)(shèng)(lín)(diāo)(zhōng)(xú)(qiū)(luò)&高夏蔡田&樊胡凌霍(gāo)(xià)(cài)(tián)(fán)(hú)(líng)(huò)&虞万支柯&昝管卢莫(yú)(wàn)(zhī)(kē)(zǎn)(guǎn)(lú)(mò)&经房裘缪&干解应宗(jīng)(fáng)(qiú)(miào)(gān)(xiè)(yīng)(zōng)&丁宣贲邓&郁单杭洪(dīng)(xuān)(bēn)(dèng)(yù)(shàn)(háng)(hóng)&包诸左石&崔吉钮龚(bāo)(zhū)(zuǒ)(shí)(cuī)(jí)(niǔ)(gōng)&程嵇邢滑&裴陆荣翁(chéng)(jī)(xíng)(huá)(péi)(lù)(róng)(wēng)&荀羊於惠&甄曲家封(xún)(yáng)(yū)(huì)(zhēn)(qū)(jiā)(fēng)&芮羿储靳&汲邴糜松(ruì)(yì)(chǔ)(jìn)(jí)(bǐng)(mí)(sōng)&井段富巫&乌焦巴弓(jǐng)(duàn)(fù)(wū)(wū)(jiāo)(bā)(gōng)&牧隗山谷&车侯宓蓬(mù)(kuí)(shān)(gǔ)(chē)(hóu)(mì)(péng)&全郗班仰&秋仲伊宫(quán)(xī)(bān)(yǎng)(qiū)(zhòng)(yī)(gōng)&宁仇栾暴&甘钭厉戎(nìng)(qiú)(luán)(bào)(gān)(tǒu)(lì)(róng)&祖武符刘&景詹束龙(zǔ)(wǔ)(fú)(liú)(jǐng)(zhān)(shù)(lóng)&叶幸司韶&郜黎蓟薄(yè)(xìng)(sī)(sháo)(gào)(lí)(jì)(bó)&印宿白怀&蒲邰从鄂(yìn)(sù)(bái)(huái)(pú)(tái)(cóng)(è)&索咸籍赖&卓蔺屠蒙(suǒ)(xián)(jí)(lài)(zhuó)(lìn)(tú)(méng)&池乔阴欎&胥能苍双(chí)(qiáo)(yīn)(yù)(xū)(nài)(cāng)(shuāng)&闻莘党翟&谭贡劳逄(wén)(shēn)(dǎng)(zhái)(tán)(gòng)(láo)(páng)&姬申扶堵&冉宰郦雍(jī)(shēn)(fú)(dǔ)(rǎn)(zǎi)(lì)(yōng)&郤璩桑桂&濮牛寿通(xì)(qú)(sāng)(guì)(pú)(niú)(shòu)(tōng)&边扈燕冀&郏浦尚农(biān)(hù)(yān)(jì)(jiá)(pǔ)(shàng)(nóng)&温别庄晏&柴瞿阎充(wēn)(bié)(zhuāng)(yàn)(chái)(qú)(yán)(chōng)&慕连茹习&宦艾鱼容(mù)(lián)(rú)(xí)(huàn)(ài)(yú)(róng)&向古易慎&戈廖庾终(xiàng)(gǔ)(yì)(shèn)(gē)(liào)(yǔ)(zhōng)&暨居衡步&都耿满弘(jì)(jū)(héng)(bù)(dū)(gěng)(mǎn)(hóng)&匡国文寇&广禄阙东(kuāng)(guó)(wén)(kòu)(guǎng)(lù)(quē)(dōng)&欧殳沃利&蔚越夔隆(ōu)(shū)(wò)(lì)(wèi)(yuè)(kuí)(lóng)&师巩厍聂&晁勾敖融(shī)(gǒng)(shè)(niè)(cháo)(gōu)(áo)(róng)&冷訾辛阚&那简饶空(lěng)(zǐ)(xīn)(kàn)(nā)(jiǎn)(ráo)(kōng)&曾母沙乜&养鞠须丰(zēng)(mǔ)(shā)(niè)(yǎng)(jū)(xū)(fēng)&巢关蒯相&查后荆红(cháo)(guān)(kuǎi)(xiàng)(zhā)(hòu)(jīng)(hóng)&游竺权逯&盖益桓公(yóu)(zhú)(quán)(lù)(gài)(yì)(huán)(gōng)&复姓：&万俟司马&上官欧阳(mò)(qí)(sī)(mǎ)&(shàng)(guān)(ōu)(yáng)&夏侯诸葛&闻人东方(xià)(hóu)(zhū)(gě)(wén)(rén)(dōng)(fāng)&赫连皇甫&尉迟公羊(hè)(lián)(huáng)(fǔ)(yù)(chí)(gōng)(yáng)&澹台公冶&宗政濮阳(tán)(tái)(gōng)(yě)(zōng)(zhèng)(pú)(yáng)&淳于单于&太叔申屠(chún)(yú)(chán)(yú)(tài)(shū)(shēn)(tú)&公孙仲孙&轩辕令狐(gōng)(sūn)(zhòng)(sūn)(xuān)(yuán)(líng)(hú)&钟离宇文&长孙慕容(zhōng)(lí)(yǔ)(wén)(zhǎng)(sūn)(mù)(róng)&鲜于闾丘&司徒司空(xiān)(yú)(lǘ)(qiū)(sī)(tú)(sī)(kōng)&第五言福&百家姓终&百家姓常姓的来历&和代表人物&1、相传在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以常为氏的古人相当多。相传周族与商族的首领高辛氏次妃为常仪，以善占月之晦、朔、弦、望著名。古代“仪”与“娥”同声通用，故后世的嫦娥奔月故事有可能是由常仪演化而来的。又有曾被黄帝任命为大司空的常先，这是见于史载的最早的常姓。因此，常姓应该说五千年前就有了，是为河南常氏。&2、出自姬姓，以邑为氏，为卫康叔的后裔。据《元和姓纂》及《通志·氏族略》等所载，周武王灭商后，封其弟（文王幼子）于康邑，世称康叔封。后周公（武王之弟）又将原来商都周围地区和殷民七族封给康叔，建立了卫国。卫国于前254年沦为魏的附庸，又于前209年为秦所灭。周初，周公大肆分封诸侯，诸侯又分封采邑。卫康叔把他的一个儿子封于常（今山东滕县东南）。卫国灭亡后，其后裔有以国为氏姓卫，也有以邑为氏姓常的，史称常姓正宗。同时，也不能排除殷商后裔有改姓卫或常的。是为山东常姓。&3、出自战国时吴国公族之后裔。据《姓氏考略》所载：“吴后有常姓”，是为江苏常氏。&4、出自恒姓，为避讳改姓。北宋真宗名赵恒，古时“恒”“常”同义，故因避皇帝讳，改恒姓为常。恒姓本是楚国公族恒思公之后，这一支常姓族人主要繁衍于江苏的东海沿岸一带。&姓氏分布&常姓发源于今山东西部，最初，常姓是以此地为主要的繁衍中心的。战国末年，常姓主支便繁衍于今河南、河北南部等地，并已散居于大江南北。汉初有一支常姓迁入山西，形成以太原郡为中心的一大望族。同时，山东西部常姓起源地也形成了一大望族。汉末至三国时，常姓有一支迁入四川。魏晋南北朝时，有常姓迁入甘肃。隋唐时，新丰（今陕西临潼）人常衮迁居福建。宋代，常姓已多分布于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并有常姓迁居福建、广东，最后到达云南、贵州等地。至明清，常姓已广布于我国大部分地区。清代以后，又有部分满族人融入常姓。从历代繁衍迁徙情况看，常姓在北方的山西、山东、河南、陕西、河北、甘肃分布最广，江苏、四川、浙江次之。&郡望堂号&堂号：“知人堂”：唐朝常何，贞观时为中郎将。太宗要百官上书议论国事，常何是武人，不会写，只好请门客马周代写了三十多条。太宗看了很高兴，表扬常何写的好。常何不愿偷功，就告诉太宗说：“我不识字，这是门客马周代写的。”太宗马上封马周为监察御史，并表扬常何知人，赐予绸缎三百匹。常姓又以“太原”为堂号。&郡望：太原郡：战国秦庄襄王四年（前246年）置郡，治所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秦时相当今山西五台山和管涔山以南、霍山以北地区。北魏复为郡，相当今阳曲、交城、平遥、和顺间的晋中地区。&平原郡：西汉置郡，治所在平原（今山东平原县西南），相当今山东平原、陵县、禹城、齐河、临邑、商河、惠民、阳信等县，大致为今山东西部地区。&河内郡：楚汉之际置，治所在怀县（今河南武涉西南），相当今河南黄河以北，京汉铁路（包括汲县）以西地区。西晋移治野王（今河南沁阳）。&武威郡：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以原匈奴休屠王地置郡，治所在武威（今甘肃民勤东北）。元鼎后相当今甘肃黄河以西、武威以东及大东河、大西河流域地区。东汉移治姑臧（今甘肃武威）。&姓氏家谱&山西：常氏宗谱一百五十卷、太谷常氏家乘不分卷、夏县常氏五房谱不分卷&江苏：丰县常氏家谱六卷&江西：万载大北门常氏族谱（卷数不清）&山东：泰安常氏族谱十一篇&湖南：长沙欧塘常氏六修家谱首一卷（卷数不清）&历史名人&常志美：清代山东伊斯兰教学者。他精于波斯文，注意研究宗教哲学。于阿拉伯文经稿著述之外，还重视讲授波斯文的经典教义，后来发展为中国伊斯兰教寺院经堂教育中的山东学派，影响很大。&常遇春（）：明朝名将，今安徽怀远人，曾为朱元璋建立明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善射，力大无比自称能率十万之众横行天下，军中号称“常十万”。1369年在攻克开平（今内蒙闪电河北岸）凯旋途中暴卒，追封开平王。&常林：河南温（今河南温县）人，三国曹魏时任大司农，封高贵乡侯，其后代历魏晋南北朝，有多人入朝为官。&常惠：今山西太原人，汉代官至右将军。他曾随苏武出使匈奴，被拘留十余年而始终不屈。获释回国后被昭帝拜为光禄大夫，封长罗侯，后代替苏武为典属国。常惠之后又有数人封侯，太原常氏由此显赫。班固所作的《汉书》也曾特别为他列传。他为汉朝与西域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贡献。&百家姓的来历& &姓，是标志家族系统的称号，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先决条件，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姓，与原始的姓并非同一概念，而是包含了古代的姓与氏两方面的内容。&中华民族的姓，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公社初期的人，以为每个氏族都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有血缘关系，往往以此作为本氏族的名称，即氏族的微号，这就是图腾。“图腾”系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摘要》中明确指出：“图腾一辞表示氏族的标志和符号”。有些图腾，后来转化为人的姓。由于那时的子女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氏族称号，即一个氏族名下的成员都出自一个母系祖先。“姓”的造字属于会意，古形体是由“人”和“生”组成，意为人所生，因生而为姓。用“女”与“生”组合成姓字，最早见于秦国该石《诅楚文》，意思是女子所生为姓，生而有姓。因此，中国早期的许多姓，如姬、姒、姜、赢等，都带有“女”字。&氏是姓衍生的分支，出现较晚，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为古代贵族标志宗族系统的称号。“氏”的造字方法是象形，早在甲骨文中就有，解释为木本，即植物之根；后来转注为姓氏的氏，就是取水之源头、木之根本的意思。&《左传·隐公八年》记有：“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这是说，帝王立有德之人为诸侯，根据他的出生血统赐给姓，分封给他土地并且根据封地命名氏。由此可见，先秦时的姓与氏，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社会职能上说，二者的不同点在于：姓是决定是否能够通婚的依据，氏则是用来区别贵贱的，正如南宋史学家郑樵《通志·氏族略序》所说：“氏所以别贵贱的，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回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能”。& &战国时期，奴隶制宗法制度的崩溃，姓与氏已无什么区别，姓氏成为表明个人及所生家庭的符号，亦即郑樵所云：“三代（即夏、商、周三个朝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见于文字记载正式将姓氏混用的，是西汉时的司马迁，他在《史书》中写秦始皇曰“姓刘氏”。此后，或言姓，或言氏，或兼言姓氏，都是一个意思，即实际是专指姓。尽管如此，生活在封建社会的人，仍然有贵与贱之分，其区分依据就是看有无“地望”，即“以地望明贵贱”。地望，就是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晋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家庭，意思是世居某郡，以当地所仰望。&随着姓氏的产生，姓氏之学逐渐兴起。《汉书·艺文志》所裁《世本》15篇，据说系战国时史官所撰，是中国最早系统记裁姓氏来源的典籍。&此后，姓我著作层出不穷，例如：西汉有史游的《急就章》；东汉有王符的《潜夫论·志氏姓》，应劭的《风俗通义·姓氏篇》；南朝宋有何承天的《姓苑》，齐有王俭的《姓谱》，梁有王僧孺的《百家谱》、徐勉的《百家谱》；北齐有魏收的《魏书·官氏志》；唐代有官修的《氏族志》，柳冲的《大唐姓系录》，韦述的《开元谱》，柳芳的《永秦谱》，张九龄的《姓源韵谱》，林宝的《元和姓纂》；宋代有无名氏的《百家姓》，邵思的《姓解》，王应麟的《姓氏急就篇》，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郑樵的《通志·氏就篇》；明代有吴沈等的《千家姓》，凌迪知的《古今万姓统谱》；清代有熊峻运的《新纂氏族笺释》，任若海的《太平图话姓氏综》，张澍的《姓氏寻源》，等等。这些姓氏书，尽管由于受时代的=阶段的制约而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仍可为今天的姓氏研究提供许多有用的资料。&那么，从古至今中国人到底有多少姓呢？据《半月谈》报道，“中华民族的姓氏多达11939个”。这些姓氏，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几乎都有一番来历，都蕴含着一段生动有趣的故事，归纳起来，分门别类，大致有以下十几种来源：&一、以国名为姓氏。夏、商、周三代，尤其是周朝，大小诸侯国遍布神州，有许多国的王族以国名作为姓氏。&二、以邑、亭、乡名为姓氏。邑指采邑，也叫食邑、采地或封地，是奴隶社会时期诸侯封给卿、大夫的连同土地上劳动的奴隶在内的土地。乡、亭都是古代行政区划，秦汉时，大体上十里一亭。每乡约12500户，十亭为一乡。&三、以居住地为姓氏。一般是无封土之人采用这种方式，其中复姓较多，大都表示出不同环境的居住地点。&四、以先人的名或字为姓氏。&五、以祖上谥号为姓氏。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死后，根据其生平行为褒贬善恶所加的称号叫溢号。&六、以爵位为姓氏。爵位是君主国家对贵族所封的等级。&七、以亲属的排行为姓氏。&八、以官职为姓氏。&九、以技艺为姓氏。&十、以德行或著闻之事为姓氏。&十一、因赐姓、避讳而改姓。赐姓即天子、皇帝赐给臣民的姓。避讳，是指凡遇到皇帝或尊亲的名字都不能直接说出或写出。&十二、因避仇、避祸而改姓。&十三、少数民族的姓及其改姓。古代北部、西部和西北部的匈奴、鲜卑、羌、氏、羯等少数民族原有的复姓、三字姓、四字姓，经过多次民族融合，有的已改成单姓，和汉族的姓氏融合为一体。&十四、其他。& &【百家姓歌】&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诸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 &孔曹严华&金魏陶姜&戚谢邹喻&柏水窦章&云苏潘葛&奚范彭郎& &鲁韦昌马&苗凤花方&俞任袁柳&酆鲍史唐&费廉岑薛&雷贺倪汤& &滕殷罗毕&郝邬安常&乐于时傅&皮卡齐康&伍余元卜&顾孟平黄& &和穆萧尹&姚邵堪汪&祁毛禹狄&米贝明臧&计伏成戴&谈宋茅庞& &熊纪舒屈&项祝董粱&杜阮蓝闵&席季麻强&贾路娄危&江童颜郭& &梅盛林刁&钟徐邱骆&高夏蔡田&樊胡凌霍&虞万支柯&咎管卢莫& &经房裘缪&干解应宗&丁宣贲邓&郁单杭洪&包诸左石&崔吉钮龚& &程嵇邢滑&裴陆荣翁&荀羊於惠&甄魏家封&芮羿储靳&汲邴糜松& &井段富巫&乌焦巴弓&牧隗山谷&车侯宓蓬&全郗班仰&秋仲伊宫& &宁仇栾暴&甘钭厉戎&祖武符刘&景詹束龙&叶幸司韶&郜黎蓟薄& &印宿白怀&蒲台从鄂&索咸籍赖&卓蔺屠蒙&池乔阴郁&胥能苍双& &闻莘党翟&谭贡劳逄&姬申扶堵&冉宰郦雍&却璩桑桂&濮牛寿通& &边扈燕冀&郏浦尚农&温别庄晏&柴翟阎充&慕连茹习&宦艾鱼容& &向古易慎&戈廖庚终&暨居衡步&都耿满弘&匡国文寇&广禄阙东& &殴殳沃利&蔚越夔隆&师巩厍聂&晁勾敖融&冷訾辛阚&那简饶空& &曾毋沙乜&养鞠须丰&巢关蒯相&查后荆红&游竺权逯&盖后桓公& &万俟司马&上官欧阳&夏侯诸葛&闻人东方&赫连皇甫&尉迟公羊& &澹台公冶&宗政濮阳&淳于单于&太叔申屠&公孙仲孙&轩辕令狐& &钟离宇文&长孙慕容&鲜于闾丘&司徒司空&亓官司寇&仉督子车& &颛孙端木&巫马公西&漆雕乐正&壤驷公良&拓拔夹谷&宰父谷粱& &晋楚闫法&汝鄢涂钦&段干百里&东郭南门&呼延归海&羊舌微生& &岳帅缑亢&况后有琴&梁丘左丘&东门西门&商牟佘佴&伯赏南宫& &墨哈谯笪&年爱阳佟&第五言福&百家姓终& &================================&这是姓氏的来历，不是百家姓的来历&百家姓，前面几个的排列，与当时的社会有关，但还有一个原因是押韵。& &据说作者是宋时吴越国人。当时吴越国臣服于宋。赵，是皇帝姓；钱，是吴越国主的姓。后面几个，据说是皇后、妃子，已无定论。我倒觉得很可能是贵族。
百家姓--尹&姓来源& & & & & 来源于:internet& &发表日期:& &浏览次数:127& & & & & & & & & & & & 尹姓来源& & & & & & 一、以邑为氏& & & & & & 相传，远古帝王少昊金天氏有子名殷，担任工正官(掌管百工技巧)，被封于尹城(今山西隰县东北)。后来，殷的子孙便以封邑名称为姓氏，姓尹。& & & & & & 尹氏以邑(地方)得姓，出自少昊的后代。传说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少昊为黄帝的二十五子之一，殷是少昊的儿子。殷因任工正之官而被封于尹城，他也因此被称为尹殷，尹氏因此得姓。古尹城在今河南省宜阳县西北、新安县东南，也有人考证说其在今山西省隰县东北，因为两地相距不远，因此，今河南西北与山西西南交界一带，是古尹氏的发源地之一。尹殷的子孙袭其职位，世代任工正，一直生活在尹这个地方。即使到了周朝，尹氏子孙世代袭为卿士，其封地仍在尹这个地方。因而，先秦时代，尹氏的主要聚居地在今河南西北、山西西南的交界区。& & & & & & 上古时期，只有到了父系氏族公社的建立和原始社会解体时期，人类的历史才逐步建立。尹氏先民的活动则和这一时期的部落联盟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奴隶社会，尹氏宗族的活动与奴隶社会紧密联系的宗法制、诸侯争霸、奴隶制思想文化息息相关；在封建制度逐步确立的战国时期，封建经济、政治的发展促进了各国的兼并战争和思想战线上的“百家争鸣”，它影响了尹氏宗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总之，由于资料的不足，先秦时期尹氏历史及其名人并不十分翔实，但它仍能曲折而较详尽地反映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 & & & & & 除了少昊之子殷因任工正被封于尹城而世称尹殷之外，尹氏最早的名人要数担任帝尧之师的尹寿了。传说尹寿是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因博学多才而被召为帝尧之师。尹寿任帝尧老师时，要求尧讲求仁义道德，并对尧讲授无为之道，即以无为来治理天下，实行仁政，与民休息，以实现无为而无不为。我们从帝尧即位后采取的种种仁政、无为而治的方略来看，他确实是以尹寿教授的仁义道德、无为来治理天下的。可见，作为尧师的尹寿，对当时整个社会民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外，据说尹寿还曾传道于彭祖。彭祖是舜的大臣，竭忠辅佐舜治理天下。& & & & & & 夏代有记载的一位尹氏人物叫尹谐。尹谐是夏代最后一个国君夏桀的大臣。夏桀为帝期间荒淫无道，诸侯都来讨伐他。最终，他被商汤击败流亡而死。作为夏桀大臣的尹谐，也在这场混乱中被商汤杀死。& & & & & & 西周时期最早见于史载的尹氏名人是尹逸。尹逸是周朝的史官，因此又名史佚。尹逸和当时的太公、周公等被合称为“四圣”。虽然关于尹逸的具体事迹史书记载甚少，但既然能与太公、周公齐名，当是西周一位起辅佐作用的贤臣。& & & & & & 西周时期另一位尹氏名人是周穆王时的尹轨。尹轨是位有道之士，居住在终南山& & & & & & (今陕西秦岭山脉)。周穆王是周朝的第五代国君，好巡游征战，为政严酷，曾令人作五刑三千条。周穆王虽不是一个好君王，但为了表彰自己有仁义道德之心，他曾召见尹轨”。至于他向尹轨询向了什么样的治国方略，是否认真采纳了，由于史书未载，不得而知。& & & & & & 西周时期最著名的尹氏人物就是前文曾提及的尹吉甫了。尹吉甫是周宣王时的大臣，是辅佐周宣王修文武大业、实现周朝中兴的重要人物之一。周厉王时，其残暴的统治激起了国人起义，厉王被流放于彘(今山西霍县)而死，大臣拥立太子静为王，是为周宣王。宣王即位后，任用贤臣召穆公、周定公、尹吉甫等为辅佐，整顿朝政，使业已衰落的周王朝重又复兴。尹吉甫的主要功业是讨伐侵扰周朝的少数民族。宣王五年(前823年)，猃狁(即西戎)内侵焦（禾+艹+隹+又）& & & & & & (今陕西泾阳县北，一说今山西阳城县西)，进至泾水(今陕西境内)北岸，逼近周朝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周宣王令尹吉甫率军反击。尹吉甫指挥有方，兵士作战勇敢，在彭衙(今陕西澄城西北)，两军交战，尹吉甫率军奋勇冲杀，大胜猃狁，一直打到太原(今甘肃镇原一带)，迫使猃狁向西北逃去。尹吉甫平定西北后，凯旋而归，又发兵向南攻打淮南夷。尹吉甫很快使淮南夷归顺，并向他们征收贡物。尹吉甫的赫赫战功，深受周宣王的赏识。周宣王封吉甫官名为尹，任为内史，辅佐自己。后来，宣王把钜& & & & & & (今河北南安县)赐给尹吉甫，作为封邑。尹吉甫是周宣王中兴的重要辅臣，也是尹氏得姓的先祖之一。& & & & & & 二、以官得姓& & & & & & 尹作为官名，主要存在于先秦时代。甲骨卜辞中有王令尹、多尹，为从事农作或做王寝之官，另外还有所谓的族尹，当为一族之长。商、周时尹常做官号，西周时，尹还可以是官吏的范称。现存最早的一部古书《尚书》和西周金文中有“百僚庶尹”、“百尹”、“诸尹”之称，意即百官、百僚。当时尹还是作册、内史之长，如铜器铭文中常见“册尹”、“内史尹”之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以尹为官者不多，现能见到的文献中尹多为较低官位的官职。如《论语·国语》称关吏、门吏为关尹和门尹。《礼记·檀弓》中有“工尹商阳”，工尹就是工官之长；《礼记·月令》提到的奄尹，是宦寺之长；《杂记》里所说的里尹，则为一里之魁首。& & & & & & 尹氏以官(官名)得姓，产生于周代。尹作为官名，在商、西周时期是辅弼天子的大官，职位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周宣王时一名叫兮甲的重臣，字伯吉甫，曾任师尹，以尹为氏，世称尹吉甫，尹氏因此得姓。据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载：“师尹，三公官也，以官为氏。周有尹吉甫。”这里所说的尹吉甫，即为姓兮名甲、字伯吉甫(甫一作父)的宣王重臣，尹是官名，故名尹吉甫。吉甫任太师，是周宣王时的重臣，位居三公(太师、大傅、太保)之首。“师尹”之名见于《诗·小雅·节南山》：“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毛传》曰：“师，太师，周之三公也；尹，尹氏，为太师。”另外，史书记载，吉辅的儿子为尹伯奇。由以上可知，“以官为氏”的尹姓，源于西周宣王时的尹吉甫，始于吉甫之子尹伯奇。& & & & & & 尹氏以官得姓，现在仍有历史碑记可资验证。汉代豫州(今河南)从事尹宙载其先辈：“出自有殷，乃迄于周，世作师尹，赫赫之盛，因以为氏。”与史书记载相吻合。因：此，我们可以确认，尹氏以官得姓为其得姓来源之一，无可置疑。& & & & & & 上古时期，还有一个叫尹寿的，传说是帝尧的老师，居住在古河阳(今河南孟县)；夏桀有个臣子叫尹谐，大概居住在今陕西东北(尹谐在夏商交战时被汤杀死)。周代，尹氏除了在周中央政权任职外，周之列国中亦多有尹氏：郑国(今属河南)有尹河；晋国(今属山西)有尹铎，赵筒子曾派他到晋阳(今山西太原一带)；秦国(今属陕西)有尹喜，曾任函谷关令。作为南方的楚国(今湖北一带)，其长官也多称尹，可能亦有尹氏分布。另据《通志·氏族略》记载：“今汾州尹吉甫墓，即其地也。”也就是说尹吉甫生前活动的地方在汾州。古汾州为今山西汾阳。从这些记载中，可知先秦时代的尹氏分布地主要在今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区。& & & & & & 介绍文件& & & & & & 尹姓迁徒史& & & & & & 尹姓迁徙史& & & & & & 秦汉时期& & & & & &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中华大地，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秦朝。由于秦始皇的横征暴敛和严刑苛政，秦王朝二世而亡，只存在了15年。经过4年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刘邦统一全国，建立起汉王朝，史称西汉。西汉王朝在公元8年被王莽篡代。公元25年，刘氏宗族刘秀击败各对手，重新统一全国，实现汉室中兴，史称东汉。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称帝洛阳，东汉灭亡。& & & & & & 秦至汉的440余年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时期。大一统的社会环境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及交流创造了条件。这一切，又都为人口的迁徙流动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尹氏宗族人口大量增：加，人口的分布较先秦时代更为广泛，迁徙流动也十分频繁。从尹氏宗族名人的出生地、迁徙地，可以看出其大致情形。& & & & & & 秦汉时期尹氏的分布地主要在北方。像汉武帝时的酷吏尹齐为东郡茌平(今属山东)人；昭宣帝时的酷吏尹翁归为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宣帝时的经学大师尹更始为汝南(今河南上蔡)人；成帝时酷吏尹赏为巨鹿杨氏(今河北宁晋)人；成帝时的御史大夫尹忠是魏郡(今河北临漳)人；东汉光武帝时的经学大家尹敏为南阳都阳(今河南方城东)人；和帝时的太尉尹睦为巩(今河南巩县)人。& & & & & & 秦汉时期尹氏人物迁徙活动范围也主要在北方。这一时期，北方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中心区域，也是各种人员迁徙、流动的中心区域，其中自然不乏尹氏人物。如武帝时的酷吏尹齐出生于山东，在陕西、河南都曾长期为官；昭宣帝时的酷吏尹翁归出生地也为山东，但长期在关东为官，后又供职京师，迁徙于北方各地；成帝时的酷吏尹赏出生于河北，但主要活动地域都在长安、三辅地区；成帝时的御史大夫尹忠，生于河北，为官时一直居住京城长安，后因参与治理黄河又长驻河南、山东境内。至于那些在秦汉、两汉之际，四处征战、出生入死的尹氏豪杰，像汉高祖时的尹恢，两汉之际的尹尊，东汉光武帝时的尹绥，更是居无定所，四海为家。尹家人物频繁的迁陡活动，扩大了尹氏的地域分布，也为人员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 & & & & 另外，秦汉时期尹氏开始向南方发展，在西南一些地方还成为大姓。东汉初年，掸舸一带形成了四大著姓做龙、傅、尹、董，他们还为东汉统一西南地区做出过贡献。明帝时会稽(今浙江绍兴)太守尹兴，主要活动于今浙江一带。桓帝时的经学大师尹珍，出生于掸舸毋敛(今贵州独山)。尹珍因感到家乡文化落后，曾到汝南学习经书，学成后回乡教授，对南方的文化发展影响至深。尹珍官至荆州(今湖北一带)太守，活跃于湖北地区。& & & & & & 总之，秦汉时期的大一统与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为尹氏人口的增长和迁徙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尹氏的分布与迁徙范围日益扩大，作为一个北方大姓，其踪迹正不断向南拓展。& & & & & &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 & & & & 秦汉大一统社会持续了400余年后，被分裂战乱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所代替。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突出的特点是北方各政权的封建割据和南方经济的发展。三国以后，北方相继出现了许多封建割据政权，它们之间为了争夺土地和人民，展开了连年的混战，人民群众掀起的反剥削反压迫斗争，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形势更加动荡复杂。相反，南方在这一时期略显安定与和平，北方不堪战乱的各族人民纷纷南迁。北方人民的南迁，补充了南方劳动力的不足，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 & & & &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尹氏在全国的分布格局同秦汉时期一样，没有大的改变，仍主要遍布在北方的各地。在尹氏发展史上值得大书的是，这一时期，尹氏在今天的甘肃发展为望族。如在天水(今甘肃天水)、西州(今甘肃中部和西北部一带)等地，都分布有大量的尹氏族人，这一时期这两地尹氏名人的频出也印证了这一点。如后秦大将尹纬、南北朝的文臣武将尹冲、尹弘以及北魏的尹挺等均为天水人；后秦的大将军左史尹东是西州人。& & & & & & 同秦汉时期相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尹氏的迁徙和活动范围更趋广泛。南迁的人数大大多于秦汉时期，在南方涌现许多尹氏名人。如三国时的尹默为梓潼涪(今四川绵阳东)人，南朝尹略为淮南(今安徽寿县)人。南迁的尹氏宗族同其他南迁的各族人民一道，共同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加速了各民族的融合与交流，对中华民族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 & & & & 隋唐时期& & & & & & 隋唐，特别是唐末，开创了尹氏大规模南迁的时期。尹姓是发源于我国北方的一个典型的北方姓氏，其南迁始于汉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南迁的步伐有所加快，隋唐特别是唐末，则是他们大举南迁的时期。唐末的藩镇割据战争主要发生于北方，南方相对稳定，南方的经济发展有逐渐赶超北方的趋势，因此，此时北方人大举南迁，尹氏宗族也夹杂其中，开始了大规模南迁的时代。这一时期南方尹氏名人迭出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一迁徙趋势。& & & & & & 北方各地仍是尹氏人物的主要聚居地。如初唐与徐敬业发生战斗的尹元贞及诗人尹懋，均为河间(今河北河间)人；孝子尹思贞、道士尹情(yin)、书法家尹守贞，均为天水(今甘肃天水)人；工部尚书尹思贞为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研究老庄思想的尹章为绛州乐寿(今河北献县)人，等等。这一时期北方的尹氏著名人物多出生于甘肃天水与河北河间，是与这两大尹氏郡望的形成和发展分不开的。& & & & & & 南方尹氏族人持续增多。隋唐时期湖北襄阳一带已经形成尹氏在南方的一个聚居地，名人不断涌现，像尹嗣宗、尹怦父子都是襄阳人。这一时期南方其他地区的尹氏人物也不断增多，至于在南方亦官亦商的尹氏人物，则更不尽其数。& & & & & & 宋元时期& & & & & & 两宋是一个战乱不已，积贫积弱的时代。但她却创造了非凡的文明，像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除造纸术外，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都是在此时出现的。蒙元统治者重用汉人，在各个领域内也创造了丰硕的成果。在上述时代背景下，尹氏宗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 & & & & 继隋唐时期尹氏宗族首次大举南迁后，此时，尹氏继续南迁，足迹几乎遍及江南各地，他们在那里生根安家，世代居住。在宋元时期长达300余年的战乱中，北方各族人民一直未中断南迁的步伐，南迁范围之广，数量之大，前所未有。据统计，宋元时期江南江北书之于史的尹氏著名人物有：儒官如尹拙，颍州汝阳(今安徽阜阳)人；尹瞻，温江(今属浙江)人；尹躬，永新& & & & & & (今江西永新)人；尹希善，吉水(今江西吉水)人；尹起莘，遂昌(今属浙江)人；尹沂，（品+山）(今属湖南)人；尹谦孙，茶陵(今湖南茶陵)人。画家如尹质，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尹可元，汉州(今四川广汉)人。词人如尹济翁，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尹谷，谭州长沙& & & & & & (今湖南)人，等等，不胜枚举。& & & & & & 北方作为尹氏的发源地，这一时期仍是尹氏宗族的主要聚居地，名人不断涌现。像尹氏三大理学家尹源、尹洙、尹（彳+瞿）代居住在洛阳；尹氏将领尹崇珂生于大名（今河北大名)，尹继伦出生于开封浚仪(今属河南开封)，尹宪出生于晋阳(今山西太原)；画家尹白为汴(今属河南开封)人；孝子尹莘是汴梁洧川(今属河南开封)人。& & & & & & 明清时期& & & & & & 明清社会是我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进一步强化及其走向衰败的时期。它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晚期，距近现代社会的曙光已经不远，社会的发展进步，各种物质条件的日益成熟，为人员的流动提供了方便，促进了人员的交流与迁移。这一时期尹氏的分布，已基本遍布全国各地。& & & & & & 明清时期尹氏族人继续向江南迁徙，在今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福建、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地的许多市县，都有大量尹氏不断迁入、定居、繁衍。在江西省，南迁的尹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聚居地，发展成为当地的大姓、著姓，如江西永新、吉水两地，由于尹氏族人不断涌入，形成了尹氏名门望族，尹氏名人不断涌现。在这两地的许多村庄里，尹氏人口占绝大多数，至今，这里的许多村庄仍以“尹”命名。& & & & & & 在北方，河北、甘肃两地的尹氏宗族人口相对较集中，特别是在天水、河间的两大郡望里，尹氏始终是当地大姓望族，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杨& 义于胡部下随大军从明帝都应天府（南京）出发，参与首将忽都沙攻打高黎贡山寨,获马二匹,解官到三十一年,平定蛮干寨，获首级一颗,&解官蒙赏钞三十锭,又复攻潞江景罕寨，杀败贼众，将腾冲土人起送云南,住种功劳无比，战功显赫，威震八方，受到朝廷尝试，钦封：正千户。&千户所设正千户一人，正五品副千户二人，从五品，镇抚二人，从六品其属，吏目一人。千户所统辖十百户，百户领总旗二，总旗领小旗五，小旗领军十。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人。&管军千户指挥到建交二年,&蒙赏钞七十贯,又念其骁勇善战，战功显赫，功劳无比，发回复业开设守御千戸所衙门,派留云南镇守疆土,永乐四年,&跟随指挥李升功打干崖、平定云南，驻留云南，逐落业于腾越（现腾冲）。&洪武十五年(1382年)从此定居腾越，生儿育女，世居云南。于永乐十七年十月（一四一五）病故（任职十九年）！
一、关于历史必然性之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即将胜利之际和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初，并没有打算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讲话，突出强调了中国需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断言在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将“在一个长时期中”保持不变。这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思想发展的表现。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新中国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其经济制度，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但是，随着建国后头三年国民经济的奇迹般地恢复，一系列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条件和因素迅速生成，历史把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课题，提前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第一，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顺利完成和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的巨大成功，，新生的人民政权日益巩固和强大起来。人民民主专政的上层建筑，以其巨大的能动作用，影响了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并为这一改变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先有上层建筑，而后有经济基础的。按照一般政治教科书的解释，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规律的特殊表现形式。对此，也有学者提出“上层建筑同样具有决定性作用”。我们姑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恰当，就当时的现实来看，这个社会上层建筑的变动对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其能动作用的巨大，的确是超乎寻常的。&既然新中国一开国即已建立起了与社会主义国体相一致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政治制度，那么，这个根本政治制度势必要求与其相匹配的根本经济制度迅速建立起来，以为其提供充分的物质支持。换言之，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产生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上层建筑——即人民民主专政（也即实质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一经确立，就必须着手建立、巩固并扩大自己所适应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否则，这个政权就不可能存在下去。&于是，在强大的政治力量驱动之下，新中国开始了经济制度的变革。这正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能动作用的突出表现。&第二，正是在上层建筑的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之下，作为恢复经济的最重要的物质前提——对官僚资本的全面没收，使新生的人民政权顺利而迅速地建立起了坚实的国营经济基础，一开始便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具有了最现实的可能性。&在夺取革命胜利的同时，人民民主政权一方面坚决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收回长期被帝国主义盘踞的海关，管制对外贸易，实行外汇管理，用管制、征购、征用、代管等措施，接管了上千家帝国主义在华企业，使其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另一方面，采取“原封不动，完整接受”的办法，全面没收原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产阶级经营的一切工厂、矿山、商店、银行、仓库、铁路、码头、船舶、邮电及其他企业，把它们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其中包括2400多家银行，2858&个工业企业，十几家垄断性商业贸易公司，2万多公里铁路等。这些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约占旧中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占全国工矿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垄断着全国的经济命脉。&对于这笔巨大的垄断资本的完整接收，使新中国的国营经济几乎在一夜之间迅速建立起来，并直接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一巨大成功，甚至超出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意料之外。1949年，国营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已占到37.7%，而到经济恢复工作完成的&1952年，这一比重增加到了56%。国营经济一开始就是标准的社会主义经济。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支配地位的确立和日益巩固，为整个国家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在经济恢复工作中，中央人民政府实行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空前统一，使国民经济开始走上计划经济的轨道。这一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成为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因素。&1950年2月，为了制止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根本扭转当时全国财政经济的混乱局面，中央人民政府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主要实行“三个统一”：（1）统一全国财政收支，将国家收入中的主要部分统归国库，集中使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以争取财政收支平衡；（2）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使国家所有重要物资，如粮食、纱布、工业器材等集中由中央管理使用，以调节供求，控制市场价格，与投机资本进行有效斗争；（3）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所有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以减少社会上货币流通量，增加国家能够使用的现金。&这“三个统一”，是为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所必须的。而且，它对经济恢复工作的成功，也切实地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这种由中央政府对全国财政经济实施高度统一的集中管理的做法，实际上是新中国经济对于“计划手段”的第一次尝试。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尝试。由此，整个国民经济开始被逐步引向计划经济的轨道。而计划经济在当时被绝对地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标志。因此，这种高度统一的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成为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道路的第一个路标。&第四，在恢复经济过程中，国家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帮助民族资本主义私营企业摆脱了停工歇业的困境，但同时也把它们初步纳入到了国家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轨道中来，使随后到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具备了现实条件。&旧中国的民族资本在现代经济中力量十分薄弱。解放前夕，在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肆意兼并之下，民族工商业日趋衰落，大多濒临破产或半破产的窘迫境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革命时期保护民族工商业的经济纲领，依照政协《共同纲领》所制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采取一系列调整政策，积极帮助私营工商业渡过难关。这些政策包括：扩大国家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促其恢复生产；协调企业中的劳资关系，保障企业的生产的正常秩序；统一制定各行业的产销计划，以销定产，指导经营。通过这些合理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从停工歇业的困境中解脱了出来，达到了发展生产，这种调整，也使得私营工商业与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必需的联系。国家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对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管理与监督，其中还对部分私营工商业实行了公私合营。这使它们别无选择地被逐步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轨道中来。事实上，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序幕已由此拉开了。&第五，也正是在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一些资本家惟利是图、危害国家的各种非法行为暴露出来。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尖锐对立，由此引发了“五反”运动。反对资产阶级的任务，被提上日程。&在调整工商业之初，多数资本家还是守法的，但是随着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他们惟利是图的本性逐渐暴露出来。在利益的驱动下，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行各种违法犯罪的经济活动，到1951年前后，私营工商界偷税漏税现象已经相当普遍，其他诸如行贿欺诈、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等不法行为也屡见不鲜，严重危害了人民的利益。&为此，1951年底至1952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三反”、“五反”群众运动。把清理党政军机关内部的腐化现象和打击社会上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紧密结合起来，惩处了一批大“三害”（即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子和有“五毒”&行为（即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不法资本家。&运动给了资产阶级一个沉重打击，同时，也反映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开始尖锐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早在1951年7月，刘少奇在向中央党校学员作报告时即表示：实行工业国有化是一个严重的步骤，性质是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方式现在不能决定，实行的时间和方式要看当时的情况才能决定。资产阶级的恶劣态度可能逼迫我们要早些，并采取激烈的方式来实行这一步。1952年6月，毛泽东则明确提出：“在打到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由此，反对资产阶级、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任务，已经提上了日程。而与此相对应的社会现实，更加促成了这一任务的施行：经过“五反”运动，“很多资本家实际上丧失了或基本上丧失了控制企业的权力。”“民族资产阶级事实上不可能再照旧生存下去，除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已没有别的选择。”&第六，作为朝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已开始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不仅存在现实的必要性，而且在最初阶段上，也确实是由中国农民自愿的互助合作要求所引发的。&作为经济恢复的一个主要条件，土地改革的完成，在我国广大农村，农民土地所有制取代了封建剥削制度。它一方面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但另一方面，个体经济的不稳定性，造成了新的两极分化的产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已经突显出来。&在当时，为了抗御天灾人祸和采用农业机械发展生产，以及集中人力兴修水利等，个体经营状态下的农民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而且，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已经开始，初级形式的互助组，很好地体现了“自愿”、“互利”的精神，受到较普遍的欢迎。当然，后来的出现了“一刀切”现象的高级社阶段超出了农民的觉悟水平，情形就不同了。应该说，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最初是农民自己发动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向来不肯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毛泽东把这种落后形象地称之为“尾巴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便顺理成章地走到群众的前面去，领导中国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除了上述生成于中国国内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条件之外，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持别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及其对中国建设的支援，加之西方世界对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的围攻，都成为影响中国向社会主义迅速转变的重要的外部因素。&总之，正是由于以上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一历史性转变，改变了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在中国革命胜利之际所设想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保持不变的社会发展道路。但这个改变是历史的选择，并非毛泽东个人对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放弃。&二、几点思考&通过上述分析，如果我们已经得出了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由新民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是历史的选择这一结论，那么，关于这一历史性转变是否“来得过早”的讨论，就显得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了。但是人们似乎仍不免对这一转变的“提前”到来感到遗憾，认为它不符合《共同纲领》所设计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发展轨道。而且认为，后来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曲折，也是由此而引发的。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首先，历史的发展，不可能完全沿着某种事先设想好了的轨道一成不变地走下去。既使这种设想是现实的，是有确切的客观依据的。诚然，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在中国革命胜利之际并没有打算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设计了新民主义纲领几十年不变的社会发展道路。但是，当国民经济恢复任务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奇迹般地顺利完成之时，如前所述，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条件已然成熟并且非常现实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这时的毛泽东，并不象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果断决定改变新民主主义道路，向社会主义迈进，并不是对历史的误会，相反，是对历史要求的及时顺应。当然，在今天看来，如果按照毛泽东最初的设计，新民主主义制度在新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使资本主义得到“广大的发展”，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打下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那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成长会更加稳健，或许会避免后来的曲折。但是，历史不能假设。当时的历史条件，已不允许推迟这一历史性转变启动的时间。所谓“历史的选择”，实际就是别无选择。&其次，回顾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得失，我们看到，它的确既有成就，又存在问题。对于成就，我们不必重述，其问题主要表现在：转变过程太急，形式过于单一，公有化程度过高，相关因素协调不够，形成了排斥市场机制的高度计划经济，造成了长期集中控制的僵化经济体制……对于这一系列问题，本文无意分析它们的形成经过，但要强调说明的是，这些问题，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特别是在这一过程的后期，出现的各种失误造成的，而不是因为这个过程本身的“提前开始”所引起的。按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要求，这个“过渡时期”、也即实现历史转变的过程，本应该更长一些（从1953年算起，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一点的时间来完成过渡）。结果，在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指导于，这个长度被大大地缩短了（仅仅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过渡时期应该开始得更晚一些。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用比较形象的比喻来表述，可以说：经过三大改造所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非不足月的“早产儿”，而只是由于接生过程的草率，才留下了我们已知的那些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