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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5-04-26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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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OECD):2060年展望——全球的长期经济增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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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呈现了根据一个新模型得出的研究成果,该模型预测了未来50年经合组织成员国和主要非OECD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及出现的失衡情况。基线情景假设,各国进行了与财政整顿,以稳定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本文将基线情景与若干不同情景(假设)进行了比较。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非经合组织成员的G20成员国的增长速度将继续超过经合组织成员国,但在未来几十年,这两类国家经济增速的差距将大幅缩小。与此同时,未来50年全球经济的构成将出现重大变化。如果不进行雄心勃勃的政策改革,将会出现全球失衡,这可能会损害经济增长。然而,大胆的财政整顿行动与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既能够提高长期生活水平,又能通过减轻全球失衡来降低增长遭到严重破坏的风险。
关键词:增长;;长期预测;人力资本;生产率;储蓄;经常账户;财政与结构性政策;全球失衡
主要政策信息
l本报告呈现了根据一个新模型得出的研究成果,该模型预测了未来50年经合组织成员国和主要非OECD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及出现的失衡情况。基线情景假设,各国进行了渐进的结构性改革与财政整顿,以稳定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本文将基线情景与若干不同情景(假设采取了更激进的政策)进行了比较。
l一旦克服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未来50年全球GDP的年均增长率可达3%左右。持续的财政和结构性改革将推动经济增长,并且增速相对较快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产出中占比的不断上升将使全球经济增长得以维持。
l非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将继续超过OECD成员国,但两者之间的差距在未来几十年将缩小。非OECD国家的年增长率将从过去10年的超过7%下降到21世纪20年代的约5%,并下降到21世纪50年代的3.5%左右,而OECD成员国的趋势增长率年均约为1.75%-2.25%。
l未来50年,世界各经济体的相对规模将出现重大变化。中国和印度快速的经济增长将使两国GDP之和(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很快超过七国集团(G7)成员经济体的GDP总和,到2060年甚至将超过当前所有OECD成员国的GDP总和。
l尽管低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快速,但在2060年,各国间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仍将持续。到2060年,最贫穷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将增长三倍以上,而且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增长将,但这些国家以及在2060年的生活水平仍将仅为领先经济体生活水平的25%-60%。
l如果不采取更具雄心的政策改革,会损害经济增长。随着当前经济周期的展开,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规模可能会增加,并且到2030年可能恢复到危机前的峰值水平。许多OECD成员国的政府负债将超过一定水平的债务阙值&&有证据表明,债务水平超过该阈值将对利率和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从长期来看,全球利率可能会开始上升。
l与采取温和的政策改进措施的基线情景相比,更为大胆的结构性改革和更具雄心的财政政策可以使长期生活水平平均提高16%。目标远大的产品市场改革(会提高),可以使。促使实现最优劳动参与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的政策可以使GDP平均提高近6%。
在过去几十年中,支撑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是由技术创新驱动的效率提升。我们认为,在未来几十年,这种效率提升会在更广泛的国家中发挥重要作用。实际上,技术扩散驱动的收入趋同通常会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本报告勾勒出了OECD和非OECD的20国集团国家从当前危机到2060年的增长变迁的潜在过渡路径,主要关注技术进步、人口结构变化、财政调整、全球失衡与结构性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本文将基线情景(假设进行渐进的结构性改革和财政整顿,以稳定政府债务/GDP的比率)与若干不同情景(假设采取了更激进的政策)进行了比较。
增长愿景
根据如下框架(在该框架内,各国的人均GDP预计会收敛于长期增长路径,该长期增长路径与各国本身的资源禀赋、政策以及制度一致(专栏1)),全球经济在未来50年的增长情景将受到教育、技术进步和劳动参与率方面的发展情况的影响。一旦走上该长期增长之路,预计所有国家将保持相同的增长速度(该增速将取决于全球的技术进步率)。尽管如此,人均GDP的跨国差距仍将存在,这主要反映了各国在技术水平、资本密度和人力资本方面的差距。而后者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结构性条件(structural conditions)和政策方面的差异。在未来几十年内,结构性条件和政策可能会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特别是由持续的全球化所诱发的经济环境变化。因此,全球经济的长期基线情景(baseline long-run scenario)包括了若干领域的一些政策演变,这些政策演变将导致各国出现一定程度的结构性趋同(structural convergence)。我们假设,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的改革仍将继续,并且在财政方面,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在中期内保持稳定。
因此,政策改革在本文提出的情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确保全球储蓄与投资保持均衡(国家层面的失衡反映在经常项目中),该增长情景还考虑了全球宏观经济的影响。虽然基线情景包含重大的政策改革,但仍存在深化改革提高趋势增长率的空间,正如在G20相互评估程序(MAP)背景下所强烈要求的那样。我们将在其它情景中进行探讨。
本报告的基础假设是,危机仅降低了当前和未来几年的,对趋势增长率并没有永久性影响。另外,在保持跟踪长期关注焦点的过程中,往往会忽略长期需求不足对趋势产出的潜在影响。因而,相应的长期情景提供了一个相对乐观的全球经济长期前景。实际上,许多其他因素也被忽略,包括债务无序违约的可能性、贸易中断以及增长的潜在瓶颈(由于对不可持续使用)。
专栏1.长期宏观经济预测
虽然并不存在单一的经济增长理论,但人们广泛支持以下模型:在该模型中,人们预计,各国人均GDP将收敛于各自的,各国的稳态增长轨迹由全球技术发展与各国具体的结构性条件和政策之间的接口决定(所谓的&条件收敛&)。从长期来看,预计所有国家都将以相同的速度增长,该增速取决于全球的技术进步率,但人均GDP的国别差距依然存在,这主要反映了技术水平、资本密度和人力资本方面差异。
经济的供应端包含一个标准的总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aggregate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规模报酬不变),其中主要包括作为生产要素的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以及技术进步(所谓的&)。多要素生产率用产出与总投入之间的差额来衡量。为了构建潜在GDP指标(以2005年不变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我们预测了生产函数的这些组成部分到2060年的值(相似方法,请参见伊斯特利[Easterly]和莱文[Levine,2001年;OECD,2013年;杜瓦尔[Duval]和德拉梅宗纳夫[de la Maisonneuve],2010年;和福尔[Four&]等人,2010年)。对2013年之前生产函数所有组成部分的预测大体与2012年5月版OECD预测一致,尽管部分非OECD的短期预测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2年)。对人力资本的预测(始于2011年)例外,因为没有可用的短期预测。
模型的财政方面借助基本财政收支的财政关闭原则(&rules,即加强政府预算约束&&译者注)来确保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在中期内保持稳定,这要么通过基本财政收支的逐步改善来稳定债务,要么规定一个具体的(通常较低的)债务与GDP比率目标来实现。债务清偿根据市场利率变动而变动,但有滞后性,这反映了债务的期限结构。我们认为,债务水平的提高会导致各国财政风险溢价上升(艾戈特[&Egert],2010年;劳巴奇[Laubach], 2009年)。各国进一步确保了全球均衡。
OECD成员国的私人储蓄率由以下因素决定:人口因素(包括老年人口抚养比与少儿抚养比)、财政收支、贸易条件、生产率增长、石油进出口净额()以及信贷可得性(参见[Kerdrain]等人,2010年)。总储蓄为公共与私人储蓄之和,尽管一定程度上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私人储蓄减少抵消了公共储蓄增幅的40%(例如,罗恩[R&hn], 2010年)。对非OECD国家来说,我们根据老年人口抚养比与少儿抚养比、贸易条件、信贷可得性、公共支出水平(公共社会保障的近似替代指标)以及生产率增长方面的发展态势模拟得出总储蓄率。在假设折旧率仍稳定在近期历史水平的情况下,从预测的资本存量中得出投资预测。除了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产出外,结构性政策不会对投资产生影响,尽管这一结论忽略了一些表明以下事实的证据:产品市场监管法规改革与就业保护法案的改革可以提高投资率(艾莱斯那[Alesina]等人,2005年;艾戈特[Egert,2009年;]等人,2010年)。
本报告对经济增长及财政失衡与全球失衡进行了长期预测,其中结构性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基线长期情景包括了若干领域的一些政策演变:
●各国间受教育程度继续趋同,这毫无疑问依赖于教育体系的扩张,在当前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国家尤其如此;同时,预测的劳动力参与率取决于受教育程度的发展态势。
●产品市场和贸易的监管条例相对严格的国家,被假定逐步向2011年在OECD国家观察到的平均监管立场趋同。其他国家的监管规则保持不变。这意味着,当前那些监管立场比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更为严厉的国家,多要素生产率增长得更快。
●我们假定,非OECD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逐步增加,其占GDP的比例平均提高4个百分点,达到与OECD国家平均公共支出水平相似的程度。我们进一步假定,增加社保方面的支出采用不会对公共储蓄产生影响的方式融资。
●对私人信贷占GDP比例进行预测的基础是,各国的金融发展水平逐步向美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趋同(假定与美国的差距以每年2%的速度缩小)。例如,这意味着,金砖国家信贷供应的平均水平从2010年仅为美国水平的1/3增长至2060年的约3/4。
用于长期预测的方法的更多细节,包括将结构性因素与GDP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参数化、包括通过新回归估计(参见约翰逊[Johansson]等人,2012年)。
①这些预测考虑了法定正常退休年龄的提高,到2020年才实施(见经合组织养老金展望,2012a)。对当前老年劳动者的退出率进行调整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捷克、德国、西班牙、爱沙尼亚、法国、英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新西兰、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土耳其和美国。
2.增长的决定因素
从历史角度看,各国在多要素生产率(MFP)以及人力资本(程度较小)方面的差距解释了各国在人均GDP方面的大部分差距(例如,伊斯特利和莱文,2001年;杜瓦尔和德拉梅宗纳夫,2010年)。如图1A所示,东欧国家、拉美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联邦)与美国在多要素生产率方面差距尤其巨大。日本、韩国和瑞士等数个高收入经济体与美国之间也存在巨大的生产率差距。
这些差距的逐步缩小也为过去十年人均GDP的增长做出较大的贡献(图1B),与此同时,考虑到余下的差距,多要素生产率很可能是未来的关键推动因素。此外,一些国家受教育程度存在巨大的改善空间,如葡萄牙、土耳其、南非、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历史上看,尽管资本深化有助于经济增长(在低收入国家尤为显著),但由于资本收益递减,对大多数国家来说,资本深化本身不太可能促进长期增长。这也许不适用于无形资本&&无形资本在发达经济体中越来越重要,并且未来在新兴经济体中也可能变得更加重要(安德鲁斯[Andrews]和德&塞尔[de Serres],2012)。然而,可以在多要素生产率增长中考虑无形资本的未来贡献。最后,在过去十年中,劳动是人均GDP增长的重要原因,但展望未来,这种情况可能被逆转,因为大多数国家将面临人口老龄化,这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图1.许多国家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方面的追赶空间
A:生产要素对与美国人均GDP差距的贡献度,按2005年不变计算,2011年1
B:增长的驱动因素对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的贡献,2000-2011年
1.&因为分解以乘法表示,为了确保GDP组成部分的百分比差距之和等于人均GDP差距,分解以百分点差值取对数表示。人均GDP等于多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有形资本/GDP)/(1-&)以及就业人口/总人口的乘积,此处&表示劳动份额。
在大多数国家,人口老龄化将降低劳动年龄人口的占比
人口老龄化(因为生育率下降以及寿命的普遍延长)给趋势增长率造成了潜在负面影响,因为老龄化导致劳动年龄人口(目前定义为年龄在15-64岁之间的人口)占比不断下降,这给劳动参与率带来潜在负面影响。人口预测表明,未来50年亚洲、东欧国家以及南欧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将尤其迅速,这些国家老年抚养比率将增加一倍以上,中国甚至增加三倍(图2A)。与此同时,据预测,在未来半个世纪中,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会减少(平均减少约9个百分点)(图2B)。然而,在这方面,一些新兴经济体不同于高收入国家:南非和印度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将上升。在这些国家,这一效应就是近期生育率下降所带来的著名的&人口红利&,生育率下降会降低一代人之后的少儿抚养比率(布鲁姆[]等人,2003年)。考虑到各年龄群体的变化情况,未来50年,全球总人口预计将年均增加0.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些国家相对较高的总人口增长率将拖累人均GDP增长(例如讲英语的国家及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
图2.大多数国家将出现人口老龄化
A:传统定义上的老年抚养比率稳步上升
65岁以上人口数与15至64岁人口数之比(%)
B: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年龄人口稳步减少
15至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来源:联合国和欧盟统计局。
移民净流入仅会温和降低老年抚养比率
从长期来看,如果移民流量仍然足够大并且长时间维持下去,那么移民净流入可以对人口增长及劳动年龄人口产生巨大影响。移民以两种方式促进人口增长。首先,移民会增加一国总人口,其次,因为女性移民的生育率一般高于本地居民,所以移民通常对平均生育率有积极影响。如果之前的趋势持续,据预测,移民净流入的积极贡献是:要么缓解一些欧洲国家的人口下降,要么甚至会抵消本国人口的减少,尤其是在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此外,由于外来移民主要由适龄主要由构成,所以在过去移民降低了抚养比率。这一效应在移民率高的国家尤为显著,如卢森堡、西班牙或德国,而则呈现出相反态势,如爱沙尼亚或波兰。如果未来移民的年龄构成保持不变,那么预计一些国家的抚养比率上升状况也将有所缓解(图3)。即便如此,鉴于预计的抚养比率巨大的平均升幅(到2060年升高26个百分点)以及对移民的劳动力参与率的合理假设,移民净流入将无法抵消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的负面影响。
图3. 2010年在国外出生的人口使老年抚养比率平均降低约2个百分点1,2
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与15至64岁人口数之比,%
注:1.预测假设,过去的净移民趋势将继续,移民的年龄构成仍将保持不变。相关分析仅覆盖了位于欧洲的OECD成员国,因为我们可以获得这些国家按年龄划分的移民数据。
2.本图显示了2010年总人口以及本国人口中的老年抚养比率,两者之间的人口差值代表的贡献。
来源:欧盟统计局。
需要结构性改革来维持劳动力的参与率
未来的劳动参与率由以下两个因素决定:最近各(the most recent cohorts)的劳动参与率情况以及不同年龄组相对(后者受人口发展的驱动)。尽管之前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比率下降,以及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增加,都有助于维持总劳动参与率,但预测表明,这些趋势将不足以抵消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在政策不变的情况下,未来50年高收入国家的劳动参与率(15岁以上人口)将平均下降5个百分点(图4)。
图4.&在政策不变的情况下,预计劳动力的参与率将会下降
在政策不变的基准情景中,15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
&&&&注:1.该图只显示了进行年龄组别分析的OECD国家的劳动力参与率趋势。。
来源:《长期增长情景》,OECD经济部工作论文No.1000,即将发布。
然而,在基线情景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并未完全转化为劳动参与率的下降。鉴于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参与率的,亟需进行结构性变革(一定程度上由政策改革推动)来维持未来的总劳动参与率。基线情景中包含了这两种结构性变化:
l我们假定,受教育程度提高的长期趋势将持续。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时间延长会降低较年轻人群加入劳动力队伍的比率。然而,对于受过教育的劳动者来说,他们一旦完成学业就加入劳动力队伍的可能性更大,并且在年老时退出劳动力队伍的可能性也更小。由于上述相互抵消的力量,受教育程度的预计提高只会温和地提高劳动参与率&&2060年平均提高0.5个百分点,尽管在一些国家这种影响明显要大得多(例如,土耳其、墨西哥、韩国、意大利和匈牙利)。
l暗含的假设是:法定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与寿命挂钩,以便使每个年龄组的劳动时间的比重保持稳定。目前,OECD国家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占其寿命的43%,从国别看该占比的范围在不足35%(如土耳其)至50% (如冰岛)之间。这一平均劳动时间占()(所谓的健康期望寿命[active life expectancy],指个人在良好状态下的平均生存年数&&译者注)的比例在未来50年中保持不变。换句话说,健康寿命的平均持续时间将延长,但相对来说,要短于预期寿命,这与&休闲需求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加&的观点一致。另外,我们假定,近期提出的养老金改革方案(到2020年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按计划实施。
如果政策支持这些结构性变化,那么在未来半个世纪,整个OECD的劳动力参与率(15岁以上人口)将基本保持目前60%的水平不变。然而,劳动时间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比重维持不变并不意味着劳动参与率固定,因为后者还取决于不同年龄组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权重。因此,一些国家的劳动力参与率预计仍将下滑(例如,波兰、韩国、葡萄牙、日本和斯洛文尼亚),而其他国家的劳动参与率预计将出现上升(如智利、爱沙尼亚、土耳其、墨西哥和美国)(图5)。
图5.&基线情景中,预计劳动力参与率将出现相对很小的变化1
基线情景中15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
注:1.&基线情景假设:受教育程度继续提高,并且实施政策改革以保持&健康预期寿命&不变(尽管寿命发生了变化)。这也解释了与老年劳动者当前退出率相关的近期退休年龄的变化。该图只显示了进行年龄组别分析的OECD国家的劳动力参与率变化趋势。数据显示的是每5年的平均劳动力参与率,以期与以五年间隔划分的人口年龄组相匹配。
来源:《长期增长情景》,OECD经济部工作论文No.1000,即将发布。
失业率将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我们假定,OECD国家的趋势失业率逐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当前的趋势失业率高于危机前水平),劳动力投入维持不变。与危机前水平相比,大约一半的OECD国家失业率升幅超过2个百分点,并且一些国家的长期失业率大幅上升,如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德&塞尔等人,2012年;OECD,2011年)。从中期来看,受经济危机严重影响的劳动力群体(即青年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的持续失业风险较高,特别是因为摆脱失业的可能性与失业时间负相关(即失业时间越长,恢复就业的可能性越小)(范登伯格[Van den Berg]等人,1996年;德&塞尔等人,2012年)。因此,预测假设,趋势失业率仅逐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选定的是年之间趋势失业率的最低值),并且(趋势)失业率的持续性取决于许多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和制度,如税楔、在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方面的支出以及失业替换率(unemployment replacement rate)(这些政策与失业之间的联系,例如参见德&塞尔等人,2012年)。一些非OECD国家适用不同的体制,这反映了以下事实:当前其中一些国家的趋势失业率相对较高,随着经济发展,这些国家的趋势失业率可能会向下调整。因而,在趋势失业率目前高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国家(例如,阿根廷、巴西、俄罗斯和南非),我们假设,失业率将逐步向OECD国家平均水平收敛。最后,我们假设,在趋势失业率目前低于OECD平均水平的国家,趋势失业率维持不变。
人力资本将继续改善
总的来说,尽管投入生产的劳动数量不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将成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在过去,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会趋同(莫里森[Morrisson]和穆尔廷[Murtin],2009年),而且在年间(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4年,对于那些20世纪70年代教育水平起点非常低的国家,其技能的提升尤为巨大(例如,韩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土耳其和巴西)(图6)。在&预计工资回报将源于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这一合理假设下,成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存量的演变被转化为人力资本存量价值的显著改善。
的这种累积趋势在未来半个世纪仍将持续。因此,未来50年,成年人口受教育的平均年限预计将平均增加2年,年龄在25-29岁人群的受教育程度将缓慢向当前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即韩国,该国的教育水平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提高)收敛。对收敛的解释通常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就个人及整个社会而言,教育的回报递减;二是,受教育年限增加的成本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上涨(明塞尔[Mincer],1974年;普萨卡拉波罗斯[Psacharapoulos]和帕特诺斯[Patrinos],2004年)。据预测,印度、中国、土耳其、葡萄牙和南非的教育水平将显著提高(图6)。然而,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巨大差异在长期内将持续存在,因为衡量受教育水平的存量指标涉及全部成年人口,因此提高劳动者受教育水平进展缓慢。
图6.&受教育程度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提高
成年人口受教育的平均年限
来源:《长期增长情景》,OECD经济部工作论文No.1000,即将发布。
假设资本密度逐步趋于稳定
在大多数但并非所有发达国家,(非住宅)生产性资本(此处被定义为除住宅以外的生产性资本)与趋势产出的比率一直相对稳定(图7)。在这些国家,未来几十年资本密度预计将继续保持稳定。然而,许多国家的资本密度表现出一种明确的近期趋势,据预计,在这些国家,这种近期趋势将逐步消失,以至于潜在的资本-产出比率保持稳定。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就是OECD国家中的例子(这两个国家近期的资本深化可能与矿产类大宗商品热潮相关),而中国和印度则是新兴市场国家中的重要例证。
然而,未来的资本-产出比率将受到资本的实际成本的影响,因为资本实际成本的变化转化为资本密度的反向变化。&资本成本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实际利率的变化,实际利率变化有多种原因,其中包括经济所处的周期性阶段、使全球储蓄与投资相等的财政风险溢价。例如,随着政府债务不断增加,放贷人就会要求提高债务利率,这给带来上行压力,从而降低了资本密度。与全球储蓄率下降相关的全球利率的普遍上涨(在随后部分将进行讨论),解释了为何在基线预测期末大多数国家资本密度略有下降。
图7.&预计资本密度将大体稳定
部分国家的资本与趋势产出的比率
A:资本密度近期稳定的国家
B:资本集度近期增加的国家
来源:《长期增长情景》,OECD经济部工作论文No.1000,即将发布。
效率的提高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生产投入要素的总体生产率(以多要素生产率衡量)的持续提高将是未来50年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全球MFP的年均增长率预计为1.5%。但据预测,当前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国家(如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速快于较为发达的经济体(图8)。这反映了每个国家的生产率增长由以下两个因素推动:全球技术进步率(预计每年增长1.3%,即相当于年间在发达经济体中所观察到的MFP的平均增长率),以及国家&追赶&生产率水平(该生产率水平与其潜在结构性条件相一致)的速度。
贸易开放度与国内竞争激励程度(特别是由边境及国内产品市场法规决定)&对生产率增长有积极影响(例如,[Bloom]等人,2009年;阿格因[Aghion]和豪伊特[Howitt],2009年)。的确,通过促进技术扩散,提高贸易开放度加快了向技术前沿的收敛速度,并因此提高了生产率增长率。此外,更广泛的竞争压力为公司提供了改善生产效率的强大激励,从而加快了赶超进程并提高了生产率长期可达到的水平。经过几十年的时间,这些法规可能会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那些最初相对限制竞争的国家缓慢地向当前OECD国家普遍盛行的更加开放、更具竞争性的环境收敛,这是基线预测中所包含的假设。
图8. 年,各国多要素生产率(MFP)趋于收敛1
初始MFP水平与基线情景中的年均增长率
&&&&注:1.在基线情景中,我们假设,产品市场法规在相对限制性的国家有所放松,到预测期末达到OECD国家在基线年(2001年)的平均水平。
新兴国家将维持全球经济增长,但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不断下降
刚刚描述的预测框架暗示,在未来半个世纪中,世界经济将年均增长约3%,像以前一样,增长的主要动力是生产率提高及人力资本积累(图9)。到2060年,OECD整体的趋势GDP年增长率预计为2%左右,从当前危机中复苏之后,许多国家的增长率会不断下降。但全球增长仍相当稳定,因为增长相对快速的国家在世界产出中的占比将逐渐增加。事实上,非OECD国家的增长速度将继续超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未来几十年增长率差距将不断缩小。在21世纪20年代,预计非OECD国家的年均增长率将从过去十年的7%以上下降到约5%,并到21世纪50年代将继续下降到约3.5%(过去十年水平的一半)(见附表)。在2020年之前,在本研究所涵盖的国家中,中国将成为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但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速将被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超过。这部分反映了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速度以及(因此)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速度都要快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图9.&教育和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推动着各国间GDP的收敛
2011-2060年,推动增长的各因素对实际GDP年均趋势增长率的贡献
接下来的50年中,各国经济的相对规模将发生巨变
未来50年,我们将见证全球GDP的国家份额发生巨大变化(图10)。基于2005年购买力平价,我们预计,中国在2012年将超过欧元区,再过几年将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现在印度正在超越日本,预计在未来20年将超过欧元区。中国与印度较快的增长意味着,到2025年左右二者的GDP之和将超过7个主要OECD经济体(G7)的GDP之和,到2060年,前者将比后者的1.5倍还要大,而2010年,中国与印度仅占七国集团GDP之和的不到一半。令人惊讶的是,到2060年,这两个国家的GDP之和将超过整个OECD国家(基于现在的成员国)的GDP总额,但目前仅相当于后者的1/3。
图10.&全球GDP构成将发生巨变1
以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球GDP的百分比
注: 将34个OECD国家与8个20国集团中非OECD国家的GDP总和视为全球GDP。
来源:《长期增长情景》,OECD经济部工作论文No.1000,即将发布。
人均GDP差距将缩小,但各国之间仍存在巨大差异
全球GDP占比的上述变化将与各国间人均GDP收敛的趋势相匹配,然而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在生活标准方面仍将存在巨大差距。在未来半个世纪,预计非OECD国家的人均GDP的非加权平均值(以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将以约3%的年增速增长,相比之下,OECD国家的增速为1.7%。因此,到2060年,当前最贫穷国家的人均GDP将增长逾3倍(以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而最富裕经济体的人均GDP仅增长1倍。到2060年,中国与印度的人均收入将经历超过七倍的增长。赶超的程度在中国较为明显,这反映了过去十年中国特别强劲的生产率增长势头以及不断提高的资本密集度。这将使中国在2060年时的人均收入比美国当前的水平高25%,与此同时,印度的人均收入在2060年仅会达到当前美国水平的一半左右。
尽管&赶超&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但2011年与2060年的人均GDP排名预计仍非常相似&&相关系数为0.9(图11)。即使生产率和技能的差异缩小,但在这些要素上余下的差异仍是两者生活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此外,在少数几个OECD的欧洲成员国和一些新兴经济体,劳动力成本的差异还将继续是余下的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对一些老龄化更加显著及/或老年人劳动参与率较低的欧洲国家来说,尽管生产率与技能水平持续收敛,但这些因素足以扩大与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
图11.&尽管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均GDP大幅提高,但到2060年与美国的差距依然存在
生产要素对与美国人均GDP差距的贡献(按2005年不变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
注:1.为了确保GDP组成部分的百分比差距之和等于人均GDP差距,分解以点差异的对数表示,因为分解用乘法表示。人均GDP等于多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有形资本/GDP)&/(1-&)以及就业人口/总人口的乘积,此处&表示劳动份额。
来源:《长期增长情景》,OECD经济部工作论文No.1000,即将发布。
3.全球储蓄和经济账户失衡
全球储蓄率从长期来看将会下降,并且受中国与印度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短期,随着产出差距缩小,大多数OECD国家的私人储蓄率将面临周期性下降。私人储蓄率进一步下行的压力源自人口老龄化(图12)。人口结构的演变(以及老年人与未成年人抚养比率变化和预期寿命变化产生的影响)预计会使OECD国家的私人储蓄率中值到2060年降低约5个百分点。其中,预计对韩国、葡萄牙和墨西哥私人储蓄率的影响更大,为10-12个百分点以上,而对智利、以色列和西班牙私人储蓄率的影响为8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对包括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在内的许多最大规模的OECD国家而言,人口结构对私人储蓄的影响略低于OECD的中值。稳定广义政府债务所需的OECD公共储蓄的增加,至少在21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会抵消大部分私人储蓄的下降,日本与美国尤为如此,因此,只有在20年代中期之后,OECD的总(公共和私人)储蓄率才会出现明显下降。
图12.&储蓄率预计会下降
A:OECD私人与公共储蓄率(占GDP的百分比)1
B:总储蓄率(占GDP的百分比)
注:1.无法获得所有国家总储蓄在公共和私人储蓄之间的分解数据,故两者之和并不精确地等于OECD总储蓄。
来源:《长期增长情景》,OECD经济部工作论文No.1000,即将发布。
在规模最大的非OECD经济体中,人口结构对储蓄的预期影响差异性甚至更大,中国和印度是两个重要的极端例子。印度未成年人抚养比率下降的影响抵消了大部分老年人抚养比率温和上升对储蓄的影响,因此人口结构变化对储蓄的总体影响很小。相比之下,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后果是,预计老年抚养比率甚至比大多数OECD国家都上升得更快,而未成年人抚养比率基本不变。总之,这意味着到2060年中国储蓄占GDP比重的下降幅度非常大,约为40个百分点,其中约一半的下降是由人口结构引起的。除这些人口结构的影响外,所有新兴市场国家的储蓄率都存在其他下行压力,预计2040或2060年前这些影响会逐渐显现。2040年前,社会安全网逐步改善(通过使社会保障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增加4个百分点,达到与OECD国家平均值相近的水平),使储蓄占GDP比重下降7-8个百分点。2060年前,信贷可得性逐步提高,达到大多数OECD国家当前的信贷可得性水平,这通常会使储蓄率下降3-4个百分点。如果所有影响叠加在一起,2013至2060年,非OECD国家的总储蓄率的降幅将在5-40个百分点之间(未加权平均值为19个百分点)。
自相矛盾地是,尽管大多数国家的储蓄率不断下降,但随着高储蓄率国家在全球产出中份额急剧上升,全球储蓄率在21世纪30年代初之前仍将接近历史水平(图13)。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中国与印度的储蓄占全球储蓄的比例日益增加,从2010年略低于30%上升到2030年的近50%。2030年之后,由于拥有高储蓄率的非OECD国家增长放缓慢同时储蓄减少,全球储蓄率开始出现更加明显的下滑。然而,关于新兴经济体储蓄率的预测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首先,用来预测储蓄的面板方程通常低估了过去十年的储蓄增长,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储蓄增长,这表明,有其他&&可能是国别&&因素在起作用,并且/或者储蓄率超过基本面所支撑的水平。其次,新兴经济体的未来储蓄率可能会受到其它变化的影响,(例如)如果提供更全面的社会安全网或获得条件更宽松的信贷的实现速度比基线情景中假定的更快。其中一些因素的影响将在下一部分进行探讨。
图13.&新兴市场国家占全球储蓄的份额将上升
A:国民储蓄率(占GDP的百分比)
B:占全球储蓄的份额(%)
全球经常账户失衡会逐渐积累
预计在21世纪20年代末之前,全球经常账户失衡将会扩大,随后再次缩小(图14)。短期内,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扩大主要是产出缺口缩小的一种周期性反应,因为与那些盈余国(最明显的是中国,还有德国,以及盈余规模较小的日本)相比,本次危机前赤字规模最大的国家(美国最明显),普遍经历了更严重的经济衰退。从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的负面影响起主导作用,导致了大多数OECD国家经常账户余额下降,尽管德国、荷兰与一些北欧国家持续保持对外盈余。少数国家&&意大利、希腊和葡萄牙&&预计将持续保持大规模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10-15%)。这表明,这几个国家需要进一步采用一些政策响应,在很多情况下,响应包括采用新的财政整顿措施,因为在这些国家的政府债务仍然很高。由于潜在增长率的放缓,投资率的下降速度快于储蓄率,据预测,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在21世纪20年代末之前将不断扩大。石油出口国的经常账户盈余预计在2030年之前仅小幅增加,这反映出实际油价温和上涨平衡了石油出口国经常账户盈余不断下降的趋势。总之,到2025-2030年,经常账户失衡的规模(占世界GDP的比重)预计将接近危机前(2007年)的峰值。
图14.&未来20年全球失衡将上升
经常账户余额占全球GDP的比重(%)
来源:《长期增长情景》,OECD经济部工作论文No.1000,即将发布。
2030年之后,中国、美国和石油出口国的失衡规模预计都有所下降,从而使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总体上得到一些缓解。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结构对储蓄的负面影响预计比许多其他国家要小。中国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在21世纪30年代开始下降,因为老年人抚养比率上升较快,从而使储蓄率下降得更为迅速。石油出口国经常账户盈余的下降,主要是因为2030年后实际油价每年仅增长1%的技术性假设,以及总经常账户盈余对不断减少的石油盈余的预计响应。
4.大胆的结构性与宏观政策能够促进增长并减少失衡
产品市场自由化将加快趋同
鉴于下推动结构性改革,产品市场政策向OECD平均管制水平相对缓慢趋同的情景可能并不实际。如果在产品市场更快实现自由化,那么产生率差距收窄的速度可能会更快。例如,假设产品市场管制的目标是2011年五个&最佳实践&国(即美国、英国、爱尔兰、加拿大和荷兰)的平均管制水平,那么在2011-2060年期间,与基线情景相比,平均MFP增长率将年均提高0.2个百分点。这会使2060年的GDP相对基线情景平均增加10%,这种影响在监管规定相对严厉的国家(如中国、土耳其、斯洛文尼亚和希腊)更大。
劳动力市场改革能促进长期GDP增长
如同产品市场政策一样,可以设想比基线情景更深入的劳动市场改革,从而导致向更高的劳动参与率趋同(图16)。为了评估这种可能性,我们考虑了替代情景,在替代情景中,随着所有国家的个人缓慢向瑞士(在总参与率方面领先的国家之一)水平收敛,健康预期寿命方面的跨国差异将逐步消失。在该更深入的劳动市场改革情景中,为简单起见,忽略潜在政策对公共预算的任何影响,OECD各国的总参与率预计相对基线情景平均提高2.7个百分点,2060年达到62%左右。参与率的提高在意大利(13个百分点)、韩国(9个百分点)、以色列(8个百分点)和匈牙利(6个百分点)尤其明显。其他国家的劳动参与率将相对基线情景温和提高或与基线情景相比小幅下降。上述劳动参与率所带来的结果是,与基线情景相比,2060年GDP将平均提高约6%。
和结构性改革能减少失衡并促进增长
最后一个情景假设OECD综合实施了更富雄心的财政整顿政策和更深入的结构性改革,我们假定,OECD国家会比基线情景更快地紧缩财政预算,使债务比率下降到60%或更低(详情请参见约翰逊等人[2012年]和OECD[2012b])。结构性政策改革会使产品市场监管改善的速度更快,劳动力参与率更高以及下调税收楔子,以降低趋势失业率。此外,假定非OECD国家的福利与金融改革比基线情景中发生得更快:在基线情景中,2040年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假定将增加4个百分点,而在该情景中假定上述增幅到2025年就可以实现;同样,假定信贷的可得性(以占GDP的比重表示)在2035年就能达到基线情景到2060年才能实现的水平。
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宏观经济影响是促进潜在产出增长,使OECD及非OECD国家2060年的潜在产出水平最终都得到提高,前者提高约11%,后者提高约17%。然而,这一影响的规模在各国间有很大差异(图15),一般而言,在那些结构性政策目前相对最佳实践改善空间最大的国家影响最大。所有国家同时实施结构性和宏观改革的影响通常小于仅一个国家实施这种改革的情况,因为同时改革意味着全球利率上升,这会部分抵消结构性改革对GDP的积极影响。但以下国家除外,财政整顿规模巨大以至于国内降息抵消全球影响绰绰有余(例如希腊和日本)。
在实施综合改革的情景中,最大的获益者是韩国、意大利、比利时和以色列(在这些国家,提高劳动力参与率有巨大的潜在收益)以及希腊(当前希腊有相对严格的产品市场规制)。另一方面,加拿大、丹麦、冰岛与荷兰看起来从结构性改革中的受益较少,但这只是因为上述国家当前在产品市场管制或劳动力参与率方面处于最佳实践水平或与最佳实践接近。
图15.&更富雄心的结构性改革与财政整顿政策会提高GDP
与基线情景相比,2060年GDP水平的差异(%)
更富雄心的结构性改革与财政整顿会减轻全球经常账户失衡(图16)。这一改善主要来自一些非OECD国家(特别是中国)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减少,因为随着福利改革更迅速地实施,预防性储蓄下降得更快。此外,在许多OECD国家,更富雄心的财政整顿降低了经常账户赤字。
图16.&更富雄心的政策能减轻全球失衡
经常账户余额之和的绝对值除以2
来源:《长期增长情景》,OECD经济部工作论文No.1000,即将发布。
表A.1:趋势GDP和趋势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计算)3
趋势GDP的平均增长率
(2005年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趋势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
(2005年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斯洛文尼亚
印度尼西亚
沙特阿拉伯
世界未加权平均2
世界加权平均2
OECD未加权2
非OECD未加权2
OECD未加权2
非OECD未加权2
注:1.1995年或第一个可获得数据的年份。
2.对一些国家来说,计算总值始于1996年,这些国家样本在期间开始时的趋势GDP数据无法获得,用实际GDP来代替趋势GDP。
3.世界GDP是指34个OECD国家和8个非OECD国家GDP的总和。
本文作者:&Asa Johansson)、伊万&吉耶梅特(Yvan Guillemette)、法布里斯&(Fabrice Murtin)、戴维&特纳(David Turner)、朱塞佩&尼科莱蒂(Giuseppe Nicoletti)、克里斯汀&德拉梅宗讷夫(Christine de la Maisonneuve)、菲利普&巴格诺利(Philip Bagnoli)、纪尧姆&布斯凯(Guillaume Bousquet)、弗朗西斯卡&斯皮内利(Francesca Spinelli)
&&&& 本文作者:&Asa Johansson)、伊万&吉耶梅特(Yvan Guillemette)、法布里斯&(Fabrice Murtin)、戴维&特纳(David Turner)、朱塞佩&尼科莱蒂(Giuseppe Nicoletti)、克里斯汀&德拉梅宗讷夫(Christine de la Maisonneuve)、菲利普&巴格诺利(Philip Bagnoli)、纪尧姆&布斯凯(Guillaume Bousquet)、弗朗西斯卡&斯皮内利(Francesca Spinelli)
参考文献请参见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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