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尖山读书台看鲍照在湖北的行踪
明代刘养微《东冲山鲍照读书台》诗云：“鲍子读书台，危峰生翠微。六朝孤石老，千载到人稀。衡岳通元气，匡山对落晖。登台重回首，怀古一沾衣。”清代张礼源《鲍照读书台在东冲明月峰》诗云：“崇台划削似天成，记取风流旧著名。只此丹崖安木榻，曾持彩笔赋芜城。摩挲一卷云烟老，寂历空山风雨中。晚节莫怜才意尽，至今遗迹尚峥嵘。”清代胡醇更是理解鲍照的怀才不遇，在《登鲍明远读书台怀古》诗中云：“木落寒崖鹳雀哀，夕阳愁入鲍家台。流空日月堂堂去，拍座烟云故故来。骨肉至情难作别，帝王大度不容才。古今何限穷途泪，万里江山一酒杯。”康熙年间，清代翰林学士、广济（今武穴）县龙坪金德嘉曾为鲍照读书台题诗一首：“山鸡啼彻九天闻，万仞芙蓉五色云。台下青青书带草，至今人识鲍参军。”
鲍照读书台位于湖北省武穴市（原广济县）一尖山明月峰上，沿明月峰南拐拾古石级而上石巅处，五列巨石酷似放大的古书，象是五千年的中华文化等待后人来阅读。按照李四光的推算，这是第四世纪冰川移动产生的漂划巨台，和庐山地质构造完全相同。巨石之下凭空突出平坦的大石台，誉为读书台。早年间，此处四方石柱，鼎立台榭；八面景致，尽入台中。读书台海拔高度900米，东边紫云山，南涌沧浪水，西向天簌，北承太乙，此处亦是参禅修道之圣地。一尖山又名匡山，古时与庐山合称“匡庐”，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美誉。匡山又叫太平山，其主峰一尖山。民谚，“一尖、二尖，伸手摸天。”。这里，优美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交相辉映，“鲍照读书台”、“东冲积雪”、“云海瀑布”、“山观日出”、“光明寺”、“龙王庙”、“八卦顶”、“&一脚踏三县”等景观点缀其间。千百年来，无数贤士名流来此登高揽胜，留下许多美丽的传说和美妙的诗篇。
鲍照（约公元415-470年），字明远，祖籍东海（治所在今山东郯城），久居建康（今南京）。出身贫寒，浪迹天涯，先后进山东、下江苏、去江西，临海王刘子顼镇荆州时，鲍照任前军参军。刘子顼作乱，照为乱兵所杀。在南朝刘宋王朝时，鲍照与谢灵运、颜延之为元嘉“三大家”，其成就居“谢颜”之首，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诗人之一。
李白《赠僧行融》诗曰：梁有汤惠休，常从鲍照游。峨眉史怀一，独映陈公出。卓绝二道人，结交凤与麒。行融亦俊发，吾知有英骨。海若不隐珠，骊龙吐明月。大海乘虚舟，随波任安流。赋诗旃檀阁，纵酒鹦鹉洲。待我适东越，相携上白楼。诗的大意是：齐梁朝有个汤惠休，常常跟从鲍照游玩。峨眉名僧史怀一，独与陈子昂相映成辉。两位佛教朋友都是卓绝高人，喜欢结交鲍照和陈子昂这样的凤毛麟角的才子。行融僧你也是才识﹑情性﹑文采各领风骚的人物，我素来知道你有出众的品质与气概。大海虽然深，遮蔽不了明珠的光芒，黑色的龙骊像吐明月一样把它贡献出来。大海波涛汹涌，虚舟随波逐流，安然航行。你在旃檀阁赋诗，在鹦鹉洲纵酒，何其潇洒。下次我去东越的时候，我们携手上白楼纵酒赋诗。李白如此推崇鲍照，皆因俊逸之秉性想通，亦可见荆山楚水之魅力。
南北朝时，兵荒马乱，南北混战，鲍照生活在南北中国分裂，门阀士族当权的时代，一生关心国家命运，对刘宋王朝的政治深为不满。但由于“家世贫贱”而在宦途上饱受压抑。鲍照是宋代成就最高的诗人。他的诗歌思想内容较丰富，具有明显的社会意义。有些诗直接反映了人民在战乱和徭役压迫下的痛苦生活，表达了作者要求保卫国家的热烈愿望，和对士族门阀的揭露和愤怒抗议。鲍照的七言诗和杂言乐府继承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又有所发展，具有感情慷慨奔放，词采新奇丰盛，音节激昂顿挫的特点。尤其是他的七言诗，对于当时诗体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北魏延和二年（433），鲍照十八岁时，来到武穴（原广济县）一尖山隐居，拜妙严庵高僧慧定为师，潜修三年。鲍照在紧挨明月峰自然景观的巨石书案旁造台读书，写诗赋词，结庐而居。经常是妻伴夜读，用松明子照明，直到深夜，天刚蒙亮又起床习武。面对巍巍庐山和无边的沧浪之水，遥望今安庆方向大雷郡望江县，电闪雷鸣的雷池切断了兄妹的联系，写出了著名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抒情散文，生动地传达出匡山神态，成为千古名篇。
鲍照20岁（435）这年，在一尖山明月峰读书台作《拟行路难》（共十八首），我们来看看其中的第四、第六两首。
拟行路难·其四：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
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
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
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这首“泻水置平地”是鲍照《拟行路难》中的第四篇，抒写诗人在门阀制度重压下，深感世路艰难激发起的愤慨不平之情，其思想内容与原题妙合天然。
诗歌起笔陡然，入手便写水泻地面，既无波涛万顷的壮阔场面，也不见澄静如练的幽美意境。然而，就在这既不神奇又不玄妙的普通自然现象里，那流向“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水”，恰好比喻了社会生活中高低贵贱不同处境的人。“水”的流向，是地势造成的；人的处境，是门第决定的。接下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他并没有直面人间的不平去歌呼呐喊，而是首先以“人生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错位现象，并渴望借此从“行叹复坐愁”的苦闷之中求得解脱。继而又以“酌酒以自宽”来慰藉心态失去的平衡。诗的结尾，才吐出真情。“心非木石岂无感”，是呵，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然而，“吞声踯躅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呼喊，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克制住了。社会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的统治，窒息着人们的灵魂。不难想见，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敢怒而不敢言，令人道路以目的地步！人们要呼不能呼，要喊不得喊，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地把愤怒和痛苦强咽到肚里，该是人间多么大的不幸呵！不难看出，所谓
“人生亦有命”的话题，只不过是诗人在忍气吞气，无可奈何之下的一句愤激之词罢了。
这首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使读者心领神会，从而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从作者的表达情感方式来说，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前人王船山（王夫之）曾评论此诗说：“先破除，后申理，一俯一仰，神情无限。”沈确士（沈德潜）曾说：“妙在不曾说破”。这都准确地指明了本诗的艺术特点。伴随感情曲折婉转的流露，五、七言诗句错落有致地相互搭配，韵脚由“流”、“愁”到“难”、“言”灵活的变换，这一切，便自然形成了全诗起伏跌宕的气势格调。
拟行路难·其六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
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
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
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
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
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这首《拟行路难·对案不能食》和《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相比，表现形式上纯用赋体，抒述情怀更为直切。诗篇一开头便如巨石投江，激起百丈波澜，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中间六句是个转折，也是作者通过所见所思所形成的一种设想，如果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这里写的虽为诗人想象之辞，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无疑是一种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
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杜甫以“俊逸”概括其诗风，颇得神理。
鲍照《拟行路难》共一十八首，主要抒发对人生艰难的感慨，表达出身寒门的士人在仕途中的坎坷和痛苦。诗中感情强烈，超忽变化语言遒劲，淋漓豪迈，历来被诗家所称道。
宋元嘉十二年乙亥，鲍照20岁时，北魏进入太武帝太延元年（435）。也就是鲍照写作《拟行路难》这一年，深秋，鲍照携诗稿游历荆州以求仕，往依临川王刘义庆。快到秋末时，鲍照抵江陵再达荆州。《在荆州与张使君李居士联句》称：“桥磴支吾辙。篁路拂轻鞍。三尹无喜色。一适或垂竿。”
“三尹无喜色”典出《论语·公冶长》：“令尹子文
，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由此看来，荆州的文友一开始就有劝慰之意。
在此期间，鲍照与僧人释惠休相往还，作《秋日示休上人》、《答休上人》二首。
释惠休《赠鲍侍郎》诗：
玳枝兮金英，绿叶兮紫茎。不入君玉杯，低彩还自荣。
想君不相艳，酒上视尘生。当令芳意重，无使盛年倾。
鲍照《答休上人》诗：
酒出野田稻，菊生高冈草。味貌亦何奇，能令君倾倒。
玉碗徒生羞，为君慨此秋。金盖覆牙盘，何为心独愁？
休、鲍赠答，完全抛开传统，讲些玉杯金碗、芳意秋愁的艳语俗话，用侧艳的意象、缠绵的话语以求动俗。可见，此时的鲍照初出茅庐，不乏天真，对求仕之念也曾暂放一边，更多的则是追求自我超脱。
鲍照当时乃青年才俊，风流倜傥，且智慧超群，来到荆州，谒见临川王刘义庆，起初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不甘心，准备献诗言志。有人劝阻他说：“郎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鲍照大怒：“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可闻者，岂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
岁末，鲍照献诗临川王刘义庆，“王奇之，赐帛二十匹。”因临川王义庆“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鲍照脱颖而出，终得赏识，鲍照自此在刘宋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府中，为刘义庆临川国侍郎。北魏太延五年（439）四月，刘义庆改授江州刺史，镇浔阳，鲍照随往。太平真君二年（441）转为常侍。在荆州及江州数年之间，鲍照与何长瑜、陆展、袁淑等为刘义庆编撰《世说新语》等著作。
前文提到，鲍照曾在武穴（原广济县）一尖山拜妙严庵高僧慧定为师，潜修三年。尽管我们几乎找不到鲍照皈依佛门的资料，但他与佛教关系密切的资料却并不缺乏。就社会大背景而言，他所处的时代是佛教很兴盛的时代。凡欲进入政坛和文坛的人无不对佛教有相当水平的了解。著名文学人士如谢灵运（385-433）和颜延之（384-456）都曾是佛教徒，并高度赞扬过佛教。作为对从政很热衷却来自比较低级阶层的文人，鲍照不能不对名士、高官和贵族都沉迷的佛教投入精力潜心钻研。从到荆州的第二年开始，鲍照在刘宋临川王刘义庆府中任职达八年之久。刘义庆即以潜心修佛著名。根据《宋书》，他“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作为刘义庆的文学侍从，鲍照必须精通佛学。这一点也许是鲍照后来逐渐得到刘义庆重视的因素之一。
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刘义庆病逝，鲍照也随之失职，在家闲居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做过一个时期始兴王刘浚的侍郎。
从鲍照离开荆州（441）再回到荆州（462）的20余年间，北魏番号变更频繁，目不暇给。
先是宋元嘉十七年庚辰六月，魏改元为太平真君；
到了宋元嘉二十八年辛卯六月，魏改太平真君十二年为正平元年；
宋元嘉二十九年壬辰二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为宗爱所杀，南安王余立，改元为永平。是年十月，尚书源贺等旋又杀宗爱，立拓跋濬，是为高宗文成皇帝，改元兴安；
宋元嘉三十年癸巳（453）二月，宋太子刘劭及始兴王濬共弑文帝，劭自立为帝，改为太初，史称元凶；
接下来，孝建元年（455）、兴光元年（455）、太安元年（455），一年换几个皇帝视为寻常。
在这20余年间，宋孝武帝刘骏起兵平定刘劭之乱后，鲍照任海虞令，迁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出为秣陵令，转永嘉令。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鲍照四十六岁时，做了临海王刘子顼的幕僚，次年，子顼任荆州刺史，他随同前往江陵，为前军参军，刑狱参军等职，掌书记之任。
赴荆州前，鲍照作《代东门行》诗一首：
伤禽恶弦惊，倦客恶离声。离声断客情，宾御皆涕零。
涕零心断绝，将去复还诀。一息不相知，何况异乡别。
遥遥征驾远，杳杳白日晚。居人掩闺卧，行子夜中饭。
野风吹草木，行子心肠断。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
丝竹徒满坐，忧人不解颜。长歌欲自慰，弥起长恨端。
《战国策·楚策》中有一则故事，说更嬴与魏王在京台下，仰见飞鸟，更嬴说：我可以为君王用无箭之弓射下空中之鸟。魏王不信。一会儿有雁从东方飞来，更嬴引弓虚发而雁落，魏王仍是不知其故，更嬴解释说：这是一只受伤的雁，因“其飞徐而鸣悲，飞徐者，故创痛也；鸣悲者，久失群也。故创未息而惊心未去也，闻弦者音烈而高飞，故创陨也”。诗的开头“伤禽恶弦惊”，就是化用了这一典故，用以比喻“倦客恶离声”。久倦羁旅的游子最厌恶、最害怕的便是离歌之声。两个“恶”字，加重了感情色彩。恶之偏至，不幸同随，乃不幸之至。紧接着，
离声一出，不仅去者伤情，就连送行的宾客和驾车的仆夫亦不禁潸然泪下，行子更难自持，挥泪而去，去去又回，依依话别。这几句由声到情，由己到宾，又由宾再回到己，回环往复，层层递进，把那种两情互感的情绪、场景和气氛，表现得淋漓尽致。片刻的分离都会使人难受，何况是远游异乡的长久别离呢。所以，“竟陵派”创始人谭元春说它“甚真甚真，有情人之言”（《古诗归》）。因果相依，不着痕迹地为诗的上一段作了小结。车儿在漫漫长途上远行，颠簸摇晃了一天，又是日落黄昏，夜幕笼罩了静寂的大地，眼看周围的人家都掩门入睡了，可是远行的游子直到半夜才盼得一顿晚餐。黑夜里，听着野风呼号，草木哀鸣，更令人肝肠寸断。食梅苦酸，衣葛苦寒，一如人情苦别，乃事之必然，无法回避。即使在宾朋满座，丝竹盈耳之时，忧伤的游子亦无法表现出一丝欢颜，行子之愁，愁不可销。所以王夫之说的：“看明远乐府，若急切觅佳处，则已失之。吟咏往来，觉蓬勃如春烟，弥漫如秋水，溢目盈心，斯得之矣”。
鲍照上荆州道中过武昌，登黄鹤矶，作《登黄鹤矶》诗一首：
木落江渡寒，雁还风送狱。临流断商弦，域川悲棹讴。
适郢无东辕，还夏有西浮。三崖息丹磴，九派引沧流。
泪竹感湘别，弄珠怀汉游。岂伊药饵泰，得夺旅人忱。
全诗用语平实，却可见诗人无一字不锤炼的扎实功夫。我们读前面两联，
“落”、“渡”、“还”、“送”四个字，简之极矣，然而却将季节更换、寒潮初来的肃杀之景，渲染得淋漓尽致，此后的“断”、“悲”二字，互文一意，一种因季节的转换而伤时感怀的悲情由此而发。适郢六句正写望，睛事景物；收言已情，应前断弦悲讴。
孝武帝大明六年(462)，临海王子顼为荆州太守，鲍照为临海王前军行参军，掌知内命，重新拾起了他书记员的工作。这和他“思有所为”的志向实在是很不合拍的，于是，在一种“志与愿违”的环境之下，鲍照写下了《从临海王上荆初发新渚》一诗，全诗格调压抑，颇有郁郁之情：&
客行有苦乐，但问客伺行。扳龙不待翼，附骥绝尘冥。
梁圭分楚牧，羽鹳指垒荆。云舻掩江汜，千里被连旌。
戾戾旦风遭，嘈嘈晨鼓鸣。收缆辞帝郊，扬棹发皇京。
孤兔怀窟志，犬马恋主情。抚襟同太息，相顾俱涕零。
奉役途未启，思归思已盈。
诗中明显表现出了此行的无奈以及对家乡思念的痛苦。在诗人的心中，功名富贵已经不能再引起任何兴趣，他所向往的只是脱离充满险恶的官场，过上虽然清贫，但却能与亲人朝夕相处的生活。而到达荆州后所写的《梦还乡》诗，则是这种心情的具体体现：
衔泪出郭门，抚剑无人逵。沙风暗空起，离心眷乡畿。
夜分就孤枕，梦想暂言归。孀妇当户叹，缫丝复鸣机。
慊款论久别，相将还绮闱。历历檐下凉，胧胧帐里晖。
刈兰争芬芳，采菊竞葳蕤。开奁夺香苏，探袖解缨徽。
梦中长路近，觉后大江违。惊起空叹息，恍惚神魂飞。
白水漫浩浩，高山壮巍巍。波澜异往复，风霜改荣衰。
此土非吾土，慷慨当告谁。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妻子的柔情蜜意，也表现了思乡的痛苦和还乡的心切以及辞官归隐，与妻子相伴相随的强烈愿望。
另，鲍照在荆州江陵，有《与伍侍郎别》诗一首。
民生如野鹿，知爱不知命。饮龁且攒聚，翘陆歘惊迸。
伤我慕类心，感尔食苹性。漫漫鄢郢途，渺渺淮海径。
子无金石质，吾有犬马病。忧乐安可言，离会孰能定。
钦哉慎所宜，砥德乃为盛。贫游不可忘，久交念敦敬。
这首诗正如吴挚父《六朝选诗定论》所说的“多忧危之思”。民众为生存奔忙，如野鹿一般聚集在一块饮水啮草。遇到危险则举足跳跃，快速的惊慌奔散。人亦犹犬马之疾，忧乐无定，离合难料。虽如此，砥砺德行最为重要啊！可不是吗，贫贱时交游的友人不能忘记，交情久了就会敦厚恭敬。以饯别送行为名抒发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这在鲍照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后来，鲍照又迁任前军刑狱参军。二十年宦海沉浮，最后定格在“参军”的位置，五十岁的鲍照应该是感慨万于的。回顾前尘，感时伤事，疲惫不堪的鲍照写下了《在江陵叹年伤老》诗。诗题为“叹年伤老”，这本身就点明了诗人当时的心境。&
五难未易夷，三命戒渊抱。方瞳起松髓，赪发疑桂脑。
役生良自休，大患安足保。开帘窥景夕，备属云物好。
翾翾燕弄风，袅袅柳垂道。池渎乱苹萍，园楦美花草。
节如惊灰异，零落就衰老。
在鲍照的眼前是一个“莺飞燕舞，垂柳飘拂，苹萍花草，春意盎然”的生命世界，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生命的律动与诗人本身的生命走向衰歇形成极大的反差，鲍照一生中两度西上荆州，秋去秋来，二十余载，结果如何呢，在这样的良辰美景之中，诗人生发出来的情感竟是“节如惊灰异，零落就衰老”的年暮之叹，鲍照最后还是把他的情感归宿于暮年的哀叹与感伤之中了。
鲍照创作以诗为主，今存204首。鲍照的作品在我国诗歌发展史具有重要地位，主要成就在诗歌创作方面，尤其是乐府诗。被称为“上挽曹、刘之逸步、下开李、杜之先鞭”的诗人。他的艺术风格俊逸豪放，奇矫凌厉，直接继承了传统，对后世、、、有较大影响。他的散文抒情议论融合，文气跌宕，辞藻绚丽，兼有骈散之长。
孝武帝死后，太始二年（466年），江州（今九江市）刺史刘子勋称帝，刘子顼响应，后刘子勋败，刘子顼被赐死，鲍照在荆州被乱军杀害。
湖北黄梅是鲍照的第二故乡，他的家眷都在黄梅居住，黄梅也是他的安息之地，这些《黄梅县志》上都有记载。鲍照墓就在黄梅城西，与东禅寺，佛母塔毗邻。鲍照死于乱军之中，其遗体安葬在黄梅。曾任黄梅知县﹑清道光二年进士张维屏写有《由东禅寺过鲍参军墓》诗：“芜城赋笔迥超群，六代才华付暮云。行到东禅禅寺望，春山一碧护孤坟。”诗中将“寺”与“墓”定位得十分清楚。佛母塔在东禅寺东南隅，《黄梅县志》：“佛母塔在西南城外，去东禅寺数武，为五祖养母堂，母殁即葬于此。”
附：潦倒坎坷的不幸文人——鲍照
&作者：丁福林
　　一、贫贱自负、才气横溢的青年
　　鲍照，字明远，生于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26），卒于宋明帝泰始二年（466），在刘宋文坛上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为元嘉三大诗人，为我国南北朝时期最为杰出的作家之一。鲍照的籍贯，虞炎《鲍照集序》记为上党人，而沈约《宋书》与萧子显《南齐书》则记为东海人，因而后人于上党与东海之间往往聚讼纷纭。由于东晋南朝时期北方州、郡、县在南方纷纷侨立的特殊情况，对于上党与东海的具体地理位置，学者们则更是各执一词，说法不一。根据笔者的考察，鲍氏原居渤海高城，自西汉鲍宣开始乃徙于上党长子（今山西长子）。此后，鲍宣之子鲍永曾任司隶校尉，后拜为兖州牧；鲍永之子鲍昱，更先后任过司徒、太尉等职，凡再为三公；鲍昱之子鲍德，先官至南阳太守，后征拜大司农，亦九卿之一。数世卿相，声势显赫，成了上党望族，上党也从此成了鲍氏郡望之所在。从鲍德开始，鲍氏又迁居于东海（治所在今山东郯城）。自鲍德迁居东海以后，鲍氏则未有位任通显者。因此，鲍氏虽族居于东海而郡望则高标为上党，即所谓“聚族于东海，标望于上党”者也。然而鲍氏居于上党的时间不过仅三四世，时间颇短，所以一般情况下，称鲍氏籍贯时则仍称为东海。这就是为什么虞炎称鲍照上党人，而《宋书》、《南齐书》则称鲍照为东海人的真正原因。但是，鲍照其实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上党或东海人，因为从鲍照诗文中所反映出来的内容看，鲍氏在永嘉大乱之后乃迁居于南徐州的京口（今江苏镇江），而鲍照时则又家于建康（今江苏南京）。所以，鲍照在他诗中乃称京口为其“旧邦”，称建康为“乡邦”耳。
　　关于鲍照的出身，也是历来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鲍照在他的诗文中多次提到过他家庭的贫贱情况，虞炎《鲍照集序》也说：“鲍照字明远，本上党人，家世贫贱。”而且，《南齐书·倖臣传》也将鲍照与倖臣巢尚之相提并论，因此有些学者乃据此而以为鲍照出身庶族。但是从鲍照以及他妹妹鲍令晖所受的教养来看，他的出身应该并非庶族可比。而且，鲍照一出仕即为刘义庆的临川王国侍郎，出仕之后又与当时一流高门世族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的代表人物王僧达、王僧绰、谢庄等人交往甚密，且屡有诗酒唱和之举，这也说明了他应该并非庶族出身。
　　鲍照在他的《侍郎报满辞阁疏》中曾说：“臣嚣杌穷贱，情嗜踳味，身弱涓甃，地幽井谷。本应守业，垦畛剿芿，牧鸡圈豕，以给征赋。而幼性猖狂，因顽慕勇；释担受书，废耕学文。画虎既败，学步无成。”在《谢秣陵令表》中说：“臣负锸下农，执羁末皂。”可见他少年时期曾经有过农耕的生活。这虽然与真正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有着较大差距，但这种农耕生活对他以后世界观的形成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也是他的诗作为什么有较多篇章能够反映下层人民的艰苦生活，表现出对下层人民深切同情的主要原因。
　　鲍照在青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杰出的创作才能和强烈的求取功名的愿望，虞炎《鲍照集序》说他“少有文思”。他的创作中，有著名的十八首组诗《拟行路难》，这一组诗，历来得到了学者的高度评价，王夫之《古诗评选》甚至说：“《行路难》诸篇，一以天才天韵，吹宕而成。独唱千秋，更无和者。太白得其一桃，大者仙，小者豪矣。”其中的最后一首说：
　　诸君莫叹贫，富贵不由人。丈夫四十强而仕，余当二十弱冠辰。莫言草木委冬雪，会应苏息遇阳春。对酒叙长篇，穷途运命委皇天。但愿樽中九酝满，莫惜床头百个钱。直须优游卒一岁，何劳辛苦事百年。
　　对于这十八首组诗的创作年代，虽然学者的看法还有不完全一致之处，但组诗的末首既然说“余当二十弱冠辰”，又说“对酒叙长篇”，那么组诗的一部分应当为诗人二十岁甚至是二十岁之前所作，而这一首则毫无疑问为诗人二十岁时的作品。它让读者感受到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也感受到了一个杰出青年横溢的才华与豪迈的气概。以一个年仅二十岁的青年而创作出这样的杰作佳构，实在不是虞炎“少有文思”所能涵盖得了的。
　　仅就《行路难》的末首而言，诗人似乎在说，从此要将命运交给上天，自己只管尽情去饮酒作乐，过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了。但明眼人不难看出，诗人其实是通过对饮酒赋诗和及时行乐的描写，反语表达他不屈服于现实的斗争精神，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了自信和自负。“但愿樽中九酝满，莫惜床头百个钱。直须优游卒一岁，何劳辛苦事百年”与后来大诗人李白《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所透露出来的豪迈慷慨的气魄，又何其相似乃尔。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435）的深秋，二十岁的鲍照在创作了《拟行路难》中的部分诗篇以后，即从建康出发，踏上了西游求仕的道路，前往江陵（今湖北江陵）去干谒当时担任荆州刺史的临川王刘义庆。途中行经大雷戍（今安徽望江县境内）时，登岸四望，为这一带壮丽景色所激荡，不由豪气勃发，感慨万千，遂奋笔疾书，写下了著名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这篇家书气势雄壮，辞藻华丽瑰奇，摆脱了一般骈文中常见的平庸、靡弱的文风，运用了比喻、拟人、想象、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法以描绘登大雷岸所见的景物，奇丽变幻，气象万千，光彩耀目，令人应接不暇，表现了诗人驾驭文字的高超功力。特别是其中描绘庐山景物的一段：
　　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压江潮，峰与辰汉相接。上常积云霞，雕锦缛。若华夕曜，岩泽气通，传明散彩，赫似绛天。左右青霭，表里紫霄。从岭而上，气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镇控湘、汉者也。以一特写镜头展现望中的庐山。先以“基压江潮”二句，总写望中庐山的印象，然后重点描绘庐山山峰上云彩变幻、霞光辉映、神奇莫测的景象。“若华夕曜”数句，浓墨重彩，极尽渲染之能事。并将神话传说融入其中，更增加了庐山的诡异气氛。末则以“信可神居”二句总结，从侧面补充映证庐山的雄伟神奇。许梿《六朝文絜笺注》说：“烟云变灭，尽态极妍。即使李思训数月之功，亦恐画所难到。”对此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而描绘登大雷岸所见的雄伟壮丽景色的一段说：
　　东顾五州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窥地门之绝景，望天际之孤云。长图大念，隐心者久矣！南则积山万状，负气争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凌跨长陇，前后相属，带天有匝，横地无穷。东则砥原远隰，亡端靡际。寒蓬夕卷，古树云平。旋风四起，思鸟群归。静听无闻，极视不见。北则陂池潜演，湖脉通连。苎蒿攸积，菰芦所繁。栖波之鸟，水化之虫，智吞愚，强捕小，号噪惊聒，纷乎其中。西则回江永指，长波天合。滔滔何穷，漫漫安竭！创古迄今，舳舻相接。思尽波涛，悲满潭壑。烟归八表，终为野尘。而是注集，长写不测，修灵浩荡，知其何故哉！以拟人化的手法，描绘重叠山峦的高视阔步、横贯大地，想象苎蒿积聚、菰芦丛生的水泽中“栖波之鸟，水化之虫”的弱肉强食，从而发出了“长途大念，隐心者久矣”的呐喊，表现了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所独有的远大心志和对前途充满的无限希望。“负气争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回江永指，长波天合。滔滔何穷，漫漫安竭”等句，也正是诗人为眼前壮丽景色所激荡，以他当时的心情去观察景物的结果，表现他欲凭借自己的才能学问，以求一逞的志向，将自身自信自负的情感，不露痕迹地融入眼前的景物之中。
　　这一年的秋末，鲍照到达了荆州的治所江陵（今湖北江陵）。《南史·宋临川烈武王道规传附鲍照传》说：“照始尝谒义庆，未见知，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闻者，安可数载！大丈夫忌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于是奏诗。义庆奇之，赐帛二十匹。寻为国侍郎。”鲍照献诗临川王刘义庆这一迫不急待的以求一逞的举动，也正是他当时极其自信、自负心情的具体表现。从此，鲍照即开始了他长达十多年的王国幕僚生涯。
　二、坎坷潦倒的王国幕僚
　　在刘义庆幕府的初期，可以说是他人生中一个比较美好的时期。当时在刘义庆的幕府，聚集了何长瑜、陆展、盛弘之等著名文人。《宋书·宗室传》曾记载刘义庆：
　　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
　　有些学者遂根据上文“义庆在江州”的记载，以为鲍照与袁淑、陆展、何长瑜等乃在江州为刘义庆的僚属，得出鲍照初仕在江州的结论。其实，根据《谢灵运传》的记载，何长瑜仅在荆州担任过刘义庆僚属，先为临川国侍郎，后为平西记室参军，并未曾至江州任刘义庆幕僚。何长瑜曾得到过谢灵运的赏识，而盛弘之则著有《荆州记》，皆为当时的著名文人。至于袁淑，虽然在江州入义庆幕，时间于以上数人为迟，但由于其后袁淑官位较高，故乃列于前耳。由于刘义庆的爱才好士，鲍照在荆州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的《送盛侍郎饯候亭》诗就是当时他送别盛弘之的作品。在荆州期间，鲍照还与沙门释惠休交往甚密，释惠休曾作有《赠鲍侍郎》诗一首，鲍照也作有《秋日示休上人》与《答休上人》二诗，充分表现了二人之间浓厚的友情。释惠休本姓汤，诗风与鲍照相近，《宋书·徐湛之传》说他“善属文，辞采绮艳，湛之与之甚厚，世祖命其还俗”，当然，汤惠休的还俗，又在孝武帝刘骏即位以后了。在义庆幕期间，鲍照还与何长瑜等参与了著名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的编写。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此书乃出于义庆幕中的众文士之手，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则推论可能出于何长瑜之手。但何长瑜并没有独立完成这一巨著的能力，而鲍照参与其中则应该是肯定的。
　　元嘉十六年（439）四月，刘义庆由荆州刺史改任江州刺史，移镇寻阳（今江西九江），鲍照随之前往。在江州之初，他随同刘义庆游览庐山，作有《登庐山》和《从登香炉峰》等诗。《从登香炉峰》说：“辞宗盛荆梦，登歌美凫绎。徒收杞梓饶，曾非羽人宅。”谓当时文学之士，视屈、宋为盛；歌颂义庆，比之鲁侯之保有凫、绎。但是不久，他与刘义庆的蜜月即宣告结束。元嘉十七年，他遭到了禁止的处分，解除禁止后又因过失受到谴责。他的《谢解禁止表》和《谢随恩被原疏》二文即为这两次事件而作，暗示与义庆幕府中的同僚性格不合，指出受到谴责乃是由于小人谗言的诬陷。诗人尝作有《飞蛾赋》篇，其文云：
　　仙鼠伺，飞蛾候明，均灵舛化，诡欲齐生。观齐生而欲诡，各会住以恁方。凌燋烟之浮景，赴熙烟之明光。拔身幽草下，毕命在此堂。本轻死以邀得，虽糜烂其何伤。岂学山南之文豹，避云雾而深藏。表现出诗人为追求正义而不惜献身的精神，这正是他青年时代耿直刚强性格的反映。此赋当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在遭遇挫折之后自我态度的表白，极有可能是在临川王幕中因过获罪时的作品。由于失去刘义庆的欢心，再加上同僚们的落井下石，他在江州接二连三地遭到禁止的处分和被谴责也就颇为自然。而这也正是他在刘义庆幕中长达八九年的时间，始终得不到升迁的原因。
　　元嘉十七年十月，刘义庆改任南兖州刺史，移镇广陵（今江苏扬州）。由寻阳到广陵，当经由都城建康，在这年的冬天，鲍照随刘义庆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当时，诗人的心情相当复杂，在回途中所作的《上寻阳还都道中》说：“未尝违户庭，安能千里游。谁令乏古节，贻此越乡忧。”《还都至三山望石头城》说：“征夫喜观国，游子迟见家。流连入京引，踯躅望乡歌。”《还都道中》之二说：“夜分霜下凄，悲端出遥陆。愁来攒人怀，羁心苦独宿。”终得回乡的喜悦，一事无成的感慨，以及对未来前途的期望与担忧，皆齐集于胸中，使他的心情无法平静。
　　元嘉二十一年（444）正月，刘义庆病死，鲍照遂离开了临川王幕府。不久，他又进入了宋文帝次子始兴王刘濬幕，任始兴国侍郎。元嘉二十六年，刘濬任南徐、兖二州刺史，镇京口，鲍照乃跟随刘濬来到了他的家乡。在京口期间，诗人曾奉命创作了《代白苎舞歌辞四首》，夸耀始兴王的豪奢生活，并对所受到的恩遇表示感谢。这四首诗的内容虽不值得称道，但诗采用新兴的七言形式，多用典故与比兴手法，巧妙地表现了诗的内容，音节也婉转流畅，实在是七言诗的佳作，对后来七言诗的成熟与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王夫之于《古诗评选》论此组诗说：“涓涓洁洁，裁此短章，顿挫沿洄，遂已尽致。自非如此，亦安有七言哉！七言之制，断以明远为祖何？前虽有作者，正荒忽中鸟径耳。明远于此，实已范围千古。故七言不自明远来，皆荑稗而已。”对这一组诗就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元嘉二十七年（450）七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军南侵，势如破竹，一直攻占了建康对岸的瓜步（今江苏六合），刘宋王朝的建康危在旦夕。次年春，魏军虽然退去，但却对南方的广大地区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次年二月，始兴王刘濬奉命率众筑城于瓜步，鲍照也随之到了江北。当时，始兴王多有不法的行为，屡次被宋文帝所诘责。他还与文帝太子刘劭共为巫蛊，以玉人为文帝形像，埋于皇宫的含章殿内，以诅咒文帝速死。鲍照作为刘濬的幕僚，虽然并未参与此事，但对刘濬的行径多少有所觉察。所以，当刘濬从江北返回京口时，鲍照辞去了始兴国侍郎的职务，仍逗留于江北。及时抽身离去，以避免受到刘濬的牵连，乃是上上之策。从这一点看，他的政治观察力还是颇为敏锐的。这年的春夏之间，诗人又专程前往广陵，凭吊了在宋魏战争中遭受到严重破坏的广陵芜城，怀古伤今，从而写下了一篇著名的《芜城赋》。
　　广陵城为西汉吴王刘濞的都城，汉景帝时刘濞反，兵败被杀，城破家亡。前代学者或以为此文乃大明三年（459）诗人有感于广陵王刘诞叛逆，广陵城遭受兵火后之残破景象而作，借西汉吴王刘濞谋反失败之事，以讽刺时事。或以为乃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至二十八年（451）年之间，诗人目睹宋文帝太子元凶刘劭和始兴王刘濬的反叛阴谋，而借吴王刘濞事进行讽谏之作。但笔者以为，此赋乃元嘉二十八年诗人目睹北魏南侵所造成广陵城残破景象而作。《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曾两次提到过在元嘉二十七年的宋魏战争中广陵城所遭受到摧毁的情况：
　　焘自率大军南向，中书郎鲁秀出广陵，高梁王阿斗出山阳，永昌王于寿阳出横江。凡所经过，莫不残害。
　　初，太祖闻虏冠逆，焚烧广陵城府船乘，使广陵、南沛二郡太守刘怀之率人民一时渡江。
　　所以，赋末的《芜城之歌》“边风急兮城上寒，井径灭兮丘陇残”，当指广陵在宋魏战争中所受到的严重破坏而说。赋以广陵今昔盛衰的对比展开，一扬一抑，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入手言广陵形胜及其繁盛，后乃写其凋敝衰飒之形，俯仰苍茫，满目悲凉之状，溢于纸上，真足以惊心动魄矣。”（钱仲联《鲍参军集注》引林杼语）其中写广陵城战后荒凉的一节：
　　泽葵依井，荒葛涂。坛罗虺蜮，阶斗麏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风嗥雨啸，昏见晨趋。饥鹰厉吻，寒鸱吓雏。伏虣藏虎，乳血餐肤。崩榛塞路，峥嵘古馗。白杨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气，蔌蔌风威。孤蓬自振，惊沙坐飞。灌莽杳而无际，丛薄纷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以颓。直视千里外，唯见起黄埃。凝思寂听，心伤已摧。
　　以悲怆的语调，峭拔的气势，夸张的笔法，渲染芜城的荒凉，极大地刺激了读者的感官。诚如姚鼐《古文辞类纂》所说“驱迈苍凉之气，惊心动魄之辞，皆赋家之绝境”，堪称文学史上的杰作。
　　元嘉二十九年（452）五月，鲍照离开江北，经由瓜步返建康，登瓜步山有感而作《登瓜步山楬文》一篇，借瓜步山的得地势之要，抒发“故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的感慨，以表现对世族门阀制度的强烈不满，抒发寒人仕进无门的悲愤。末则借用历史上远如许由、务光，近如管宁等贤人以自比，表示对名利的轻蔑，并对贩交买名的郦况，吮痈舐痔的邓通之流进行了尖刻的讽刺。沉痛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这一年的夏秋之间，诗人又由建康南下，前往南徐州的义兴（今江苏宜兴），拜访他的好友王僧达并逗留义兴，从而开始了他人生的一个全新时期。
　　　三、忧谗畏讥的孝武帝近臣
　　元嘉三十年（453）二月，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也影响到整个刘宋王朝后期政局的大事，这就是元嘉三十年（453）二月文帝太子刘劭率兵杀父自立的事件。参与这起杀父事件的另一主要人物，正是文帝次子始兴王刘G9E46。这年的三月，担任江州刺史的宋文帝第三子武陵王刘骏（即宋孝武帝，这年四月即帝位）遂自寻阳率军进攻建康，并传檄天下，讨伐刘劭。当时鲍照正在义兴，依附义兴太守王僧达，与王僧达诗酒唱和。王僧达，琅邪临沂人，宋初开国功臣太保王弘之少子，门第既高，人才又优，为琅邪王氏的代表人物。鲍照与王僧达的交往，还得追溯到元嘉年间他在临川王义庆幕时。其时鲍照为义庆幕僚，而僧达则为义庆女婿，故二人有相往还之机缘而以文义相交往。在鲍照现存的与人相唱和的诗作中，以与王僧达相唱和的为最多。在元嘉二十七年王僧达出任宣城太守时诗人所作的《送别王宣城》诗中说：“广望周千里，江郊霭微明。举爵自惆怅，歌管为谁清。”表现了与友人分别时的难舍难分，和对友人的无限留恋。今岁秋在与王僧达相唱和的《和王护军秋夕》诗中说：“匹命无单年，偶影有双夕。暂交金石心，须臾云雨隔。”表现对友人的依恋，都可见出二人交谊的深厚。据《宋书》卷七十五《王僧达传》记载，当王僧达收到刘骏的檄文后，“僧达未知所从。客说之曰：‘方今衅逆滔天，古今未有，为君计，莫若承义师之檄，移告傍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祸福，苟在有心，谁不响应，此策上也。如其不能，可躬率向义之徒，详择水陆之便，致身南归，亦其次也。’僧达乃自候道南奔，逢世祖于鹊头，即命为长史，加征虏将军。”传中虽然未曾明载此说王僧达投奔刘骏的“客”是谁，但笔者以为当即为鲍照无疑。其理由之一是，这年的五月，鲍照因孝武帝军平定而作《中兴歌》十首，此时必定随同王僧达投奔刘骏。不久后鲍照又被任为海虞（今江苏常熟）令，以一平民而直为江南富庶之地的六品县令，而这种情况若不是因为劝说王僧达南奔而立功，是决没有可能的。其二，鲍照以友人的身份依附王僧达，也正与传中的“客”身份相符合。其三，鲍照素怀报国立功壮志，又极富正义感，当二凶逆乱，举国同忾之时，他劝说王僧达南奔刘骏自当属必然之举。
　　由于劝说王僧达起兵响应武陵王刘骏平定刘劭和刘G9E46的叛乱，并追随王僧达投奔义军而得到刘骏的信任，因此在元嘉三十年刘骏攻破并称帝后，鲍照即被任命为海虞县令。孝武帝孝建三年（456）左右，他又迁任太学博士，并代理中书舍人。中书舍人是君主耳目所寄的亲近之臣，品位虽然不高，但由于身份的特殊，权力却相当大。《宋书&恩倖传》说：“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途结轨，辐辏同奔。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曾不知鼠凭社贵，狐藉虎威，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西京许、史，盖不足云，晋朝王、庾，或未能比。”如当时与鲍照同为中书舍人的戴明宝、戴法兴、巢尚之等人，据《宋书&恩悻传》云：“凡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上皆与法兴、尚之参怀，内外诸杂事，多委明宝。上性严暴，睚眦之间，动至罪戮，尚之每临事解释，多得全免，殿省甚赖之。而法兴、明宝大通人事，多纳货贿，凡所荐达，言无不行，天下辐凑，门外成市，家产并累千金。”可见这种职务地位之重要。这时，鲍照也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在任职的初期，鲍照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钟嵘《诗品》记载说：“照尝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亚于左芬，臣才不及太冲尔。’”鲍照的答语虽然相当谦虚，但从中可以看出，孝武帝对鲍照兄妹二人的文才颇为欣赏，同时，鲍照当时不仅有接触孝武帝的机会，而且关系还较为密切。他的《药奁铭》与《赐药启》也是这一时期所作，《赐药启》说：
　　遐泽近临，猥委存卹，疢同山岳，蒙灵药之赐；惠非河间，谬仙使之屈。恩逾脯糗，惠重帷席。
　　见因其染病之时，孝武帝遣专使赐药，乃是孝武帝当时对他颇为赏识的明证。他当时与吏部尚书谢庄所作的《与谢尚书庄三连句》说：“霞晖兮涧朗，月静兮秋澄。风轻桃欲开，露重兰未胜。水光溢兮松雾动，山烟叠兮石露凝。掩映晨物采，连绵夕羽兴。”与王延秀、荀原之等人所作的《月下登楼连句》说：“佛仿萝月光，缤纷篁雾阴，乐来乱忧念，酒至歇忧心。”都是语言轻松的作品。此外，他还代当时颇受孝武帝重用的大臣柳元景写过《柳令让骠骑表》，随孝武帝游覆舟山而代柳元景作《侍宴覆舟山诗》二首。这些，都显示出他当时有着较好的处境。
　　孝武帝刘骏是一个猜忌刻薄、好杀成性的君主。因此，鲍照在孝武帝左右也就变得格外的小心谨慎，他的《尺蠖赋》应该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智哉尺蠖，观机而作，伸非向厚，屈非向薄。当静泉渟，遇躁风惊。起轩躯以旷跨，伏累气而并形。冰炭弗触，锋刃靡迕，逢险蹙蹐，值夷舒步，忌好退之见猜，哀必进而为蠹，每骧首以瞰途，常驻景而翻露。故身不豫托，地无前期，动静必观于物，消息各随乎时，从方而应，何虑何思？是以军算慕其权，国容拟其变。高贤图之以隐沦，智士以之而藏见。笑灵蛇之久蛰，羞龙德之方战，理害道而为尤，事伤生而感贱，苟见义而守勇，岂专取于弦箭。
　　可以说就是他当时处世态度的真实写照。诗从由赞美“本轻死以邀得，虽糜烂其何伤。岂学山南之文豹，避云雾而深藏”的飞蛾，到如今欣赏见机行事、能屈能伸的尺蠖，二者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既是他在险恶环境下的无奈之举，也是他在长期仕途不顺的困境之下随着年龄增长而产生的人生态度的转变，其《宋书》本传说：“世祖以照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当时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对此，前人曾有不同的看法，如张溥《鲍参军集题辞》就说：“集中文章，实无鄙言累句，不知当时何以相加。”虽然我们现在找不到鲍照诗文有故为鄙言累句的例子，但从这一篇《尺蠖赋》来看，《宋书》的这则记载还是可信的，只是他的故为“鄙言累句”的文章如今佚失而已。
　　但是性格的改变并不是一件说到就能做到的事，表面的委曲求全并不能掩盖他内心的刚直，这就必然使他很快遭到同僚的诋毁从而逐渐失去了孝武帝的欢心。他的《代陈思王京洛篇》就是当时所作：
　　凤楼十二重，四户八绮窗。绣桷金莲花，桂柱玉盘龙。珠帘无隔露，罗幌不胜风。宝帐三千所，为尔一朝容。扬芬紫烟上，垂彩绿云中。春吹回白日，霜歌落塞鸿。但惧秋尘起，盛爱逐衰蓬。坐视青苔满，卧对锦筵空。琴瑟纵横散，舞衣不复缝。古来共歇薄，君意岂独浓。唯见双黄鹄，千里一相从。
　　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说此诗：“始则盛称京洛之美，终言君恩歇薄，有怨旷沉沦之叹。”诗借一女子之口，叙述她备受君王爱幸，宠压群芳，而又充满色衰爱弛、不得所终忧惧的矛盾心情，曲折地表现了诗人自身的处境与复杂心情。
　　大约在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诗人终于离开了他短暂的中书舍人之任，被贬为秣陵（今江苏江宁）县的县令，秣陵虽然是建康的近郊大县，但其位置的重要已远远不是中书舍人所能比拟的。行前，诗人写下沉痛的《代白头吟》诗一首：
　　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何惭宿昔意，猜恨坐相仍。人情贱恩旧，世议逐衰兴。毫发一为瑕，丘山不可胜。食苗实硕鼠，玷白信苍蝇。凫鹄远成美，薪刍前见陵。申黜褒女进，班去赵姬升。周王日沦惑，汉帝益嗟称。心赏犹难恃，貌恭岂易凭。古来共如此，非君独抚膺。
　　以古代周幽王得褒姒而黜申后，汉成帝因赵飞燕而疏班婕妤的事实，说明君主喜新厌旧的本性。指出造成如今“猜恨”的原因，如同硕鼠之伤苗，苍蝇之污白；又如凫鹄自远而来，方为贵美，薪刍之在前者，必为后来者所覆压，以自嘲的口吻抒发感慨。表面上是自我安慰之辞，实则寄托了诗人被贬之时深深的无奈与尤怨。
大明二年（458），因为他的好友王僧达被孝武帝所杀，更大的打击又接着降临到他的头上。王僧达个性桀骜不驯，《宋书》本传说他“自负才地，谓当时莫及。上初践阼，即居端右，一二年间，便望宰相”。由于当宰相的愿望未能实现，王僧达乃多有越轨的行为并且屡发怨言，从而招致了孝武帝的忌恨。这时又恰好发生了高GEA5E谋反的事件，《宋书&王僧达传》说：“先是，南彭城蕃县民高、沙门释昙标、道方等共相诳惑，自言有鬼神龙凤之瑞，常闻箫鼓音，与秣陵民蓝宏期等谋为乱。又要结殿中将军苗允、员外散骑侍郎严欣之、司空参军阚千纂、太宰府将程农、王恬等，谋克二年八月一日夜起兵攻宫门，晨掩太宰江夏王义恭，分兵掩杀诸大臣，以GEA5E为天子。”这场形同儿戏的谋反尚未能真正发动即被平定，王僧达也被孝武帝有意识地罗织罪名，诬陷他参与了高GEA5E的谋反，于这年的八月赐死于狱中。作为王僧达好友的鲍照，受到牵连也就在情理之中。同时，这次谋反事件的主谋者之一的蓝宏期，又正是鲍照治下的秣陵县的县民，失察之罪也在所难免。因此，鲍照就在这一年被贬为永安县的县令，并受到禁止的处分，从而开始了他频繁东西奔走的晚年人生。
　　四、倦于奔波的不幸文人
　　鲍照以带罪之身所贬的永安令的地点，根据《宋书&州郡志》的记载，当时永安县有二，其一在荆州之南河东郡，地在今湖北松滋一带。而另一永安则在益州之宋宁郡，寄治成都。根据现有的材料，虽然难以确定鲍照所任的永安县究竟为此二县中的何县，但此二县都是没有实土的侨立之县，人口也都仅有二千多人，可见他当时所受的打击之大。大明四年（460），孝武帝的第七子临海王子顼被任为征虏将军、吴兴太守（今浙江湖州）。由于子顼当时年仅五岁，需要得力的佐吏掌文书簿籍并辅佐之，因此鲍照在大明五年被解除了禁止的处分，并被任命为子顼的军府参军，掌书记之任。他也因此而写了《谢永安令解禁止启》一文表示感谢，文中说：“不悟乾陶弥运，復垂埏饰，矫迹升等，改观非服，振缨珥笔，联承贵宠。”正是指他由永安令改任子顼的军府佐吏而说，这时，他已经四十六岁。在吴兴期间，他作有《自砺山东望震泽》和《吴兴黄浦亭庾中郎别》、《送盛侍郎钱候亭》等诗，流露出满怀悲愁郁闷的心绪和强烈的思乡之情，年轻时的豪迈之情与积极的进取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年龄的渐增，已经荡然无存。
　　大明六年（462），子顼被任命为荆州刺史，鲍照也跟随子顼由吴兴经由前往荆州的江陵。在建康，他目睹奢侈建筑，从而有感而写下了著名的《代陆平原君子有所思行》一篇：
　　西上登雀台，东下望云阙。层阁肃天居，驰道直如发。绣甍结飞霞，琁题纳行月。筑山拟蓬壶，穿池类溟渤。选色遍齐代，征声匝邛越。陈钟陪夕宴，笙歌待明发。年貌不可还，身意会盈歇。蚁壤漏山阿，丝泪毁金骨。器恶含满欹，物忌厚生没。智哉众多士，服理辨昭昧。
　　根据《宋书》中《文帝纪》和《孝武帝纪》等记载，元嘉二十三年（446），宋文帝在开挖玄武湖，并欲于湖中立方丈、蓬莱、瀛洲三神山，宋孝武帝又于大明五年“初立驰道，自阊阖门至于朱雀门，又自承明门至于玄武湖”，极尽奢华之能事。此诗即由眼前所见的景物而抒发感慨，暗示时光流逝，佚乐难以持久，说明虚则欹、满则覆的道理，对执政者进行讽谏。在宋孝武帝尚在世时，诗人能够写出这样尖锐的诗作，实在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这一年的秋天，鲍照随临海王子顼由出发，前往荆州的江陵，行前写下了《从临海王上荆初发新渚》和《代东门行》等诗作，其《代东门行》乃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伤禽恶弦惊，倦客恶离声。离声断客情，宾御皆涕零。涕零心断绝，将去复还诀。一息不相知，何况异乡别。遥遥征驾远，杳杳白日晚。居人掩闺卧，行子夜中饭。野风吹草木，行子心肠断。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丝竹徒满坐，忧人不解颜。长歌欲自慰，弥起长恨端。
　　表现出与亲友分别时的无限痛苦，和对离别宦游的厌恶与恐惧。在上荆途中，他又写下了《登黄鹤矶》、《歧阳守风》二诗以及《游思赋》一篇。《从临海王上荆初发新渚》诗说：“狐兔怀窟志，犬马恋主情。抚襟长太息，相顾俱涕零。奉役途未启，思归思已盈。”《登黄鹤矶》诗说：“泪行感湘别，弄珠怀汉游。岂伊药饵泰，得夺旅人忧。”《歧阳守风》诗说：“洲迥风正悲，江寒雾未歇。飞云日东西，别鹤方楚越。尘衣孰挥澣，蓬思乱光发。”《游思赋》说：“塞风驰兮边草飞，胡沙起兮雁扬翮。虽燕越之异心，在禽鸟而同戚。怅收情而抆泪，遣繁悲而自抑。”也都表现出了此行的无奈以及对家乡思念的痛苦。在诗人的心中，功名富贵已经不能再引起任何兴趣，他所向往的只是脱离充满险恶的官场，过上虽然清贫，但却能与亲人朝夕相处的生活。而到达荆州后所写的《梦还乡》诗则是这种心情的具体体现：
　　衔泪出郭门，抚剑无人逵。沙风暗空起，离心眷乡畿。夜分就孤枕，梦想暂言归。孀妇当户叹，缫丝复鸣机。慊款论久别，相将还绮闱。历历檐下凉，胧胧帐里晖。刈兰争芬芳，采菊竞葳蕤。开奁夺香苏，探袖解缨徽。梦中长路近，觉后大江违。惊起空叹息，恍惚神魂飞。白水漫浩浩，高山壮巍巍。波澜异往复，风霜改荣衰。此土非吾土，慷慨当告谁。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妻子的柔情蜜意，也表现了思乡的痛苦和还乡的心切以及辞官归隐，与妻子相伴相随的强烈愿望。
　　然而，就在诗人写下了这首诗之后不久，他的妻子即离开了人世，诗人得知这一噩耗后，不由感慨万千，写下了沉痛至极的《伤逝赋》，赋中说：“结单心于暮条，掩行泪于晨风。念沈悼而谁剧？独婴哀于逝躬。草忌霜而逼秋，人恶老而逼衰。诚衰耄之可忌，或甘愿而志违。”又说：“日月飘而不留，命倏忽而谁保？譬明隙之在梁，如风露之停草。发迎忧而送华，貌先悴而收藻。共甘苦其几人，曾无得而偕老。”既是对死者的哀悼，也是对生命的恐惧。这时，年仅五十的诗人即已感到生命的衰老，从而写下了《在江陵叹年伤老》诗，其中说：“役生良自体，大患安足保。”“节如惊灰异，零落就衰老。”表现对年华逝去的无奈和对生命难久的伤感。
　　大明八年（464）闰五月，孝武帝刘骏病卒，太子刘子业即位，史称前废帝。刘子业暴虐无道，任意诛杀大臣，次年（即宋明帝泰始元年，465）十一月，孝武帝刘骏之弟湘东王刘彧遂接连刘子业的近侍，乘夜入殿杀死子业，自立为帝，从而引发了一场遍及全国的大规模内战。当时年仅十岁的孝武帝第三子晋安王刘子勋正在江州刺史任上，在他幕僚的策划下，这年的十二月，乃传檄京邑，起兵讨伐刘彧。泰始二年正月，刘子勋又称帝于寻阳，年号义嘉。临海王子顼也在幕僚的挟持之下，起兵响应子勋。这年的八月，子勋兵败，被杀于寻阳。同时，荆州城也被宋明帝刘彧的军队所攻破，鲍照在城破之时为乱兵所杀，结束了他多艰的一生。
　　（作者单位：盐城师范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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