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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文革的五次重要讲话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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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文革的五次重要讲话和总结　　
附件一是文革前夕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信中对文革运动和结局的展望。
附件二是文革初期，毛泽东为了避免矛盾激化，劝说当权派采取主动，向群众承认错误，不要采取激化矛盾的方式，去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讲话之后，当权派采取消极抵抗方式，试图通过搞垮经济来施加政治压力，结果反而导致造反派夺权和矛盾全面激化。
附件三是毛泽东在社会矛盾明显激化的情况下，下决心要把文革深入进行下去，把这一较量继续下去，帮助人们认识他们的真面目。
附件四是毛泽东在当权派挑起大武斗之后，采取主动退却方式的前夕，向造反派打招呼的讲话，然而这一深心，许多造反派并未把握到。
附件五是毛泽东辞世之前对文革的一个总结，再一次雄辩地说明了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与对垒阶层是什么，中国社会的矛盾和斗争的长期性问题。
给江青〔１〕的信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江青：　　六月廿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２〕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３〕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４〕，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５〕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６〕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廿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７〕，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８〕，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　　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９〕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１０〕，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１１〕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１２〕，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１９１１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１３〕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　　根据修改件刊印。其中的有些段落曾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
（选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　　注释　　〔１〕　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２〕　魏，指魏文伯，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陈，指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３〕　指上海市。　　〔４〕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尼泊尔王国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七月十七日，接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和一些国际组织的观察员。　　〔５〕　指杭州市。　　〔６〕　指毛泽东家乡湖南韶山的滴水洞。　　〔７〕　指武汉市。　　〔８〕　指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这个讲话。　　〔９〕　《后汉书·左周黄列传》中这几句话为：“‘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１０〕　指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１１〕　指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１２〕　一九七二年五月，毛泽东的这封信曾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之五印发。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一九七三年九月二日和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曾先后发表了这封信的部分内容。　　〔１３〕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岛、澎湖列岛及其周围的大小岛屿。
附件二：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我讲几句，讲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是处在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是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相信别人。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
文化大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
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很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
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运动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胜利，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个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内。从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二一、三一、四一到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年。我们自己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
自从去年十一月份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
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问题不能解决。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对。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机、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有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原则上你又理解，具体问题又不得解决，是什么道理？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开，有的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十个书记，就要有七个或者八个要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
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讲上次会议讲过的话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就那么快都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我讲这么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历史，一线二线的问题。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有一位同志，他家里有四个红卫兵，就是他的儿女，分成四派，还有他们的同学，很多人到他家来，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他接触了那么一点人。另外也有接触几十个人的，也有接触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触很有益处。大的接触，一百五十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这也是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决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过去中央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2》P143-148。
附件三：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的谈话（节选）　　
(王力于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我看到不少国内的和国际的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著作，都不知道或者忽略了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的一次重要谈话。这样，对于“一月夺权”及其以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毛泽东，就难以做出科学的评价。所以我先把它客观地加以介绍，然后再提出我自己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过生日，晚上临时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没有林彪、总理、陶铸、康生、李富春。我们到时毛主席早就在等着了。那天屋里很热。吃饭是按他们的惯例，他招待外国人也是这样，四菜一汤。今天每人加了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饭前毛主席说了很多话。他从来不过生日，这次过个生日。这实际上是个重要的会。
这次毛主席的讲话我印象很深的是，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巩固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毛主席说：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联，大串联使全国革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
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毛主席说：最近时期出现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冲破了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学生起了变化，发展壮大了，提高了。革命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同工农相结合。还有一个特点，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反了。主力是工人，没有学生和工人的结合也不行，没有机关干部也不行。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毛主席讲话总的概念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吃饭时毛主席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在吃饭前也说过。除上述的话外，他吃饭前还说了很多话。这些话在后来的文章中找得到。虽然没有用黑体字，但思想是毛主席的。“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是正确地概括他对当前形势和今后作法的想法。有人说毛主席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这次我没有记得听他说过。他说的“全国全面”，是指的工矿企业和农村。他说一定要搞工矿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
“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口号，毛主席说是抓革命才能促进生产，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解决生产的方向道路问题，才能把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框框搞掉，搞出一套新的规章制度，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毛主席说，有人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乌纱帽，他们关心的是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那些旧框框。他们害怕群众革命革到他自己头上。他们过去靠旧框框吃饭，离开旧的一套就不会走路，就不会说话。挑动群众停止生产，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自己就要成为走资派。任何阻挡这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农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该驳斥，都是错误的。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企图阻挡的人都要被历史潮流冲掉。毛主席说，他同陶铸分歧的实质就是这个。
那时相当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对此都不理解。原来说是地委以下都不搞文化大革命。后来工矿企业和农村也要搞文化大革命了。这两个指示都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可是我这起草人之一，开始也没有认识到毛主席为什么要做出这样重大的改变。毛主席过生日的谈话后我才知道。
毛主席还说：斗、批、改，改什么？光在文化部门、机关学校改，改些什么？整个国家文化大革命改些什么？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工矿农村还是老一套，那还改什么呢？那就没有目标了。至今人们大概也还不知道这个问题的背景。文化大革命是个悲剧，毛主席没有达到他原来设想的目的。有的人真的以为毛主席就是为了天下大乱，可是，自己打下的江山，为什么要叫它乱？这次毛主席过生日才说得比较透彻。
毛主席认为旧机器要改成新机器，旧方法要改成新方法，旧秩序要改成新秩序，旧制度（不是指社会主义制度，是说旧的规章制度）要改成新制度，旧纪律（对直接上级绝对服从）要搞掉。毛主席关于大民主的思想，就是这样来的。他认为我们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他认为大民主好，便于攻击敌人，也能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人直接监督，造成新的社会风气。
毛主席还讲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保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没有大民主，连小民主也没有。专政机关，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专政机关要保障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专政机关不能干涉甚至压制，不能乱抓人。只能对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放毒不是指说怪话反对领导，而是真正地去放毒药。）制造交通事故、暗害、间谍活动这些现行反革命要专政，依法制裁。革命群众要发动起来，帮助监督专政机关，保障实现无产阶级大民主。毛主席反复讲，放毒不是中指思想上的问题，思想反动的，坚持资产阶级思想的，只要没有违法，就不能抓。要摆事实讲道理，同他辩论。他说，专政限于很小范围。党内问题，不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好，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也好，在党内、政府内、民主党派内部，即使确有证据的特务，也要一人不杀。这一条，文化大革命中我听毛主席讲过多次。这一点他是坚持的。但他没有坚持大部不抓。过去说大部不抓，是指确有证据的间谍特务都大部不抓。可是后来扩大到对打倒的大部都要抓了。他没有坚持过去的大部不抓。
毛主席说，看起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了。他说，这个斗争不是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从一搞社会主义就开始了。究竟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两条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说，这一斗争现在也没有了结。刘少奇之后这斗争还是在斗。各级、各个领域都存在这个问题。他们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有影响。清除这些影响，使各方面、各领域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还要作深入细致的工作，还要有很长时间的斗争。
毛主席说，一定要有革命领导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打破清规戒律，打破束缚群众的框框，到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学生在一起，参加斗批改，实现机关革命化。要坚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领导干部的批判要治病救人，团结大多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毛主席看来，越来越多的领导人会站到革命群众方面来，支持他发动的群众的革命运动。他说极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这四个字毛主席用的是陶铸的话）。
毛主席在吃饭之前说了上面一些话。这是他提出的“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也是他一月份号召全面夺权的根据。这也是他反复强调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根据。这一番话，也比较完整地表述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饭桌上没有说什么话，只是祝酒说了一句。吃完饭闲谈几句各人就回去了。
毛主席过生日的这次谈话，是文化大革命中比较重要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以后，我有一些想法，认为自己的思想落后于毛主席，落后于运动。觉得毛主席总是站在前边，我们总是赶不上。认为毛主席讲得很深刻，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他作了概括的总结，使我们比较清楚地懂得了一些东西。当时我是拥护毛主席的路线的，这是主要的方面。不象别人的回忆录说的，自己当时就对毛主席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事后圣人，反正当时我没有看见过一个坚决斗争的。那时自己是否没有疑问？也不是。这样的搞法，到底怎么样？我有点担心。当时听了毛主席讲话之后一两天，我对给我开车的中联部司机王贵说：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还要大搞，看起来所有的干部都要被打倒。后来一九八二年我从秦城出来后，王贵对我说：你看得真准，后来果然是所有领导干部都被打倒了。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上文选自《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P322-329
附件四：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讲话　　
（日中共中央通知下发）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得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在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说，再有几个月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制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对方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的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主席说，要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
一个组织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发动群众自己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毛主席说，正确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
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入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而且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
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更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毛主席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附件五：毛 主 席 重 要 指 示　　
（根据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并经主席审阅批准，中发[1976]4号中央文件下发）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还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持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是。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是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做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劳联、产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做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山、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错误和缺点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泽东对官僚精英群体蜕变的警惕　　
在这个时期中，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郭沫若的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总结了明朝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毛泽东非常赞赏这篇文章，认为它的内容对已经取得很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指示《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把它当作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他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谈到：“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34)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还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35)。（《毛泽东传》之《延安整风》下）
七月一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从重庆飞抵延安（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他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等的隆重欢迎。在短短三天内，毛泽东同他们多次倾心交谈。 ……　在同黄炎培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问他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回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见解后，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认为：“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34)（《毛泽东传》之《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开完七届二中全会，在三月二十三日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在进行出发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出发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传》之《将革命进行到底》）
社会主义不是中心。我说了几句有名的话：“过渡时期”你们无兴趣。高级干部中资本主义空气，不准备搞社会主义，不信请重新看看五三年财经会议发言。
你们既已知道中央总路线指示，五三年为什么不讲社会主义？一点不露，证明脑子里一点社会主义没有，满脑子资本主义。我专门害人，讲了言不及义，挖苦一番。
财经会议，恩来宣布那几句话（总路线的几句话）。会议上资本主义反资本主义，发言中不见社会主义。（《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
大约十五年左右即三个五年计划左右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还要加一点：大约五十年到七十五年左右即十个到十五个五年计划左右，可以争取赶上或超过美国。在这个时期内，国际国内，党内党外，一定会发生许多严重复杂的程度不同的冲突和斗争，一定会有许多困难，例如世界大战，耍原子弹，出贝利亚、高岗、饶漱石等。有许多事，现在还不能预料到。（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一九五五年）
以1959年10月开始写《读报诗》为标志，毛泽东的诗词创作进入了晚年时期。晚年之作可分为时事评述、借物言志、感事抒怀、咏史四类，“寰宇”、“虫妖”、“风雷”是经常出现的三种意象元素。毛泽东觉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掉进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由此产生一种急迫的“突围”心态。其晚年之作的四类作品，拥有一条共同的理路，都是毛泽东以深沉的命运感和强烈的斗争意志，播撒在“突围”心路上枝藤般的思绪和情感。……“借物言志诗”的题材依然是国际，但诙谐随意不再，对中国党面临的局势的描述，严峻了许多，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感受，也沉重了许多。政治“突围”中的双方冲突，在这类作品中总是比照而出：有“精生白骨堆”，便有“奋起千钧棒”；有“悬崖百丈冰”，则“犹有花枝俏”；有“高天滚滚寒流急”，便有“大地微微暖气吹”；有“蚍蜉撼树”，便有“扫除一切害人虫”。作者借景感物以言志，着力在两种力量的紧张关系中，映衬抗压不屈的豪情，捉妖打鬼的信心，体现“继续革命”者的战斗精神和高尚情操。和《读报诗》相比，这四首作品更概括和虚拟一些，体现了毛泽东进行政治“突围”的思想人格的升华，因而更吻合诗境和更有象征意蕴。两首题照诗是对政治“突围”者的人格精神的期待。这两首诗与前面四首不同之处，是不见对立冲突中的另一方而突出我方的正面追求，这也正是“突围”者极力追求的另一种人生境界。故这六首作品一并被毛泽东收入了1963年底出版的《毛主席诗词》。（陈晋：“突围”心路――毛泽东晚年诗词辨析）
1960年底中央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的指示指出：干部中的极其严重的不可容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