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学有我们为什么要读大学用?出来还不是要干活?

难怪现在很多父母都不让自己的子女去读大学,说是浪费钱,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或者创业,原来都是这些不负责任的新闻瞎搞的。这新闻有关部门会不会去核实?如果情况不实,那算不算是那个造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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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社区-人民网读大学有什么用?“十年寒窗苦,货于帝王家。”这还不是要帮地主老财打工。鄙人现在到工地搬砖一天都能赚_百度知道
读大学有什么用?“十年寒窗苦,货于帝王家。”这还不是要帮地主老财打工。鄙人现在到工地搬砖一天都能赚
读大学有什么用?“十年寒窗苦,货于帝王家。”这还不是要帮地主老财打工。鄙人现在到工地搬砖一天都能赚300。这样还要不要读大学?俺就泥腿子一个。。
我有更好的答案
不能这样想,读大学虽然工资低,但工作轻松啊,还有双休日。
亲爱的!我知道我没帮上你什么忙,但还是请你点击一下右上角的“满意”,我知道这个要求有点不合理,但还是请帮帮小女子我,日行一善!谢谢了!!
这年头,不读大学,你就没文凭,没文凭,你就只能靠体力挣钱,别人做的是脑力工作,你做的是体力工作
不管你十博士后,还是硕士后,谁丢了自己的文化,谁落后!
读书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不是为了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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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读大学~如果团员证没有从高中转出来~可以那?是不是必须去学校转出团员证?_百度知道
读大学~如果团员证没有从高中转出来~可以那?是不是必须去学校转出团员证?
我有更好的答案
是的,否则,你又要重新搞过了
是哦?有些回答不需要~
哎呀~好麻烦哦
回学校转一下挺快的嘛,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只要团书记在)
就是不用去学校转出来?
他们说不用~
好麻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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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政策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难!
  “我宁愿割了××,也不会犯那个错。”青海丹麻镇一个农民告诉蔚然。这位农民今年37岁,7年前妻子上山割草,被雷电击中。他虽然是这个村的村主任,但也没有能再娶到一个老婆。蔚然问他:“会不会偶尔有犯罪冲动?”他铁铮铮回答:“农民有许多难处,但我们农民还是很本分的,也是有廉耻的。”蔚然本名爱新觉罗·蔚然,原本是一个普通的白领。1991年他替同事到甘肃下乡,那个贫穷的村庄为了招待他,全村人你一分他两分地凑了11块钱,买了两斤肉,“最大的票面是两毛钱。”2006年,蔚然开始了“万村行”的计划,打算用25年时间骑车走访全国不少于一万个贫困的村庄。4年来,蔚然走了一千多个村庄,记了上千篇日记,拍摄了上万张图片,出版了《粮民——中国农村会消失吗》。《粮民》称不上精致,甚至因为涉及村庄太多,而有些浮光掠影。对于中国人来说,贫困也并不是农村的新话题,但书中的确揭示了比想象中要严重得多的中国农村的问题:劳动力老化,农民的养老,农业童工,农村青年的“性福”,农村合作医疗变相坑农,农村建设流于形式……30年来,城市中国已经崛起,但农村中国却似乎没那么幸运。“你是哪个单位的?”日,蔚然“万村行”的第一站从青海开始。蔚然选择的是个笨办法,也过于“走马观花”,他甚至没有可能在一个村子多停留一点时间——中国一共有68万个行政村,就算一天走一个村庄,全部走完也得需要差不多两千年。如果他想25年走一万个村,他得一天走两个村。每走进一个村子,蔚然最为头疼的是,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你是哪个单位的?”没有组织派他来,也没有介绍信,他辞职后也没有单位,办他自己一个人的“幸福促进会”,那是为了“有个单位”而注册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像这样的帮扶组织在中国有一百多家。”一个公民不经官方到村里“调查”和“帮扶”,是“非法”的。蔚然只好先在“良心里自认为行动是合法的”,他和骗子的最大区别是,骗子最终是要钱的。蔚然在“日记”中不敢加上“观点”,因为他知道,农民“上访”会遭到“截访”,他害怕说话不注意惹恼乡镇官员,以后他的“下访”也会被“截访”。一个村子不接纳他,他就走向下一个村子。有一个村支书觉得他“敏感”,村主任把他留下来了,还骑着摩托车带着他走了附近四个乡镇。“就算你是骗子,我们的穷苗寨有什么可骗的?”村主任让他跟自己的儿子儿媳住一间屋子,蔚然觉得“既尴尬又温暖”,儿子晚上还放心大胆出去打麻将了。有县乡干部对他说,你在我们这里玩几天没有问题,我们陪你天天喝酒,至于帮扶农民的事就别提了,“这些人帮扶不起来的,从解放到现在一直是穷人。”那个干部认为,农民贫困是因为“脑子不行”。到了村里,上年纪的农民有点不解地问他:“你是毛主席的干部?”他们多年来在村里不大见到干部的身影,除了计划生育干部。自费在农村走了4年,蔚然总被农民当做“国家的人”,他从农民口中听到最多的感叹是:“政策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难。”他遇到一个乡干部跟农民吵架,“政府免了你的农业税,还给你种粮补贴,你不交税了,就不是纳税人了。”蔚然差点儿跟那个乡干部“干”起来:“只要一个人呱呱坠地,他就是纳税人,每一包奶粉、每一粒药中都包含了税收,作为乡干部这样说话,有没有常识?”蔚然惊讶的是,农民毫无怨言:“政府和中央领导很好,日子过不好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我们翻不了身,下辈子一定能过上好日子。”粮食保障是个危险信号4年的“下访”经历让蔚然对中国农村有了许多认识,他估计所谓“8亿农民”,真正在生产第一线的,不会超过1亿人,且绝大多数是“老”农民。这些老农民在耕种着18亿亩土地,养活13亿人口。“如果这些老农死光了,青年都进城了,谁来种粮食?”蔚然对农村老龄化问题尤为关注。在云南丽江三川镇金官,他遇到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老人跑到下水沟里捡一块纸烟盒大小的纸片。街上也有其他捡破烂的,她只能在沟沟坎坎捡别人忽略的,一天能卖七八毛钱,来维持生活。蔚然听说她有儿子时,本想愤怒地责怪这个儿子,但一看到那个儿子,就落泪了,儿子的日子过得比妈妈还惨,他身体有病,没有上过学,有两个孩子,正在长身体,靠种地的口粮基本上只能让四口人勉强糊口。老人早就干不动重体力活了,只能依靠捡破烂,给儿子减轻些负担。镇上有一家养老院,住着三位老人,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婆婆瘫痪在床,另外两位七十多岁,靠捡垃圾自力更生。养老院只提供住处,老人在“养老院”中继续为生存而劳动。两位老人白天捡破烂,晚上三个人做香烛。香烛一部分卖给信佛教的村民,另一些留作自用,焚香拜佛,算是三位老人的“医疗保险”。养老院的老人说:“让我们老了依靠儿女,这都是瞎话。农村人的儿女都是农民,挣不来钱,反而要管老人,管得过来吗?‘国家的人’退休还有钱,农村的老人一直要干活干到死,要不然就要饿死。”蔚然在农村的行走中常常听到,儿女们的生活贫困往往使赡养老人之事成为家庭纠纷的导火线。“专家学者都在说,把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其实是个表象,中国8亿农民,在农业生产一线的不到一亿,都是老年农民。这些老农死了,将来农业怎么保障?老农说他们干不动了,种点地,够自己吃了就行了。这对13亿人口的粮食保障,是个危险信号。”蔚然说。没“性福”,谈什么幸福?2006年,蔚然来到甘肃陇南的朱家台村,村子320口人,光棍就有13个。一家姓牛,家中四口人,儿子38岁了,因为经济负担大,没有成婚;35岁的妹妹因为承担家庭重担,也错过了结婚年龄。一个汤姓家庭两口人,一个鳏夫(68岁)和一个光棍(45岁),老人三十多岁时妻子去世,由于贫困他未能再婚,也没有能力给儿子娶上媳妇。另一个40岁的光棍娶了比他大10岁的低智妇女,很难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因此外出打工去了。生活在山区的贫困农民男青年已到正常婚配年龄,娶不到、娶不起、娶不来妻子的,在蔚然走访的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农村,不是个别情况。村子里的姑娘外出打工不再回村找对象,其余的外嫁到平原地区或者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很多地方出现“女荒现象”。除了结不起婚的,还有结婚后妻子离家出走的,有的留下一子,有的没有生育。这些家庭大多数不是因为感情不和,而是贫穷。出走的妇女大多都没有办理离婚手续,但有的成了他人的“二奶”。被抛弃的农村丈夫更是雪上加霜,多数在娶妻时就借下一大笔债务,没来得及偿还债务就人走屋空了。还债、种地、照看孩子落在了这些“丈夫”的头上,他们也因此不能外出做工。“没有‘性福’还谈得上什么幸福,有一些所谓的专家、调查机构说什么农民的幸福指数要高于市民,在我看来,这是个伪指数。他们把这些农民兄弟调查到了吗?”蔚然质问。吃饱了才有皮影和秦腔蔚然发现新闻报道说的和农村的现实不一样。比如,报道都说农村合作医疗好,但合作医疗也会“坑农”:农民头疼脑热原来花两三块就治好了,现在动辄两三百元,就算最多报销60%,自己还要掏50块,也是冤。而且“非住院不给报销”,但即便是住了院,报销时说你这也不合格,那也超出规定,结果合作医疗肥了部分医院。政府的政策一天一天好了,下面具体执行的时候往往给“贪污”了。一些干部不让农民知道国家的政策,不让农民知道它的“好处”。“村干部是个‘硬坎’。”蔚然在书中写道。在蔚然看来,不少的村干部素质差,是“花钱上去”,不是真正按村民自治法选举上去的,贪污、强势,外姓村民不想投却不敢不投他的票。在内蒙古,蔚然遇到一个大学生村官受到乡干部的威胁:“再给我捅娄子,我找人把你‘做’了!”和地、县、乡镇干部经常打交道,蔚然归纳了地方和基层官员做官的三种心态:一个是为“前途”,一个是为“钱途”,第三种是为亲朋好友。每个村都有“驻村干部”,拿着国家的薪酬,有些“驻村干部”却“连个屁都不敢放”。“驻”几年之后,有的找关系提上去当个“副镇长”什么的走人;升迁无望的,混个公务员,种自己的地,打打麻将。蔚然发现,国家的扶贫政策是“撒胡椒面”,由上而下,扶贫方式已经不能真正进入农村。他在重庆了解当地“扶贫牛”政策,当地以种植柑橘为主,却给了一家一头牛,村干部上面给什么要什么,当地农民没养过牛,每家不得不花费一个劳动力专门跟着牛,啥事也做不成,就有农民故意把牛推下山崖摔死了,牛肉吃了,牛皮卖了。而按政府的想象,牛生牛犊,牛犊再下小牛,如此循环,致富美梦不难成真,但政府忘记了制约条件。蔚然还感到焦虑的是“土地之死”,化肥过度使用致使土壤板结,中国占世界7%的耕地中投放了占世界34%的化肥。农业总产量是拼命靠化肥在维持。蔚然最近写了个呼吁设立研究和保护草原的“副部级”草原研究院,来管理和协调内蒙古、青海、甘肃、西藏的牧区草原。官员为了考核的经济指标,增加“牛羊存栏头数”,往往强迫老百姓过度放牧,加上鼠患,每年都把草原“翻个底朝天”。这种“政绩观”加速着草原的恶化。在11个省份的农村走访中蔚然看到,伴随着农村的贫穷和破败,城市化无序的发展,乡村文化被快速毁灭了。乡村的文化特色用城市文化是无法代替的,不光是物质“脱贫”,还有一个精神层面,“吃饱了才有皮影、秦腔”。西方国家的乡村也在衰败中,但衰败的速度很慢。蔚然想让中国的官员懂得,不要因为“单一经济利益”,驱赶得中国乡村过快消失。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甘肃通渭县马营镇黄家渠村老人冯富的老伴年近八旬,为了生计每日要跪在地里去干农活才能勉强度日,常年劳作导致她的双腿已不能直起,膝盖上的绑腿满是泥泞。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贵州沿河县,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与爷爷奶奶一起种玉米。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云南丽江永胜县一位八十多岁的农妇靠捡破烂为生,儿子住同一个村,靠种地连养孩子都很难。老人一直独居,靠街坊邻居给的米饭或在镇上小餐馆拣的剩菜过活。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小小的年纪就背负起本不该让她来负担的生活重任甘肃天水麦积区一位坐在路边剥玉米皮的老奶奶:我儿女不缺,就缺养活我的。你说他们不孝顺?不是,他们要是孝顺了我们,那他们的儿子、女儿们就要成了社会上的负担了。我们有口饭吃就能活,他们可不行啊,上学要钱,穿衣要钱,走路要钱,就是睡个觉也要钱(上高中住校)。现在儿女们的负担太重了。安徽绩溪县瀛洲乡瀛洲村一位老人:我八十多岁了,没有什么期望,就是想着国家能给我们农村这些老人,有一个退休养老什么的,我们就不用这么大年纪还要苦撑。三农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已经存在了十余年,无论是学界的一些学者专家做出怎样的学术分析(关于三农问题研究的论文,从社会学到传播学,充斥大量刊物的版面)和惊人高论(如农村土地私有化等),还是政府的一些政策举措,但似乎都与真实的农村相距甚远。“农村”正在逐渐沦为一种话语分析的方式,成为这个喧嚣时代的一种陪衬。就像财主家办喜事的时候,总会叫上几个穷亲戚一样,诺大的荣国府也有几个破落的远房,当然,这些装扮的只是人情,而不是关爱。盛世之奥运会与农民何干?金融危机、股市楼市低迷貌似闹得城市里是人心惶惶,而在农村,一切似乎并没发生过。该赌博的还赌博,该打女人的还继续打女人…前些年,《中国农村调查报告》一纸风行的时候,我也看了,并且是在其还没有出单行本,还没有红火的时候,在《当代》杂志上看的。看完之后,也并不为然,因为,作为一个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人,我认为这本书,距离真实的农村仍然很远。当然,若说两位作者是用农村这个题材而行沽名钓誉之事,有乱扣帽子的嫌疑。但是,我也可以很直白地说,这本书中的诸多内容,只是一种常识。在农村,大家都知道,只不过,这种常识,许多人不知道罢了,于是也就成为了一种“有力量、有勇气的文字”。当然,在这里,我要声明的是,我说的农村,是我的家乡,安徽东北部的一个地方。至于你若拿华西村来作为中国农村的证明,我也不与你争辩。好吧,接下来,就将陆续写上这次过年回家的一些见闻,也希望可以勾勒出一个真实的农村。对于一个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学习并工作的人而言,既是一场寻根之旅,也是一次悲壮的返乡,更是从后现代进入了前现代,从21世纪进入了中世纪,个中滋味,有愤慨,有悲凉,有心酸,有无奈,不一而足。一、早婚不得不先从早婚这个事情说起,这也是最让我震惊又感到悲哀的事情,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农民的愚昧,是农村的落后。但无论用怎样的字眼,这些事情的确是在农村发生了。根据我国的婚姻法规定,法定最低结婚年龄是男22周岁,女20周岁。可是在我们村,1991年出生的一个男孩,准备在正月里结婚了(这个男孩,是在网上认识的我们县另一个女孩,女孩的年龄我不知道,回家后过一次,那天很冷,其围着围巾包裹着脸,没看出具体年龄,但我想,应该不大,因为在我们那,结婚的很少有女的比男的大),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相当地震惊,当然更震惊的还有,这个女的,还在冬天里打过一次胎(由此也反映,农村青年人的避孕知识的匮乏)回去之后,打听了一下,在我们村以及周边的几个村,结婚的一般都在20岁之下。很少有超过20岁还没有结婚的,除了在外读书的之外。不然,过了这个年龄若不结婚,也就意味着可选择性很小,或很难找对象了。有一天,我遇见了前面所说的那个男孩(在我读书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小P孩,并且在我印象中一直都是),我问其,结婚领证了没?他说没有,我说,没领证你就结婚啊。他说:不碍事。我问:那以后生孩子怎么办?他说:到时候再说呗。所谓的到时候再说,也就是请客送礼花钱修改年龄,补办结婚证,不然怎么给孩子办准生证和户口?又有一天,和我们村的大队书记一个桌子喝酒,我问他农村的早婚事情,他说很普遍,不仅我们村,在我们县,甚至隔壁的几个县都是这样。对于这种事情,他也没办法管。“想管也管不了,这些孩子结婚之后就常年在外打工,找都找不到人”,这个书记如是说。早婚,在我们那里,现在可谓是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或曰是产生了群体仿效反应,一个看一个。你20结婚,我就19结婚,你19结婚,我就18结婚。基本上是没有领结婚证的,在父母看来,早点给孩子完成了婚事也就早点完成了任务,也免得其在外面打工学坏了。我们村的一个女孩,年龄就在19岁的样子,年底的时候,回家办了婚事。而孩子已经几个月大了。和男人是在外面打工认识的。结婚证无法证明婚姻,只有在村里办了酒席之后,才是结婚。因为早婚的现象,回去之后,父母每天都在逼我结婚。按照他们的话说,因为我到现在还没结婚,在村子上,他们就被别人瞧不起,抬不起头来,被人嘲笑。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早婚的现象了。至于上面有人说要交代背景,我们村,安徽东北部的一个县的一个很普通的村,就像那片土地上的许多村庄一样。千余人左右,全是一个姓氏,有四个房系,有点像宗法制的乡村,人均4亩地左右,除了田里的收入之外,村里的青壮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另外,很坦言地说,村民的生活并不是很穷,在我们村,这几年就竖起了几座两层小楼(造价一般在15万左右),有人还买了一部夏利车(6万左右),当然,村子里穷的人也很有。二、早育和晚育早育很好理解,因为前面所提到的早婚现象。在农村,一般结婚后一年内就会生孩子,而若在一年内没生孩子的,就会被嘲笑,被歧视。(我们村的一对夫妻,结婚四年多了,没有孩子,男的就经常殴打女的,不过,据说,女的已经去医院检查过了,没有问题,而男的死活不愿意去检查)农村的这些女人,可以说是没有青春的,在结婚、生育之后,很快就变得苍老。刚20岁出头的女子,衰老到像四十岁一样。听说,村上一个女子,年龄刚20,08年春天结的婚,冬天里,小产了一次。在农村,一向都是结婚之后就很快要孩子的,晚育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貌似头胎是男孩的,不允许生育二胎。但是在最近几年,这些头胎是男孩的,并且已经结扎过的妇女,纷纷去重新做手术,然后再生一个。隔壁村的一女,今年已经40,儿子94年生的,今年已经上初三了。去年又生了一个男孩,这次回家看见了,才1岁大。90年代计划生育抓紧的时候,农村的妇女都要强迫去结扎,我一直认为,结扎是一种很不人道的事情。但仔细想想,也没有其它办法,不然如何控制生育?你没法指望农民去用安全套,去算安全期,去吃避孕药。可现在呢,这些结扎过的妇女,而且都接近40岁的年龄,又纷纷去再做手术,再生孩子。父亲说“这几年,一个看一个,大家都生了。”一天早晨,村西边的路上走来一个步履蹒跚,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我不认识,问母亲是谁,母亲对我说是某某。本来有两个孩子,一女一男,可她的女儿,三年前因病死掉了,(当时回家的时候,我曾经路过她的坟,死的时候才十五六岁的样子),家里只剩下一个男孩了,于是又去做手术,现在又怀上了。可她的年龄呢?我没问,不过根据我的推测,应该在45岁之上了。这就是农村,真实的农村,45岁的女人和18岁的女人,共同怀孕待产。这也就是新农村,有了网恋,有了未婚生子,有了高龄产妇,可以说是与城市接轨了。在村口的那个房子的一面墙上,赫然粉刷着一行防治艾滋病的大字(具体的标语内容忘记了)。三、死亡每次过年回去,我都会问父亲,这一年,村里死了谁。整个村庄都在老去,村子里的那些我熟识的人,长久地停留在我记忆深处的人,都会在某个我所不知道的一天死去。当然,我也会和他们一样死去。墓地,我都选择好了,包括我父母的,和我自己的。都将会埋葬在那块如今满是青绿麦子的田里。而我从来不关心,这一年,有哪些新的生命在村子里降临,因为他们都与我无关。起码与我的记忆无关,08年,我们村子里死去了三个人,一个女人,两个男人。除了那个女人,是因为偶然事故,从我们村一户人家新盖的两层小楼上掉下来,摔死的之外(摔伤了头部,不治身死),我想说得是那两个死去的男人。两个男人,死去的时候都才60左右,一个59,一个60出头。都是因为突然被检查出来得了癌症晚期。然后,在熬了不到半年后就死去了。在死去之前,他们都是村子里做农活的很厉害的人,当然,没有医保的他们,不会去想着检查身体,就像是自然界的动物,安静地存活,安静地等待疾病的突然袭来。在农村,经常会听见这样的一种幸福定义“有吃有喝,没病没灾”。而若是一旦得病,也就意味着死亡,因为,每每总是小病拖成大病。然后就是等待死亡。08年死去的这两个男人,那个60出头的,我不是很熟悉,暂且不提。而这个59岁的男人,则是需要说一下。按照辈份,是我爷爷的父亲辈。他有兄弟两人,他是老大,家里有个磨香油的磨坊,他家的麻油,在远近十几里都很闻名(手工制作的那种,炒了芝麻,用石磨磨制出来的、然后三斤芝麻换一斤麻油)。年轻的时候因为穷没娶上媳妇,后来在80年代,买了一个云南的女子,后来,在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之后,跑了。之后,他就一直抚养着自己的女儿,单身生活。他的弟弟,娶上了媳妇,有两个孩子,不过,在我读初中时候的某一个夏天的午后,在自家的梁头上吊自杀了,据说,死的时候,穿了一身白色衣服,自己亲手做的。在他的弟弟死后,村上的人本想撮合他和弟媳妇组成一个家庭,但因为年龄相差较大,弟媳妇没同意,后来,弟媳妇又招了一个男人进门。如今,他也死去了,死于胃癌。夏天被检查出来,元旦的时候死的。暂且不去叙述村上的这些往事,毕竟在死亡面前,所有文字都是轻浮的。(初二那年,我们村一年之内,有三个年轻女子,喝农药自杀了。恰巧的是,她们的坟,分别在在村子的三个方向上,一时间人心惶惶,说剩下的那个方向上,还会再有一个)年前的一个午后,我去田里溜达,远远地看见一座新坟,上面还有几个花圈。回家之后,赶紧问父亲,那是谁的坟。不知道,下一年回去,村外的田间又会多出几座坟来。说到死亡问题,顺便再提一下火葬问题。之前政府强制实行火化,这也使得,在我们县的厂纷纷倒闭之后,火葬厂竟然存活了下来,据说效益还不错。初三的暑假,曾经作为娘家人,去过一次。但是由于农村的习俗,虽然火化了之后,仍然要用棺材,讲骨灰盒放进里面,然后办丧事,下地。后来呢,这里面就产生了猫腻,只要出钱(据说是好几千,当然数额多少,也要看是否有人),就可以不用火化,火葬厂收了钱之后,也会出具证明。(查也查不到,除非开棺,这是很危险的,很容易造成警民冲突)当然,若是有权势的,不交钱也可以堂而皇之地不用火化尸体,直接下葬。之前几年,还闹得要在村里设置统一公墓,安放骨灰盒,后来也不了了之。现在,基本上都是埋在自家的田里。成为乡村田间的一种点缀。区别就是,不再像以前那样将坟头堆得很高了。火葬,原本是为了节省耕田,现在看来,起码在我们县,成为了一种形式,甚而成为权钱交易的灰色地带。竟然连死人的钱都挣四、教育据官方消息说,目前大学生中,农村生源的比例在逐渐下降。年前,参加一场婚礼,酒席上与我同桌的基本上都是一个乡村小学的老师。年龄都在40—50左右,我全不认识,喝酒,开始聊天。桌上一个人,掏出一款手机,我瞄了一下,LG的一款,估计价格也就几百块钱左右。另一个人问:刘主任,这又是从哪里搞来得新手机?那个叫刘主任的说是某某送的,校长一个,他一个,后勤主任也有一个。那个问话的人,笑着大声说道:腐败啊,党都是让你们给毁了的,看来我要退了。然后众人继续喝酒,吹牛,我在旁边安静地听着。一个中年老师,刚做过手术(据推测,估计是痔疮一类的),说自己前几天喝酒,只能站着,说“我现在就像孔乙己一样,站着喝酒”。众人大笑。孔乙己,这个词让我当时楞了一下,可惜,如今,孔乙己在农村也许常有,而鲁迅却没有。这些就是农村的基础教育老师,我有一些高中同学,后来去读了师范专科,很少有回去做老师的,大多出去打工。当然,没有关系农村的这些学校也很难进。后来我放开了和他们喝酒,肆无忌惮地说着一些粗俗的话,最后我醉了。虽然,农村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基本上,这些都是空谈。大量的农村孩子辍学,或是熬到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隔壁的一个邻居下的一个小女孩,94年出生的,小学没有毕业,身体都还没长成,在外打工已经一年。春天的时候去采茶,后来去了南通的一个家庭工厂内,做箱包的,包吃住,一个月500元钱,从来没有星期六星期天,每天早晨7点多开始做活,我问她,晚上什么时候结束,她说不一定。有时候都到10点多。和她一起的还有两个差不多大的小女孩,收完麦子后她去的,大半年挣了2900块钱回家。2900元钱,一个15岁女孩辛苦大半年的收入。在我和她谈话的时候,她并没有一句抱怨,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吧。她们是认命的孩子、顺从的孩子。她才15岁,头发也拉直了,有点都市的影子,只是那双手,粗糙的像个老人一样。都是伤口和茧子。15岁的年龄,所谓的花季雨季的岁月,所谓的青春,可是对于他们来说呢?正月初九,她又要回南通了,我把手机号码给了她,让她遇到什么事情可以给我打电话。在农村,经常流行的一句话是“读书不读书都一样,反正都是打工”,或“读大学又怎样,出来还不是打工?”很汗颜和惭愧地说,我是我们村上这十年来,也可以说是自78年恢复高考以来,第一个考取重点大学,第一个读研的人。可就这样的一个诺大的村庄,近十年内,算我在内,考上大学的(本科)也才三个人而已。(说这些,不是得意,而是悲凉,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看到一堆沉睡在铁屋子里,没有醒来的人一样)回家最怕的是别人问我工资多少,因为在他们看来,我在上海(上海对于他们,成为了一种文化想象,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大城市)读了所谓研究生了,毕业后,起码也要上万元的工资,还会有人给你分好房子。若得知消息,我没有这么多的时候,他们都会说,我看读书也没什么用,XX初中没毕业在外面打工,一个月都好几千。对于这些,我能争辩什么呢?我们县高考升学率之底,很难想象,估计是安徽最差的一个县了。全县人口是80多万,08年参加高考的只有7千多人(还包括大量的复读生在内),考上的本科(三本以上)才1500余人,其中大量的是三本。其中复读生占了大多数,(我是2000年高中毕业,我一个同班同学一直复习到2004年,才考取一个省内本科,)小学教育差,导致初中教育差,然后又是高中教育差,放到全省的高考竞争中,完全没有实力(考上稍微好的一些大学的,也都基本上是县城的孩子)我一个高中同学,现在县里一个高中当老师,今年带高三毕业班,年后,去和他喝酒,他说,班上70人(文科班),学校给他的基本指标是一个本科,三个本科是超额指标(只要分数够三本就行),我问他估计能考上几个,他说最多也就五六个人左右。那剩下的那些人呢?无非复读,或是外出打工。然后回家结婚生子因为是高三,初四就开学了,初四上午,我同学非得让我去给他班上的学生们说上一些什么。让我给那些孩子勉励一下。站在讲台上,面对一群孩子,我无法给他们说启蒙,说自我救赎,只能给他们描述大学的美好生活,勉励他们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说现在社会竞争压力很大,要想成功,就要多努力学习。目前在我们县,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开了许多,不仅县城里,乡镇了也有许多。培训的技术,无外乎缝纫,电焊等。然后,就将他们输入沿海的一些工厂内。在更多的孩子和家长看来,这才是人生的正确道路。(读高中,花钱又不一定考取大学,考取了大学也没啥用)我也并不认为,读大学对于他们来说是唯一的一条出路,但我想,读了大学之后,无论怎样,起码可以认清自己,认清一些这个社会,不会再浑浑噩噩地生活下去。当然,这里又存在着一个启蒙者的悖论,究竟是清醒者痛苦?还是沉睡者痛苦?是该让他们睡去,等有一天,他们自然地醒来,还是把他们叫醒?叫醒之后呢?那天,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金字塔,我对那些十七八岁的孩子说,我不期望你们可以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但我也不希望你们沦为金字塔的底部。只要你们能够在中间的位置就可以了。父母有时候也会半开玩笑半生气地说,当初,还不如不让你去读书呢,不然,现在我们也就可以抱孙子了。你看村子上的和我们差不多大的,都已经抱上孙子了。闻此,我很难过。因为父母说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正在农村流布的观点。五 农村低保在农村,有许多事情的发生,的确是你所想象不到的。就如低保来说,刚才百度了一下,看到这样的官方消息:通过个人申请、评审评议、审核、报批和监督检查等一系列制度设计来保证制度在实施中的公开、公平、公正。县级民政部门负责审批,由乡镇、村委会具体受理。申请农村低保的基本程序是,由户主向乡(镇)政府或者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村民委员会开展调查、组织民主评议提出初步意见,经乡(镇)政府审核,由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审批。乡(镇)政府和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查,了解其家庭收入、财产、劳动力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结合村民民主评议意见,提出审核、审批意见。在申请和接受审核的过程中,要求申请人如实提供关于本人及家庭的收入情况等信息,并积极配合审核审批部门按规定进行的调查或评议,有关部门也应及时反馈审核审批结果,对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原因。而在我们村,有的一家四口人,包括几岁的孩子,全都享受着低保,有许多青壮年的劳动力,也在享受着低保,而我的爷爷奶奶,今年都八十多岁了,却没有低保。(当然,以我们家的状况,赡养爷爷奶奶不成问题,但这件事,让人委实很生气。)父亲和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很愤慨,“谁送礼给书记,谁就有低保,谁上面有人,谁就可以有低保。”所谓的申请、调查,公正都成为了纸面的笑谈。低保成为了权力这个大棒之后的那根胡萝卜,大队书记想给谁就给谁,成了安抚与拉拢的工具。低保一年有近千元左右,完全成为了一种额外的福利待遇。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有了。谁家权势大,有,谁家上面有人,有,谁家送礼了,有,谁家是刺儿头,容易闹事的,有。我家没有,虽然,我爷爷今年85、奶奶80了。我写这些并非是品头论足,而只是想写一下我所见的农村情况。对于我本人而言,也没有要一味地洗褪自己身上农村痕迹的意思。无论面对谁,我都坦言,我是农村出来的。此外,我也并非说是要让农民全涌入城市(某些学者所谓的在城市形成贫民窟的观点,实在是笑谈),但你也不可以坐视农民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然后被咀嚼一番、榨干了青春之后,成为渣滓。没有人有权力,有何正当的理由,可以堂而皇之说,农民就应该为这场国家现代化运动做出牺牲。他们生而为农民,不是合法的理由。六、农村的政治问题“我身上有两颗子弹,一颗留着保卫我自己,另一颗留着参加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是大年三十那天上午,我们村一个70岁的老人站在我们家门口,所说的话。他什么职务都没有,连党员都不是,经常热衷于参与村上的事情,诸如核查村委会的帐,去县里上*访等等。我父亲说这个人现在还经常在家里写东西,我问都写的是写什么?——还能是什么,都是那些大道理呗。我不知道他是否读过马列的书,但他经常会把马克思挂在嘴边,说起话来振振有词。“农村需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把这些狗日的都搞倒,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看问题,这个社会已经变了80%”,我拿出手机,将他的这些精辟的语言记录下来。从县城里坐车回家的时候,在路边的一个村口,赫然挂着一个大红条幅,在冬日的村口,显得特别醒目。条幅上写着:村民直选,是建设乡村基层民主的重要保障。看到这样的条幅,我哑然而笑。民主,直选,多么诱人的字眼。回家之后,问父亲,在选举的时候,拉选票的现象特别严重。“选举不过是走个过场,上面让谁干,就是谁干”,我们村的那个书记,今年69岁了,被称为“不倒翁”,在大队书记的位置上,起码已经占据了有近二十年了。也有人戏称其为“胡书记”,说其很会糊弄,上面有人,在村上又不得罪人,得罪人的事情,都会暗地里指使别人去做。此外,还有农村的发展党员问题,谁想入党,必须要经过大队书记这一关,先送礼,再表示忠心,于是,发展党员,也就成为了培养个人亲信的渠道。起码要确保入党者不会危及其地位。而有几个所谓的刺儿头,怎样也无法入党。也就意味着其无法进入政权,再这么折腾,也只能是在外面鼓捣。而当权者随便安排一个罪名,就可以将其搞定。当年我们村有个光棍汉,特别地仗义执言,经常一个人去县里和市里上*访,反映问题。他在路边的沟渠里挖了一个很深的池子,夏天的时候,村上有很多人都去池子里取水打农药。别人都给用,就是不给大队的几个干部家人用,为此还打过一架。后来,他领养了一个别人遗弃的女婴。一个光棍汉领养一个女婴这样的事情,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村里硬说其违背了计划生育政策,还让镇子上的派出所将其带走了。不知道其在里面是否受到了拷打,出来后,变得老实多了。“喝纣王水,就不能说纣王无道”——这是父亲经常教育我的一句话。尤其是在我偶然在他面前说一些稍微愤慨的话时。七、土地问题我们村的土地,是人均有4亩左右(每亩660个平方),95年的时候,重新分配过一次土地,之后就一直没动过,这使得有的人家娶了媳妇,生了孩子,都没有土地,而像我这样的,户口早已经迁出,但在家里还有一份土地,那些死去的也包括在内。95年动过土地的时候,说是30年内不再动地。最近,土地私有化貌似被提出来,作为解决农村问题的一剂良方,这次回家,和村里的一些人谈到此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土地兼并。(我和他们说,土地要私有化了,可以自由买卖了,他们说,那很快就有人卖地,尤其是那些不正干的人。)“乖乖,又要回到解放前了,要有地主了!”其实,农民对于土地的眷恋的热情正在逐渐下降,村里许多有钱的人,都去镇子上或是去县里买了房子,平时都住在县城里,只有每年两次农忙的时候才回来。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村种植了许多经济作物,诸如棉花、薄荷、西瓜等,(我们家曾经就种过近10亩的棉花、也种过近十亩的薄荷,和三五亩的西瓜),可现在,都是一季麦子、一季大豆。省事,完全的机械化操作。(雇用联合收割机,直接把粮食拉到家,有的户,收完粮食就当场卖掉,带了钱走人)。然后将秸秆在地里烧掉,再种下一轮。虽然没有土地买卖,但在农村可以租土地来耕种(300元/亩/年),有的人家不愿意种地的,或是常年在外的,就将土地租给别人种。再说一下,去年的卖地问题。有一条正在建设中的高速公路经过我们村(貌似是从许昌到宿迁的),修路要占用农田,这其中分为两种,一种是路面占地,另一种是取土占地(要取土垫路基)。前一种的价格是18000元/亩,后一种的价格是12500元/亩(价格差的理由是,取土后的水塘还可以用来养鱼获利等,但我怀疑这个差价被承包商私吞了)。取土占地的面积很大,有好几块,一块就有80亩。(我们家的土地被划了4.5亩)能够卖地的,都很开心。人们不再稀罕土地。只嫌弃卖少了,没有说多的。至于说土地抛荒的现象,我们那里没有,因为自己不种,可以承包给别人。姑且可以算做土地私有化的前戏吧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关于这次修路卖地的问题。村上有的户是摊到了,有的没有。摊到的就很庆幸,没摊到的就很沮丧。于是就有人提议说要把这些卖地的款拿出来村上平分,然后再重新分配土地。这是平均主义思想呢?还是集体主义时期思想的残留呢?这样的提议当然不了了之,但的确很吊诡,值得反思。一些三农学者常说土地目前成为了农民的束缚,成为了阻碍农民现代化的桎梏,也有人说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最后保障,是返乡之后的最后栖息地。但无论是怎样的看法,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就是:农民已经不再深深地爱着这块土地。艾青说:“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而如今,这块土地也许正在沦为鸡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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