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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创新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
作者：天下第一大老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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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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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现代企业制度，世界上难得一见，中国人独创的经济学上新名词，咱们对这一新名词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怎样才算是“现代企业制度”？可能源自中国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官方的表述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离，管理科学”。同“市场经济没有‘性别’之分” 的权威谬论一样，对这一新名词的表述也从未有人质疑和辩驳，鄙人除外。这个制度标准分明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为范本模式而量身定制的。我们回顾一下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历程，可以发现，如此表述实际上是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企业不符合这个标准。用心何其良苦也！
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产权什么时候开始不清晰的？是在党风式微腐败滋生，人们的思想被搞乱以后。在此之前，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产权谁都知道是全民所有，由共产党政府的各级组织任命的负责人，代表人民的利益经营管理。有人不认同这一说法，他们认为国企产权名义上全民所有，其实所有者缺位，谁都没有。产权只有落实到有名有姓的人头上，才算清晰。但有识者指出，产权落实到个人，老板事必躬亲，自已经管企业，这种企业组织形式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原始的家族企业和合伙企业，并非“现代”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企业搞股份制，股东可能成千上万，按股权大小组成董事会，再由董事会聘用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对董事会负责。诚然，党组织与董事会名称和性质都不同，但形式却有相同之处。党风正常的时候，被任命的国企领导人不一定比被聘用的私企经理人要差。例如，极而言之，资本主义世界产生过美国电气公司传奇企业家韦尔奇，社会主义中国也有业绩丝毫不比之逊色的企业领导者，当年领导大庆油田会战的独臂将军余秋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与资本主义私有企业各有千秋，拿产权说事，断言前者不如后者，并不一定经得起实践检验——关键在于你指的是哪个时代怎么样性质的国有企业。
不论什么性质的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最起码的要求是内行领导。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私有企业中没有问题，而在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却存在争议，即什么人才是真正的内行。不同性质所有制企业对其领导者的素质要求会相同吗？即以标准而言，高校科班出身，获得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的人领导私有企业可能是內行，但对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兴衰存亡来说，他可能比目不识丁的外行更糟糕。余秋里出身丘八，你能说他是领导企业的外行么？韦尔奇倒是世界公认内行中的出类拔萃者，但若是要他去领导中国国有企业——大庆油田会战，结果将会怎么样？当年的大庆油田就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他的制度要求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企业。
可见，对不同性质企业领导者的内行标准，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要求。只要你认为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就不可能在此认识基础上和选拔机制下，产生能使国企兴旺发达的高素质内行领导者。中国再也不会有余秋里式的人物，一个也不会有，关键就在于现在人们认为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了。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种说法诚然并非没有根据。问题在于，不能将人的这种本性引向危害集体，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歧途。声称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认为所谓国有，其实大家都没有，所以谁都不爱惜，不负责任而导致共同贫困，这种理论就是在误导人们的认识走向歧途。关于人的本性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问题，后文还将补叙。
人们至今还分不清内行的含义，企业产权的属性差异决定了对其领导者素质的不同要求。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企业内行领导到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就会变成外行领导, 反之亦然。因而,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从一开始, 不论其体制组成改革还是机制运行改革的指导思想都是错误的, 因为是以产权私有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企业为蓝图, 首先在选拔内行领导这一关键环节上, 乱点鸳鸯谱。为了说明其中道理, 让我先引述两位外国经济学界权威人士的言论：
一, 在囯际经济学界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美国彼得·德　鲁克　先生, 生前在给北京光华德鲁克研究会的开幕词中写道：
“管理者不能依赖进口, 即使是引进也只是权宜之计, 而且也不能大批引进。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自已培养的, 他们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 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只有中国的人才能建设中国, 因此, 快速培养并使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迅速成长起来是中国面临的最大要求, 也是中国最大的机遇。”
德　魯克　先生这一番理论的正确性有实践可以佐证。武汉市在上世纪80---90年代，曾从德国聘请一位专家格里希先生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他不论专业还是管理，可谓十足的内行，而且非常敬业。市政府有关部门也特意为其工作“开小灶”格外周到地服务。但结果并未能使该厂转衰为盛，若是成功的经验，早就在全国推广了。格里希先生如果领导经营资本主义私有企业，无疑是识途老马，完全能成就事业。但在社会主义中国国有企业遭遇水土不服，悄然而归。
从宏观上说，中国实行的是应试教育，高校经济学院培养的企业管理人才学的是舶来理论，完全不是扎根于中国的文化，并以下企业基层接触职工群众屈尊下问为耻，以至于不熟悉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们怎么可能成为国有企业的内行领导？
二，另一位外国权威人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说：
“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市场制度，除了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公正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
从微观上说，现在实行的国企领导人由上级有关部门任命委派的机制，更不可能选拔出适用的内行人才。
曾记否，文革结束以后，当时流行一个十分流行的词语：拨乱反正。这个词语本身没有问题，但所谓“正”，则可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內容和解读。当时官方“正”的內容和解读是什么呢？就是要恢复到文革动乱前的正常状态。但我认为，那时的正常状态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的本义，不然，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在他的心目中，文革也是一场拨乱反正的革命。因为，如果以广大劳动群众是否对当时的社会状态满意为主要衡量标准，文革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实际上是一种失败的实践，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相悖，并不正常。其中道理，下文还将补叙。
中国学界和官场的马大哈们，对国有企业基层情况茫然无知，却垄断与掌握着国企改革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企业领导者们欲“拨乱反正”，恢复过去大多数职工群众反感的“正常”状态，当然遭到了人们的消极抵制而失败。隨之，国有企业生存危机发生了。庸医们又开错了药方，将失败原因归咎于产权不清晰。于是，打着清晰产权的旗号，完成了私有化改革。但不是一步到位地完成。最先是将原来清晰的产权模棱两可化，以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为由头，搞什么经营承包，厂长变成了准老板，企业到底姓公还是姓私变得含混不清了。进一步改革利改稅，赚的利润不再上交给国家，而是逐渐流向了管理层。国有企业开始名存实亡了，偷梁换柱，初步得逞。后见没有什么反对动静，胆子越发大了起来，终于实行经理人收购（MB0），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公开蜕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也即是产权由“不清晰”变得“清晰”了。
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实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化，企业广大职工重新沦落为被剥削、被欺压的雇佣劳动者，而且是像旧中国时代基本权利被剥夺殆尽的雇佣劳动者，却如一头待宰的绵羊逆来顺受，不思抗争。难道建国几十年来共产党广泛深入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都白费了？其中深层次原因，人们至今忌讳探讨。信仰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左派人士应当有承认错误的勇气，没有这种勇气，上述资本主义私有化复辟事件现象就无法解释。我们要有勇气承认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如果不是以強国，而是以富民为主要衡量标准，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人是不满意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失败的实践，其表现是人民生活困苦。原因很复杂，主要是政策失误，在一个“一穷二白”，并且遭遇帝国主义敌对、围堵、禁运的国度急于求成，好心办了坏事。
我们应当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和客观事实：社会上一般人，包括“领导阶级” 中的大多数人，其实并无永恒的主义信仰，他们所持立场和思想观念随对自己的利益影响而变动。即马克思所说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而不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这种社会存在是具体的、实质性的，而不是抽象的、名义上的。早已名存实亡的“企业主人翁”们不再在意自己是否领导阶级，他们关心的是生活，久贫思富。中国资产阶级在学术界的代理人抓住了劳动者的这一软肋，先让你望梅止渴，创造了“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忽悠人的新名词。你想得到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工人阶级的高工资，过上好日子么？那就必须将只能拿低工资、过苦日子的国有企业改革成像人家那样模式的现代企业制度。那种制度的首要标准就是产权清晰，产权清晰的具体内容照他们的独家解释就是私人持有。后来，当劳动者发觉这种说法不过是一场骗局，所谓现代企业制度，竟然与旧中国那种劳方毫无权利可言的资本主义原始的家族企业和合伙企业同一模式，但木已成舟，悔之晩矣。
不过，饥者易为食。我们也得承认，相对而言，即使是现在被压制在社会最底层的雇佣劳动者，特别是蓝领工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生活也比改革之前改善，甚至很大改善，这是事实。如果要我在下面两者中选择，我会像绝大多数人一样，宁要生活攺善了的雇佣劳动者的实惠，也不希罕徒有虚名、生活困苦的“企业主人翁”的身份。问题在于，老百姓生活改善了的成绩，真如官方及其御用学者宣传的那样，是改革开放的正面作用而取得的么？那样的话，大概没有人会有异议，更无人反对。邓小平说得很清楚：“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我们的改革实践是按照邓小平理论进行的么？饮鸩止渴，杀鸡取卵和舍本逐末，更是经济发展方针的三大特色。从历史角度上看，短期政绩建立在損害国家与人民长期利益的基础上，必将得不偿失。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背道而驰，却断言“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既自相矛盾，不符合事实，更无助于走出当前经济发展的困境。评价改革开放要一分为二，以便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能只谈正面成绩而讳疾忌医，避提负面恶果。恶果有目共睹：社会分配不公造成贫富悬殊，黄毒赌假骗黑腐七鬼闹中华，大量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以透支未来为手段达到经济发展目的。从短期效果上看，也增加了人们收入，改善了生活，从而安定了社会局面。
但使国有企业职工群众在转变为资产阶级的雇佣劳动者过程中不思抗争的最重要原因，则是改革前的大多数国企中的大多数职工，他们其实并无企业主人翁的感觉，社会主义性质企业，实际上已经变为封建主义性质企业了。社会主义企业与封建主义企业的区别，在于企业的权责属性不同。前者劳动群众当家作主，后者官僚掌权。影响与决定企业盛衰存亡关键的是他的权责因素，而非某些学者认为的是产权因素。这是我在长期企业基层正反两方面实践中观察与体会后得出的结论。庸医们脱离实践不知病情的根源与关键所在，治拉肚子用泻药，从而反使“国企病”雪上加霜，更趋严重。
共产党领导的国有企业无疑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吗？并不一定。也可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甚至封建主义性质的企业。这就解释了过去和现在的国有企业发生的许多匪夷所思的事件，为什么会同晚清洋务运动时的官办企业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十分相像。新旧两个时代官办企业的共同特点，除少数例外，大多数是外行领导，管理者为取悦其上级，往往热衷于搞形形色色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以掩饰其低能甚至无能。资本主义企业不会产生这一弊病，社会主义企业也能避免这一弊病。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比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的优越性在于，前者的权责属性可能比后者更有利于调动劳动群众的主动创造积极性。
文化大革命后某些学者和官僚认为，文革前的国有企业管理秩序是正常的，被这场政治运动打乱了，所以要拨乱反正。但这种“正常”的管理秩序，其实早已使劳动群众倒了胃口。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怎么会是如此结果？这里，我们需要更正一个观念。人们大都认为，企业中由党委及其书记发号施令，便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企业了。这是一种错觉，需要更正，因为毛泽东肯定对这种管理模式不以为然，而是另有主张。这就是他在工业鞍钢宪法中倡导的“两参”（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一改”（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三结合”（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工人）的群众路线模式。党对企业的领导应当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指导下制定的政策正确领导。改革开放后党内产生了不少腐败分子，在此之前，大多数国有企业已经出现了很多共产党官老爷。正是这些凌驾于劳动群众之上的官老爷，后来“进化”为早已失去监督的腐败分子。那时，理应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主人翁的劳动群众实际上不过是“阿斗”，被企业官僚摆布的被动傀儡。官僚领导管理与职工当家作主，两种属性根本不同国有企业的区别，最主要的标志和表现则是能否调动劳动者的主观能动创造积极性。对这一点，我这个企业基层实践者通过长期观察体会与深入调查研究，是有发言权的。
让职工群众在企业中当家作主，充分调动与发挥他们的创造热情与建设作用，那就必须走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与核心，或者说最大特点是什么？人们各自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说是实事求是，我认为是群众路线。否定与反对群众路线，实则是否定与反对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仅仅是群众路线的一个表现形式。诚然，过去年代频繁地展开的各种形式与内容的群众运动，确实不少是瞎折腾，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损害，但那不是群众运动本身的罪过，而应归咎于人的乱指挥。我们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可以发现建国初期的群众运动比较正常，大有成效，例如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国家机关开展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在私营工商业界开展的“五反”（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投机倒把、反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没有这一系列群众运动，中国后来能顺利地进行经济建设吗？它的历史功绩已经彪炳史册。群众运动性质发生畸变，是在变成运动群众之后。群众运动与运动群众两者性质之所以根本不同，是因为权责错位。前者是群众当家，后者是官僚作主。人们熟知的开大会，表决心，贴标语，喊口号那一套，乃是运动群众特有的表现，与群众运动并无必然关系。群众运动与运动群众两者的效果完全不同，对此，我有感性知识，并且深切体会。我所在企业建国初期私营时代，由于当时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和维护职工的权益和利益，群众投桃报李，人人动脑动手，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取得了效益大提高的结果。公私合营国有化后，职工群众名义上是“企业主人翁”，但名不副实，实际上并无权责可言，甚至反不如私营时代。书记和厂长都由上级委派任命，由于没有自下而上的制约机制，逐渐演变成官僚，我说你听，运动群众。企业也因而失去了职工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特性。此后几十年，虽然增产节约运动几乎常年不断，但因群众不过是听命于领导被摆布的木偶，缺乏主动积极性，再难取得成效。在政治运动中，是否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意见，结果也大不相同。我厂在上世纪60年代，有几位车间主任在私营时代则是各车间工头。他们以前并无欺压盘剥工人之类恶行，相反，与其管理之下的工人关系融洽。解放初期，城市私有企业曾搞过民主改革，主要打击对象就是犯有恶行的封建把头。由于当时尊重工人意见，这几个工头毫发未损。1964年我厂“四清”运动，驻厂工作组是太上皇，完全不顾群众意见，将这几个已入党的国家企业干部打成“封建把头”，结果酿成冤错案件。也就是说，权责确定于不同的主体人，将影响与决定事物发展结果的优劣正误。　　
群众运动变成运动群众，也给经济建设带来危害。因为，对群众的心理感受相应地从正面影响变成负面影响，他们的主观能动创造积极性也隨之恶化。人们知道这种变化产生的最严重后果是什么吗？是使中国高级技工奇缺，成为制约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主要瓶颈。劳动者技能发挥的伸缩性是很大的，在长期被动压抑的企业文化氛围中工作，不可能发挥出最大的劳动技能，反之，则可能超水平发挥。有统计资料披露，发达国家高级技工占技术工人总数比率为35%左右，而我国只占5%上下。这种差距是因为教育水平与培养机制落后于人而造成的么？可能有些关系，但决非主要原因。根据我在企业长期基层劳动中的观察与体会，乃是中国劳动者过去和现在处于不良的社会氛围影响下的结果。
有不少例子可以证明上述认识是有根据的。例如，1958年本市新闻报道中有这么一件亊：当时的武汉钢铁公司新建一座高炉，对焊工的技术要求很高，八级才行。可是没有那么多合格的老师傅。于是，许多三级青年焊工激动于当年“大跃进”运动的社会气氛，纷纷请缨上阵，后来大多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我并不赞同如此干法，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工人们在某种催人奋进的环境中可能创造奇迹。近年来也有报道说，我国某些机械厂的工作机床设备甚至比德国还要先进，但就是生产不出人家那样高质量的产品。同是雇佣劳动者也有高下之分，有的觉得自己的权益与利益有所保障，有的感觉则不爽，工作效果当然也迥异。
再讲世界上一个古老故亊证明此理。瑞士钟表业的奠基人和开创者塔·布克1560年在埃及金字塔游历时，认为金字塔不是一位著名学者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所说，由30万奴隶建造，而应该是一批欢快的自由人完成。2003年，埃及最高文物委員会宣布，通过对吉萨附近六百处墓葬的发掘考证，金字塔确实是由当地具有自由身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建造的，证实了塔·布克的判断。这个钟表匠为什么能在400年前就一眼看出金字塔是由自由人建造的呢？他的判断源自于自己过去的亲身经历体会。
塔·布克曾因宗教信仰不同，反对当时的主流教廷的教规而被捕入狱。因为他是一位钟表师，被狱方安排制作钟表。他入狱前在自己的作坊里，能制作出精度低于1/100秒的钟表，可是入狱后，不论狱方釆取什么手段，制作的钟表却不能低于1/10秒了。起初，布克认为这可能是制造环境不同的缘故。后来，他逃出去了，重操旧业，才发现真正影响钟表精确度的不是环境，而是制作时的心情。他对金字塔建设者的判断，就是基于对钟表制作的那种认识。后人经过考证，证明他的这一认识是正确的。
布克认为，金字塔那么大的工程，被建造得那么精细，各个环节被銜接得那么天衣无缝，建造者肯定是一批怀有虔诚之心的自由人。如果是一群被严格监督強迫劳动的奴隶，他们必然有对抗情绪和懈怠行为，工作起来就不可能做到精益求精，以至于在巨石之间连一片刀片也插不进去。身心和谐才能创造奇迹。
马克思说，“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
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职工群众理应带着愉快心情自愿劳动，而使企业正常运营，并取得高效益。可是，自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政策失误和发生灾荒，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下降，严重地影响了职工群众的工作情绪。从那时起，大多数国企中的大多数职工，工作与劳动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精神开始弱化，企业官僚领导的高压管理则不断強化，当然引起被管理者的对抗情绪和懈怠行为，更加强管理而形成恶性循环。大多数情况下，领导干部与职工群众的关系并不和谐，甚至对立。把工厂当作自己温暖之家的人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中国严重缺乏高级技工和面对私有化改制，人们麻木不仁，听之任之的根本原因。
现在，官方声称改革不走回头路，我们赞同还是反对？先要搞清楚“回头路”具体的真实含义，因为它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例如，2008年岁末，有媒体报道说，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搞家庭联产承包分田单干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又回过头来重走合作化之路了。不过，这次合作化应当不同于30年前的老路，而要走新路。老路和新路区别何在？虽然都是合作化，但两者领导体制组成和分配机制运营方式应当不同。改革前农村大多数社队集体内人心涣散，社员消极怠工，并未展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甚至相反。造成这一普遍情况的关键是因为当时体制与机制有缺陷，不适应集体合作化的需要，而非合作化本身有问题。那时，也有少数搞得好的社队，縁于其队领导人以身作则，能够团结社员群众共同奋斗，例如江苏省无锡县华西村。但这种称职的好领导人的出现带有偶然性，因为没有可靠的民主选拔机制保障。也就是说，赞同或反对走回头路，取决于是否变革旧的合作化体制与体制，而以新代之。如果不加变革，仍将重蹈覆辙。
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如此，拨乱反正与走回头路，也可能有两种内容完全相反的解读。关键集中到一点，即企业的最高权责定位在谁的身上，个别领导人物，还是职工群众？必须明确。社会主义性质国有企业的权责必须明确无误地掌握在职工群众手上，包括通过企业最高权力机构——职工代表大会对企业领导人的选拔权，和企业利益的分配权。职工群众掌握了企业中这两种最重要的基本权利，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企业主人翁的责任感，群众有了这种责任感，就会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比较容易地解决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一切问题。厂领导者即使是外行，也可能很快变成内行。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建国初期，不论原有还是新建的国有企业，其制度是非常不完善的，但普遍运营正常，效益也较高，根本原因就在于那时职工群众有一种空前的企业主人翁真实感觉。虽然那时制度可能有很大的缺陷，但实际上已是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雏形。这种原创的现代企业制度当然需要继续不断地完善提高，但要朝着明确职工群众当家作主权责，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社会主义阶级原则性方向前进。否则，南辕北辙，变为资产阶级服务，不仅企业属性变了，原本的正也拨成了乱。
我在以前的文章《国有企业振兴方略》中曾经指出，如果不能振兴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中国现在与未来已出现和将出现下列问题：
一，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不了；　　
二，建立小康社会的理想实现不了；　　
三，悬殊而危险的贫富差距缩小不了；　　
四，高校青年学子就业难问题解决不了；　　
五，上述问题未能解决引发的社会动乱避免不了。
因我人微言轻，没人理睬。更由于上述观点发表当时经济发展顺利，形势似乎良好，而可能被认为是杞人之忧。现在爆发了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也波及中国了，振兴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开始显示现实迫切性。还有人认为我的上述观点是无稽之谈吗？
但是，欲使中央决策者改弦易辙，从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私有企业占绝大多数，恢复到以前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为主却非易事。我们的愿望能否实现取决于两个关键条件：
一，千百万劳动者（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态度。人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劳动者一定拥护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有符合其利益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拥护。世界上有许多名目和种类的社会主义，吸引的主要对象都是劳动者。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在中国独领风骚，赢得千百万劳动群众的衷心拥护，是因为这一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理论，符合他们的利益。但这种科学理论以前在实践中出了错误，致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利益受损，因而逐渐冷淡了实行这一理论的主要载体——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的热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群众路线也是如此。原本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维护群众的权益与利益、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路线，被官僚们越俎代庖，大搞形式主义，魚目混珠，使人们误解那就是群众路线，甚至畸变为镇压群众反感与不满情绪的政治运动。加上由于缺乏经验，政策多有失误，大多数国有企业确实搞得不如人意，甚至相当糟糕，职工收入微薄，生活贫困。大多数劳动者对国有企业的态度，也从向往变成失望。国有企业私有化改制理论鼓吹者与实践操持者正是利用劳动者这种失望情绪而产生的破罐子破摔心理，釆用软硬两手，诱使与迫使劳动者就范。我们现在欲扭转乾坤，重新走国民经济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仅仅揭露私有制企业经济造成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与反对复辟这一制度过程中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是不够的，那将无济于事。而应当像当年共产党革命先辈那样，深入基层劳动群众中去，拨乱反正，宣传毛泽东思想正确的群众路线，从而使权责属于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一定能够转衰为盛，符合他们的利益，转变他们的态度，积极地投身于反资本主义私有化经济制度的群众运动。
二，社会经济日趋恶化的形势。中央决策者迄今为止自我感觉良好，还在自吹自擂。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改弦易辙，重新恢复国民经济以公有制的国有企业为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难回头。哪怕上述五项问题中的四项，即一，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不了……，都解决不了，也不会迫使他们放弃资本主义私有化路线。只有笫五项，即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动乱避免不了，并且长期无法制止，危及其统治的情况下，他们才会痛改前非，重走社会主义的回头路。解释其中道理，需要费点口舌。
首先要搞清楚，担心中国在不远的未来发生社会动乱是否杞人之忧。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开始引发有的国家社会动乱，并呈蔓延之势。在此之前，中国绝无杞人担忧天会塌下来。现在这种人好像多了起来，鄙人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曾被马克思主义理论洗过脑，而且深信不渝，特别是在这一科学理论被证实了的今天。即认为只要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周期性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而危机又必然引发社会动乱。让我们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分析一下。
中国现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对策，概括地说，就是三项内容九个字：“促消费，保增长，调结构”。行得通吗？这不取决于决策者主观上决心多么宏大，而决定于客观上社会形势将会怎样变化。首先，我们要明确提出这九字方针的背景。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到中国以外贸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了，为了经济继续增长，必须从外向型转为內需型。内需有两种：投资内需和消费内需。前者是实行赤字财政，利用以前经济发展顺利时积累的国家财富，加大投资力度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这样做没有，或者较少效益回报，短期内可以救急，但无源之水流光了怎么办？所以不能作为长久之计。解决根本问题还得依靠消费需求，这就行不通了。
据有关资料披露，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处于下降态势，2007年达到了创纪录的36%，而在上世纪80年代比重曾超过50%。发达国家则一般为60%以上，美国同年这一数字是72%。与消费比重相适应，中国工薪阶层工资占GDP的比重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般占50%，而我囯2005年的职工工资总额仅占当年GDP的11%。那么，提高中国职工工资和消费比重是否大有潜力可挖呢？总的来说没有，甚至反要继续下降，因为形势比人意强。即使中央领导者大发善心，欲提高比重也是做不到的，除非不怕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他们可以给吃皇粮的公务员加薪，增大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消费能力。但问题是，这部分人不是直接生产者，财政支出加大以后，完全不可能增加收入，有出无进，社会上占大多数的其他人，能照此办理吗？旧时戏班演员自已置办行头，演头牌的拿钱多，行头都是新的，配角收入少，只能旧行头凑合着用。戏剧《红娘》中，红娘是主角，穿戴艳丽，崔莺莺是配角，衣饰陈旧。戏台上伺候人的丫环反比被伺候的小姐阔气。
今天，中国社会上也见怪不怪，出现了这种荒唐现象。自称人民公仆的公务员们的工资收入越来越高于他们所服务的主人——劳动大众了。这些年来，各行各业的工薪阶层中，工资同经济一样快速增长的群体，基本上只有公务员这一行业。且不论他们中相当大一部分人还有灰色收入，即有求于己者各种花样的“进贡”，以及名目繁多的补贴奖金，公款吃喝旅游等，仅“阳光工资”就比大多数劳动者成倍计。这种情况首先引起同是吃皇粮的非公务员们的抗争反应。2008年国庆节过后，四川、重庆部分地区的中小学教师，不满于工资低微，多次反映要求加薪而无效，展开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罢教活动。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后被“说服”平息了。早在　日起　施行的《教师法》中就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建立正常晋级增薪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日起　施行的《义务教育法》也重申，“教师的平均工资应当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水平。” 尽管两部法律都对教师的待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在许多地方，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都没有落实。川、渝教师罢教风波过后不久，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了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又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各地认真落实对教师们的工资待遇规定。事已过三，但愿这次能兑现。
增加工资扩大消费不能顾此失彼，只让占工薪阶层少数的吃皇粮的公务员们单兵独进，而置千百万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于不顾。如此，工资占GDP的比重仍将继续下降，消费內需怎么扩大？更值得担忧的是，广大劳动群众比川渝部分教师的生活待遇更差，更不满于现状，也可能不安本分，闹起事来。
长时期来，有一种广为流行几乎无人质疑的主流经济理论认为，隨着国民经济不断增长，水涨船高，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将相应地改善。但实践表明，这一理论并不十分正确。它只对一部分人，而且是中国的少数人，例如私人企业主和公务员们适用，而对社会上占人口多数的千百万劳动群众，用现在官方强调的话说，要使全体人民都享受到改革的成果，这是委婉地承认，大多数老百姓其实并不满意。但问题是，这些大多数未相应地享受到改革成果的不满意者，以后可能水涨船高，隨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工资，扩大消费，改善生活吗？完全没有可能。因为，在一个以私有制企业经济制度为主的社会，劳动者的薪酬不决定于政府计划，而制约于市场需求。即使公家国库里有钱，能加薪给私企职工吗？上世纪90年代，国民经济10多年一直都在高速增长，社会财富也迅猛积蓄，可是雇佣劳动者们的工资却基本冻结。据新华社记者披露，珠三角民工在这么长的期间，工资平均只上涨了68元。近几年闹起了“民工荒”，加上通货膨胀，薪酬才得以较大幅度地提高。劳动者主要还是托“荒”之福。可是好景不长，在中国反常的“民工荒”，由于依靠外贸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遭遇全球经济危机而被消除，一去不复返，今后永远不可能再有了。
市场用工行情又变了回来，从一度供不应求到供过于求。可以断定，再也变不过去了。在一个过剩劳动力数以亿计的国家闹所谓“民工荒”，那是以量取胜的经济经过二、三十年不惜血本地追求髙速增长而千年一遇的极其罕见现象，因为资源与环境不可能再度严重透支，岂会再次出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是，过剩就要贬值降价，劳动力商品也不例外。1990年代，私有企业劳动者的工资过去还只是冻结，今后，至少十年之内，可没有那么好的就业行情了，如果物价稳定，不通货膨胀的话，很可能还会降低。据报载，全球经济危机海嘯已经波及到中国南方的外向型私有企业，订单减少，私企大量倒闭裁员。仅湖北一省，至今已有数十万人失业返乡。其中有一位女工，记者釆访时说，她原在广东一家纺织厂工作，月薪2000元，返乡以后，当地也有一家纺织厂招工，薪酬却只有1000元，整整减少了一半。去还是不去？她犹豫不决。我劝这位纺织女工不要心理不平衡，而应看清形势，还是赶快去应聘吧，不然，过些日子这只低薪饭碗将会被别人抢去。前几年，本市大学本科毕业生就业的期望薪值还是2000——3000元，现在普遍降到了1500元左右。但实际上，招聘单位即使开出1000元低薪，也有人迫于无奈而去签订劳动用工合同。高校青年学子的薪酬，在今天中国的劳动力商品市场上，已经民工化了。
中国既然参与全球经济化中，一分为二观点分析，岂会只有好处，而无坏处？置身于这次突如其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就不可能像“闭关锁国”的计划经济时代那样独善其身。有权威人士乐观地认为，中国将最先走出危机阴影，我则持相反观点，麻烦的日子还长着呢，而且没有尽头。克服危机的根据何在？扩大消费内需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因为，除了吃皇粮的事业单位，以及稳赚暴利的国有垄断企业职工，包括私企和国企的绝大多数职工都不可能增加工资收入，而他们的人数远比前者多。工资占GDP的比重无法提高，消费内需怎么扩大？过去的实践已经充分表明，即使经济长期正常，甚至快速增长的年代，私企老板和国企准老板们也不愿给职工加薪，何况危机时期？这个时期如果企业因亏本而面临倒闭与减薪的选择怎么办？两害相权取其轻，必然优先选择保饭碗。所以，中央有关部门才紧急指示各地暂缓提高法定最低工资，《劳动合同法》也可能像10多年前的《教育法》一样，成为一纸空文，因为没有人会去认真执行。就业问题是当今社会重中之重的问题，关乎社会稳定局面，其它问题都要让路。因而，企业职工工资普遍低下问题将长期不可能解决。
现在促消费的最大亮点是“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消费），据说毎年已达9000亿元。有些人不懂得此项消费对保GDP增长的重要意义，吵吵嚷嚷了许多年，你越吵嚷，这个亮点越是扩大，破万亿元指日可待。试问，在外贸出口受阻，房地产热降温以后，如果“三公消费”再被遏制，中国经济还能依靠什么去保增长？经济不增长，就业问题如何解决，就业问题不解决，社会就可能动乱，难道你到时不也会跟着遭殃吗？这同某市委书记说的“房价下降最终受害的是老百性” 是一个道理。早在1980年代胡耀邦当政时，某些学者就引经据典论证过高消费对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言下之意，毛泽东提倡的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那一套教条过时了。我们某些有权势的公仆们从那时起，就积极响应号召，率先垂范了。果然，这种高消费无可质疑地越来越保住了GDP增长, 功不可没。不过, 近万亿元的“三公消费”似乎还嫌少, 真正让它发挥保住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 力度至少还须再加大几十倍才行。
但问题是，凡夫俗子们理解不了某些学者与官僚深奥奇妙的逻辑推理，更不明白GDP增长到底是为了满足谁的利益。古圣人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你不能总拿毛泽东时代的贫苦生活做挡箭牌。老百姓不傻，他们能理解造成那个时代过苦日子的原因，重要的是，可能苦尽甘来，因为那个时代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高科技产业在蓬勃发展，而现在这种希望就小得多。你可以让少部分人不择手段地带着原罪先富起来，也不妨让某些有权势的公仆们骄奢淫逸，肆无忌惮公款高消费，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在“帕累托改进” 的原则下进行，否则就会出大乱子。之前，你成功地做到了，那是因为可以利用改革开放前建国创业时的艰难而造成的困苦掩护自己。现在不同了，再拿几十年前上代人的往事作对比，说给今天的大多数人听，不会再有效了。“帕累托改进” 要在新的前提条件下进行。这关键的一点，你做得到吗？依赖加大投资和外贸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危机波及之前，回光返照，特别是闹“民工荒”，劳动力商品价格一度走俏时期，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这种经济模式可以持续增长下去，千百万劳动者的收入与生活也会相应地同步提高。
全球经济危机波及中国最显著的后果，就是数以万计外向型企业减产和倒闭。怎样对待面临倒闭的企业，执政当局內部产生了意见分歧。一派认为，倒闭的都是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落后生产力，不应救助，正好“腾笼换鸟”，引进高科技产业取而代之。另一派认为，应善待这类中小型企业，尽力挽救。我认为两派意见皆不可取。前一派表示市场经济规律下，应袖手旁观淘汰的落后生产力，指的是狭义的落后生产力；欲引进代替的所谓先进生产力，实则是广义的落后生产力。生产高科技产品的大企业就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吗？并不一定，要看是谁在赚大钱。在引进的这类大企业中，外国资本家拥有企业高科技产品的自主知识产权，掌握产品的核心技术，或者高附加值的关键部件依赖进口，中国劳工不过是卖苦力，装配加工，赚几个小钱。对中国人来说，谈何先进生产力？不过是以广义落后生产力代替了狭义落后生产力罢了。除了面子上风光一点，没有其它好处。况且，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能否引进这类“高科技产业”补充，不容乐观。后一派着重于国内社会稳定，担心企业倒闭推高失业率。“善待”的具体内容，不仅指减免税费，增加银行贷款扶持，还可能包括暂缓提高法定最低工资，不要认真执行《劳动合同法》，降低环境污染标准等。但问题是，大批落后生产力企业都被你救助，幸免于难了，因出口受阻而产能严重过剩的困境如何解脱？
不论引进所谓高科技外资大企业，还是力保落后生产力中小企业，中国经济低效益局面，和在低层次产能严重过剩大背景下劳动力商品价值走低的形势都将更加恶化。大多数劳动者仍然贫困，无法增加收入，怎么扩大消费内需？更糟糕的是，落后生产力企业为了生存，同行间避免不了大打价格战，因而效益更低，最后只好向劳动职工开刀，裁员减薪。中国经济已形成恶性循环。
这次恶性循环的特点是持续时间将无限长。因为执政者处于左右两难境地，无所适从，犹如上文所述两派官员的意见都有道理，但都解决不了问题。特别是减薪，政府如果干预私有企业这一根据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而行使的市场行为，企业就可能倒闭，而使失业率更高，引发社会动乱；若不干预，也终将突破劳动者忍耐的底线。复辟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就像呑食裹着糖衣的砒霜，尝过表面一层甜头之后，毒性开始发作了。食毒者将会发现，自己是坐在时刻都会喷发的火山口上。
假如，形势朝着人们期望的方向发展，全球经济危机在短期内消失，中国的外贸出口恢复正常增长。但今后不会再因闹“民工荒”而推高劳动力行情了，自主创新能赚大钱的高科技产业异军突起，大规模地取代低附加值产品也根本不可能。中国绝大多数私有企业和相当大一部分现状的国有企业，为了生存，无一例外将最大限度地压低工资成本，以保持竞争力，在互相残杀的价格战中避免失败，这是他们求生的不二法门。否则无利可图，只能停产倒闭。低工资和丢饭碗，劳动者只有这两种选择。即使某些私企老板和国企老总良心大大的好，想提高工资也力不从心。政府官员为了GDP增长政绩和害怕失业率飙升而影响社会稳定，更视低工资为法宝，岂会舍弃？除了低工资和丢饭碗，还有第三种选择吗？据说有的，这就是鼓励个人创业，政策优惠还多得很咧。但是，这一鼓励政策其实只适用于改革开放早期市场物质短缺时代，现在无疑于刻舟求剑了。因为，创业者除极个别人有能力生产进口替代、新型节能和治污等高科技产品填补市场空白，都只会加入同质化低附加值产品队伍，同室操戈，打价格战。从宏观经济层面上看，不过是使一般产品产能在已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雪上加霜而已。商业领域也是如此。这与追加几万亿元投资扩大内需以拉动经济增长的作法异曲同工。前者微观上有效，但不利于宏观整体利益；后者短期内有效，但不利于调整产业结构的长期利益。
其实，即使全球经济危机消失，外贸年年快速递增也不可能了，因为，如主要出口对象国美欧等国经过这次危机，他们今后不顾后果无限制地贷款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还能继续下去吗？提高储蓄率，降低消费率势在必行，这就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产业。如上所述，消费内需又无法扩大。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的痼疾，即社会化无计划投资生产使产能过剩与人民大众相对贫困而消费不足的矛盾无法解决，导致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在中国，其特点一：是社会上低工资与高失业率并存；二，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者贫富悬殊，在劳动阶层内部，吃皇粮的事业单位职工与自负盈亏的企业单位劳工的收入也向两极拉大。利之所趋，人们，特别是其中高智商人士都想当公务员做官，而避之唯恐不及地“逃离工科”，不愿从事又苦又累，收入又少的生产劳动。人人舍本逐末，如此发展下去，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吗？
同以往比，现在的麻烦也有两大特点：一，失业者变“阵痛”为“恒痛”。上世纪九十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大量职工下岗失业，但其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又获得了新的饭碗，这是因为以外贸出口拉动的经济正在蓬勃发展。这次失业再求职，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而且将越来越难，因为有上亿从农村涌进城市的农民工加入求职队伍，争夺饭碗；二，再拿30年前贫苦生活说事，“忆苦思甜”不灵了，因为纵向比较的老一辈人大多退休或去世，企业在职的中青年人中的低工资者，必然现实地转为横向比较，当占劳动者总数大部分的这些人看到自己的工资长期冻结，甚至下降，而小部分事业单位劳动者却不断加薪，他们的心理会平衡吗？加上腐败严重，更是火上浇油。在私有制企业经济制度为主的情势下，社会分配不公状况无法改变，经济形势也不可能再现往日辉煌，社会动乱能避免吗？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人们的思想意识决定人们的行为准则。当统治者感觉日子还过得安逸滋润，他们是不会去改变现状的；只有当动乱的梦魇挥之不去，持久地折磨着执政的统治集团，他们才会迷途知返，重新走回头路，那时，中国恢复以公有制经济制度国有企业为主的社会主义时代就到来了。
无疑，避免与摆脱当前困局和危境的唯一途径，是发展高科技先进生产力，淘汰低层次落后生产力。但要先立后破。在这一立破替代过程中，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认识问题。这里所谓高科技先进生产力，指的是我们依靠自主创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产品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基本自给，工艺质量不逊于人，市场销售利润较高，中国人能赚大钱的真高科技先进生产力，而不是指缺乏上述五大要素，只是装配加工，赚几个卖苦力得来的血汗小钱，大钱被外国资本家赚去的伪高科技先进生产力。真高科技先进生产力能产生高效益，企业可能给劳动群众发放高工资，使他们有钱扩大消费。对我们来说的伪高科技先进生产力企业会给职工高工资吗？二是速度问题。发展高科技先进生产力乃是当务之急，可谓火烧眉毛，不能再继续拖延下去而解决不了。全球经济危机袭来，既不能慢，更不要搞形式主义，以伪高科技先进生产力冒充真高科技先进生产力，虚名实祸，躭误时机，结果困局与危境还是未能避免和摆脱。
我们解决危机既要有时间紧迫感，但也不要病急乱投医。摸着石头过河要看清方向与路线，否则，欲速不达还是小事，可能离民富国强的目的地南辕北辙。有人会说，中国不是有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几十亿元人民币银行存款，已经很富裕了吗？那是不可靠的。请听一位德国政治学家李斯特的至理名言：
“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拥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一个人也许很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所消费的有价值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由此可见，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个人如此，拿整个国家来说，更加是如此。”
他这段话对中国具有现实的警示意义：“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赖以发展的生产力，乃是一种落后的生产力，主要依靠消耗资源、污染环境、压低工资生产大量低附加值产品外销出口，和釆用透支社会需求手段，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带动相关低技术含量产业促使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持续了。现在强调科技自主创新，发展自己高效益的高科技生产力产业，以此提高民众收入，扩大消费需求，无疑是正确的决策。但问题是，在私有制经济企业制度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能如愿以偿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句话不能符合自己的政治意图时频繁引用，不符合时就不用了，应当也要用。从历史实践上看，旧中国蒋介石时代曾有1927——1937年的所谓“黄金十年”，那个时期高科技生产力发展起来了吗？还未开始呢。相反，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建国初期10年，尽管一穷二白，各种条件远比旧时代恶劣，代表先进生产力生产的高科技产品却日新月异，层出不穷。再从现实实践上看，中囯近些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产品核心技术，关件部件基本自给的有份量的高科技产品，几乎都是国有企业所生产。私有企业虽然数量远比国企众多，产值也已占国民经济很大比重，可是，他们能展示出与其比率相称的高科技产品吗？简直不值一提。这一经济实践现象说明，生产关系可能决定生产力向哪个方向，落后生产力方向还是先进生产力方向发展。这也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当时国家战略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发展。没有他那个时代奠定的高科技生产力基础，特别是国防重工业基础，我们今天面对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挑战，还会有和平发展的机遇吗？早就像当年遭遇日本侵略者一样，打断了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黄金十年”经济发展积累的财富，也被一掠而空。不是建立在先进生产力基础上，而是落后生产力沙滩上的空中楼阁，越华丽高大，越被人觊觎，越容易崩溃。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社会主义经济，不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及其属下国有企业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要将社会效益放在笫一位，岂能不讲政治？可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笫三个标准却是什么“政企分离”，荒唐之极。这里所谓的“政”，可能有两个含义：政治和政府。制定者大概是鉴于文革的教训，特意加上这么一条。毛泽东发动与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至于它是否“浩刼”，现在社会上开始有不同意见了。我以前也是认同浩刼说的，现在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文革结朿后的实践教训改变了我的看法。上世纪90年代，面对国有企业突如其来的大量破产潮，武汉企业界有位知名人士于志安说，只有没搞好的国有企业，没有搞不好的国有企业。搞好的条件极其简单，只要企业老总有良心，不要认为国企的产权不清晰，是无主之物，可以隨便攫取入自己的口袋。但要他们讲良心，政企就不能分离，而且还要大搞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运动政治。国企破产，十之八九源于腐败因素作祟。“党风问题是执政党的生死存亡问题。” 如果当真的话，就显示发扬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即发动文革的必要性。“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这句话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了，可是，今天的执政诸公找到有效的监督方法了吗？
毛泽东1966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将他在20年前关于朝代周期率的“窑洞对”谈话付诸实践罢了。1946年，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当时，他认为国民党统治已经腐败不堪，共产党必将取而代之。可是，共产党将来恐怕也可能陷于因腐败而亡国的周期率泥沼。他熟知中国历史，远古朝代不提，明朝，清朝，民国，哪一个朝代后来不是因逃不过周期率而灭亡？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避免重蹈前朝之覆辙，雷厉风行肃贪，历时之久，措施之严，手段之狠，刑罚之酷，杀人之多，可谓空前绝后，但到明末，还是无官不贪。只有毛泽东的肃贪方法有效，这就是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自下而上大民主。诚然，文革中发生过许许多多错误的甚至恶性事件，那又怎么样？比起避免周期率作祟而亡党亡国，不过是支流罢了。如果你是将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而不是个人恩怨放在笫一位，有什么理由否定与反对毛泽东发动与领导，亿万群众参与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前的中国社会同当时的前苏联有什么区别？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倒是没有经过文革动乱，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却都崩溃了。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何尝不想如法泡制，在街头发动颜色革命，推翻共产党，可是他们敢吗？即使他们胆子再大也不敢，因为这场街头革命如果发生的话，必将是他们所害怕的红色。这就是文革的后续效应使然。相对而言，动乱现象是暂时的，只伤皮毛；腐败局面是长期的，危及根本。
我原来也曾对文革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要自乱阵脚？连与文化无关的工矿企业也被搞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国民经济遭到严重干扰破坏。但后来大多数国有企业未倒于动乱而亡于腐败的现实启示了我，开始理解了毛泽东这位千古未有的大政治家建立宏图伟业的高瞻远瞩考虑，相比之下，我等反对者何其浅薄渺小也。正像中国历朝历代没有一个能逃过朝代兴替周期率一样，国有企业倒闭，也是迟早的事。自从清末洋务运动开始官办企业以来，国有企业普遍经营不善，至关重要的效益各项指标都远低于私有企业。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终因经济落后，生活改善缓慢引起人民不满而导致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消亡。但中国也有个别少数国有企业搞得好的，例如大庆油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所以，当年毛泽东高度重视，并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
大庆的成功经验，简而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依靠广大劳动群众，实行“三老四严”的科学管理，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前文为什么说余秋里将军是领导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内行，因为他就是遵循上述原则理念管理大庆油田。这些原则的实施是有具体内容的。首先，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决不允许搞特殊化。在创业初期，甚至在简陋的“干打垒”土坯房里办公，连一件沙发都不置办，上下一心，同甘共苦。
无级产阶级政治曾在建国初期发挥过促进经济建设的巨大作用，为什么要它同国有企业分离？但事物可能有两面性，政治也不例外。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政治运动确实也曾给国有企业造成过破坏性后果。例如上世纪60年代文革前的“四清”运动，有的单位需要搞，甚至必须搞，但有的单位不需要搞，在不需要搞的单位硬要搞，并采用工作组运动群众的方式进行，难免事与愿违，产生恶果。我所在单位当年就是如此。执政者从政治对企业的消极影响方面吸取教训，一刀切，政治与企业分离，从对政府不再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来说，有其积极一方面的意义。初衷无非是让企业摆脱政府指令的束缚，从而为企业焕发活力创造必要的条件。实践效果如何？企业反被搞乱了。被搞乱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资产所有者缺位，没有人负责了。政府原是国有资产的法人代表，由其负责，企业所有权并不缺位。政企分离以后，原所有者代表当甩手掌柜，悠闲自在不管了。如果职工群众真正是企业主人翁，也不会出问题，但他们名不副实。政府这个国有资产所有者法人代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是发挥监督作用。放任不管，就是不监督了。“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始作俑者就是这个“政企分离”。国有企业的心腹大患——腐败，从此开始产生。它从潘多拉盒子里被放出来，如不拨乱反正地深入改革，恢复社会主义性质国有企业的本来面目，就不可能收回来了。
曾记否，改革之初，打的一面主要旗号是“搞活经济”。怎样搞活？其中一招是不择手段扶植私有企业和挂靠乡镇集体企业名义的私人承包企业，同国有企业竞争。竞争本是好事，但要平等正当。私企由于技术、设备和管理等因素落后，产品质次价高，卖不出去。他们于是打破计划经济时代的保守框框，另辟蹊径，以行贿手段打开销路。当时有段时期，名牌不如杂牌好销的反常经济现象到处出现。国企产品严重压库，告急文书雪片似地飞向上级主管部门官僚的案桌上。在这国有企业亟须合法保护的时刻，官僚们保护的却是回扣这一搞乱市场经济的“新生事物”。借口“不找市长找市场”，反而直接地或默许地指使国企也去效尤，公然放任损公肥私的腐败行为大行其道。后来发现大事不妙，想要制止，已经晚了。现在才知道官僚们当时已在准备搞政企分离的国有企业改革了。自己甩手不管，同时又压制职工群众在企业经营管理中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因而造成国有资产负保管之责的所有者代表缺位。国企成了没人管的弃儿。追根溯源，国有企业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大规模破产倒闭，“政企分离”乃是罪魁祸首。
政府对国企的经营行为事无巨细一概干预当然不对，那将阻碍企业发挥活力，但要制定一些宏观原则。否则，就会搞乱。那能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主要准则吗？不问具体情况地“政企分离”的主张，源自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理论。他们认为，市场自我监管比政府监管更有效。但事实上，除上例外，企业为了自己小单位利益，不顾社会主义原则，损害国家整体利益自行其是，政府也放任不管而造成恶果的例子还多的是。例如，在我国平原地区，地下平行埋设电信、网通、移动、联通、铁通、广电等六七家光缆线路的情况十分普遍，可这些光缆的利用率都极低，仅达到10%左右。架线铁塔也是如此。从技术上说，六七家公司共建一套就能满足各方要求了，但偏要各自都搞。有的公司打算租用竞争对手现成的设施，对方公司却漫天要价，三年租用费可新建一套，目的就是不让你共用。害人损己，在所不惜。如此重复建设浪费了几千亿元，相当于三座三峡工程的投资费用，都打水漂了。政府不干预也有自已的道理，浪费于重复建设的几千亿元不都转化为GDP增长的政绩了吗？
鼓吹政企分离，政治远离企业经营活动，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不錯，改革开放以来，无产阶级政治思想观念逐渐淡化，直致被彻底地逐出了企业的体制与机制的运作中。但是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政治思想观念堂而皇之填补了真空。企业中政治思想领域，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乘虚而入，不可能分离。比如，过去选拔厂领导人，強调无私奉献，不要计较个人得失等等。这些“极左”政治观念，可能有点苛求，其实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原则，需要修正。但后来走到另一个极端，唯利是图而不惜损人利已，欲置竞争对手于死地视为正常的市场经营行为。上段文中例举中国通讯行业重建设，几千亿元打了水漂，就是资产阶级弱肉强食社会达尓文主义政治思想观念作祟结下的恶果。还有，中国企业如果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思想观念经营，而不是将其离弃，2008年会发生奶粉行业三聚氰胺毒害婴幼儿骇人听闻的恶性事件吗？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若是分离了他的命根子——无产阶级政治，将会祸国殃民，此类例子还少吗？
可见，政企不能分离，也分离不了。不同的是，存在于企业中的不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无产阶级政治，就是为极少数人服务的资产阶级政治。所谓“分离” ，掩人耳目也。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社会各领域，持续不断地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并不是无事生非。在我们大家都还在懵懵懂懂的时候，他早已看出了危险。社会习惯势力是一种最可怕的势力，往往不知不觉间，事物就被改变了性质。例如前文所述，群众运动变成了运动群众，性质完全颠倒了，习惯势力使然也。只要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习惯一旦确立，资产阶级政治迟早将大行其道，在国有企业也不例外。老夫听闻与经历过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治。举一个有代表性常见的例子。例如开会，而且同是共产党领导下召开的会议，我前后就有完全不同的感受。我在建国初期当学徒时，同其他许多工人一样非常喜欢开会，因为能够畅所欲言，对企业中的负面现象和不良行为大胆批评，并提出自己的改正意见，充分感受到作为一个新时代企业主人翁的骄傲与乐趣。后来就变了，一听开会就头疼。因为在会上言不由衷，只能说套话，甚至假话，对上级的报告即使心里不同意，也要毫无疑义地表态拥护。我还是主人翁吗？分明是一个被摆布的傀儡。这种社会习惯危害性在于，它为损害大多数人利益服务小部分人利益的资产阶级政治通行扫除了阻碍，提供了方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很可能情不自禁地利用这种习惯，以售其奸。一个国家如此，一家企业亦是如此。
中国有史以来，传统习惯政治机制行使权力的方式都是以上驭下。这种政治机制与生俱来无法根治的痼疾，就是产生不了有效的监督，而缺乏有效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腐败则是改朝换代的主要原因。毛泽东鉴于历史教训，不惜付出短期阵痛代价，欲换取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长治久安，发动了一次次政治运动，其实都只能治标，直到其生前最后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终于找到了治本之策。这就是将行使权力的政治机制方式，从以上驭下变为从下促上。但是形势比人意強，他也斗不过強大的社会传统习惯势力，这次大革命以失败告终。
其实，这种新的政治机制运作方式，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机制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內容迥异。世界上任何一位有抱负的大政治家，不论其阶级立场与主义信仰，都欲使其治下民富国強。不同立场与信仰的政治家分歧在于，通过什么途径达到这一目的。一种是通过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另一种是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公有制经济制度达到目的。以这两种途径与主张客观上受益的主要对象不同而划分其名义，前者称为资产阶级政治家，主张社会财富主要按资分配；后者称为无产阶级政治家，主张社会财富主要按劳分配。显然，资产阶级政治家首先是为少数富有者利益服务，无产阶级政治家则企图为广大劳动者利益服务。照道理说，在民主机制下，无产阶级政治家应当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却为什么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反而是资产阶级政治家占上风呢？因为，无产阶级政治家的理论主张被认为是乌托邦理想，而且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实践过程中往往发生畸变，劳动群众未受其利，先遭其害。无产阶级政治家的理想虽然不能说是全然失败，也成功了一半，如在前苏联和中国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了強国的目的，但这种強国目的实现，却为此付出了牺牲劳动群众福祉的惨重代价，因而不可能得到广大民众长久地拥护与支持。
任何事物的优劣都是相对而言，制度和政策也是如此。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在过去和现在的实践中，一般地说，私有制经济制度在富民方面似乎比公有制经济制度更具有优越性。但我认为，出现这一社会现象并非因为公有制经济制度本身制不如人，而是我们在实行这一制度的过程中政策出了问题, 客观效果与主观愿望相悖。人的本性确实是自私的, 这一点不要徒劳地否认, 因为否认不了。马克思就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 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 恩格斯也说：“不要指望从人的‘美好情操’中. 而只能从人对现实利益的追求中去寻找人的行为逻辑。” 可见, 不能说人的自私本性是一个坏东西, 更非我们以前认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那是极左的错误说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认为, 每个人主观上的自利行为, 客观上将增进整个社会的福祉。这一理论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前提条件下, 也确实有一定道理。所以, 资产阶级政治家认为, 釆用私有制经济制度, 正是顺应人的自私本性, 使社会上人们产生求富活力, 促进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才能改善生活, 进而形成经济与生活的良性循环， 最终达到民富国強的的目的。
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使我们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有了另一种认识，更接近于真实的认识。原来，这种经济制度的活力只适用于少数人。问题在于，少数人追求财富的活力，并不如我们期望的那样产生积极作用的表率效应，可能带动更多的人共同富裕，而是损人利己，导致大多数人贫困。实践已经表明，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产生了这种情况，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我们过去实行公有制经济制度时代，因为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做得很差，所以人们认为相对来说私有制经济制度更能富民，但这种错觉被现实中的经济危机颠覆了，我们的认识需要更正。
公有制经济制度在富民方面，在一段时期内不如私有制经济制度，有很复杂的原因，主要是政策失误所致，但可肯定决非因其制度公不如私。其中道理，我已在登载于《乌有之乡》网站上的两篇文章，即《国有企业振兴方略——兼论中国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必由之路》和《美国的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外汇储备》（应改名为《外汇储备要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作了详述。本文只着重论析源自人的自私本性而产生的经济社会活力问题。
诚然，在世界已有的经济实践中，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比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更有活力，但这是因为后者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的利益分配政策违背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其实，后者产生活力的潛能远大于前者。此话根据何在？且听分析。在经济社会中，人们产生活力是有前提条件的，即预期有利可图。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的特点，一是利益按生产资料要素分配为主；二，致富的只能是少数人，其途径是通过对多数人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削。这两大特点注定了这一经济制度容纳人们发挥活力的空间是有限的，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则是无限的，当然，是指其潜能而言。
人的自私本性犹如黄河之水，既有害，也有利。千百年来，黄水为害不绝于史册。但新中国成立后，修堤建埧，攺造自然，使之向有利于造福人民的方向发展。害与利的区别在于：放任自流还是避害趋利，这取决于人的选择。人的活力也有两面性：正面积极作用与负面消积作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容纳人的活力向发展生产力正面积极作用的空间既然有限，那么，这种活力如果坚持继续发挥的话，就只能向负面消极作用方向发展了。
例如，现成的例子就有美国的次贷危机。资本主义辩护士们为了掩饰私有制经济制度固有的无法克服的弊端，顾左右而言他，将这次危机归咎于监管失责，而忌讳谈论深层原因，因为那样的话，海內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就都得改行了。什么是“次贷” ？就是银行借钱给明知偿还能力不佳甚至没有偿还能力的人买房，以房产作抵押，预期房价不断上涨，增值部分充作利息。为什么要开展这项业务？银行要扩大经营，多赚利息；不怕坏账风险吗？那就玩弄骗术，创新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品，打包成各种名目的债券，其中一种就是“两房”债券，向全世界推销骗钱，并转嫁风险。没有次贷作幌子，骗不来钱。中国一家就被骗3740亿美元。金融决策当局听信被美国人控制的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建议，将鸡蛋放在一只破洞百出的篮子里，令人匪夷所思。整个世界经济活动建立在假定骗子讲信用的基础上，此乃现代社会人类之悲剧乎？美国资产阶级政府助纣为虐，乐观其成，还会去监管吗？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矛盾下民众相对贫困，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阻碍经济发展，影响政客政绩与社会稳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人的活力有多么大，都无法解决这个根本矛盾，那就只能动歪脑筋。谁有办法能长久地维持这种骗局，并且尽量做大，谁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所以，美国前财经掌门人格林斯潘曾被其国人捧上神坛，共和与民主两党时任总统都对他大加恭维，视为救世教主。人的聪明才智，自私本能，亦即活力，在美国已被发挥到极致。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了他们发挥活力的正面积极作用空间必然有限，最终突破人类道德底线，损人也未利己，皆因活力大量地用错方向，发挥的是负面消极作用。
中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活力被空前地激发出来了，以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为标准评价，应当说这种活力基本上发挥的是正面积极作用。这主要是因为，传统公有制计划经济僵死的机制自我束缚，人为错误政策限制过死，不利于人们发挥活力。同这种传统公有制机制和政策相对而言，私有制经济制度确实较有活力，也利于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但请明白，激发人的活力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及达到致富的目的，在不改变公有制经济制度范畴内实行改革开放同样可以实现，而且远比现在有望干得更好，也没有使人们的致富活力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向发挥负面消极作用之虞。
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理，才是唯一的真理标准。我们将来能不能达到民富国強的目的？这从现行的手段与途径是不是正面积极有效便可预測得到。就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前途不容乐观。原因是一，人们发挥致富活力的空间越来越小；二，活力越来越偏离正面积极方向。
我们不能像英法日等国那样，历史上靠侵略掠夺别国财富而使自己囯家富裕起来，也不能像美国这样，利用美元霸主地位，大印钞票积累财富。相反，还得防被侵与受骗。我们得靠国内人民群众发挥活力的正面积极作用，增加社会财富而达到民富国強的目的。但私有制经济制度天然地容易使人们的活力向负面消极方向发展，与目的相悖。例如，在搞活经济的幌子下，回扣腐败盛行，并曾一度合法，现在则成了潜规则。改革开放，外贸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很长时期使财富增加的空间非常之大，所以人们的活力向正面积极方向发展的作用还是主要的。一俊遮百丑，即使黄赌毒假骗黒腐七鬼闹中华闹翻了天，比起GDP增长的巨大政绩，都不足挂齿，可忽略不计。但现在主要与次要两者的作用开始逆转了。大家知道，前几年股市与房地产业曾出现过泡沫。什么叫“泡沫”？我的理解是没有实质性增加社会财富功能的虚假繁荣，或是人为地拔苗助长，寅吃卯粮。出现如此现象是因为具有增加社会财富功能的实业经济经营困难，甚至无利可图，大量资金因而转向没有增加社会财富功能的虚拟经济。也就是说，人们的活力从用之于正面积极方向变为负面消极方向。学习美国先进经验，搞虚拟投机，美其名曰“知识经济”，不但能不劳而获，而且钱还来得快。
中国30年来经济增长的三大特点：饮鸩止渴、杀鸡取卵和舍本逐末，有的负效显示，有的走到尽头，有的泡沫破灭，总之，难以为继了。其集中表现则是，社会各阶层大众的活力向增加财富的正面积极方向发挥作用的空间日益缩小，主要原因就是大规模同质化重复建设，实业经济中低层次低效益的产业结构产能过剩。谁都知道，改变现状的唯一出路在于科技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促使产业升级。可是，中央这一政策方针和口号已经提出很多年了，至今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不知是否因为我的孤陋寡闻，经济学界研究产业升级途径这一关系到中国国民经济今后继续发展的非常重大课题的人士，如同凤毛麟角。他们都干什么去了？可能是不顾危险之将至，投统治者之所好，在忙于论证“改革”的丰功伟绩吧。有的人提出来的主张，甚至是帮倒忙。例如，有一位受到官方宠信的著名经济学家在一次演讲中说：“制度改革不到位，经济模式难转变。” 睁眼说瞎话，还在忽悠人。实践早已表明，中国产业升不了级，正是私有化制度改革的结果。这些年来，中国小部分某些产业技术上的重大进步，几乎全是残存的国有企业的贡献，而他还嫌公有制经济私有化“制度改革不到位。” 看来，不彻底断送中国产业升级的希望，某些反社会主义的精英人士不会死心。
直到　日　，我才在《环球时报》的《国际论坛》版面上，看到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杨帆　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产业升级需要贸易保护》。这是我所见到的唯一一篇有理有据有具体內容研讨论证中国产业应该如何升级的文章，获益非浅。概而言之，　杨　先生认为，中国产业升级一是需要贸易保护，二要建立超级企业。他追溯历史，说明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都是依靠贸易保护主义而实现的，有先例可循：
“历史上4个最大的市场经济国家，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保护下开始工业化进程的：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以死刑禁止丝绸和纺织品进口；美国在20世纪20—40年代，关税平圴为40%，在年甚至高达60%。日本战后的迅速复兴, 是由于美国的优惠关税政策, 美国允许日本的关税率在15%以上, 而美国对日本的关税只有5%。旧中国工业发展不起来,除去日本侵略因素, 主要就是帝国主义強迫中国把关税降低到5%,从而无法保护民族产业。”
　杨　教授这一建议是有道理的, 但其现实可行性却令人怀疑, 因为, 贸易保护是一柄双刃剑, 我们用了, 对方不会针锋相对也用？打贸易战, 对于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高的国家损害更大, 一旦开打, 必将使我国更多的外向型企业倒闭, 所以并不可行。况且, 中国已经参与全球化经济, 必须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税率岂可随意提高。
　杨　教授促进产业升级的笫二条建议是，中国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割裂全国市场和民族产业的阻碍，允许先进企业跨地区兼并落后企业。这也就是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组织跨国公司先进经验，建立中国的超级企业与之竞争，我完全赞同这一主张。他说：
“超级企业是主要国家综合国力和战略能力的来源与体现，它是以国防产业为核心的：包括核，航空，航天，船舶，电子，常规武器等，不仅集中了最大量的高精尖技术，而且具有全球化的规模。只有大国才有条件发展超级产业。超级产业建立在科学技术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研究费用极高，风险和收益都高。超级产业的进入门槛极高，能否发展取决于大国规模和其政府的能力，成长初期需要政府保护……
“即使从赚钱的角度考察，发展卫星和飞机，也未必就不如服装和玩具飞机。从外贸对于国民经济拉动的综合经济效益来看，服装只能拉动一般劳动就业，拉动的纺织机械和面料，特别是原料，大部分都是进口的，而飞机所拉动的是一系列工业和科技部门。即使飞机最终难以完全成功，在试制过程中会全面拉动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与简单的来料加工装配，不可同日而语。
“总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必须作为中国长期的动态比较优势来培养，盲目迷信市场自由竞争，将永远是劣势。”
中国过去一些年来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球化和私有化，但此经济政策有一利也有一弊，现在这“两化”则成为产业升级的严重障碍和负面因素。提高税率，那就要废除同世界各国经过谈判已达成的协议，并退出世贸组织，能实行吗？其实，我们勿须害怕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不实行贸易保护，产业也决非不可能升级，关键是看我们迎接全球化挑战的是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若是私有制经济制度下的企业，即使有长期的贸易保护，他们也难以使产业升级，在短期内更不可能。因为产业升级要建立在科学技术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研究费用极高，产业进入的门槛也极高，而中国私有企业由于历史原因，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因而没有相应能力，这种能力也不是短时期所能培养出来的，等到他们有能力使中国产业升级，黄花菜都凉了。这说的还是有贸易保护，若是没有，中国如果依靠他们100年后也不可能实现产业升级。
前些年，中国某些学者和官员曾对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很是欣赏，试图“克隆”。这就是以国家银行贷款资助，全力扶植几个像三星，现代那样的私人超级企业集团。一时间，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突然冒了出来，登上了胡润富豪排名榜。可是没过多久，那些“大企业家”一个个又变成了亿万“负”翁。原来，他们获得巨额贷款后，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无一例外地都是大铺摊子，搞低层次产业重复建设，很快产能过剩，终于资金链断裂，白手起家的黄粱美梦破灭。昙花一现后，消声匿迹了。结果给国家留下一大堆坏账。实践证明此路不通。
决策者为什么总是要把中国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私有企业？因为据说公有制国有企业天生地缺乏活力。而缺乏活力的国有企业比活力出了问题的私有企业更不值得信赖。这倒要具体分析一下原因了。我认为，中国国有企业之所以缺乏活力有两大原因：一是如上所述，企业属于传统的官办封建主义性质，而非毛泽东倡导的劳动者当家作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积极性的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企业。二，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应当引导其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正面积极方向，而我们却长期忽视，甚至批判否定，強调大公无私，结果适得其反。
据我长期观察体会，国有企业一般而言效益比较低下，症结很大程度上在于管理不当。所以，现代企业制度将“管理科学”作为一项主要标准内容，应予肯定。但要做到科学管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必须向当年大庆油田那样，充分调动职工群众的活力，群策群力，发挥他们参与管理企业的主观能动积极性。企业中的毎一个人，不论其职位高低，技术难易，收入多少，工龄长短，年纪大小，性别男女，无一例外地都要不是在一种动力，便是在一压力下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的管理达到科学水平。只有动力没有压力不行，同样，只有压力没有动力也不行。在中国，私有企业的雇佣劳动者有压力而无动力，所以其企业只能做到严格管理，做不到更高层次的科学管理。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因为是官办，搞的又是形式主义空头政治，职工群众既无压力又无动力，以致于连较低层次的严格管理也难做到，因而走向衰落。如果说私有企业维持严格管理秩序，主要靠向劳动者施加压力，那么，新时代社会主义性质国有企业的科学管理，就应当主要靠激发职工群众的动力来实现。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中，有实现了科学管理的吗？恐怕一家也没有。也就是说，国内没有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厂家。国企改革了这么多年，徒劳无功白忙乎，因为指导思想根本就错了。
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欲建立社会主义性质国有企业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首先要搞清楚，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为什么普遍缺乏活力。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办企业的指导思想也不对头，忽视甚至违背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搞平均主义，包括在企业之间吃大锅饭，干好干坏工资一个样。大家知道，毛泽东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思想。倡导这种思想并没有错，但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人们放弃自私本性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例如建国初期，每个中国人与生俱来的耻辱胎记——“东亚病夫”，在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下，一下子都消除了，精神空前地大为振奋。这时，从旧社会底层贱民上升为新中国领导阶级的劳动者，特别是企业中的工人群众，要他们除去自私本性，发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主人翁精神，是可能做到的，事实上当时许多人也都做到了。也就是说，发扬这种精神，要在特定的时代背景情况下，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是有良好的社会环境氛围，尤其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像当年大庆油田初创时期余秋里将军那样。显然，同时俱备这两种前提条件的机会很少，也难持久。所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同共产主义理想一样，只可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而不能是现在政策的根据。
在客观条件还不具备时企图消除人的自私本性，既不现实可取，反因人的消极因素而导致国有企业缺乏活力。但改革后走到另一个极端，为了搞活企业而不择手段，资产阶级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那一套大行其道。结果不是搞活，而是搞乱，最主要的是人们的思想被搞乱了，善恶混淆，美丑不分。
现时代人们的座右铭和口号应当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既照顾了每个人的私利，从而使其产生活力，并将这种活力引向有利于增进国家和企业财富中去。在此思想观念基础上，探索建立社会主义性质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制度的当务之急，就是在实现科学管理的条件下，率先垂范，促使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据说，当年大庆油田靠毛泽东的“两论”，即《实践论》与《矛盾论》起家。今天，实现中国民富国強的目的，也应当主要靠毛泽东思想及其理论，其他任何人的理论都代替不了，但可在“离经不叛道”（社会主义之道）原则下, 与时俱进, 作一些有益的补充。为什么要重提毛泽东的“两论”？因其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请看他在《实践论》中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強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上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笫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他在《矛盾论》中又说：
“在复杂的亊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研究任何过程，如果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个方法，结果如坠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是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那么，中国今天的经济社会及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企业中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处理好按劳分配问题。因为按劳分配原则是为无产阶级劳动者利益服务的，只有处理好这个问题，才能激发他们的主观活力，在工作实践中，积极地创立和完善符合自己所在企业具体实际的科学管理的现代企业制度。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与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主要是按劳分配，后者主要是按资分配；前者走群众路线，最高权力机构是职工代表大会，厂主要领导人由代表们讨论任免决定，后者走精英路线，最高权力机构是由大股东组成的董事会，企业中的一切亊务由老板或准老板说了算。
国有企业的科学管理，人们一般是指其微观功能，在现时期，它还有一个宏观上的主要任务，即在这种管理机制下，有利于实行自主科技创新，不断地提高企业的产品结构。中国经济现在有两个重大问题亟须解决：一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二是为外贸顺差盈余的巨额外汇储备资金找一个理想的主要出路，不要再无奈地年复一年去买美国债劵。其实，这两个问题可以统筹一并解决。我们现在的做法是，用大量外汇购买外国的先进髙科技产品或其技术。这么做有两大问题，一是花费较大，经济上不合算；二，一般地说，外国不会转让最先进产品和技术，而且往往还遭拒售。总之，不论花多少钱，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不可能靠购买人家现成的高科技产品及其技术来完成。
如果我们的外汇资金主要用于引进外国高科技智力人才上，则可能有助于完成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这么做与存在上述两大问题相反，有两大好处：一是比买现成产品和技术花钱较少，二是有望得到最先进技术。中国在商品外贸中有巨额顺差，但高科技人才进出口却是大量逆差。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12月一份报告中指出，据估计，在海外的中国大陆专业人士超过了30万人，许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北大有些科系的学生76%移居到了美国。这些由中国付出巨大教育成本培养出来的能创造高附加值的人才为移居国服务，对急需发展人才的中国无疑是一种巨大损失。此外，更多的中国高科技人才则选择就业于外资在华企业，也是一种流失。又据权威人士披露，中国在制造业中，大部分科技含量高的关键设备和核心技术如芯片等基本上依赖进口。有代表性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对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机床产业，在国內市场上，国产低端机床占100%份额，国产中端机床占20%份额，国产高端数控机床则仅占1%份额。
一方面，中国高科技人才大量流失，另一方面，国内许多高科技产品缺乏人才研发。这个矛盾以及其它许许多多的社会经济矛盾是怎样产生的？归根结底，都源于没有处理好按劳分配问题。如果处理好这个主要矛盾，不但其它一切矛盾能迎刃而解，我们面临的一个新重大问题，即外汇储备出路问题，也可得到解决：用之于大量引进海外高科技人才，提高高精尖产品研发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只有实行了科学管理，建立了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才能担当此项重任。我们建立这种制度的目的，则是为了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益，使国家和职工群众均能受益。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相应建立下列一些机制予以保证：
一，政企的各负其责机制；　　
二，利润的国（家）企（业）分成机制；　　
三，企业的自主经营机制；　　
四，（行使）权力的职（工）代（表）大会机制；　　
五，厂长的民主选举机制；　　
六，干部的吐故纳新机制；　　
七，班组的互选结合机制，　　
八，（海外高科技）人才的高酬引进机制，　　
九，工资的按劳分配机制；等等。
详细内容可参阅拙作《国有企业振兴方略——兼论中国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必由之路》一文，登载于2008年3月的《乌有之乡》网站上。如果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水平已经登上大学博士的高峰，我的文章可能比初级小学还低，不过是幼稚园水平。但不论水平多么低下，大概没有人能够否认我的文章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抛砖引玉的开荒之作，其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土生土长的中国社会的经济实践，而不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库中贩来一些货色拿到社会主义中国叫卖。我的理论文章另一个特点是其阶级性，为无产阶级服务，而不是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文章那样为资产阶级服务。中国迄今还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指导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声称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在经济学界，这么多年来竟然没有出版过一本目的是为亿万劳动者利益服务的、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成败得失经验的著作，岂非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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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乌有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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