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延安是进步青年和左翼知识分子向往的革命圣地。各地青年和进步人士激情满怀，或孤胆上路或拖家带口，形成了奔赴延安的滚滚热潮。至１９４３年１２月底，“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４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７１％，其中高中以上１９％、高中２１％、初中３１％，初中以下约３０％。”（任弼时语）当时延安的知识分子在地域上主要有三个来源：大后方、沦陷区和根据地。这三类知识分子被毛泽东形象而笼统地归纳为“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从知识背景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归纳是一针见血的。整体而言，大后方和沦陷区来的知识分子更多地继承了五四的传统，其思想背景主要是英美的自由主义。相比之下，沦陷区来的知识分子身负国耻家恨，民族主义的情绪更为强烈。而根据地来的知识分子则具有具体的生产斗争的经验，或多或少地接受过马列主义的熏陶。不同的背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实际上，这三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起点是迥然不同的，因此，这些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知识分子也受到了党的区别对待。一般而言，来自大后方的知识分子个性主义和自我意识更加强烈，在城市里形成的一套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根深蒂固，一时很难根除，他们工农化的阻力更大。他们在延安初期作为团结和延揽的对象被置于客人的地位，备受礼遇。而从根据地回来的作家则已经被当作了自己人。这些向往延安的左翼知识分子都有关心底层人民疾苦、贴近大众的愿望。当这些知识分子到达延安后，他们对延安的工农化要求是发自内心的。如何彻底抛弃旧的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建立向工农学习、为工农服务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实现彻底的思想改造，已成当务之急。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２日“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成立。毛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并指出：“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我们要文武双全。……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毛泽东还经常劝告文艺工作者，不但要学习书本知识，而且要到战争中去，到工作中去，到群众中去。此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青年运动的方向》以及《新民主主义论》等报告和文章中，多次阐述了知识分子向工农学习，为工农服务的重要意义，指明了知识分子行动的方向，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延安知识分子迅速作出了回应。西北战地服务团于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２日组建成立，团长丁玲率领团员辗转于临汾、太原和西安等地，他们为抗日军民演出戏剧、歌舞、曲艺、杂技。为了战事需要，从未写过剧本的丁玲也抄起写小说的笔来赶编《重逢》和《河内一郎》，并且原装上台扮演一个八路军的女宣传员。１９３８年８月７日，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战地社”和柯仲平领导的边区文协“战歌社”，率先组织了３０多位诗人，拥上街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街头诗运动。他们发布《街头诗运动宣言》，号召诗人们创作服务抗战的新大众诗歌。萧三、艾青、公木、长虹、严辰、朱骑、魏巍、鲁藜、刘御、侯唯动、张季纯等著名诗人都是街头诗的倡导者和参与者。萧三在《我的宣言》中说得很干脆：如我的诗“不能登大雅之堂，那我就把它们贴在街上。假如是这形式和这内容，读起来，听起来，比较好懂，我宁肯被开除诗人之列，将继续这样唱和这样写。”这些街头诗是地地道道的民歌式的通俗易懂的诗。比如萧三写的“提起朱德八路军，日本鬼子就头晕。八路军的威风真正大，日本鬼子听了就害怕。”田间写的“他的儿子毛主席也抱过，还给他的儿子说过：‘长大呵，做一个胆大的边区自卫军。’”这些街头诗影响大，传播广，它一扫延安文化之沉寂，掀起了文化的高潮、诗的高潮。一时间延安街上的墙壁上，曾经贴过３００多首诗歌。毛泽东对大众诗歌颇为赞赏，他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６日亲自参加了“战斗诗歌社”的诗朗诵会，给予诗歌爱好者以很大的鼓舞。他在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９日给萧三的信写道：“诗读过了，很有意思。报纸既不登，就在街头发表好了。”表明了毛泽东对街头诗的肯定态度。周文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具体开展了延安的大众化文化工作。周文是３０年代就享有盛誉的大众化作家。他于１９３３年３月和５月，曾先后将鲁迅翻译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和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绥拉菲莫维支的长篇小说《铁流》改编缩写成二三万字的通俗本小说，受到工农读者的欢迎。１９３９年２月４日，周文到延安的第三天，毛泽东就在杨家岭接见了他。在会谈中毛泽东让他主持延安的大众文化工作。此后，周文即开始了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的筹建工作。１９４０年３月１２日，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在延安杨家岭宣告成立，主办《边区大众报》，编辑出版《大众习作》、《大众画库》、《大众文库》、《革命节日从书》等书籍。《边区大众报》后由毛泽东提议改名为《边区群众报》，具有鲜明的大众化特色，成为一张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在陕甘宁边区曾经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谜语：“有个好朋友，没脚就会走；七天来一次，来了不停口。说东又说西，肚里样样有；交上这朋友，走在人前头--打一报名。”谜底就是“边区群众报”。毛泽东对《边区群众报》十分赞赏，曾以《边区群众报》通俗易懂为例，批评了那些脱离群众、对搞大众化文化思想不通的同志。１９４０年８月１日，由大众读物社编辑出版的《大众习作》创刊号在延安出版。１１月３０日，毛泽东亲笔致信周文，信中说：“群众报及《大众习作》第二期都看了，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然而，在这欣欣向荣的整体氛围之下，延安文艺界也存在着一些与当时环境不相协调的现象。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２３日，丁玲在其主编的《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上发表了《我们需要杂文》一文，文章指出：“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所以，“我们这个时代还需要杂文”，要用杂文这一武器暴露黑暗，揭示真理。不久，《解放日报》上出现了大量的杂文，对丁玲的文章形成认同和回应之势。艾青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中呼吁要“给艺术创作以自由独立的精神”。罗烽作《还是杂文的时代》，认为边区也存在几千年传流下来的陈腐的思想行为，希望杂文划破“黑暗”。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将敏锐的目光投向延安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女性，深刻透彻地分析她们在革命中的尴尬处境和不幸命运。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则承续了鲁迅尖刻锐利的杂文笔法，批评在延安生活中领导与群众缺乏爱的现象，批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要求“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反对一些“不见得必要与合理的地方”。萧军在《论同志之“爱”与耐》一文中抨击了延安“‘同志之爱’的酒越来越稀薄”的现象。曾写过散文《我歌唱延安》的何其芳这时也写了很多首具有内在的心灵化特点的《夜歌》这一类的诗，在这些诗里作者又回归到抒写个人的趋向中去了。伴随这股潮流的还有中央青委在文化沟创办的《轻骑队》、边区美协的《讽刺画展》和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三种曾轰动一时的壁报。《轻骑队》创刊于１９４１年４月，其形式颇像大字报，用毛笔字写了稿件贴在搭架子的墙上。由于《轻骑队》勇于揭露缺点和开展批评，观者拥挤，如赶集市。华君武、张谔、蔡若虹三人举办“讽刺画展”，作者自白道：我们的讽刺画展的意义就在于揭露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原形，“要大家警惕，使它们不至于在新的社会、新的生活、新的革命事业中存在和滋长”。１９４２年３月２３日，中央研究院墙报《矢与的》的创刊号更是提出了“彻底民主”、“绝对民主”的主张，提出要“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此时的延安舞台艺术也出现了偏差。知识分子将城市的戏剧移植到延安，大戏和洋戏在延安竞相上演，日益向着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方向发展。文艺界的问题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４月，毛泽东约见艾青时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的。”艾青提议以开会的方式解决问题，而在此之前，萧军曾建议毛泽东制订文艺政策，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开始广泛地约请延安“文抗”的丁玲、刘白羽、罗烽、白郎，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欧阳山、草明，《解放日报》社的舒群，“鲁艺”文学系的周扬、何其芳、严刘、周立波、陈荒煤、曹葆华，戏剧系的姚时晓，美术系的华君武、张谔、蔡若虹等人了解情况，全面搜集文艺界的各种材料。经过充分准备，延安文艺座谈会于１９４２年５月２日、５月１６日和５月２３日分三次召开。毛泽东２３日在文艺座谈会上总结发言（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文艺的阶级性、文艺从属于政治、普及与提高、文艺大众化、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及文艺创作的六个“更”、遗产的批判与继承、文艺的批评标准、歌颂与暴露等一系列既与文艺工作相关、又与文艺理论相涉的问题，提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根本方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座谈会后的整风学习中，知识分子的工农化目标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作家们纷纷著文表态，要“把艺术家的身份丢掉”，“以一个工作者的身份真正参加实际工作”。要“放下读书人的臭架子，好好跟群众当个小学生”。各种文艺机构也行动起来，积极贯彻座谈会精神。１９４２年９月，延安文化俱乐部建筑街头艺术台，举办“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三种大型墙报，使文学家们的艺术创作直接面向广大群众。音乐界也提出要使音乐活动“走向街头，面向工农兵”。１０月，延安诗歌大众化座谈会提出由创作“大众化”的诗，发展为创作思想感情语言都同于工农兵的“大众的诗”，以至帮助大众诗人创作“大众自己的诗”的主张。鲁迅艺术学院多次派出工作团深入农村为群众演出宣传。１９４３年初鲁艺秧歌队１５０多人在延安周围演出４０余场，每到一地，群众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座谈会不久，艾青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前方去。１９４３年２月，艾青创作长诗《吴满有》，他把诗稿首先念给吴满有听，征求吴本人的意见，直到吴满有表示没有问题为止。１９４４年６月，他又写成《秧歌剧的形式》一文，文章经毛泽东审阅，除《解放日报》发表外，还被印成小册子。艾青因此被评为边区甲等模范工作者。丁玲此间停止了一切文学创作，她又像上前线一样，打背包，裹绑腿，到柳林同老乡一起纺线，改革纺车，帮盲艺人韩起祥创作新节目，学习柯仲平、马健翎的“民众剧团”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的经验。１９４４年６月，丁玲、欧阳山分别写了《田保霖》和《活在新社会里》，这两篇介绍边区合作社模范工作人员的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他在给丁玲和欧阳山的信中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１９４３年２月，文化界２００余人举行欢迎边区劳动英雄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表示接受劳动英雄们要他们“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意见。３月１０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动员文艺界下乡。会后，延安作家纷纷争相到基层。艾青、萧三、塞克赴南泥湾，陈荒煤赴延安县，刘白羽、陈学昭下农村到连队，高原、柳青出发到陇东，丁玲到工厂。１９４０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一批作家被养在“文抗”里专职写作，每逢开饭时间，“小鬼”用两个半截煤油桶把饭挑上山来，一边是香喷喷的金黄色的小米干饭，一边是清水煮白菜，一吹哨子，大家就各自从自己窑洞中出来打饭。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这个被称为“伙食单位”的“文抗”才告解散。１９４２年，周扬曾将中央党校第三部和鲁艺的一些作家调出，让他们住在桥儿沟的“创作之家”专心写作，希望能够创作出体现时代精神的一流的文艺作品，但客观效果不尽如人意。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６日，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通过，并经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批准的《关于培养知识分子与普及群众教育的决议》中规定：“要完成长期建设边区的任务，没有一万到几万个高小毕业至中学毕业程度的本地知识分子，是不能设想的，要达到这个目的，须经过现任工农干部的文化教育和培养与工农相结合的新的知识分子两个方法。”到底怎样培养和使用与工农相结合的新的知识分子？党的政策是要他们向群众学习。不仅要接近群众，和群众一起生活和劳动，学习群众的语言与行动，而且要熟习群众的思想感情，从群众中吸取经验，使得群众认你为自己人。当一个知识分子到了农民看不出他一点知识分子的气味，而认他为自己人时，那么这个知识分子就顺利完成了思想改造，可以成为合格的干部。另一方面，严峻的客观环境也要求知识分子跟群众一起，投入到紧张的生产劳动中去。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延安的生活恶化，经济的困难得不到解决，生活最苦的是１９４０年和１９４１年，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延安展开了大生产运动，在机关部队学校中提倡生活自给。每个工作人员，在种地、纺纱、捻毛线三者之中，必有一种。每天１１小时的工作，７小时办公，２小时学习，２小时生产。对知识分子而言，亲身参与生产劳动不仅是响应政策，更是进行自我改造、培养阶级感情的一次契机。留法女博士陈学昭在谈起自己纺纱的感受时说：“在纺纱中，我学到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学问，这是除了共产党的书报上，古今中外的书本上都没有的，他（它）教你耐心，教你不要主观，要切切实实；你要偷巧也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今天第一天去纺就纺出匀细净洁的头等线来，你不可能一步登天；必得耐心地，加上时间和精神，好好地纺，从一根一根的纱里得到进步，得到技术的提高，这就是毛主席所指示我们的，教我们学习的，老老实实的学问，实践的学问。”在纺纱劳动中，陈学昭悟出了一门“实践的学问”，表达了遵照毛泽东指示向工农学习的自觉意识。丁玲也坐到了纺车前面，当１９４４年《新民报》记者赵超构来到延安时，丁玲拿出一扎她手纺的纱线给他看，自己批评纺得还不够匀净。她说，每天可以纺二两，一个月纺线的收入大约是６０００元边币，折合法币７００元的样子。这就是她零用钱的来源。“毛纺突击手”吴伯箫在纺纱中感受到无穷的乐趣：“在纺线的时候，眼看着匀净的毛线或者棉纱从拇指和食指中间的毛卷里抽出来，又细又长，连绵不断，简直会有一种艺术创作的快感。”知识分子在生产劳动中并不都是得心应手的。艾青在一首诗中说得很坦白：“我们这些‘文化人’真不抵事，关于生产一直搞不好。去年我也锄了一块土，种了波斯菊和扫地草，种了瓜、豆、西红柿和苞谷，放了粪又泼了尿，花的力气真不少，说起来成绩却可笑--南瓜结得只有碗那么大，苞谷像指头那么小，高粱长得像小米，十几棵籽籽还没一人高。到了秋末收齐了，卖钱不值钱，煮熟吃不饱，假如人人都像我那样还得了。”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延安知识分子逐渐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气象。胡南，原名胡永萱，１９２０年生于北平，１９３８年由重庆中央大学政治系转入复旦大学外文系，１９４１年到延安任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秘书。有一次晚饭后到外边散步，胡南看到路边有一堆牲口粪，她高兴地想捡起来，可是当时没有带粪杈和粪筐，不捡又不舍得，于是她就用手去捧。有人说：“胡南真傻！”她听到后，诙谐地回答说：“弄脏手怕什么？只要心地干净！”紧张的学习和忙碌的劳动填充了知识分子的生活空间，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被搁置起来。赵超构写道：“太紧张的工作，太短促的时间，对延安文人的精神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影响。”这影响“从坏处方面说，则是剥夺了精神的余裕和生活的趣味。虽然每星期一日的休息权还是被保留的，而每星期六的晚会也多少可以解除一下疲劳，但在什么东西都带着新民主主义气息的情形之下，这种娱乐也无时不给人以紧张之感。他给你的感受，与其说是安慰，不如说是刺激”。在这样长期的紧张生活中，敏锐的感觉迟钝了，浪漫的感情褪色了。“脑筋越来越简单，一到了宿营地，就只想怎么快点洗脚吃饭，因为要睡得很好呵！”这是丁玲在《到前线去》一文中抒发的真实感受，１９３９年她对斯诺夫人说：“来这儿以前我总是睡不着，可是现在睡得很香甜，也变胖了。简朴的生活好。”一切小资产阶级的细腻精致的情感，“温情主义”均被抛弃，大家在生产劳动中改造自我，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以工农的感情为感情。此时的延安为一种简朴粗粝的氛围所笼罩，刚刚踏上这块土地的赵超构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放弃我们的绅士架子了。”延安的新气象强烈感染了国统区的来宾，很显然，思想改造的效果是显著的。知识分子在紧张而又艰苦的生产劳动中净化了阶级意识和阶级感情，在思想意识层面实现了脱胎换骨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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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医学院校，在医院工作，有相对丰富的护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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