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秀众多难有金曲 因选歌小众偏个性|好声音|金曲|选秀_新浪娱乐_新浪网
选秀众多难有金曲 因选歌小众偏个性
　　《High歌》、《三天三夜》、《我的歌声里》……这些如今耳熟能详的歌曲，很大程度上都得感谢去年的《中国好声音》，正是“好声音”的火爆，才让这些原本只在文艺小清新范围里走红的歌曲，成了大众神曲。
　　让人尴尬的是，今夏荧屏歌唱选秀节目异常火爆，13个歌唱选拔类节目“你方唱罢我方登场”，但能让观众记住的金曲数量寥寥，可以算得上神曲的或许只有《中国梦之声》里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荧屏歌唱选秀忙，缘何金曲却难产？本报记者昨天独家专访“好声音”和“梦之声”负责人，他们认为：不怪学员实力差，只因选歌走小众。
　　荧屏选秀金曲难再现
　　从第二季《中国好声音》到脱胎于《美国偶像》的《中国梦之声》，从改编自《X-Factor》的《中国最强音》，到华语选秀鼻祖《快乐男声》，再到各式林林总总的选秀……今夏荧屏，十多个歌唱选秀无比热闹，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记者观察到，去年虽然是“好声音”一枝独秀，但这个火爆荧屏的节目也催生了诸多“神曲”。
　　不论是如今被无数选秀节目当作“高音模范曲”而翻唱的《三天三夜》和《High歌》，还是曲婉婷伤感的《我的歌声里》，抑或是阿黛尔的《Rolling in the Deep》，这些歌曲的走红都得益于去年爆红的“好声音”。一位高姓观众就直言，这些神曲，自己当年几乎都是从“好声音”中听来，“我原来不怎么听歌，比如去年的红曲《我的歌声里》我根本不知道，是听了李代沫的版本后，才知道曲婉婷。”也有一位刘姓女歌迷向记者直言，像《三天三夜》和《High歌》这些歌，在原唱刚刚推出时，更多只是走文艺范的歌迷才会知道，比较小众，但因为“好声音”的火爆，才让很多大众都意识到这些金曲，“比如我就完全是因为张玮才爱上《High歌》的”。
　　可反观今年，记者采访了一圈网友，唯一印象比较深的只有《中国梦之声》学员演唱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记者随机采访了五位网友，有四人知道这首歌。唯一还值得欣慰的，还有两位网友提到的“金曲”是“梦之声”中改编后的《想你的365天》，两人都觉得这首歌的改编非常成功，甚至不逊原唱李玟。
　　原因一
　　剑走偏锋，希望推小众歌曲
　　对于荧屏选秀金曲难现，一个重要的原因毫无疑问是因为第二季《中国好声音》刚刚开播没多久，还没有到发力期。事实上，几位观看现场录制的观众都直言，张惠妹和庾澄庆战队中的很多改编曲目都非常经典。而问起缘何选秀缺金曲，“好声音”宣传总监陆伟从自身节目出发，直言是因为第二季的“好声音”更看重个性，“这是因为我们特别回避了一些大热的歌曲，更希望学员的一些歌唱演艺的本质能够引起观众的关注。”
　　陆伟直言，由于“好声音”已经是一档非常成功的音乐评论类节目，其实也担负着丰富华语乐坛的责任，所以今年节目组在选歌时，更加注重可以选出不同种类的歌曲，避免大热曲目，同时更倾向于给一些小众歌曲也有表现的机会。同时他强调，因为今年“好声音”在挑选学员时也特别注重了不少有个性的学员，这些个性学员在选歌时也显得非常有个性，而不是那些看似“安全”的大众曲目。
　　原因二
　　鼓励原创，新歌缺乏参照系
　　事实上对于荧屏选秀缺乏金曲，《中国梦之声》的联合总导演戴钟伟也深有体会。他先透露了当时给许明明选择《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的原因，“我们觉得这首歌有特色，而且声线也更适合许明明所以才挑选给她。”至于缘何很少出现其他神曲，戴钟伟直言，就“梦之声”而言，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原因是，节目非常看重原创，“你看我们总决选，阿来唱了一首原创，央吉玛唱了两首，这在其他选秀节目都是无法想象的。”他进一步表示，“事实上，《美国偶像》这个节目就很注重原创，因为作为一个偶像，你必须有自己的代表歌曲，而不能是一直翻唱别人的歌。如果都是挑选大热门的歌曲，再多的选秀节目，其实不就成了大家比谁卡拉OK水平更高了吗？”
　　原创歌曲要成为金曲，其实有非常大的难度，戴钟伟直言，“翻唱老歌，毕竟有两个优势，一个是有很多听众缘，另一个是有参照系，如果翻唱好的话，观众很容易就能听出翻唱和原唱的区别，也很容易走红；但原创歌曲没有参照系，所以要走红就很难。”
　　另一方面，戴钟伟认为，如今荧屏选秀“金曲”难产，很大问题也都在电视节目。他认为，去年“好声音”的火爆，让很多节目看到故事的重要性，因此如今的很多荧屏歌唱选拔类节目都纷纷开始“编故事”，给学员一个凄苦的身世，让学员在台上诉说自己有多苦，但戴钟伟认为这真是“学皮毛”而不得“精髓”。
　　戴钟伟分析道：“人们会看这类节目，学员背后的故事固然重要，可更大程度上，节目能否走红和一首歌能不能火的道理是一样的。一首歌要红，首先旋律要好听又有个性，加上歌手唱得好也符合歌曲的个性，人们才会喜欢。节目也是同理，人们会看这类节目不光是看故事，也是要听歌，但如果一个节目把音乐性给扔掉，只注重故事，那只能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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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秘选手选歌流程――学员可自荐最终节目组说了算
　　今年“好声音”虽然才走了半程不到，但也有一些金曲的“苗子”，比如上周汪峰战队中毕夏和Simon合唱的一曲《Hey Jude》，引不少歌迷纷纷向记者打听，哪里可以下载他们版本的这首歌。那么，“好声音”和“梦之声”这类节目的选歌流程又是如何？陆伟和戴钟伟向记者进行了介绍。
　　事实上，给学员挑歌是一门不小的“学问”。“梦之声”总决赛前，李祥祥曾一度对导演组不满，就是因为选歌。对此，戴钟伟强调，“梦之声”尊重学员，不然不会让这么多学员唱自己的原创，但毕竟学员还年轻，有时候并不了解适合自己的歌，所以音乐组会提前一周和学员沟通，学员先推荐歌曲，然后导演组会根据其各项气质来为他进行调整，这个气质包括声音外形。
　　陆伟也向记者直言，“好声音”是从学员考核开始就会定下日后大部分赛程中演唱的歌曲。“选歌这个工作，实际上从面试学员的时候就开始了。”他透露，一般导演组会让学员推荐自己的一首最擅长的歌唱给节目组听，导演听后，如觉得可行就会给予修改意见，如果觉得风格不是最合适，才会让学员重新唱第二首。陆伟说，一般学员是两首歌搞定，只有田丹唱了5首才确定最后的曲目。
　　陆伟更透露了“好声音”选歌的“三个标准”：“唱得和原唱非常不同”、“有自己的改编”以及“能展现出学员独特的情感”，尤其是第三条，陆伟觉得这是判定一首歌是否展现学员灵魂的关键，“比如阚立文当时来节目组时，其实都没听过《那些年》，但我们音乐组导演在听了他沧桑的嗓音并了解了他的经历后，觉得这首歌更能展现出他别样的经历。事实证明选择这首歌是对的。”记者随后打开百度，输入“阚立文”和“那些年”，有13.3万条记录，绝大部分都是阚立文演唱的视频或者MP3下载，这或许便是陆伟认为的成功。
　　新报记者 茅中元 文 朱良城 摄(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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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庆30年的时间在一个人的生命里不算短了。可是现在，当我静静地坐在桌前，回想过去走过的道路的时候，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究竟是什么时候我成了“明星”？哪一天？哪一时？——我是“明星”吗？我怀疑自己。可是事实摆在面前：那样多眩目的光环，那样多“污泥浊水”。 我想写出一个真实的我很久以来，我就想有一天能够写出一个真实的我，为观众，为朋友，为一切爱我的人们，也为我自己。一个人是很难准确地认识自己的，我尤其如是。我总认为，艺术家要敢于面对人生。要有自己独立的个性。一个在生活中拘泥古板的人，很难设想在艺术上会有什么创新、造诣。每一个艺术家都用自己独特的手段阐述对人生的理解及看法。罗丹用线条和造型塑造“大卫”、“思想者”、“老娼妇”。贝多芬用音符创造第五、第九交响乐。雨果、巴尔扎克、杰克·伦敦、托尔斯泰用文字剖析社会。他们的作品之所以有隽永的生命力，使人们经久不忘，就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个性融汇并表露在他们的艺术之中。我总是这样想，一个艺术家要比所有的人都更能站在人的角度上观察、体验、感受人生所能给予的一切。而我，虽然称不上是艺术家，而只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人，一个平凡的女人，却也深深地窥视了人生这个大海。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从我出生开始，就注定了要过动荡而喧嚣的生活。我的母亲历尽艰辛之后，在她工作的学校办公室里生下了我。随着时光的流逝，我长大成人，在大起大落的生活中，力求找到心灵上的宁静与平衡，陶冶我的性格，丰富我的艺术，在各种各样无情的敲打锤炼中，我立志由生铁变成钢。人活着只有一次。生命失去将永不复来。要生活得有价值，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准绳。我只要活得不虚伪。我希望一生都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为此我曾付出许多昂贵的代价，但我从不后悔。人总要有所追求，有所寄托。精神上是事业，生活上是爱情。二者同样重要，二者又很难同时得兼。它们互相依存，又容易互相扼杀。人生是那样光怪陆离，就像是一个万花筒。每个人在里面生活、搏斗，成为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里一点小小色素。在这丰富的人生里，各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选择。我对自己的选择至今不悔。在这里，我想写写它。写写我这条一步一个脚印走来的，曲折坎坷、布满荆棘的路—— 我小时候实在是一只“丑小鸭”我相信并承认天赋。我从来就认为演员是先天形成。真正的演员是学不会的，技巧只是指那些人人都可以掌握的东西。当我呱呱坠地的时候，嗓门就很大，具有歌唱家的气魄。母亲在十月怀胎及生我的时候尝够了辛苦。大起大落的生活在我出生以后就已经开始，而我逢凶化吉的本领在那时便已显露出来。在幼儿园的时候，新楼房倒塌，许多孩子死于非命，而我因在外玩耍得以幸免。我在四川涪陵上小学走过山路，一跤跌下悬崖时，恰巧手又抓住了石头。还有一次，一只疯狗以要咬死我的气势拼命追我，当咬破了我的鞋后跟以后又突然改变了主意。诸如此类的事，孩提时期及长大以后，还有许多。我出生在四川涪陵。这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后来移居成都，至今家还在此地。无论何时想起涪陵，总是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那是我生命的摇篮，也是我艺术的摇篮。
我幼小的时候，实实在在是一只“丑小鸭”。如果拿出我童年时候的照片，不加一番注释，谁也不会相信那就是我。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吧，我从来不把我过去的照片给别人看。小时候，我又黑又瘦，头发又黄又少。每次我缠着外婆给我讲故事，外婆总是摸着我的头给我讲“黄毛女”。许多好心的阿姨总给妈妈叨咕：“还不给你女儿剃头啊，将来她长大了要怪你！”母亲听从同事的劝告，给我剃了好几次光头。也许是母亲真的怕我长大了会怪她，给我剃光头时从不手软。每次剃头时我都像是赴刑场，拼命地捂着脑袋，又哭又闹，任何恐吓、威胁、利诱都无法使我屈服。外婆和颜悦色地说：“剃了头好，剃了头才能当花木兰！你不是说要当花木兰吗？”一提到能当花木兰，我的哭声便戛然而止，我乖乖地坐在椅子上，勇敢地挺着脖子，一直坚持到最后成了个小秃。成了小秃的我，并没有当上花木兰，却为此吃了不少亏。光着头丝毫没有影响我的爱好，也没有妨碍我成为幼儿园的文娱骨干。当我们给家长演出前化妆的时候，按照不成文的规定，男孩子要抹红脸蛋，女孩子抹了红脸蛋之后还要抹上红嘴唇。当光着头穿着裙子的我站在阿姨的面前时，阿姨感到为难。她不知道究竟应该给我抹红脸蛋还是红嘴唇，于是决定什么也不给我抹，让我保持本来面目。忿忿不平的我不服气，在演出时分外卖力。我使足了劲扯着嗓门，在台上又唱又跳：“红太阳，从天山，慢慢地爬上，风吹，绿草，草低见牛羊。”结果是喧宾夺主，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到我身上，而那些看过我们演出的叔叔阿姨们都这样说：“就那个小秃子跳得不赖！”我入学以前，早已能歌善舞。每次去亲戚家玩，茶余饭后，便是我的晚会开始。我一人又踢又打，连跳带蹦，满头大汗也不罢休，以致舅舅称我是“涪陵来的艺术家”。我喜爱戏剧、电影、歌唱、舞蹈。爱好广泛，五花八门。看完演出回家便学给父母看，时常听见夸奖。只是一直认为舞台上、银幕上人物的死都是演员真死，崇敬的同时又感到十分悲惨壮烈。一次，看川剧《望娘滩》，戏中的儿子为了救母亲，变成了一条龙。当演儿子的演员头朝里往台上扑通一死，我拼命地哇哇大哭，伤心之至，震动整个剧场。无论是邻座投来的责备目光，还是母亲严厉的呵斥，都不管用。无可奈何，母亲只得把我抱了出去，而我则从剧场一直哭到家里。从小我就十分倔。越是禁止我做的事情我偏要试一试。母亲告诉我在床上玩玩具的时候不要把玩具掉到地上，等母亲一转脸我便把所有的玩具往地上一扌忽掳。父亲告诉我蓖麻子不能吃，我非去摘了几个尝尝，结果是又吐又拉，险些中毒。我们家旁边有一个菜园，种了许多萝卜，外婆叫我不要随便到园里去玩，等她一背身我便钻了进去，挖了好几个大萝卜，让别人像抓小偷一样的连同赃物一起送到母亲面前。唉，那时候的我，真不知道给父亲母亲添了多少烦恼。母亲生气的时候常这样说：“早知道你这样淘气，真不该把你生下来！”我的父母亲都是教育工作者，对我管教甚严。他们望子成龙，又恨铁不成钢，加上我的倔强，不服管教，时常挨打。我真是个屡教不改的“坏孩子”。我吃软不吃硬，父母亲打我的时候从来不哭，疼我的外婆总是护着我，时常为此呵斥母亲。当我挨打后一个人和外婆在一起，我就扑在她怀里伤伤心心地哭，而每次都边哭边跟外婆说：“打倒妈妈！”父母的爱，当时的我是体会不到的，反而产生一种反抗的心理。所有的课文，父母都要求我倒背如流。有一次我背一篇课文叫《灌木》，既单调又枯燥，我站在桌子面前背呀背呀背呀，上下眼皮直打架，怎么也背不下来，可是母亲一点也不可怜我。直到半夜了，好歹总算把它背下来了，母亲才准许我去睡觉。朦胧之中我听见父母亲在商量，如果我不听话用什么东西打我，既不伤皮肉又觉得疼。我气坏了，睡意全消，一翻身爬起来，抓过母亲的枕头，先在心里喊了一句：“打倒妈妈！”然后狠狠地朝枕头上唾了好几下口水。我不是个听话的乖孩子，但我很聪明。入学之前，我就会背好些唐诗。我每天练习毛笔字，由母亲在写得好的字上面画圈。我家的隔壁是“武侯词”，往西去是“杜甫草堂”。当冬季来临，寒梅怒放，我喜欢和大人一样背着手在幽香静寂的园子里散步，受着酷爱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的父亲的熏陶。我从小就十分好强，不甘落后，“人所具有，我都具有”——这是我小学时代的座右铭。别人会的，我都要会；别人不会的，我也要会。认定了“即便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个钟也要撞响”。就连体重不如别人，我也发了好几次狠，强迫自己每顿饭多吃一碗。拿我的家乡话来说，我是“吃屎都要吃尖”。我酷爱读书。小学三年级我开始读长篇小说。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草原烽火》。每逢寒暑假，母亲总要抱好多书回来，让我读完。而我每次都贪婪地读。喜欢的书便爱不释书，时常读到天亮。由于我在入学以前就认识好些字，有一定“文化”，所以坐在课堂上听讲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难受的事情。尤其是看到我一目了然的算术题和老师讲我早已知道的课文的时候，我感到是那样的乏味。我两分钟做完了作业，看看周围聚精会神的同学，望望天花板，无所事事，只听见“知了”单调的叫声。这个时候要是在游泳池里多好！第二天，我逃学了。我把书包藏在水泥管子里，用砖头堵好，然后就去游泳，捉迷藏，爬树，踢毽子，到天黑才回家。从此以后，我经常逃学。但我不是每天逃学，而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逃一天学、上两天课，再逃一天学、再上两天课，我每次都能跟上功课，并且硕果累累，收获甚大。我学会了游泳，爬树也爬得快，猴皮筋也跳得好，在我拿给父母亲的成绩册上，还尽是五分。这一天，我又逃学了。当我回到家里，第一眼就看见了老师，我预感到大事不好。果然不出我所料，母亲在送走老师之后便开始找打我的尺子，我赶紧夺门而逃，以飞快的速度爬上了树，坐在树权上直到天黑，任凭母亲喊破了喉咙，也不吭声。从第二天开始，我多了一件事：每天上学时必须拿着妈妈给我的“登记表”，离家时由母亲填写“离家时间”，到校后由老师填写“到校时间”，离校时由老师填写“离校时间”，回家里再由母亲填写“到家时间”。我还是没有老师和妈妈聪明。从此以后，我老实多了。我经常获得“三好学生”的奖状，我是少先队大队的文娱委员，我参加市少年宫的合唱队，又是校舞蹈队的成员，诗歌朗诵获得一等奖，各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那个时候，我的志向就十分明确。有一次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我在上面写道：“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演员，当我演出结束的时候，获得雷鸣般的掌声和鲜花。”作文讲评时，我的作文像常有的那样，挑出来放在一边。不过这一次不是夸奖，而是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说我是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目的不正确，好高骛远，等等，等等。老师叫我重新写过。我重新写过了。虽然我十分沮丧，但我心里不服，这件事丝毫没有动摇我当演员的想法和决心。考进四川音乐学院附中 时机终于到来。我十一岁的时候，四川音乐学院附中招收小学毕业生。我抱着必胜的信心走进考场，以同样的心情领到了入学通知书。我毫不怯懦地站在一排老师面前，唱了我喜爱的两首歌。我唱得十分动情，唱到中间时眼泪夺眶而出。文科考试我获得最好成绩，在口试时口若悬河。当我真正作为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坐在阶梯教室的时候，那是我的神圣的时刻。我神圣的时刻很多，这便是其中之一。在音乐学院附中就学期间，我的文学爱好从“线装书”改为“洋装书”，由中国古典文学转到外国文学。我喜爱小动物，尤其喜欢童话小说。由于我的手条件不好，班主任宣布我的专业主修扬琴。想到我再不能在舞台上唱歌跳舞，要终生与这个大家伙作伴，我感到一种深深的失望，伤心地哭了一场。我不喜欢它，不愿意练琴，成天看书。入学一年之内，我几乎读完了校图书馆里的全部童话神话小说，它们给我以无数美好的想像，教给我纯真的感情。在我练琴室的门上有一个小小的窗口，主科老师时常从小窗口里监视我们练琴。一听见脚步声，我就赶快将书藏在琴下面，装模作样地敲打几下功课，直到一次看书入了迷，终于露馅。一年快完毕了，我刚十二岁。所有的专业都要在台上实习。作为扬琴专业年纪最小的学生，我也要第一次单独在台上给大家演奏。实习分大、中、小三组。在专业内演奏，是小组实习；成绩好，选出来参加民乐系的演奏，是中组实习。再从中选拔优秀者出来给全院演奏的，是大组实习。早在好长时间以前，我的老师就谆谆告诫我一定要勤学苦练，争取参加大组实习，从而成为学校尖子试验田的一颗种子。可是对于我，念念不忘地想着的，只是如何能过老师这一关。我扔下一切书，临时抱佛脚地使劲练琴。实习的晚上。从早晨起我就不停地想着我的曲子，头昏脑胀。我瞅着老师的威严的目光，更加感到今天的责任重大。当报幕员叫到我名字的时候，如雷贯耳。戴着红领巾，穿着裙子的我，胆怯地走上演奏厅的舞台，眼前一片漆黑。在练习时我就有几个音节不顺利，每次到那里就“卡壳”。这一次说什么也不能错。我不停地叨念着。我拼命想定神，可脑子里一团乱麻。手忙脚乱地，我开始了一生中第一次单独演奏。我懵懵懂懂地弹奏我的曲子，感觉它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越害怕越出事，不出我所料，果然，在那几个音节上卡住了。我停下来，看看老师，什么也看不见。我重来。第二次又卡住了。台上台下没有声音。我咬咬牙，又重来。反正今天是豁出去了。我卡住，重来；再卡住，再重来。一连重来了七遍，七遍都卡住了。我创了全院最坏纪录。台上台下一片静寂。我不知所措地坐在那里，只听见老师厉声喊：“下来！”我站起来，从台中走到台口，放声大哭。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深刻，以至于到现在都历历在目。我这个总要“拔尖儿”的人今天落在了所有学生的后面，成了倒数第一名。我感觉到羞耻。我感觉到平时对老师的欺骗，感觉到一种深深的对老师的歉疚之情。不行，绝对不行！我开始奋发，开始了真正的学业。我玩命练琴，成天泡在琴上，最多一天长达八个小时。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切都事在人为。终于，当我学满三年的时候，我已是学校尖子试验田的一颗最年轻的种子了。拿着成绩册飞跑回家，我呼的一下推开了门，然后，愁眉苦脸地跟母亲说：“妈，你看，我的主科扬琴只得了85分。”看见母亲生气的面孔，我马上嬉皮笑脸地说：“告诉你吧，妈，全附中只有一个比我多学三年的同学得了86分，比我多一分，我是第二名！”
在音乐学院附中的几年里，我学了很多东西。我总认为，“中国要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落实到我们身上就是做好本职工作。无论做什么事情，要就不做，要做就一定做好，而且要最好。除专业外，舞蹈、歌唱，我也同样努力。只是，我从没有机会在演戏上展示自己的才华。没有人认为我会演戏。每次班里组织排戏，从来没有人想到过我，我总是靠边站。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是理所当然，从未感到过委屈。相反，我认为演戏不务正业。我珍惜时间，自视清高，孤芳自赏，有同学叫我是“骄傲的公鸡”。我雄心勃勃，坚信自己只要不断努力，一定会成为祖国的栋梁。那是我的黄金时代！单纯，向上，勤奋，朝气蓬勃。我每年以优异的成绩屹立在全班同学之中，整个世界都是一片灿烂的阳光。 我也成了“狗崽子”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荡涤一切污泥浊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也在被荡涤之列。所有的都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我的父亲、舅舅等都是中共川东地下党的党员，一下子全成了“叛徒”。我的父亲是我的继父。我的生父从我一出生开始，就没有见到过。由于政治观点不同，我的生父离开了我的母亲，使母亲在怀我、生我的时候备尝痛苦。我在母亲的办公室里出生，一岁的时候便得了肺结核，这个在当时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病险些夺去了我的生命。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得到生父一分钱，没有得到他的只言片语，哪怕是一句问候，一个字。母亲四处奔波，节衣缩食给我买药。现在只值几毛钱的“雷米封”在当时要几十块钱，母亲下决心：“不管吃多大的苦，也要把孩子救活。”外婆24小时不分昼夜地守着我，把扇子吊在我的头上，一下一下地拽着系着扇子的绳子，从夜晚一直到天明。没有辜负母亲和外婆的爱，我活过来了。对于我的生父，我和母亲都十分恨他。我不要见他。永不要见。他也许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是母亲的孩子。就是他站在我的面前，我也不认识他。当然，我不知道他真的站在我的面前我会怎么样，起码我现在是这样想。他在欢乐的时候有了我，留给母亲重重艰辛。他对我没有履行过父亲的责任，没有任何养育之恩。当母亲送我到北京拍电影的时候，也许她预感到我以后的发展，她要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起母亲及父亲的名字。她要求我如果生父来找我，不要认他。我答应了。在8年后的今天，我已今非昔比，在所有介绍我生平的报刊杂志的文章里，从没有出现过母亲和父亲的名字，我在履行着对母亲的诺言。就在今天，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母亲又来信要求我，不要提她及继父的名字，我同意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永远站在母亲一边。我的继父在我三岁时来到我家。我们朝夕相处，我对他怀有深挚的敬爱之情。小的时候，他经常领着我去散步，给我讲《东周列国志》、《水浒》、《三国演义》，给我讲解唐诗、宋词，讲中国历史，讲《红楼梦》……他每年带着我种南瓜，我们天天挖地，天天浇水，天天施肥，可是在我记忆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们亲手种下的瓜秧上结出过果实。我的心里，有着许许多多同他在一起的美好记忆，他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善良、最温和的人。他品质高尚，我热爱他。就连他和母亲发生矛盾，我也总是站在他的一边。父亲成了“叛徒”之后，挨打挨斗像吃饭一样经常。由于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造反派”几乎每天找我谈话，叫我同他划清界限，反戈一击。我决不相信他是什么“叛徒”，我也决不同他划清界限。他关进“牛棚”之后，我也总去给他送饭，看见他挂着黑牌子站在队伍里，我隔老远就大声喊：“爸爸！……”我的犟脾气并没有给父亲带来什么好处，反而使他为我吃了许多苦。一次“造反派”抄我们家，把我的箱子也翻遍了，我的少女的一切秘密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恼羞成怒，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凭什么翻我的东西？我冲出去，和他们吵了一架。无论母亲多么严厉地阻止我，我也不顾一切地尽情地发泄着我的愤怒。第二天，大字报栏上醒目地倒写着父亲的名字，说他指使他家的“狗崽子”，对“革命造反派”进行猖狂反扑。那天中午，我去给他送饭。他没有在“黑帮”队伍里，而是躺在“牛棚”的“床”上，脸上贴满了大大小小的纱布。后来，父亲的腿被打断了。不许治疗，还要批斗。我和妈妈轮流背他，我背到楼下，妈妈再背到会场。不能养伤，也没有药，一次次的批斗使父亲的腿完全成了残废，他已永远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走路，现在，只能坐手摇车出门上街。为了给父亲买点吃的，我骑着自行车，冒着满街的枪炮声跑遍全城，只买来了一瓶广柑汁。父亲十分有骨气，在拷打之中他从没有诬陷过别人，我深深地敬爱他。我从来没有认为他不是我的父亲。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最好的人。我不容许任何对父亲的污辱和亵渎。在我成了“狗崽子”以后，每天回家，总有一群孩子跟在我的后面向我扔石头，叫着父亲的名字，喊：“打倒×××！”我怀恨在心，敢怒不敢言。有一天，我回家很晚，没有一群孩子，只有一个小男孩跟在我后面跳着叫着：“打倒×××！”开始我忍着，后来看看四周没人，我猛地转过身扑过去，一把抓住他，咬牙切齿地低声吼道：“你打倒谁？你还喊不喊？”我把他使劲地往地上一推，飞跑回家。我施行了“阶级报复”，心惊肉跳地过了好多天。好学生一下子成了“狗崽子”，这场“灵魂革命”给我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而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我的演戏事业，这是什么时刻？开始我教“忠字舞”，后来我宣传《公报》，然后演“对口词”，最后在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宣传队里演各种角色。那个时候，我的演技相当拙劣，可以说谈不上什么演技。一个宣传队长曾给我下过定义：“你打扬琴还行，绝对不能演戏！”可是僧少粥多，不演不行。不仅要演，还要五花八门。先是尽演“红卫兵”，以后小姑娘、小男孩、老太婆、媒婆、地主婆、媳妇，工人、农民、解放军，形形色色，什么都演。没有什么创作，全是以模仿为主。不过我学得惟妙惟肖，还能在别人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发明创造，常常比原版更好。这时候，别人时常说我演得好了，但我不以为然。我并不打算演戏，我早已迷恋上了音乐，扬琴。 到农场“接受再教育”这时候，我们全部附中的剩余同学都将要离开学校，走向工作岗位了。由于我们是“文革”前最后一批毕业生，省市歌舞团及各个文艺团体都到学校来要人。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几年的动乱，我对“文化革命”已厌烦之极。我渴望着安定的秩序，渴望着在舞台上展示我学到的本领。美好的未来在向我招手，我们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分配文件的下达。文件来了。工宣队队长给我们宣布：“医药专业的毕业生，应下放到农村去当赤脚医生。”我们全体都面面相觑。当队长接着念到“文艺专业的毕业生，一律分配到农村当普通农民”的时候，大家都傻了。我们全体同学都分配到了农村。而且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分配到甘孜、阿坝、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我被分配到了达县专区宣汉县农场，这在当时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了。
我对父母亲说：“我不下乡。我要留在成都。我去考文艺团体，我能考上。”父母亲不同意。上山下乡是党中央的精神，怎么能不去呢？况且，作为“狗崽子”的我，能够和大家一样，享受“到广阔天地里，接受再教育”的光荣，已经是对我的恩赐了。在父母心目中，只有上山下乡才是我这个“黑帮子女”有希望变成红色接班人的唯一光明大道。父母亲非常慎重地同我谈话，他们对我说：“你要是不下乡，我们就不认你这个女儿。”就这样，我登上了离开成都的火车。全家人都来送我，谁也没有哭。母亲是一个坚强的女人，这一点我很像她。谁也不知道等着我的究竟是什么，大家都一片茫然。我所在的大队离县城很远，在河的那边。一到这里我就时常想起“两岸猿声啼不住”这句唐诗。这一带是川北地区，是《红岩》中双枪老太婆出没的地方。我们大队一共只有十几个人，全是清一色的小伙子，只有美术学院附中毕业的一个女学生和我，两个小姑娘。没有电灯，没有广播，一到晚上整个世界是一片漆黑。每晚睡觉都害怕有蛇，用棍子对着床噼啪乱打一气。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开始了第一天的劳动。这一天的工作就是挖地。我从来没有干过农活，那些小伙子挖一下，我就得挖十下。但是我不服输，我不愿意落在别人的后面。好在小伙子们经常停下来给锄头“号脉”，挖几下便用锄把支着下巴谈天，一谈就是十分钟、二十分钟。我就趁这个时候拼命地挖。要赶上他们，谈何容易！赤日炎炎，汗水流到眼睛里，嘴里，流到身上，像无数小虫子在爬。锄头在我手里越来越重，我头昏眼花，看看这块地的边缘，就像是大洋彼岸那样遥远，我面前一黑，扑通一下倒在地里，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们把我拉下得更远了。我爬起来，继续挖，不是说要“接受再教育”吗？
我和小伙子干一样的活。在这个以体力鉴定好坏的地方，我要取得合格证。我把劳动当成是学业那样来攻，决不屈服。我不请假，不愿意看见队长不高兴的面孔。当时我正在发育时期，即使身体不舒服，我也不吭声。我和小伙子一样扛麻袋，装船，那一次整整病了一个多月。我不哭泣。因为哭泣没有用。我每天在幻想与破灭之间挣扎，我第一次渴望着“爱情”；如果有这么一个小伙子，他能够每天来帮助我挖地，只要坚持八个月，我就一定嫁给他。可是这个小伙子一直没有出现过。 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我逐渐地适应了环境，虽然不知道前途如何，但我雄心未混。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人。一颗珍珠，在深山大壑里也是珍珠；一块顽石，即使在皇宫御院也是块顽石。我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颗珍珠，或是同珍珠相近的东西，总之决不做顽石。我不停止翅膀的扇动。我读能找到的一切书。我学习针灸，照着书本给周围的农民治病，农民们都叫我“刘医生”。我借了一架扬琴，每天6时出工，4时起来练琴。劳动之后全身酸疼，胳膊肿得拿不住敲琴的竹杆子，但是迷迷沌沌的我还是要练。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练琴不可能有什么长进，但我锻炼了毅力。可是，有一件事情却使我救死扶伤的针灸事业宣告结束。一天早晨，我从睡梦中被叫醒，赶到很远的地方，去给我熟悉的小姑娘五妹治病。她告诉我腰疼，肚子疼，我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翻开《农村医疗手册》，立竿见影地给她进行了我认为的最有效的治疗。第二天，有人告诉我，昨晚五妹被送到医院，早产了一个男孩。我目瞪口呆。赶快翻开书，看到“孕妇禁忌”几个字，就在这几个穴位上我给五妹进行了强刺激。可是我不知道啊。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五妹会有孩子。在农村，如果我问一个未婚的小姑娘怀孕与否，除非我想挨拳头或是被唾口水。这件事虽然我没有什么责任，却从此中断了我的当医生的梦想。我尽量使生活变得有光彩。白天我认真劳动，晚上时常到水田里夹鳝鱼，或是打着手电到田坎上去抓青蛙。我用石头砸烂它们的头或是把它们打昏放在篓子里，必要时用裤腰带和鞋带拴我的战利品。回来后或是清蒸或是红烧，给大家改善伙食。我采摘满山遍野的桑椹当水果，晚上经常在晒坝上自弹自唱，给大伙开晚会。大家都喜欢我，称我是“快乐的人”。
这一天，农场里颁发给我一张奖状：农场“先进工人”。我欣喜若狂，高兴了整整一个星期。我在学校里得了那么多三好学生奖状，也没有这样高兴过。这四个字对我来说，意味着如此众多的辛苦，艰难的努力，真是神圣的时刻！在那时候，无数的榜样在激励着我，我不停地奋发。我像海绵一样汲取着营养，体验周围的一切。巴尔扎克在三十岁的时候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吸干了周围的土壤，自身修养已全部完成。为了将来能从事我所热爱的文艺事业，我专心致力于自身的修养，坚信时机一定会到来。时机总是悄悄地到来的，而且是那样不被人觉察。我们6个年轻人组织了一个小型宣传队，代表农场去县城宣传党的《公报》。读一会儿公报，唱一个歌；再读一会儿公报，跳一段舞；再读一会儿公报，演奏一曲扬琴独奏。我的娴熟的演奏技巧和能歌善舞的本领，一下子被县宣传队的队长发现。一个月后，我被借到了县宣传队，依依不舍同时又十分兴奋地告别了农场。这以后，一直是我的动荡时期。我尽全力在县宣传队里展示，锻炼自己，成为县宣传队的主力。在去慰问修襄渝铁路的民兵团时，被宣汉县民兵团长看中，调到民兵团宣传队，我又成了襄渝铁路上的一名女民工。我担任宣传队的队长，宣传队成员全是知青。我们时而开山、放炮、推石头，时而排练节目，清晨5点我就叫大家起来练功压腿，队员们都怨声载道。生活非常艰苦，劳动又十分繁重，大伙都冲着我哭，我把眼泪拼命忍着。此时，我的扬琴声誉逐渐提高，传遍了整个达县地区。 穿上了军装这一天，来了一位军人。他神出鬼没，时而出入民兵团部，时而到我们宣传队。我感到他十分注意我，好像要同我说话。两三天过去了，我碰巧走过他的身边。他拿出一份征兵登记表，问我愿不愿意参军。参军？我的天？晴天里一声春雷！红帽徽，红领章，还是宣传队，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我说不出话，只是拼命的点头。他告诉我，民兵团坚决不放我，这件事看来是不成了。我一阵绝望。第二天，他走了。我的心头却不住的翻腾。我绞尽脑汁地想主意。不管如何，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参军！在一天的早晨，我悄悄收拾好东西，搭上了一部货车，到了达县县城。一跳下汽车，我飞快地跑到了军分区，找到政治部的首长。我热切地向他们申明了我的来意，急不可待地当场表演了我的全部本领，自弹自唱，自唱自舞。由于破釜沉舟，情真意切，震动了在场所有的人。就在那奇迹般的一天，我穿上了向往已久的军装，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达县军分区的一员。路，比过去宽广多了。又是湛蓝的天空，又出现了明媚的阳光。老战士给我钉领章，晚上有同志给我掖被子，我沐浴在解放军这个大家庭里，处处感到温暖如春。我尽全力投入我们宣传队的建设之中，集编、导、演、奏于一身。我们宣传队人员少而精，成为成都军区乌兰牧骑式的样板。宣传队几起几落，解散时我有时放电影，有时放广播，有时管图书，有时做宣传科的勤务兵。我生性自由散漫，在部队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刚当兵的头一天，跑到同学家去炫耀，没有请假，玩到深夜12点才归队，狠狠地挨一顿克。放广播时睡得迷迷糊糊，把5点看成6点，让全分区的干部、战士都少睡了一个小时，吃早饭时灰溜溜地把检查贴在饭堂门口。父亲住院，批准我探亲15天，本来部队迟到一分钟都是大事，我认为父亲的病比组织纪律要紧，超假超了一个半月。头一天宣布纪律，军人要带头遵守交通规则，第二天我就骑自行车带着小妹妹，公然骑过民兵纠察队的门前。结果被纠察队抓住，自行车给扣了30天。宣传队包饺子，我把队长用过的脚气粉当成味精撒在全队的饺子馅里。正得意地撒着，看着粉末四处飘扬，赶快一尝，方知不是味精，悔之已晚。我把脚气粉拿到医务室去化验，证明无毒。可是当饺子端上桌子的时候，谁也不伸筷子。为了证明我的错误不是那么严重，我硬着头皮吃了十好几个。最后还是无济于事，大家都饿了一顿。
我在部队要求进步，积极申请入党，平均每个月都向党组织交一份申请书和一份思想汇报。可是不管我怎么注意，每到关键的时候总要出纰漏。党小组三次通过了我的申请，三次都由于我的错误给掳了下来。第一次是因为不按部队的规定着装，穿了一双鲜艳的自己的尼龙袜子；还有一次是由于我违反部队纪律，给一个女朋友介绍对象；最后一次我吸取了前两次的经验教训，严于律己，处处小心，可还是忍耐不住，在填表之前同队长吵了一架。我每天的日程很简单：打扫宣传科的几间办公室，打好开水，然后到我的图书室里去登记图书。登记图书是我进行得最慢的工作。我挑喜欢的书登记，常常是书名还未写完就看得入了迷，直到要看够这本书后才登记下一本。这项工作直到最后离开军分区也没有进行完毕。我看了好多伟人传记，我看到了他们独特的个性，独立的奋斗精神。我看到了无论伟人或是总统、明星，都是人，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人，只不过是个性及环境不同而已。我一直保持着我的几个爱好：看书、看电影、吃水果，后来又加上拍电影。我把它们统称为我的“四大爱好”。从幼时到现在，虽然这四大爱好先后次序不断地来回颠倒，但是看书这一爱好总是名列前茅，从来没有排过第三或第四的位置。我偏爱看女作家的作品，《飘》、《简·爱》、《牛虹》、《呼啸山庄》。在静静的屋子里，我为牛虻的坚忍精神及琼玛的遗憾而忠贞的爱情感动得趴在桌子上哭了整整20分钟。我偏爱梅里美的作品，他的作品色彩浓郁，像一幅幅油画。我喜欢茨威格，他描写的女人栩栩如生，入木三分。还有杰克·伦敦、雨果、罗曼·罗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天篷底下》、《墨西哥人》、《九三年》、《巴黎圣母院》……这一切书给我枯燥单调的生活赋予了那么多丰富的色彩。它们帮助我跨入人生的大门，探索人生的真谛。 调到成都部队话剧团宣传队已解散好几个月了。除了看书，打扫办公室，我终日无所事事，想到也许这一辈子都将不能从事文艺专业，心情十分忧郁。在这个时候，成都部队话剧团招生组突然来到了达县军分区。我给他们做的表演小品实在是糟透了。他们临时出的题目，使没有任何表演技巧的我晕头转向。我不自信，我要在大白天的房间里表演夜里突然停电以后的动作，要表现突然听到失火的感觉，要表现在夜里做功课，要表演看护病人。我对着空气表演这一切，又心谎又想笑出声。我不时地瞟他们，他们直摇头。一切全完了。我走回宿舍，昏昏沉沉地过了两天。突然来了通知书，让我到重庆去参加军区话剧团办的表演集训班。我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无实物小品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弄得乱七八糟。可是在集训班里排的话剧是有台词的角色，时间也很充分。这一点，对于业余宣传队出来的我是驾轻就熟。我使出我的浑身解数。大家都觉得我有希望考取，我可不敢完全这样认为。我和另外两名女兵打赌，谁考上部队话剧团就送给其余两人影集。其结果是我们三人都通过了考试，一起调到了成都部队话剧团。一切都像是做梦一样。我突然出现在父母亲身边。命运总是这样的莫测，实在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经过了几年的曲折坎坷，我终于成了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可是我再不能终生与扬琴作伴，我为它撒下了真挚的伤心别离的泪水。在我后来的电影生活中，我无数次地重复回忆过这些岁月。它们使我在任何情况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它们使我有自知之明。我无数次感到道路艰难，有过退隐的想法。可是，每当想到我为了要从事喜爱的专业，走过了这么众多的弯路，经历过那样多的艰辛，而且，我坚信我还是千千万万人当中极幸运的一个，有无数比我更有才华的人没有得到发现，从而也得不到发挥，想到这些和为了他们，我就感到任何的艰苦都不算苦，再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了。 走向银幕 那是1975年3月的一天。一个十分平常的日子。这个日子和任何一天都没有什么不同。我随话剧团来到了壁山县给部队演出《杜鹃山》。像往常一样，大家都在准备晚上的演出。我刚洗过了头发，躺在床上看书。这一天是那样的平淡无奇，没有任何迹象使我感觉到它将改变我一生的命运。“刘晓庆，出来一下。”队长任士一在外面叫我。我慢吞吞地走出门外，看见远远地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的面孔很熟悉，好像是在哪里见过。队长告诉我：“这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张勇手和徐潮同志。”当我同张勇手握手的时候，我还是第一次在银幕下面见到电影演员。我注意地瞅着他。“你今年多大了？”他问我。“二十三岁。”“你有多高？”“嗯——大概1米64吧。”“喜欢看电影吗？”“喜欢，特别喜欢。”他并没有怎么特别看我，然后我们一起在室外拍了几张照片，就匆匆离去了。
一切都发生得这么突然。望着他们的背影，我并没有想到，就是他们，将使我的一生发生根本的变革。当我稍稍平静一些的时候，我开始犹豫了。我这只“丑小鸭”能拍电影吗？要是试不上怎么办？我害怕失败，犹豫不决。但是我的手不听使唤，已经下意识地在为自己准备行装。我还是经不起拍电影的诱惑。我要去试一试。一架巨大的银色飞机停在大草坪上。我们走向它。像是预感到了我的未来，母亲突然说：“无论你将来会怎么样，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起我的名字；如果你的生父来找你，不要见他。”我非常郑重地点点头。母亲的这种预感，对于走向电影大门的我，也许是一种最好的祝愿吧。拿着部队的介绍信，我站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组办公室的门口。我的心跳得厉害，很紧张。终于我鼓起了勇气，敲响了我的命运之门。电影的大门在我面前开启，王晓棠、张勇手、王心刚、刘江……一张张熟悉而辉煌的面孔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怯生生地站在那里，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我既不懂表演，也不会说普通话，对于大家的问话，我只能点头或是摇头。试完妆以后，我坐在镜子面前。导演、摄影师，一大群人围过来，对我指手画脚，评头论足。他们毫无顾忌地谈论我脸上众多的缺点，眼睛、下巴、额头、嘴唇，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仿佛在对一尊塑像进行挑剔的探讨。我从来没有这样清晰地知道我脸上竟然有那样多的不足。我感到无地自容。我飞跑回招待所，蒙着被子哭了一场。哭够了，我坐起来。我想不通。丑又怎么啦？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好看。是你们叫我来的，干嘛当着大家的面踩糊我？所有的演员都是大美人吗？我看有的也不尽然。我不服气，偏要使劲演好。锛儿头？怎么样？没准儿我演出来大家说，这个角色就是要有锛几头才合适。不，我偏要做出来给你们瞧瞧！我跑到图书馆，借了一大堆书、画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还有好多表演方面的书籍。“临时上轿穿耳朵”，我囫囵吞枣地吸收着，什么叫肌肉松弛，注意力集中？什么叫第一、第二自我，忘我？想了半天，一点也不懂。我把“斯坦尼”扔到一边，看画报。看书、看画报、看剧本，看剧本、看书、看画报，来回倒腾。我把导演给我勾划的要试演的几段戏一个人在房间里演它八九十遍，凭感觉作自己最严厉的评判人。试演的那天，屋子里坐满了黑鸦鸦的一片。想到要在那样众多的著名演员面前表演，手心里汗津津的。我把准备好的戏又想了一遍，决定豁出去演，反正“一锤子买卖”，就这一回。何以见得我的表演就一定不好呢？怀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进行着我的练过不知多少遍的滚瓜烂熟的表演，第一次领会到斯坦尼“忘我”两个字的含义。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次表演的成绩如何，我只知道试戏是通过了。我又被送到十三陵水库去试胶片，剩下的就是形象的问题了。在去十三陵的车上，张勇手不断地跟我说：“你不要灰心。”他告诉我，虽然形象不大理想，但有股“甜”味。我不懂什么是甜，也不知道自己甜在何处。我总之朦胧地感觉到，是人物的，就是美的；不是人物的，就是丑的。生活中不一定每个人都美。罗丹不是说过：“自然，真实，就是美”吗？当我在银幕上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感觉。我只觉得脑袋嗡的一下，不相信那就是我。“她”那样陌生，就像是一个不相识的人。在过去，由于是女孩子的缘故，我时常照镜子，但镜子里的“我”是受我支配的，我做什么动作，她立即做出“反应”，我相信她是我的同一体。可是，现在银幕上这个放大了几百倍的脑袋瓜，完全脱离了我的身体及主观意识，独自在那里张嘴、表情、说话。它只是我过去的记录。我看着这个陌生的形象，就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乱七八糟。我的镜头一闪而过，我害怕再看见自己，但同时又希望多多地放几遍，哪怕是放上一百遍我也会觉得时间太短。我完全失去了评判力，只得睁大眼睛看着银幕，脑子里一片空白，模模糊糊的听见人家说：“比她本人可强多了。” 当我刚刚有点自信心的时候，《海鹰》突然停拍了。摄制组通知我，让我回家。我看着他们送来的那张回成都的飞机票，就像是看到我的死亡判决书。制片厂的一切都是那样的高大神圣，我清楚地意识到，此一去将永不会再来。我收拾行李，同所有的人告别如同是生死离别。我只剩下一件事情可做了，就是登上去飞机场的汽车。汽车来了，停在门口。我走出来，抬眼看看北京湛蓝的天空……“晓庆同志，我们《南海长城》摄制组想请你去试试戏。”我睁大眼睛扭过头，死死地盯住这个从车上下来的人。
绝处逢生。我的命运曲折，又一次得到了证明。一切又从头开始，试妆、试戏，试戏、试妆，漫长而苦恼的日子。每天在希望与失望之间熬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摄制组在对于我的问题上争执不下，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最后选择了一条折中的方案：让我作为角色的候选人之一去广东渔村体验生活一个月。与此同时，北京再继续选演员，如果有更合适的人选，就打发我回家。这一个月是那样的令人难以忘怀！每天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进行也许是别人的角色的准备工作。在这以后，又经过了好几次的试妆试戏，开拍已迫在眉睫，实在是没有别的人选了，当通知决定由我来扮演甜女的时候，我已经丝毫没有那种神圣的感觉，我被折腾得已经麻木了。那个时候，正是电影的恢复时期，上一部影片是极难的。就是决定了我演甜女，也随时都有换下来的可能。影片快拍完了换主要演员，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什么时候影片同观众见了面，才算是演过了电影。何况成功与否还不一定呢。总之，在这几年后的今天，我已和当年那个胆怯的黄毛丫头大不一样了。正因为如此，我对八一厂的张勇手、李俊及《南海长城》摄制组的同志们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是他们拉着我的手走到电影的门前，踏上电影这个高不可攀的摩天大厦的第一步阶梯。他们是我的启蒙老师，我永远感谢他们。《南海长城》拍完之后，没有放映几场就停映了。虽然在电视台播过一次，可是在那个时候，电视机还没有现在这样普及，看过的人仍然很少。接下来我参加拍摄《四渡赤水》，又中途夭折，无可奈何只得回到了四川。团里排演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我在第一组里演一个舞女，龙套，在第二组里演春妮。第二组排练机会少得可怜，看戏的机会却十分多。我认真地演我的舞女，把一个过场演得相当出色。后来说我太抢戏，导演把舞女删掉了，让我演一个资本家的姨太太，只有一句台词。过后又把我换了，让我演一个工人，一句台词也没有，站后景。这个时候，我看了不少表演的书，斯坦尼的书经过实践，我也看得懂了。我感觉到，他不过是集优秀的演员之大成，把他们的表演经验感觉总结出来形之于文字而已。对干有一定实践、想法的演员，或许会有帮助；对于毫无经验的门外汉，只会把他们搅得更糊涂，甚至于扼杀他们本身具有的表演才能。我十分渴望能有排练春妮的机会。这个机会迟迟没有来。有一天，我正巧回家，家里离团里很远，刚端上饭碗，团里的一位朋友满头大汗地跑来告诉我：“快，排你的戏！”我扔下饭碗，骑上车就走，当我长途跋涉到了团里，气喘吁吁地站在后台的时候，我意识到实践的机会是这样的稀少和珍贵，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在我的春妮还没有演上一场的时候，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来借我拍电影了。他们是看过《南海长城》的少数人之一，此次来借我演《同志，感谢你》的主角。团里不同意我去拍电影，可珠影厂的同志十分坚决。经过困难的又几经周折的交涉，我终于又坐上了飞机。
引擎起动了。飞机在向上升腾、升腾。我飞翔在天空中，遥望着碧绿的成都平原富饶的田野，清楚地感觉到，我再也不会回成都军区话剧团了。我在珠影厂拍的两部影片《同志，感谢你》、《春歌》，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成功。可是在这两部艰难的片子里，锻炼了我的表演，丰满了我的羽毛，我懂得了一定的表演技巧，懂得了如何去分析人物、塑造人物。虽然还十分幼稚，可毕竟还是入了门。《同志，感谢你》的导演陈鹰、邢吉田，演员束夷、魏氓在不同的角度现身说法地指导我的表演。而我在另一部失败的影片《春歌》里，碰到了一大群踌踌满志的、有才华的青年：丁荫捕、胡柄榴、黄统荣、魏锋。当时我们全体都默默无闻，现在都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出了自己的才华。 我结了婚这个时候，同所有人走过的道路一样，我结了婚。结婚四天后我便到珠影厂拍戏，一走就将近一年，当《春歌》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邀请我拍《小花》（当时叫《桐柏英雄》）的电话。电话是黄健中打来的。他告诉我，请我在片子里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剧本随后寄来。我等了好多天，也没见剧本寄来，也不知道让我演什么角色。出于对北影的信任，我稀里糊涂来到北京报了到，第二天就要去黄山拍外景。当晚我在家读了剧本，还未看完就气得往床上一摔。让我演的何翠姑除了抬担架外，完全是一个活道具，我对我角色的成功完全没有信心。我窝窝囊囊地到了黄山。一见黄健中就发牢骚：“你为什么不把剧本给我寄来？”他只是笑，不说话。后来才知道，对剧本，大家都是一样的看法。在摄制过程中，我们全组制作人员齐心协力，改了九段戏，才成了今天大家看到的《小花》。那个时候，虽然懂得了一些表演，我仍然还是一只雏鸡。不管角色大小，拍完一部影片就像是生了一场大病。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使了不少傻力气。记得当初拍《南海长城》的时候，由于眼睛怕光，见光见风就流泪，睁不开眼，影响我的表演，拍出来形象还奇丑无比。为了克服这个毛病，我每天在鼻子和额头贴上两块胶布（因为这两个“小高地”容易晒得比其它地方黑），中午去看大阳，实在坚持不住再闭眼，眼泪哗哗直流。甜女要光着脚跑上满是刺棵的山头，我从到海南岛的第一天就打赤脚，锻炼在滚烫的沙滩上面奔跑。一个镜头要练它一百多遍，时常睡到半夜不放心，“蹭”地跳起来把明天的戏复习一遍才能入睡。
现在，为了拍《小花》抬担架一场戏，我每天在黄山的石梯上跪几遍，有时吃完饭上楼梯，也要跪着走几步。原来以为跪着走几步不是十分难，谁知一跪，疼得直龇牙。到后来膝盖又红又肿，跪下就疼得钻心。招待所的服务员看见我，还以为来了个神经病人。最初我对这场戏有别的设想，经过这一跪我突然明白了好多道理，我明白了翠始的高大所在。她是血肉之躯，那么她在跪的时候，一定是艰难之极的，到后来只能爬行。要是我，一定会走不到山顶。我按这样的想法拍了这场戏。 我进了北影厂 样片送回厂里，厂长汪洋审查样片，看完这段戏他便大喊：“把这个演员留下来！”
那时，我还是成都部队话剧团的演员。我虽然很想跻身于电影行业，但从没有主动要求过。多少年来，一想到厂长的这句话，就感到他对我的知遇之恩。汪洋是我国少有的企业家，他爱才，求贤若渴，所以北影人才济济，他在北影也享有很高的威望。从拍电影开始，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同所有的演员一样，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好演员，最后成为表演艺术家。我的条件很差，从没有想过要以貌服人。我只是感觉有可能成为一个先天条件不好、但表演能力较强的演员。这种类型的明星不乏其例：简·方达、玛列茨卡娅、舒绣文，她们都称不上是美女，但却以表演才能闻名于世。我想塑造不同形象，不局限于一种类型。仔细思考，我还是有条件的。我的生活经历比较坎坷，许多生活都亲身经历过，接触过形形色色不同的人，有自己深切的感受和看法；看过一些中外书籍，有着不能接触的间接的生活，这一点将来还可努力；音乐、歌唱、舞蹈、体育都有一定基础，过去在宣传队也有过演不同角色的实践；还有，自己的性格本来就具有多面性。我认为，演员主要是三种要素组成：一、生活经历；二、文化修养；三、模仿能力、理解能力及再现能力。仔细想想，这三者我都基本具备，这样看来，走性格演员的道路还是有可能的。世界电影表演，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流派。一种以斯坦尼的论著为基础，一种以狄德罗、布莱希特的论著为基础。我国的表演，还是受斯氏的表演理论影响深。不同的演员根据自己不同的条件走不同的表演道路，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都可达到炉火纯青。而我最佩服的，最愿意效法的，是劳伦斯·奥利佛、斯特里仁诺夫、玛列茨卡妮、邦达尔丘克这样的塑造不同个性的性格演员。
当我正在这样思考的时候，导演王好为给了我这样的机会。在拍《小花》的同时，我又接受了由段吉顺导演的《婚礼》的拍摄，当王好为来叫我拍摄《瞧这一家子》的时候，如果我应约，那么，就是同时拍的第三部影片了。当时的情况对我来说是性命攸关，“胜者王侯败者寇”。三部都成了，我可以从中得到极大的锻炼，开辟一条自己的表演道路；要是都砸了（当时我还未调到北影），我将再无进电影界的可能。对于我这样一个半路出家的演员来说，三部都砸的可能性是太大了。再者，当时我自己的家庭矛盾已十分尖锐，直接影响到我的创作。王好为请我演张岚，是我从未演过的角色。我在这以前演过的五部影片，全是温良恭俭让的正面形象，演不演得好我自己也没有把握。可是，如果成功了呢？那我将会成为我们这一代一个在银幕上塑造不同类型形象的演员，无论如何我也经不起这样的诱惑。我要试一试。在《瞧这一家子》的摄制中，使我至今索怀不忘的，是王好为的笑声。我没有演过喜剧，也没有演过张岚这样的角色。在我第一次对台词的时候，她就由衷地发出了这鼓励的笑。这笑声里有信任，有默契，有赞许。在拍摄中，它一直坚定我的信念，鼓励、刺激、评判着我的表演，直到这部片子结束。如同一个母亲溺爱她所有的孩子，我喜爱我拍过的每一部影片、我塑造的每一个角色。不管角色大小，每当停机的时候，我总是对角色充满了眷恋之情。因为我下决心要塑造不同的人物，我知道同这些角色分手将永远不会再来。我对每一部所参加的影片都有一种护犊之爱，这种感情常常使我几乎不能看自己主演的完好影片。当我坐在放映室里，一切声响对我来说都好比是雷霆一般：“空调”的声音、衣裙的窸窣声、咳嗽声、擦火柴点烟的声音，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开门的声音、走动的声音、说话的声音、喊接电话的声音，还有那“万恶的”打呵欠的声音！我向每一个发出声响的地方投之以怒目，激愤得不能自制。甚至连导演解释影片的声音，我也不能容忍。我时不时地忍耐不住，低声而愤怒地呵斥：“不许说话！”“不想看就出去！”等影片放完时，我已精疲力竭。有一次片子刚一放完，我就在放映间大发其火，弄得导演和同志们莫名其妙。每当我的新影片同观众见面，各种好评参差传来的时候，实在是我的节日。所有的辛苦全部忘光，而只有甜蜜的由衷的欢乐。 我为艺术而活着我时常感觉到，我就是为艺术而活着。我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神仙。命运的缰绳在自己手里。关键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在任何困难面前，都不要丧失信心。我崇仰艺术。我相信如果需要，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一切献给它。我已积习难改，改不了，也不想改了。《小花》、《婚礼》、《瞧这一家子》，我没有砸，在一定程度上还获得了成功，在那一年，我同时获得了“百花奖”最佳配角奖，文化部优秀创作奖，“文汇电影奖”。我的照片四处乱飞，报刊、杂志、广播都出现我的名字，记者踏破了门槛，观众赞誉的信件如雪片似的飞来。一下子我成了一颗“明星”。黄健中、段吉顺、王好为也都成为中国电影界崛起的有造诣的导演。他们都曾真挚地帮助我走过这段最艰难的艺术旅程。几年以后，我问黄健中：“当初拍《小花》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事先把剧本寄给我？”他说：“我要是寄给你，你还能来吗？”是呀！如果他当时真的把剧本寄给我，我也许就不来了；那么，一切情况就会和今天大不相同。细细想来，我还真得感谢他没给我寄剧本呢。我十分感谢王好为，是她的信任帮助我迈出了探索性格表演的第一步。由于她的独具慧眼，我才有了张岚；有了张岚，我才有了自己表演的风格的雏形。当欢乐的余波还未完全从我心里消失，各种舆论已纷至沓来。我收到许多观众来信。有的观众说：“你演的张岚我们看了很恶心，你是在糟踏自己。你是我们珍爱的演员，我们不忍心看你演这样的角色。”有一位观众写信告诉我，重庆有一位挑剔的男青年，一直选不到理想的对象，别人问他要什么样的姑娘，他当时刚看完《婚礼》和《小花》，说：“就要刘晓庆那样的！”当看完《瞧这一家子》后，他郑重声明：“我再也不要刘晓庆那样的了！”还有好多观众写道：“你演得那么像，你本人就是张岚吧？”电影界内部也议论纷纷。我的生活面很窄，接触面很小，大多数不了解我的人下定义说，我就是张岚那种没文化、浅薄、疯疯癫癫的人。好多人给我下了断语：刘晓庆虽然演了不同形象，只不过是尝试而已，她的戏外在，浮，没有深度。自《瞧这一家子》以后，各种片约接踵而来，全是女特务、女流氓、交际花、轻浮女人一类的角色，在好多人眼里，我在生活中就是这一类的人了。接着我又拍了一部影片《神秘的大佛》，批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群众中对我的谣言四起：盗卖黄金、卖奖杯、自杀、他杀、被判刑、被毁容、生活作风不正派等等，流言蜚语及于全国，我仿佛已被“盖棺论定”了。这对我无疑是重重的一击。我当初去拍《瞧这一家子》的时候，我曾估计到了种种业务上的困难，也估计到了自己家里的困难。可是，万万没有考虑和估计到这样的困难，而且后果这样严重，附加物是这样的多。这真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我怎么办？还要不要继续走探索创造不同形象的道路？还是干脆全部演温良恭俭让的正面角色，以扭转大家对我的看法？我没有当过“明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合，我简直被打悟了。我失去了自信。我不停地为自己辩诬，说得口干舌燥。我四处申述我的表演“理论”，希望人家理解，力求证明我并不像别人认为的那样浅薄，那样疯疯癫癫。没有人理我这一套。一切全是徒劳。我感觉自己已成了一只黑乌鸦，并且注定了是这样的颜色，再也洗不白了。我万念俱灰。我感到孤立无援。我承认自己在艺术上的幼稚、不成熟。我没有进过任何表演学校，也没有进行过任何系统的表演。第一次真正的演戏，就是从《南海长城》开始。每一部影片都在进行学习、探索。每一部影片都是我的一张新的答卷。我好比是婴孩刚刚学走路，正处在最需要扶持的时期。我多么需要帮助、鼓励和支持啊。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应该成为一个电影大国，应该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好的电影。而我自己，虽然能力微薄，却愿意贡献出我的全部力量。从不会到会，从幼稚到成熟，应该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工作需要，我不能有这一个过程，我只有尽量在实践中学习，在干中弥补、完善自己。可是这些幼稚和不成熟的痕迹，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那样多地出现在我的银幕作品中。我需要的是具体的帮助和具体的指点，需要有人告诉我究竟应该怎么做，怎么才是对、才是好。可是……
我想起拍《神秘的大佛》的情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拍得不好、不理想，离一部好影片的水准相去甚远。可它是我从影以来最困难、最艰苦的一部影片。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写出我拍这部影片时的甘苦。我临时抱佛脚，每天摸爬滚打，回宿舍时都成了泥人。我曾碰伤了左脸，肿得老高，半边脸全成了紫黑色。当摄影机对着我，我要从三米高的墙上往下跳时，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我只知道我一定要跳下去，还要跳得好。当摄影机起动，我飞跃在空中的时候，我清晰地闪过一个念头：“完了！”而我从晕眩中睁开眼睛，知道我安然无恙的时候，我是多么庆幸啊。有一个镜头需要连续在地上摔好几次。且不谈平日千百次的练习，在实拍的时候，需要在亮铮铮的青石板上摔。开始试了一遍，起来时手、腿都肿了。实拍了，由于疼痛产生了怯懦的心理，动作完成得不好，拍得不理想。这个时候，当我从地上爬起来时，已十分费力。导演、摄影都停下来，大家都望着我。摄影师梁子勇说：“别拍了，大惨了。”我忍住眼泪，想起平日含辛茹苦的练习，“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关键时刻我如此不争气，我将会为此遗恨终生！一定要再拍，直到拍好为止，哪怕摔得粉身碎骨我也认了。我要求再拍一次。导演、摄影交流了一下目光，各自走到自己的位置。开拍了，我含着眼泪往石板上摔……机器停了。大家都忙着拍下一个镜头，我趴在那里，站不起来。腿、手、身上小血管破裂，青紫了好大的一片，全身动一动都疼。好多观众围过来，一位老大爷真挚地说：“你辛苦了。”而我，却因为没有留下遗憾而感到幸福。银幕上的一举一动都凝聚着我们创作人员的心血，我们怎么会对自己参加的影片没有感情？我认为，观众需要思想性、艺术性都强的好影片，同时也需要一些娱乐性较强的影片。《神秘的大佛》虽然有不真实、弄玄虚的地方，但不是一部最次的影片，更不是反动的影片。况且，国内影片大多都有不真实的痕迹。表现善恶之间的斗争，主题很好，何以遭到这样多的非议？连我给一家杂志写的一篇文章谈到拍《神秘的大佛》时的辛苦，也给删得一干二净。别人批评说它是商业电影，可我们全体人员既无所图，也无所得。再说，拍一部电影没有人看，那叫什么电影？何况，又有哪一部影片我们拍它是为了赔钱的呢？我意识到正处在重要的十字路口。我深深地思索着：我真的错了吗？我想不通。我只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要坚强起来，保持自己独立的个性，不要人云亦云。我又开始埋头看书。我细细总结我的表演。我要在纷扰的生活中求得平衡，自己帮助自己。我决不随波逐流，那不是我的性格。引起争议是一件好事，说明我走的道路大有可为。大家争议的，除了电影内容上需要探讨的问题以外，也说明我在表演上的不足。我要用实际行动证实我的想法和道路。“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 拍摄《原野》的时候 当我参加《原野》拍摄的时候，我已冷静成熟多了。我对《原野》有着这样深厚的感情，以至于看见这两个字我都倍感亲切。一看完《原野》的剧本，我就感到一种遏制不住的创作冲动。花金子活灵活现，一闭上眼睛就仿佛看见她站在面前。可是现在的我，毕竟不是两年前的我了。除了考虑角色与剧本之外，还得考虑好多其它的问题。我演花金子，难处是很多的。一是由于南海影业公司拍摄，有可能不在国内发行。再者，鉴于当时社会上对我的名誉的非议，花金子可能会给我带来莫须有的罪名。最使我担心的是，不管我和谁搭档，不管是谁演仇虎，都会让人七嘴八舌说个不停。当时我自己内外交困，各方面的障碍重重。我的家庭已出现严重的危机，我还经不经得起打击呢？考虑来考虑去，艺术良心还是占了上风。和所有的女演员一样，我渴望演一个真正的女性。我迫切需要一部影片来证实我的道路。我要尽最大的努力证明我并不如大家想的那样没文化，疯疯癫癫和那样的浅薄。我恨不得立即开机拍摄。当然，一个最为重要的危险是随时存在的。如果成功了，我会成为年青一代的演员中一个涉猎名著、一个演好20年代有深度角色的演员；如果演砸了，那我将很难东山再起，表演没有深度的恶名我将会背到底了。我们拍摄《原野》的外景地，在东北的山河屯，是一个十分偏僻的地区。我们称它为“夹皮沟”。刚开始拍摄，各方面的障碍重重。当我去山河屯的头一天，屯里唯一的一座小学的老师就郑重地在课堂上宣布：“明天，我们这里要发生一件新闻，刘晓庆要来了。”每天，都有很多人在我的窗下仰望。我每次去吃饭有如过街老鼠，一群群的观众跟着我跑，卷起一大股灰尘。由于希望有安静的创作环境，加之心情不好，我十分烦躁，对他们的态度很不友好。为此大家对我进行过多次的批评。我听得耳朵快出茧子。一次，我开玩笑地喊：“你们看，我改了！”我做戏似的满面笑容的握了握身旁一个小姑娘的手。当我走几步回头看时，她的眼眶里充满了眼泪。这件事给我以很大的震动，我受到了深深的谴责。她使我想起了四年前在农村的我。我想，如果没有这些机遇。这么多的人的帮助，我也许现在还在农村。而我下放的农村，是一个比这里还要小的地方。假如当时白杨、张瑞芳来到我的大队里，我相信我也会像那位小姑娘一样，崇敬地眺望着她们，像眺望星星。我也会以同她们握过手而倍感荣耀。我突然领悟到我现在的地位、环境、条件，跟过去已经不同，更感到了现在的来之不易及珍贵。我感到惭愧。我还在为自己的得失这样地苦恼，我大患得患失，鼠目寸光了，这将会导致我一事无成。最主要的是，我在拍电影，在从事我热爱的工作。这就足够足够了。我要为我的过去，为千千万万没有得到发挥的有才华的青年，努力工作。我们演员组的全体只有六个人，在拍摄《原野》的合作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整个摄制组是一个十分友好的创作集体。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我第一次见到扮演仇虎的杨在葆的时候，就感到仇虎仿佛就是为他写的。第一次见面，他就说：“你是个不成熟的演员，我可以做你的老师。”我当时风华正茂，并不以为然。我说：“是呀。”停了一会，憋不住，我说：“我也可以做你的老师！”在讨论剧本时大家都表决心，我觉得只有这样说才能表达我的心情，我说：“要是演不好金子，我就从楼上跳下去！”在拍摄前进行排练的时候，我抑扬顿挫地念出我的台词，正在得意之时，杨在葆突然喊：“停！”当着全组人的面说：“你表演有毛病，你不要拿腔拿调的，你看着我，感受多少就表现多少。不要硬去演。你现在是在做戏。”我满脸通红，同时我又感觉到他说得对。
我们就是这样一个集体，大家帮助我，我也帮助他们。演焦母的胡世森，过去演过金子，她时常演给我看。我们也时常为戏争执不休，吵到深夜一两点钟。那个时候，我和丈夫的感情已到崩溃边缘。我既不能没有家。又不能没有电影，十分痛苦，常常半夜惊醒哭泣。胡世森时常起来给我盖被子，像妈妈一样轻轻地拍我入睡……在这里，我认识了组里的副摄影老伊，这是一个年纪同我父亲相仿佛的非常善良的人。后来他成了我的挚友，像父辈一样地关心我、爱护我，帮助我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在山河屯的日子是令人难忘的，有许多有趣的事。有一天，我拿起两个月前的报纸，惊讶地问道：“哎，渤海二号是怎么回事？”一次我们在拍摄现场等太阳，演常五的唐远之考我：“里根是谁？”我想了半天，“李根儿？我们剧团好像有一个李根儿。”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我莫名其妙。后来大家一直拿这件事同我开心。我不服，去问杨在葆，杨在葆说：“什么是李根？”我以为他也逗我，“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里根是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呀。”他居然问：“美国又选总统了？”比我还要孤陋寡闻。我们的注意力太集中了，为了拍好《原野》，早出晚归，一切都无暇顾及。如果说，我在表演上真正的开了窍，那就是在《原野》。到影片摄制后期，我对金子的掌握已进入了自由王国。我已感觉到我的成功，焦急地盼望着影片在全国上映时刻的到来。曹禺看了影片，证明了我感觉的正确。他对我说：“很好，很动人，你演得比我写的还要好！”他即席挥毫，为我题了八个字：“诚重劳轻，求深愿达。”我十分得意地瞅着导演凌子，凑到她耳旁说了一句悄悄话：“看来，我可以不用从楼上跳下去了！”没有任何一个角色像金子那样令我恋恋不舍，当我拍完这部影片时竟然感到一阵惆怅。《原野》在电影界内部放映了几场，反映十分强烈。再没有人认为我的戏不深了。我的劳动有了成果，我重新恢复了自信。香港、美国、加拿大、意大利，都买了这部影片，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原野》获得了“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的荣誉，金子的红袄黑裤的服装被送到法国博物馆，代表中国电影永远在那里展出。圈内圈外，各种好评赞誉又如雪片似飞来。可是《原野》不在国内发行。各种猜测、传说不胫而走。最多的说法则是谣传我们拍了两个版本，其中的一个版本有我的裸体镜头，还说我特别情愿，主动要求拍这场戏。还有人说我同丈夫的不和是由于这个原因所引起……在无中生有的谣言袭击下，我经受着比以前还要沉重的打击。没有人来调查、澄清这一事实真相。有些人相信谎言比相信真理的程度要深得多。有人听了谣传还坚信不疑，争相传播。可是我没有拍过这种镜头，也没有人要求我这样做。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使别人相信我。没有人听我的话，我百口难辩，我累极了。 离婚以后 在我蒙受误解和难堪的时刻，我的丈夫却不分青红皂白打了我。我感到我们再也不能一起生活。我离开了家，住在北影招待所。这件事好比原子弹以后又爆炸的氢弹，立即成为北影厂的头条新闻。人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得美好。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家庭幸福、快乐。因为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我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一个妻子。但我更是一个人民的演员。演员要演各种角色，可角色不等于就是演员自己。我热爱生活，热爱艺术，我需要的是谅解、支持和友谊。我曾千百次地祈祷过未来，希望它给予我幸福。可是幸福是那样的珍贵和稀少，从不能被所有的人获得。也许，我和一些人的不幸，正是为了衬托那些幸福的人们的罢？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家庭不幸福。没有人结婚是为了离婚。人人都有爱的权利，结婚的权利，当然也有离婚的权利——既然世界赋与我们生命。在中国，离婚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我不是勇敢者，为此度过了好几年痛苦的岁月。由于珍爱自己的本能，我被迫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家庭中间的是非是永远讲不清楚的，这只是我们自己的事。就像是相识、结婚，只能在我们两人之间发生一样，离婚也只能是我们两人的事情，对于任何别人都没有关系。
我已经十分不幸了，可是最不幸的还不是由于“离婚”，而是因为离婚的是一个女“明星”。我孤单单地住在北影招待所，有如丧家之犬。我浑浑噩噩地过着我的日子。
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有人戳我的脊梁骨，对我指指点点。我不敢出门，怕看见人们议论的目光。我在招待所的房间每天宾客盈门，好奇者甚众。他们不厌其烦地打听我和丈夫为什么争吵，为什么离婚，盘问一切细节。而我则被迫一千次地重复我说过的话及离婚的缘由，就像是一架录音机。这些话立即被作为新闻广泛传播，传回来时已被加工得面目全非。
日子，是那样地难；关心我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可是，他们最关心的，议论最多的，最“证据确凿”的还是我“喜新厌旧”的“第三者”。自我离家以来，一举一动莫不在人的监视之中。无论我同任何男同志讲话，便是第二天的新闻。时常有人突然破门而入，闯进我的房间里“看看”。时常有人在深更半夜找男同志接电话找到我的屋子里来。每次我送男客人穿过走廊，背后总是传来窃窃私语，向我们投过来审视的目光。几乎所有到过我屋子的男同志，都成了“嫌疑犯”，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我实在哪里敢？在这个非常时期，我能够坚持下来就不错了，还敢有那样多的风流韵事？我不想活了吗？自我搞电影以来，已经多少次为自己辩诬？数不清了。我已经麻木了。“一个人处在需要辩诬的地位，是可怜的。”我实实在在感到了自己的可怜。人们太闲了，生活太单调、太枯燥了，文化知识太贫乏了。于是，就扯淡。正如鲁迅先生在《论人言可畏》里说的，扯淡的嘴巴们，在无边的人海里，就是要添几粒盐，这才觉得有味道。议论我成了他们的工作。不然，他们干什么呢？有些人看起来俨然是一个卫道士，而实际上却是在为自己寻找刺激和填补他们空虚的心灵。有些人看起来道貌岸然，可是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秘密。我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凡人，我不愿意过虚伪的生活。我愿意正大光明地宣布我之不爱，去寻找我的所爱。我鄙视他们，他们比我还要可怜。我憎恨他们，在他们的嘴里葬送了多少人的幸福……我坚持不住了。我的控制力已到了极限，我感到一种以往所没有过的软弱。在这寡不敌众的搏斗中，我已耗尽了心血。晚上睡觉我不敢闭灯，常常吃好几片安眠药都不能入睡。房间里每一点细微的声音，在我听来都其响无比。窗外的雨声，闹钟的滴答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响，充斥整个房间，充斥我的耳膜。我夜不能寐，眼圈发黑。我害怕孤独，害怕黑暗。我时常产生幻觉。当我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我清楚地看见一个人开了门走进屋来，到我床边，俯下身子，瞪着我。我大喊大叫，不能自制。一次，我看梅里美的小说，其中写到一个面目狰狞的人爬在窗户上，我顿时觉得浑身发冷，一回头，十分清晰地看见那个人就站在我的窗口瞅着我。我拼命地控制自己，揉揉眼睛，他还在。我再揉揉眼睛，他还在。我实在忍不住了，捂着脑袋冲出房门，飞跑到楼下。我拨了个电话给老伊。“喂？”他说。一听见他的声音，我的眼泪马上充满眼眶。“老伊，你有空吗？……”我嘎咽住了。“喂！喂！晓庆，怎么啦？”“……”“喂！坚强些！”“……”我拼命地呵气，以便能把话说出来：“你能马上来一趟吗？……”我扔下电话，走出招待所的门口，没有忘记朝迎面过来的人露一个坚强的笑容，走到一大堆瓦砾里面，用手堵着嘴，用全部身心拼命地哭。我不敢回房间。坐在门口等老伊。一个小时以后，老伊来了。他正在感冒、发烧。看见他，就像是看见亲人。在我认识他以后，我时常为有这样一个真挚的朋友而自豪。在我艰难的岁月里，他用诚挚、高尚、无私、纯洁的友谊鼓励我，给我以做人的信心。如同所有受我连累的男性一样，他为我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可是他从不在乎。纯洁的友谊是存在的，我十分珍惜。
演罗弦就像演自己在那艰难的时刻，使我感到充实的，是我参加了《潜网》的拍摄。王好为又一次在关键时刻出现，伸出她的友谊及信赖之手。只要还在工作，我就有希望。我同王好为并不卿卿我我，但我们之间已有了一种深深的默契及友情。是她第一个让我演张岚这样的角色，开拓我的戏路。当大家蜂拥而上：女流氓、女特务、交际花一齐来的时候，她又交给我剧本《潜网》。在艺术上，她是知我者。1981年的夏天，酷热。前途莫测，我把《潜网》当成是告别影坛的最后一部影片来拍。罗弦的生活线曲折，正仿佛是我的写照。我感觉就是在演自己。我在摄影机前发自肺腑地说出罗弦的台词，仿佛在倾吐我的心声。一连串的打击，我的身体已很差。刚从家里搬到招待所，身无分文。我在炎热的高温里练习舞蹈、体操。所有的财产只有组里发的出外景补助五块八毛钱。说句实话，连吃饭都吃不起。那个时候，我真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我不愿找人借钱，不愿意看到别人的同情、怜悯的目光。我一定要坚持到下个月发工资。我经常不吃饭。我每天要练转圈，有时恶心呕吐，吐的都是绿汁。拍体操那场戏的那两天，我一颗米都没有吃，好在体操本来就要节食，歪打正着。中午12点半化妆，1点进棚拍戏，拍到晚上十一二点。早晨7点就有人来敲门，10点练舞蹈体操。日子是十分艰难的。
我十分清楚地记得，发工资的那一天，当五张十块的钞票攥在我手里的时候，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觉到它们是那样的宝贵。这个时候，母亲来到了北京。母亲总是最伟大的，而且总是那样的及时。母亲为了培育我，吃够了苦。可是我却不能报效她于万一。为此我时常感到内疚和不安。我内外交困，拿不出钱给她买东西。摄制组用降温费每天发给每人半个西瓜，那是我一天最高兴的时刻。我每次都把我的西瓜放到一边，小心地盖上纸。总有人问我：“你怎么不吃啊？”我指指嘴唇：“带着妆，要拍戏呢。”我捧着西瓜跑回宿舍，大老远就吵吵：“妈，快吃西瓜，真棒！可甜了。我吃了一大半，给您带回来一小半，饱极了。”半个西瓜多么平常，可它代表了我对母亲不平常的感情。世界上很多东西本来没有多大价值，一杯水算得了什么？可是它如果出现在上甘岭的坑道里，就会比黄金还要珍贵。在那些日子里，我经常在门口发现一兜水果，里面夹着老伊的一张字条。桌子上经常出现一茶缸合口味的四川菜，母亲告诉我，团里的刘国权刚刚来过。剧团里管仲祥常常来叫，请我和母亲去他家“赴宴”……这一切现在想起来都记忆犹新，它们将伴随我走完生命的旅程。
也许是由于我这个“扫帚星”的缘故吧，《潜网》的命运也是那样的不顺利。拍完以后，不停地修改，后是迟迟不能上映，上映后又不能大量宣传。报纸上又围绕《潜网》展开争论。争论还未结束，评选“百花奖”、“金鸡奖”，在候选影片名单上连《潜网》的名字都没有。又收到数不清的观众来信，有好多观众热情赞扬我，有的把我批评了一通。对于这一切，我已习以为常了。从影七八年来，我一直在这些大波动之中生活、成长，比起过去，我已经坚强多了。过去我以为，做一个好的电影演员只要勤发奋、有才能，就已足够。而现在生活使我懂得，要做一番事业首先要有毅力，坚强的毅力！而一个女人要想做一点事，得比男人还要强。几年来我一直在大起大落，时而被推到峰巅，时而被摔向深谷。在酷暑和寒冬之后，我还是我。唯一不同的是，伤痕累累的心灵已长了老茧，长大了，成熟了。在这些岁月中，一直帮助我的，是我的自知之明。当我在峰顶的时候，我从没有认为我就是高山上的雪莲；当我在深谷之中，我也没有认为我就是淤泥。我知道我自己。每个人都在写自己的历史。真实是篡改不了的。说是说不倒一个人的，除非他自己倒。做一个女“明星”是很难的。同许多女人一样，我曾十分喜好逛商店，也十分注意服装。我从逛商店当中得到乐趣，我认为服装能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人的文化、教养及美学观。随着我成为“明星”，这一切爱好都失去了。我再也享受不到逛商店的乐趣，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上街。每次穿衣服，首先考虑的是会留给别人什么印象，以及别人会说什么。我不能在茶余饭后同朋友出门去散步，更不必说同男朋友。我成天关在屋子里，只认识食堂、厕所及自己的房间。我成了“囚犯”。除了拍摄，每天的日程被一大堆事务所填满，各种集会、社会活动，各大报小报、各大小杂志轮番采访，给各刊物写文章，谈话，拍照……没有时间看电影，几乎成了“影盲”，看书的时间比成为“明星”之前少了许多。我时常感到偌大的中国，没有我一张安静的书桌。就在我为《文汇月刊》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我借了一间房间，夜里睡地铺，白天拍戏，晚上写到深夜。电话铃不停地响，我不得不把电话线拔掉。每天对川流不息的来访者露出热情、谦虚的笑容，掩藏起我的烦躁和疲惫，怕别人说我架子大、骄傲，这一切怎么受得了？几年以来，我一直在艺术的海洋里东撞西碰，在世俗的旋涡中挣扎。我好比一个人在大风浪中游泳，没完没了地游，太累了，太乏了，对于疲惫不堪的我，哪里才是彼岸？哪里才有我得以憩息的绿洲？白天，我在喧嚣的人群之中，俨然是一个奋斗者、成功者，一个强者。可是当一切纷扰过去，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分外地孤独和寂寞。我怯懦得很。我太热爱艺术了，把一切都献给了它：我奉献出青春、名誉、爱情、家庭。
生活中有阴暗，更有阳光，耀眼的阳光随时都会穿过阴霾的云层，给人以温暖、给人以希望。在这一切纷扰当中，我还是获得许多同志、朋友、同行们的热情支持和鼓励。我还是很艰难地站起来了。《潜网》也没有成为我的最后一部影片，而是我在艺术上的新起点。我应约去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心灵深处》，尔后，又参加了中外合拍《火烧圆明园》及《垂帘听政》的拍摄。只要一走出我的小房间，我就立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