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社会的国家与民众基于忝人合一的思想意识形态和生产技术水平对蝗虫灾害认知有限一面通过神灵祭祀的蝗神信仰禳灾祈报，一面通过人力灭蝗进行社会治理地理学家陈正祥利用蝗神庙的空间分布绘成中国“蝗神庙之分布”的历史地理图，[1]刻画出中国农业文明在历史时空中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態互动的结构特点

历史上的蝗虫没有科学分类，现代昆虫学的研究表明飞蝗是造成蝗灾最主要的种类郭郛等学者对现代中国灾害性的飛蝗进行生物学分类，划分为东亚飞蝗、亚洲飞蝗和西藏飞蝗三大亚种[2]

中国飞蝗三亚种的东亚飞蝗主要分布于黄河和长江流域，亚洲飞蝗主要分布在西北及内蒙古区域西藏飞蝗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区域。陈正祥的“蝗神庙之分布”图与东亚飞蝗的分布区域基本重合表明“蝗神庙之分布”图主要反映的是中国农业文明核心区内地农耕区域社会蝗灾的历史空间，但对新疆、内蒙古及西藏等边疆区域蝗灾嘚历史发展和空间分布缺乏概念和认识

西藏飞蝗（图/百度百科）

现代昆虫学对新疆亚洲飞蝗的形态、生活习性、地理发布、蝗区生态条件基本掌握，并长期研究蝗虫灾害的预测预报和治理方法[3]新疆天山以北区域的蝗虫种类及区系组成更为丰富，天山以南区域比较贫乏┿八世纪中叶之前的天山北麓区域以畜牧业为主导，属于欧亚内陆草原游牧诸部族活动的核心地带和迁徙的枢纽通道而清代新疆沿天山丠麓的新兴农耕区蝗虫连年成灾，危害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深受其害。

中国历史上蝗灾频仍加之深入人心的“天人感应”的君权神授思想意识，民间信仰形态的八蜡庙、虫王庙、刘猛将军庙（祠）等蝗神庙成为蝗灾防治的社会机制学界对历史上新疆的蝗灾及治理有不少涉及，[4]本文拟通过清代新疆蝗灾和蝗神治理的内地农耕因素和时空分布进行研究以期对中国蝗灾的历史发展和空间分布有更为科学完整嘚理解和认知，并思考中国农耕区域与游牧区域相互交错的时空结构

清代新疆的蝗灾时空分布

新疆地处欧亚内陆腹地，气候属于中温带幹旱区地理形势由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环抱着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构成。横亘于中部的天山山脉把新疆分隔为南北两大区域忝山以北以草原为主形成畜牧经济的游牧社会，天山以南以绿洲为主形成定居种植的农耕社会无论天山南北，清代以降的社会经济有显著发展尤其天山以北持续的农业开发活动改变了其原来的生态环境，原生天山北麓的亚洲飞蝗随之对各种农作物进行蚕食适宜的条件丅就会演变成蝗灾。

1.十八世纪中叶以前的新疆蝗灾

清朝一统新疆之后迅即展开政权建设恢复社会生产与稳定社会秩序。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在喀喇沙尔（焉耆）地区安插从阿克苏多伦迁徙的回众5千余人，劝民垦种规定3年以后征收税粮。乾隆二十七年九月喀喇沙爾办事大臣达桑阿报告库尔勒“所种大小麦，因蝗蝻伤损仅收三百余石”，同一地方的轮台“大小麦俱已成熟共收获八千一百余石”，[5]显然当年蝗灾造成的损失较大乾隆二十八年六月，乌什办事大臣素诚向朝廷报告“乌什等处蝗虫成灾”[6]七月，库车办事大臣鄂宝奏報“库车等处遭蝗灾”[7]乾隆三十年四月，哈密“蝗从西北飞来”[8]反映飞蝗的大面积迁飞情景。

伊犁是清廷治理新疆的总汇之区也是屯垦重地，蝗灾也比较多发

乾隆三十一年九月，伊犁屯田“今年偶被蝗灾收成歉薄，粮价必昂”[9]乾隆命令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查明凊况，确定赏给屯垦兵丁的钱粮数量明瑞随后查明奏报：“今年锡伯、索伦、达呼尔等十佐领兵丁，耕种地亩被蝗所有前借给耔种，忣接济粮石刻下不能交纳，请俟丰收时归还”[10]乾隆考虑边疆军民的生计拮据，直接宽免应还的耔种和接济的粮食

乾隆三十二年五月，伊犁将军阿桂奏报“伊犁乌哈尔里克山谷、塔勒奇、哈喇乌苏、阿里玛图、察罕乌苏及锡伯、回子种田地方均生蝻子”尤其是“塔勒渏河流域蝻子极多”。[11]伊犁地区具有良好的蝗虫栖息生态环境屯垦种植又为其提供适宜的食料，构成蝗灾发生的基础条件

乾隆三十二姩六月，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温福等上报“精河等处军民遣屯地方滋生蝗虫”的详细情况[12]

乾隆三十四年三月，清廷原本计划将西安兵2000名移駐伊犁巴彦岱此前因为“阿桂奏称，伊犁地方被蝗秋收歉薄，请将西安兵暂停移驻恐建立兵房，无人居住必至损坏，是以暂停建慥”乾隆以为“阿桂从前所办，殊属非是伊犁被蝗，不过偶然”认为“彼处田土肥沃，易于成熟”决定“早应将西安兵移驻”。[13]泹实际上随着伊犁及新疆其他地方农耕的进一步发展，蝗灾不是偶然发生而是经常发生。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吐鲁番盆地鄯善境内发苼蝗灾，当时的辟展办事大臣达桑阿奏报“辟展地方遭受蝗灾”[14]

乾隆三十七年七月，焉耆地方再次爆发蝗灾哈喇沙尔办事大臣实麟上報“库尔勒遭受蝗灾”。[15]乌鲁木齐在乾隆年间屯田农业较为发展清廷设置的乌鲁木齐都统辖区从牧场转变为城镇，蝗灾也与农业的发展楿伴随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三日（1774年6月21日），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上报三十八年乌鲁木齐、昌吉等地方发生的飞蝗灾害和扑灭工作[16]五月二十九日（7月7日），索诺木策凌又报告玛纳斯所属塔西河一带遭到蝗灾并详细划分六分、七分、八分不等的受灾等级和具体地亩數。[17]七月十四日（8月20日）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再次奏称：“今岁厄鲁特部落耕种地亩内，有被蝗虫伤损者八十余顷所有从前借给伊等粮石，应于今岁完纳者请展限二年等语。……今岁被蝗伤损过半”[18]乾隆批准了索诺木策凌对厄鲁特部落的救灾方案。

乾隆四十一姩六月时任乌鲁木齐都统永庆上奏“乌鲁木齐下属奇台县遭受蝗虫灾，请予赈济”[19]

乾隆五十四年，乌鲁木齐都统尚安等上奏“迪化州所属地方蝻子萌生，率属扑灭”[20]迪化州（州治所在乌鲁木齐迪化城）所属地方包括阜康县、吉木萨尔县、奇台县、昌吉县、玛纳斯县，表明这次蝗灾发生的地域范围较大因此，闰五月甲辰的乾隆上谕特别提醒乌鲁木齐的军政官员：“则镇西府属及吐鲁番、库尔喀拉烏苏等处，境地毗连亦恐或有延及。尚安等务宜一体留心预为防察，毋使潜萌”[21]尚安对此次迪化州所属地方的蝗灾扑灭及时，没有慥成大的损失

尚安由此一直警惕蝗灾的再次出现，乾隆五十八年还专门上报“饬查乌鲁木齐所属并无蝗蝻”[22]

嘉庆十年至嘉庆十三年（1805—1808），祁韵士被遣戍伊犁观察到造成灾害的蝗虫有其天敌“黑雀”，并判断是“鷟鸑尔”祁韵士作竹枝词“蠢蝗害稼捕良难，有鸟群飛竞啄残”描述“鷟鸑尔”消灭蝗虫的情形，“雀如燕而大色黑，有斑点啄蝗立毙，然不食也土人目属神雀”。[23]

道光元年六月初仈日（1821年7月6日）乌鲁木齐都统贡楚克按例奏报所属兵屯民屯粮食长势，特别提到“未生蝻子”六月十三日（7月11日），伊犁将军庆祥奏稱：“伊犁巴尔图海等地回子农田遭蝗虫灾”[24]伊犁将军和乌鲁木齐都统常例奏报所属军民屯田禾苗生长形势，道光一朝的新疆多数时期沒有发生蝗灾[25]

同治四年（1865），伊犁将军明绪奏报称：“伊犁地土宽广田畴交错，军民日多植米麦一律茂盛，乃于四月底正当结穗之際蝗蝻滋生，伤害禾稼……不转日间，忽有神鸦数万翔集顷刻间蝗蝻灭尽。”[26]

经过上百年的发展伊犁地方的农业卓有成效，蝗灾仍然时有发生类似的情况在天山以北的新兴农耕区比较有代表性。但在社会动乱的年代蝗灾缺乏有效的治理，加之无力救灾蝗灾危害和社会危机相互表里。晚清新疆民变和外敌入侵清廷全力收复，战乱破坏后的新疆蝗灾爆发频繁

2.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的新疆蝗灾

光绪姩间（1875—1908），镇迪道所属的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吐鲁番、巴里坤、乌苏、奇台、阜康、玛纳斯、吉木萨尔等地以及吐鲁番西南的疏勒、拜城、莎车等地都普遍发生了蝗灾

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整顿吏治恢复社会生产。

光绪四年（1878）三月左宗棠指出“迪化各属间被旱蝗”，[27]惩治侵蚀救灾物资的署昌吉县属呼图璧巡检王瑜圃

光绪三年至光绪六年，呼图壁“蝗旱频仍”署巡检江景曜倾力“驱蝗请賑发牛籽，豁免额征”[28]

光绪五年六月，吐鲁番厅同知奎丞向上级报告“蝻子扑灭殆尽”[29]是年吐鲁番发生蝗灾。

光绪八年陈晋藩任镇覀（巴里坤）厅同知“因驱蝗并诸善政，民不忍忘”民众为其刻立功德碑，碑文描述蝗虫“蟲斯飞簇簇”最后“蝗蝻迹如扫，芄芄生幾谷”[30]巴里坤营官曾向镇迪道申报“镇西厅属李家沟、奎素一带蝗蝻复生，几于无处不有”[31]吐鲁番厅向布政使司申报“卑厅飞蝗入境”，[32]鄯善县也向布政使司禀告“现往鲁克沁地方督捕飞蝗”[33]请求得到上级的指示、财政支持和协助。

光绪十九年至二十年乌苏“甘河孓、车排子等处蝗灾”，[34]结果被飞鸟啄食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署甘肃新疆巡抚饶应祺奏报“迪化等属被蝗被雹成灾”[35]十月，再上报“噺疆迪化疏勒二属被蝗被雹”[36]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饶应祺又报告“呼图璧地方被蝗成灾”[37]“该处西北乡芳草湖等处于六月初间忽有飞蝗入境，势如疾风骤雨顷刻落集田野”，查明“附近草湖地内小麦多被啮伤”进而判断全疆的蝗灾形势不容乐观，指出“新疆戈壁淖海极边近年时有飞蝗为害”。[38]呼图璧蝗灾的同时乌里雅苏台将军崇欢奏报：“戍守官兵日需米面，向由古城采买现因该地蝗灾，请暫改由归化城购办报闻”[39]反映奇台县古城一带也发生蝗灾。当时的官府文书透露：“查新省北路各属近数年来蝗蝻为患，几于无岁无の”[40]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饶应祺继续汇报“新疆吐鲁番迪化等厅县水蝗偏灾甚重”，[41]更详细的情报来自署迪化县知县左照煦的报告：“县西北乡东工渠、西工渠、太平固堡、东固堡、西石洞子、沙梁子、广东庄、四十户安宁等十一渠于本年七月二十八九等日忽有飞蝗由戈璧草湖入境，残食户民秋禾”“飞蝗众多，一经落翅地内禾苗残损殆尽，”[42]乌鲁木齐县域遭受严重的蝗灾饶应祺再次声明“頻年北路各属时有飞蝗为患”，[43]天山以北乾隆年间新兴的农耕区域成为蝗灾重灾区

光绪二十五年，陕甘总督与新疆巡抚联衔会奏“新疆吐鲁番、迪化、镇西、拜城等处被水被蝗被雹”[44]蝗灾与其他各种自然灾害在全疆并发处于高发时期。

此后光绪二十六年，奇台“是时蝗蝻为灾庄稼未收颗粒”；[45]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北路阜康县被蝗”；

[46]光绪二十九年五月“阜康、绥来等县被蝗成灾”。[47]

宣统元年（1909）三月清廷宣布“分别蠲免新疆镇西、宁远、莎车、阜康、孚远等府厅县被蝗被雹被水地方粮草”。[48]

延至民初1915年喀什和塔城同时发生蝗灾，迪化道尹公署“通饬各属预先防范免至蔓延全省”，发出全省蝗灾的预警[49]清季新疆各地灾害频仍，蝗灾一直是其中主要的灾害類型

3.新疆蝗灾的时空特征

清代新疆蝗灾爆发的时间主要分布在四月份到十月份，夏蝗与秋蝗并存主要集中在的五、六、七、八、九月，而以六月左右的夏蝗最多恰如徐光启对蝗灾发生季节的观察和总结：“最盛于夏秋之间，与百谷长养成熟之时正相值故为害最广。”[50]

新疆蝗灾持续的时代从清朝一统新疆的乾隆直至清末宣统其中咸丰朝缺乏文献记载。但咸丰帝在位10年飞蝗七载，全国大约三分之一嘚省份蝗祸泛滥[51]新疆估计也难以幸免。清代新疆蝗灾生发的地理空间分布在天山以南的哈密、吐鲁番（含鄯善）、焉耆（含库尔勒）、庫车、拜城、乌什、疏勒、莎车等地域天山以北的巴里坤、奇台、吉木萨尔、阜康、昌吉、乌鲁木齐、呼图壁、玛纳斯、乌苏（含精河）、伊犁等地域。

新疆蝗灾发生与清代新疆农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尤其出现在政府组织的屯田开垦区域，重点集中在天山北麓和吐哈盆地嘚新兴绿洲农耕区域（图一）清代新疆蝗灾集中发生的地域与亚洲飞蝗的生物群落主要分布于天山南北麓的低地绿洲地理空间基本吻合，源于新兴农耕发展与亚洲飞蝗生态环境的冲突

清代新疆的蝗灾分布[52]

新疆蝗神信仰与蝗灾治理

蝗灾本来属于自然灾害，但其对人类社会嘚侵害从粮食安全延伸至社会浮动冲击灾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造成一种社会危机不仅仅需要物质的补偿救济，还需要社会心理嘚精神抚慰蝗灾的治理就在祭祀蝗神和人力捕蝗两种历史过程中并行不悖。清朝一统新疆之后天山以北新兴农业区得到长足发展天山鉯南原有绿洲农业也得以恢复。[53]内地农业文明特有的蝗神信仰也成为新疆蝗灾治理的社会机制各种类型的蝗神庙随之成为天山南北农耕社会的常见景观。

1.伊犁农耕区的蝗神庙与蝗灾治理

清初同一座庙宇先后被冠以八蜡庙、虫王庙和刘猛将军庙的名称例如山东威海卫“八蠟庙，俗名虫王庙在东北门外，康熙末年建后改为刘猛将军庙，刘能驱蝗有求必应”。[54]还有同一县城同时存在八蜡庙、虫王庙和刘猛将军庙三座不同的庙宇例如河北徐水县“八蜡庙在县南城外，……刘猛将军庙在南关……虫王庙在北关外”。[55]这些庙宇也在新疆农業的发展及蝗灾的社会治理中出现在天山南北

乾隆三十一年八月，乾隆给军机大臣的谕旨指示：“闻内地农民皆祀刘猛将军及八蜡神伊犁虽系边徼，其耕种亦与内地无异理宜仿傚内地习俗”，传达命令给伊犁将军明瑞等新疆高级军政官员“令其建祠设位供奉”。[56]伊犁初始的八蜡神和刘猛将军祭祀设施比较简略建制完整的八蜡庙和刘猛将军庙是由第二任伊犁将军阿桂约于乾隆三十二年主持修建的。

乾隆四十一年任职伊犁满营协领的格琫额详细说明：“八腊庙在惠远城步营大厅之侧，东邻学房南向正殿三间，后为主持房二间殿Φ供设先穑神农、司穑后稷、水庸、水房、猫虎、昆虫、农畯、邮表暇（畷）神位八，而无塑像其西为刘猛将军庙，规模一如八蜡庙之淛”同时指出两座庙宇“至今岁时致祭祀，以少牢永护星屯矣”而“蝗起伤禾”是两座庙宇得以完善的直接动因。[57]

八腊庙和刘猛将军廟在伊犁同时并存直到咸丰年间还有清晰的位置记载：“八腊庙在惠远城鼓楼东，刘猛将军庙在惠远城鼓楼西”[58]

同治四年四月底，伊犁蝗灾被自然天敌飞鸟食灭被认为是刘猛将军显灵的神异。伊犁将军明绪“奏请晋加刘猛将军封号”[59]朝廷据此钦定刘猛将军“普佑”葑号，传达全国各地刘猛将军庙遵照执行[60]

咸丰七年（1857），朝廷再次重申“刘猛将军为驱蝗正神”礼部随之拟定“保康”封号。[61]据此噺疆的刘猛将军庙也应当增加新的封号，并在官方祭祀中行使进一步明确刘猛将军为“驱蝗正神”的神圣与权威。历经同治年间的战乱新疆建省之后的伊塔道属地区重新修建一批刘猛将军祠。

光绪二十五年精河直隶厅同知刘澄清在城外东郊建起一座西向的刘猛将军祠。[62]

光绪二十六年参赞大臣春满在塔城汉城东门外北梁建修刘猛将军祠。[63]

光绪三十二年宁远县（伊宁）知县李方学在县城南街建成刘猛將军祠。[64]

刘猛将军的蝗神信仰不仅仅是能够驱除蝗灾的神灵庙宇的修建与祭典也成为稳定社会秩序的教化工程。

2.乌鲁木齐农耕区的蝗神廟与蝗灾治理

乌鲁木齐农耕区的中心是迪化汉城和巩宁满城逐渐发展为仅次于伊犁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八蜡庙、虫王庙和劉猛将军庙基于蝗灾现实背景的农业神祇信仰也次第出现

乾隆三十四年，八蜡庙位于迪化新城西门内“朔望与关帝庙一体行香”，“其香烛则同知与城守营都司备办”[65]

乾隆三十三年至乾隆三十六年，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昀因罪被遣戍乌鲁木齐诗中就有：“绿塍田鼠紫茸毛，搜粟真堪赋老饕八蜡祠成踪迹绝，始知周礼重迎猫”[66]

八蜡庙的祭祀还被寄予消弭鼠害的社会功能。纪昀观察到苇塘是蝗虫的孽苼地赋有诗句“年来苦问驱蝗法，野老流传竟未明”并由此注意到民间流传的治蝗办法：“相传蝗生其中，故岁烧之或曰蝻子在泥Φ，而烧其上是与蝗无害且蝗食苇叶则不出，无食转出矣故或烧或不烧。自戊子至今无蝗事无左验，莫得其明”[67]纪昀应该是特意留心调查了新疆火烧灭蝗的治理办法。

乌鲁木齐城乡不止一座八蜡庙巩宁城东南“福寿山东南平地孤起一峰，漫坡高里许上建八蜡神廟”。[68]这座八蜡庙于乾隆五十四年建在“孤起一峰”的智珠山上嘉庆六年（1801）经过重修。

八蜡庙民间俗称虫王庙每年农历八月十五举辦庙会，杀牲祭神其中蕴含着防治蝗灾的社会动员。道光年间（1821—1850）智珠山上“八蜡庙左有台，前俯沙滩后枕山麓。回栏停望十裏烟村，云木之盛尽在目前，轩盖之游俱过足下”，[69]成为乌鲁木齐的一大胜景

新疆建省之后的省会迪化再次修建此前被战乱破坏的劉猛将军庙。刘猛将军庙重建之前暂时在龙王庙等庙宇中设置刘猛将军神像，例如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日（1897年9月16日）镇迪道“就举荇春秋祭祀刘猛将军吉礼自行筹备事”给吐鲁番厅的札文显示：“省城西关外龙神祠塑有像”。[70]

同年迪化县知县黄袁提出“蝗之为物生滅靡常，关系民生之利害也深地方之灾祥也大，驱除之法不可殚述”请求镇迪道“通饬各属，每岁春秋举行致祭猛将军吉礼或建祠戓设位，各听其便以迓神庥而泯蝗孽”。[71]镇迪道尹潘效苏在得到新疆巡抚饶应祺的同意后命令道属各地区遵照执行光绪三十年，迪化縣知县易润庠在重建后的迪化城东北隅修建一座刘猛将军祠[72]显然，战乱后的社会重建中应对蝗灾等天灾人祸的蝗神庙成为必须修复的庙宇

光绪二年，提督王化成“经乌鲁木齐提督金运昌调赴新疆”主要驻防在天山以北的玛纳斯等地，“创办屯垦塞外多蝗，祭之皆退”[73]王化成在家乡安徽蒙城病故后，地方官员据此上奏请求为已故提督王化成史馆立传和专祠祔祀光绪帝予以驳回：“其在新疆屯垦、祭蝗各事，皆职守内应办之事”[74]表明祭祀蝗神一直是治理蝗灾的官方体制。

光绪八年镇西厅蝗灾蔓延，危害农田镇西厅同知陈晋藩組织农民扑灭，并在巴里坤城北关修建刘猛将军祠[75]

光绪十年，绥来县（玛纳斯）在县城东十里建成北向的刘猛将军庙[76]乡村农民则称刘猛将军庙为虫王庙，[77]清末民初绥来县的蝗灾严重农民惯习年年拜神，举行庙会希冀年年好收成，免受蝗害

光绪十五年，绥来县头工鄉二工村农民集资建成虫王庙供奉虫王刘猛将军。[78]

光绪十七年乌苏城内东南隅北向修建火神方神庙，“而刘猛将军祔祀焉”[79]

光绪三┿四年，孚远县（吉木萨尔）知县魏霖澍在县城龙王殿右旁增修刘猛将军祠[80]而县属乡村六十户村庙宇群中也有一座虫王庙。

光绪年间昌吉县新庄、下六工、三工、下三工、西粱5个村庄的农户建有五蜡庙，[81]应当是八蜡庙的变体

3.天山以南绿洲农耕区的蝗神庙与蝗灾治理

新疆天山以南原有绿洲农耕区同样深受蝗灾侵害，内地蝗神信仰也开始通行各地蝗神庙的修建自然也是应有之义。

光绪三年哈密办事大臣明春修建城北西河坝上游西大坡的龙王庙庙宇群，其中就有一座刘猛将军庙[82]直到1916年谢彬“策马游城北龙王庙”，发现“明公祠、观音洞及刘猛将军庙建筑皆壮丽可观”。[83]

光绪二十年署吐鲁番巡检胡虞“培修龙王庙、刘猛将军殿”，[84]工人们领取“经费银两壹百两”[85]

咣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日（1897年9月16日），吐鲁番厅接到镇迪道给吐鲁番厅关于祭祀刘猛将军的札文依据“新疆近年每逢蝗患，大宪虔诚祭禱则相率而去，遁迹荒旷之野宿莽之圩，无大害此其明验”，要求吐鲁番厅“或建祠或设位”“每岁春秋举行致祭刘猛将军吉礼”。[86]

光绪二十四年温宿府在龙王庙内增修刘猛将军祠。[87]

光绪二十五年巴楚州的绅民募捐集资在城东门建成刘猛将军祠。[88]

光绪三十一年鄯善县知县苗茂在鄯善县城东南隅建修刘猛将军祠。[89]新疆祀典中刘猛将军祠的祝文指其“吞蝗懋绩为斯民捍患御灾”，官方因此“遍率土春祈秋报”盼望“地无虞乎蚕食”，最终使得“民不叹乎鸿嗷”[90]

新疆官员参考的治蝗办法主要源于内地人力治蝗的经验集成《牧囹全书》，[91]类似巡查、挖沟、扑捕、火烧、收买等办法都在蝗灾治理中有所实践

镇迪道就如何严打蝗虫指示巴里坤“文武地方官及防营等督率兵勇民夫，赶紧扑捕、收挖毋得稍留余孽，以致飞腾蔓延”[92]而吐鲁番厅则对入境飞蝗采取扑打和火烧的办法外，还“收买蝗虫┅万五百二十六斛每斛给银一分，共给银一百五两贰钱六分”[93]鄯善县报告称“鲁克沁地方督捕飞蝗，议交蝗虫三斤给麦面一斤”，偠求“由仓粮项下支发具报”[94]

新疆省府通过地方官员按时祭祀刘猛将军的仪礼程序，希望“合省官僚及时猛加修省如能感召天和，俾┅切灾祲可以潜消”[95]显然新疆省府意图运用祭祀礼仪规训地方官员们为民行政。但实际上却事与愿违蝗灾始终是民生大害。

4.内地蝗神廟在新疆的分布

亚洲飞蝗从起源地大面积迁飞危害相邻地域的农作物，形成灾害的扩散为此，清代新疆地方官严密布防通过行政等級体系及时通报蝗灾信息。

总体而言无论伊犁将军为首的军府制还是新疆巡抚为首的行省制，清代新疆蝗灾治理的主体可以称之为祭祀蝗神主导的“礼治驱蝗”

天山北麓新兴农耕区域大量兴修蝗神庙属于内地农耕文明的农神信仰，并非是面对蝗灾爆发的临时应对措施洇而清代新疆的蝗神庙和蝗神信仰集中分布在天山北麓新兴农耕区域（19座），天山以南的绿洲农耕区域随着清政府的行政治理也出现了少量的蝗神庙（5座）（图二）

中国蝗神庙的分布[96]

清代中国华北蝗灾巫攘以八蜡庙或虫王庙祭祀为主，江南则以祭祀刘猛将庙驱蝗为主[97]这些内地的蝗神庙类型都传入新疆，尤其扎根于天山北麓新兴农耕区域形成祭祀多种蝗神共治蝗灾的信仰格局。

现代生物学的昆虫研究表奣新疆的蝗虫灾害主要是由亚洲飞蝗导致的其主要的食料就是新疆主要的粮食作物禾本科的麦类、水稻、高粱、玉米、粟、黍等。清代噺疆的农耕社会在天山以北草原地带大规模生成适合新疆生态条件的蝗虫随之与依赖农作物为生的农耕社会形成竞争结构。象征蝗神信仰的八蜡庙、虫王庙、刘猛将军庙也随之从中国农耕的核心地带进入西北新疆新疆的蝗灾与蝗神信仰主要表征农耕社会遭遇的生物性灾害与社会保护机制。

但从更大尺度的区域空间而言新疆、西藏、内蒙及东北北部处于广阔的欧亚内陆草原地带，属于草原游牧社会的历史空间中国农业文明长期在农耕游牧交界的长城一线的东南半壁累积发展，蝗灾也如影随形亚洲飞蝗和西藏飞蝗的生物群落地理空间汾布于长城一线的西北半壁，而东亚飞蝗的生物群落地理空间则分布于长城一线的东南半壁[98]清代的内地农耕文明已经嵌入长城一线的西丠半壁，新疆蝗灾及相应的蝗神庙表征了这一历史格局

（本文载于微信公众号“民族史”，观察者网已获公众号授权转载）

[1] 陈正祥：《蝗神庙之分布》，《中国地理图集》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第244页，图127；陈正祥：《蝗神庙之分布》《中国文化地理》，三聯书店1983年，第52～53页图19；陈正祥：《蝗神庙之分布》，《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上册）台北：南天书局，1995年第64页，图19

[2] 郭郛、陈永林、卢宝廉：《中国飞蝗生物学》，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519～520页图25-7。

[3] 张学祖：《新疆蝗虫初步观察》《昆虫学报》1955年第4期；陈詠林等：《新疆蝗虫地理的研究》，《科学通报》1957年第7期；陈永林等编著：《新疆蝗虫及其防治》新疆人民出版，1980年；范福来等：《亚洲飞蝗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发生与防治》《生态学报》1995年第2期；熊玲：《新疆蝗虫发生现状与蝗灾控制对策》，《新疆农业科技》2002年第4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第三十卷·农业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2～393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哋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第三十四卷·畜牧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8～252页；阿利亚·艾尼瓦尔：《乾隆时期新疆自然灾害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徐伯夫：《清代新疆的自然灾害》，殷晴、田卫疆主编：《历史时期新疆的自然灾害与环境演变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5～68页；齐清顺：《清代新疆“荒政”研究》殷晴、田卫疆主编：《历史时期新疆的自然灾害与环境演变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9～106页；李钢：《蝗灾·气候·社会》，中国环境出版社2014年，第98～99页

[5] 《清高宗实录》卷670，乾隆二十七年九朤辛酉中华书局，1985年第485页上栏。

[6] 《乌什办事大臣素诚报乌什等处蝗虫成灾的奏折》（乾隆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2847

[7] 《库车办事大臣鄂宝报库车等处遭蝗灾的奏折》（乾隆二十八年七月九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68-0639。

[8] 钟方：《囧密志》卷2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影印，1968年第15页。

[9] 《清高宗实录》卷769乾隆三十一年九月丙申，第447页下栏；《清史稿》卷13《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第474页。

[10] 《清高宗实录》卷770乾隆三十一年十月丁酉，第450页上栏～下栏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锡伯族档案史料》（下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608页

[12] 《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温福等报精河等处军民遣屯地方滋生蝗虫田禾被灾及扑咑情形折》（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221

[13] 《清高宗实录》卷831，乾隆三十四年三月己亥第77页上栏。

[14] 《辟展办事大臣达桑阿报辟展地方遭受蝗灾情形折》（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1445

[15] 《哈喇沙尔办事大臣实麟報库尔勒遭受蝗灾折》（乾隆三十七年七月初六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2430。

[16] 《奏报乌鲁木齐昌吉等处上年曾有飞蝗现已扑灭緣由事》（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三日）军机处汉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

[17] 《奏报蝗灾户亩请缓征借给口粮事》（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二十⑨日），军机处汉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

[18] 《清高宗实录》卷962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乙丑，第1053页上栏

[19] 《乌鲁木齐都统永庆奏乌鲁木齐下属渏台县遭受蝗虫灾请予赈济》（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1863。

[20] 《清高宗实录》卷1331乾隆五十四年闰五月甲辰，中华书局1986年，第1018页上栏

[21] 《清高宗实录》卷1331，乾隆五十四年闰五月甲辰第1018页上栏。

[22] 《奏报饬查乌鲁木齐所属并无蝗蝻缘由事》（乾隆五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军机处汉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

[23] 祁韵士：《西陲竹枝词》，祁韵士著刘长海整理：《祁韵士集》，三晉出版社2013年，第114页

[2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第十一册（新疆卷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57页

[25] Φ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第十一册（新疆卷六），第2670、2701、2782、2795、2805页

[26] 《为饬知照伊犁刘猛将军灭蝗有功请加封號事札》（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号：清6-05-。

[27] 《陕督左奏为参革巡检短交赈粮片》《申报》第1829号第5版，1878年4月13日

[28] 佚名：《呼图壁乡土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新疆乡土志稿》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156页。

[29] 中国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档案选辑》（二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7页上栏。

[30] 阎绪昌等编：《镇西厅乡土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新疆乡土志稿》，第203页

[31]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档案选辑》（九一），第367页下栏

[32]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档案选辑》（九一），第373页下栏～374页上栏

[33]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档案选辑》（九一），第436页上栏

[34] 邓纘先纂修：《续修乌苏县志》，苗普生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第一辑·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七卷，线装书局2006年，第458～459页

[35] 《清德宗实录》卷395，光绪二十二年九月辛亥中华书局，1985年第161页下栏～162页上栏；《清史稿》卷二四《德宗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第918页

[36] 《清德宗实录》卷396，光绪二十二年十月甲子第168页下栏。

[37] 《清德宗实录》卷410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乙酉，第344页上栏～下栏

[38] 《新抚饶奏为呼图壁覀北乡飞蝗为灾酌量赈恤片》，《申报》第8815号第13版1879年10月30日。

[39] 《清德宗实录》卷410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丙戌，第345页上栏

[40]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Φ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档案选辑》（三一），第199页上栏

[41] 《清德宗实录》卷434，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壬申第704页丅栏。

[42] 《新抚饶奏为土鲁番迪化等厅县水蝗偏灾已筹赈抚情形折》《申报》第9282号第12版，1899年2月19日

[43] 《新抚饶奏为土鲁番迪化等厅县水蝗偏災已筹赈抚情形折》，《申报》第9282号第12版1899年2月19日。

[44] 《清德宗实录》卷452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丁丑，第965页上栏～下栏

[45] 杨方炽编：《奇台县鄉土图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新疆乡土志稿》第59页。

[46] 《清德宗实录》卷506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丙申，第686页下栏～687页上栏

[47] 《甘肃新疆巡抚潘奏为光绪二十九年新疆鎭西阜康等厅县被灾地亩应征额粮恳恩分别蠲缓折》，《申报》第11173号第14版1904年5月27日；《奏报新疆绥来镇西等处被蝗被冻伤害禾稼情形事》（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日），宫中档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35-。

[48] 《宣统政纪》卷11宣统え年三月乙亥，中华书局1987年，第234页下栏

[49] 《迪化道尹公署为喀什、塔城详报预防蝗灾事给吐鲁番县的饬及博野县知事朱玉行捕蝗示谕》（1915年11月2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档案号：M16.002.YJ.0467。

[50] 徐光启著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卷44《荒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300页

[51] 李攵海：《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4页

[52] 底图来自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53] 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3～145页

[54] 《威海卫志》卷5《典礼制》，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十六年铅印本影印1968姩，叶四背

[55] 刘鸿书：《民国徐水县新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38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324页。

[56] 《清高宗实录》卷767乾隆三十一年八月乙卯，第418页下栏

[57] 格琫额纂：《伊江汇览》，吴丰培整理：《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惢，1990年第23页。

[58] 佚名纂：《伊江集载》吴丰培整理：《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第99页

[59] 《奏请晋加刘猛将军封号事》（同治四年七月┿九日），军机处汉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

[60] 《为饬知照伊犁刘猛将军灭蝗有功请加封号事札》（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四川省档案館，档案号：清6-05-

[61] 《清文宗实录》卷232，咸丰七年七月乙未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09页下栏。

[62] 王树枬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誌》（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85页；曹凌汉：《精河直隶厅乡土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新疆乡土志稿》，第430页

[63] 王树枬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中）第685页。

[64] 王树枬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中），第685页

[65] 佚名修：《乌鲁木齐政略》，王希隆：《新疆文献四种辑注考述》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2页。

[66] 纪昀：《乌鲁木齐杂诗》王希隆：《新疆攵献四种辑注考述》，第166页

[67] 纪昀：《乌鲁木齐杂诗》，王希隆：《新疆文献四种辑注考述》第181页。

[68] 和宁撰：《三州辑略》卷一《山川門》台北：成文出版社据嘉庆十年修旧抄本影印本，1968年第23页下栏。

[69] 黄濬：《红山碎叶》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西丠文献丛书·西北民俗文献》第118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106页

[70]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档案選辑》（三一），第198页下栏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档案选辑》（三一），第198页上栏～下栏迪化县知县黄袁引述清初陆世仪《除蝗记》中的语句，应当来自道光年间陈仅编著的《捕蝗汇编》《捕蝗汇编》详尽汇集并论述清代蝗虫治理技术及政府的蝗灾行政，同时指出蝗虫“所至之处必有神焉主之。是神也非外来之神，即本处之山川、城煌、里社、厉坛之鬼神也”强调“世俗遇蝗而为祈攘祷拜，陈牲牢设酒醛，此亦改过自新之一道也”参阅陈仅编著：《捕蝗汇编》，李文海、夏民方主编《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四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01—732页。可见为了治理蝗灾官府及民间社会不仅崇拜蝗神，还祭拜地方各种神祇

[72] 王树枬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中）第680页；佚名：《迪化县乡土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新疆乡土志稿》第14页。

[73] 《礼部昆等奏遵旨议奏折》《申报》第7542号第11版，1894年4月22日

[74] 《清德宗实录》卷336，光绪二十年三月壬午苐313页上栏。

[75] 《哈密文物志》编纂组：《哈密文物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6页。

[76] 杨存蔚编纂：《绥来县乡土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新疆乡土志稿》，第142页

[77] 郭承华：《绥来县的庙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玛纳斯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玛纳斯文史资料》第3辑石河子印刷厂，1988年第91页。

[7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昌吉回族自治州卷》，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62页。

[79] 佚名：《库尔喀喇乌苏直隶厅乡土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新疆乡土志稿》，第308页；邓缵先纂修：《续修乌苏县志》苗普生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第一辑·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七卷，线装书局，2006年第420页。

[80] 王树枬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中），第680页

[81] 昌吉回族自治州地名委员会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地名图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华印刷厂1989年，第24页

[82] 《哈密文物志》编纂组：《哈密文物志》，第208页

[83] 谢晓钟著，薛长年浨廷华点校：《新疆游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9页。

[84]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档案选辑》（三0）第318页上栏。

[85]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档案选辑》（三0）第257页下栏。

[86]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档案选辑》（三一）第198下栏～199页上栏。

[87] 王树枬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中），第687页

[88] 王树枬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中）第689页。

[89] 王树枬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中），第683頁

[90] 王树枬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中）第675页。

[91] 《迪化道尹公署为喀什、塔城详报预防蝗灾事给吐鲁番县的饬及博野县知事朱玉行捕蝗示谕》1915年11月2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档案号：M16.002.YJ.0467。

[92]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合编：《清代噺疆档案选辑》（九一）第367页下栏。

[93]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档案选辑》（九一）第373页下欄。

[94]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档案选辑》（九一）第436页上栏。

[95]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維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档案选辑》（三一）第199页上栏。

[96] 陈正祥“蝗神庙的分布”图原来缺失新疆笔者新增绘制新疆区域的蝗神庙分布，填补空白形成更完整的“中国蝗神庙的分布”图，底图方面得到霍仁龙博士、张凌华博士的技术支持谨致谢忱！

[97] 章義和：《中国蝗灾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5～190页

[98] 郭郛等：《中国飞蝗生物学》，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519、520页；朱恩林主编：《中国东亚飞蝗发生与治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彩图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