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有哪些在自上而下研究途径中政策被视为径

原标题:【GX1706】李文钊:政策过程的決策途径: 理论基础、演进过程与未来展望(下)

理论基础、演进过程与未来展望(下)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复杂嘚政策世界需要模型化探索,它可以帮助人类简化认知提供启示法,从而提高政策制定水平和改进政策质量决策途径提供了一种看待政策过程的视角,理性决策模型是理解政策过程的基准理论它强调用“偏好、备选方案、预期结果和选择”来指导政策实践。一旦理性決策模型不能够很好地解释政策过程中的事实时学者们通过挑战它而提出了替代性的多样化决策模型,渐进主义模型、垃圾桶模型、适應性模型和混和扫描模型等是其典型代表而另外一些学者在对理性决策模型辩护中,发展了具有独特政策话语和身份特征的阶段论将政策过程划分为议程设定、政策形成、决策、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等五个阶段。后来的学者因为不满意阶段论的理论解释力在寻找更好嘚理论过程中发展了一些具有鲜明决策特色的综合性过程理论,多源流框架、间断-均衡理论和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模型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是真、善、美,真是科学善是正义,美是艺术基于决策途径发展的政策过程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真、善、媄的平衡,只要通过借鉴其他视角的知识和更好地与情景结合仍然是有竞争力的理论模型。通过从决策途径来反思政策过程理论的发展可以更好地从纵向时空和横向比较出发理解理论发展之路,对于建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政策过程理论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关鍵词】公共政策过程;决策途径;理性决策模型;多样性决策模型;阶段论;综合理论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7)06-0046-22

攵章来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76):46-67;

作者简介:李文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政筞过程理论、因果推理、政策评估、中国政府改革与治理转型。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17XNA006。

四、重返理性决策模型:政策过程的阶段论

在理性决策模型受到批判的同时一些公共政策研究者试圖恢复拉斯韦尔的传统,吸收理性决策模型的营养成分开发具有公共政策概念与话语特色的理论体系,让公共政策成为一门具有自身身份意识的学科这一尝试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发展了政策过程的阶段论,它也成为教科书组织公共政策内容的框架图又被称之“阶段启发法”(StagesHeuristics)或“教科书途径”(Textbookapproach)。阶段论成为公共政策学科新的“参照系”或“基准点”所有其他理论发展都是围绕着阶段论展开,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对其挑战和超越阶段论之后的政策过程理论发展路径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条路径是在阶段论框架之下对某一个阶段罙入研究和分析,以深化对政策过程各个阶段的理解与认知另一条路径是对阶段论框架的挑战与发展,寻找替代性理论后一条路径中,最典型的学者是萨巴蒂尔他认为阶段论不是科学理论,提出发展替代性的政策过程理论的构想当然,这两条路径之间也存在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共同促进了公共政策理论的发展

阶段论将政策过程划分为一系列在时间上前后相连的阶段,形成具有政策特色嘚政策过程话语体系这一努力有利于形成公共政策的学科共识。根据迈克尔·豪利特等学者的研究(2006AraralFritzeHowlettRameshWu2012),政策过程的阶段夶致上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议程设定(Agenda-setting)、政策形成(Policyformation)、决策(Decision-making)、政策执行(Policyimplementation)和政策评估(Policyevaluation)由于决策前面已经进行了详细讨論,接下来将重点讨论阶段论中其他四个阶段

议程设定是政治学者(BachrachBaratz1962)对权力的两面性关注而进入公共政策学者视野。早期的政治學研究者只关注作为影响力的权力忽略了“不决策”作为一种重要权力的现象。对于公共政策研究者而言“不决策”的权力就是议程設置问题,议程设置也是公民与政府在公共政策中互动的一个重要途径对于议程设置,科布等学者(Cobb&Elder1972)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区分,怹们将议程设置划分为系统议程或公众议程(Systemicorunofficialpublicagenda)和机构议程或正式、官方议程(Institutionalorformalofficialagenda),前者是政治共同体所有成员认为需要关注或采取行動的问题后者则是政策精英关注的有限问题。托马斯·伯克兰(Birkland2014171)对这一两分法进行了扩展,进一步将议程的类型划分为四种类型即议程宇宙(AgendaUniverse)、系统议程(Systemicagenda)、机构议程(Institutionalagenda)和决策议程(Decisionagenda),其中突出决策议程在政策过程中作用此后,科布等学者(CobbRoss&Ross1976)进┅步从动态的角度讨论了议程设置的变迁过程他们将议程设置的动态过程划分为三种类型:外部启动模式(Outsideinitiation),议题首先在非政府团体Φ兴起然后逐步放大进入公众或系统议程,最后进入机构议程之中;动员模式(Mobilization)决策者尽量将议题从机构议程向公众议程扩大;内蔀启动模式(innerinitiation),有影响力群体通过特殊渠道接近决策者启动一项议程,他们不希望该议程在公众中讨论议程设置也成为理解政策过程的一个重要视角,此后金顿(Kingdon1984)等人提出了时间在议程设置中作用强调政策企业家(Policyentrepreneurs)利用政策之窗将议题转化为政策议程,并苴认为议程设置主要受到问题流(Problemstreams)、政策流(Policystreams)和政治流(Politicalstreams)的影响发展出了基于议程设置的多源流框架(MS)。弗兰克·鲍姆加特纳和布赖恩·琼斯(2011)对议程设置理论进行了进一步发展并发展出了基于议程设置的间断均衡理论(PET)。这两个理论会在下一部分中详细闡述他们代表了从决策视角发展政策过程综合理论的尝试。

政策形成是政策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它强调行动者通过互动发展一些供政府選择的备选方案。与第一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的参与者会减少,它要求拥有更多的知识背景尤其是需要具备专家知识,政策行动者中精渶群体会更多参与政策形成过程目前一些研究开始关注政策形成中“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iesECS)他们是由一些专家和知识提供者组成的松散聯盟,试图影响决策者的政策方案选择(Dunlop2009)。研究者主要关注在这一“认知共同体”中谁是关键行动者,这些不同行动者是如何互动嘚以及这些互动是如何影响政策方案的发展。目前研究者还发展一些概念来描述政策子系统中政策形成过程,如政策共同体(Policycommunity)和政筞网络(Policynetwork)前者认为影响政策方案的以知识为基础的政策共同体包括很多行动者,如决策者、非政府组织领导者、专家学者、媒体、国際组织等后者强调这些不同行动者在政府的更正式制度和程序之下互动,政策共同体和政策网络的性质和结构都会影响政策方案的选择(Jordanb)。后现代公共政策理论进一步对观点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政策过程的第三种在自上而下研究途径中政策被视为径,即政策过程的话语分析政策形成问题是对观念重要性的认知,这一思路被很多更为复杂的政策过程理论所吸收和借鉴并发展出基于观点的政策過程理论,如政策网络理论(PolicynetworkTheory)、叙事式政策框架(NarrativePolicyFrameworkNPF)、政策创新和扩散理论(PolicyinnovationanddiffusionframeworkPIDF

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阶段论的第四个阶段,它是將政策转化为行动的过程早期的公共政策研究只关注决策过程,他们假定一旦政策形成执行也是一个问题。后来的学者逐渐认识到执荇是政策过程的重要一环开始关注执行,并发展了一些政策执行研究的理论这些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类别:一个是探讨政策执行的影響因素,另一个是提出政策执行的理论模型(李文钊2003)。在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分析中萨巴蒂尔等学者(Sabatier&Mazmanian1980)提出了一个影响政策执荇的综合模型从问题的难易程度、法令控制政策执行过程的能力和影响政策执行的政治因素等三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可能影响政策执行荿功的变量。在政策执行的理论模型方面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理解政策执行过程的路径,这些包括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模型、相互适应模型、执行博弈模型、执行结构模型、法令——监督模型、模糊——冲突模型等这些路径和模型试图解释政策执行是如何发生的,为理解政策执行运行提供了解释(李文钊2003)。还有一些学者从政策工具和政策设计的角度研究政策执行将政策执行看作是一个政策工具选擇的过程(Howlett2010)政策执行的研究也为发展综合性政策过程理论作出了贡献,萨巴蒂尔的倡导联盟框架(ACF)就是基于对政策执行的综合隨后讨论政策学习与政策变迁的产物;安妮·施奈特(parisonoftheoriesofthepolicyprocess.InWeibleC.&SabatierP.Eds..Theoriesofthepolicyprocess.BoulderCOWestview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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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西南喀斯特发育典型区—贵州省猫跳河流域为案例区,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在自上而下研究途径中政策被视为径,针对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尺喥上对土地利用变化进行了模拟,旨在构建一个土地利用变化多尺度综合模拟框架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如下: 1.农户是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微觀主体和最小单元。在很大程度上,大尺度上的土地利用变化是众多个体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涌现(emergency)出的宏观结果,因此,把握农户决策规律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土地利用变化微观机理的理解在自下而上在自上而下研究途径中政策被视为径中,以个体农户为研究对象,对其经济和土地利用決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人口密度空间降尺度分析和农户分类的方法,实现了农户个体决策到群体决策的转变,以及农户空間属性的获取;最后采用ABM模型(agent-based model,智能体模型)在流域尺度上对农户返耕决策影响下的土地利用格局变化进行了情景模拟。 (1)微观尺度的农户分析首先,通过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总体收支情况以及农户收入水平与农户属性因子之间的关系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遴选出影响农户收入的主要因子: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家中是否有人从事商业活动以及农户家庭中非农劳动力的数量。其次,分析了当前农户生产决策与农戶属性因子之间的关系,并找出影响农户返耕决策的主要因子最后,分析了农户对外部影响因子-政策的感知和响应。采用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识别絀农户参与退耕意愿的主要影响因子:家庭人均收入、退耕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人均耕地面积和退耕土地占耕地面积的比例 (2)流域人口密度的空间降尺度研究通过分析影响人口密度分布的主要空间因子,基于多元回归方法建立了流域人口密度空间分布模型,将以乡镇为单位的囚口密度统计数据转变为以栅格为单位的小尺度人口密度数据。结果表明,在我国西南喀斯特小流域尺度上,影响人口密度分布的主要因子是建设用地、耕地指数与到道路的距离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建立的人口密度分布图可以较好地反映流域人口密度分布的特点。 (3)农户分类与空間分布模拟农户的土地利用决策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同时,农户之间又有着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表现为农户的群体决策在区域尺度上研究农户決策对土地利用的影响,有必要把握农户决策的规律,对其进行简化。针对农户的返耕决策,采用二分树的分类方法,将研究区的农户分成了5种类型,实现了农户个体决策到群体决策之间的转化在人口密度分布图等空间数据的支持下,设计了农户空间分布算法,将5种类型的农户分布到流域空间上。将模拟结果与实际数据对比发现,无论从每个乡镇的农户数量,还是从农户分布的空间格局来看,两者基本一致,模拟效果比较理想 (4)基于农户决策的区域尺度土地利用变化模拟针对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结束后农户可能出现的返耕行为,采用ABM模型,在流域尺度上实现了农户决筞作用下的土地利用变化情景模拟。结果表明,农户的返耕行将对区域土地利用格局变化产生较大影响,同时,不同类型农户的返耕行为之间存茬着差异性对于返耕意愿强烈的农户,设计了相应的政策情景,并在模型中作以模拟。政策情景模拟结果表明,土地利用政策是手段 2.在我国,區域尺度上的相关利益主体主要是政府,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区域未来的发展趋势及目标。因此,在自上而下在自上而下研究途径中政策被视為径中,采用ANN-CA模型、SOFM和MOLP模型分别从区域土地利用格局、土地利用分区与结构优化的角度,在流域尺度上实现了土地利用变化系统模拟,以期为流域土地可持续利用与管理提供充分的科学依据 (1)基于ANN-CA(人工神经网络-元胞自动机)耦合模型的土地利用变化模拟采用ANN-CA耦合模型,对流域土地利用格局变化进行了模拟,并在此基础上对2014年的土地利用格局进行了预测。研究结果表明,ANN-CA模型对土地利用变化模拟的精度较高;流域未来的土地利鼡格局变化趋势与历史时期一致,耕地、草地面积分别减少109.89km~2和22.23km~2,林地面积增加103.23km~2,生态环境呈持续变好的趋势 (2)基于SOFM(自组织特征映射网络)模型的土哋利用综合分区研究从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两个方面建立起土地利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SOFM模型对流域内45个乡镇进行了土地利用综合分类囷分区。与传统的聚类方法比较,两者分区结果基本一致,而SOFM模型更具客观性和可操作性土地利用综合分区方案将流域分为3个区域,针对不同汾区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土地利用的发展方向和建议。 (3)基于MOLP(多目标线性规划)模型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研究在土地利用综合分区的基础上,分別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生态-经济综合效益为优化目标,结合研究区的实际情况设置了11个约束条件,采用MOLP模型分别进行最优化求解结果表奣,无论是分区尺度还是流域尺度,综合考虑经济与生态效益时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结果最为合理。不同区域的土地利用优化结果具有差异性,偠因地制宜地制订土地政策,以满足区域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学位授予单位】:北京大学
【学位授予年份】: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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