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方舱像若干个网格的嵌套，上下两层，四个病区，区内再划分为若干个方格，每一小格有2个床位。隔断是一块1米高的白色复合板，对着走道的一面没有遮挡，每个人的生活状态都敞开着。24小时通明的白炽灯悬在天花板上，不需特别留心也能从声音判断出旁边的人在做什么，呼噜声、磨牙声、手机里抖音主播的说话声、“吃鸡”的游戏声、女人的聊天声。上海世博方舱是今年上海疫情爆发以后，建成的第一家方舱医院，3月26日正式开舱，收治的大都是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作为一个临时落脚点，方舱只有水池，不能洗澡，人们用毛巾擦拭身体。你自然会想，住在方舱的人应该每天盼望结束这样的生活，回归正常。微博ID号为“zhuyi”的美食博主，在世博方舱医院隔离了11天，他“诧异”地发现了一群不愿意离开方舱的人，有个被房东收房的哥们，出了方舱没有地方住，回老家回不去；有顺丰快递员，“问院方是否需要临时工，开价300/天。”有装修工人，“做这行本来就是带一床铺盖卷睡在工地，现在就算出院也回不去工地，居委会不可能接收他们，如果自费住隔离酒店费用是400以上/天。”他还见到一个带着工具来方舱的理发师，“我看他是真不想离开方舱。这位Tony老师最早是挨着床位巡回，见人就说理发可以找他，结果上门生意络绎不绝，客流好像就没断过，收费是20元，不要问我会不会交叉感染，我也不知道。但毫无疑问，会一门手艺真是可以混得风生水起。”

我找到了那个带着装备来到方舱，准备充分，在里面生活得游刃有余的理发师。他叫陈朝松，今年52岁，湖北人。我拜托他拍摄一些生活照片，他用一个旧款手机变换角度，尝试多次，发来的照片还是有些模糊。住进方舱医院第15天，他第一次主动找医生询问自己的核酸结果，医生回他，连着两次检测都是阴性。他满足了出院条件。医生帮他联系了他所在地方的居委会，安排他出院。他的出院诊断书上写着：神情、气平，一般情况可，自诉无咳嗽、流涕、咽痛等特殊不适。他向我讲述了他在方舱的生活：在方舱里给人理发，20一位我在浦东世博方舱住得蛮好。一日三餐都是送过来。早餐是一个白煮蛋，有时候是烧卖，有时候是馒头，还带一瓶牛奶，就那种简便包装的。中午是两荤两素，晚上也是。你要是没吃饱，就可以找医护人员或者志愿者。你可以跟他们说，或者跟他沟通，就说我没饱，我再来一份。吃完午饭，我会把地扫一扫，因为我理发，地上有头发。给椅子擦干净，准备工作要做好。看一下我理发的工具，洗一下，擦一下，消一下毒。晚上收工以后，盆子里面放毛巾，再倒点热水，加点盐。我连盐都带着。我平时刷牙，炒菜的盐，刷牙牙膏放一点，上面放点炒菜的盐，对牙齿好，也可以消毒。烧水烧两次，刚好可以给毛巾盖住，毛巾要多烫一下。等个二十分钟，水不烫手的时候，我再给盆子洗一下。我早上醒来都是迷迷糊糊的，五六点钟，有人就起来接水、锻炼身体。他们起得早，因为水不方便，热水口像茶壶口一样，流得太慢，每次都要排很长的队。我来（的时候）带了一个电饭煲，我可以用它烧热水。我就一个箱子，里面是我换洗的衣服，春装毛衣T恤都有，还有我理发的工具，香皂、洗发膏、两个脸盆，一个玻璃杯，一个保温杯，还带了大米、花生米、白糖。因为我都是在外面，平时赚点辛苦钱，样样都要打理一下，就像特种兵一样。我带了十多条毛巾，自己用的单独放，一个洗脸，一个擦脚。其他都是给客人带的。这（方舱）里面有消防带，消防带有个箱子，靠墙壁的，我可以打开盖子，挂在盖子上面晾毛巾。我来的第一天去水池洗头，顺便刮面，我就拿推子从左耳朵刮到右耳朵，刮一转，是个V字形。我理好以后，回床旁边，我对面那个男的，三十多岁，他看见了，他问我，你这个头谁给你理的，我说我自己理的，他说你不忙的时候给我头发也剪一下，我说可以。我弄好以后就给他剪，大红围裙围好，拿梳子给他一梳。我说：“帅哥你的头形怎么理，理哪种发型？”像我们一般都问一下，一刀子一剪子下去基本都成型，成型以后你要再修，别人都不乐意。剪完我拿我那个不锈钢小圆镜子给他看，他说：“你剪得蛮好啊。”我理发的时候，好多人在那里看，医生护士从那儿走的时候，也拿手机拍照片。所以我理好一个客人，另一个就上来了。剪完头就让客人去洗，我用电饭锅烧好水，他们拿着热水去水龙头那里洗，这里面每个人都有盆子，有的人讲究一点，就用自己的脸盆，有的无所谓，就用我的。来找我理发的人，状态都蛮好的，年龄大一点，男的女的，阿姨都有。有的是两口子来的，有的是工友，有的是邻居，忙的话，一天十二三个人，不忙的话就是五六个。在这里我剪了有五六十个人，剪一次是20，赚了一千二三。外面肯定赚不到这么多。

“相当于休息”我来方舱所有（理发）工具都随身带着了，因为（原来住的地方）人多，自己不收好，可能人家拿来用了不还给你。所以我住的地方，所有自己的东西就放在眼前，全放一个箱子里。我是湖北荆门人，以前算水泥厂的职工，我自己想出来打工，不想再上班了。那时候还跟孩子妈一起，后来她嫌弃我，我说不想过就那个（离婚），她也同意，孩子判给了她，是个女儿，五六岁。我本来想学开车的，跟我哥哥开了一段时间，开的很辛苦，吃不好，睡不好，又不能喝酒，只能抽烟。2000年，我就出来打工了，出来前，我心想学个手艺，最起码不饿肚子，就跟我师父学了理发。我的刀子、剪子、梳子、电推子都是我师父送我的，用了都有二十年了。我师父（现在）82岁还干这个。到上海以后，我业余才做理发，都没想过专门租个门面房去做，因为手里没有本金。我四处打工。在餐馆打工时，一般就是在后厨给朋友、同事他们理个发。他们给钱我都不要，他们就买瓶水，或者拿个苹果，拿个梨给我。做餐饮一般都是早上八点半到晚上十点钟，13个小时。太累了，想剪剪不了。还有你烧菜，身上那股油烟味、汗味，你给人家剪头发，像我们师傅讲的，得做什么像什么是吧，你最起码得自己洗干净（再剪发）。而且厨房光线不好，我们剪发都喜欢赶早不赶晚，白天做跟晚上做的光线两个样子。晚上黑洞洞的，剪不好人家还跟你吵。你像在这里（方舱），它的光线好，上面有几个大灯，就跟个小太阳似的，都是白炽灯，知道吧。

平时下班以后，我就在住的小区楼下摆摊子。拿把靠背椅，弄个脸盆，再放个洗脸架子，后面用泡沫板或者纸板，拿红笔写个“理发”。去方舱之前，我在仁济医院做外围，相当于物业。就是在别人承包的公司里打工，哪里岗位缺人就去顶哪里。活不多，一天就2、3个小时时间，其余时间搞搞卫生，倒倒垃圾。事情干完，你自己坐着站着玩手机都行。我在这才干了两个月不到，2月16号去的。干这个不管吃不管住，拿三四千块钱。我就跟我几个朋友合住一起，他们都是做衣服的，江苏人，还有一个送外卖的，河南人。那个房子相当于三室两厅，以前国营单位的房子，做得高，最少有四米，他们自己隔的（两层），一般干活都在下面，晚上睡觉在上面阁楼，那房子住了我们八个人。周五（指3月25日），主管在群里说：“小陈，明天星期六，你休息。”第二天，我一觉睡到快中午了，我起来看，他在工作群里面发的信息，说谁住的小区要48小时核酸的，就去仁济医院做核酸。晚上主管打电话催我去，他说你快点，我说我还有2分钟就要到了，他说来不及了，医护人员不等你的，来不及了。他后来在手机上帮我搜索的，好几个地方白天有（做核酸），晚上都关掉了，只有瑞金医院卢湾分院有，那时候都快12点了。回来以后我就在家里玩，我平时出门一般都戴口罩的，以防万一。隔了一天半，28号中午，我们黄浦区防控办的人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就在家里，不要出去，等会有人来上门给我做核酸。28号做的，29号出来了，医生说还是异常。我当时还问：“我天天在仁济医院上班，天天做核酸的，为什么会异常？”他说：“我不知道，你这是无症状感染者。”他还说：“你自己把东西收好，等下会有车接你去医院。”然后我就被接到这儿来了，我来的时候，这里面人不多。（在方舱隔离）就跟那个普通医院看病一样的。因为平时比较忙，现在对我来说，你让我去方舱医院，那就相当于休息。你看其实我们说话精神都好得很，没有他们说的那个症状，什么头疼脑热。我说话也一直是这样，要是生病的话，最起码精神状态没有这么好是吧？（查出来阳性）我不担心的。因为我本来都一个人。微型社会方舱里面是封闭的，只有医护人员能出入。我住的是世博园的地下车库，很大，分11个区，一个区里面就接近200人。像我住的是A区408，床号是19，它一排一排从401、402、403这样过来。卫生间是一排集装箱，有时风大，会倒灌，路过的时候，烟味、厕所味都冲过来，味道特别大。声音也很吵，玩手机的，散步的，打牌娱乐的，手机听音乐的，有的还争两句吵两句。他们讲方言，别人听不懂，也不知道具体说什么。

我在这里遇到的人，基本都是打工的，大家都是一面之交。前几天碰到一个女的，她老公在我这里理发，两口子是安徽人，在菜场里卖水果，做老板。他们可着急出去了，跟我说，小区里还可以卖水果，卖完了以后少赚点，最起码不亏本。后来她老公出去了，她没出去。我隔壁床睡的是个小男孩，十八九岁，兰州的，在闵行的一个工厂打工。天天早上睡到十一二点起来，早饭中饭一起吃，然后玩手机，都不下床，就这么呆了十几天。有时候别人送饭来了，他还在睡觉，我就喊他，我说，快起来吃饭，小兄弟。小男孩走得急，连换洗衣服都没带，平时洗衣服就找我说，叔，洗衣粉借我点。他把他身上的衣服洗了，光着身子捂在被子里，衣服晒干了第二天再穿。我对面是个做酒店保洁的，六十多岁，他自己不抽烟，但他在里面卖烟。像中华烟，听他们讲，要卖七八十。他卖烟的时候，我都看得见，四五个人围着，一包一包卖。他的烟不在他手里，得先说好了，半个小时后他把烟取来才给你，我也不知道他藏在哪。来方舱之前，我也想到了烟，但不敢带，按我们老家话讲的话，他赚的这是快活钱。这个老头平时就在玩手机、喝水、散步，不吭不唧的，他连手机充电器都没带，就借我的充。我（和他们一样），来上海这么多年，也是打工。去年我还在做餐饮，因为疫情影响，以前还可以堂吃，后来堂吃不让吃了，人家打包，再后来打包也不让了，没办法。我都五十多了，换个行业就要从头到尾再学，跟猴子掰苞谷一样，看到芝麻捡芝麻，看到西瓜要摘西瓜，看见桃子又想摘桃子，一个也没弄到。但没办法。餐饮行业生意没那么好，还是要按那个时间上下班，卫生也要搞好。生意不好，老板看这个不顺眼，那个不顺眼。像我们这些打工的，来自天南地北，有的人会察言观色，跟他们一起干，精神上就有点压抑，我就想我惹不起但躲得起啊，我干脆换个别的事做。不久前我们还在说，在里面有吃有喝的，都不错，出去以后不见得有吃有喝的。我们在外面干活，都自己去买的。想省点钱嘛，就肯定要苦点，就买馒头啊，烧饼啊，粥啊。也吃快餐，15块钱，两素一荤。但一天不能吃两餐，吃两餐就30，你总共一天才（赚）一百多。基本就一天一顿饭，在外面吃，可能早饭和晚饭自己煮一煮米汤。现在上海有好多超市，菜场都关掉了，封掉了，因为疫情嘛，花钱还买不到吃的。告别的那一天15号早上十点多，医生来我床边说：“把东西收好，赶紧到护士站集合，不要乱跑。”说完就走了，我手里还拿着剪刀，正在给一个客人剪头发，接着帮他把胡子刮了，也就五分钟。全弄完客人扫码付了款，跟我说：“谢谢你啊，老板。”那天早上我剪了三个人，这是最后一个。剪完，我把剪刀、刮胡刀、电吹风收进我的帆布袋子，那是我找朋友用细帆布帮我缝的，军蓝色，已经皱巴巴的了。我的行李箱子前一天都已经装好，帆布包往拉杆上一放，我就走了。

旁边的人都在玩手机，有一个旁边的病友看我要走了，开玩笑说，别出去了，在里面还能理发赚钱。我说：“我回去还有事做。”其实我心里知道，即便不想走也得走，外面还有人排队进方舱呢，不可能凭着我的性子。然后我走到对面的床边，跟卖烟的大哥打声招呼，我说：“王哥我先走了，你后面也快了。”大哥正喝水呢，跟我说：“慢点走，有空去我那里玩。”我俩那天早上才加上微信，我发现他打工的地方离我挺近的。我们走得挺急的，到大巴上没十分钟车就开了，我在复兴东路下了车，又走了一个小时才回到住的地方。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扫地的在扫街，大马路上也空空的，偶尔几辆防疫车和警车经过。店门也都是关着的，有的上面贴着封条，有的前面隔一层板子。有好几栋楼会在外围立一圈简易木板，两米多高，再铺一层假草，就把楼和外面隔起来了。那天下午，房东打电话不叫我住了。我就带着行李去了小区旁边的拆迁楼，人家说这个地方住也要交租，还要按年付，五百块钱一个月，一年要交六千给他，我就又搬走了。现在我在广西南路这边的一个菜市场门口。晚上就睡在台阶上，下面垫几个黄板子，上面再垫个海绵，好在现在上海的天气不冷不热。我去商店问了一下，现在一箱泡面要一百多块钱，我就没买，我袋子里还有米，用自己的锅煮粥喝，还能坚持坚持。我睡的地方旁边有个垃圾站房，分类垃圾的，里面有水管。在我前面三四百米的地方，有一个停车棚，很多送外卖的睡那边，都打地铺，有的铺自己衣服，有的铺纸板，有条件的弄个小帐篷。他们那个地方好啊，有电有水的。我不过去那边，因为他们先去的，地方占得差不多了。我头顶上有个像棚子一样的东西，它是门往外多延伸出来的三四米，晚上下雨，我本来睡在对面，被雨淋醒了，赶紧搬到了这儿。我在外面生存能力都比较强。（在上海这么多年），有时候我去麦当劳、肯德基体验生活，那里面有一帮人吃啊住啊，他们是到上海来流浪的。我就跟他们吃在一起，睡在一起。以前有的麦当劳有沙发一样的、靠墙的长椅，你去晚了就抢不到了。我一般会找偏一点的、光线暗一点的墙角坐着。有的老板管吃管住，有的管吃不管住的，不管住的，我就在朋友那住，有时候也在公园里住。那时候年轻抵抗能力强啊。有几年我住在南京东路，老板租的房子，20个平方不到，上海好多都是老房子，地板不是水泥地板，是木头的，回去走路得垫脚，不能劲大，因为楼下有人，你回去晚了，别人休息，会投诉你。上海这个地方呢，不像在家里，碰到长辈、左右邻居，还打个招呼。有时跟别人讲话别人睬也不睬你。我一般在外面租房，他们（室友）吃的时候喊我吃饭，我就说谢谢你们，你们先吃。我已经好久没做菜了，锅啊灶啊，不好找别人借。以前是在后厨，用老板的锅和灶自己做了自己吃。我喜欢唱歌，没事唱两句。我朋友总说：“老七，你可以上《星光大道》，要不我帮你打电话，去上面搞个笑星。”我在家排行老七。我会学鸡叫、猫叫、狗叫，因为我小时候跟我三哥一起在农村长大，我学得很像，平时他们听完以后都很开心。到上海以后，我一般不叫，为什么呢？因为有人有高血压、心脏病，你学那个猫叫狗叫，给别人吓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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