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名叫《“互联网留守儿童”：大厂员工的下一代》的文章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引发了无数“996”社畜父母的共鸣。

在文章中，一位豆瓣网友这样描述自己在国内一家互联网大厂亲眼目睹的情况：身为员工的父母在傍晚五六点钟去楼下广场，老人带孩子过来，父母和孩子匆匆见上一面说说话，然后老人带娃回家吃饭写作业，父母继续回工位搬砖到半夜。

无独有偶，腾讯新闻也曾拍摄过一部纪录片——《破局中的职场人》，同样反映了大城市中 996父母的困境。

互联网公司的主管张婷，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开车通勤两小时，下班到家十一二点，女儿早就入睡，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她最大的愿望是“能没有工作，好好陪女儿一天。”

“好好陪孩子一天”这个看似普通的心愿，却戳痛了许多职场父母的心，尤其是一线城市互联网大厂的双职工父母。

图片来自中国城市亲子陪伴调查

也有网友认为，互联网大厂996的父母们，赚来的高薪至少可以给孩子们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为他们的未来铺路，而其他行业从业者，包括：媒体人、设计师、建筑工人、快递员等，同样存在996，甚至007的长期超时工作，却无法获得相应高薪待遇。

然而，这些附加值在“死亡”面前，变得不值一提。

前段时间，“拼多多23岁女员工加班到凌晨一点猝死街头”的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个女孩倒在了人生的起点，甚至根本没来及拥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更没有机会权衡这一切牺牲来得是否值得。

拼多多回应认为，在资本面前“用命拼”、

甚至“拼掉命”都是天经地义的！

从“996”到“大小周”，加班形式层出不穷。 “有时间挣钱，没时间花钱”，不仅仅是上班族的一句自嘲，更是许多在生活中无望挣扎的职场人现状。而当群体性加班遍地开花、愈演愈烈的时候，它带来的危害绝不仅仅是孩子的教育问题......

大佬站台的996=奋斗？

近年来，社畜们高喊着“工作996，生病ICU”揭竿而起，在网络上掀起辩论和批判的高潮，而互联网大佬却纷纷为996站台，给996裹上“热爱工作，艰苦奋斗”的糖衣，仿佛996代表着奋斗，而拒绝996就是好吃懒做。

马云爸爸自不必说，“996是福报”，堪称如雷贯耳。

有搜狗员工曾在脉脉上匿名吐槽公司统计加班时长，搜狗CEO王小川随即亲自否认这是成文制度，撂下一句狠话，“不认同公司制度的人，要么适应，要么反馈建议努力帮助公司提升改进。跑出来嚼舌头，算啥？有种就赶快滚。”

京东曾发布刘强东署名邮件，要求坚决淘汰三类人，对于那些不能拼搏、性价比低的员工要立刻扫地出门。

快手也紧跟其后，宣布将于2021年1月10号全员开启大小周。

快速迭代，不断试错，小步快跑的互联网发展模式，创造了中国互联网的奇迹。而遇上经济下行，让员工满负荷运转也比寻找新的增长机会成本低。所以企业家们需要的是能喝下“成功学鸡汤”、跟得上节奏、不喊苦不喊累的“好员工”。

996与奋斗无关，与利益有关。

员工是否有足够的私人时间休息，家庭是否和睦，下一代是否健康成长，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对企业家来说，企业效益第一，他们不缺自觉加班到12点的人，你不去，也会有别人去。

实际上，996并不是什么“新概念”。国内的加班文化，“狼性”企业文化盛行已久。996的工作制从早期的创业激情，扩展为企业日常，再发展成带有强制性质的管理手段，以至产生出一些弊病。

全天候科技报道中，一名腾讯员工反映，在普遍996的环境下，总是早下班，上级会认为你工作不饱和，或者工作积极性不高，所以团队中有员工即使已经完成了工作也会待在公司“磨洋工”，熬到时间点才下班。还有一些企业看到别人在搞996，搞狼性文化，觉得挺好，也想在自己公司带动一下氛围，不管有事没事，都开始提倡996。

与此同时，人们对于996的复杂情绪也在日渐积累，遇上疫情严控，经济下行，裁员降薪的大环境，而企业家们继续将996福报摆上台面，用成功学鸡汤绑架我们，大家对于996的不满就集中爆发了。

网友对996的复杂情绪（图片来自网络）

“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被“资源化”的工具人逐渐“觉醒”了：996=奋斗努力么？那为什么这样的“奋斗”会让人感到“被工具化”呢？996的“奋斗”在牺牲你的健康，休息，爱好之后，真的给你带来了内心满足感么？

996的我们，被异化的“工具人”

拒绝996并不是否定劳动和奋斗的意义，而是否定掩藏在“996=奋斗”这个诡秘逻辑背后的劳动异化。

有人会奇怪，为什么互联网大厂要用高薪雇用高强度工作的员工？而不能多雇几个人，每人少付一些钱，让大家用更人性化的方式工作呢？

这个问题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做出了一个解释。这个体制的设计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员工。把工作时间拉长，工作人数减少，靠高工资来吸引人，在这种游戏规则下，打工人之间形成高度紧张的竞争状态。

大家到了岗位，只会不加反思，一根筋地去干活。同时，人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少了，变得更加容易控制。

当时间压迫性、强度压迫性太高，人就会产生被“异化”、“工具化”的强烈感受。

如果每天工作八小时，有缓冲，人的感知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每天六点下班和每天晚上九十点才下班，过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六点下班可以有心情好好做顿美食，可以去看个电影，可以跟朋友聚会，可以带着孩子遛弯，而不是匆匆扒拉几口外卖，对着电脑忙到深夜，以至于逐渐把工作当成人生意义的基础，完全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

996的工作制，把人整个压扁成工具。劳动仅仅是维持自己和家庭生存的手段。劳动者变成了一件商品，被看成是巨大系统里的一个个零件，被雇佣者反复比较、考量其性价比。

更可怕的是，在这种体制下，劳动者的性价比还会越来越低。

马克思曾说：“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它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一语中的，说到了996的本质。

长期默认996会使得整个劳动市场逐渐恶化，个体的工作时间也会贬值。如果大家都被短期高薪所诱惑，纵容996继续下去，会造成一种恶性竞争。

以后你996都不值钱了，因为别人可以007，最后干脆24小时住在公司，这种军备竞赛是没有头的，劳动者会越来越失去和资本议价的能力。为了暂时多赚钱，牺牲了自己的身体和家庭，放弃了养精蓄锐的资本，日后“奋斗”不动了，只会被企业无情抛弃。

更何况，996之下，每天埋头工作十几个小时，完全没有个人生活，没有时间反思，在重复性忙碌中不断消耗，工作上的创造力也会消失殆尽。

试想一下，如果大家都是社畜，为钱卖命，又怎么期待有人能创造出新东西，产生新的思想呢？

硅谷是世界科技中心，孕育了苹果、谷歌、脸书、特斯拉这些伟大的创新企业。但这里，没有一家统一采取996的公司，更没有实行大小周的公司，绝大多数的公司每周保证双休日，工作日正常情况下都是朝10晚6。少数公司轮流采用on call（随时待命）的制度，但是分配到每个员工身上一年也就一两次，每次半个星期或一个星期。

在硅谷，加班现象是极少的，即使有，也都是想要升职的员工才会选择主动加班，公司绝对不会因为员工拒绝加班而给他“穿小鞋”或者淘汰他，反倒是“奋斗逼行为”可能会引起老板的反感。

谷歌总部，员工正在打沙滩排球

硅谷普遍采用高承诺性而非高控制性的管理模式，高承诺性即为员工提供宽松的工作氛围，自主的工作空间，让员工享有自由的状态。员工感到自己的个人权益被尊重后，会自发投入工作，工作效率反而会提升。

透支的是整个社会的未来

996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方式，是非常短视的。行业高速发展的周期一旦过去，这样简单粗暴的管理办法就不适用了。高压力、快产出或许可以带来短期的爆发力，却缺乏长跑的韧性，是竭泽而渔，而非长久之计。

996几年下来，员工的身体精神都受到严重摧残，身体垮了，神经衰弱，这些都不是短期的量化利益可以补偿的。长此以往也会让员工失去积极性，企业失去人心。这对个人，对家庭，对企业，对国家都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可能有些企业会觉得这没问题，反正多的是新鲜的韭菜可以割，割了一批再换一批，不愁没有接上的。可是，这是有赖于一直以来中国劳动市场充分供给的情况。人口多，人才市场竞争激烈，即使工作强度极高，也不愁招不到人。但随着劳动人口年龄分布结构的变化，人才供给稀缺性会逐渐提高。继续搞996，只会败坏企业的口碑和形象，是管理能力低下的表现。

2019年，我国的人口生育率已经跌破警戒线1.5。2018，2019仅为1.1至1.2之间。而如果生育率跌到1.5以下，就掉入了低生育率陷阱，很难再回升。比如日本，1995年总和生育率跌破1.5以后，虽然政府一直大力鼓励生育，但总和生育率至今一直没能回升到1.5以上。乐观估计，中国人口在十年以内就会开始萎缩，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跌破6亿。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以来享受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而这个现象的背后，996亦是因素之一。超长工时和超强度工作压榨使人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去养育下一代，更不必说养娃需要巨大的经济开支。目前国家虽然已经开放二孩，但很多年轻人连生一个孩子的精力和金钱都没有。

过去“留守儿童”是指父母进城务工，独自留在农村、或是和祖父母长大的孩子。而现在，很多城市孩子成了“城市留守儿童”。父母忙于工作，只好把孩子全权交给老人、保姆看护。虽然相比于农村留守儿童，他们享受着更多的资源，但是因为缺少父母的陪伴，他们一样会产生孤独感，抑郁，敏感，偏执等问题。联想到开篇提到的互联网大厂员工捉襟见肘的养娃困境，中国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了？应该很好理解吧。

继续鼓吹996，就是在把国家往恶性循环的深渊里拽。

“打工人，体面人”，996当退场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组织与人才战略教学教授周禹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道，西方从50年代开始，人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活与工作的平衡就已成为了一种社会性的需求。西方企业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非常关注人的可持续发展，强调员工工作—生活平衡，以及员工身心的健康平衡。

中国目前已经处在这个转型时期。

技术的先进性，商业逻辑的可持续性和组织管理的文明程度，才是中国企业获得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构成。而管理文明的可持续性最重要的就是对人的可持续性管理、牵引、要能够真正有效激发人的创新潜能，而不是仅仅依靠简单的劳动时间延长来管理人。

叫停996是顺应发展形势的，虽然大家普遍呼唤比996更为合理的管理方式，但是个体对于企业组织来说还是处于弱势的，这一改变需要政府出手给予更严格的监管。

完善落实劳动保障相关法律法规，地方劳动保障部门在关键时候应有担当，有所为。有了政府撑腰,劳动者在维护合法权益时才能挺直腰板、理直气壮，也少一些事后的悲凉留给人们叹息。希望在未来，我们都可以更体面、更有尊严地工作。

作者：Astrid，精英说作者，英国小硕，码字是个快乐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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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川商业评论：“互联网留守儿童”：大厂员工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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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TN：拼多多员工猝死，“996”工作制是福报吗？

房东看世界：996一定搞不成创新

新京报：“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我们该如何应对人口发展“关键转折期”？

搜狐财经：中国家庭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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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青岛的十多年时间，经常听当地电视台和媒体，在做节目的时候，用深沉厚重的嗓音叙述青岛的百年沧桑。每听到此，不禁哑然失笑，继而一次次的想起了和青岛在经济地位、地理位置等各方面及其类似的大连：一个大连人在火车上，自豪的高谈阔论大连的发达和现代，建市一百周年的时候还隆重的搞了盛大的庆典，言语之间旁若无人，睥睨群雄。说完后，转头问旁边的一个西安人，西安建市一百周年的时候搞过什么庆典？西安人说，西安建市一百周年的时候搞没搞庆典我不知道，我只记得西安建市六百周年的时候好像搞了个烽火戏诸侯的游戏。

　　青岛建市的百年历史，从时间上讲，跟大连一样，没什么值得炫耀的。然而青岛自诞生之日起的一朝一夕，一举一动，无不浸染着中国屈辱的近现代史的时间墨迹，牵动着本就老态龙钟的祖国母亲的神经。而先于青岛建市的青岛港，更是从一开始就见证了这座年轻却历经沧桑的城市的百年风雨。

　　如果不是德国人李希霍芬，青岛这颗黄海明珠不知还要沉睡多少年。民国之前的漫长帝王统治，把中国的大航海时代和海外贸易整整压制了两千年。当大英帝国、荷兰毛子、北欧海盗们在广袤无垠的大西洋、太平洋上隳突纵横，拓疆裂土的时候，我们还沉浸在地大物博、自产自丰的东方大帝国美梦中，荒淫挥霍，不思进取。

　　如果不是德国一纸租借条约，强租胶州湾，揭开了青岛港瑰丽壮阔的面纱，可能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座东北亚屈指可数的天然深水良港。藏在深阁人未识，这句话是抽在向来自诩伟大的国人痛楚内心上的一记响亮的马鞭。

　　看看青岛的百年历史吧：

　　1891年6月14日(清光绪十七年)，清政府在胶澳设防，是为青岛建置的开始；

　　1897年11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派兵强占青岛，租借胶州湾，这座德国人垂涎已久的东北亚大港终于落入自己囊中；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1月，日本侵占青岛，取代德国对青岛进行殖民统治；

　　1919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响亮的提出了“还我青岛”的口号；1922年12月10日，中国收回青岛，设立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直属北洋政府；

　　1929年7月，设青岛特别市。1930年，改称青岛市；

　　1938年1月，日本再次侵占青岛；

　　1945年9月，国民党政府接收青岛，仍为特别市；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

　　1986年青岛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赋予相当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

　　1994年被列为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
　　青岛一百年的历史，每时每刻都伴随着她的光荣与屈辱。短短一百年的时间，她给后人留下了旖旎的海岸风光、绝佳的避暑胜地和恢宏的世界超级大港。她短短的一百年，几乎囊括了所有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符号。

　　当然，这座码头，也成就了一帮在她怀里劈水破浪的时代弄潮儿。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邦达物流的大老板唐海，曾经海天大酒店的门童，一跃成为青岛港引领物流行业浪潮的风云人物；还有翔通老板张双弟，也是站在物流业风口浪尖上的舞蹈者，后来他组建足球队，加入城市联赛，搞的风生水起，近几年又在青岛做起了餐饮饭店业，像日本著名的稻早餐馆，就是他扩张旗下业务的门面之一。张大老板或许会暗自庆幸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前，带领翔通实现了优雅的转身，分散了公司的经营风险。但不管怎么说，是货代物流给了这些老板们第一桶真金白银，在青岛物流发展史上，他们的名字将永镌碑林。

　　在这座码头上，唐海、张双弟的背后还有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唐海、张双弟。他们赶海弄潮，在胶州湾的海面上，寻找自己的人生航标，书写自己的传世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