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是谁?!

如果不被提醒,人们很难注意到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路上一栋普通的居民楼亮起的灯光。

14年前,屠呦呦与丈夫把家安在这里。小区里的人,偶尔会碰到她,但几乎没人知道她是谁,也没人在乎她是谁。

直到诺贝尔奖奖杯递到她手中的画面向全世界转播时,人们才知道她的名字以及她所作出的贡献――

屠呦呦,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发现了抗疟药物青蒿素,攻克了一个世界性的健康难题,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这栋楼出了个诺贝尔奖!”消息迅速传开,街头百姓说;

“屠老师一辈子做科研的奔头儿就是利用科学技术探索中药更好的疗效。”她的学生说;

“是该好好写写她!”她的老领导说。

这之后,荣誉也纷至沓来。2015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在宇宙中遨游的第31230号小行星命名为屠呦呦星。2016年,屠呦呦获得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8年,她被授予 “改革先锋”称号。她的事迹被写入教科书,成为全国青少年学习的榜样。2019年9月17日,她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但对于人生进入第89个年头的屠呦呦来说,她更在意的事情是“在这座科学的高峰上,我还能攀登多久?”

事实上,从1955年进入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前身)工作以来,她一直像青蒿一样,保持着向上生长的姿态。

醉心科研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019年8月,北京大兴,一场奠基仪式正在举行。

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即将在这里落成,一个崭新的中医药科研平台的建设终于在屠呦呦的数次上书、不断努力下尘埃落定。

在最终的设计方案中,研究中心白色的主楼像一棵生机勃勃的青蒿。

这种挽救了数百万人生命的植物,分布在几乎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河边、山谷、路旁、林缘,甚至身处艰险的石隙,它也能顽强地生长。在学生、同事、家人们眼里,屠呦呦像极了这种植物。

89年前,屠呦呦的父亲用《诗经》中“呦呦鹿鸣,食野之蒿”给她取名,这种奇妙的联系仿佛是一种预言。许多年后,因为这株叫“青蒿”的小草,她打破了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国本土科学家获诺贝尔奖“零”的记录。

为什么是屠呦呦?很多人这样问。

“学问是无止境的,所以当你局部成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认为满足,当你不幸失败的时候,你亦千万不要因此灰心。呦呦,学问决不能使诚心求她的人失望。”在这封屠呦呦14岁时,哥哥写给她的信中,也许能破解一点成功的答案。

有谁能皓首穷经埋在古籍里,收集2000多种方药、筛选380余种中药提取物,只为快速找到抗疟灵感?

有谁能在经历了数不清的失败后,还能再坚定地多尝试一次,最终找到用乙醚提取青蒿素的方法,将对疟原虫抑制率提高到100%?

有谁能在试验环境简陋,没有通风系统、实验防护的情况下,患上中毒性肝炎后仍然坚守科研一线?

有谁能甘当“小白鼠”,以身试药,确保青蒿素的安全使用?

有谁能为了验证青蒿素的疗效,不顾自身安危,第一时间赶去海南疟区现场临床试用?

有谁能为了倾全力研制青蒿素,将女儿送去老家寄养?

对于她的选择,丈夫李廷钊非常理解:“一说到国家需要,她就不会选择别的。她一辈子都是这样”。

在就读于宁波中学时,班主任徐季子老师曾给这位当时并不起眼的女学生写下这样的评语:“不要只贪念生活的宁静,应该有面对暴风雨的勇气。”

在艰苦的科研道路中,面对“暴风雨”时,她常用唐代王之涣的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自勉。

“她是一个靠洞察力、视野和顽强的信念发现青蒿素的中国女性。”从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对屠呦呦的评价中不难了解到,她就像一株挺立的青蒿,顽强、倔强、执着地向高处生长,拥有着克服困难的巨大勇气。

淡泊名利 “科研不是为了争名争利”

获得诺贝尔奖以后,屠呦呦位于金台路的家也开始热闹起来。但此时人们却发现,这位科学家“隐身”了。

很多媒体记者想联系到屠呦呦,登门造访却吃了“闭门羹”。面对镜头前的曝光,她开始表现出一种科学家的拒绝。

那么,获奖之后的她在做些什么?

从2015年到2019年,这位年近90岁的老科学家,全部的精力仍花在科研上,她说:“得奖、出名都是过去的事,我们要好好‘干活’。”

为了解决青蒿素抗药性的问题,她带领科研团队在“抗疟性能研究”“抗药性成因”“变动疗法”等层面不断产生新突破,提出新的治疗应对方案:一是适当延长用药时间,由三天疗法增至五天或七天疗法;二是更换青蒿素联合疗法中已产生抗药性的辅助药物,疗效立竿见影。

为了扩大青蒿素的适应症,在“青蒿素抗药性”研究获新突破的同时,她还带领团队发现,双氢青蒿素对治疗具有高变异性的红斑狼疮效果独特。

为了用最尖端的现代科学技术把青蒿素研究做透,她努力推动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的建设,力求打造一个高水平、高标准、高层次、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科研平台。

这位已经誉满全球的科学家,没有停下攀登的脚步。

屠呦呦的学生马悦说:“不因为周遭的环境变化而心有旁骛,老师对科学研究的踏实和执着感染着我们。”

在屠呦呦心中,青蒿低调、不慕名利,是具有奉献精神的植物。虽然没有美丽的花朵、扑鼻的香气,却能挽救许多生命。

从她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着装,就可以感受出她对青蒿的喜爱。上衣前襟印着的青蒿图案,昭示着这位中医药科研工作者与青蒿的紧密联系。

像青蒿一样淡泊,沉下心来做科研,把身安在名利之外,屠呦呦一直是这样做的。

在她朴素的客厅里,有个有些年岁的深红色沙发。世界卫生组织荣誉总干事陈冯富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国医大师陈可冀、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都曾坐过那个沙发。

但是有时人来得多了,甭管多大的官儿,都得坐硬板凳。

有人说她对待名利的样子,就像居里夫人把最大额的英镑当书签,把诺奖的奖牌随意给孩子当玩具。

2016年,她拿出诺贝尔奖奖金中的100万元人民币捐赠给北京大学医学部设立“屠呦呦医药人才奖励基金”,又把100万元人民币捐给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创新基金,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中医药科研中去。没有什么捐赠仪式,她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

“科研不是为了争名争利。”这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2016年底,屠呦呦听闻北大想设立“屠呦呦新药创新研究院”,她一再坚持不要用自己的名字,她说,“我已经太张扬了”。

润物无声 用心培养下一代中药研究者

尽管收获了很多荣誉,但在很多场合,屠呦呦都不止一次表示过“荣誉属于集体”。

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说:“青蒿素就是几十家科研机构,几百位科学家共同奋斗的结果。这种团队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这种精神,后来被总结为32个字:“胸怀祖国、敢于担当,团结协作、传承创新,情系苍生、淡泊名利,增强自信、勇攀高峰”,也被概括为“青蒿素精神”。而这种精神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屠呦呦培养出的中医药科研人才身上。

1981年,屠呦呦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对待学生,屠呦呦总有操不完的心。

她耐心地为学生们确定研究的方向。在她招收的4名硕士研究生中,吴崇明和顾玉诚两名学生分别承袭了屠呦呦做青蒿素研究的方法,研究出了传统中药延胡索、牡蒿、大蓟、小蓟的有效成分。

她带的第一个博士生,现任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中药药剂学系系主任的王满元也记得屠呦呦对他科研生涯的启蒙。

2002年,王满元博士入学。导师屠呦呦十分郑重地赠给他一个笔记本。这本32开的深绿色笔记记载着屠呦呦对各种中药进行化学成分提取、分离的相关信息。

笔记本扉页上写着“向雷锋同志学习”,透过泛黄的纸页,王满元仿佛看到一位严谨笃行的学术前辈日夜伏案的身影。

当时已经72岁的屠呦呦每个月都会打车到实验室,指导王满元开展相关研究。在他攻读博士期间,屠呦呦还出资让他去北京大学医学部、协和医科大学学习中草药化学、波谱分析等课程。

“她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从她身上,我学到了,在找到关注的科研方向后就要坚定地走完科研道路。”王满元这样概括屠呦呦对他人生的重要影响。

直到今天,年近九旬的屠呦呦还未把自己纳入退休人员行列。为中医药事业培养更多的后继人才,成为她90岁以后的新目标。

如今,每当金台路的居民楼亮起灯光的时候,人们都知道,这条路上住着屠呦呦,一位像青蒿一样平凡又惠及人类的科学家。(徐婧)

这几天,我看了下关于屠呦呦的热搜,一共有四条,虽然还不是热搜第一,但这是个非常好的趋势啊,说明大家的关注点,已经不再仅仅是各种流量花边新闻,要知道,作为中国最大的公共媒体平台,微博现在更是被很多人当成搜索工具在用,它的热搜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公众目前最关注的对象,这其中有认识的,不认识的,很少有真的值得给予很大关注度的。并且公众的关注方向,甚至决定了国家的发展方向,也决定了你以后孩子的价值观,只要有多一个人能看到这样有价值的热搜,那么中国就能少一个想当网红明星一夜成名的人,不过,这些都还远远不够,所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果姐今天,就继续带你们一起去看看,什么才是流量为王、功名利禄时代中,出淤泥而不染的英雄。她们,可都是要被载入史册。

前几天,屠呦呦团队青蒿素的新进展上了热搜:

他们延长了青蒿素的用药时间,而这一进展,能解决“青蒿素抗药性”这一世界级难题:

《人民日报》的记者还了解到,在“青蒿素抗药性”研究获新突破的同时,屠呦呦团队还发现,双氢青蒿素对治疗具有高变异性的红斑狼疮效果独特。

红斑狼疮被称为不死癌症,因为无法治愈,所以得了就是绝症。

对于那些患病的人来说,这种病意味着死亡。

2012年,中国红斑狼疮的患病人数已经达到了90万,而且这个数据在不断增长,其中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病率居世界第二。

对于红斑狼疮,最大认知便是:目前无法根治。

屠呦呦的新进展意味着什么?

但是,早在这之前,屠呦呦便已经用自己的研究,惊艳世界。

2015年,屠呦呦就已经被授予诺贝尔生物学和医学奖,同时也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

这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

2019年,英国BBC发起了一项全民票选,屠呦呦和居里夫人、爱因斯、图灵并列位“20世纪最具标志性人物”。

BBC记录短片《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这样说道:

当我们提及杰出的科学人物时,毫无疑问,屠呦呦一定会出现在这个名单中。

如果要用拯救了多少人的生命来衡量一个人的伟大程度,那么,毫无疑问,屠呦呦,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她研制的药物,拯救了数百万人的姓名,包括世界上的贫困人群,以及上百万的儿童。

而这,都是因为青蒿素的发现和提取。

疟疾一直以来都是人类最大的杀手之一,仅非洲每年就有100多万人死于疟疾。

上个世纪60年代,美越战争成千上万的士兵在被携带疟疾的蚊虫叮咬后丧命,因疟疾死亡的士兵数量,多到无法估量。

面对越南的求助,中国成立了研究组,当时身在中医研究院的屠呦呦,临危受命,接下了研究对抗疟疾药物的重任。

她靠着一双脚,走访疟疾药方,靠着一双手,一字一句,生生整理出640万字的药方集:

当时有2000多个关于疟疾的药方,需要一一实验排查:

巨大的工作量,耗费了她的全部精力。为了新药的研制,她不得已将孩子们送去寄养:

研制的过程异常艰难,一次次实验,研究了200多种中草药,但依然颗粒无收。

当身边的人都劝她放弃,毕竟连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都束手无策,更何况我们。

但是,屠呦呦不死心,她把目光转向了厚厚的古代医书典籍。

翻阅浩如烟海的典籍,她发现了古书中一条关于治愈疟疾导致发热的药方:

这给了她灵感,改用低沸点溶剂来提取有效物,后来发现这种有效物对于疟疾的抑制程度达到100%。

但是,当她们欣喜地进行临床试验时,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经历千辛万苦发现的有效物,却根本无法判断是不是能适用人类,研究一度陷入停滞。

虽然明知有生命危险,但是屠呦呦还是决定以身试药:

这背后是191次实验。

一次次改良、实验,再改良,无限循环更新,终于在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卫生部新药证书;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把青蒿素列入基本药物名录。

在屠呦呦发现和成功提取青蒿素之前,全世界约一半人口处于罹患疟疾的风险之中,而屠呦呦的发现,直接让这个数字整整下降了50%。

很少有人像她这样,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去直面不可知的危险,仅仅因为治愈别人的一丝希望。

即便取得了世界级成就,我们也很少在一些场合看到她的身影。

2015年诺奖身份公布去领奖时,根据事先的约定,各路记者领导专程赶到第三航站楼为她送行,结果,局长一行在贵宾室左等右等,却始终不见屠老身影。

后来才得知,屠呦呦早已悄悄办完登记手续,走普通登机通道登机起飞了。

2017年,屠呦呦荣获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当闪光灯都准备好的时候,等到的只有满脸抱歉的负责人:“实在抱歉,屠呦呦先生因为身体欠佳不能到场,由她的几位同事接受大家采访。”

是的,她又一头扎进实验室。

张载的《横渠四句》有这样一句话: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屠呦呦,担得起这四句话。

而我们何其有幸,能拥有这样一群人。

这个穿着汗衫工作的老爷爷叫高伯龙:

作为86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激光物理专家,他曾说:“外国有的、先进的,我们要跟踪,将来要有;但并不是说外国没有的我们不许有。”

1960年,美国率先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激光器后,马上开始激光陀螺的研制,全世界都在加紧研制导航技术。

他带着团队攻坚克难,那些困难,别人甚至难以想象。

但是他们生生扛过来了:没有实验场所,他们把废弃食堂改成实验室;没有软件,就自己动手编程;经费不足,就利用废弃的材料自己造设备、搭平台……

1981年,他负责的“208”项目,诞生规格之高,在国防科大历史上绝无仅有。

然而,正是这个看似普通、毫不起眼的“扫地僧”,倾尽一生的心血,默默坚守半个世纪,让我国的激光陀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绽射出耀眼的强军之光。

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了第一代环形激光器实验室原理样机和“全内腔绿色氦氖激光器”,他们的研究成果填补了中国激光领域的7项空白。

因为他的存在,中国在这个领域稳居一流位置:

第一台高精度反射率透射率测试仪;第一个激光陀螺实验室样机、工程化样机;第一个实现激光陀螺产业化生产;第一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并能全闭环研制生产激光陀螺的单位……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他的成就,这一句足矣:

他一生从事激光陀螺研制,使我国成为继美俄法之后,世界上第4个能够独立研制激光陀螺的国家。

图片里这个笑得特别和蔼的老爷爷叫于敏:

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

做到这一步,美国人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人用了6年零3个月,英国人用了4年零7个月。

而中国人,只用了2年零8个月。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于敏,那只能是“bug”:

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两种氢弹构型,一种是“于敏构型”,另一种是美国的T-U构型。

美国虽然研究出氢弹,但是并不具有实用价值,而“于敏结构”的特殊存在,使得中国低成本保存了氢弹,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拥有氢弹的国家。

我只能说,美国用了20年时间仿制,至今都没能成功。

他叫林俊德,很多人应该非常陌生,因为他在西北的荒漠中,隐姓埋名一辈子。

但他是我国爆炸力学与核试验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某基地研究员,坚守在罗布泊52年。

他参加过我国所有的核试验,一共45次。

他,是真的在用命工作。

医生说他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但他拒绝做手术,并坚持要搬出重症监护室。

因为,他手里有好多涉密的文件没保存好。

如果没交代好这些,他没办法放心地走。

这位老人在生命的最后8天,拖着病弱的身躯,完成了他这一生最后一份工作表:

将电脑里藏着的几万个关系国家利益的保密文件一一保存;

整理移交了一生积累的全部科研试验技术资料;

3次打电话到实验室指导科研工作,2次在病房召集课题组成员布置后续实验任务;

完成了130多页、8万多字博士论文的修改,写下338字的6条评阅意见;

与基地领导几次探讨基地爆炸力学技术的发展路线;

向学生交接了两项某重大国防科研尖端项目……

他带着氧气面罩,处于半晕厥的状态,还不停询问:

他说:我不能躺下,躺下就起不来了!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留下的不是对家人的嘱托和惋惜的泪水。

在生命的最后一个小时里,他做的,只有工作。

很少有人能认出照片里的这位老爷爷,但是大多数人都吃过他研制的糖丸。

1955年,脊髓灰质炎,也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症,在中国集中爆发,在当时的中国,这种病,无药可治,更谈不上预防。

得病的孩子,超过四分之一死亡,剩下的孩子,即使侥幸存活,伴随他们是终身残疾。

而当时,能预防这种疾病的疫苗,只有2种,而且都是产自美国:

一是美国Salk死疫苗,需要注射三次(每次高达5美元)。

一是美国研制出来的活疫苗,不但成本高,而且风险极大。

于是顾方舟决定自行研究,他给227只猴子做了4500张病理切片,而这些切片摞在一起,有四层楼那么高。

万幸,最后证明他研制的疫苗真的有效。

顾方舟以一己之力,拯救了全国数以万计的儿童,自从疫苗推广,小儿麻痹的发病率从1949年的十万分之4.06,下降到1993年的十万分之0.046。

用“救星“来形容他,真的一点儿都不为过,从60年代至今出生的孩子得以健康成长,都是因为他。

图片里的这个人,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

1956年,外国的一个肝脏外科专家访问中国时断言:中国的肝脏外科水平要达到世界水平,至少要二三十年的时间。

没有人质疑这个记者说的话,因为当时的中国的肝脏外科,还是一片空白。

他毕生都在于肝脏疾病周旋,而且创造了多项第一:

1959年创立中国人肝脏“五叶四段”的经典解剖学理论;

1960年,他主刀成功完成第一例肝癌切除手术,发明“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法”;

1963年,他成功完成世界首例中肝叶切除术,使我国迈进国际肝胆外科的前列;

虽然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但是他的研究成果,却造福了无数国人。

从医75年,他把16000多名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因为他的研究,肝脏外科手术死亡率降低0.3%,肝癌术后5年总体生存率56.1%,小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79.8%。

很少有人看过这张照片:

在高铁二等座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穿着破旧的鞋,在研究图纸。

他是78岁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先林老先生。

他从事测绘仪器研发工作55年,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将中国测绘仪器的水平推进到国际领先地位。

有报道说,他曾用很少的研究经费,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为国家节省资金2亿多元,创汇1000多万元。

可他是一个非常节俭的老人。搞了一辈子科研,可家里的书桌都磨损成了这样:

讲台上的人,叫黄大年,一个一听《我爱你,中国》就会热泪盈眶的海归赤子。

他是国际知名的战略科学家,早年间就在海外名利双收。

2009年12月,他毅然放弃了在英国优厚的待遇,怀着一腔爱国热情回到祖国。

就这样一位各国争相抢夺的科学家,幸好他是中国人,他回来了。

他带着先进技术,重点攻关国家急需的“地球深部探测仪器”。

而这样的高端装备,国外长期对华技术封锁。

他用了八年时间,把中国“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项目5年的成绩超过了过去50年,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而外媒曾经这样报道黄大年的回国:“黄大年让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舰队后退了100海里。”

图片里戴着安全帽的工程师,很少有人认识:

他是国际知名天文学家南仁东,被誉为“天眼之父”。

当他投身到中国射电望远镜研究事业的时候,面临的是一穷二白。

当时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还不到30米,而国外呢?

所有重大的全球望远镜计划,都拒绝带中国人参与。

然后又用自己在国外的人脉和影响力,自学技术,克服种种苦难,终于,为中国造出了领先欧美20年的“天眼”:

它是目前全世界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能看到137亿光年的距离,是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缘。

截至2018年9月12日,仅仅在中国天眼的调试阶段,科技人员就发现了44颗优质脉冲星候选体。

中国天眼,给我们这些渺小星球上的渺小人类,对于浩瀚的宇宙未知的宇宙探索和了解,对于那些关于自身,关于全人类未来何去何从的问题,都有了一丝探索的可能。

一生的坚守,换来了我们仰望苍穹、和宇宙对话的机会。

一个人的梦想可以有多大?大到直抵宇宙。

一个人的坚持可以有多久?久到穷尽一生。

这个笑眯眯的小老头,我敢保证,走在路上,不会有人多看他一眼。

可他是国内遥感领域泰斗级的专家——李小文院士。

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老人,扛起了中国遥感技术的一片天。

遥感测绘技术是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技术之一,但是西方先进国家对此技术,一直都是严密封锁。

但是,他凭借几十年的潜心研究和技术攻克,成功开创了国内遥感技术,还提出了李-Strahler模型,他的硕士论文,成功入选国际光学工程协会“里程碑系列”。

有了李小文和他的研究,美国也不得不借用我们的技术。

我们熟悉的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做出的各种图像分析,捕捉到的各种宇宙信息,全部都归因于李小文院士的李-Strahler模型。

美国波士顿大学地理系主任Strahler说:李小文是遥感基础研究领域最顶尖的两三位科学家之一。

如果没有他,全世界对于宇宙的探索,都会停滞不前。

无论去哪儿,都没花过什么钱,即使被邀请去做高大上的演讲,手里拎的始终是个纸袋子:

因为他们没有名气,也不追名逐利。

在微博下面有这样一条评论:

曾几何时,这些人是我们追捧的对象,我们对他们有着无限的崇敬和狂热。

小时候,一提起哥德巴赫猜想,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陈景润,同学之间的攀比,就是谁买到了刊登陈景润的杂志,熬夜给陈景润写信,问他关于数学、科学的问题,如果能得到陈景润的回复,比中了彩票还值得庆贺;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手机,但是我们看各种各样的书籍,印象最深的就是人手一本《十万个为什么》。毕竟两弹一星之父钱学森都这样教育他的儿子:书架上有本《十万个为什么》,每天读40页,遇着问题做个记号,空了我给你说说。

那个时候,我们写作文,最想写的就是《假如我和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如果能和那些顶尖的科学家、工程师、航天员接触一天,一睹他们的风采,内心觉得此生无憾;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去过酒泉,却无数次听过这个名字,因为每当有卫星发射,全家人都挤在电视前守着,盯着画面里的基地,心都抬到嗓子眼,比新年倒计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个年代,是推崇科学,追捧知识的年代。

那个年代,书籍和知识影响着人们的一生,有人凭借它考学,鱼跃龙门,有人甚至拿着它提亲,因为知识就是财富。

甚至连小学生都说,长大的梦想是当网红:

再看看隔壁的日本,他们像过去的我们一样,把科学家捧上天。

崇尚科学,尊重科学家,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就连他们的货币上印的都是科学家,完全就是在向整个社会宣告谁才更值得整个社会敬仰。

在日本人心中,纵观187种职业,大学教师是最受追捧的职业。

大学教授年收入71.4万元,副教授为55.6万元,大学讲师为46.2万元,而对比日本巨星木村拓哉,他的片酬也只有200万。

2015年日本学士院财务报告显示:

发放院士工资3.34亿日元,院士差旅等补助经费4.36亿日元,平均到一个人身上,就足足有500万。

日本,真的在身体力行崇尚科学这件事。

今天,屠呦呦上热搜,有人说:

他们用一生做出来了成就,一样无人喝彩。

除了他们自己,会为这个国家又强大了一点,默默欢呼。

因为这样,就可以更专心地为祖国效力了。

在当下这个时代,人们疯狂追逐着名与利,大多数人都希望孩子能一夜成名, 没有人想成为科学家,大多数人的人生规划,是成为明星,要不就是网红,除了这些,似乎无从选择。

而屠呦呦的存在,这些默默无闻、籍籍无名却真正改变这个时代、担起民族脊梁、扛起国家未来的人,也许给了我们关于人生的另一种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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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屠呦呦这三个字刷屏了。

也许中小学生都比你清楚,因为她即将进入课本。初中历史教材《中国历史》,小学课本《道德与法治》都对她进行了介绍。

此外,2019年的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已确定将屠呦呦2011年的获奖感言及同年发表的论文改编成课文《青蒿素:人类征服疾病的一小步》。


(节选自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中的课文选段,来源人民网)

诺贝尔奖医学奖、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20世纪最伟大人物”候选人之一……

有人调侃她是一位“无博士学位、无留洋背景、无院士头衔”的“三无”科学家,单从她发现青蒿素开始,无数让人眼花缭乱的荣誉都落在她头上。

翻开她的人生履历,不难发现她这一辈子过得很“简单”。


1930年12月30日,屠呦呦出生在宁波。她的名字来自于《诗经·小雅》里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或许是命中注定,当时她的父亲不过随口念叨,没想到从此她的人生和“蒿”有了不解之缘。

屠呦呦不是那种天才型科学家,她所有的荣誉都是慢慢积累而来的。


根据她的高中同学陈效中回忆,读书时屠呦呦“长得还蛮清秀,戴眼镜,梳麻花辫”;读中学时在班上“不声不响”,经常上完课就回家,成绩也在“中上游”,并不拔尖。

但有个特点,只要她喜欢的事情,就会努力去做。而她对医药的执着,从16岁那年开始。

那时,她不幸患上肺结核,不得不休学回家养病。整整两年的病痛折磨,让她决定要往医药方向发展。

如果我懂得更多医学上的技术,我不但能让自己健康,也能治愈更多的病人。

凭着这个信念,1951年老屠考上了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当时是一个十分冷门的专业,基本上没啥女孩子报这个专业。


(1952年佩戴”北京大学“校徽的大学生屠呦呦)

现在有网友说:“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学医的痛苦可想而知,然而学生物制药的痛苦也是不分伯仲啊。

屠呦呦的大学生活非常苦:

背药用植物的起源,根据植物学描述找出对应的植物;对各种药物植物进行分类,鉴别和鉴定;学习如何从植物中提取活性成分;如何选择合适的提取溶剂;如何进行化学研究;如何确定从植物中分离的化学物质的结构……

一个二十来岁的青春少女,整天埋头背书、认药、做实验,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

终于熬到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又继续每日实验研究的日常。研究用于治疗血吸虫病的半边莲,分析板蓝根的药理,研究冬虫草的化学成分……


(1962年时的屠呦呦)

除了去参加过两年半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她几乎从没有长时间离开过研究所,就像长在研究所一样。

科研就是一场比赛,比谁更有耐心,更能忍受寂寞。屠呦呦的人生,最好的青春年华,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

在屠呦呦的世界里,科研永远是排第一位。

生活是有矛盾,我们是坚决让路的,总是事业放在第一位。


1963年,屠呦呦和自己的中学同学李廷钊结婚了。

但结婚后,屠呦呦一心科研的作风没有丝毫改变。家里的大小事务,她完全应付不来,家里买菜煮饭都是老公一手包办。

她心里只有科研,制药,除此之外,一切的生活琐碎都不在她考虑的范围内。甚至为了科研,她成了一个“抛夫弃女”的狠女人。


(1996年时的全家福,从左到右为小女儿李军、屠呦呦、李廷钊、大女儿李敏)

1969年,屠呦呦接到国家“523”秘密军事任务,要前往海南岛。

那年她39岁,两个女儿大的4岁,小的1岁,正是最离不开妈妈的年纪。

一旦参加了秘密项目,就代表要长期母女分离,除此之外,她老公当时受到文革的影响,被下放的“五七干校”改造。但凡是个母亲,这种情况下都舍不得丢下两个孩子。


(1955年,屠呦呦开始进入卫生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实验室工作)

屠呦呦不是一般人,她一咬牙把大女儿送到全职幼儿所,把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送回宁波老家……

等她完成任务归来时,大女儿都不愿叫她“妈妈”了,小女儿更是认不出她。

交给你任务,当时对我们来说,就努力工作,把国家任务完成。只要有任务,孩子一扔,就走了。

在孩子成长最重要的时刻,丈夫人生最黑暗的时刻,为了科研,为了国家,她选择成为一个狠人。

1967年5月23日,“全国疟疾防治研究协作会议”召开, 中央动员了全国60多家研究机构的500多名研究人员要同心协力寻找新的抗疟疾的药物。

“523”成了这个秘密军事科研任务的代号。

在青蒿素发现之前,曾经被医学界曾为“生命收割机”。


截至1972年,美国不惜血本,筛选了超过21万种化合物,也没找到新的、理想的抗疟新药。

在523项目中,无数的前辈在1967年至1969年期间筛选了数千种化合物,也依然未发现有用的药物。

1969年,屠呦呦被选中,成为其中一个科研小组的组长。

在浩如烟海的化学物质中,找到一种可以克制疟疾的药物,说不好听就是要碰运气的事情。但既然国家把任务交给了你,再困难也要进行下去。


(1951年屠呦呦与老师楼之岑副教授)

为了方便研究,“523项目”办公室设在海南。海南,曾是全国疟疾流行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仅1955年,海南疟疾发病人数就多达28万余例,居全国首位。

在海南,屠呦呦看到最多的是死亡。气候湿热,蚊虫极多,在这样的环境下,疟疾防不胜防。

我看到很多处于疟疾末期的孩子,他们很快便死去了。

在死亡威胁的笼罩下,屠呦呦毫不畏惧,带着自己的团队,走访岛上每一个村庄,收集当地人口口相传的治疗疟疾的方法。


除了民间药方,她翻阅整理历代医籍,从春秋时期的《黄帝内经》到明代的“普济方”,埋头于那些变黄、发脆的故纸堆中,寻找抗疟药物的线索,甚至连民间食谱都不放过。

整整三个月,不是外出走访,就是埋头古籍,最终她编写出以640种药物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

在圈定了需要检验的药方后,接下来是一样样的实验,看看这些药物是不是真的能够起到抗疟疾的作用。

1号药物对治疗疟疾无效,试验失败;

2号药物对治疗疟疾无效,试验失败;

3号药物可以杀死疟原虫,但具有强毒性,可致人死,试验失败;

每天做着重复的试验,失败,继续试验,继续失败……


对于药物研究,这太正常了。

枯燥、寂寞、常常令人绝望,仿佛永远找不到答案,但是一条条生命的流逝在不停地催促着你,于是你像被困在一个永不停止的噩梦中。

这是一项非常费力而乏味的工作,特别是当你面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时......

1971年6月,将近3年的失败试验后,屠呦呦才看到一点点成功的曙光。

研究发现,青蒿的水煎剂不能抑制疟原虫,其乙醇提取物对疟原虫有一定抑制作用。但很快又再度陷入僵局,青蒿对疟疾的抑制效果不明显。

很多人都想放弃了,但屠呦呦不愿意。整个项目组试验了一万多种药物,才发现一丁点希望。再怎么难,也要跟青蒿死磕下去。

屠老师是一个特别执着、坚定、事业心特别重的人,心无旁骛。——王满元


或许是青蒿的质量问题,北京的青蒿不好,可以试试其他地方的;

或许是选用的青蒿不同部位问题,叶子、枝干、根部都分开试一下;

总之能想到的所有能想到的试验都一一进行。

她的世界只剩下试验和青蒿了。

那时候,她脑子里只有青蒿素,整天不着家,没白天没黑夜地在实验室泡着,回家满身都是酒精味。——李廷钊(屠呦呦的丈夫)

或许是屠呦呦的坚持打动了上天,偶然间翻阅古籍,在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提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给了她一丝灵感——或许是高温破坏了青蒿的活性成分。


她立马开始重新设计实验,采用低温萃取法,分别用水,乙醇和乙醚提取青蒿的茎和叶中的活性成分,进行大量的试验。

04. 不疯魔,不成活

在很多科研试验中,科学家都是不要命的。

屠呦呦决定进行大量的试验,那就意味着需要大量的实验样品。而当时因为文革,很多药厂都被迫关闭了,没有药厂的配合,只能组织全组人员自己动手提取试验样品。


乙醚是有害的化学品,那个年代设备设施简陋,又没有排风系统,当时实验室都弥漫着刺鼻的乙醚味道。而且大家也没有防护用品,顶多戴个纱布口罩。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时间工作,科研人员除了头晕眼胀,还出现鼻子流血、皮肤过敏等症状。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试验。

终于在1971年10月4日,经历了190次失败之后,屠呦呦科研组在第191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以低沸点溶剂乙醚来提取有效成分,能够明显提高青蒿防治疟疾的效果,也能大大降低其毒性。


为了加快试验进程,屠呦呦以身试药。

作为这个研究小组的头儿,我有这个责任。

试药成功后,她们又开始对在森林感染疟疾的工人进行测试,实验者在服药30小时内便退烧,血液中的寄生虫消失。

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活性成分,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


(青蒿素的化学结构。)

之后,在很长的时间里,屠呦呦一直致力于青蒿素的抗药性研究。

05.“我不习惯这些场面上的事”

可以说,青蒿素的发现是一项改变世界的发现,救人无数。

但青蒿素发现后 ,屠呦呦只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发明奖二等奖,和分到了200元奖金。

对此,她从不在乎,科研的魅力,在于它不断挖掘、发现新事物的过程,科研成果带来的一切,都不过是过眼云烟。

管他奖励不奖励呢,过去的事,让它过去,什么不是过眼云烟?


(1982年10月,屠呦呦参加全国科技奖励大会并领取发明证书及奖状)

后来她得诺奖,获得300多万奖金,她直接就拿出200万,成立屠呦呦创新基金,用于奖励年轻科研人员。

2009年,中国中医科学院推荐屠呦呦参评第三届唐氏中医药发展奖,她听说后直接打电话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曹洪欣,拒绝参与评选。

我这么大岁数了推荐给我干嘛!把机会给年轻人吧!

2015年,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一下子引爆了舆论。


这一迟到的国际认可在国内引发的,除了自豪、兴奋,还有不绝于耳的争议。

“不能把团队的成果归于一个人”

“把奖颁给她一个人,对项目的其他参与者不公平”

自屠呦呦获奖以来,类似的言论就不绝于耳。

面对波涛汹涌的质疑,换了别人肯定要开个新闻发布会什么的,“解疑释惑”、“澄清是非”。但屠呦呦出奇地淡定,躲进研究所继续自己的研究。

对于各种媒体采访,她也是能躲就躲,经常放鸽子,神龙见首不见尾。


(屠呦呦宁波故居被围观)

2015年,得知屠呦呦获诺奖后,各路记者蜂拥而至,在她家门口苦苦守候,结果她硬是一个没见。

后来她去领诺奖时,部级的某管理局局长,专程赶到第三航站楼为她送行。结果,她自己悄悄办完登记手续,溜之大吉!

甚至2016年,为了奖励她的杰出贡献,在钓鱼台举行“永久性小行星命名”活动,以她的名字命名一颗小星星,她都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出席。

我不习惯这些场面上的事,咱们加紧青蒿素的研究工作吧。


她可以顶着烈日跋山涉水去走访疫区,却无法和各路媒体记者谈笑风生。

从她39岁接到任务那天起,她的一生似乎只为了这一件事而努力着。在她心里,科研才是第一要务,其他都不重要。

如今,作为一名89岁老太太,她对于科研的热忱从未减退。

前两天,她终于再一次冒头了。

她和她的团队宣布,他们延长了青蒿素的用药时间,解决了“青蒿素抗药性”这一世界级难题。而且还发现,双氢青蒿素对治疗具有高变异性的红斑狼疮效果独特。


或许对于健康的菠菜而言,很难想象这样研究成果意味着什么,但是波叔身边患有红斑狼疮的朋友早已热泪盈眶。

红斑狼疮被称为“不死的癌症”,虽然此病不一定造成直接死亡,但却可以让人生不如死。患者身体会反复出现顽固难治的红斑,严重会毁容,还会影响内脏系统、呼吸系统等问题,甚至影响生育。

目前没有彻底治愈的途径,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药物。但服药后,患者会因为激素糖变胖,皮肤变薄,毛发增多。一旦停药极易复发。

屠呦呦这个发现简直是所有红斑狼疮患者的救星!

但当媒体想采访她的时候,她又躲回去自己的实验室,兢兢业业地摆弄起她的试验了。

今年,她89岁了,25岁大学毕业开始进研究所,从此她在那栋小楼里呆了60多年。如今她名声大噪,举世闻名,依然是当年那个蹲守在研究所的实习生。

有些人就是如此神奇,一生只为一件事着迷,不为名利,不图钱财。

在她的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执着,一种无关岁月的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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