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拍摄的时候，王瑞兰医生戴了护膝。问她是不是在武汉工作时长时间站立伤到了膝盖，她笑着摆摆手说，其实是在隔离期间为了调节心情，自己跳绳的时候伤到的。“是我自己不小心，有时候经常忘记自己已经54岁了。”
王瑞兰是作为第三批上海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队员到达武汉的，她说：“我应该去前线，也适合去前线。”身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她到达武汉后根据统一部署，被分入了ICU医疗组。她所在的小组共有12名成员，她担任副组长一职，是组里唯一的女医生。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危重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南部2A监护室护士长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副护士长、主管护师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南院急诊科副护士长
InStyle: 当时到了武汉三院，最初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王瑞兰:医疗设备不够，氧源跟不上，那几天我们收集了ICU病房所有能用的呼吸机，医院很快建立了临时氧站。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重病人和危重病人分区域管理。因为没有护工，所以不管打扫卫生也好，调整床位也好，转运病人也好，全都是医生护士做。
尤其是转运病人，从11楼搬到1楼，病床跟着大钢瓶氧气筒一起搬运，过程中不能有任何闪失。一个不小心，很可能病人在电梯里面就窒息了。当时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体力有些跟不上，搬完感觉自己全身都要瘫掉了。但好在等我们把氧气和呼吸机调整好以后，一切都觉得值得。
InStyle: 这次在武汉呆了几天，你自己的心态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王瑞兰:在武汉呆了55天，不像别人说的那么难，辛苦是相对辛苦，水土不服、经常拉肚子、吃不进东西。有一天晚上咳嗽得厉害，第二天去做了CT检查及核酸检测。
CT做完后没有问题，核酸结果要一两天才能出来，因危重病人多，我没等核酸结果出来，又进ICU病房了，我自己判断应该没多大问题。他们看到我又进病房，都说我心理承受力强。我说，防护好，应该没有问题。
InStyle:在这样的特殊的环境下，治疗方法会不会有些不同？
王瑞兰:危重病人突然增多，设备又不够，我们必须因地制宜开展救治。没有那么多呼吸机，我们就开展清醒病人的俯卧位通气，让没有气管插管的缺氧病人趴过来或者侧卧位，大大降低了气管插管的发生率；重病人多，不可能每一个病人都做有创监测，我们就用床旁的B超监测患者的病情改变；有些病人因家里人过世了，或者是也在住院，他们其实心里是很恐惧的。
对这些清醒的病人，你就要花很多时间去跟他沟通交流，告诉他们我这种治疗方法对你可能是有帮助的，然后也要鼓励他们。甚至他们吃不下东西，我们就会从宾馆带些食物过去给病人。因为对抗病毒是需要营养的，如果病人不想吃东西，我们就会跟他说，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看着你把这些东西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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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yle:在这种长时间、高强度的这种工作下，会有难过甚至情绪崩溃的状态吗？
王瑞兰:会有难过，但不会崩溃，我想更多的是如何去救治他们。我记得有一个病人四十几岁，正好是情人节的时候，他的太太还写了一封情书给他，鼓励他，而且他自己求生欲望也很强。病人一直带着呼吸机，情况也稳定，在我们觉得病人情况明显改善而欢欣鼓舞时，病人的病情突然恶化。
我记得他姓邓，我说邓先生你要坚强地活下来，你看你太太、你的孩子都在家里等你。他点头同意，我们跟他握手他都会很有力。没想到过了两天突然间就不行了，这个时候就会非常地难过，不知道怎么和他太太说。医生都是有情感有温度的。
InStyle:什么样的时刻对你来说是觉得最温暖的？
王瑞兰: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女病人跟我年龄一样大，她母亲就在她身边去世的，所以她心理压力一直就很大。我回来上海上班后，有一天，她发个短信给我，她说王医生我今天终于要回家了，我听到真的很开心。
还有一个病人，他出院以后，录了一段吹小号的视频发给我。他说王医生你看我现在恢复得这么好。还有的病人回到家里以后，她说她想以最漂亮的状态给我看。所以有一天就穿了很鲜艳的衣服，挑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小区里面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我。看到他们的这些好消息，心里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InStyle:作为组里唯一的女医生，你对于医院里的女性力量有哪些特别的感受？
王瑞兰:我觉得护士真心不容易，除了忙完各种医嘱、操作外，所有的生活护理都要她们完成。其实武汉三院的医生团队当中，女性也占了将近一半多，很拼命。有一种为了捍卫自己的家园，勇往直前，都不怕自己被感染的那股冲劲。
其实我们医护也要自己保护好自己才能救更多的病人，但没有哪个医护退缩，没有，真的没有，大家都是一如既往地拼。有时从隔离病房出来在电梯里会听到出隔离病房的护士在说今天下班后希望能够吃上小排，觉得她们很爱生活，也许是为了缓解压力，大家都互相鼓励，都蛮坚强。
“我们都是护士长，都是ICU和急诊的护士长。在武汉我不单单是要把我的工作完成好，还要把我们整个团队都安全地带回去，一个都不能少。”叶磊、张敏和范仁静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第三批派往武汉的医疗队成员。
她们2月18日早晨报的名，第二天中午就已经落地武汉，很快被分配到了刚刚建好的雷神山医院。在武汉度过的48天，紧张忙碌，是她们每天的关键词。
InStyle:出发去武汉的当天情况是怎样的，当时心里有没有很复杂的想法？
叶磊:其实第一天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报好名之后是懵的，然后就想尽量平静下来，把工作都交接一下。
张敏:我没想，因为交接工作收拾行李已经折腾了一天很累了，完全没功夫想。但是等飞机到武汉一落地，我突然有点担心，我怕自己有个万一，我把自己银行卡还有理财产品都告诉我老公了。唉，真的是全都暴露给他了。
范仁静:没有特别交代，因为我很有信心，我觉得我肯定能平安回来，所以我没和家人交代什么。
InStyle:正式投入救治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
范仁静:第一次做尸体护理的时候我感触很深，病人走的时候没有任何家属在身边，一切都由我们护士来做。在以前的临床工作中，这样的情况很少出现。我们是送他们最后一程的人，尽量让他们走得体面。
我做了这么多年护士，可以说是见惯了生死，我的阈值应该是比较高的。但是到了武汉，我反而觉得要有共情，如果这里的病人是你的家人，你希望外地来救人的护士给他怎样的护理？换位思考一下，很多的恐惧就不存在了，再难的事情都能支撑下来。
张敏:在雷神山是没有护工的，所有的工作都需要医生和护士完成。特别是危重症的病人，我们的工作量特别大，包括喂饭、擦身、换尿布，这些都是体力活。特别是在ICU，病人身上很多管子，给病人翻个身需要我们四五个护士齐心协力才能完成。因为你穿防护服，即便穿上以后啥事不做，就已经大汗淋漓了。再去做这种力气活，是真的里面的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叶磊:我们要戴护目镜，还要戴面屏，很容易起雾。起雾以后我们视野就会很受限，总共有一小块地方可以看到，就只能找一个角度歪着脖子、斜着眼睛。尤其是打针，因为你戴着两层手套你的手感就会差很多，再加上眼睛又看不清，特别影响工作。到后来我们都有经验了，过一个小时以后护目镜就会淌水了，眼前就清晰了。
InStyle:在那样的情况下，每天想得最多的事是什么？
张敏:只有休息。那48天，你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今天是几号。你只知道今天要上班，明天要上班，天天都要去上班，像个机器人一样。你不会去多想什么，下了班只想休息，保存体力明天继续。那个时候人的欲望是达到最低的。
InStyle:其实每天都是一根筋绷得很紧的状态？
张敏:对，一边很紧张，一边你还要不停告诉自己要慢，不能让自己某一个环节出错，但是碰到病人情况紧急的时候又不允许你慢。因为你慢了的话也许错过了0.1秒，可能就错过了最佳的一个抢救时间，那个时候又忘记了，又一股脑儿全部冲上去了。
叶磊:我们护士在忙的时候只考虑到尽快抢救病人，可能会忽略自身的防护安全。这次援鄂护士多数都是90后小妹妹，她们都很勇敢、很有冲劲。患者病情突然发生变化，她们往往会不顾个人安危，直接往前冲。我看到了就会很着急，不停提醒她们加强防护，必须要保证156个人平安地回来。
InStyle:在这样的高强度工作下，还有没有时间精力去处理各种各样的情绪？
范仁静:我有时候会刻意压抑下我自己，不让自己落泪，因为你一旦崩溃，情感释放以后可能会收不住，而且我如果流泪了，那么年轻护士看到了，她们的情绪也会被感染。在工作中我需要做到冷静和专业，情绪的释放主要是在休息的时候。和亲友的沟通，很大程度上能够缓解我的压抑情绪。
InStyle:这段经历，给自己的心态带来哪些变化？
叶磊:回来以后我变得比较佛系了，很多事情都看得淡了。自己饶过自己，很多事情就不要再放在心里积压下去，真的还是自己身体是最主要的。
范仁静:我觉得回来很不习惯的一点是有人会说我们是英雄，我只是做了医务人员该做的事，我真不觉得自己是英雄，只希望这次疫情之后，医患之间能够多一些互相理解，毕竟疾病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张敏:我不喜欢人家叫我英雄。只能说挺佩服自己的，坚持下来了。
见到文咏珊时她正在化妆—照例在正式采访前与她随便聊几句，但她却不愿坐定，一定要转过头来，看着你说，回答完了再转回去让化妆师继续。她说，我说话的时候习惯看着别人的眼睛。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对文咏珊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差别，初时惶恐无措，也经历过崩溃落泪。但很快文咏珊就振作起来，她与丈夫以及旗下公司为雷神山医院捐献了第一批珍贵的物资，她的志工工作疫情期间也没有中断。“我也没想那么多，只是想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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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yle: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瞬间觉得好像这次的情况比较严重？当时的心态是怎样的？
文咏珊:当时我是在横店拍戏，春节休息，原本计划是初三开工。结果开工拍到中午左右吧，就接到通知说不能拍了，提前回去，等通知。当时那一瞬间觉得是挺惊讶的，想不到已经这么严重了。
那时候很彷徨，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没能回香港，一个人待在酒店里，天天看新闻。关掉手机再看看自己，回不了家，也买不到防护用品，多种情绪交杂下很容易就会流泪想哭。哭完，我又会想，想着前线的医生、护士，他们为我们做这么多，他们都有家人、都有子女，背负着风险。我就想着一定要为他们做点什么。
InStyle:这期间你做了很多公益活动，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难以忘记？
文咏珊:当时我和我老公还有很多志愿者都在行动，分很多不同的群，发动所有的力量去寻找物资。经常遇到一些供货商说有口罩，所有人都很开心鼓舞——结果第二天早上又说没了，大家的心情又陷入失落焦急。相信那时候很多人遇到这个情况，但是没办法，还得找啊。我之前没有特别了解口罩，但这次找物资，我竟然把各种口罩的防护标准都背了下来。
后来找到了很多国外的物资。那几天早起第一句就是问“物资到哪儿了”。心里很担心，很怕出什么状况送达不了。最后抵达雷神山医院的那天，他们发照片给我，我看到就捧着手机叫：“哇，到了到了！”那应该是这段时间最开心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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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yle:这期间你还到社区给老人发放防护用品，当时心里会觉得害怕吗？
文咏珊:其实当时没有想很多，只是觉得这件事我能做就去做了。平时我自己有接触仁济医院的公益组织，他们这次发起的项目是给低收入的长者发放口罩消毒液等防护用品。
你也知道一开始口罩很难买到，在香港一个口罩可能就卖到20多港币，特别疯狂的价格。对于那些低收入的长者来说，不仅买不到，确实也没有那么多钱去买，而病毒对于他们来说又是最有威胁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谈了一些相对合理价位的货源，再给到长者。发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注意选在社区的通风处，还有排队的人龙，必须控制间隔还有走向。看到志愿者都很专业地维持秩序，心里其实并不会觉得害怕。
InStyle:有遇到一些印象深刻的瞬间吗？
文咏珊:有些公公婆婆也会撒娇，对我们说怎么不能多给一点啊，公公婆婆想要多一点。虽然看着挺心疼的，但是每个人都多要的话，后面就帮不到更多的人了，所以只能耐心安慰他们。他们也会感谢我们，提醒我们戴好口罩，这种时候是最暖心的。
InStyle:做了这么多，你会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职责和义务吗？
文咏珊:我觉得公众人物与否不重要，如果是公众人物更需要发挥力量。就算不是公众人物也会这么做，我身边所有人都在做，不止我一个人，所以我们共同协力才会有这个效果。大家可以用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分工去尽可能快地筹措资源，送到前线去。我在前线做不了什么，不是护士，又不是医生，没有他们专业，只有在背后默默地帮他们打气，找找物资，相比之下，我觉得我做的事情真的很小又很少。
InStyle:这次疫情给你留下最深的感悟是什么？
文咏珊:最大的感受是，真的要珍惜和家人与朋友一起度过的时间。这次的疫情让我看到了很多无可奈何的生离死别，就觉得生命真的无常，很多事情个人不可操控，只能牢牢地把握当下。就好像我自己也经历了14天的隔离，工作伙伴可能就住在隔壁但是我们不能见面。就觉得，哎呀，原来那些稀松平常的陪伴，是这么地可贵。
吴琪是武汉人，也是《三联生活周刊》的副主编，1月17日坐高铁从北京回汉口过春节，但是有关疫情的新闻事件发展得很快，1月21日下午，吴琪已经和另外两位从外地赶来的三联记者王珊、张从志，住进了武汉金银潭旁的一家酒店，并开始了解疫情情况。在那时，抵达武汉的全国性媒体还不是很多，有关疫情的一切都亟需拨云见日的报道。
等吴琪开始在自己公众号上记录武汉肺炎日记的时候，已经是1月31日。第一篇文章的标题这样写道：“记者今日所记录的，即为他日之历史（新冠肺炎1.20-23日 上）。”
记者、《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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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yle:还记得第一篇报道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吗？
吴琪: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做事很迅速。1月21日下午见面采访，1月22日下午第一篇微信文章就出来了，这么重要的事情要给出及时的真实消息。
当时把我们微信平台看得非常重要，每天有3次更新，这个非常有优势，但是对记者的应对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每篇文章要非常切实才能立得住 。面对这样的公众事件，媒体如何合适地报道它非常考验媒体的素养——不能明明很重大的事情，你却说很微小，更不能惊恐地去扩大事态。
InStyle:你是第一时间就投入了一线采访，当时会觉得担忧吗?
吴琪:会有担心。我是21日住进宾馆，我当时的想法是我住进宾馆就不回去了，就是为了不感染家人。我当时听说我8岁的孩子不舒服，有点发烧、拉肚子，我心里其实是很焦急的。23日早上6点电话响了，很少有人这么早打电话，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孩子有什么事，其实不是，是同事说武汉马上要封城。自己内心的冲突和每个人都身在其中对于病毒不能控制，这让我还是很惶恐的。
InStyle:对于这个事件《三联》在武汉的报道持续了多少天？
吴琪:最后回来的是4月16日，最早去的是1月21日。将近3个月。
InStyle:在这期间，你的心态发生了什么变化？是否也影响了报道的方向？
吴琪:心态的变化一定是分阶段的。尤其在疫情中期，局面逐渐走向有序。我们会看到很多医院改成符合传染病条件的医院，医院征收之后全部分配给重症患者，方舱全部给轻症患者，酒店全部给隔离患者，健康人留在家里，思路非常清晰。这时候我的心态会变得安稳许多。
也开始转变思路：当局势往好方向发展时，你要意识到好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如何写？你要承认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你要清楚，作为媒体要带领大家看到什么。不是把自己放到事件的对立面才是价值，而是发生事件时要有及时反应才是价值。
所以《三联》年后做第一期专刊时讲武汉当时的严重性，第二期是看到防控思路清晰之后的变化，我们在讲变化。
InStyle:你怎么看待这次疫情中的女性力量？
吴琪:我对女性力量感受很深。我们前线文字记者包括我，4人是女性。女性，我觉得有很多的能力和力量，尤其在危机报道面前能显现出来。最明显的一点是感知力，女性对人的情感、状态、人的处境、命运有天然的感受能力。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好的叙述者，这些感受力会非常重要。这是资讯记者和讲述记者的重要区分点。
女性还有一种单纯目的性，比如我做一篇报道，我可能真的被眼前的人所吸引，文章发布是否能迎来好评、对职业生涯有没有好处——这些方面考虑得不太多。只是有一点，一线的记者最好不是有孩子的，如果是妈妈去，我们觉得不合适。毕竟那是个有风险的事情。
InStyle: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回望过去会有什么感悟？
吴琪:感受挺复杂，有点五味杂陈。从媒体来说遇到一个大事件，是我们发挥作用的时候。从记者个人来说，也是他们自己迅速成长的时候，可能是做3年才会有的这种变化，戏剧性地浓缩在了3个月里面。有一种人生如戏，但是你在戏中的感觉。
从个人情感来说，这种紧急的时刻对人的情绪也是挺大的挑战，人在那里会感到焦虑，虽也获得安慰，但是伤口还在。对于武汉人来说，伤口也是表面合上而已，里面还是有很深的伤口。那种感受很复杂，就是先暂时忘掉一段时间，等你有勇气时再来回溯这个事情。
“上海医疗队今晚8点要出发支援武汉，我们有谁愿意对接跟随的？”领导在微信群里发通知的时候，是大年三十下午6点12分，当时罗梓晗正在《澎湃新闻》办公楼里值班，看到信息直接就回：“走啊，我举手，我现在在单位。”
领导考虑了一会儿同意了，第一批奔赴武汉的5名记者里，只有她一个女性。当晚12点刚过1分，这架满载上海医疗队和记者的飞机才终于从虹桥机场起飞，罗梓晗长达66天的武汉一线采访，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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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yle:到了武汉以后做的第一场采访是什么？
罗梓晗:当时金银潭医院算是这次疫情风暴的中心，为了反映当时病房的医护和病人真实状况，我在上海医疗队交接班的第一天在病房半污染区做了一次直播。当时没有多想，就直接冲进去了。我们的摄影记者事后说，当时完全没有料到我会这么勇往直前，看到我往里冲只好硬着头皮跟上。但也因为这种深入现场的直击，那一次的报道有一点独家的性质。做完以后在回驻地酒店路上，我第一次明确感到肾上腺素飙升。
InStyle:报道了那么多疫情一线的故事，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感动的瞬间？
罗梓晗:有一件自己还满自豪的事情，当时有一对60多岁的空巢夫妻，他们的外甥女在微博上发求助，社区需要协调的发热病人较多，直系亲属又不在身边，他们有些孤立无援。
我当时正好看到了，立即就做了电话采访，又让他们自己录一些视频——上午出的报道，下午他们就被送到医院去了。前几天刚刚收到了他们的感谢信，就感觉好像自己真的是有帮助到他们。
InStyle:在报道的过程中有那种很疲惫，或者说很艰难的时刻？
罗梓晗:最艰难的时候，是身体很疲惫，内心很彷徨。大约是在2月下旬，当时已经连续工作了30天左右，几乎没有休息，身体渐渐有些吃不消。每天在方舱雷神山金银潭还有百步亭三四个点间来回在跑，其实这几个点相隔都很远，路途非常奔波劳累，但是追赶新闻的紧张感是一直都悬着的。
而且每当你到达采访地点，又会面对一波接一波的情感冲击，最严重的时期，每天都可以看到有人在医院里去世——很多都是静默无声的，有时送往不同病区治疗的夫妇就再也见不了面。
在这种身体和情感的双重负担下，最难受的是，我会有一种无力感，会自我怀疑：我做这些报道有意义吗？我来武汉是为了什么？我是在给大家制造更多恐慌的情绪吗？会不会让更多人不开心或者抑郁？会觉得每天都在浪费宝贵的医疗资源，甚至会犹豫到底要不要去病房采访，因为进去就要用人家医生的防护服。
那段时间很彷徨，表现也有些反常，有时候很寡言有时候很烦躁。可是自己意识不到，反而是同事提醒我的。后来我和同事聊，也和网上的心理医生聊，慢慢才走出那个状态。
InStyle:渐渐学会控制自己的感情开关？
罗梓晗:对，特别是采访新冠家庭的时候，我会刻意把情感通道关闭起来。因为如果你对采访对象太过感同身受，心理会承受不了那种冲击，我觉得当时可能就会崩溃。会让自己尽可能地克制一点，冷静客观地报道眼前的新闻事件。
InStyle:面对大量负面情绪的时候，你会让自己做些什么？
罗梓晗:会暴睡，最严重的时候连续睡12个小时。我就会有那种逃避心理，睡了就什么都不想了。
InStyle: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会觉得这个状况渐渐在变好？
罗梓晗:最后一个武昌的方舱医院关闭的时候，正好碰到湖南湘雅医院的队伍。他们很开心，即使没有人组织，也一起唱着《真心英雄》这首歌，一边唱一边哭。其实当时我的情感阈值已经调到很高了，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也会忍不住想哭，那是一种大战即将结束、胜利在望的感觉。就在那一刻，我就觉得，可能我可以回家了。
InStyle:经历这次疫情，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罗梓晗:我觉得我学到了一些克制的力量。包括对自己的报道也有了更多的审视，应该怎么样去陈述才更好地去帮助这个问题解决，而不是一味地去渲染情绪或者博得热点。在碰到这种严肃的大型的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还是要克制自己的情绪，去多想一下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走，这是我最大的成长。
InStyle:作为记者，你如何理解疫情下展现出来的女性力量？
罗梓晗:这次我看到了很多女医生、女护士，还有一些火神山雷神山工地里的女工人，经常可以看到她们坚韧的瞬间，都是非常令人动容的。其实这些都是她们平时的工作，但是这次疫情让她们的工作被更多的人看到了。那些令人感动的女性力量一直都在她们身上。
“这次的疫情让每个人都经历了大量的负面情绪，积累太多，很多人会无力处理这些情绪，这时候，及时的、专业的心理干预能够起到非常有效的作用。”
疫情期间，心理治疗师钱庄在自己的心理聊愈咨询平台Know Yourself上开辟了绿色通道，组织了100名志愿者免费为医护人员、家里有人患病的人群、被诊断出新冠的人群提供一对一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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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yle:来咨询的用户最主要的情绪有哪些？你们通常会给到怎样的帮助？
钱庄:最常见的是恐慌和自责。我们有协议不可以分享具体的案例，只能大致地提一下。有时医护人员自己的亲属得了新冠，会担心他的情况，同时不断地会觉得自己也得了，他们会有恐惧，这种情况比较多见。又或者医护人员看到轻症转重症，或是病人多忙不过来，会产生强烈的内疚或自责。
“我怎么这么没用？都怪我。”这是疫情期间最常见的。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首先会肯定和合理化这些想法。让他们知道，正常人在这个时候都会恐慌，让他们自我接纳，停止自我批判。第二步，我们会带他做一些练习，通过冥想或书写练习，让情绪得以平稳下来。比如我们会提醒他们，让他们思考：此刻我在哪里、在做什么、这里有什么东西？关注一下自己能做的小事，通过这种方式调整一下自己。把你的状态拉回到此时此刻、进入一个降落的状态。
InStyle:练习的内容通常是怎样的呢？
钱庄:比如他会觉得自己咳嗽了是患新冠了，我们就会引导他进行书写练习。左边写下哪些证据让你觉得自己得了，右边写下哪些证据让你觉得自己没得。当他做这个练习时会静下心来，比较客观冷静地去思考，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也更容易恢复平静。我们也会让咨询者做冥想，比如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关注呼吸进入鼻腔，感受胸腔打开，腹部隆起……
对普通人来说，一旦集中在一点上后，其他念头就不见了。这时我们会给他更进一步的建议，像未来一段时间不要关注新冠信息。也会建议他每天做一个对抗新冠的例行动作。这个例行动作很多人不一样，有的人做的是祈祷；有些是戴着口罩会去阳台透气；会做对身体有好处的简单运动；每天起来喝一杯水。动作本身不重要，就是可以转移注意力，增强生活可控感。人们觉得失控了，建立一个可控的节奏，找到生活中的控制感，整个人会镇定很多。
InStyle:在这段时间里，什么时候的聊愈需求最多？
钱庄:其实反而是中后期，从2月底到3月底需求量明显变多起来。因为一开始大家并没有想到要聊愈自己。初期每个人的认知资源还是有限的，更多是集中在疫情上。到缓解后，积压的情绪才会流露出来，往往在这个时候更需要帮助。
大部分人经过1－2次的引导就会知道如何自我调整，我们给他们的方法其实是让他们不需要再找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继续用得到。可以理解为给每个人做了一个计划，建立生活规律，做冥想练习。
InStyle:聊愈师的团队里面，女性占多少比例？
钱庄:几乎全部是女性，女性和男性的比重是9:1。女性作为“聊愈师”有天生的优势，我们有更强的共情能力，因此我们更能探测到他人内心的症结所在，了解到了他们具体的困扰，我们也就能够更好地“对症下药”，缓解甚至解决他们的问题。此外，女性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也更加能给予关怀，可是说有一种温柔和治愈的力量。
InStyle:疫情间，你自己的情绪、感受会有波动吗？
钱庄:心理学有一个专业的词语是共情损伤，共情太多，给自己心理带来了损伤。其实不只是我，我们的每一个聊愈师都可能因为长期接触负面情绪而遭受或多或少的心理损伤。对此我们每2周会做一个线上督导会。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情绪会有宣泄和疏导。我们在给他们培训中也包括了自我关怀，会提醒他们的状态如果被耗竭，就停止工作。
InStyle:回过头来看这段特殊的时期，你觉得自己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钱庄: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给予别人帮助、受到别人认可的时候都会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只是疫情让这些价值变得更瞩目了。疫情前，大家觉得自我价值在消费上、事业中，疫情的到来让很多人觉得，事情变得更简单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才是最有价值的。疫情明显改变了人的价值观。
最近做了一些调研，问了一些用户疫情期间有没有改变对生活的看法？或让你产生新的世界观、价值观？有很多，像本来在海外的没想过回来，疫情中差点失去了妈妈，决定回到自己的城市去发展。疫情让他发现本来以为永远会在的人，变得不那么理所当然了。人们更懂得珍惜生活中最质朴的人与人之间的东西。
大力是湖北人。在这个特殊的春节假期里，她参加了武汉大学的一个救助活动，帮一些外地医生、工作人员翻译湖北话，主要的帮助对象是一些独居老人。身边的朋友都觉得她很棒，但她却觉得很惶恐很惭愧，在采访的过程中反复说自己真的没做什么。
“因为‘鹅不鹅’（热不热）‘起点哟’（吃点药）这些方便日常交流的对话，外地医生也很快就能学会了。”大力说，湖北每个地区的方言都有不同，“再复杂一点、隔得远一点的方言，我也不见得全能听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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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yle:最初是怎么参与到这个公益活动里的？
大力:我有一个浙江大学的学姐。她当时发了朋友圈说，很多其他省市的人到宜昌来进行医疗帮扶，在沟通的当中会有一些语言上的障碍。就想要收集一些当地的方言志愿者，帮医生和那些老人进行一些沟通和交流。我当时想象了一下，如果我是一个外地来的医生，本身治病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听不懂病人说的话可能会更可怕。我就报名参加了。
InStyle:什么时候需求最多，你当时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
大力:最多的时候应该是2月中下旬，那时候有很多别的省市的医疗队要到湖北省各市进行帮扶。当时为了这个活动，我需要24小时开机随时待命，因为随时可能有医生需要翻译。尤其是前三天的时候，我大多数时间都在等待，但我也理解这样的等待是有意义的。忽然会觉得，好像我的手机可以做一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时间的流逝有了一点点不一样。
InStyle:你还记得第一次接到翻译电话是什么情况吗？
大力:突然接到电话的时候，其实所有信息都是劈头盖脸而地来的，医生很急、老人很急，所有人都说话很快，需要你迅速进入状态。当时第一个电话打过来，整个过程非常忙乱。医生想要让老人描述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但是老人情绪激动地说的是自己最担心的老伴儿——他的老伴儿在另一家医院隔离治疗，现在他也隔离，分开之后老伴没人照顾。就这样我大致翻译了两句，对方医护就把我挂了，现场基本是没有时间寒暄的。
InStyle:最特别的一次翻译通话是什么样的？
大力:最久的一次，我觉得是医生忘记挂电话了，电话放在那，然后我在那听，没有讲话，我一直在听。那也是湖北省内的一个地方，医院里面很安静，没有我想象中的哭天喊地，就是很安静，小推车的声音，人走过的声音。当时有两种想法，一个是也许他们还需要我，然后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听听医院是什么样的状况。一听就听了两个小时。
InStyle:除此之外，你还参加了其他的志愿者组织是吗？
大力:对的，我当时参加了一个公益组织的活动，叫做IACCR。这个公益组织，是中国人发起的，想要通过联络各国资源，共同抵抗新冠病毒。而且我还在帮扶一些不能回学校的小学生补课。我现在帮一个广州的小学生，他叫子欣，我每周要给他补两次拼音课。他在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弟学校上学，学习很吃力，非常需要有人能够耐心地帮助他。
InStyle:你有想过为什么自己会如此积极地参与这么多公益活动吗？
大力:我觉得，其实是自己想要对抗那种无力感。就是那段时间你不能出门，也不能好好工作，然后全世界都在为你加油。当时我记得加油加得特别花哨，什么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什么煎饼果子给热干面加油。可是加油干什么呢？你不知道。当时就特别想要抓住一些什么，想要找到一些抓手，一些可以去加油的发力点，我觉得志愿者活动就是我的发力点。
InStyle:你如何理解女性力量？
大力:我觉得女性力量就是一种很温柔的力量。但其实和男性力量并没有什么分别，只是由女性发挥力量的时候，会让人更容易接纳，更有亲近的感觉。 比如教我那个小朋友的时候，他可能会因为我是一个大姐姐而更有亲近感，但不管是男老师还是女老师，都可以让他学会发音。女性力量和男性力量一样，都是人的力量，都一样强大。
InStyle:当你回过头来看这一段经历，有一些特别的感悟吗？
大力:我现在非常相信互联网的力量，因为我在疫情期间所做的志愿工作，基本上都是通过互联网达成的。特殊时期，互联网让人与人的交流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如果没有互联网我就不会有这一段志愿经历，所以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3月18日，东航MU9004航班落地武汉，机组要执行一次特别的飞行任务—接47名上海医疗队员返沪。在这架“回家”航班上，乘务长杨妍婷哽咽着用上海话播报：“你们平安归来的灿烂笑脸，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上海想念NA（你们），谢谢NA，阿拉来接NA回去啦!”
这段令人动容的播报视频，在微博#空姐流泪播报接医疗队回家#话题上产生1.5亿阅读。杨妍婷、陈雯、张良、陈艳、倪高平、张瀚文六位女性空乘，圆满完成了这次东航MU9004的飞行任务。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乘务长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客舱经理 乘务一部高级副经理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客舱经理 乘务三部高级副经理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客舱经理 党委工作部宣传主办
InStyle:你们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接到这样一个特别的飞行任务的？
杨妍婷:那天我在东航之家上班，中午大概11:50，当时我刚泡好泡面，准备吃午饭的时候看到工作群里发出通知:12:30有一个航班是接援鄂医疗队回上海，需要报名。当时我立即就报名了，没化妆，头发也没有梳。我当时在公司是穿便服，制服、箱子全部都是临时问同事借的。
InStyle:你当时说了一些特别动人的欢迎词，这是临时想的吗？
杨妍婷:对，其实当时公司给了我稿子，但是到我手上后，我觉得少了一点，可以再增加一些内容。于是我在去的航班上重新改了一下。
InStyle:你们会害怕吗？因为到武汉会有接触，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杨妍婷:接他们回来时没什么，之前送他们去武汉的时候会有些紧张。出任务的乘务员都不和家里说，怕家里人担心。当时第一批接医务人员的航班回来也是需要隔离的，我们飞完整个航班才敢和家里人打电话，让家里人送隔离的生活用品过来。
InStyle: 女性空乘之间会不会有鼓励、叮嘱的话？
杨妍婷:有。我们在去的准备会上和大家都叮嘱过，我们是去接英雄回来的人，首先我们作为女性要有感情的表达，要引起共鸣，表达出感谢之情。还有就是大家在飞这个航班时戴好口罩，做好防护措施，关键还不能让医护人员感觉我们和他们有距离感。当时有一个碰肘的欢迎动作，因为不能拥抱。
张良:出发前我们一直在想怎么样让他们感觉温暖。因为口罩都是白色的，我们就用自己的口红在上面画笑脸、爱心之类的，想从细节上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是期待他们回来的。
Coach棕色皮革短裙
Celine印花系带连身裙
驼色皮质上衣、驼色开衩长裙
InStyle:这次的航班上，最让你有感触的瞬间是什么？
陈雯:看到他们登机的一瞬间，我们的眼泪就屏不住了。因为一开始是要求我们半小时到达单位，我们很着急，匆忙的过程中其实没有时间去停下来考虑自己的感觉。但是一直到上了飞机到达武汉，医护人员上来之后，那种冲击一下就上来了。第一个乘客拿了地面上送给他的花，走到廊桥口时用上海话说“我们回来了，终于又看到你们了”。
张良:当时他们也很激动，而且那时不方便拥抱，所以他们在很远的廊桥口就给我们鞠躬。看到他们很开心，大家都凯旋归来的一瞬间，这种情感控制不了的。虽然大家都戴口罩，但是看到他们的眼神就受不了，包括现在我们说到都会很激动。
杨妍婷:在登机时他们都很兴奋，每个人脸上挂着笑容。我广播后，很多医护人员都哭了，大家也都给我温暖的回应。但是在我们起飞后他们很快都睡着了，他们真的很累，就有一种心总算放下来了的感觉。但是有一个细节，只要我们的餐车一推出来，有一点响声，他们立马全部醒了。可能是当时的环境下养成的习惯，随时随地会睡着，但是只要有声响就立马醒来。条件反射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习惯，所以还是蛮心疼的。
张瀚文:回来时，医护人员非常开心，也主动和我们进行了合影，留影后为了传照片还相互加了微信。结果飞机落地之后第二天一位姓李的医生联系我了，她说:“昨天行李到了，大家第一件事就是找行李上的登机牌。”
这次的登机牌非常特别，上面有我们全体机组的签名。它的航班号比较特殊，叫“凯旋号”，目的地叫“家”，这个是特别为他们定制的登机牌。因为有些医护人员太累了，登机牌没有记得带下去，但是他们觉得登机牌很珍贵，问能不能补发给医护人员。
我说可以的，我去联系。当我把补做的登机牌寄出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次的飞行任务其实远比空中的那一个多小时要长久。
摄影/春雨（医护团队、文咏珊、空乘团队、罗梓涵、钱庄），王海森（吴琪、大力）
发型/Kim（医护团队、空乘团队、罗梓涵、钱庄），Dylan Li（文咏珊），Ren魔（吴琪、大力）
化妆/Kearo M（文咏珊），Joan（医护团队、空乘团队、罗梓涵、钱庄），Ren魔（吴琪、大力）
时装助理/凌丽、牛牛、小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