盱眙第一山国家森林公园

-- 米芾“第一山”题字的翻刻与流传考

摘要：在我国多处名山，都有北宋米芾题“第一山”大字石刻。通过层层追溯，可以发现各地“第一山”石刻都源于盱眙第一山。米芾于北宋绍圣四年（1097）登临盱眙南山，题“第一山”并作诗，南山从此改名。然而，米芾“第一山”题字原刻已毁，盱眙现存碑刻系清代翻刻自福州道山，它与米芾原作其实不尽相同。宋刻米芾“第一山”题字，字径约六七寸，旁题绝句一首。作为米芾榜书代表作，数百年来它屡遭翻刻。各地石刻的共同点是：首先，“第一山”三字被明显放大；其次，删去题诗，仅保留米芾名款；第三，翻刻特别集中地出现在晚明。大量翻刻“第一山”石刻的行为反映了晚明社会风尚和竞相标榜的民族心理，对米芾书迹的保存与传播也有一定作用。

关键字：米芾，盱眙，第一山，石刻，翻刻

中国地域广大山峦众多，其中雄伟峻拔、风景优美的名山也很多。在众多名山中，有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即众山争相标榜“第一”，诸如天下第一山、关东第一山、震旦第一山、佛教第一山、东南第一山、江淮第一山……，不胜枚举，且都有古今名贤题诗、题字为证。更有意思的是，在许多名山胜迹，都能看到北宋书法名家米芾题写的“第一山”大字石刻，而且写法如出一辙。究竟哪座山堪当第一，见仁见智，暂且不去讨论。本文关心的是这些米芾“第一山”题字，从何而来，又为何遍布各地？谁是原刻，谁是翻刻？其中潜藏着怎样的文化现象？由于目前全国任何一处米芾“第一山”石刻，都不是宋代原刻，故米芾“第一山”题字是原创还是集字，最初题于何处，如何流传，颇有探究之必要。

峨眉山“第一山”石刻的由来

四川峨眉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山上古刹万年寺，始建于东晋，山门内有米芾书“第一山”碑（图1），高235厘米，宽95厘米，碑石右上角残缺。字径二至三尺，气势壮观。左侧偏下落款“米芾书”。此碑为乐山市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此碑书法却非米芾为峨眉山所题写，碑阴有楷书题记为证：

……丙午岁，余客江阳，偶约同人散步于土主山，获睹米襄阳先生石刻“第一山”三字。纵横变化，俨有龙跳虎卧之势，遂凝睇久之。则见玉屏列于前，玛瑙峙于后，左右复有湖光荡漾，名曰第一，不诬也！然而沧海曾经难为水，巫山以外不是云。因思峨眉天下秀，释氏称为震旦第一山，诚名实之易位，则南宫妙笔以之坐镇此山，有不叹为观止乎？爰采佳石觅良工，照石刊就，移竖于峨之万年寺。非欲还福于山灵，或山灵不至笑我耳！[1]

落款在碑阳右侧：“□□戊午岁孟夏月念八日，乐邑增生龙田谢文明谨志并书。”

从这段碑记可知，此碑系乐山人谢文明翻刻，时间在某一戊午年孟夏，其来源是江阳土主山“第一山”三字石刻。

江阳即四川富顺县。西汉景帝六年（前151），封赵相苏嘉为江阳侯，在长江与沱江交汇处（今四川泸州市境内）设置江阳县。东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置江阳郡。宋代改名富顺后，一直袭用“江阳”为其别称。如晚明学者钱谦益说：“富顺，故江阳地，今属叙州。”[2]清人段玉裁说：“江阳县，今富顺县，直隶泸州也。”[3]

再说土主山。在中国西南各地，普遍存在着土主崇拜和土主庙，并有定时举办“土主会”的习俗。富顺县西湖西侧、县衙之北有钟秀山，因山上有土主庙（亦名十圣庙），俗称土主山。清康熙年间陈祥裔《蜀都碎事》载：“富顺县治后山上文昌宫，有米元章题第一山三字，字如大轮，遒媚可爱。”[4]道光《富顺县志》载：“米芾第一山三字碑，在钟秀山麓，邑人韦蕃立。”[5]故可以确定江阳土主山即富顺钟秀山，“第一山”碑立于山上文昌宫。

谢文明在峨眉山“第一山”碑记中所说“玉屏列于前，玛瑙峙于后”，“玉屏”当指富顺城南沱江对岸的翠屏山（亦名挂榜山），“玛瑙”即钟秀山后的玛瑙山；“左右复有湖光荡漾”指西湖、少湖分列左右。如果在钟秀山上举目四眺，除少湖已经填没（地名尚在），其馀山水景观与谢文明记述完全符合，确实是“一江环抱三面水，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绝佳美景。

峨眉山“第一山”碑的刻石时间究竟是哪一个戊午年？因谢文明生卒年不详，难以推断。查康熙《峨眉山志》[6]未载此碑，而光绪十七年（1891）刊刻的谭钟岳《峨山图说》所绘万年寺图上有说明文字：“直上又一亭，竖有第一山碑，进圣寿万年寺。”说明这块碑的刻制时间应在康熙之后、光绪十七年之前。

自贡市文化局编《自贡名胜古迹》小册子刊有《富顺“第一山”石碑》文，云“乐山的谢文明又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莅临富顺，见‘第一山’三字‘纵横变化，有龙跳虎跃之势’，拓去刻在峨眉山万年寺之前。”[7]道光二十六年即农历丙午年，这和谢文明碑记中“丙午岁，余客江阳”句是相符的。照此推算，落款“戊午岁”则应是咸丰八年，即公元1858年。

在富顺县钟秀山文昌宫，“第一山”碑作为县级文保单位，已经用玻璃全部罩住。碑身高239厘米，宽111厘米，上有半圆形碑额，通高329厘米。石色深暗，确实年代久远。右侧落款“米芾书”，左侧为“邑人韦蕃立”。韦蕃是富顺本地人，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官至大理寺少卿，天启五年（1625）罢官回乡。前揭《富顺“第一山”石碑》文中说，韦蕃因喜爱米芾书法，自武当山拓回“第一山”三字，刻于钟秀山。

这下情况更加复杂。峨眉山“第一山”碑摹刻自富顺钟秀山，而钟秀山“第一山”碑又摹刻自千里之外的武当山。那么武当山“第一山”碑呢？

武当山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古称太和山，是中国道教名山，道观建筑在明代盛极一时。米芾“第一山”大字碑刻立于明代，晚明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曾经见过它。《徐霞客游记》云：

十三日，骑而南趋，石道平敞。三十里，越一石梁，有溪自西东注，即太和下流入汉者。越桥为迎恩宫，西向。前有碑大书“第一山”三字，乃米襄阳笔，书法飞动，当亦第一。[8]

徐霞客所见这块米芾“第一山”碑，在迎恩宫前。迎恩宫久已不存，其原址位于武当山北麓、石板滩大桥南岸，在古均州城南40里。此宫毁于清朝早期。1968年丹江水库大坝截流后，包括迎恩宫在内的一百多座古建筑遗址俱被水库淹没。据《武当山金石录》云，此碑系“明万历李柏龄刻石”，又注云：“共有两通，一在州南三十五里朝阳洞口侧；一在州南四十里的周府庵内。朝阳洞的佚，今存的一通为周府庵的，现在老营东岳庙内。”[9]。而《武当山志》说米芾“第一山”碑原存朝阳洞，后迁元和观，1987年移至玉虚宫前泰山庙。[10]二者对现存泰山庙（即东岳庙）“第一山”石碑迁自何处说法不一。据笔者实地考察，现存泰山庙的“第一山”碑（图2）决非徐霞客所见碑，而是清代利用一块旧碑石的背面翻刻的。至于明代李柏龄刻石的来源，武当山历史上未有记载。

米芾“第一山”题于盱眙南山

在西岳华山，玉泉院位于“自古华山一条道”的登山起点。在这座著名的全真道观的大殿右侧，也立着一块米芾书“第一山”碑（图3）。碑高210厘米，宽85厘米，平顶。碑石右侧有行书一行：“米芾书。华阴令燕山董盛祚刻。”碑石左下侧有清初陕西名士康乃心（）篆书题记云：“南宫此刻向在盱眙，摹刻于兹永壮名岳。康熙戊辰清明后六日，有莘康乃心太一氏云台观记。”可知此碑系华阴县令董盛祚命人摹刻，立于康熙戊辰年（1688）。在全国各地二十多处米芾“第一山”石刻中，大多不提字迹的来源，唯有华山这块碑石上明确指出“南宫此刻向在盱眙”。

▲图3 华山翻刻碑（杨君摄影）

无独有偶，陕西终南山古楼观台也有米芾“第一山”石刻。赵崡《石墨镌华》云：“宋米芾第一山大字。此刻在盱眙县中，南楼观石乃摹刻耳。纵逸飞动，殊有一夫当关之势。”[11]赵崡是晚明陕西著名学者、金石学家，又是终南山所在地盩厔县人，他说终南山“第一山”石刻摹自盱眙县，必有其据。

盱眙既非名城，也无名山，米芾“第一山”石刻怎么会在此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从盱眙的地理位置说起。今天的江苏盱眙县位于苏北平原、淮河下游，与众多的苏北县城相比无甚特别之处。但在唐宋时代，那可大不一样。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其中通济渠工程，是在洛阳附近引黄河的水，行向东南，进入汴水（今已湮塞），穿过安徽，到泗州注入淮河，从此沟通了黄、淮两大河流的水运（图4）。唐宋时通称其西段为洛水，东段为汴水。汴水、淮水交汇处称为汴口，北侧为泗州（城址在今盱眙县淮河乡地下），南侧为盱眙，两城隔淮相望，相距七里。这里遂成为东南地区水运交通的咽喉要道，上通洛阳、长安，下达淮安、扬州。虽然泗州、盱眙的行政区划和隶属关系经常变动，但它们的繁华在唐宋时代是一以贯之的。绍兴十一年（1141）“绍兴和议”后，宋、金以淮河为界，南宋在盱眙、金国在泗州分别设置榷场，开展边贸活动。双方使臣进出，皆通过此地。

盱眙县城中心有一山，临近淮河，海拔仅百馀米，古名南山。山虽不大，却是历代县治所在。光绪《盱眙县志稿》云：“自此山迆东至斗山，宋以前皆目为南山，以在淮水南也”[12]。其实此山古称“南山”，并不因其在淮河南岸，而是缘于在泗州城南。山上出产都梁香草，当地人称为都梁山[13]；而泗州人因为此山在泗州之南，称之为南山。盱眙县曾经多次为泗州所辖属，人们站在泗州南望，很自然地就把都梁山称为“南山”。如宋人苏轼多次经过泗州并留下诗词，有时称此山为“都梁山”，有时称“南山”。明人李东阳《南山草亭记》云：“泗之盱眙有山焉。南直县，北枕淮，在州之南，故亦曰南山。”[14]他准确地指出这座山的位置，南面是盱眙县治，北面是淮水，在泗州之南，故名南山。而自从康熙十九年（1680）泗州遭遇特大洪水，整个城市连同明祖陵永沉水底，清人已不知南山得名之真正原因。

下面，该说说米芾与盱眙的关系了。米芾（）初名黻，字元章，湖北襄阳人，宣和年间任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官阶不算高，但书法名声很大，朝野皆知，为宋代四大书家之一。米芾因为母亲侍奉英宗皇后，恩荫入仕，先后任职于汴京、浛光、长沙、杭州、雍丘、涟水、无为、淮阳等地，中年以后定居润州丹徒。他一生中多次往来江淮，当然也多次泊舟盱眙，现知留下墨迹的有三次：

绍圣四年（1097），米芾知涟水军（今江苏涟水县），由汴京（今河南开封）经汴水南下就任。这一路上两岸皆平原，无甚风景，至汴口入淮时忽见对岸一山，葱茏奇秀，如翠屏耸峙。米芾精神一振，弃舟上岸，在当地官员陪伴下登山览胜，并作诗一首：“京洛风沙千里还，船头出汴翠屏间。莫论衡霍撞星斗，且是东南第一山。”。此诗后来收入其《宝晋英光集》[15]，题为《题泗滨南山石壁曰第一山》。由诗题可知，米芾明确地知道此山名为“南山”，但他还是要称之为“第一山”。诗中通过“京洛风沙”和汴口“翠屏”的对比，表达出米芾看见此山时的欣喜心情。“衡霍”即湖南衡山和安徽天柱山，在米芾看来，尽管盱眙南山比不上衡山、霍山高耸入云，但它却是东南第一山！

建中靖国元年（1101），米芾任发运司属官，与苏轼同游镇江金山。次年即崇宁元年（1102）二月与陈敏同游盱眙南山，题云“发运使□□□字陈敏米芾崇宁壬午二月同来”，刻在秀岩（图5）。

崇宁五年（1106），米芾三游南山，同游者张大亨，题云“张大亨米芾丙戌岁”（图6），亦刻在秀岩。

其实，泗州、盱眙作为从汴京通向东南各省的水路必经之地，米芾经过这里远不止这三次。他先后游历了盱眙各处名胜，赋诗十首，合称《都梁十景诗》。米芾还为盱眙书《绣岩堂碑》，见载于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

米芾称盱眙南山为“第一山”，是否得到世人的认可呢？根据现存盱眙第一山题刻中的若干宋人题名，答案是肯定的。米芾首次游南山并题诗，时在绍圣四年（1097）。在此之前的元丰七年（1084）苏轼填词《行香子·与泗守游南山》称作南山，而在此之后的靖康元年（1126）《高元亮等题名》即已改称第一山，其馀如“□子副等题名”（年份不详）、《王尚之等题名》（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张釜等题名》（南宋庆元二年，1196）均称“第一山”，而南山之名从此几乎废弃。可见南山改称“第一山”确实发生在北宋末年，即米芾题字之后。米芾题字题诗不但改变了盱眙此山的名称，而且成为这一方山水之灵魂。

在盱眙第一山题刻最集中的秀岩，至今保存着宋代以来大量摩崖石刻，除了苏轼《行香子》、米芾两次题名，还有宰相蔡京及文学家贺铸、杨万里等名人题刻。这是由于，南宋时淮河是宋、金两国边界，“时聘使往来，旁午于道。凡过盱眙，例游第一山，酌玻璃泉，题诗石壁，以纪岁月。遂成故事，镌刻题名几满。”[16]地处南宋边境的第一山，竟成了北望故国的名山，题咏累累，如杨万里“第一山头第一亭，闻名未到负平生”[17]、阎苍舒“要渠天下无双手，题作东南第一山”、王渥“亭耸东南第一山，登临身在白云间”、颜师鲁“闻说淮南第一山，老来方此凭栏干”、蔡戡“自古东南第一山，于今无异玉门关”[18]。南宋陆游在《盱眙军翠屏堂记》说，诸多名闻天下的边郡胜迹，都不能与淮水、南山相比，并叹曰：“我之文不足称也！”[19]

米芾“第一山”题字的本来面目

前文说过，米芾于1097年、1102年、1106年三次游览盱眙南山并留下题刻。在今天的盱眙第一山秀岩，仅见米芾后两次游览留下的题名石刻，而无“第一山”题字、题诗石刻。山上所立“第一山”碑（图7）是清代重刻，高245厘米，宽97厘米，面向淮河。在落款“米芾书”三字左侧，还有楷书两行：

米元章名此山，勒书于石，兵焚其碑。吾乡先达曾摹勒于道山，世传为簪花家法。今创第一山亭，因吾乡墨拓复钩勒石亭中。此山之灵应珍重保护为镇也。乾隆十年九月晋安郭起元记。道光甲辰孟冬月邑人汪云佺重刻。[20]

▲图7 盱眙第一山翻刻碑

这段文字非常重要，透露出多重信息：首先，肯定米芾题字刻石的真实性，并说明原刻石已毁于兵火；其次，道山曾经摹勒“第一山”石刻；第三，乾隆十年（1745）道山“第一山”石刻被翻刻回盱眙，时任盱眙知县的福州人郭起元是其中关键人物；第四，现存碑刻为汪云佺于道光甲辰（1844）依据郭起元刻石再次摹刻。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幸与不幸。如果没有郭起元，盱眙“第一山”石刻不会这么顺利地“失而复得”。如果没有汪云佺，这块石碑的故事可能再次中断，郭起元的努力也付诸东流，无人得知。

道山现名乌山，在福州市区内。乾隆《福州府志》载：“第一山，径二尺，米芾书，镌天皇岭。”[21]《榕城考古略》载：“县治之南有径达天王崎（俗称天王岭，乌山之麓也）……东有委巷，俗称第一山，内有鳞次台（有小阜，多奇石，登其巅望城中，屋次鳞鳞，故名其台。石上刻米芾第一山三字）。”[22]《福建金石志》载：“第一山，米芾书。在侯官乌石山。陈《略》云：行书三尺，在鳞次台，款行书二寸。此书由他处摹来者，虽属传刻，究系宋人之笔。其摹刻者，则不知何时矣。”[23]天皇岭“第一山”石刻仍存（图8），高216厘米，宽132厘米。虽无落款，但书法风格明显出自米芾之手，笔迹与盱眙现存“第一山”碑完全一致。但是，这是不是米芾“第一山”题字的原样呢？

▲图8 福州乌山翻刻（柯学刃摄影）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笔者发现，米芾“第一山”石刻在历史上存在两种版本，以及两种尺寸。孰真孰假，还需详加考察。

先说版本问题。现存各地的米芾“第一山”石刻，都是三个大字加落款“米芾书”的形式。三个大字的结构、笔法高度近似，稍稍对比一下，不难发现其相同点甚多，尤其是细节上存在着难以复制的相同，如：①“第”字第一、二笔用牵丝连接；②“一”字横画上边缘有根细线，显然是因溢出的一丝笔毫所致。这是偶然效果，绝不可能重复。这两个细节足以说明遍布各地的米芾“第一山”石刻，都是出自同一版本。（当然，各地“第一山”石刻也存在一些不同点，比如三个字的间距不尽相同，这是由于摹勒上石时挪动了字的位置；又如“第”字末笔撇画，有的是飞白，有的是实笔，这是因为有些刻工忽略飞白以降低工作难度。）但在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卷八中，他记载了两处“第一山”石刻：“瑞石山第一山三字”和“第一山三字并诗”，分别位于杭州吴山和盱眙第一山[24]。全国各地“第一山”石刻甚多，他只记载两处，显然是不周全的。但其中关键的信息在于，他记载了三大字版本之外的另一种版本，是“第一山三字并诗”。而现在世间所有“第一山”石刻均无诗，为什么？

从文献记载来看，米芾“第一山”题字石刻最早著录于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淮北之地平夷，自京师至汴口并无山，惟隔淮方有南山。米元章名其山为第一山。有诗云：京洛风尘千里还，船头出没翠屏间。莫能衡霍撞星斗，且是东南第一山。此诗刻在南山石崖上。石崖之侧，有东坡《行香子》词……余倾居泗上，皆打得此二碑，至今尚存。[25]

胡仔的记录极为准确。1982年盱眙县文物工作者就是根据胡仔对苏轼《行香子》石刻的记载，从布满荆棘的崖壁上找到了这块湮没无闻数百年的残损石刻。文中所谓“南山石崖”，就是山腰处一段宽约二十米、高七八米的垂直崖壁，名为秀岩，其上密布宋代以来历朝题刻。秀岩石刻总体保存完好，现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惟南面一段在“文革”中因部队建营房开山取石而被炸毁。苏轼《行香子》石刻位于秀岩南侧，与其相距不远的米芾“第一山”石刻既已不存，当在其南端被炸毁的崖壁上。

《四库全书》所收北宋朱长文《墨池编》载：“宋第一山三大字，米芾行书，在盱眙。”[26]米芾初次登临盱眙第一山并题诗是在绍圣四年（1097），次年朱长文卒，米芾为其书墓表。这则看似非常重要的材料，可惜是后人增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又此本碑刻门末载宋碑九十二通、元碑四十四通、明碑一百十九通，皆明万历中重刊时所增。”[27]显然，这只能作为明代的史料了。

明代关于盱眙“第一山”石刻的记载较多，且说明了石刻的具体方位。如明初郑真《荥阳外史集》：“初九日早到盱眙……米元章第一山真刻，远近传模。”[28]《明一统志》：“第一山，在盱眙县治东，其下有石刻宋米芾书第一山三大字。”[29]成化《中都志》“盱眙县”条：“第一山，《方舆胜览》云在郡东，一名南山。今县治坐山是也。厅东壁中有石刻米芾书第一山三大字。”[30]

以上记载除了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此诗刻在……”，为何各种明代记载只说“三大字”而未言及诗？米芾“第一山三大字”与“第一山诗”是一件石刻还是两件石刻？清嘉庆年间，著名金石学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道出其中原委：“盱眙县玻璃泉有米元章书第一山三大字，傍题绝句云：京洛风沙千里还，船头出汴翠屏间。莫论衡霍撞星斗，且是东南第一山。此初刻也。厥后好事者钩摹三大字刻之他所，世遂不知此山之在盱眙矣。”[31]他明确指出“第一山三大字，傍题绝句”是初刻。即米芾题字的真相，是既有第一山三大字，又有题诗的。

这并不是孤证。清人翁方纲有诗《题米书盱眙第一山石刻，即用其韵三首》[32]，既步“其韵”，可见他所题的“第一山”石刻拓片也是有诗的。

▲图9 米芾 题第一山大字并诗 旧拓 国家图书馆藏

据此检索，符合“第一山三大字，傍题绝句”这一特征的米芾石刻拓片，仅见载于《米芾的书法艺术》[33]书中（图9）。“第一山”三大字居中，左右各有小字行书两行，文曰“京洛风尘千里还，船头出汴翠屏间。莫论衡霍冲星斗，且是东南第一山。米芾书。”除个别字差异，其余与钱大昕的描述相符。从图片来看，精湛的刻工以及石刻的风化状态，皆与盱眙现存《陈敏米芾题名》、《张大亨米芾题名》非常相似。鉴于此“第一山”拓片书法出自米芾，又系旧拓，虽与现存各地“第一山”石刻完全不同，却恰好验证了钱大昕、翁方纲两位金石学家的记载，故笔者认为这正是米芾“第一山”题字题诗原刻的真相！

遗憾的是，《米芾的书法艺术》书中未标注拓片的藏地及尺寸[34]。而各地翻刻的米芾“第一山”题字大小不一，字径有的二尺，有的三尺。那么米芾题字的原始尺寸到底是多大？

让我们先从明清文献中屡屡提及的“第一山三大字”入手，来看古人对“大字”的理解。大字、小字是相对概念，超过常规尺寸的字，就被称为大字。先秦时代的甲骨文、金文、简牍字径大多在一厘米左右，北朝墓志、南朝信札字径多在二三厘米，随着毛笔、纸张、刻碑等工艺技术的进步，到初唐时，欧阳询《九成宫碑》、虞世南《孔子庙堂碑》都是寸方楷书，及至中唐，颜真卿楷书字径多为五六厘米，即接近两寸（唐宋时代一寸约合3.0厘米）。而颜真卿《乞御书天下放生池碑额表》云：“缘前书点画稍细，恐不堪经久，臣今谨据石擘窠大书一本。”[35]这件“擘窠大书”的《放生池残碑》，字径约三寸。因而得知，颜真卿楷书的常规字径是两寸以内，字径三寸以上即为大字。

宋代制笔工艺进一步发展，使五六寸乃至尺馀大字可以轻松完成。周密《志雅堂杂钞》：“癸巳十一月十一夜，赵小山孟林以四川绢幛一幅来观，乃高宗大字书《古柏行》，字大五寸，后有御书之宝玺。”[36]宋高宗《翰墨志》：“晚年得趣，横斜平直随意所适。至作尺馀大字，肆笔皆成，每不介意。”[37]黄庭坚《论作字》：“大字无过瘗鹤铭。”[38]《瘗鹤铭》是南朝刻石，字径约五寸。看来字径五寸即被宋人认为是大字，当无疑问。

从书迹实物来看，唐代名家墨迹传世绝少，字迹较大者有李白《上阳台帖》，字径约三寸；唐人石刻大字以湖南浯溪摩崖为例，除颜真卿《大唐中兴颂》字径近五寸以外，传为袁滋、瞿令问、季康所书的三件篆书，字径均在三至五寸之间。宋人墨迹传世较多，其中大字作品如米芾《多景楼诗》（图10）、《吴江舟中诗》，吴琚《行书蔡襄七绝》等，字径五六寸；黄庭坚《牛口庄题名卷》，字径八寸，为宋人大字的极品。米芾现存于盱眙第一山的两次题名，以及文献所载的别处题名[39]，字径也多为四至七寸。但要说像今天各地“第一山”石刻字径二三尺的大字，不但未见米芾有这样的事迹，整个宋代书法史上也没有类似的记载。“尺馀大字”书法的真正流行，是在明代以后。一方面由于富人建房追求高大奢侈，而产生了对大字匾额、楹联、巨轴的广泛需求；另一方面因人类旅游活动频繁，在名山胜迹题字刻石渐成风气，也为超级大字提供了施展空间。

既然在宋人看来，字径五寸以上直至尺馀都被称为大字，那么米芾“第一山”三大字原刻究竟是多大呢？在明人书画著录中有两则记载，提供了答案。一则见于项元汴《蕉窗九录》：“第一山。米芾行书，字方六七寸。”[40]另一则见于屠隆《考槃馀事》：“第一山。米芾行书，字方六七寸，奇伟秀丽，在直隶凤阳府盱眙县。”[41]这两位都是明代文艺史上了不起的人物，精于鉴赏。第一山题字拓片能入其法眼并作著录，定是宋代原刻，而不至于是翻刻。“字方六七寸”，当无疑义。

综上所述，米芾题“第一山”石刻的真相，应是“第一山三大字，傍题绝句”的版本；字径六七寸；石刻位于秀岩苏轼《行香子》石刻南侧。

光绪《盱眙县志稿》云：“又按《乾隆志》第一山碑注云：县堂东壁宋米芾行书三大字，径一尺有五寸。其阴三行书第一山，径可五寸，旁小行书第一山诗。明崇祯年间废于兵火。”[42]这是一块两面刻字的石碑，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载“此诗刻在南山石崖上”明显不符。其中疑问，留待后文再表。

在书史上，米芾以擅写大字著称。其在《海岳名言》中，多次论及大字、小字书写要领的不同，并十分自得。如：“世人多写大字时，用力捉笔，字愈无筋骨神气，作圆笔头如蒸饼，大可鄙笑。要须如小字，锋势备全，都无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实得之。榜字固已满世，自有识者知之。”[43]确实，对米芾“第一山”大字题刻的书法价值，许多书法名家都给予极高评价，认为它是米芾榜书代表作。明代董其昌说：“若米老所云大字如小字、小字如大字，则以势为主，差近笔法。今榜书如米老之‘宝藏’[44]、‘第一山’，吴琚之‘天下第一江山’[45]，皆赵承旨之上，虽颜鲁公犹当让席。”[46]近人沙孟海认为：“米老题榜，最著名者安徽盱眙‘第一山’三大字摩崖石刻……确实气度雍容，运笔如小字。”[47]

米芾“第一山”石刻的变异

书迹一旦刻石，便开始了它的传播过程。尤其是文学名篇经名家书写，往往捶拓无虚日，流传广泛，甚至衍生出众多翻刻。例如欧阳修《醉翁亭记》在北宋时三度书丹刻石，尤以苏轼所书影响最大，“流布世间，殆家有之，亭名遂闻于天下”[48]。即便此石刻遭人为毁坏，一旦党禁松弛，又获重刻。石刻复制的案例还有很多，有的是原石已毁，复制以延续生命；有的是原石尚在，复制以供捶拓；还有的是复制于别处，为景观增色。例如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摩崖原在湖南浯溪，而在四川剑阁、资中，江西庐山都有翻刻。朱熹《赠张栻诗二首》，吴大澂任广东巡抚时刻于广东，任湖南巡抚时复刻于岳麓书院。然而古往今来，恐怕没有任何书迹能够像米芾题“第一山”这样广泛翻刻于名山，其传播力之强是空前的，影响力之久也是空前的。

各地翻刻的米芾“第一山”石刻甚多，除前述峨眉山、钟秀山、武当山、华山、终南山、福州乌山外，较有名的还有以下这些：

江西庐山“第一山”摩崖（图11）：在秀峰龙潭南侧的石壁上。明初王祎《开先寺观瀑布记》：“峡石上刻青玉峡及第一山，字大二尺，米芾书也。”[49]清毛德琦《庐山志》：“宋米芾第一山三大字。”[50]

杭州吴山“第一山”摩崖（图12）：在紫阳山宝成寺外石壁上，明万历年间姜召刻。明陈继儒《妮古录》：“紫阳山下，有米南宫大书第一山三字于石壁。”[51]清倪涛《六艺之一录》：“第一山三大字，在紫阳山。第一山，行书，字径三尺。”[52]梁诗正《西湖志纂》：“吴山最高处名紫阳山，亦名瑞石山。上有宋米芾书第一山石刻存焉。”[53]

▲图12 杭州吴山翻刻

福建泉州清源山“第一山”摩崖：明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上：“清源山在郡北三里许……其东有妙觉岩，石上刻第一山，是米元章行书。”[54]道光《晋江县志》载：“又东为妙觉岩，在倒旗峰下，下有亭。匾曰第一山，摹米元章书刻石，亭今废。”[55]

河南嵩山“第一山”碑刻（图13）：在少林寺。乾隆《少林寺志》：“第一山碑，在山门内左墀，米芾书。”[56]

江苏南通狼山“第一山”摩崖：张玉书《佩文韵府》：“米芾书第一山三字，在狼山之阳。”[57]

安徽当涂青山“第一山”摩崖：乾隆《江南通志》：“宋米芾书第一山碑在山麓。”[58]

山东泰山“第一山”碑刻（图14）：原在东阿镇少岱山，1950年代运至岱庙，后佚。1964年依拓片重刻，立于岱庙。

如此众多的名山竞相摹刻米芾“第一山”题字，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为了强调米芾所题“第一山”就是本山，有些地方不惜编造离奇的民间故事来说明米芾题字的真实性。其实上述各处“第一山”石刻的年代均为明清时期，最早的是庐山“第一山”石刻，因为王祎在《开先寺观瀑布记》文中提到它。王祎（）是元末明初著名学者，与宋濂同为《元史》总裁，洪武六年（1373）被蒙古人杀害。所以庐山“第一山”石刻的年代下限为明初，当然也有可能刻于元代。

另有一则材料可知米芾“第一山”题字，在元代已经流传出去。元人陆友《研北杂志》记载，“晋陵富人承氏子，家有奇石，旧刻米老六字云‘第一山，米芾识’。”[59]一般来说，书迹拓片的流传，首先是在文人、官员圈子，随后才能溢出到商贾阶层。富人家有米芾题字刻之奇石，置之庭院，说明“第一山”拓片早已流出盱眙。

从米芾“第一山”石刻的传播情况中，可以概括出以下共同点：

首先，“第一山”三字被明显放大。米芾原刻应当是“字方六七寸”，但翻刻之后，无一例外地将字径放大到两尺以上；

其次，翻刻时无一例外地删去了米芾《题泗滨南山石壁曰第一山》诗，仅保留其名款；

第三，从时间上看，翻刻现象特别集中地出现在晚明（参见附表）。

导致前两个现象的原因显而易见，对第三个现象怎么来解释呢？我在曾任盱眙县令的明人钱琦[60]《钱临江先生集》发现一则材料，至关重要。其“跋米南宫草帖”条云：

米南宫书第一山三字，系之以诗。书法遒劲得自李北海，诗复苍雅，若为兹山传神。旧刻在盱眙署中，览者殊不易得。余命工重摹勒片石，使传布于世，庶几韵人墨客得共睹名迹。[61]

这则材料的意义在于：第一，它确认了米芾原刻尚在，为“第一山三字，系之以诗”，与宋人胡仔，清人钱大昕、孙星衍、翁方纲的记载构成完整的证据链；第二，它指出因为旧刻在县衙中，一般人看不到、拓不到，所以拓片流传不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它告诉我们，钱琦任盱眙县令时为便于米芾书迹流传，命人复制了一块石刻，以供捶拓。

联系乾隆《盱眙县志》“县堂东壁宋米芾行书三大字，径一尺有五寸。其阴三行书第一山，径可五寸，旁小行书第一山诗。明崇祯年间废于兵火”的记载，可以确信，这正是钱琦翻刻的“第一山”碑！碑阴与原刻一致，存其旧貌；碑阳则将“第一山”三字放大至字径一尺五寸，更为夺目。晚明各地大量出现的米芾“第一山”石刻，很可能都是根据翻刻碑的碑阳拓片勒石的。

就在钱琦死后百年，盱眙第一山遭兵焚厄运。顺治二年（1645）清军进入江淮流域，在扬州、江阴等地都发生了激烈的对抗和惨痛杀戮。盱眙、泗州临淮河天险，第一山又是县衙所在地，在抗清斗争中县衙遭到焚毁，累及无辜石刻。至乾隆十年（1745）盱眙县令郭起元重刻“第一山”碑时，米芾题“第一山”原刻及钱琦翻刻久已不存。想那米芾“第一山”石刻历来为盱眙官员珍视，观看、捶拓都受到限制，若非改朝换代的无情战火，焉能灰飞烟灭？

郭起元将道山石刻翻刻回盱眙，确为一方山川增色。道光十三年（1833），两江总督陶澍《登盱眙远眺作歌示兰卿》云：“米老……遂以第一山大书特书镌之碑，至今过者莫不仰首而窃窥。”[62]

各地大量翻刻“第一山”石刻的行为，首先反映了晚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旅游活动的频繁，官员、文人纷纷为名山题刻以志不朽。其次，这也流露出好标榜争雄、狐假虎威、自增身价的民族心理。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说，各地擅自摹刻米芾“第一山”，对盱眙第一山是不公平的。翁方纲《题（庐山）漱玉亭》诗云：“米迹争摹第一山，戞撞星斗弄潺湲。小亭底惜镌栏柱，轻唾支机钓石湾。”[63]他对各地争相摹刻“第一山”的做法进行调侃：米芾不是说“莫论横霍撞星斗，且是东南第一山”嘛，这么多名山都标榜是第一山，岂不都争着去撞星斗了？

从书迹保存的角度看，石刻毕竟不能永久，在没有照相术的古代，石刻翻刻好比墨迹钩摹，通过制作副本变相延长了原作的寿命，扩大了原作的传播范围，故对翻刻也不能完全否定。不但县令钱琦对米芾“第一山”石刻的传播有其贡献，即如福州道山的翻刻，在盱眙原刻损毁后居然成为重刻的母本。一块石刻，成为异地文化交流和互动的实例。

就在盱眙，还有一个石刻被翻刻回原址的例子。苏州府衙中原有白居易题“木兰堂”额，道光十九年（1839）盱眙人汪云任任苏州知府时，命人摹勒刻石，带回盱眙，置于汪家花园。“及庚辛之乱[64]，郡斋无恙，而是额失焉。同治十一年李薇生太守复从盱眙汪氏乞得拓片，摹刻以存其旧。”[65]假使没有汪云任的翻刻，苏州府衙的“木兰堂”额就不会重现了。

[1]李先定：《峨眉山万年寺第一山碑》，见《峨眉文史》第三集，四川峨眉县政协文史委编印，第144-145页。

[2]（明）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七十一，明崇祯本。

[3]（清）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七，清嘉庆十九年刻本。

[4]（清）陈祥裔：《蜀都碎事》卷三，清康熙漱雪轩刻本。

[5]（清）黄靖图：《富顺县志》卷三十六《金石志》，道光七年刻本。

[6]（清）蒋超：《峨眉山志》，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

[7]《自贡名胜古迹》，自贡市文化局编印，1988，第43页。

[8]（明）徐霞客：《徐霞客游记》游太和山日记，清嘉庆十三年叶廷甲增校本。

[9]张华鹏等：《武当山金石录》第三卷，丹江口市文化局内部图书，1990，102-103页。

[10]武当山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当山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第181页。

[11]（明）赵崡：《石墨镌华》卷六，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12]光绪《盱眙县志稿》卷二，《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58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13]苏轼《泗州南山监仓萧渊东轩二首》有“偶随樵父采都梁”之句，自注“南山名都梁山，山出都梁香故也。”见《苏轼诗集》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1297页。

[14]（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卷三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北宋）米芾：《宝晋英光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北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明正德刻本。

[17]（北宋）杨万里：《诚斋集》卷二十七，四部丛刊影宋写本。

[18]（南宋）王象之：《舆地记胜》卷四十五，清影宋钞本。

[19]（南宋）陆游：《陆游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2166页。

[20]《淮安金石录》编纂委员会编：《淮安金石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173页。

[21]乾隆《福州府志》卷七十三，清乾隆十九年刊本。

[22]（清）林枫：《榕城考古略》卷中，官桂铨、官大梁标点，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刊印，1980，第40页。

[23]福建通志局：《福建金石志》卷二十二。

[24]（清）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卷八，清嘉庆七年刻本。

[25]（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第274页。

[26]（北宋）朱长文：《墨池编》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1487页。

[28]（明）郑真：《荥阳外史集》卷九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明）李贤，等：《明一统志》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明）柳瑛：《中都志》卷二，明弘治刻本。

[31]（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清嘉庆刻本。

[32]（清）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三十四，清刻本。

[33]沈鹏编：《米芾的书法艺术》，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第35页。

[34]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米芾“第一山”石刻拓片，纵60厘米，横36厘米。虽未曾见到，但笔者猜测就是《米芾的书法艺术》收录的这件。

[35]（唐）颜真卿：《颜鲁公文集》卷一，清三长物斋丛书本。

[36]（南宋）周密：《志雅堂杂钞》卷上，清粤雅堂丛书本。

[37]（南宋）赵构：《翰墨志》，明百川学海本。

[38]（北宋）黄庭坚：《山谷别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如《江苏通志稿》金石志九载：“米元章等题名，在阳湖文明寺。拓本高三尺一寸，广二尺。行书三行，行五字，字径七寸。”

[40]（明）项元汴：《蕉窗九录》，清学海类编本。

[41]（明）屠隆：《考槃馀事》卷一，明陈眉公订正秘笈本。

[42]光绪《盱眙县志稿》卷十三，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58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43]（北宋）米芾：《米芾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204页。

[44]（明）陈继儒：《妮古录》卷二云：“米南宫墨池二大字，有宝藏二大字，傍题书学博士米芾书，在无为州。”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1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

[45]此刻在镇江甘露寺，明《京口三山志》、袁中道《珂雪斋集》俱载。现刻石为清康熙年间（1665年）由镇江府通判程康庄临摹勒石。

[46]（明）董其昌：《容台别集》卷二，明崇祯三年董庭刻本。

[47]沙孟海：《海岳名言注释》，见《沙孟海论书丛稿》，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第143页。

[48]（南宋）徐度：《却扫编》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147页。

[49]（明）王祎：《王忠文公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0]（清）毛德琦：《庐山志》卷五，清康熙五十九年顺德堂刻本。

[51]（明）陈继儒：《妮古录》卷一，明宝颜堂秘笈本。

[52]（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一百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3]（清）梁诗正：《西湖志纂》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4]（明）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上，明宝颜堂秘笈本。

[55]（清）周学曾，等纂：《晋江县志》卷四《山川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25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56]郑州市图书馆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嵩岳文献丛刊》第四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57]（清）张玉书：《佩文韵府》卷一零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8]乾隆《江南通志》卷十七《舆地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9]（元）陆友：《研北杂志》卷下，明宝颜堂秘笈本。

[60]钱琦（）字公良，浙江海盐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正德六年至八年（）知盱眙县。后任刑部郎中、临江知府。工诗文，撰有《东畲集》十四卷。《临江府志》有传。

[61]（明）钱琦：《钱临江先生集》，明万历三十二年钱蘥刻本。

[62]秦士芝，陈琳主编：《第一山题刻选》（盱眙文史资料第十二辑），政协盱眙县文史资料委员会刊印，第56页。

[63]（清）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三十四，清刻本。

[64]庚、辛指庚申（1860）、辛酉（1861），为太平天国战争期间。

[65]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五，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顾工，1973年生，祖籍江苏淮安，长于盱眙。东南大学文学博士，清华大学艺术学博士后。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西泠印社社员、文博研究馆员、一级美术师、（全国）教育书画协会篆刻艺术分会副会长、江苏省篆刻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书协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供职于苏州美术馆。作品曾获“世界华人书画展”书法金奖、全国第十届书学讨论会优秀论文、“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