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话：朝鲜战争中美军是否过使用生物武器，已经成了历史的谜团，数十年来有关各方争论不休，已经从军事、历史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但若干年来，美国方面对此一直矢口否认，反而声称这是中朝方面的污蔑。
本文为两位加拿大作者所写，这两位教授曾经出版过一本名为《美国与生物战：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 The United States and Biological Warfare: secrets of the Early Cold War and Korea）的著作，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确实使用过生物武器。本人翻译该文，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认同其观点。
1952年我前往中国，希望评估对细菌战的说法。由于没有得到任何相关的证据，我并不相信中国官方对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论断。在我回国之后，接替我担任澳大利亚对外事务部常务负责人的阿兰·瓦特（Alan Watt）告诉我说，根据我的公开声明，他曾经向华盛顿方面质询此事，得到的回复是，美国确实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武器，但仅限于实验目的。
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政府最为严密保守的国家机密之一，就是在朝鲜战争期间实施大规模生物武器的战地试验。
美国当局对此事严格保密其实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正如一位美国著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有证据证明美国参与了细菌战，那么在大多数国家眼中，这等于美国犯下了一桩严重的国际战争罪行。【2】承认这一事实将对美国政府和国家的威信造成难以容忍的打击，因为许多美国公民相信，美国是道德楷模和维护人权的领导者。
在过去的几年里，一些美国学者和记者出面强调，美国政府否认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生物武器。 在这方面较为引人注目的撰文者包括美国陆军战略研究所军事战略学教授康拉德·克兰（Conrad Crane）上校，马里兰大学的米尔顿·利滕贝格（Milton Leitenberg）和哈佛大学化学与生物武器学术专题研讨会成员约翰·艾利斯·范·考兰特·穆恩（John Ellis van Courtland
Moon）。【3】他们为了捍卫美国武装部队的声誉，声称批评者杜撰了一整套错综复杂的证据和虚假信息，指责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
他们认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武装部队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实施朝鲜和中国政府在1952年所宣称的进攻性生物武器作战。此外，据称美国的政策也是禁止武装部队使用生物武器，除非对方首先使用而进行报复。【4】本文的目的是根据笔者所进行的研究，探讨这些主张和论点是否准确。 笔者最近的著作《美国与生物战：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 The United States and Biological
Warfare: secrets of the Early Cold War and Korea）。【5】已经给出了结论，即美国确实对亚洲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生物武器战场试验，更多的证据证明情况确实如此。考虑到一些反对者的观点，我们将由浅入深的探讨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相关重要线索之一，就是美国政府精心设计的谎言，以便在朝鲜战争期间能够振振有词的否认使用过生物武器，尽量减少、掩盖或消除与其生物战计划有关的罪证。
）。该计划的大部分细节现在仍然是保密的，而这个计划的一个特征是，有关使用生物武器的信息对美国国务卿是保密的。通过这种方式，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就可以公开否认任何有关使用生物武器的指控。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1952年3月4日就曾公开否认过类似的指控。【6】
然后，在1952年春天，美国多次提出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或世界卫生组织组建一个“公正的调查委员会”，让这个委员会自由的调查细菌战的有关指控。 由于这两个组织当时都是西方主导的，美国国务院认为中朝方面应该不会接受这个提议，而新近发布的文件则显示，美国国防部决定，一旦中朝方面接受这个建议，那么就会暗中授权时任远东美军司令的李奇微将军拒绝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查阅任何具体的档案资料。
同时，美国代表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则在联合国公开宣布，美国将遵循开放的政策，他公开声称美国不会隐瞒相关的事务而在对中朝方面进行诽谤时，科恩拒绝允许中朝代表到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申诉。
国防部告诉科恩，应该声明说“美国不打算使用细菌武器，即使是在朝鲜也是不可能的”。【7】即使是持中立态度的人，也很难解释杜鲁门政府如此行为背后的策略，以及是否在国际安全领域确实秉持着所谓开放的原则。
而朝鲜战争时代，美国军方掩盖事实的行为还包括销毁了陆军生化部队的档案。美国陆军生化部队是隶属于美国武装部队的兵种，专门负责制造和供应生物武器。而远东司令部在将档案文件移交给国家档案馆的时候，特别强调，部分文件应始终列入秘密级或绝密级。军方强调保密不得对公众公开的档案项目包括：军事行动的政策、计划以及对特殊目标采取进攻性部署的生物武器……有确定学名和/或描述特征的特定生物制剂或已被标准化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有毒衍生物制剂。
目前民政部门手中没有任何相关的资料。1956年陆军从国家档案馆取回了关于生化部队的材料。根据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管理者的说法，在13年后陆军将档案归还给国家档案馆的时候，有很多材料已经被剔除并销毁。其中一个例子是远东司令部关于生物武器作战的遗失文件。1952年春，相关卷宗总共有25卷；经过筛选销毁后只剩下6卷，而剩余的都是防御性生物武器或者是诸如防毒面具之类的材料。【8】
那么通过合理的推论可以得出，很显然远东司令部有关进攻性生物武器的材料已经根据命令被销毁了。
当军队代表出席1977年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听证会时，军方通过在公共媒体方面的动作，试图转移公众注意力，以免其过度关注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生物武器计划的真实范围和意图。听证会由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主持，主题就是美国的生物战计划。而乔治·A·卡鲁斯（George A.
Carruth）在向委员会报告的过程中，故意将朝鲜战争期间用于生物战的资金压缩到一个较低的数字，声称美国没有进攻性生物战计划或能力，同时生物武器只是用于报复，从而在这个问题上误导了国会和美国民众。【9】从始至终，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在生物武器的问题上都遵循着似是而非的推诿风格。194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中情局局长威廉·E·科尔比提出了这一原则，也就是说美国可以否认某些事情，并且如果不能被明白无误地证明否认就等于说谎，那么美国政府就可以按照这样的准则行事。【10】换句话说，美国政府的人员和机构可以撒谎、欺诈、做出任何令人嫌恶、不法或邪恶之事，前提是只需要能够成功的洗脱自己，并且和政府摆脱干系。在这样的指导原则下，鉴于这些官方的指导方针，如果必要的话，美军以精心编制的虚假信息和手段掩盖使用进攻性生物武器的绝密事件，似乎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1946年到1950年间，经过一系列研究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生物武器可能起到几个方面的作用：削弱敌军士气、在进攻之前动摇敌军的阵地、隔绝战场、封锁等，特别是在敌集结地域或者是其向前线开进的有效交通网络中使用，效果会更好。参联会的观点是美国必须迅速获得强大的生物武器进攻能力。参联会希望在1954年以前就制定一份标准化的生物武器系统作战计划，以应对和苏联以及中国可能爆发的战争。【11】
为此美国军方在1951年到1953年制定了生物武器作战应急计划，增加了相关拨款，并且强调战略和战术生物武器应平衡发展，秘密使用。
尽管美军在生物武器的发展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但令美军将领失望的是，进展并不能尽如人意。1952年9月，美国军方不得不向政府报告，未能部署同时满足高效、稳定、可行、易于撒布、低成本、可制造传染病的生物武器。一年之后，也就是朝鲜战争结束之际，美国军方得出结论，在过去的两年中证明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原先的目标过于乐观。【12】
尽管结果不尽如人意，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军方一无所获，更不意味着美军没有能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战武器。早在1950年2月，美军生化部队负责生物武器项目的威廉·克里希（William Creasy）准将就曾经向国防部报告，目前已经有三种基于最先进的生物武器（M33/M114型500磅浮质弹（aerosol
bomb），原型为子母弹）已经完成实验，而且可以维持3个月的武器供应，足以在超过90平方英里的地域每4天布撒一次。【13】 克里希对于在偏远战区部署使用并供应生物武器的能力过于乐观。尽管如此，这份报告仍然暗示美军有能力在朝鲜战争中在有限的地域对生物武器进行战场试验。
（M33集束炸弹和M114子弹）
1950年10月，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军的生物武器计划更进一步。除了标准的猪布氏杆菌应用于M33型子母弹之后，美军又进一步开发了4种生物武器战剂（炭疽、兔热病、腹股沟腺炎、肉毒梭状芽孢杆菌）和2种大规模杀伤战剂，这些武器可以在现有的工厂或计划建设的工厂中进行生产。截止到1951年夏，美军生物战部门和兵种在克服了与常规武器研发进程存在的种种冲突之后，终于还是按照预定的测试和生产计划，生产了一批生物战剂，并且迅速进入生产和部署阶段。
围绕昆虫载体和弹药的开发，美军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来传播传染病。一枚标准的生物武器炸弹为500磅。宣传弹（M16 或 M115/E73R）也可以改装为生物战炸弹（也被称为“鸡毛弹”，因为使用火鸡的羽毛作为病原体载体），这种武器可以大规模传播病菌，或者作为子母弹，布撒携带了病菌的生物战剂，污染敌军的后勤供应点。【15】 而中朝方面正是指控美军使用改装过的宣传弹投掷了生物战剂。【16】
虽然细节很少，但美国秘密生产生物武器确实起步较早，有迹象表明当时已经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德特里克堡的特别行动部在1950年受到嘉奖，因为该部门在设计隐蔽传播细菌战剂的手段和机制方面表现出了独创性、想象力和主动性。 他们对霍乱、痢疾、伤寒和肉毒杆菌以及其他在公开项目掩盖下的细菌战剂的开发项目很有兴趣。【17】
美国的诸位将领和克莱恩教授则持有相反的立场，【18】根据解密文件可见，美国毫无疑问在1951年之前就拥有使用生物武器的必要物质基础和能力。 但它是否有将其运到前线的相应管理部门？
美国空军将会在生物战中担任主要作战角色。 朝鲜战争期间，空军生物武器计划主管部门分为两部分，都要向分管作战的副参谋长T·D·怀特（T. D. White）中将负责。第一个部门由弗兰克·塞勒上校牵头，为美国空军生化战部 （缩写为AFOAT-BW），旨在构建针对苏联展开总体战的公开的生化作战计划。【19】
该计划分阶段实施，虽然遇到了重重困难，但仍在1952年3月形成了初步作战能力，主要困难是美军缺乏储藏布鲁氏菌病病原体的制冷设施短缺。 【20】这也是克兰教授认为美国缺乏生化武器作战能力的论据之一。
但还有另外一个单位，隐秘的隶属空军心理战部门，由约翰·J·霍奇森上校负责，任务是指导并监督秘密展开的非正规生化武器作战行动和计划，意图是将生化作战能力整合到整体作战计划中。 【21】笔者对朝鲜战争时期的生物武器事件的理解，也就是美国军方按照紧急战争计划的目标范围，对生物武器进行实验性测试，这些武器所具备的额外优势可能在战争中起到一定的战术作用。
作战实施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后勤。 虽然航空后勤司令部在朝鲜战争期间制订的生物武器后勤计划Plan13-53在不断修订演变，而美国空军生物战官方战史的作者在此期间得出结论，后勤计划可以满足在必要时用于紧急作战计划的需求。 毫无疑问，，美国空军可以将运输生化试剂和弹药用于实验用途。【22】
如前文所述，美国军方已经将当时最先进的心理战武器，即500磅宣传弹改造成标准化生物武器。
到1950年，美国空军的常规武器弹药库储备了大约70000枚宣传单弹。【23】此外，心理战部还组建了专门的单位，即第581空运联队，其公开掩护身份隶属在亚洲行动的空运与通讯航空兵，协助执行相关任务。约翰·J·霍奇森同样是心理战部的副部长。第581联队于1952年7月抵达菲律宾后，其飞机和空勤人员立即被指派隶属于远东空军和驻韩空军第5航空军。【24】
根据中央情报局内部人士的说法，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将军的梦想是拥有一个规模比肩空防司令部、战术空军司令部和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航空心理战司令部，以便指挥非常规的秘密作战。【25】范登堡认为，在冷战中与共产主义政权的斗争不应该指望常规作战力量，而应由相关领域专家和能够熟练掌握军事力量和影响力的技术人员处理。范登堡曾经根据杜鲁门的指示组建中情局，因此他在情报领域有相当深厚的人脉，可以帮助他实现这样的目标。除了特种作战部门之外，驻韩美军的常规作战单位还与中央情报局密切合作，中央情报局也在中国台湾也拥有自己的空军基地，打着民用航空的旗号运营。【26】
另外一个问题是，杜鲁门总统组建了一个心理战略委员会，以这个委员会为核心，慢慢形成了朝鲜战争心理战和生化武器作战的脉络。 1951年4月组建的美国心理战略委员被白宫打上了实施非常规作战和秘密战的标签。
由于本文篇幅有限，笔者仅举两例，通过直接证据（在中国和朝鲜）和在美国的确凿证据相结合，证实笔者的断言，即通美国军方过秘密渠道在朝鲜战争对生物武器进行了试验。 这些试验的目的是完成一些军事目的，并对一系列生物武器试剂和弹药进行验证。
第一个证案例是杜鲁门总统下属的心理战略委员会所制定的“起飞行动”（OPERATION TAKEOFF）计划。这个委员会针对朝鲜战争的战局制定了4套应急计划，其中2个计划包括所谓的“新式武器”。而“起飞行动”（后来更名为宽边帽（BROADBRIM）行动）主要是为了应对1951年7月27日双方停战谈判可能破裂的情况。而“蜂鸟行动”（OPERATION
HUMMER，后更名为分支行动（FFILIATE））行动则主要应对停战谈判成功之后的情况，且目的旨在达成和谈停战之后向中朝方面施加压力。第二项计划所面对的情况并未变成现实，但第一项计划所应对的情况却变成了现实。
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启之后不就即一度宣告破裂，在1951年8月23日到10月25日间谈判暂停。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在1951年9月18日迅疾批准实施“起飞”行动计划【27】。该委员会签署的文件至今仍严格限制查阅范围，心理战略委员会负责人暗示批准实施计划的决策是在“需知”情况的基础上处理的，并且是基于“合理否认”的框架。为了保障实施这一“政治，经济和军事行动方案”，美国若干不同寻常的部门牵涉其中，绝不是向中国空投传单这么简单。根据相关的附录文件显示，国防部长曾经抱怨“在实施具有如此军事和政治影响的行动开始之前”心理战略委员会应该做更为周密的考虑。【28】
在1951年10月3日召开的“起飞”行动秘密会议上，相关的与会人员犹豫不决，甚至有点怀疑。 约翰·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将军承认他不准备将这个计划按时提交给参联会。
尽管这一计划文件附有一份备忘录，声称该计划已经经过批准，但五角大楼的代表想知道为什么这份行动计划本身没有正式手续,文件上没有预留负责人签名的位置，而且没有心理战略委员会正式文件的序列编号。在获得保证后，马格鲁德将军向会议代表表示，他“可能会明天转发行动计划。” 【29】显而易见，存在着一种不安、不情愿的情绪。
4天之后，根据“口头命令”，3名陆军中校离开华盛顿带着绝密使命前往东京面见远东美军司令官李奇微将军【30】笔者并不知道他们的秘密使命是否是“起飞”行动第一部分。也可能这只是巧合。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巧合，也就是曾经在美国空军战争计划部工作过的小安德鲁·J·埃文斯（Andrew J. Evans,
Jr.）上校在1953年被中国方面击落，他曾经告诉审问者，美国方面在1951年10月就已经开始着手制订在朝鲜实施生物作战的计划。他的供词得到了另外一位高级战俘战俘，弗兰克·H·施瓦布尔（Frank H.
Schwable）上校，也就是海军陆战队航空兵第1联队参谋长的证实，施瓦布尔同样是在朝鲜上空被击落，他补充说1951年10月参谋长联席会议曾经给李奇微下发了一份指令，命令在朝鲜实施生物武器作战，这种行动在初期可以维持在小规模、实验性质，但可以扩大规模【31】。
（弗兰克·H·施瓦布尔）
三名陆军上校在亲自向李奇微汇报后，在日本和韩国度过了两个星期，他们非常谨慎，确保除了李奇微及其参谋长之外，再没有多余的人了解他们此行的真正使命。他们的部分任务是关于在朝鲜战场的核武器政策。当时美军在1951年9月对核武器的战术性使用进行了模拟演习。但是根据报告附件表明他们预计李奇微不会同意使用核武器【32】然而正如克兰教授所指出的，李奇微热衷于将核武器作为战术地面武器。【33】这就牵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是否有可能使用除了核武器之外的其他武器。对战术目标进行的模拟核攻击表明，并没有适合核武器攻击的目标，因为一般来说前线部队依托的工事往往对核武器有一定的防护作用。【324那么由此引发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军官前往远东是否还肩负着其他的使命，即实施“起飞”行动制订的生物武器攻击计划，对于设置坚固工事的敌人来说这也许是更为有效的手段。
而可以以此进一步提出问题，即围绕“起飞”行动的生物武器行动计划。关于“起飞”行动的探讨一直持续到1951年11月下旬，由于关于这次行动的紧张声音一直持续到1951年11月下旬，也就是关于“使用新式武器”的计划的翻版。从国防部长到一般的军事人员都在严肃的考虑实施“起飞”计划。但心理战略委员会主任，前陆军部长戈登·格雷（Gordon
Gray）可能是在总统的支持下，继续推动这项计划。参谋长联席会议最终在1951年12月21日批准了这个计划，并报告说已经制定了具体的行动方案，由作战部门负责。【35】
第二个案例是空军心理战部所扮演的双重角色，即负责宣传战和生物作战两个方面的行动。这样的双重职责要求历史学者仔细研究美军在作战命令方面的蛛丝马迹，而中国方面的直接证据，也就是飞行员的供述，可以在另一面证实美军的行动【36】。在朝鲜战争期间空军方面的作战命令很少披露，但是其中比较有问题的是一些B-26单位执行的任务。比如从5月19日到5月23日，30架B-26武装侦察机奉命在朝鲜西部预定区域执行夜间行动，目标是攻击地面车辆和铁路。每次行动中B-26都是以四机编队为一组，攻击某一区域的铁路桥或者是铁路线，这些交通线往往在白天就遭到过战斗轰炸机的空袭，而B-26在夜间空袭的目的也是为了保证切断这些铁路线。
中国方面声称美军的细菌武器是由B-26空投的，而且是常规轰炸行动的组成部分，携带菌株的羽毛或昆虫由M-105型500磅宣传弹运载。美军战俘告诉中国方面，在报告中这些细菌弹被称为“行李”，或者在夜间作业，以免被看到。实施细菌武器攻击的目的是污染轰炸区域，感染后方铁路维修人员，破坏中朝之间铁路线的修复。中国方面的说法与笔者掌握的材料并不矛盾，即美国使用宣传弹改装成为标准的大规模杀伤生物武器，同时还可以作为攻击后勤物资和装备的人员杀伤生物武器，攻击敌后勤体系。
（中国方面指控的美军空投生物武器的飞行路线）
俄亥俄州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航空兵军备司令部历史办公室发表了一项历史研究文献，即《美国空军武器：选择性列表》（Weapons of the U.S. Air Force: a selective listing,
），其中公开将M-105列入生物武器。考虑笔者著作中提到的证据和分析，这一资料通过M-105航弹的用途，证实了美国空军生物武器条例与美国第5航空军在朝鲜的作战报告中所记录的武器使用情况，以及其与中朝方面的说法之间的联系。【38】
中国方面宣称美国使用生物武器的说法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第3轰炸机联队因此受到了美国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的质询，以澄清空军方面的责任。1952年1月到11月间担任第3联队指挥官的威廉·G·摩尔上校签署了一份誓言，声称所谓生物武器攻击是子虚乌有的，他的飞机空投的是传单，目的是警告在军事目标附近居住的平民，这些目标接下来会遭到美国空军的攻击，从而让平民提前撤退以避免伤亡。
然而向铁路沿线的居民发出警告，最适当的时间是早上，可是早上美军出动的是36架F-84战斗轰炸机，而4架B-26轰炸机出动则是在夜间。由于下一次轰炸行动要在数周之后才进行，因此这些B-26也不可能是为下次轰炸发出警告。
此外，考虑到非作战飞机每天都会空投数百万张传单，人们可能会质疑B-26空投这么点“宣传弹”的真实目的。中国方面正是指控美军将宣传弹作为生物战剂的载体，而这种指控也很难反驳，，因为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档案都有相应的详细证据，表明这样的手段是可行的，美国具备实施此种秘密作战行动的能力，并且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这两个案例都能够支持中朝方面的控诉，也就是美军在1952年2月到3月间使用了生物武器。时任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曾经通过广播警告美国军方，任何使用生物武器的军人一旦被俘都将被视作战犯。
来自中国档案的更多证据
一些评论家认为，中国方面关于细菌战的指控纯属捏造，而其国家领导人知道其中的真相，故意散布谣言使美国难堪。 这一争议（源自据称证据来自苏联档案）以及笔者对此的看法已在其他文献中发表。【39】其中关于中国领导人的说法并不可信。
笔者能够接触到的中国解密档案显示，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经与中国的党务、军事和卫生部门开会协商，试图了解朝鲜方面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文件此前没有披露过，且中国以外的学者无法接触。如果说是中国方面捏造美国使用生物武器的谎言，那么这些文件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中国的高层领导没有必要向自己进行宣传。从战场上中朝士兵和平民所获得确凿证据来看，毛泽东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正在实施大规模生物战，而不是试验性使用。【40】中国得到的证据与美国军方所掌握的能力是一致的，而且其生物武器实验计划囊括了各个机构、各种弹药以及战术和战略领域的应用。
在中国的辽宁省，1952年公共卫生机构的医疗报告的内容与朝鲜境内的发现类似，目击美国飞机出现与昆虫的异常出现直接相关，同时当地还有一些异常爆发的传染病现象。例如，在靠近朝鲜边境的三个城市爆发了严重的急性中毒性脑炎。一位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医学家领导一支病理学小组前往当地调查，此人是沈阳国立医学院病理学系的负责人，他认为该病可能不是由昆虫叮咬引起的，而是通过消化系统或呼吸系统感染而引发的。【41】中国方面的医学调查得出结论，在某些方面特别是鼠疫、炭疽、霍乱和脑炎方面，加上朝鲜的中朝军队医疗机构的调查，通过北京的医学实验室证实了美军投放鼠疫和霍乱病毒的证据。
（中国防疫人员进入朝鲜）
西方学界倾向于驳斥中国和朝鲜提出的医学证据。 最近解密的文件表明这些反驳行为都是人为安排的。 这些反驳意见中流传最广的是1952年由美国政府支持的三位杰出的加拿大科学家的报告。 三者都没有出现在美国政府的生物战小组中。 另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解密的文件表明加拿大外交部也将相关证据发送给了皇后大学的加拿大生物战实验室负责人吉尔福德·B·里德（Guilford B.
Reed）教授。他可以说是美加两国协调计划的首席昆虫传播专家。里德于1952年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方面给出的证据是完全可信的，并建议外交部长莱斯特·皮尔森（Lester B. Pearson）不要公开讨论中朝方面在生物武器指控中的学术性内容。【42】该文件一直保密直至1996年解密。
从性质上看，最明显的证据是使用了携带病菌的昆虫。虽然中国人还怀疑美军使用气溶胶式化学武器，并报告美国飞机投掷了布撒器，但中国方面所说的以昆虫作为生物战的载体，对美国来说是个高度敏感的问题。德特里克堡武器开发生物实验室昆虫学部原负责人戴尔·W·詹金斯（Dale W.
Jenkins）博士在1963年表示，在中国控诉之前，美国方面从没有研究过使用节肢动物进行生物作战的可能性。【43】然而，根据档案文献可知，美国和加拿大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整个朝鲜战争汽期间都在密切协调展开昆虫携带病菌的生物武器研发工作。从1954年开始，有更多的文件披露存在一个大型的昆虫携带生物战剂的计划。美国方面曾经断言军方只进行过使用气溶胶生物战剂的研发，而从未进行过昆虫载体生物战剂的研发，但事实显然是相反的。【44】
如前所述，美国军方领导层对使用生物武器是否明智、价值以及伦理道德方面持有保留意见，但是美国政府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是不顾这些反对意见，做出了几项关键决策。
1950年10月27日，也就是中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两周之后，国防部长马歇尔批准了前文提到过的生物作战紧急实施计划，马歇尔的决策建立在一流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出具的建议的基础上，而这个委员会的领军人物是药业大亨厄尔·史蒂文森（Earl
Stevenson），他的报告建议在朝鲜战争爆发时先发制人的投入生物武器。在政策分析阶段，美国人绕开或者忽略了伦理道德问题和国际法问题，不过美国人也意识到，首先使用生物武器将引发国内外舆论的抨击。所以这个计划在当时是绝密的。此外，根据史蒂文森报告的提议，除了“先发制人”的理论之外，美国政府还将生物武器研发的资金从1950财政年度的530万美元追加到从1951年到1953年的总计3.45亿美元，这还不包括作战使用成本。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雄心勃勃的生物武器计划耗资为6000万美元，项目雇员大约4000人。如此巨额的投资证明美国政府强化生物武器使用计划的坚定决心。
根据1951年9月21日的一份绝密文件可知，美国军方高级将领的态度得到了政府部门和工商界的大力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生物武器确实有巨大的潜力，美国应该在不考虑先例的情况下使用这种武器。这种武器不会破坏建筑物或资产，从而减少战后经济恢复的问题;
与其他作战手段相比，生物武器较低的生产成本更具吸引力;如果在军事上有利那么美国就应该使用这种武器，并且应该在作战条件下进行大规模实战验证。【45】
在这个时候，美国军方将领决定将生物作战计划置于与核武器同等重要的地位。1951年12月21日，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特（Robert Lovett）指示各军兵种要尽早起草相关条令，并且逐步让生物武器处于“实际战备”状态。【46】
美国政府及其军方领导人的一系列决策表明，其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有使用生物武器的意图。 而有待澄清的是，朝鲜战争时期美国的军事学说或军事战略指导方针是否允许使用生物武器，还有待澄清。
政府方面支持使用生物武器的势力主张，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6年3月15日发布第5062/1号指令，确立“先发制人”的原则之前，美国则生物武器作战方面只是秉承着报复性的政策，他们认为这是错误的主张。 但是“先发制人”原则的确立造成了混乱，因为初期生物武器的进攻战略决策的过往被当权者隐瞒了。 他们利用谎言掩盖种种蛛丝马迹，并且逃避向公众公开的义务。
随着1951年到1952年生物武器作战应急计划落实就位，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的一些军官起草了一份指令，即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2号指令，确立了“后发制人”的化学武器使用政策。而早在1950年2月生物武器的使用就适用于这一政策。1952年7月，国防部关于生物战政策的报告总结了相关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在确立了化学武器国家政策之后，有一种观点认为生物武器可以和化学武器结合在一起，事实上将生物武器纳入化学武器的范畴。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应该区别对待，并且坚持认为美国尚未制定生物武器的使用政策。第二种观点目前得到了更多的认同。【47】
空军和海军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但陆军却摇摆不定。但经过1952年2月一轮短暂的讨论之后，陆军同意支持大多数人认可的观点。
国防部非常谨慎地接受了少数派的观点。认为其存在一个多少有些矛盾因素的结论：“我们目前正在审查生物武器相关的国家政策。 与此同时，各军兵种根据现有的化学武器政策进行管理，同时可以推断出，现有的生物武器管理遵循化武管理的政策”。
但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驳回了化学武器“后发制人”的政策，认为应该仿效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先例，在符合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由总统批准使用。1952年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生物作战联合高级研究委员会的建议：“美国应该立即获得强大的生物武器进攻性作战能力”，并且“完整的军事计划要求在各个方面全面发展各种作战手段，，而不必考虑过往的战例”。同时参联会还批准了另外一项提议，即采取积极的军事政策，以便在军事上有利的时候准备使用生物武器。参联会命令准备各军兵种准备执行他们的这一决定。【48】
1952年3月20日，美国空军心理战部的O·L·格罗弗准将受命负责“将生物武器作战能力和要求纳入作战计划”，并且向驻欧美国空军司令部发送了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明确指出：“目前的作战计划基于如下假设，即总统可能在符合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批准使用生物武器。”【49】
为了落实这一决策，参谋长联席会议意识到，公众舆论已经将生物学同化学武器政策联系了起来。而美国联合战略计划委员会在起草政策执行方案的时候，就已经考察了如何“在公众舆论中”将后发制人的化学武器作战政策与生物武器作战政策相关联。
事实上，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2号指令的字里行间并没有暗示这份文件也适用于生物武器作战的意思。这份文件的标题特别提到了军事文化中的化学战政策，也就是将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作出了区分。 这份文件只有结束语提到了生物武器。结束语说，“这项政策应被视为一项临时措施，并将在对化、生、核武器进行详细的作战评估后再行审查。”
如果引申这句话的意思，那么意味着以前专门针对化学武器的各种文本条令也将生物武器囊括在内。不过尽管已经提出了相应的问题，但参谋长联席会议仍然没有制订相应的生物武器使用政策。
但是军方将领对于公众的认知相当紧张。军方的结论是公众必然不能接受公开的“先发制人”生物武器政策，因此决定在正式的文件中不将“先发制人”的说法纳入其中。军方认为这样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是比较保险的，因为即使军方没有生物武器使用的相应规定，也不会改变国家的政策。联合战略计划委员会指出，公众舆论的相关问题可以参考1951年11月18日发布的国防部指令，即“在符合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获取公众对使用化生核武器相关国家政策的广泛支持”。
事实上，仅仅在几个月之前，在观察到公众对使用化学武器的反感并未明显减少的时候，军方才认为获得公众支持是必要的。由于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化学武器因为其特征而被列入特殊武器，而生物武器的特征则更加鲜明。因此此时如果正式推出生物武器的使用决策，那么可能会与同时期的化学武器政策一样受到很大的局限。暂时停止制订并公开生物武器政策，在军方看来是可行的、可取的，而且也是有必要的。【50】
1953年4月的一份政策声明再次掩盖了这个问题，也就是NSC14号《朝鲜作战的行动路线分析》，在这份朝鲜战争政策的声明中，包含有关生物武器政策的内容，从声明看美国的生物武器政策是无伤大雅的。根据这份声明的内容，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只会在对方首先使用时才会动用生物武器报复。
该资料表明，“后发制人”的生物武器使用政策是1950年NSC62号文件制定的。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在暗中却有不同意见，他们已经得出的结论是，即不会有关于生物武器使用的政策，也没有在总统批准的情况下制订秘密的生物作战的进攻战略，他们已经避开了生物作战政策的公共责任问题。
美国档案馆目前可以调取的文件并没有揭示1953年提到的“后发制人”的化学武器作战战略可以延伸到生物作战领域。一个比较合理的猜测是，军方和外交政策决策者对国内以及美国盟国的舆论感到焦虑，他们正在面对1952年2月中国和朝鲜指控美国军队在朝鲜使用生物武器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此外，这个时代正是全世界公开抗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最高峰。由于朝鲜战争演变为全面战争的威胁在1953年春天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由于军方本身已经开始怀疑生物武器的有效性，他们可能更愿意与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站在一起，而那些则希望发表一份公开的声明，应对公众舆论并且为美国政府辩护。
1953年美国军方领导层对其生物作战计划的进展表示失望，这与中国方面对美国在中朝进行生物武器试验结果的相关报道是吻合的。美军的试验性生物武器未能在战区或敌后运输线造成传染病的大规模蔓延。根据中国官方的朝鲜战争史料，中国军队在1952年的生物武器攻击中遭受的伤亡仅为不到400人。如果这份报告的数字是准确，那么反过来也能够印证美国人对生物武器效果的失望情绪。
中国的资料提供了许多平民在生物武器攻击下遭受伤亡的案例，但并没有整体性的数字。
虽然美国科学家和军事工程师在战场条件下使用生物武器未能取得致命的、易于传播的、具有流行病作用的效果，但有证据表明，美国军方在持续一年半的时间中一直在做相关的工作，且矢口否认。这可以说是美国军事史上的一个黑洞。
如果笔者的调查结果和分析是正确的，那么美国在裁军方面的诚意的信心就非常值得怀疑。除非美国对朝鲜战争中生物武器的试验进行忏悔和道歉，否则笔者可以认为，美国参与人道主义行动以削减生物武器的道义前提就根本不存在，而以怀疑某些国家储备生化武器就对其实施单方面的打击，这样的行径则更站不住脚。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生化武器）对地球的威胁主要并不来自于一些脆弱、贫穷的国家，反而是来自强大的国家，如美国及其最亲密的盟国。这种威胁来自于一种政治文化，美国允许行政机构和军队向国会和美国人民撒谎，而且即使是在危急时刻，使用诸如生物武器这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仍存在道德和法律方面的限制 。美国政府仍然在掩盖朝鲜战争中实施生物武器试验的真相。如此撒谎的人，是否可以信赖他们的承诺？
如果美国政府承认犯下了国际战争罪行，虽然无法立即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 但这是将政治文化转变为公共事务，从而更为透明和诚实的政治文化的开始。唯有如此，才是对建立真正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际秩序的长期努力的告慰与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