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抗战时期工厂西迁的原因及其对西部工业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王哲^[1]（2020）在《国立第六中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下,国立六中的建校过程充满艰辛,是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缩影。国立六中的建校史是一部苦难师生的流亡史,充满浓重的战时色彩。“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流亡学生纷纷涌入关内平津等地,此为流亡学生之嚆矢。迨至“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陷入日军敌手,华北危急,大量中等学校学生南下流亡,迁至后方地区安置。山东部分中等学校师生在教育厅及教职员的带领下,南下迁至河南赊旗镇,成立山东省联合中学（即国立第六中学前身）。在这之后,国立六中先后落脚河南、湖北,后转经陕西,最后到达绵阳,流亡师生们在此度过余下的战时时光。国立六中的建校也是充满生机的历史,为国育才的教育理念成为学校发展的核心理念。国立六中落户四川绵阳之后,开始其战时教育新阶段。以国立六中为代表的国立中学团体确立起校务会议决策机制,学校教职员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参与到国立中学的管理过程中。国立六中的教职员在战前便有密切的联系,或是求学时期的同学关系,或是任职一校或机关的同事关系,或是师生关系。教职员之间错综复杂而又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形成一个坚实的战前山东教育界团体力量,坚守其教育宗旨。救亡与启蒙,成为国立六中教学中的两个主要特点。在教学活动中,我们看到以民族国家复兴为主流叙事的附加课程设置,以及教学过程中,教职员所强调的民族危亡意识。与此同时,启蒙课程和教育并未缺失。教员在课程中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冶于一炉,而难解难分。学生仍然能够在贷金中保证其人格上的独立,而担负其工作后的偿还责任。贷金意在培育人才,不失国家保育人才之美意,非为养成徒劳寄生之辈。学校为保障学生享受贷金之利而与教育部几番博弈,试图为学生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学校成为保障师生利益的法团,而向国家争取最大利益。在医疗活动中,国家强调学生身体的健康,是以为国效劳为目的,强调对于学生身体的规训和使用。健康的体魄与国家的强盛结合起来,身体成为国家富强的重要保障。与国家的目的不同,国立六中教职员关注学生身体各方面,尽量保障学生的生活和健康。六中强调对于乡梓父老请托和诺言的践行,是出于一种为人父母的感同身受。国立六中教员既是学生求学路上的指路明灯,又是他们生活上的保姆。在国立六中所藏图书中,既藏有有关党化教育的着作,也收藏其他类型的着作。国立六中师生阅读世界之丰富,而这种多元开放自由的阅读条件,开阔师生眼界,有利于其自由主义品格的养成。在国立六中的校园纪念日活动中,学校当局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纪念日秩序的遵循和安排,将政治纪念活动楔入学校教育秩序之中,这也是意识形态教育活动中的一部分。在国立六中的纪念实践中,校园虽然有相关的纪念活动,但与社会上的纪念相比,其纪念日数目、纪念活动范围等规模都大大缩小。教育对于政治侵入存在一定抵制,而强调其相对独立自主的自由主义教育空间。此外,从党团冲突和学生参军等问题上看到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夹杂在党团、民族大义问题之中。教育支配党团和党团支配教育之间的冲突,学生往往成为这些冲突的牺牲品而被推到前台,其背后是行政当局与党团代表之间的利益博弈。抗战时期,中学生是参军的主力,而研究一直受到忽略。与以往对于抗战时期学生参军的颂扬不同,从国立六中学生参军活动中看到,参军成为部分贫穷学生的出路所在,有助于纾解其所面对的困境。国立六中的生存和发展与地方社会密切相关,国立六中在遵照国家政策而带动地方教育复兴的同时,也在服务地方社会的互动中寻求生存空间。国立六中因其国立身份,既是地方教育发展的引擎,又成为拦阻与地方社会融合的隔断。国立六中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地方社会原有的自治秩序,而呼求新的管理方式的出现。在一些经济利益上,国立六中与地方社会产生角逐。面对民族国家要求与自身秉持的自由主义教育之间的冲突,国立六中是民族危机下孕育出的产物,但在其内核仍然是自由主义的教育理念。国立六中面对强势国家意志的管制,并没有展开激烈的对抗,而是将国家的意志创造性的转化成其发展的资源和凭借。民族主义的确进入国立六中,但已不再是原有的状态,而是得到消解。战前,山东教育界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培育起一批秉持自由主义教育理念的教职员群体,这一群体成为战时国立六中教职员群体的基干力量。在国立六中教职员的保育之下,自由主义之花并未夭折,反得欣欣向荣之象。国立六中在抗战时期培育几千名学生,有很多学生成长为各行业的优秀人才,为海峡两岸的发展和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刘瑞红^[2]（2020）在《生死线：铁路与抗日战争研究》文中提出铁路自从诞生后,在近代战争中就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意义。铁路甚至成为近代战争中交战双方的“生死线”,战时对于铁路无论敌我,该利用时就必须利用,该毁弃时也必须尽可能毁弃,否则都意味着失败。是利用,还是毁弃,取决于战争形势的变化。如不能根据形势的变化果断决策,从战略战术上适时地利用或毁弃铁路,往往成为生死成败的关键因素。“生死线”是铁路战争中对铁路的精准战略定位,它有时表现为进攻线、有时表现为防御线和封锁线、有时意味着生命线、有时意味着死亡线。它究竟是一条什么意义上的“线”,取决于铁路掌握敌我之手和如何对待铁路。铁路在抗日战争中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生死线”作用。本文着眼于铁路和抗日战争的互动关系研究,相关探讨主要围绕五个方面内容展开。明治维新之后,铁路逐渐成为日本对外侵略的战争武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利用铁路线推进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并利用铁路在沦陷区推行“囚笼政策”。日军为了争夺铁路控制权对中国铁路进行了破坏和摧残。为了保持其在华侵略的输血管道铁路的畅通,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对铁路实施殖民化管理,并采取了一些利于铁路维护和运营的措施,如修复旧路并修建新路、推行“爱路运动”、实行铁路联运等措施,以增强铁路的运输力。日本在沦陷区铁路运输以军运为主,同时肩负运输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掠夺的资源和财富。但是由于中国军民的抗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铁路破袭战的开展,给予了日军铁路修复、新筑、营运以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始终未能保持铁路畅通。铁路为战争的交通利器,因而做好铁路战备十分必要和重要。国民政府铁路战备主要表现为将铁路纳入战时轨道,成立铁道运输司令部,完善铁路法规、规章及管理制度等。同时国民政府又改善和充实了一些铁路线路的铁路设备,如抽换重钢轨、枕木及加固桥梁,添购机车、车辆增强运输能力,增设电信设备,统一车辆调度,增筑和改进防空设备,增加站场设备提高运输效率,购储行车及紧急修理材料。另外国民政府还进行了一些战备铁路的修筑,如贯通粤汉铁路、修筑苏嘉铁路、修筑钱塘江铁路大桥等。最后国民政府还加强了铁路员工的战备动员,如增进铁路员工的联络合作、策动铁路员工的工作效率及储备铁路人才等。铁路建设与运输决定了战争的机动性。由于日本沿铁路线快速推进战争,致使抗日战争初期中国铁路大部分沦陷,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随之转移。为了保障大后方与战争前线及国际间的交通联络,国民政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新修筑了一些铁路线。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提高铁路的抗战运输力,又采取了一系列铁路建设和管理措施,如完善铁路设备、强化联合运输机制、铁路线段联合办工、人事策励、交通机关与军队协同作战等。战时铁路运输主要以军运为主,同时兼顾非军事客货运输。由于战火的摧残及战时铁路器材、燃料的短缺,严重影响了战时铁路的运输力,并致使铁路运输呈现不平衡性。虽然战时的环境制约了铁路运输效力,但是在铁路员工的奋勇斗争下,铁路还是为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铁路由于其自身的运输优势,被视为本国国防的“国之重器”。战争时,铁路不仅是战争的战略后勤补给线,交战双方争夺的主要军事目标,交战双方的“生死线”,同时其本身也成为战争的直接武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发起的诸多战役,皆围绕破坏铁路的运营或争夺铁路干线的控制权而展开,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破击战和中国国民党领导的铁路争夺战。由于日军对中国铁路交通线的破坏和摧毁,致使中国的铁路随着国土的沦丧而不断地撤退和沦陷,而中国铁路员工在铁路撤退中奋勇抢拆、抢运,始终保持与军队共进退,以及在铁路沦陷后依然在沦陷区坚持与日军展开英勇斗争等行为,皆表现出了抗战期间铁路员工艰苦奋斗、英勇献身的民族精神。抗战14年,日本对中国铁路的破坏和摧残以及中国军队为时局所迫对铁路的自行破坏和拆除,直接和间接地造成了铁路的巨大损失,如铁路设施、产业设备、财产、营业以及铁路人员的损失等。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即将胜利前后,已经开始进行铁路复员的筹划与准备。但是由于国民政府铁路接收与复员目的是为了打内战的需要,这不仅暴露出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黑暗和反动的本质,而且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铁路军事斗争,最终致使国民政府接收铁路和恢复交通的企图破产。通过对铁路与抗日战争的互动关系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铁路诞生后,在近代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改变了战争的战略、战术,也加大了战争的规模和残酷性;铁路事业在近代战争中得到了检验与考验,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战争的胜败决定了铁路的存亡;铁路在战争中不仅担负着重要的军运任务,也兼顾了非军事客货运输,但军事运输为其主要方面,但战争期间由于战争的破坏致使铁路运输力未能得到充分地发挥;铁路是大国重器,铁路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近代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铁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争的胜负,但铁路本身并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

敖丹^[3]（2020）在《抗战时期《新华日报》视野下的青年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青年是社会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创造者,是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奉献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力军,为推动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新华日报》作为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党报,青年问题是其报道和关注的重要内容。通过《新华日报》这一媒体,探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青年问题关注的重点内容及其为青年问题的解决提出的相关政策措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群体的重视与关心,可为当下制定青年政策、解决青年问题提供参考,同时有助于加强当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增强当代青年对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激发当代青年为实现中国梦献身的积极性。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对青年问题的关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青年动员、青年教育、青年就业、青年生活。《新华日报》通过新闻报道、读者互动等多种形式,以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为指引,对涉及青年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应对措施和处理办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的关心与爱护,是中国共产党青年政策的具体体现。《新华日报》对青年问题的关注抓住了战时青年问题的重点,也为当下青年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历史借鉴。青年问题贯穿抗战始终,《新华日报》长期关注且内容丰富;关注问题贴合大后方青年实际;坚持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思想作为分析解决问题的理论工具。《新华日报》对青年问题的关注,使我们更加重视青年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青年发展关乎国家发展,全社会要重视青年,理解青年,关心青年,为青年发展融入时代主题创造条件,依靠青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卫泉鑫^[4]（2020）在《集聚与分散：抗战时期内迁重庆工业布局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抗战军兴,为保全工业精华,沿海及邻近战区的工矿企业大举西迁,为妥善安置内迁工厂,国民政府制定了“大分散、小集中”的工业布局方针。重庆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战时陪都的政治优势吸引了大量工厂内迁于此,在国民政府战时“尽快复工以谋生产”的要求下,内迁工厂在选址决策中尽量靠近重庆市区以谋便利,由此形成了以半岛为中心大规模集聚,以两江沿线为轴向四岸延伸分散的战时工业布局结构。截止1940年底,先后共有二百四十余家厂矿迁至重庆,为尽快复工以保障战时急需,国民政府在重庆市郊谋划了若干个工业区,“充实其动力与运输设备,使各种工业依其性质得有适当萃聚之所”,以母城半岛为中心,在周边先后形成了江北、南岸、沙磁等工业集聚区。工矿集聚一处,共享水电、码头、公路等基础设施,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李家沱工业区就是战时后方新建民营厂矿集聚区的典范。与工业集聚相反,工业分散的移动方向是由工业集结的地理中心向其外围地区扩散。重庆山隔水阻,高低不平的地貌决定了城区发展不可能出现连续匀质的集聚,加之出于战时安全和工业良性发展的考虑,二百余家厂矿依其工业属性分散布置在两江四岸。工厂疏散各地虽有安全隐蔽、充分利用各地资源之利,但也面临着交通不便、电力供应不足等问题。因此,内迁工厂在选址决策中既要尽力分散确保安全,同时又要靠近重庆市区以谋便利。在具体的勘址建厂过程中力图靠近城区,将工厂散布在以半岛为中心的城郊地区。内迁工矿企业大规模集聚重庆城郊是迫于时势需要,利在速成,未必尽合经济条件,但奠定了重庆近现代工业布局的模式。伴随着战事结束,原有的工业布局已不再能满足城市发展目标的需要。通过对战时内迁重庆工业布局的研究,借鉴其合理性的因素,并分析其布局模式的弊端与缺陷,结合重庆市的特有的历史、政治和自然环境特点,将其运用到当代重庆市的工业结构调整中,为新时期重庆产业布局与结构调整优化提供理论基础,有助于重庆在未来的发展中掌握大局,使区域内产业布局更加合理。

沈柳光^[5]（2019）在《全面抗战时期贵州难民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面抗日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逐步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侵入,国土一步步沦陷,大批难民向西部内陆迁移。难民选择迁徙的最终区域是广大的大后方地区,其中以川、黔、滇、渝和西北地区为主。贵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难民迁移的中转站,因为贵州本身有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其位于云、川、渝之间。全面抗战时期的贵州的难民救济机构较多,主要以政府类型和社会组织的形式展开,其中以贵州省赈济委员会为主要官方救济机构。此外,对于难民救济的重要性,国民党高层也颇为重视,蒋介石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国民政府在承担政府救济的同时,因为政府本身的力量有限,所以政府也积极引入和调动其他的社会救济力量来共同参与难民的救济工作。在具体的救济措施上做到了紧急救济和缓急救济政策的有机结合,全面抗战时期贵州省内的难民救济显得主体较为多元化,救济方式比较多种多样。与此同时,政府也积极鼓励有生产自救能力的难民积极开展生产自救,这也体现了寓救济于生产中的特点。社会救济是一个宏观而重大的问题,它关系到国计民生,救济事业做的好,不仅可以缓解抗战时期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关系到抗战全局的发展。研究战时来黔难民问题,对于了解抗战的艰辛,了解难民的战时生活情况以及难民救济对抗战力量的培育和民众抗战意志的培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处理战时的难民救济问题是一项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伟大事业。犹如一把双刃剑,处理的好,推动抗战全局的发展,处理的不好,引起社会动荡。最后,探讨抗战时期贵州的难民问题具有史学借鉴价值和现实启发性。

谢玮^[6]（2019）在《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围绕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现状与产业背景,即社会时局、舆情民俗、制作特征等近现代中国设计发展成因中最关键的基础条件,通过对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现象研究,还原民生设计销售方式、产业形态和设计创意,揭示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演变规律、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探究该地区民生状态、产业条件对近现代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影响和孵化、促进、提升的具体作用,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中对消费主体选择的变迁,并切实关注消费主体的成本考量、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可见,西北早期工业化的萌芽与发展、功能与作用,既反映了外来文化的碰撞与博弈,交流与融会,也折射出近代西北民生设计的演进与变化。现代化（工业化+文明化）社会是以工业化（以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为主要内容）为生产方式,以文明化（以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为主要内容）为生活方式。围绕着这种新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成型的民生产品消费群体,是民生设计发展的关键所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产销业态的社会价值是逐渐接受文明生活方式与先进生产方式,正是与传统设计产销业态在本质上的差异,才造成新旧两种产业在西北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围绕着设计意识、生产方式、销售途径,形成冲突、突破、拓展,继而逐步实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生活与生产业态营造的社会氛围和文化语境,其有别于传统手工业发展的环境,本文正是在此条件下考量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的产业链。从设计行为的文化成因着眼,按时间节点全文分五部分,即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与设计的萌芽;晚清洋务运动与早期民生设计;“清末新政”中的西北经略;民国（抗战之前）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阐释与这些设计行为有关事物的血脉基因,得出西北地区民生生活与设计成长过程,是随着西式现代化工商业的不断引入、扩展,西北社会长期封建制度下的传统生产劳作方式和与之相匹配的生活消费方式均随之发生渐变的必然结果。

鲁风萍^[7]（2019）在《抗战时期民营机器厂研究（） ——以重庆顺昌铁工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机械制造业是指专门生产“军需民用”之机器的工业部门,是战争国家进行战斗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其发展水平是国家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1937年全面爆发的抗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惨痛的灾难,但也成为中华民族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对中国的机器制造业而言,抗日战争同样是其早期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出于抗战建国需要,机械工业成为大后方国民政府重点发展的产业,并在国家主导下取得巨大的成就,为以后中国工业化的长期发展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民营机械企业也深受战争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拟对年间顺昌铁工厂在大后方的发展状况进行考察,以探究战争对民营机械企业的影响。抗战前,中国机械工业以民营机械企业为主,集中分布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顺昌铁工厂是一家从小机械修理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机器厂。1937年日本侵华,东部沦陷,国家危在旦夕,民族危机深重。为取得抗战胜利,实现民族独立,东部沿海工矿企业在国民政府的组织下,内迁至大后方。民营机械企业率先迁移,战争重塑了中国机械制造业的地理格局,直接打断了其正常发展路径。顺昌铁工厂是民营机械企业中的第一家内迁厂,并首批在重庆复工的企业。在抗战期间,顺昌铁工厂以支援抗战为目标,努力生产机器,满足市场需求,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国家军事抗战和经济建设,成为大后方着名的机器大厂,为中华民族抗战建国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战时繁荣犹如昙花一现,在战争结束之际,该厂迅速沦落,直至卖机关厂,遣散工人。可见,战争是影响民营机械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此外,战时对机器的需求量剧增,引起了国民政府对民营机械企业的重视。大后方机器供不应求,国民政府加强机器生产,发展装备制造业,通过一系列的产业政策干预民营机械企业,控制产购销等生产环节。国民政府的扶持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顺昌铁工厂在大后方的生存,但也加深了其对政府的依赖性,使企业失去了生产的独立性,为后期发展埋下隐患。抗战结束时,国家开放自由市场,大后方民营机械厂全面崩溃,最终走上了停业解散、改组合并之路。顺昌铁工厂的发展历程是中国民营机械企业在抗战中浴火新生的缩影,也是中国民族机器制造工业艰苦奋斗的写照。

王志华^[8]（2019）在《抗战时期后方民族企业的经营谋略 ——以裕大华纺织集团为中心》文中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企业从诞生之日起深受外国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力量薄弱、发展缓慢。由裕华、大兴、大华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构成的裕大华纺织集团是近代民族棉纺织五大企业集团之一,其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远不及申新无限纺织公司等民族企业,但其经营能力和效益却远超其他民族棉纺织企业,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文章以近代着名民族民营棉纺织企业集团裕大华为中心,从空间布局、制度安排、资本运作和生产经营四个方面,探讨了抗战时期后方民族民营企业艰难求生、支持抗战的经营谋略。裕大华针对战时的特殊环境,先后设厂重庆、成都、广元等地,形成了“分散设厂、兼顾地利”的空间布局谋略;调整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形成了“集中统一、灵活决策”的制度安排谋略;在规避管制中设法囤购生产资料、开办银行和支持主业发展,形成了“稳中求健、保持实力”的资本运作谋略;在炮火纷飞和支持抗战中实施了“见缝插针、力谋生产”的生产经营谋略。最终,裕大华以稳健的姿态走过了战时这条艰巨之路。裕大华企业在战时后方所采取的一系列经营谋略,反映出裕大华领导人在恶劣的经营环境下所展示出的过人智慧,亦折射出战时后方民族企业发展的艰辛。它们具有战时后方民族企业经营的一般共性: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企业领导人灵活运用经营谋略,带领企业在战火中艰难前行,不断发展。

张格^[9]（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军接管之后,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重庆金融市场成长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对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与金融影响极大,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以及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于战时重庆金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对于战时重庆金融市场则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篇论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期刊与报纸、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为主要史料,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结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对战时重庆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以求还原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原貌,探索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与特点,分析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财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论述,主要写作思路如下:文章首先解决年重庆金融市场中各金融子市场的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发展结果等方面的问题。重庆开埠之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金融人才的涌现以及金融机构的增加,促使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发展。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不完善、发展不健全且部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货币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而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相对滞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在普遍的公债投机、公债价格骤跌以及全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最终爆发了公债风潮,而公债风潮又进一步引发重庆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的动荡。为平息公债风潮,国民政府遂开始在重庆金融市场中实施金融统制政策,受此影响,重庆货币市场、内汇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均完成了变革。而原来发展相对滞后的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则因为战时需求的增多以及金融投机的刺激而得到极大发展。重庆金融市场通过国民政府的政策干预也逐渐适应了战时状态,该金融市场的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金融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然后,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解决重庆金融市场在年的地位变化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地位空前提高,为近代以来之顶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地位仅为区域性质的金融市场中心,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有限,影响范围较窄,与西南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额不断增长,金融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与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显着提高。在此基础之上,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范围突破了西南地区的限制,逐渐覆盖整个抗战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逐渐形成,而重庆金融市场则成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再者,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在战时发展的过程与地位,分析该时期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与战时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指出年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对于战时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具有双重属性。重庆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将自身的各种业务向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中传播,推动各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重庆金融市场为抗战大后方工、农、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重庆金融市场也对战时经济与金融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开始,重庆金融市场就一直出现层出不穷的金融风潮。而导致金融风潮频发的原因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投机等违法行为,大量的金融投机不仅破坏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秩序,同时也刺激了社会生产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社会游资增多,导致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难以控制。另外,重庆金融市场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与战时政府财政、社会均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影响着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反映出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最后,文章以论述完毕的内容为基础,总结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时代特点。重庆金融市场因处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具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在重庆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在全面抗战后期,金融黑市与金融投机在重庆金融市场中频频出现,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逐渐失灵,而金融市场的积累功能与配置功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逐渐集中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级之手,一般民众生活越发艰难,而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也越发严重。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国民政府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努力整顿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联合地方政府与重庆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政策监管、机构监管与行业自律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政策失误,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民间组织自律能力的低下,多种形式的监管与自律均不能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最终使得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至全面抗战结束。同时,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均获得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而这对于重庆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王晓林^[10]（2018）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企业内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面抗战爆发后,我国东部沿海的近代企业处于日军炮火的直接打击之下。为支援抗战、保存我国经济实力,同时避免东部企业落入敌寇之手,在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和爱国企业家的强烈呼吁下,国民政府被迫开始组织沿海企业的内迁工作。抗战初期,为促进内迁工作的顺利进行,国民政府通过改组行政机构,出台相关政策条例,加大对内迁企业的支援与管理,并给予内迁厂家一定的经济援助。沿海企业内迁后,为促进其尽快复工生产,又相继出台《内迁厂矿复工办法》、《经济部补助经费各工厂考核办法》、《特种工业保息及补助条例》以及《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助条例》等条款,从资金、人才、奖助政策等方面为内迁企业的复工提供诸多便利。在政府的援助政策下,内迁企业在大后方得到迅速发展,不仅战时军需民用得到基本满足,还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东西部不平衡发展的格局,促进了西部经济的发展。抗战中后期,为克服经济困难,国民政府开始全面实施统制政策,对经济行政机构进行大规模调整,并加大了对后方民营企业的税收力度。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一改先前对民营企业的扶持措施,加大了对内迁民营企业的掠夺,大量由民营厂家经营的企业,遭到政府的强制接收与经营。与此同时,在政府政策的掩护下,官僚资本得到迅速膨胀,不仅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抗战后期内迁民营工业的倒闭与破产,成为抗战后期大后方经济全面衰落的重要因素。

二、论抗战时期工厂西迁的原因及其对西部工业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抗战时期工厂西迁的原因及其对西部工业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国立第六中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生死线：铁路与抗日战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抗战时期《新华日报》视野下的青年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集聚与分散：抗战时期内迁重庆工业布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全面抗战时期贵州难民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抗战时期民营机器厂研究（） ——以重庆顺昌铁工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抗战时期后方民族企业的经营谋略 ——以裕大华纺织集团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9）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企业内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抗战时期工厂西迁的原因及其对西部工业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3]抗战时期《新华日报》视野下的青年问题研究[D]. 敖丹. 重庆工商大学, 2020(11)
• [4]集聚与分散：抗战时期内迁重庆工业布局研究[D]. 卫泉鑫.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5]全面抗战时期贵州难民问题研究[D]. 沈柳光. 贵州师范大学, 2019(02)
• [6]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D]. 谢玮. 南京艺术学院, 2019(11)
• [7]抗战时期民营机器厂研究（） ——以重庆顺昌铁工厂为例[D]. 鲁风萍.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8]抗战时期后方民族企业的经营谋略 ——以裕大华纺织集团为中心[D]. 王志华. 三峡大学, 2019(03)
• [10]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企业内迁研究[D]. 王晓林. 江苏师范大学, 2018(08)

重庆市九龙坡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关于切实加强全区社会面管控、全力打好疫情歼灭战的通告

九肺炎指发〔2022〕103号

当前，我区疫情形势异常严峻、十分复杂，防控工作处于最吃劲、最紧要、最关键的时期。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规定，为全力打好中心城区疫情歼灭战，采取更为坚决、果断措施攻坚，全力以赴控制住疫情，经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研究决定，现将切实加强全区社会面管控、全力打好疫情歼灭战的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单独划定的高风险区严格执行相应封控措施，实行“足不出户、上门服务”，高风险区解除后继续按本通告有效期内的措施要求执行。除高风险区以外的其他区域作为临时管控区，按本通告的措施执行。

二、全力管好流动性，全体市民原则上不出户、不上街、不到公共场所。小区实行封闭管理，住宅小区原则上只保留1个车行口、1个人行口；散居楼栋经物理隔离后保留1个车行口、1个人行口；高风险区实行“足不出户、上门服务”，除高风险区外的其他区域，每户每两天指定1名家庭成员（需有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外出1次采购生活必需品，医务人员、防疫人员、公安干警等凭工作证或单位证明出行。快递、外卖等实行无接触式配送。滞留人员以及市外就医、出院病人及其陪护家属、隔离期满的涉疫人员，如果连续3天、最近一次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的，可以闭环转运返回。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除承担防控任务、保障基本运转的外，实行居家线上办公或就地转为社区志愿者；确需线下办公保机关运转的人员，严格实行“两点一线”。

三、切实管住聚集性，全面暂停文艺演出、展会促销、坝坝舞等聚集性活动。各类会议论坛非必要不组织，确需组织通过线上方式举行。各类大中小学、幼儿园、民办学校培训机构等，全面停止线下教学，寄宿制学校实行封闭管理。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社会餐饮场所暂停堂食。暂停各类宗教活动，宗教场所原则上暂时关闭。市民的红事缓办、白事简办、宴会停办、聚会不办。

四、KTV、舞厅、酒吧、网吧、影剧院、剧本娱乐、足浴店、洗浴店、美容院、茶楼、棋牌室、溜冰场、游泳馆、健身康复等场所暂停营业。监所、养老机构和儿童福利机构实行封闭管理，暂停探视、来访、入院、志愿服务等活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暂停服务，救助机构实行分区域封闭管理，建立中转隔离区。殡葬机构除遗体火化外，暂停治丧、安葬、餐饮等服务，景区景点暂停接待游客。

五、连续开展3轮“一天一检”。除高风险区以外的其他区域，请广大居民分时段有序前往指定检测点参加核酸检测或者等待上门核酸检测，务必做到应检尽检、不落一户、不漏一人。以社区为单位，3轮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的解除临时管控，根据核酸检测结果动态调整管控措施。单独划定的高风险区严格执行相应管理规范，实行“足不出户、上门采样”，解除后继续按照本通告有效期内的措施要求执行。

六、保障基本生产生活，水、电、燃油、燃气、通讯等城市保障企业，生活物资、医疗物资等民生保供企业在严格落实闭环管理的基础上，有序开展生产经营；生活超市、农贸市场、物流配送中心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场所，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前提下，可以正常营业，其他经营场所、门店暂停营业。各类市场保供生产经营主体要加强物资调配，严禁哄抬物价。请居民朋友理性消费，按需有序采购物资，不抢购、不囤货。加大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的关心帮助力度，解决好人民群众实际困难。

七、本通告自2022年11月12日6时起实施，暂定3天，根据核酸检测结果动态调整后续管控措施。

八、上述措施由行业主管部门、属地镇街监督落实，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积极配合，让我们携手并肩、汇聚抗疫的强大合力，早日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歼灭战。

九、未尽事宜，以九龙坡区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解释为准。

重庆市九龙坡区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原标题：关于切实加强全区社会面管控、全力打好疫情歼灭战的通告（九肺炎指发〔2022〕1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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