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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风暴 城市管理新路探索
《经济》杂志　
　　文/本刊记者 李士虎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变成了诸多文化、语言、风俗和行为的综合体，如何让不同文化地域背景的人融入城市，形成合力，是当代城市管理的难题。2011年4月，湖北省武汉市大刀阔斧地开展“治庸问责”治理，时隔近两年，《经济》记者1月下旬到武汉市调查了10天，从吏治、教育和城管等方面撰文解析武汉的城市管理之道。
　　“治庸计划”主治十大官场病
　　与贪污腐败有所不同，庸懒散似乎并不是政府官员非治不可的大病，最多被诊断为“亚健康”。但从吏治角度而言，庸懒散的作风和贪污腐败一样，都会侵蚀党和国家的健康肌体，甚至波及范围更广，隐蔽性更强，破坏力更大。因为人在其位不谋其政，留下的是行政空白；该作为却不作为，丧失的是群众信任。武汉市掀起的“治庸问责”，让我们感受到了整顿吏治在管理城市中的重大意义。
　　日，中共武汉市委第十一届第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会上宣布成立武汉市“责任风暴”、“治庸计划”领导小组，由他本人担任组长，武汉市市长唐良智任第一副组长，抽调相关人员组建工作专班。阮成发指出这场风暴“必须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市上上下下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干部”，同时还要“着眼长远，建章立制，常抓不懈”。武汉市的目标，是成为“全国行政审批项目最少、程序最便捷、收费最低、效率最高的城市”。
　　随着治庸的深入，许多案件公之于众：汉南区副区长万继承作风懒散、涉嫌经济犯罪；市工商局副局长熊俊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市水务局局长姜铁兵排渍不力；市交管局政委王斌、局长唐昌文对三环线“5?22”交通拥堵失察；长丰街办事处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不作为、乱作为，助长村民违法建设??日，武汉市治庸问责优化环境领导小组会议通报的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治庸问责办共受理投诉22438件，按期办结率99.8%，严肃查处了一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和损害发展环境的问题，全市共问责940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66人、组织处理774人，涉及局级干部7人、处级干部148人。
　　“刚开始我们还以为电视问政是作秀，但在电视问政的推动下，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确实提高了，态度也好了。”一位陈姓出租车司机告诉《经济》记者。日至12月21日晚上8点，被称为“武汉市政府年终大考”的电视问政节目与市民见面。据武汉市治庸问责办公室介绍，上半年电视问政中共曝光问题46个，已全部进行整改，其中有11个承诺单位对29名责任人进行了问责处理，建章立制14个。截至目前，除个别需要较长周期解决的问题外，已全部整改完毕，其中11个承诺单位对29名责任人进行了问责处理。
　　武汉大学[微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教授储建国向《经济》记者指出，“武汉市的治庸问责是整顿吏治的一种办法，我习惯把重庆的打黑和武汉的治庸作比较，打黑是用一种极端的手段来整顿吏治，手段很猛烈社会影响也很大，但是由于力度过猛往往会适得其反。”而武汉市的治庸是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手法来治理官僚队伍中的办事效率和腐败问题，也就是行政不作为，并不是打击违法犯罪。“当然无论是打黑还是治庸都会让官僚队伍产生恐惧，治庸是一种柔性的恐惧，会让新政策的推出得到更好的执行力。”储建国说。
　　“对于一个内地城市来说，整治庸懒散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储建国认为，武汉市的官僚队伍和沿海地区相比，上进心、敬业程度和专业程度都有比较大的差距，这样容易给外来者留下不好的印象，也会带来一些民怨。这些现象在中西部地区是比较普遍的，武汉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用一个大的动作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治庸就要求政府要拿出百倍的热情来为市民和商人服务，针对的是官僚队伍，这样能够得到民众对政府政策的支持，提高民众对政策的拥护，保障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不会降低。此外，治庸可以将官僚队伍团结到武汉市发展的大政上来，一年多以来成效是明显的，基建就是很明显的一方面，所以治庸是整顿吏治的有益探索。
　　相关链接：十大“庸懒散”现象
　　● 事业心责任感不强，精神不振，暮气沉沉，不思进取，安于现状，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工作上拈轻怕重，敷衍塞责，只求过得
去，不求过得硬。
　　● 不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工作效率低下，工作质量不高。在本地区、本单位绩效考核和年度考评中处于末位。
　　● 心浮气躁，重权轻责，只想做官不想做事。回避矛盾问题，不敢担当，争功诿过。做老好人，不敢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拉帮结
派，搞小圈子，闹无原则纠纷，影响和谐稳定。
　　● 不深入基层一线，不靠前指挥，对党委政府决策部署落实不到位，在重点工程、重大项目建设和重要工作推进中，不能按时保质保
量完成任务。对涉及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重大问题不及时解决，或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能够解决而不及时解决。
　　● 疏于学习和思考，政策理论水平不高，工作思路不清。谨小慎微，墨守成规，习惯于老套路、老办法，凭经验办事，长期打不开工
作局面。遇到突发性事件，手足无措，应对失误，造成工作被动甚至重大损失。不能有效解决本地区本单位在机关作风、行政效能
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 全局观念和协作意识不强，局部利益和团体利益至上，各自为政，推诿扯皮，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利的就执行，无利的就不
执行，影响整体工作。
　　● 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严重，不调查、不研究，拍脑袋决策。服务意识淡漠，对基层和群众态度生硬，故意刁难，甚至吃拿卡要，对
投资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 自由散漫，迟到早退，外出不按规定请假，擅自脱岗。上班时间打牌、下棋、上网聊天、玩游戏、炒股票。
　　● 热衷于迎来送往，吃喝玩乐，铺张浪费。巧立名目，用公款旅游和进行消费娱乐活动。
　　● 在远城区和乡镇工作，工作日期间，无特殊情况经常不在工作地住宿，“走读”上下班。
　　治庸提高行政效率
改善民生环境
　　“治庸问责”要解决的是人民群众关心的难点和热点问题，涉及政务服务能效、社会治安治理、百姓民生等方方面面，牵涉到整个城市的管理，同时民生环境也是治庸效果的一面镜子。在武汉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告诉《经济》记者：“治庸问责以来，不定时会有志愿者和督察组来暗访，稍不留神打个呵欠都可能会挨罚。”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我们也能发现治庸问责对政府部门办事人员的威慑力量。
　　精简办事流程 打造市民之家
　　日，全国最大的市级政务中心武汉市民之家正式投入运行。日，记者进入市民之家的政务服务区。记者看到，很多市民正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有序的操作自助查询机、自助填表机、自助阅读机等新型电子政务设备。当一位市民面对自助查询机不知所措的时候，一名工作人员立刻走过去帮助她。这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政务服务信息化是大势所趋，但市民也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市民之家每一台机器的旁边都配有专门的工作人员，随时为市民解决问题。
　　“办事流程顺畅，一站式解决，再也不用跑上跑下，方便多了！”正在办理出国手续的罗女士感受到了市民之家带来的便利。她向记者说，虽然排队的人很多，但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秩序井然有序。经过填表、拍照、缴费、复印证件、等待办证等程序，不到一个小时，她就顺利拿到了领取新护照的回执单。她表示，现在除了服务更规范，还提供了更加人性化的便利措施，“银行、证件复印都在一个大厅，而且都是根据市民办事的程序就近安排，非常合理，再也不用乱转了”。
　　记者从市民之家获悉，截至日，已有66个政府职能部门和公共服务单位集中入驻，设立318个审批服务窗口，可办理426项审批和服务事项，其中与企业投资密切相关的土地、建设工程、政府采购、农村综合产权、知识产权、医用物资耗材等交易活动也已集中到此。下一步，将通过制度创新、科技创新，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建立起提高行政效能的长效机制。
　　武汉市治庸问责办宣传组负责人吴忠新对《经济》记者说，“市民之家还将加强制度建设，实现规范化管理。严格落实一次性告知、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首席代表和首问负责制。”
　　“一条龙”窗口提升办事效率
　　当然，在市民之家以外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办事效率也不含糊。“以前办房产证常常要跑好几趟，盖好几个章，现在如果房子没有抵押贷款在身，一个钟头全搞定了。”刚拿到房产证的赵姓市民告诉《经济》记者。据记者了解，2012年上半年，为了提高房产证的办理效率，武汉市江岸、青山两区开展了无抵押房办房产证试点。此前到各区房管局办房产证，房产收件和确认办理分属交易管理所和行政审批科两个部门，分头审批，直接影响了办证效率。对此，两区将两个部门合并，试行房屋产权、交易“一条龙”服务模式。江岸区房管局工作人员表示，“一条龙”窗口实现“提供一套资料、一个窗口受理、一次性收费、一个窗口发证”简捷办证模式，办证速度大为加快，相关业务办理流程普遍简化50%左右。
　　2012年下半年，占据全市四分之一办证量的市房产交易和登记发证中心窗口，也合并交易和登记发证两部门。据了解，武汉市房产交易和登记发证中心已对日后签订的合同备案，无抵押的商品房转移登记，所有权名称(自然人)变更登记，抵押权名称(自然人)变更登记，抵押权注销登记，异议登记等5类房屋交易登记业务试行“立等可取”。在确保登记质量的基础上，从受理完毕到发证，全流程时间控制在一个小时。武汉市房产交易和登记发证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经济》记者：“由于抵押房涉及他项权证及银行的审核，手续相对复杂，目前尚不能实现立等可取。”
　　“往年办理老年证的年审手续，我早上9时不到就去位于汉口解放公园路的老年证办证点排队，但是今年就很快了。”记者在公交车上和一位70多岁的张姓老人交谈。按照武汉市的有关规定，凡使用时间达到一年及以上的老年证，需办理年审、充值手续，并缴纳下一年度免费乘车意外伤害保险费后方可继续使用。记者从武汉市老龄办了解到，2012年在本人亲自到现场的情况下，年审工作人员对老年证进行审核无误，并缴纳下一年度免费乘车意外伤害保险费20元后，就能现场对老年证进行下一年度730次免费乘车的充值。充值成功后，老年证可即刻启用。根据测试，一张老年证年审手续办理时间不足一分钟。
　　在武昌区政务服务中心记者了解到，这里每个窗口的办事电话都与工作人员的个人手机捆绑，并向社会公开，推行24小时电话转移呼叫咨询服务。在江汉区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入口处设有“电子查询打印机、互动桌、网上办事厅”，通过电子办事指南查询系统，可以了解最新的政务服务信息和所有窗口部门提供的行政审批事项??在治庸问责的推动下，行政办事效率的提高不仅是对市民负责的表现，也是一场没有交卷时间的行政能力大考。
　　电话、网络畅通投诉渠道
　　吴忠新告诉《经济》记者，2012年武汉市整合了市、区行政投诉平台，将武汉市行政投诉中心、武汉行风连线(行政投诉)网等平台，进行有效联动，建立了全市统一的诉求受理平台，并正在着手与12345市长专线进行整合，实现“一个电话对外、一个网络受理”群众投诉。这意味着市民不用东奔西走，在家就能把那些和政府行政部门打交道办事，所遇到的烦恼，用电话、上网的方式，就能进行投诉。畅通的投诉渠道，不仅扩大了市民的监督热情，也提升了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
　　2012年5月，武汉市出台了《关于设立治庸问责群众监督奖的暂行办法》，群众举报“庸懒散”行为最高可获500元现金奖励，不过，举报必须实名。根据被举报对象被问责的不同程度，分为两个奖励等级：责令书面检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调离岗位或者停职离岗培训的，给予举报人300元现金奖励；引咎辞职或者责令辞职、免职、辞退或解聘、追究党纪政纪责任的，给予举报人500元现金奖励。“微博实名制，大家都不敢发言了，如果可以匿名举报效果会更好。”一位小学教师告诉记者。尽管“群众监督奖”颇具争议，但我们仍能看到武汉市委市政府治庸的勇气和决心。
　　振兴路小学的一位钱姓家长告诉《经济》记者，不久前他通过投诉电话向武汉市教育局反映了学校附近的“黑网吧”问题，江汉区教育局3日内就给他回复，目前问题已初步解决，他较满意。武汉市教育局称，他们安排了专人值守投诉电话，下班后启动电话的录音功能。在3个工作日内对群众投诉给出书面答复，并回告举报人。日旁晚，记者在汉口火车站附近发现摩的抢客，场面十分混乱，就拨打了12345市长热线，对方将电话转到了城管局，半个小时以后，问题已得到解决，并有城管人员在现场维持秩序。党风政风监督志愿者庞艳萍告诉《经济》记者：“为了加强治庸的监督力度，政府部门向社会招募了200多名志愿者。在政府和市民的共同努力下，现在投诉渠道是畅通无阻的。”
　　多剂“猛药”做整改
为引“黄鹤”筑高枝
　　武汉市作为我国中部地区的重要战略支点，区位优势明显，工业基础深厚。然而，曾几何时，这个有着白云黄鹤传说的美丽城市对“黄鹤”驻留的吸引力却不是太强。面对投资发展环境严峻的现实，市委市政府痛下决心，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一连开出多剂“猛药”对社会管理和行政审批进行整改，从根本上改善了投资发展环境，为吸引“黄鹤”的到来筑好了安栖的高枝。
　　投资环境堪忧 逼出变革
　　记者了解到，2009年在武汉市市政工程中，有一条全长3.35公里的筑路工程，这也是时任市长阮成发非常关心和直接过问的市政重点工程。该工程从报批武汉市国土规划局到工程开工，就耗费了整整一年时间。市长亲自关心的工程，审批环节尚且如此复杂，其他项目的艰辛则更不用说。
　　“前些年一些项目多头审批，互为前置条件，企业办事需要在市、区部门之间来回奔波，反复提交资料，费时费力，严重影响项目进度。”武汉华液传动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祥告诉《经济》记者。“武汉投资环境的问题，感觉就像人病了不舒服却查不出病因，有一种‘重症肌无力’的感觉，其实更危险。”在日武汉市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阮成发总结说。他将这归结为“人的问题，尤其是干部作风”，武汉市的“治庸问责”由此开始。
　　“改革步入了深水区”
　　日，武汉市委市政府工作会议宣布，为了提升行政办事效率，进一步优化武汉投资环境，武汉市政府决定对现行行政审批流程进行一次“大瘦身”。具体做法是，将原有748项行政审批事项削减409项。整个审批流程将更加高效，承诺时限平均提速50%，每个审批事项的办事流程都控制在5个以内，其中办事流程少于3个的超过89%。此外，还将进行大规模的行政审批费用减免。免征31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减免9项工业项目落地审批收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武汉将在全国率先实行免费的工商注册登记。对工业项目审批流程全面再造，审批环节由原来的31个减少到14个。工业项目落地，纯审批时间为15个工作日，加上法定的土地招拍挂和工程招投标时间，最长时限为60个工作日。
　　2011年9月初，武汉市工业项目督察代办中心正式挂牌，市纪委、市委组织部选派32名优秀年轻干部进驻，担任督察代办员，在代办的同时，重点督察相关行政审批职能部门是否认真履行职责、是否真正兑现承诺、是否相互推诿等损害投资发展的不作为乱作为行为，确保新的审批流程在推进中不走样。
　　吴忠新告诉《经济》记者：“2012年武汉市实施了‘三减一下放’工程，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三减一下放”即精简行政审批事项、精简行政审批程序、减免行政审批费用，下放审批权限。目前，武汉市行政审批事项已从748项减至339项。审批平均时限也与法定时限相比减少一半。为推进行政审批提速，武汉市以涉及行政审批事项相对较多的工业项目审批为突破口，按照精简、并联、集成、限时的原则，优化再造新的审批流程。按照新的工业项目审批流程设计，工业项目审批分为注册、立项、供地、建设等4个阶段，市工商局、市发改委、市国土规划局、市城建委分别为4个阶段的牵头部门，市环保局等部门为协办部门，按照“同步受理、牵头协同、信息共享、资料共认、联合勘察、会议协调、超时追责”的原则将13个审批事项集成实施政务协同并联审批，审批环节由原来的31个减少到了14个，落户工业园区的项目最短时限压缩到15个工作日，最长不超过60个工作日。据测算，“三减一下放”每年可为企业减免费用约7000万。吴忠新说：“‘三减一下放’让武汉市的行政审批体制改革步入了深水区。”
　　行政审批“能放都放”、“该放必放”
　　“现在零收费了，不仅省钱，还省事。更主要的是政府树立了一个踏实为老百姓服务的好形象”，正在办理企业法人和股权变更登记的一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记者从工商部门获悉，以往，企业办理工商登记须按注册资本金缴纳20元到4万元不等的注册费用。现在，武汉新办的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已不再缴纳这项费用。同时，变更登记费、年检费及工本费也一并取消。仅此一项，预计每年将减少企业负担6000多万元。与此同时，武汉市工商行政部门对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下的内资企业设立时，允许其注册资本实行“零首付”，只要在法定的出资期限内再补足出资即可。
　　“过去办一个证要一两个月，现在当场就办好，没想到这么快！”在武汉市工业重大项目行政审批现场会上，来自武汉远大医药制药有限公司的搬迁专员汪先生拿到了公司新办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当天，武汉市工业项目行政审批流程优化方案相关职能部门、各城区政府部门、重点企业及中介机构代表300多人参会。短短一个小时，武汉市12个政府部门为15家企业现场办理了16个审批项目，如建设用地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汪先生说，“这些审批项目过去可能要一年时间才能办好，按现在的速度，一两个月之内就能全办完。”
　　在市民之家，记者看见一本名为《武汉市投资指南》的小册子，《指南》一次性全面告知企业落户武汉的办理程序，方便企业办事，规定未进投资指南的项目一律不得审批和收费。同时，按照相关要求，市直部门的工作重心从行政审批向服务监督转移，原则上做到“能放都放”、“该放必放”，通过进一步向下级部门放权，更加方便企业办事。“在精简办事流程上，武汉市采取集中审批的办法，并将审批固化在市民之家，市直各部门审批事项、审批人员、审批权限由一个审批窗口集中办理、现场办结，做到‘一个领导分管、一个处室审批、一个窗口对外、一个首席代表、一个行政审批专用章’，这也是优化投资环境取得的重大成果。”吴忠新告诉《经济》记者。
　　在优化投资环境的推动下，截至2012年10月，武汉市6个新城区和洪山、汉阳、青山3个跨三环线中心城区全力建设工业倍增示范园区，共签约引进5亿元以上工业项目29个，占各区引进项目的78.38%，项目投资总额为405亿元。上海通用武汉基地项目、周大福[微博]珠宝文化产业园、武汉南车轨道交通装备基地建设、中国北车轨道交通设备制造基地等一批重大工业项目纷纷签约落户。
　　融合教育
温暖流动儿童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二元制”引发的教育不平衡一直是困扰城镇化进程的重大难题。如果一个城市能给流动儿童营造一个温暖的学习环境，那么智慧的血液就会源源不断地输入城市的机体，城市的综合实力就会蒸蒸日上。现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成了社会热点话题，也是对城市教育部门行政作为的考验，如何针对他们的流动性加强教育，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教育问题，而是一个城市管理的策略问题。因此，我们所说的城乡融合是否应该从娃娃抓起，从教育抓起呢？
　　出台标准 规范民间办学
　　“长期以来，教育部门都没有‘治庸’这个概念，武汉市之所以能成为全国性的教育大市，和整个教育系统的长期努力是密不可分的。”武汉市教育局宣传部主任邹永宁说。早在1998年武汉市就开始探索让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和市民享受同等教育的问题，这在全国是比较早的。
　　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胡腊芝告诉《经济》记者，“在1998年以前武汉市的农民工子女入学是以简易民办学校为主，简易民办学校最多的时候全市共有100多所。”当时大量简易民办学校的存在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需要，因为流入地政府确实没有能力，接纳不了这么多农民工子女，但是不解决他们的上学问题，就会影响国家的两基工程的发展，国家的大政方针就会缩水，这是困扰着很多城市的社会矛盾。那时候简易民办学校办学条件十分差，有些甚至在车库、工厂车间里办学，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在这种背景下，武汉市出台了全国第一部简易民办学校办学标准，让民间办学规范化。
　　到了2000年，武汉市教育局正式提出，把农民工子女纳入公立学校接受教育。胡腊芝回忆说，“这个计划一提出，我们就和政府部门有冲撞了，不仅有可能为超计划生育提供了防空洞，还增加地方财政负担。”庆幸的是时任湖北省省委书记的俞正声同志高度关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并多次到武汉市的简易民办学校考察，在他的高度重视下，终于促成了2003年公立学校对农民工子女的开放。
　　96%农民工子弟进入公立学校
　　经过几年探索，2003年武汉市教育局在媒体上公示，宣布全市304所公立学校向农民工子女敞开大门。同时，武汉市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公办中小学就读比例列入政府绩效工作目标。在学校规划布局、下达中小学招生计划、划拨教育经费、核定教师编制等方面，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人数纳入全市适龄中小学生基数，按相同标准进行安排，从根本上确立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与本市户籍子女的平等地位。同时对进入公办中小学就读的随迁子女，实行与本市户籍子女同等的收费政策，即免除学杂费、不收借读费。到了2012年底，武汉市14万农民工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比例达到了96%，而简易民办学校目前仅剩下6所。
　　武汉市教育局发展规划处汪继芳处长说，“武汉市是全国最早开放中考的城市，考虑到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子女在教育起点上的差别，在2004年的时候武汉市就改革了升学制度，把优质的高中资源拿出来，推荐给初中，并降分录取农民工子女。到了2005年，武汉市摒弃了本市户籍这个坎，实现无差别入学。”记者了解到，现在武汉市的农民工子女在“小升初，初升高”上已经和城市居民子女享受到了同样的权利，但是高考的差别依然存在，当然这并不是武汉市教育部门力所能及的。
　　“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门槛很低，只需要家长执‘两证’(居住证和务工证)去教育局基教科登记，就可以享受与城里孩子一样的就学待遇了，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便于农民工子女的就近入学和有序安排。”武汉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副调研员刘世芳告诉《经济》记者。记者从江汉区公安分局了解到，居住证由派出所免费发证，务工证可在居住地社区居委会办理，只要身份证和工作单位的证明就能够顺利办理“两证”，对于没有工作单位的商贩，只要有工商证也能办理务工证，程序简单快速。
　　在采访中有学生家长向记者反映，只要是向相关部门说明办“两证”是为了孩子上学，他们都会提供方便。德才中学的一位赵姓家长说：“我一直呆在武汉打工的原因就是孩子进入公立学校的门槛较低，这是其他城市做不到的。”
　　探索“融合教育”
　　胡腊芝说，“在鼓励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的时候，我们也还在扶持私立学校，因为私立学校是公办学校的有益补充。”
　　武汉市春苗学校是全市最大的进城务工子女学校，也是现存的6所简易民办学校之一。1998年胡腊芝去学校考察的时候，环境杂乱不堪，学生在泥泞的操场上做操，当时她就考虑能不能在经济上给予一些适当的帮助，但是这个时候她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把政府的钱拨给民办学校，是否合适。因为给钱，存在着政策障碍，教育局就采取了实物援助的形式，也就是把公立学校用的课桌椅、图书、电脑等教学硬件调剂春苗学校。春苗学校校长陈瑛告诉《经济》记者：“现在教育部门每学期还给每个春苗学校的学生105元钱的杂费补助，并有4万元的奖励基金用于教师的社保。”
　　德才中学是最早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校长黄九洪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一些老师以为农民工子女进入不仅会降低学校档次，还会影响升学率；部分家长也担心这样会影响学校的教学质量，孩子还会染上不良习气；学生也害怕被乡下的孩子欺负。”但是农民工家长和孩子都为能进这个学校而感到高兴，因为这里的教学设施和师资力量都比简易民办学校要好很多。“如何让不同地域环境、风俗习惯、经济条件、教育背景的农民工子女尽快地融入城市的教育环境，我们开始了‘融合教育’的探索。”黄九洪告诉《经济》记者。
　　实践证明城里的孩子和乡下的孩子融合得很快，他们在成长中可以取长补短，比如说城里的孩子知识面广一些，农村的孩子刻苦一些，后来转学的学生又陆续回到了德才中学。因为农民工子女和市民子女享受同等教育权利是时代的需要，一个兼容并包的城市不应该在教育上排外。“如果任何一个试验都是一个声音，都是一个认可的话，我想就没有进行探索和试验的必要了。科学探索是这样，‘融合教育’也是这样。”黄九洪说。
　　德才中学河南籍学生郭倩文告诉《经济》记者，现在她跟武汉市本地的学生一样，学杂费由政府部门承担，一年总共交175元左右的书抄费，学校并没有向她收取借读费之类的费用。为了方便学生上学，教育部门还派校车到农民工聚居的地方接送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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