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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的史料来源
，并由此判定《旧唐书》的史源。同时，在肯定《新唐书》“增旧书处”时，也引用赵翼在另一处所说：五代纷乱之时，《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太平已久，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请注意赵翼下面的这一说法：“今第观《新书据此，更有人认为：“《新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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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提及韦述的《唐春秋》、柳芳的《唐历》、崔龟从《续唐历》以及裴庭裕的《东观奏记》等。除此而外，很少见到再有较为详细的考察，似乎后晋所见唐代文献就只有这么多了。加之对《旧唐书
天宝已后，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
请于内外臣僚之中，择选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后《会要》、《礼阁新仪》、《大中统类》、律令格式等，精详纂集，别为一部，商议古今，俾无漏略，目之为《大晋政统》，用作成规。
唯独《礼阁新仪》一书，《旧唐书》中只字未提，由《新唐书?礼乐志一》知其为宪宗元和十一年韦公肃“录开元已后礼文损益”而成。《旧唐书?李汉传》中，仅有韦公肃在宪宗时议礼仪的记载，称其“理甚精详”，“请举而行之”。至于“律令格式”，凡《旧唐书?刑法志》中涉及到的各次删定，无论开元以前、开元之后，都是后晋时见到了的。
，还注意到宪宗以后围绕“王彦威《曲台礼》”的多次辩论。
。安史之乱起，韦述“抱《国史》藏于南山”，肃宗至德二载于休烈请访求史籍，韦述才以其所藏送官。之后，唐代国史的修撰，各类记载纷纭。其中，《崇文总目》的说法较为清晰：
《唐书》一百三十卷。唐韦述撰。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讫于开元，凡一百一十卷。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刊去酷吏传，为纪、志、列传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而史官令狐等复于纪、志、传后随篇增缉，而不知卷帙。今书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详撰人名氏。
这些有关唐代历史的著述，或叫作“裁国史之繁略”者，在《旧唐书》的韦述、柳芳、崔龟从等人的传记中，都有较详的记载。依照《经籍志》的说法，这些撰述在后晋时是见到过的，现今的研究当中也很少有疑义。
。《蒋V传》称：“V居史任二十五年，所著《大唐宰辅录》七十卷，《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四十卷。”又《马总传》以其“公务之余，手不释卷，所著《奏议集》、《年历》、《通历》、《子钞》等书百余卷，行于世”。其中，《年历》、《奏议集》都是记录唐代的“杂事”或集录唐人的“奏疏论议”之作。应当提起注意的是，上述举例中，王彦威《唐典》70卷、蒋V《大唐宰辅录》70卷以及《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40卷，都是赵翼认定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而《旧唐书》“所无着”。
。整部《旧唐书》虽然有四处提到王泾其人，却无一处点出《大唐郊祀录》其书，《礼仪志》似未采用其书。前文曾经提到，宪宗元和十一年韦公肃《礼阁新仪》30卷，后晋史官虽然见得到，但《旧唐书》却未涉及，多少有些奇怪。接下来，便是元和十三年王威《曲台新礼》30卷，“集开元二十一年已后至元和十三年五礼裁制敕格”。这显然是继《大唐开元礼》的一部续作。《旧唐书》中，不仅《宪宗纪》、《王彦威传》都记述了《曲台新礼》这部书，而且《王威传》通篇都是记其“议礼”生涯的，足以显见后晋史官是十分了解其人而又见到其书的。就《礼仪志》本身来看，在叙及穆宗至文宗议礼之事时，多次引录王彦威奏。《志五》记昭宗大顺元年将行E祭，有司请以敬宗、文宗、宣宗三太后享太庙，便是因为“旧章散失，礼院凭《曲台礼》”进奏的。尽管博士殷盈孙“非之”，朝廷仍然“依行之”。这一记载表明，《曲台新礼》对穆宗以后的礼仪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旧唐书》纂修者也注意到了。文宗以后的礼仪，主要围绕宗庙、袷E有过几次争议，集中在《志五》、《志六》，显然是后晋所搜集到的一些散篇，经过编缀而成。总起来说，《礼仪志》取材主要源自《大唐开元礼》、《曲台新礼》和文宗以后的一些散见的礼仪奏章，而编纂体例则沿用《通典?礼》。《新唐书》合《旧唐书》的“礼仪”、“音乐”为“礼乐”，其“礼”的部分主要是变换体例，按照“贞观、开元”的“五礼之文”损益。
后来，在纂修当中以“礼志”为《礼仪志》，以“律历志”为《历志》，以“郡国志”为《地理志》，增《舆服志》、《食货志》。《舆服志》可以说是从原计划的“礼志”分离而成，《食货志》的增立，则是唐代注重“食货”思想的反映。后晋史官在纂修《旧唐书》的进程中，对于唐代社会逐渐有较深刻的认识，加之最后一任监修刘d在后唐、后晋都以宰相判三司，总管盐铁、户部、度支，必然要注意唐代中后期以来的钱谷、货物，因此增立了《食货志》。食货制度变革最明显，不在唐前期，而在德宗前后，故其序文叙述到德宗，强调“大抵有唐之御天下也，有两税焉，有盐铁焉，有漕运焉，有仓廪焉，有杂税焉。今考其本末，叙其臧否，以为《食货志》云。”这就是本志详于唐中后期的原因。其取材之源，主要是苏氏《会要》和崔铉《续会要》。《志上》记税制，自开元八年正月敕以下，二十二年五月敕、二十五年三月敕、天宝元年正月一日敕、广德元年七月诏、大历四年正月十八日敕、八年正月二十五日敕、建中三年五月增税钱、贞元八年四月加税、元和十五年八月中书门下奏、大和四年五月崔戎奏，均同今本《唐会要》卷83《租税上》、卷84《租税下》两卷书所记。叙钱币，自建中元年九月至会昌六年二月，与《唐会要》卷89《泉货》所记同，尤其是元和三年五月以下，除宝历元年八月一事外，一条不差。《唐会要》中，会昌以后尚有天v二年事，自是王溥所补。而本志钱币事只到会昌六年，显然是录于崔铉《续会要》。《志上》所记其他制度，依次见于《唐会要》卷88《盐铁》、《盐铁使》、《盐池使》等类目。《志下》依次对应于《唐会要》卷87《漕运》、《转运盐铁总叙》，卷88《仓及常平仓》，卷84《杂税》，卷88《榷酤》所记。对应于《转运盐铁总叙》的记事，自建中元年三月至大中六年，《志下》所记基本上是一条不差。该项下，《唐会要》尚有大中十年至天复中的记事，而本志则止于大中六年，表明也是源于《续会要》。统观本志记事，玄宗及玄宗以前，文字与《唐会要》多所不同；而德宗至宣宗，则与《唐会要》大都相同。这一事实说明，当后晋史官决定增修《食货志》之后，便取韦述《唐书?食货志》作为代宗以前底本，而取前后两《会要》作为德宗至宣宗间的主要史源，按照序文的思想纂集成篇。《新唐书?食货志》增多3卷，其俸禄制度为本志所无。而两书志都记述的基本制度，则异多于同，应细加参校，相互补正。
，故比较《旧唐书》为简。《实录》中的令狐`、张万福、阳城三传，则与《旧唐书》卷149、152、192的相关各传基本相同，如出一辙，仅文字稍简而已。韦执谊、王叔文、王3人同在《旧唐书》卷135，与《实录》中3人传互有详略，虽写法不尽相同，但史实、规模并无差异，只是《实录》叙韦执谊较《旧唐书》多了一点其从祖兄韦夏卿的事。而韦夏卿，《旧唐书》单独有传。
（元和）八年七月辛酉，李光进请修东受降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请移其兵于天德故城，李绛、卢坦以为：“城当碛口，据虏要冲，得制匈奴上策，丰水美草，边防所利。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奈何舍万代久安之策，为一时省费之谋？况天德故城僻处确瘠，去河绝远，烽候不接。虏忽唐突，是蹙国二百里也。”故城使周怀义奏利害，与绛、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骑士隶天德军。
著述虽勤，属大乱之后，起居注亡失，（令狐）`纂开元、天宝事，虽得诸家文集，编其诏策，名臣传记十无三四，后人以漏落处多，不称良史。
隋唐已来，勋书王府，故士族子弟多自纪世功，备载简编，以光祖考。……请下文武两班及藩侯郡牧，各叙两代官婚、名讳、行业、功勋状一本。如有家谱、家谍，亦仰送官，以凭纂叙列传。
这两个人物，都是中唐以后步入仕途的，宪宗时卒官。正因为肃宗、代宗实录中缺漏人物传记，唐代史官便开始采录家状，以致宪宗之后家状成为史官们的一项重要议论话题。李翱曾专门为行状问题上奏，“请作行状者，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宪宗以撰录行状者“多非佐史，既乖事实，又违格文”，特降敕旨，“令门下佐史撰录行状，以凭详覆”。韩愈在宪宗时为史官，杜牧在文宗时为史官，都撰录有供后人“详覆”的行状。被方苞誉之为“韩文之最详者”的《赠太尉董公行状》，与《旧唐书?董晋传》一对照，立刻发现后晋史官一定是“取公之行状为之”，“其增补者不一二尔”。这是因为韩愈曾经作过董晋的观察推官，直至董晋卒去，故其“知晋行治甚详”。也是同一缘故，司马光批评韩愈作行状是“扬美盖恶”，因而在《资治通鉴》中只是“略取《行状》”而已。杜牧的《赠礼部尚书崔公行状》也是一长篇，《旧唐书?崔附崔郾传》却简略得多，除去“直取穆宗时事文饰以为郾谏辞”外，基本史实相符。韩愈、杜牧这等一流大手笔所撰行状之外，更多的行状送到史馆以后，即由史官与官方有关文献，若实录、时政记、日历以及各项公文等“详覆”。不符者，以这些文献核准。史事不足者，则以官方文献和其他载籍，如杂史、小说等作补充。有重要论议者，再参照其人文集，酌情采录。核以实录，参取文集，前文分别都已举有实例，此处不再赘述。下面，着重考察用杂史、小说来补充国史、实中“漏落”人物事迹的情况。
三是《旧唐书》确曾转引过《大唐新语》，以致有如此多的记事竟似出自一手。
童归自取白衫。亻童仆误持余衣，惧未敢进。临祭，公谓之曰：‘今日气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又令煮药，不精，潜其故，又谓曰：‘今日阴晦，不宜服药，可弃之。’终不扬其过也。”
再看韩皋知音律的两处文字。《大唐传载》记述如下：“韩太保皋生知音律，尝观客弹琴为《止息》，乃叹曰：‘妙哉！嵇生之音也！为是曲也，其当魏、晋之际乎！《止息》与《广陵散》同出而异名也。其音主商，商为秋声，天将肃杀，草木摇落，其岁之宴乎！此所以知为魏之季也。慢其商弦与宫同音，是臣夺其君之位乎！此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也。广陵，维扬之地。散者，流亡之谓也。扬者，武帝后之姓也。言杨后与其父骏之倾覆晋祚也。止息者，晋虽兴终止息于此，其音哀愤而噍杀，操蹙而痛，永嘉之乱其应乎！比叔夜撰此，将贻后代知音，且避晋祸，托之鬼神，史氏非知味者，安得不传其谬也欤！’”
。就是说，《旧唐书?大食传》与《唐会要?大食国》的末段文字，都源自贾眈《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一书。贾眈于贞元十七年进献其书，在《旧唐书?德宗纪下》、《贾眈传》中都有记载。《贾眈传》记述这位宰相，不重其政绩而专详其“号地理学”的业绩，并以近半的篇幅全文载录了他进献《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的表章。很清楚，后晋史官是见到其书的，因而用以作为记述周边政权的史料来源并不奇怪。由此，似乎可以补充一句：《旧唐书》记周边政权，凡《通典》、《唐会要》所记互异的，如吐谷浑、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以及后面将要提到的百济、渤海、H、日本、室韦等，都有可能参取贾眈书@的相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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