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翻译1.孔子(Confucius) 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被认为是儒家思想 (Confucianism)的奠基人.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记录_百度作业帮
拍照搜题，秒出答案
英语翻译1.孔子(Confucius) 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被认为是儒家思想 (Confucianism)的奠基人.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记录
英语翻译1.孔子(Confucius) 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被认为是儒家思想 (Confucianism)的奠基人.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记录了孔子的哲学,教导和忠告.两千多年来,《论语》和儒家思想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的核心“仁”（benevolence）在今天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主流价值观.2.孔子(Confucius) 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被认为是儒家思想 (Confucianism)的奠基人.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记录了孔子的哲学,教导和忠告.两千多年来,《论语》和儒家思想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的核心“仁”（benevolence）在今天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主流价值观.3.端午节,又叫龙舟节,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屈原是一位忠诚和受人敬仰的大臣（minister）,他给国家带来了和平和繁荣.但最后因为受到诽谤（vilify）而最终投河自尽.人们撑船到他自尽的地方,抛下粽子,希望鱼儿吃粽子,不要吃屈原的身躯.几千年来,端午节的特色在于吃粽子（glutinous dumplings）和赛龙舟,尤其是在一些河湖密布的南方省份.
confucious i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ideologists in ancient china,who is regarded as the founder of the cinfuciansm.The famous classic work ''the analects of confucious'' ,which was compiled by the disciples of confucious as well as their followers,recorded the philosophy,guiding and advice of confucious.In the long history of 2000 years,the work and the ideology it conveys have influenced not only chinese people but also their cultures.The core point of confucianism,which we call benevolence,is still a mainstream value acepted by most chinese in today.3&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so-called&longzhoujie&,is set to &commemerate our patriotic poet,&&&&Qu Yuan,who is a loyal and venerable minister in his day.Although he devoted his life to his country's peace and prosperity,he &finally suicided as the result of vilify.People gather in he place where he died by ship,throw the&glutinous dumplings,in the hope that the fish would eat the food rather than the body of Qu Yuan.For &thousands of years,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features eating&glutinous dumplings as well as dragon boat race,particularly in some southern provinces dotted with rivers.&《中国哲学家孔子》——儒学西传的奠基之作---党建网
当前位置：&&>&&>&&>&
《中国哲学家孔子》——儒学西传的奠基之作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张西平
　　明清之际，儒家思想开始传播到欧洲，儒家的经典著作《四书》开始被翻译成拉丁文，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开始展现在欧洲人面前。儒家思想西传欧洲的奠基性著作就是《中国哲学家孔子》。
　　方豪先生在《十七八世纪来华西人对我国经籍之研究》一文中指出：“西人之研究我国经籍，虽始于十六世纪，但研究而稍有眉目，当在十七世纪初；翻译初具规模，乃更迟至十七世纪末；在欧洲发生影响，则尤为十八世纪之盛事。故我国文化之西被，要以十七八两世纪为重要关键。”中国典籍西译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哲学家孔子》这本书。
　　《中国哲学家孔子》于1687年在巴黎的最终出版是由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完成的。当时，柏应理在“罗马学院”（Collegium&Romanum）找到了基歇尔死后留下的《中国哲学孔子》部分译稿，这些译稿是殷铎泽返回欧洲时所带回的。他交给了基歇尔。法国皇家图书馆馆长得知这部书稿的情况后，提出要出版这本书。柏应理又在书稿中加上自己写的序言和他早在中国写好的《中国年表》。书很快进入了出版程序，并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书的标题为：《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或者中国知识，用拉丁文表述，通过殷铎泽、恩理格、鲁日满和柏应理的努力》。
　　这本书的最终完成者是柏应理，但实际上来华耶稣会士对《四书》的翻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按照美国汉学家孟德卫的看法，来华耶稣会士对《四书》的翻译从罗明坚和利玛窦时代就开始了。殷铎泽首先开始翻译《中庸》，将其译为《中国政治道德学说》，而且耶稣会士在华共同翻译的《大学》《论语》的译稿也是他带到罗马的，他对《中国哲学家孔子》这本书的贡献不亚于柏应理。
　　在《中国哲学孔子》形成的过程中，发生了著名的“礼仪之争”。这一事件是理解《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重要维度。
　　在如何看待入教儒生的祭祖、祭孔的风俗和Deus译名理解上的分歧最早起源于耶稣会内部。对利玛窦主张“求同存异”的传教策略第一个发难者是龙华民。四年后，从菲律宾入华的两名托钵修会传教士在入华不久挑起了与耶稣会传教路线的争论，从而将如何看待中国礼仪的问题由耶稣会内部扩大到了来华各修会之间的争论。多明我会的黎玉范1643年返回罗马后向传信部所提出的报告，最终导致了教宗英诺森十世日所批准的圣谕，禁止中国教徒施行中国礼仪。为回应黎玉范的挑战，1654年来华耶稣会士卫匡国返回罗马后提交了报告，两年后，日亚历山大七世颁布了《罗马教廷圣职部给中国传教士的部令》，在没有否定1645年圣谕的前提下，也认可了在华耶稣会的传教策略。
　　面对两个不同的决定，在远东的传教士不知如何执行罗马的决定，由此，1659年和日罗马的圣职部分别下达了关于灵活执行1645年和1656年两个决定的决议。
　　《中国哲学家孔子》初步形成书稿是广州会议，清初杨光先反对天主教，汤若望、南怀仁等人被打入死牢。为此，在各地的23位来华传教士被集中于广州。在此期间，召开了“广州会议”，这是来华的各个天主教修会讨论关于中国礼仪的会议。经过激烈讨论，来华耶稣会士恩理格和鲁日满、柏应理开始在原先“四书”简略直译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校对和注释。尤其针对其中译名的敏感之处以及耶稣会当时所受到的批评，引用中国古籍在译文中提出反驳，这项工作大概在年间完成。
　　《中国哲学家孔子》成书于礼仪之争的过程中，作为书中一部分内容的《中庸》，即殷铎泽的《中国政治道德学说》和批评耶稣会的著作多明我会的传教士闵明我的《中华帝国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概述》先后发表于礼仪之争过程中，从而扩大了争论的范围。柏应理1685年回到欧洲，并于1687年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子，或者说是用拉丁文来展现中国的智慧》。此时罗马教廷正在调查关于礼仪之争事件，书出版后也被当作为其批判的对象上报给教廷。
　　柏应理在书的前言中为利玛窦的传教路线进行了辩护。利玛窦的传教路线就是“合儒易佛”，如他在《中国传教史》一书中所说：“每月之月初及月圆，当地官员与秀才们都到孔庙行礼，扣扣头，燃蜡烛在祭坛前面的大香炉中焚香。在孔子诞辰时，及一年某些季节，则以极隆重的礼节，向他献死动物及其食物，为感谢他在书中传下来的崇高学说……使这些人能得到功名和官职；他们不念什么祈祷文，也不向孔子求什么，就像祭祖一样……关于来生的事，他们不命令也不禁止人们相信什么，许多人除了儒教外，同时也相信另外两种宗教。所以，我们可以说，儒教不是正式的宗教，只是一种学派，是为了齐家治国而设立的。因此，他们可以属于这种派，又成为基督徒，因为在原则上，没有违反天主教之基本道理的地方。”从宗教性上，利玛窦判断“孔子不是神”，这是说给西方人听的；从历史性上，利玛窦强调儒耶相通，通过肯定原儒，批评新儒家，说明儒耶在源头上的一致性，这是说给中国士人听的。
　　但龙华民并不认同利玛窦这套道理。他在《论中国宗教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开宗明义就说：“中国的‘上帝’（天上的皇帝）这个称呼就开始让我觉得有些不妥，因为我到了中国，按照我们耶稣会的习惯读过儒家的四书之后，发现那些评注者对‘上帝’一词所下的定义是与神性相违背的。”他通过自己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儒教里，除了所有儒教徒都了解的庸俗化的表面教义以外，还有一个专属于儒教大师的隐性教义。第二个结论：孔子之所以尽可能避免明白清晰地谈论鬼神、理性灵魂与死后世界，是因为担心公众完全了解自己哲学会导致自己哲学的毁灭，会引起国家的混乱。第三个结论：孔子的上述观点导致了人心堕落，也抹煞了中国学者的智慧，将它们的智慧局限于可见可触的领域。第四个结论：由于同样原因，中国学者陷入了最严重的邪恶即无神论之中。”“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古代的中国哲学家也都是无神论者。”
　　利安当在《论中国传教事业的几个问题》中，与龙华民持一样的观点：“1656年卫匡国神父在向罗马方面做报告时说，中国祭孔活动中没有祭司或是偶像崇拜巫师的介入，也没有任何偶像崇拜者倡导的内容。而仅仅是学者和哲学家集合在一起，不带任何其他目的，按照他们的学派通过纯粹世俗的政治仪式表达他们对老师孔子的尊敬之情。”“中国人通过类似的祭祀祈求天、地、祖先等神灵。然而即使这种崇拜当时仅仅是世俗性的，依然可能因为2000多年间的道德败坏和新入风俗，在实践中却退化成迷信和偶像崇拜。”他通过自己的考察，得出明确的结论：“孔子以及古今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曾对真神上帝Dieu有任何认知，他们所知道的都是诸多伪神。他们之所以祭拜这些鬼神，仅仅是为了得到他们的恩惠。官员和平民全都祭祀自己的祖先。中国人根据自己的不同地位分别将这些鬼神中的不同个体视为自己的保护神。每个家族的保护者都是他们的先祖。而孔子则是中国一切学者的保护神与捍卫者。很显然，中国人相信这些祭礼都是正确的、虔诚的，都是对他们死去亲人的宗教礼仪。因此，在他们看来这种崇拜完全是宗教性而非纯世俗性、政治性的行为。”
　　当我们了解到龙华民和利安当的这些论述后，我们才会理解柏应理在前言中所展开的论述。
　　柏应理首先肯定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利玛窦谨记自己是个外国人，在这些中国人眼中，是个野蛮人。他谨记他所要推广的宗教信仰在这里是闻所未闻的，而且是从一个陌生的国度带来的。确实，任何外来的名字都被轻视，或任何新鲜事物都被怀疑扰乱公共秩序，有些东西在一个如此坚持他们祖先的法律和习俗的政治国家总是不受欢迎的。另一方面，如果统治者的高官和顾问们主张，除他们自己的文人教派外的每一个宗教和教派，都必须永远彻底废除，那么所有的统治者就会用剑与火来暴力反对这些教派的追随者们——这些教派曾因一些皇帝的迷信而得以大力发展和加强。那么，有一位人—神，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讯息如此新奇，与这个温和而傲慢的民族性……因此现在，如果我们要效仿圣保禄——当他在阿雷奥帕古斯传道时，他毫不犹豫地从诗人们晦涩的作品中绘出一缕黎明的曙光，那么同样，让我们从中国哲学更古老的记载中为那喜悦的黎明和正义的太阳［即基督］寻找一线曙光吧。确实足以看出他们的古籍如此丰富。似乎，书籍离真理的起源越远，他们越能清晰和透彻地讨论真理。如此相悖，那么难相信，还能抱什么希望呢？”
　　在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上，柏应理继承利玛窦的将原儒与后儒相区别的做法，认为在中国文化的源头，儒耶是相通的。“玛窦希望通过新的热情和努力，与这些拥有最高荣誉的博士们一起，与这些支持者和领导者一起，去更彻底地探索一切，去接近中国学说的源泉。”
　　由此，他不同意龙华民和利安当对利玛窦的批评，在中国用“上帝”这是一个悠久的传统。“因此，不是一个不分青红皂白的诽谤，或者孩子的一个错误，或者别人歪曲的解释的错误，或者因为时间流逝的滥用，就可以阻止信仰的使者使用“上帝”这个古老的名称。”这样，在他的前言中结论是十分清楚的：“从大洪水时代开始——不管你用《七十子圣经》或《通俗本圣经》，中国的先民就已经认识到真神，并且以‘上帝’即‘至上的皇帝’，或者‘天’来命名。”“儒家的敬拜和礼节无疑是民间性的。”
　　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立场，从跨文化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以及礼仪之争就会发现，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等托钵修会基本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缺乏文化之间的理解。但他们在两点上是有价值的：其一，他们揭示出了中国文化的多维度特点，特别是看到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不同形态，尽管他们无法从中国文化的本质特点上把握这两种传统的内在联系。其二，他们揭示了中国文化在其本质形态上和基督教文明的区别。在一定的意义上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得不错，这场争论“揭示了两种伦理世界的基本差异”。
　　利玛窦所代表的耶稣会路线代表了“求同存异”的跨文化立场，尽管在思想的本质上利玛窦仍是为了“中华归主”这个目标，但他在寻求两种文化的共同点。正是这样的跨文化立场，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开启了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首次精神上的对话。
　　《中国哲学家孔子》由导言，以及《大学》《中庸》《论语》三部书的拉丁文全译本和一些附录组成。导言部分由柏应理所写的致法王路易十四的一封信《致最信奉基督的国王——伟大的路易十四的书信》和分别由殷铎泽和柏应理所写的两部分的序言。殷铎泽的序言主要介绍了中国的儒家、道教、佛教以及宋明理学所重视的《易经》，对他们将翻译的《四书》从思想文化上做了总体性的介绍和铺垫，帮助欧洲学者来理解这本书。序言的第二部分是柏应理所写的，这一部分明显地带有回应“礼仪之争”的特色。
　　《大学》《中庸》《论语》的翻译之后是殷铎泽所作《孔子传》，这里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在第一页的一幅孔子像（见图）。在这个画中孔子身着中国古代传统服装，手中拿一牌。画像的背景综合了孔庙和西方图书馆的风格。孔子身后的两侧是排满了中国经典的书架。左侧的第一排从上至下写明《书经》《春秋》《大学》《中庸》和《论语》；右侧从上至下依次是《礼记》《易经》《系辞》《诗经》和《孟子》。书架最底层是孔子门徒的牌位，左右各九人。左侧从外向内依次可辨是“曾子、孟子、子贡、子张、闵子虔”等等；右侧是“颜回、子思、子路”等等。身后的庙宇式的门上写“国学”（应该来自“国子学”或“国子监”）二字，下方写“仲尼”二字，右侧和左侧的字连起来是“天下先师”。这是画给欧洲人看的孔子。“孔子站在一座糅合了孔庙和图书馆特征的建筑前，显得比实际比例要大。虽然孔子的形象描绘得令人肃然起敬，但肖像和匾牌的背景可能让欧洲读者感到吃惊，因为这看起来不像一座庙，倒像一座图书馆，书架上排满了书，虽然图书陈列的方式是欧式的，并不是17世纪中国式。”
　　《孔子传》后是柏应理所作的《中华君主统治历史年表》。这是继卫匡国后，在西方出版的第二份中国年表，是一份在欧洲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国历史年表。这个年表的编制同样是为了说明“礼仪之争”的耶稣会的路线。书的最后是《中华帝国及其大事记》，并附柏应理绘制的中国地图。
　　尽管在《中国哲学家孔子》以前已经有来华耶稣会士所翻译的部分儒家经典在欧洲出版，如罗明坚对《大学》片段的翻译，但“《中国哲学家孔子》是耶稣会适应政策下产生的最高学术成果”。今天如果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本书，它是一本具有世界文化史意义的重要著作。
　　首先，这本书深深地卷入了欧洲近代思想的变迁之中，它“是年间耶稣会在文化适应方面最前沿的思想全面展现给欧洲公众的最后几个例证之一”。这本书出版后在欧洲所产生的反映，学术界已经做了很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说明：欧洲近代思想的形成并不是在单一的欧洲思想内部产生的，大航海后欧洲人走出了地中海，这不仅仅为他们早期的殖民扩张奠定了基础，也使他们开始接触欧洲以外的文化，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国文化。甚至有些学者说，欧洲人在北美发现的是土地，在东方发现的是文明，一个不亚于欧洲文明，甚至发展程度高于欧洲文明的中国文明。正是通过耶稣会士的一系列汉学著作，中国文明的内在精神性价值展现在欧洲人面前。
　　“中国对于这个时代欧洲的思想、政治和科学思想的变化绝非置身事外。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哲学观念及其技术的例证强有力地影响了欧洲，向它提供了一种宝贵的贡献。”以《中国哲学家孔子》《耶稣会中国书简集》为代表的这些早期传教士汉学的翻译和著作“在整整一个世纪间吸引了知识界，不仅仅向他们提供了一些具有异国情调的冒险活动，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形象和思想库。欧洲发现了它不是世界的中心……耶稣会士书简就如同其他许多游记一样，广泛地推动了旧制度的崩溃，在西方那已处于危机的思想中发展了其相对的意义”。
　　其次，这本书标志着由此而激化的中国礼仪之争，也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长期以来学术界都认为礼仪之争在本质上是一个欧洲文化史的事件，但应看到，礼仪之争同时也是一个中国历史重大事件。这个事件表明从晚明开始，中国已经卷入第一轮的全球化历程，对中国历史思想的研究已经不能单纯局限在中国本身来展开，礼仪之争就是中国从思想上卷入世界文化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李天刚说得好：“‘中国礼仪之争’是近代中西关系史上首次高级别的冲突。另外，它是中西双方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单纯的文化冲突。”
　　最后，这本书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最为系统的对儒家经典的翻译，它标志着对儒家思想的解释已经开始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可以说，《中国哲学家孔子》拉开了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中国思想翻译与研究的序幕，以后的卫方济、马礼逊、理雅格、卫礼贤等儒家翻译的汉学家都要由此开始自己的翻译事业。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在中国典籍外译历史上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和价值。
网站编辑：赵亮&论&语&&之&路--记历代俄罗斯学者对&论语&的翻译
（笔者博士生导师、俄罗斯儒学联合会会长、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贝列罗莫夫教授）
应该说，历史上俄罗斯的汉学，就起源来说相当早。而且与西方十七世纪开始的中国学热潮有密切的关系。当时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精英们，受欧洲时尚的影响，对中国文明倾慕不已，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像比丘林，普希金，托尔斯泰，阿列克谢耶夫等文化大家，同时又是卓越的中国文化问题专家。他们对中国文明表现出了独特的，健康的理解。尤其倾慕中国的孔夫子学说。普希金在构思自己的不朽长诗
&叶夫根尼。奥涅金&时，曾经想到在里面渗透孔夫子有关个性教育的思想；而托尔斯泰更是用和孔夫子一模一样的语调来表达自己对人类文化个性价值共同标准的伟大追求。（1）但遗憾的是，在那个时候，即便是俄罗斯的文化精英们，也不可能对中国文化，特别是有关孔夫子的学说的精髓，有全面的，通澈的，确切的理解。在许许多多的原因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当时普遍缺乏正确的有关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经典的俄语译本。文化精英们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接触中国经典。譬如说，十七世纪，十八世纪时辗转从欧洲如法国等知道有关中国文化的事情，包括知道中国的经典。而欧洲那时所流行的有关中国的古代经典的译本，基本上都是传教士所翻译的。一来是残缺不全，不系统（至少在英国人李雅各之前是这样）；二来是由于文字的天然障碍，他们的理解有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他们的传教士身份，使他们的翻译，至少在文字上带有宗教的气味。导致中国文化内涵的走样。在这样的基础上去理解中国文化，必然出现某种程度的偏差。因此，一个好的译本，无疑是理解另一种文化的基础。在欧洲，第一个系统翻译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是英国人李雅各。所译的经典包括&论语&
&道德经& &中庸& &孟子& &尚书&
&春秋&等。（2）尽管还远远不够，但这在当时是相当完整的系统了。以至后来所有的欧洲译者，无不受到它的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这项翻译事业开始于1840年。当时正值鸦片战争时期。英国的军队奉女王的命令正在远东攻打文明古国中国，但它的文化臣民却悠闲地在首都伦敦翻译文明古国中国的文化经典，传播中国的文化。李雅各的翻译工作延续了五十年，最后在中国完成。并于1895年在伦敦出版。而奇怪的是，整个十八，十九世纪，俄罗斯的中国学也同样热火朝天，但居然没有系统的俄译本中国儒学经典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至于本文想讨论的
&论语&，则直到1910年，才由波·西·波波夫译成俄文出版。这就是俄罗斯汉学史上的第一个系统的&论语&译本。也是准确意义上的俄罗斯的儒学史研究正式开始的标志。本文就从这里开始，具体谈谈俄罗斯学者们如何翻译与研究&论语&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力图从一个侧面反映俄罗斯儒学研究乃至汉学研究的状况。
（一）．三个时代，四种典型&论语&俄译本及译者介绍
谈汉学，俄罗斯汉学起源很早；谈儒学，严格地说，则只能从波·西·波波夫教授（）谈起。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第一次在俄罗斯用俄语翻译儒家经典&论语&和&孟子&”（虽然他的老师瓦西里耶夫教授也曾翻译《论语》，但仅仅只是手稿）（3）他出生在一个受尊敬的牧师家庭。他父亲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牧师。这可能影响到他的人生观。所以，他步他父亲的后尘，十二岁就进了一所神职学校。看样子，准备将来做一个好牧师。埋头苦干了十年神学，到二十三岁那年，好不容易被推荐去首都圣·彼得堡神学院进修。但谁也没有料到，就在他的神学修养越来越深的时候，却对东方中国的古老文化入了迷。就在那年，他干脆跳了槽，昂首跨入当时最负盛名的圣·彼得堡大学的东方学系。由学习神学一变而学习中国文化。它的运气很好，因为当时圣·彼得堡大学中文教研室的主持人瓦西里耶夫教授，一位当时最负盛名的中国学家，刚刚从喀山大学调来。他一上任，就建立了一些不成文的规矩，后来成为圣·彼得堡大学的传统，即：教师在第一堂课就公开告知学生，研究中国语言的高难度性：“您考虑好了吗？难道您不得不学习这门语言吗？。要知道，它既没有语法，也没有字母，只有多达四万个稀奇古怪，铁面无私的方块字……”(4)这简直就是吓唬人。当然，这规矩只是用来对付那些轻率的奖金应考者。用来对付象波波夫这种向慕中国文化胜于一切的意志坚定者，就力有未逮了。对这些规矩，波波夫只是把它当作鞭策自己努力学习的动力。也正是在大学里，他打下了坚实的中文基础。1870年，他毕业了，并且获得了副博士学位。很快就被沙皇政府委任到外交部亚洲司工作。接着就被派遣到驻北京外交传教团做翻译官。此后，官运亨通。扶摇直上，最后做到了总领事。1902年，奉召退休，回到久违的圣·彼得堡大学，作了个教书匠。由于他在中国工作了近三十年，所以不但中文学得很好，而且，耳濡目染，对中国文化及其经典，相当熟悉。尤为难得的是，“在外交领域工作了几十年，他一直没有停止科学研究工作。”（5）作了教书先生后，就一心赴在教学和科研上。直到这时候，他才开始着手翻译重要的儒家经典。一是此前他一直醉心于研究中国的中央与地方的国家政权统治体系。后来，还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国国家机构&
&中国的宪法与地方自治&等。二是只有在这时候，才具备翻译儒家经典的条件。为什么？因为，直到1888年，才由他主编出版第一部系统完备的&汉俄字典&。“这件事情对俄罗斯的汉学有很大的影响。”（6）也只有具备了如此强有力的工具，才能问鼎翻译中国儒家经典这样高难度的事情。三是很多俄罗斯汉学的创始人，大都有明显的特征，即都非常重视儒家经典。“这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出身在有教养的牧师家庭，受东正教经典文学的影响……”(7)
但他首先翻译的却不是&论语&，而是&孟子&。这一直叫人猜不透。好在这些都显得并不在重要，重要的是，从此以后，俄罗斯的学术界终于有了属于自己语言的儒家经典读本；也使俄罗斯的文化精英们结束了差不多两个世纪的，靠自己的非凡天才直觉地感受中国文化精髓的艰难状态。因为象
&孟子&这些经典无疑是中国文化的根体。不读通它，就无法明白中国文化的本质。而要读通它，就得直接接触它。而文字的障碍，似乎是最主要的障碍。现在好了，有了俄译本，人人都可以直接的去读它，中国文化变得越来越清晰了。这自然对俄罗斯的汉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04年，他出版了
&孟子&。六年后，1910年，他出版了&论语&。这时，离他逝世还有三年。这对于一个迷恋中国文化，并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文化研究的学人来说，是多么值得庆幸。如果说，英国人“李雅各的翻译为西方人打开了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8）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波·西·波波夫教授为俄罗斯人打开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沙俄帝国时代一去不返。代之以社会主义的苏联时代。时代的变化，使得俄罗斯的学术界也随着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开始用政治来衡量学术。纯粹的古典主义情结，已不再受人尊重，代之而起的是动辄批判。但是，出于种种原因，在苏联时代，仍然有一大批学人，冒着随时被批判的危险，致力于研究古代中国灿烂的文化。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算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下的台湾学者也不得不说
“俄国在这方面，因历史，传统及地理与中国有其不可分割的渊源，曾经十分发达。甚至，到六，七十年代，一直有非常辉煌的成就。”（9）伴随着苏联汉学的发达，苏联儒学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这时候，我们不得不首先提到一个杰出的名字，他就是“苏联汉学的领导人（奠基人），并且在世界汉学史上也占有显著的地位”（10）的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他1902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接着留在中国和满洲文学史教研室工作。1904年，被派往法国，英国，德国的博物馆，图书馆搞研究活动。大量接触了欧洲所保存的有关中国文化的典籍，极大地丰富了他的见识。1907年，又和法国汉学家萨瓦洛蒙到中国东北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考察。1912年，被派往中国南方考察。1916年，在百忙之中，完成他的硕士论文&论中国诗人司空图的诗品（837—908）—翻译与研究&（11）。这本书，写在十月革命的前夜，但它“所做出的结论，走在时间的前面，给今后的文学与科学研究指明了方向。”（10）1923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通信院士；1929年，选为正式院士。此外，他从1910年到1951年，还一直兼任着教书先生的神圣职业。先后在圣·彼得堡大学，彼得罗格勒大学，列宁格勒大学任教。同时，还在俄罗斯地理研究所，欧洲和东方语言、文学比较研究所，莫斯科东方研究所等十数个研究所工作过。可以说，整个苏联时代的东方学，特别是汉学都处在他的影响之下。我虽然刚刚接触他，还远远不能说了解他。但我感觉到，他是个有思想的人。更是个具有非凡才能和毅力的人。只要知道他一生共写了二百六十多种有关中国文化的著作；只要知道他一生几乎涉及了所有人文汉学的研究方面；只要知道他认为，要研究中国汉学，就得从“欧洲中心说中解脱出来”“第一次在祖国的科学中强调研究中国人民文化的重要性”（12）······你就会被他的魅力所倾倒。他是波·西·波波夫的学生。但对自己的这位老师所译的&论语&不怎么感冒。于是，大约从1920年起，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新方法和新风格翻译&论语&。到1921年，他完成了前三章的翻译。。但是，这时候，他的麻烦来了。有人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说他一天到晚研究反动的孔夫子，要不得。就这样，他不得不改弦更张，暂时去研究其他问题。谁知道，命运无常，从此他竟和孔夫子的&论语&无缘。他所翻译的三章&论语&残本，即《讨论与对话》，也直到1978年，才由他的同事们整理出版。但离他逝世已经快三十年了。据说，他临终前，曾经特别叮嘱“盼在他的墓碑上端，装饰着展开的大理石书卷上，以正楷镌刻‘不愠’两个汉字。”（13）熟悉&论语&的人都知道，这两个字出自&论语&第一章，原文是“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汉学家对“君子”之德境的汲汲追求。由此也可以感受到，汉学家在面对自己所译的&论语&残本时，那深藏在心底里的悲哀。
谈到苏联时代的&论语&翻译，还有一个人需要讲到，就是克列夫佐夫教授（）。他1949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63年，以&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论文，获得副博士学位。1970年，又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一直在苏联外交领域工作。其中，两度到中国大使馆工作。曾任上海苏联领事馆总领事。回国后，先后在莫斯科大学东方学院，苏联外交学院等地方教书。在俄罗斯这已成了惯例。先做外交官，然后，回国作教书先生。当然，他们在中国工作了很长时间，对中国的事情非常熟悉，回国作教书先生，讲有关中国文化的问题，最是恰当不过。1968年后，克列夫佐夫就一直在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作副所长。后又任中，俄友好协会副主席。为中，俄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在有关中国的美学思想，政治思想和社会心理及中国传统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1972年，由现任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博士主编出版了&古代中国哲学&（上下册）。内容主要是翻译古代中国哲学经典。其中。&论语&就是由克列夫佐夫教授翻译的。这大概是苏联时代所出版的第一个《论语》译本。六年后，阿列克谢耶夫译的&论语&三章残本才被整理出版。因此，无论如何，在俄罗斯的儒学史上，克列夫佐夫教授翻译的&论语&应该占有一席之位。
苏联从七十年代开始,由于种种原因,步入深刻的危机时期。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后，这种危机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导致苏联的全面崩溃。历史进入俄罗斯时代。时代的变化，
对学术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有人称其“境内政治不安定，经济难题，社会治安等种种因素，不利学术水平提升”因此，汉学研究“目前暂时沉寂”（14）在往后退。对这种结论，我不敢苟同。为什么？按我的观察，俄罗斯虽然危机重重，但不过是外部物质世界的危机。作为学者，仍然在各自所属的精神领域里，兢兢业业的努力工作。当然，危机可能影响到学者们的生活，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也可能使他们因没有能力买飞机票，而放弃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更有可能使他们辛辛苦苦写出来的著作，因没有人资助，而长卧书匣……等等。尽管处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但是，俄罗斯学者并没有气馁。渗在他们的骨子里的那股子精神，并没有失去。俄罗斯的汉学自成体系，决不会因此而有所退步。相反，因时代冲击，促使俄罗斯汉学界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即学者们在民族危机的感召下，从书斋里出走出来，走向社会，把自己的所学和社会的需要相结合。我想，这样下去，俄罗斯的汉学只会进步，而决不会后退。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俄罗斯的儒学研究，繁荣一时。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列·谢·贝列罗莫夫教授。他于1928年出生在俄罗斯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父亲叫嵇直，是中国人，老革命家。母亲是俄罗斯人。故他另有中国姓名嵇辽拉。也许中国血统的影响，成年后，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1年，他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从而奠定了他的学术研究的方向。他对汉语有精深的研究，精通古文。尤其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有兴趣。冷板凳一坐二十年，于1970年，以论秦代古文化问题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刚开始在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搞研究工作。后来，中苏两国因意识形态问题交恶，他被调到对外保密的远东研究所，受到严格控制。反正没事，就削尖脑袋，一个劲地往故纸堆里钻。一不小心，竟钻到了春秋战国。一部&论语&被他啃了个透。写出了许多高水平的儒学专著。接着，中国又出了个“四人帮”，一个劲地批判孔夫子。不但不允许中国学人研究孔夫子，而且不允许外国学人研究孔夫子。他们听说，在莫斯科有个贝教授，大肆写歌孔颂孔的文章，不由恼羞成怒，遂指使一家大报，写文章并通过电台广播，进行谩骂，题目就叫&孔老二在莫斯科&。（15）令人啼笑皆非。尽管如此，他仍然一如既往，埋头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特别是儒学研究。1998年，经过多年的精心研究，终于出版了&孔夫子与&论语&&。其中，第二部分就是&论语&的译文。这个译本，总结了历代俄罗斯学者对&论语&的翻译精华。可以说，这是目前俄罗斯学术界最完善，最系统的译本。他亦因此获得总统叶利钦亲笔签字的“最杰出的科学活动家”之金质奖章。
&（二）．三个时代，四种典型&论语&俄译本的比较分析
首先，从整体上谈谈，三个时代，四种&论语&俄译本的大致特点。
波波夫教授的&论语&译本，凡是读过的人就知道，整体特点是学究气十分浓。这与沙俄时代“乾嘉学派式”的学术空气有密切关系。逐字逐句的翻译，不厌其烦；众多的儒家术语用汉字形式，和俄语注释混合在一块；层次分明，译文和解说清清楚楚，除了自己的解说外，间或引用中国古代注家如程子、朱子等人的解释；······。他先翻译的是&孟子&，后来才翻译&论语&。据说是因为“译&孟子&相对比译&论语&容易些。后者的文章，大都零零碎碎，往往需要猜度。”（16）这与他自己的表白差不多。他在&论语&俄译本序中说“
&论语&的语言远非完善和精湛，句子极其简洁，不明和模糊，常常使高明的中国注释家也陷入困境，以至不得不放弃对它们的解释。因此，顺利地得出通俗易懂的译文，远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不弄清中国语言的结构规律，就去研究&论语&，那是不谨慎的，也是不会有结果的。”（17）正因为他有这种认识，所以，他才迟迟翻译&论语&。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象写识字课本一样，来解释、翻译&论语&。也因此他所翻译的&论语&象一部有关儒家术语的&汉俄字典&。据说，他是单独翻译&论语&，完全依靠自己踏实的中文功夫，很少依靠中国的专家。而且，根据他那个时代的认识，他把孔夫子翻译成“哲学家”。与波波夫教授&论语&译本不同的是，阿列克谢耶夫的&论语&三章残译本，则号称是在新方法下的新风格翻译。总的特点是，结构复杂，有成一家之言的气象。说它结构复杂，是因为&论语&的每一小节，几句话，被他一翻译，简直成了一篇学术论文。包括：译文、儒家术语的俄语解释、间或参杂自己的意见、中国古代&论语&注家，特别是朱熹的注释、另外还有对注释的注释。只是没有在俄文中夹杂汉字。大约他不想让自己的翻译本变成辞典类的书。正如我要在下面所分析的那样，他过分地相信和崇敬朱熹。这使它的研究和翻译，在生色的同时，亦失色不少。有趣的是，他把“孔夫子”翻译成“他”，这似乎不符合西方学者的习惯。但他有自己的理由。他把中国古汉语里的“子”理解为“在孔夫子那个时代，和第三人称代词‘他’同义，并同时有尊称和简称的含义。”（18）因此，不如直接把孔夫子翻译成“他”来得利索。在他的翻译中，有很多属于他自己的思想。至于克列夫佐夫教授的&论语&译本，不客气地说，结构单一，文笔生硬，而且实际上残缺不全。据统计，&论语&一共有五百零三小节（这是现代注家的作法，大概是为了某种方便。）克列夫佐夫教授仅仅翻译了二百七十小节。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四。还有二百三十三小节没有翻译。有整卷的省略，也有若干语句的省略。不过，他连&论语&中最重要的一些话，如&论语&第六卷“雍也”第三十小节〔这一小节被张岱年先生认为
“是仁的基本定义”（19）〕都没有翻译。我看，只凭这点就很难交待过去。它的译本比较简单，除了句译外，仅有很少的附注。在行家的眼里，他的译文带有很浓的李雅各味。不过，他把“孔夫子”译成“老师”，倒是颇有创意，比较贴近历史。(20)
当然，公平地说，不论是阿列克谢耶夫的“残”，还是克列夫佐夫的“缺”，都是时代所影响。与他们的学术态度和学术素养没有任何关系。在苏联时代，学术必须为政治服务。研究象孔夫子这种本身就热衷于政治的思想家，不“残”不“缺”才怪哩。令人欣慰的是，以上三种俄译本&论语&的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基本上由贝列罗莫夫教授的译本所改过。他的译本的特点是：科学系统、层次分明、韵调文雅，充满自由气息。这也是俄罗斯时代所标榜的“自由民主”在学术界影响的结果。和波波夫教授的译本一样，贝教授的译本非常完整。&论语&一共二十卷，五百零三节，一字一句，一丝不苟。而且，有多年的研究成果作基础，就译文的科学性来说，是波波夫教授的译本所无法比拟的。再就是层次上非常分明，译文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俄译文。简单明朗，几乎每句话都选用的是俄语中最简洁、最文雅的句子。读来朗朗上口。虽然是哲学，却没有哲学的涩味；虽然不是文学，但却带有文学的韵味。另一部分是注释。他注释正文，既不象波波夫教授那样“汉俄字典”式的注译；又不象阿列克谢耶夫院士那样，对朱熹情有独钟。而是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对历代注家的成果，批判地继承。纵横捭阖，自由取舍。于比较分析中，睿见纷陈。和克列夫佐夫教授一样，他也把“孔夫子”翻译成“老师。”
其次，翻译方法的比较分析。
首次在俄罗斯学术界公开提出改革“翻译古代中国经典方法”问题的是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他在1945年，发表&关于把中国古代经典翻译成俄语的新方法与新风格&（21）的文章。因为他的三章&论语&残译本是按照他的新方法来翻译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他的这篇文章，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有关翻译的新方法和新风格的思想，至少产生在1920年前。综合起来，他的所谓“新方法和新风格”，主要包括如下两点内容：
（一）他主张翻译中国古代经典“只能是直接从中文翻译，而不是从另外一种语言翻译。”以达到使“这些译文能让非中国读者不感觉到任何异国味道地读懂它们”“并保持中国古典原文的节律和语调，而不是笨拙的语句拼合在一起。”（21）他对其他译者多有批评。把以往的译者分为三种人：一种是“象瓦西里耶夫、波波夫、威廉赫麦等认为，中国的古典作品的古文完全可以用现代语言来表达，而且应该这样来表达。因为思想和形式可以在任何一种语言里、任何一种风格里活跃；”第二种人是“如李雅各，相反地认为，现代语言（甚至专业的语言）如果没有注释者让翻译者明白文中的意思，是无力表达中国古文的思想和形式的；”第三种人“如库夫列拉，认为用一种现代语言（比如法语），如果不象欧洲人在理解古希腊的思想和形式时，利用拉丁语那样，而加上别的语言来注解的话，是无法表达古文的思想和形式的。”接着就开始批评他们：“然而，所有这些翻译都很难令人信服。”“如果李雅各的英语翻译因为其没有任何风格而难以令人信服的话，那么，库夫列拉的法文翻译，尽管用拉丁语和法文两种语言也没有形成一定的印象”“而且，这样翻译出来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接近原文，但遗憾的是，已经不是活的语言。”“同时，威廉赫麦的德文翻译在文体关系上显得很完善，用了现代高明的手法。除此之外，翻译者用现代手法来宣传中国古代的智者，以达到更加完善德国智者的目的。当然，这样做不会有科学的结果。（俄罗斯的）瓦西列耶夫、波波夫在自己的翻译中试图不唱西方的老调而走自己的路，但太肤浅。”总之是各家都难以令人信服。他还说所有的翻译者都“破坏了中文原文所特有的风格和语调。李雅各差不多把中国人变成了咿呀学语的孩子；库夫列拉的翻译象基督教徒似的烦琐；威廉赫曼的翻译象异教徒似的充满着反抗；瓦西列耶夫，学究气太重，只是一个劲地逐字逐句翻译。”（22）
（二）、主张寻找到“中间形式的解释”即中国古代伟大注释家的注释。具体来说，就是南宋朝的大学者朱熹。他认为，要读通中国的古代经典，没有古代注释家的注释，简直是痴心妄想；要读通&论语&，就非得读通朱熹的注。他对朱熹情有独钟。他写道“有人说，注释家只是一块跳板，而不是思想。可以忽略。然而在东方却不是这样。而是：注释家不是跳板，而是哲学家，是大作家”（23）“朱熹，哲学家、注释家。他系统地整理了孔夫子的思想，是新儒家的杰出代表，创立了自己在中国最出色的哲学体系。他被尊成为太师。他的学说教育了中国学生达七百年之久”“大约，在世界上还没有那一门抽象的学说，没有那一门哲学能够像朱熹的思想在中国那样完善的……朱熹是儒家思想发展的新阶段，他不是一块跳板，不是一座桥。如果允许的话，我可以做这样的比喻：朱熹的注释就象某种由现代工程师所建立的一座精致的桥一样，它连接着看不见的、地球上的两岸。看不见的东西总是不断地发展。没有两岸的桥是没有存在必要的，但是要走到岸边又少不了它。这个河岸是由现代人来完成的。”（24）这样做，最后的结果是“&论语&的语言、朱熹的语言”和阿列克谢耶夫的语言，虽然都是独立的，但却象一幅“几千年的图画，协调起来了”形成“一种和谐。”
这就是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新方法。对于第一点，我们觉得他的意见很正确。翻译中国古代经典，如果不直接从中文，而从第三种语言转译的话，至少会失去原意。至于古代中国文学所特有的语调、韵律就更不用说了。但对于第二点，就不敢恭维了。不错，朱熹在中国古代，是个很有影响的哲学家。儒家学说因他而变成纯哲学。但也因他而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绳索。这些，早有定论。对他的思想，我们只能批判地继承，而不能盲目地崇信。对于这点，贝列罗莫夫教授显然作得高明些。如果作些概括，我认为他在翻译方法上至少有下面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他认为，翻译这项事业，是科学性质的。所以，一定要先研究翻译的对象。包括对象的性质、内容、思想、文法、甚至包括作者的有关生活背景情况，都必须弄清楚。然后才有资格谈翻译。这当然有点苛求。但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以他老先生的中文造诣，早就可以翻译&论语&了，可是，他硬等到一系列科学著作如&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和法家&
&孔夫子的话&
&孔夫子：生活、学说及命运&等出版后，方才动手翻译&论语&。书出版的时候，他人已经七十岁了。也正因为这样，他所翻译的&论语&方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二）、重视时代背景在翻译中的作用。他认为，要翻译某种古典作品，必须把它放到产生它的时代里去考察。否则，离开了时代，就无法弄清楚作品的具体内涵。甚至理解出错。或者把后人的思想强加到先人头上。例如他通过这种方法，纠正了历来西方翻译家、或者部分中国注释家对&论语&中有关“和”这个重要范畴的错误理解。（25）
（三）、他主张在翻译过程中，为了保持译语与原文在含义、韵律等方面的基本一致，不致于因语言相异而产生相误，应该把各种语言版本的翻译摆在一起，互相比较、参照。然后，再得出结论。在他的译本中，有很多结论都是这样得出来的。他把日文本、韩文本、英文本、法文本和德文本，以及中国古、现代的各种文本对古代经典的翻译，进行罗列，比较和研究，批判地继承。这和阿列克谢耶夫的做法，显然不同。
当然，所讲的这些问题，既是俄罗斯儒学研究领域中的问题，同时也是俄罗斯汉学界中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来，俄罗斯的社会，由于种种原因，危机重重。实质上是西方模式的失败所导致。整个社会，包括政治家、学者和各界民众均对东方，特别是中国等儒家文化圈国家的成功经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儒学研究方兴未艾；对&论语&的重视，也与日俱增。宋代赵普的名言“半部&论语&治天下”，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正在深入人心。政治家、新闻界不时地引用&论语&里的名言。原来作为纯学术的&论语&，现在，已有进入寻常百姓家的趋势。而学者们也开始由书斋走向社会。这是新动向，也是新希望。这也是贝列罗莫夫教授的更完善的&论语&译本出现的时代锲机。实际上，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从没有象现在这样需要&论语&。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在俄罗斯能见到的&论语&译本并不止以上四种。象莫斯科大学的中国文化专家谢苗年科，他就写有&孔夫子&。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论语&的翻译。最近，又在书摊上发现白俄罗斯出版的&孔夫子&。大约因书后印有商业广告的缘故，所以作者连名都没有置等等。象这些书，我之所以没有引用，主要是因为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它们本身的学术特点和我的文章的需要相异。（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属于科学流行读物。我在另部专著《俄罗斯的儒学研究与儒学家》中将会论及。）在传播孔夫子学说的过程中，谁也不能否认它们所起到的伟大作用。
&&&&&&&&&&&&&&&&&&&&&&&&&&&&&&&&&&&&&&&&&&&&&&&&&&&&&&&&&&&&&&&&&&&&&&&&&&&&&&&&&&&
&&&&&&&&&&&&&&&&&&&&&&&&&&&&&&&&&&&&&&&&&&&&&&&&&&&&&&&&&&&&&&&
&&&&&&&&&&&&&&&&&&&&&&&&&&&&&&&&&&&&&&&&
列·谢·贝列罗莫夫&孔子学说与俄罗斯文化&载&第一届台湾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1997年，台湾）
（3）（4）（5）（7）（8）（17）波波夫译&孟子&（俄文版）第262—266页。（1998年，莫斯科）
（6）（11）（12）&中国哲学&（俄文版）第252页，13页，14页。（1994年，莫斯科）
（9）（14）&光华&1998年12月第23卷第12期。
（10）（18） （21）（22）（23）（24）阿列克谢耶夫&中国文学&（俄文版）第27 页,
430页，417页，419页，425页，428页。（1978年，莫斯科）
（13）班科夫斯卡娅&东方—西方：研究、详述、评论&（俄文版）第252页。（1985年，莫斯科）
（15）李明滨&莫斯科的孔夫子&（&华侨大学报&日。）
（16）波波夫&论语&（俄文版）第1页。（1910年，圣·彼得堡）
（19）金良年&论语译注&（上海古籍版）第66页。
（20）&古代中国哲学&上册（俄文版）第139—174页。（1972年，莫斯科）
（25）列·谢·贝列罗莫夫&孔夫子与&论语&&（俄文版）第391—395页。（1998年，莫斯科）
&&&&&&&&&&&&&&&&&&&&&&&
——完——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