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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走向——历史回顾、现实判断、理政思路与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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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把握中国未来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宏观经济政策非常重要，充满了挑战。回顾过去的35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很大，大起大落明显，并且存在着独特的政治经济周期，政策的影响非常明显。分析表明，一方面，宏观经济的基本规律在起作用，一方面，中国具有独特的市场特性和决策过程，亦放大了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对基本规律和市场的不信任、频繁的宏观干预及决策层的特性等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因而分析中国的宏观经济，需要将宏观基本规律和决策层的理念加以综合考虑。当前，中国决策层的宏观经济理念发生了显著变化，信心有所加强、耐心（时间偏好）有所强化，因而有可能减缓宏观经济波动，更稳妥地通过制度创新，推进中国的长期发展和宏观政策制定的制度化建设。通过上限和下限等目标管理模式，宏观调控水平将得以提升，宏观经济将能保持较平稳的中速增长，维持物价和就业的双稳定。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决策层，时间偏好，平稳
　　一、引言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走向很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研究。做出如此判断，除了一般性的理由之外，主要是基于如下的特殊考虑：（1）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决定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轨迹，而且对世界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有必要以更加专业的视野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特殊性以及未来10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走向。（2）中国问题非常独特。从历史层面看，中国经济社会有着很强的计划经济惯性，历来政策性干预力量较大；从现实层面看，中国还不是完全开放和完全市场主导的经济体，市场本身的扭曲作用较强。这使得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异常复杂。（3）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数据统计不完全。一方面，理论模型很难刻画中国的经济现实，另一方面，也很难用计量方法加以验证。这自然增添了解释中国宏观经济的难度。如果说中国的快速增长是由于起点较低，经济发展水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远远落后于全球发展水平，出于&趋同&（convergence）和追赶的力量，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达3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那么，中国会不会就此停止快速增长，甚至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需要我们拿出令人信服的分析结果。（4）对于中国经济长期走势的不同判断，很大程度上缘于对中国深层次不确定因素的认识。事实上，中国制度化建设和改革进程本身存在着不确定性。对于制度的刚性、改变的难度、制度的影响因素，Acemoglu（2013）做了一系列的研究。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制度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着难度和阻力，而制度化建设如果能够得以跨越，平稳实施，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自然比较乐观；但如果不能摆脱重重障碍，中国经济也有可能被束缚在某一个水平上。（5）中国经济运行态势与政府行为及宏观经济政策紧密相连。经济社会发展不可能脱离政治而独立运行，事实上，如同Acemoglu（2013）所论述的那样，在经济政策分析中，不能仅仅就经济论经济，政治同样起着重要作用。更有可能的是，政治均衡本身就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过去的6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市场在不断发挥作用，但与此同时，仍然延续了显著的政府主导模式和行政干预因素。（6）自2012年年末以来，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异常错综复杂的背景下，随着新一届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思路的调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调整和变化，显然将对当前以及未来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如何理解和把握决策层在治国理政思路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格局上的调整和变化并将其用之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分析，确是一个新的重要命题。
　　上述种种，构成了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的基本思路是，中国经济目前出现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也是随着政治结构变化而发生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新的执政方针，将对中国经济未来10年走势及宏观政策的制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而有必要根据经济运行特性和政策动向，对当前中国经济做进一步的说明，同时，对未来的发展态势做深入分析，为宏观政策取向做展望和说明。
　　本文的分析逻辑是，经济的基本运行态势已经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导致了对形势的判断发生相应的更换，新的判断进一步导致了决策者的&理政思路&变化，新的思路形成了新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形成新的宏观运行态势。决策者的偏好和特性导致了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进一步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把握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把握经济运行规律、中国特殊性和政策决策者内在特性之间的相互关联，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未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我们借鉴经济学中的刻画方式，主要是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探讨决策者特性的影响；同时，参考政治经济周期的理论，分析政策的特征。
　　本文的目标在于，通过回顾，总结一般性规律，在此基础上对未来10年左右的宏观经济政策做一展望和建议。本文的贡献在于，将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有机结合起来，将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论更好地应用到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之中，将决策者的特征更多地融入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之中，将中国特殊性和宏观基本规律的一般性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分析中国未来10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走向，进而得到更为可信的结论。
　　我们的主要结论是：（1）从过去35年的实践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基本经济规律在起作用，但有别于一般的宏观理论，中国经济波动更强，这种波动与宏观政策的周期性变更存在着直接关联。（2）中国宏观决策者对基本经济规律和市场的怀疑和不信任、对行政干预和宏观调控的偏好，都导致了这种政策性扰动更为显著。决策者的变更也导致了周期性的宏观经济波动。（3）目前，新的决策层已经开始改变对市场的偏见，对市场和基本规律重新定位，因而这种源自政策的干预将会不断减少，宏观经济政策将逐步采取目标管理的模式，采取下限、上限和底线模式。（4）新的决策层具有更高的耐心程度，并且更有信心，因而能对十年期间的宏观走势做更好的规划，中国的宏观经济有可能会变得更为平稳，减少大起大落的情形。
　　二、中国宏观经济的历史性回顾
　　以史为鉴，从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的运行轨迹回顾中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的事实特征，并得出一些规律。我们拟从三个层面分析中国的宏观经济。（1）年度的、未经处理的数据（年），从而形成直觉；（2）对年度数据进行滤波处理，将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加以分离，从而得到波动特征；（3）选取尽可能长的季度数据（1995年第一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同样分离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更好地揭示宏观经济的波动。
　　以10年为一个观测点，分析长期增长（年度产出）、就业（总就业人数）和失业率、物价、消费、投资、净出口。考虑10年为周期，一方面是根据基本的运行特征，一方面是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周期是否与中国独特的换届制度安排有关。
　　（一）整体状况：大起大落的波动明显
　　整体上，中国的宏观经济在过去35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从图形（见图1和图2）直观看，大起大落明显，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很强。为了显示这种波动，我们将年度的主要宏观经济数据（年）加以滤波处理，首先进行对数化处理，然后选取Lamba为100进行HP滤波，将其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加以分离，并将其变动加以刻画，图3和图4显示了年度的波动轨迹，可以看到几个明显的特征：（1）与发达国家的运行轨迹近似，投资变量的波动幅度最大，消费的波动较小，产出的波动明显；（2）中国的物价和就业波动较大；（3）从时间趋势看，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各主要宏观变量的波动幅度很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动的幅度有所降低，这是极其特殊的一点；（4）中国宏观经济的整体波动幅度大于发达国家，存在着大起大落特性。这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平滑经济波动目标相去甚远，产出、消费、投资和出口等变量对数化处理之后的标准差分别为0.02、0.02、0.053和0.025，而物价和就业变量的标准差分别为0.028和0.021，代表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广义货币供应量（N2）和财政支出的处理后标准差分别为0.029和0.041。因而，需要对中国独特的宏观运行轨迹加以分析。
　　为了进一步显示波动频率，我们显示季度波动情况（见图5和图6）。对数处理后，选取Lamba为1600，经过HP滤波后，产出、消费、投资、出口等变量的标准差分别为0.006、0.008、0.019和0.033，而CPI、就业量的标准差为0.007和0.012，财政支出和货币供应量（M2）的标准差为0.019和0.010。投资的波动较大，这与其他国家大致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出口的波动幅度很大，是产出的近5倍；价格和就业的波动幅度均接近产出波动的1.5倍。这意味着宏观的价格变量和劳动力市场波动也较大；代表宏观政策的两大变量也有着较大的波动幅度，财政支出波动高于产出波动的3倍，货币供应量大致为1.5倍。这意味着很有可能的是，外部冲击构成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源，而宏观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扰动，使得价格和就业变量产生了较大幅度的波动。
　　（二）经济增长速度的长期趋势及波动：持续震荡下滑和大起大落的运行态势
　　1.从长期增长趋势看，中国整体上维持了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经历了将近35年的快速增长。这种快速增长的直接原因是，相对以往封闭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中国政府创造了不断开放，不断宽松的制度环境，从而提供了内部的有效激励和外部竞争。
　　从投入看，实际投入生产的劳动力不断增加，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经济意义上的生产和劳务之中，摆脱了更多的非经济性事务；在资本层面，更多的投资形成了有效的资本；同时，土地、自然资源等更多地被引用到生产之中；在技术进步上，虽然很难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系由技术创新所致，也并不能认为有竞争优势明显的技术研发能力。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技术水平在提升，在技术应用和先进技术的扩散层面，取得了显著的变化。相比较而言，更多的技术被推广应用，从而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国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的提升。从这个层面看，基本的经济增长理论是能够解释中国在过去35年的长期经济增长的，但究竟是哪个因素起着多大的贡献，则取决于数据本身和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2.增长和产出的变化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波动。不同于基本的经济增长轨迹，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态势并非呈单调或简单规则的趋势，而是存在着周期性波动，甚至是急剧的波动，显现出独特的&脆弱&特性。对这种波动，现代宏观经济理论难以得到完全令人信服的解释。换句话说，中国的宏观经济学是具有所谓的&中国特色&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得以迅速增长，此间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等，但基本上维持了较好的经济增长速度。2008年受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出现了快速下滑的运行态势，但此后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反弹。整体而言，主要运行区间为8%以上的增长。但自从2012年起，经济增速逐渐回落，较长时间在8%以内的增长速度运行。
　　我们对季度数据进行相应的对数化和HP滤波（1600）估计，结果显示（图5和图6），在1995年到2014年第二季度间，产出整体波动状况比较明显的是年和年，出现了较大程度的下滑；在1998年和2008年前后也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波动，具有十年期的周期性特性。
　　（三）就业与物价：较为隐性的就业波动和急剧的物价波动
　　就35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而言，在宏观政策目标上，对就业的重视存在灰色地带。对于失业的统计一直没有得到客观的认同，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真实性一直存在质疑，这也导致了宏观分析和宏观研究难以深入展开。通常认为，劳动力市场与宏观经济的波动紧密关联。由于中国整体经济呈现增长态势，因而尽管出现了少数年份的就业问题，但整体上，对就业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担忧，也没有非常正式地纳入宏观目标之中。在决策中，通常认为产出增加会带来就业的增加，奥肯（Adhur Okun）定律被认为总是适用的。
　　相比而言，物价引起了更大的关注和争议。物价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波动非常明显，换句话说，物价的波动比宏观经济的其他变量更令人关注，所引起的利益变化使得更多的人受到影响。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时地引起了决策层的关注。虽然公众对货币制定者没有足够的约束力，但决策层通常能理解物价具有其重要性。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基本的规则仍然是成立的：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即使扣除实际国民经济的发展因素，货币供应量增加的幅度依然是过高了，这导致&钱不值钱&，物价水平急剧提升：单位货币的购买能力大幅度下降。
　　为了进一步显现这两个短期宏观调控的目标，我们同样对季度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可以看到，就业的波动逐渐缓和，但物价仍然处于大幅度波动之中。不过，物价的上涨，并没有导致人民币对主要货币的贬值。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国采取了独特的外汇政策，这导致了居民的主要资产仍然只能以本币持有，从而割裂了货币之间的关联，并客观上改变了购买力之间的等价规律。
　　（四）消费在经历大幅下滑后渐趋平稳
　　从长期看，整体发展目标对消费重视不足；短期看，与平滑消费波动目标不符。年，消费大起大落的波动同样非常明显，特别是在1984年由于物价变动导致大幅上升之后，再大幅度下降；年，先继续延续下降态势，再大幅度上涨；年，先下调，再震荡回升；年间，出现了震荡回调态势，波动的幅度有所减少。
　　1.一方面，消费没有成为主导产出增加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与宏观决策的思路及决策层的目标定位有关。参照一般的经济规律：消费是生活发展的最根本目标所在，这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理解和定位有所偏差，特别是将&艰苦奋斗&作为一种生活模式时，就简单忽略了社会发展到底为何而进行的根本目标。如果不进行消费，那么就不会有福利的提高，从而就没有生产的实际意义。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而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侧重产出的增加，乃至国家整体层面实力，并不是合适的发展模式。在理论分析中，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从需求层面出发，社会最终目标是效用（幸福程度U，即应该是argmax u（.））最大化，而通常的效用源于消费，一般性表示为u（c）。如果考虑生活的质量，通常加入休闲l，也就是工作以外的时间，即u（c，1-1）。
　　在中国早先的发展思路中，过度注重物质生产，过度重视积累，特别是物质积累。大体上可以认为，目标函数是获得最大产出，Max Y＝F（A，K，L），其中Y为产出，F为生产函数，K为资本，L为劳动。类似于最早的工业化模型和早期的增长模型，认为储蓄率（s）是最重要的，而资本产出率（K／Y）基本保持不变，因而提高储蓄率可以提高增长速度。这种思路导致了消费需求不足，并且消费没有成为拉动产出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收入的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有着一定幅度的增加，但增加的幅度有限，家庭更多地将收入增加部分用于储蓄，而社会产出构成中，消费并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占据最重要比例。决策层曾经试图刺激内需，具有一定的拉动效应，但需求的变动主要是消费者的收入和未来的预期，不能期望政策带动消费需求的大规模调整。这意味着，宏观政策可以影响微观主体的行为特征，但不能决定家庭主体的行为。
　　2.一方面，消费的波动幅度同样较大，存在着大起大落的情形，与理想状态的消费平滑最优决策存在差距。从整体变动看，早先的消费波动程度很高，自1984年起大幅度增加；而在1988年后大幅度下降，1991年后再大幅度增加，此后保持相对平稳，但在2007年起又开始以较大幅度大起大落。从季度数据看，消费的波动在2005年之后有所增强，可能的原因在于，货币和物价因素起作用，而不是消费需求的增加，因而也不是实际消费量的增加。
　　中国的宏观政策很难直接影响消费决策，这意味着消费本身具有内在规律。但是，中国的宏观政策又在影响着消费的波动，主要的影响渠道是，货币政策的变动，对物价起了作用，并且改变了消费者的预期，从而使得消费的波动更加强烈。
& & & & （五）投资：高比例的投资、波动幅度最强，当前增速放缓并呈现分化势头
　　投资是产出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因而投资一直具有重要作用。投资变量具有重要作用，主要是代表生产方面的特征，同时，可能由于企业掌握了更多的经济运行的信息，厂商对宏观变动更为敏感，因而在全球范围内，投资变量都是波动幅度较大的。
　　中国的投资也有其自身特性，这突出体现为，它具有更强的波动。可以说，更大幅度的大起大落是中国投资水平的重要特征。（1）从数据直观看，图2显示，年，投资整体保持较高的增幅，也有着较大幅度的波动；而年，则首先大幅度下降，出现了负增长，再大幅度拉升。在1992年，波动幅度接近50%。年间，前5年先高。速增长，再逐渐回落，后5年再慢慢攀升；年间，前期（5年）整体维持在25%的增幅，后期出现了大起大落的情形。自2012年起，中国的投资增长整体呈现快速下滑态势。特别是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这种降幅更加明显。但从第四季度开始，逐步回升。（2）从年度的波动看，大起大落表现形式的波动幅度最强，尤其在年。此后相对平稳，但在2009年和2010年间波动幅度有所增强。从季度的波动看，年的季度波动很强，年的季度波动较强，2004年第一季度出现了非常强烈的波动，波动值有7个百分点，2005年第一季度将近有4.5个百分点，2006年第一季度有3.5个百分点，2008年第二和第三季度超过2个百分点，2011年第一季度接近2个百分点，2012年第四季度为0.6个百分点。从季度数据看，投资的波动在年之间出现了最大幅度的波动。
　　（六）出口增速在震荡中小幅度回落，出口变量的波动可能是波动的主要来源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特别是随着开放的进程加快，进出口的规模不断攀升，在产出增加中，外贸盈余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宏观经济走势也与外部的关联和世界经济走向密切相关，一方面，世界经济对中国宏观走向产生显著的影响；一方面，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也产生相应的作用，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张，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攀升之后，中国经济越来越重要，中国的进口作为其他经济体的外在需求，显然会不断产生明显的影响。
　　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影响，主要的原因是外部的限制，进口和出口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衰退；1997年前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的进出口形势发生变化，从而使得经济下滑；相反，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随着外部需求的增加，中国经济也更多地参与到国际分工之中，因而并没有出现想象的对内资企业的深度冲击，反而促进了产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宏观经济形势也不断走强；2007年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外部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使得经济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下滑。出口变量的滤波后的方差较大，这意味着出口的波动较强。年度处理后的标准差为0.025，而季度的标准差在所有变量中最大，高达0.033。
　　（七）中国的财政政策及其变更：财政政策可能加剧了宏观的波动
　　中国的财政支出情况，整体趋势是随着物价的变化，整体额度不断增加。（1）年度变化。财政支出波动幅度也非常大。自1991年起，财政支出的波动幅度仅次于投资，并且整体与投资的波动趋势一致。年，财政支出的波动较大，1986年上升接近3个百分点，1989年下降超过3个百分点。（2）季度变化。波动的标准差非常高，达到1.9个百分点。1995年第一季度波动3.7%，1997年第三季度到1998年第一季度大幅度减少；2002年第一季度到2003年第二季度大幅度增加；2006年第二季度到2007年第一季度大幅减少；2009年第一季度和2011第二季度及2012年第一季度和第四季度、2013年四个季度等都出现了急剧波动。
　　财政政策本身目标原本设定为平滑经济波动，但中国的宏观经济中，有可能没有实现逆周期调节，反而可能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从相关性分析看，财政支出与产出波动呈现负相关关系，但系数较低。
　　（八）中国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的变化：通胀偏好明显，扩张成为主要特性
　　整体而言，货币供应量大幅度扩张。同样，从时间趋势看，货币的冲击幅度在1990年前后最强，此后相对缓和。从整个时间区间看，年，货币供应量的滤波后的标准差仅次于投资变量，高达4.1个百分点。在具体时点上，滤波后的特征显示为，1985年出现了大幅度下降；1988年大幅度下降；而年大幅度回升；在1993年和1994年又大幅度下降；2000年、2001年和2002年呈现较快的加速态势；2011年较大幅度攀升。从季度变化看，相对而言，自1995年第四季度以来，波动有所缓解，但仍然高于产出波动，标准差大致为产出的1.5倍。
　　因而我们大致可以认为，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并没有遵循独立性规则，相反，为类似于凯恩斯的刺激政策提供了种种显性的或者隐性的支持。
　　（九）总结和判断：混杂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奇异的宏观经济政策
　　中国宏观经济呈现出大幅度的波动特性，这种波动部分是由于外部冲击所致，而更大的部分应该是自身政策扰动所致。市场的不完善使得这些冲击的时间拉长，出于对产出的担忧，出台了种种宏观政策，而市场的不健全，使得政策效果难以达到理想状态，这进一步导致了直接的行政干预和对市场的不信任。干预的结果是，直接的行政干预成为主要宏观经济方式，宏观经济更加不稳定。
　　事实上，基本的宏观经济规律仍然起着根本作用，这主要可以认为，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模型可以解释中国的宏观经济特征，基本规律在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这些基本规律主要有：（1）投入的增加带动产出增加，资本深化、劳动力参与程度、人力资本积累、技术的应用等共同作用，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2）需求冲击会引起宏观经济波动。特别是外部需求降低，使得中国宏观经济下行，而政策拉动使得宏观经济又过热。（3）物价的上涨与货币的发行直接关联。（4）总需求增加会提高产出，降低失业，提高通胀水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主要通过扩张总需求，推动宏观经济的扩张。相对而言，总供给曲线变动不大。这意味着，传统的AS-AD曲线可能较好地拟合了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5）相比而言，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下降，有可能显示出宏观决策水平在提高。
　　当然，中国经济也具有很鲜明的特殊性和中国特色。这主要表现在：（1）宏观经济波动很明显。不同于平滑经济波动的宏观目标，大起大落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特征。（2）物价波动更强，而失业率指标没有相应的波动特性，参考价值不大。（3）存在着10年为周期特性的经济周期。换届因素影响较为明显。（4）结构性因素经常被决策层认为是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这种结构性解释具有从总供给层面的考虑，但不完全类似于总供给因素，更多的是含糊不清的理由。（5）居民的预期和对政策的怀疑使得稳定预期变得更为艰难。
　　中国宏观经济独特性更多地体现在政策层面，这主要是因为，政策存在着很多模糊之处，而宏观的实际政策效应存在时滞&&根据理论模型得出的市场化政策主张在短期内并不会产生效果。主要的原因在于：（1）中国的市场化机制不完全，有可能刚性因素更大，比如工资和价格刚性，这导致了传导机制更加不灵敏，对政策冲击反应有限；（2）政策的干扰进一步放大了冲击效应，这意味着传导机制被进一步加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宏观波动不是所谓的&结构性&因素，含糊不清的结构不应该是理由和借口，农业和外部因素都不是真正的原因，过多地强调中国特殊性会使得行政干预进一步加强，市场扭曲加剧。因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如何形成的，形成的内在逻辑具有何种特殊性。决策层又为何热衷于实施形形色色的宏观经济政策？
　　三、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特性
　　分析中国的宏观经济，不能简单地套用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型，也不能完全抛弃基本模型而简单地就事论事，需要将宏观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
　　（一）宏观决策的难度与宏观经济学本身的争议：理论模型的适用性与政策建议的可行性
　　宏观经济学本身存在着诸多争议。这种争议不仅体现在宏观经济的模型和结论上，而且体现在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属性上（Mankiw，2006；Chari&Kehoe， 2006）。在很多人眼中，宏观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天然地需要广泛借鉴数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基本工具和结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宏观经济模型确实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从宏观经济学创始之初主要依赖于定性描述过渡到运用简单的图表和IS-LM模型，到随着石油危机的冲击而衍生出考虑总供给的总供给一总需求模型（AS-AD），再到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具有微观基础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 （RBC），并且以此为基础，得到了目前普遍应用的随机动态一般均衡（SDGE）模型。在数据处理层面，从简单的数据描述到宏观总量回归，再到目前更多地借鉴自然科学中广泛采用的数据模拟的方法。因而，至少在方法上，宏观经济学已经具备了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
　　不过，即便在将宏观经济学视为科学一部分的经济学家那里，也通常难以获得普遍一致的结论。一方面，宏观经济学天然地具有政策应用的特性和需求。现实的经济并非如新古典假设的那样，放任市场通常也难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相反，需要实施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以缓解宏观经济的波动。另一方面，决策层也希望采取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以调节经济。在政策设计层面，又存在着偏离理论和理想化的模式。这使得宏观经济分析颇为艰难。（1）通常的理论模型及其结论未必能直接应用到现实政策之中。现实经济运行中，有很多对理论模型的偏离，很多假设条件并不存在。（2）理论本身也不甚完美。比如宏观经济波动的根源、失业波动的原因、货币本身的价值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等，目前都尚未得到被广泛认可的公式。（3）在决策过程中，不仅仅需要考虑经济因素，同时有着政治、社会等层面的考虑。即使理论模型是正确的，宏观经济分析的结论也未必能得到采纳。
　　因而，就整体而言，宏观经济政策可能是带有一定随意性的，由此自然会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幅度加剧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宏观经济运行中，一方面客观规律确实会起作用，另一方面，政策本身的干扰和随意性也难以避免。在分析宏观经济及其政策时，需要考虑规律性和随意性。
　　在模型选择上，基本的模型固然可以较好地分析和解释现实问题。但是，一旦将其复杂化并运用于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便可能会有不适应之处。比如价格刚性特征显著、传导机制不甚顺畅、放大机制更为强烈，等等。故而，我们一方面需要运用适当的分析框架，避免盲目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中国的宏观经济不那么适合过度的抽象化描述。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政治因素：决策层的最优选择与宏观经济周期
　　从根本上来说，决策层或者政治家也是人，在宏观经济分析中，需要考虑决策层自身的偏好和特征，这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如D.Hibbs做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研究，类似的研究还包括A.Alesina）。事实上，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着政治经济周期。简单地说，如果决策层是有任期的，并且能够主导或者影响宏观经济政策，便有可能会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宏观经济走势。
　　从整个趋势看，将呈现如下特征：（1）在主政初期，决策层可能倾向于耐心等待其前任政策负面效应的消除，同时，也需要一个熟悉政策内在运行的过程。故而，一般而言，实施过于积极或激进政策的动力不强，因而谨慎的政策将是最优的选择，调整会成为决策的主要出发点。（2）在主政中期，则可能会出台相对扩张性的政策。这时，前任政策的各种负面效应已经大致消除，决策层通常可以推出新的政策，也有条件证实新政策的价值。因而，适当的扩张性政策将会成为主要的政策取向。（3）在主政中后期，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存在滞后效应，扩张性的政策将在任期结束前达到较好效果。这也恰好满足了决策层的意愿：可以留下良好的政治业绩。
　　（三）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特殊性
　　1.从宏观调控的目标看，多元化、宏观调控偏好与行政手段的频繁运用是主要表现。不同于理论设定，主要出于对社会管理方面的考虑，中国的宏观调控目标是倾向于多元化的。同时，决策层偏好于对宏观经济加以调控，这在客观上有可能进一步导致宏观经济进一步波动。微观主体的过度反应则有可能加剧这种波动，这又会进一步加大决策层实施宏观调控的动力，从而促使更多的调控出现。就政策设计者而言，一旦宏观经济出现了波动，总能找到相应的理由实施宏观调控，并且主要还是通过行政的手段加以实施。换句话说，中国的宏观决策过程中，市场化的调控方式较少得以顺利采用，价格机制难以奏效，只能更多地采用直接的行政管制措施。这与发达国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从整体上看，试图平滑宏观经济波动的行动最终往往会被更加频繁的宏观经济波动和调控措施所替代，存在着所谓的&动态不一致&特征。
　　2.从宏观调控的传导机制看，中国市场体系的不完善有可能使得宏观经济政策偏离理论设定的情形。对市场的不信任和怀疑进一步加剧，从而更加偏好行政手段干预。在发达的市场体系中，价格和工资刚性是宏观冲击效应被放大的重要因素。在市场体系不完善的背景下，中国的传导机制可能更为复杂。不仅传导的过程更长，而且放大作用更加显著。由于市场中存在的刚性因素更多，工资的刚性更为明显，使得在面临正向冲击时，扩张效应更加严重，企业会更加倾向于增加企业的规模和产出数量。而在面临不利的负面冲击时，紧缩效应会更加严重。
　　为了平滑这种效应，决策层倾向于更多地采取逆周期的宏观政策。但是，逆向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产生作用的时间会更长，因而，基于市场和利益调整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时间内难以奏效。这时，决策层往往或不能容忍这种缓慢的调节效果，或因宏观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而往往采取非常规的行政干预手段。由于独特的国有企业、项目审批和金融体系因素，行政手段通常能在短时期内取得效果。这种独特性又使得市场确实难以产生迅速调整的效果，进一步导致对市场的不信任，从而加剧了对行政干预的偏好。
　　3.行政特征明显的货币政策的特殊性和特殊效应&&长期声誉机制的缺失。有别于某些国家中央银行独立程度，中国央行的独立性相对较弱，因而难以缓解由于决策层自身原因导致的宏观经济波动。这意味着，货币政策有可能成为导致宏观波动的重要原因。由于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更能实现产出目标，往往使得货币扩张成为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驱动力。由此，不仅货币政策原本设定的平滑波动目标难以实现，反而促使宏观经济更加波动，物价水平和利率水平的波动更大。
　　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中国物价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货币扩张所致。作为一种隐性的铸币税机制，货币扩张当然会增加总需求，提高产出。但是，这种效应一旦同居民涨价预期相遇，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将打折扣，甚至可能是无效的。
　　居民的预期和货币政策当局的声誉机制直接关联。虽然居民不完全掌握货币政策当局的所有信息，存在着所谓价格或货币幻觉，因而有可能采取相机决策的方式实施逆周期的货币政策调整。但是，并不能假设居民会一直犯系统性错误，居民的预期可能会被不断强化。这就是货币政策当局在物价涨势显著背景下难以真正抑制通胀的原因所在。换言之，货币政策当局并未形成被公众认可的&声誉&。
　　综上所述，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固然必须考虑宏观经济理论的一般性，但与此同时，更需要考虑中国宏观经济决策和运行中的特殊性。比如，中国的宏观经济有可能产生更剧烈的和更显著的波动，人为的宏观调控有可能使得实际运行完全偏离初始的目标，过度的宏观调控有可能导致过度的波动。但是，不管怎样，即便短期内宏观经济运行可能会偏离理论和模型的某些基本结论，而从长期看，宏观经济的运行终究不会偏离基本经济规律。
　　四、中国宏观经济决策的新变化
　　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过程中，必须非常清晰地将政策本身和决策层特性融入到政策制定和宏观经济形势本身的变化之中，政策决策层本身就是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时不能不考虑决策层的偏好，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经济规律也同时发生作用。值得肯定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使得决策层更多地认识到基本经济规律在起作用，因而有可能的是，决策的水平在提升，决策层能够更好地接近社会计划者（social planner）的角色，中国经济能够更平稳地增长。
　　（一）决策层的自我信心可能有所加强，同时耐心有所提高
　　决策者考虑的至少是10年为周期的经济政策&&时间偏好的变化（更有耐心）将对宏观政策、产出水平、物价产生积极的影响。作为新一任决策层，如果拥有更多的信心，同时，能够从更长远的角度考量经济政策，那么从理论层面而言，则意味着风险偏好（risk averse）及时间偏好（time preference）的改变，更具有耐心，能够做更长远的规划。
& & & & &（1）信心的提升会使得决策层变得更加具有风险中性特性，能够为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奠定基础。信心意味着更加能承受短期内的损失，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会更强，既不会过度地规避潜在的风险，也不会偏好于高风险的活动。如果执政基础不牢靠，在经济不景气条件下，会试图寻求经济的状况来实现稳固地位的目标，有可能会采取过于积极的刺激政策；如果有足够的信心，那么即使面临宏观经济的下滑，也可能有足够的承受能力，而不会着急出台刺激政策，而能够更从容地等待&底线&。如果拥有更多的信心，将会在更大程度上抗拒少数部门的干扰，而更多地从全局出发；在对外开放上和制度创新层面上，有可能迈出更大的步伐。
　　（2）时间偏好在经济学中是非常重要的变量，对宏观经济乃至整体经济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政治经济周期中，短视是导致周期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初始执政的决策层，往往能有较长远的眼光，假设有10年的任期，那么眼光有可能更为长远，能够对10年做一个较长期的规划，所作的布局也将更加全面和深远。能够更加有耐心地实施前期的准备工作，对后续的工作可以做更加充分的安排。
　　（3）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就宏观经济政策而言，将会放弃短期的刺激政策，降低货币供应量，降低物价，实施更为平稳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从而达到宏观经济学中平滑宏观经济波动的目标。物价事实上与时间偏好有着直接的关联，在一般的宏观经济模型中，消费的欧拉方程（gc＝（r-p）／&）描述了在稳态情形下，利率与时间偏好趋近一致。不严格地说，物价水平的推高使得利率上升，使得时间偏好改变，越高的物价，时间折旧率越高，社会的耐心程度降低。这种逻辑同样适合政策决策层：如果保持更平稳的物价，就能够维持较低的收益率，从而保证较为恰当的时间偏好和耐心程度。
　　决策层如果更加公正地实施自己的社会决策目标，那么维持耐心和时间偏好，将不仅能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同样能够促进消费、投资、产出等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水平的提升，在理论层面，两者之间存在着正向关联。时间偏好决定着收益率，收益率决定着资本存量，进而决定着产出和消费。
　　（4）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这个层面看，中国未来10年的宏观经济有可能更为稳定，同时宏观经济变量能够得以稳步提升。在短期内，新的政策决策层没有必要为此前的刺激政策承担责任，但是需要承担结果，因为刺激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尚未完全消除，宏观经济尚需时间来调整，宏观政策效应存在着时滞，因而，在换届初始阶段会出现下滑。随着执政逐步稳定，宏观经济将会逐渐走向回升。随着各项政策措施的不断调整到位，中国经济仍然存在着继续稳步增长的空间，发展的潜力仍然巨大。
　　在执政的末期，如果能够建立相对独立的宏观决策机构，包括更独立的中央银行，有可能的是，宏观政策的制定过程逐渐独立健全，政策不容易轻易改变正常运行轨迹，因而宏观经济能够逐步保持比较平稳的运行态势。但是，存在着一定的可能性，由于中国的市场机制尚未完全理顺，存在着冲击的放大机制，宏观经济会出现强于发达国家幅度的经济波动。不过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宏观政策决策层应该能够越来越恰当地把握基本运行规律，有机地结合中国的特殊性，维持相对的宏观经济稳定。
　　（二）以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为中心&&目标函数中增加了环境
　　如果早先更多地侧重经济增长速度，即产出目标，那么当前政策取向增加了环境和可持续的发展目标。（1）由于环境的恶化，会更多地关注生态建设，改变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的发展模式。对环境和资源将会更加重视，特别是从中央政府层面。通过资源定价和税收等经济方式调控资源环境的力度将会加强，而非价格的环境标准也将能得到逐步实施。在短期内，会对产出的增速产生影响，地方政府配合的力度短期内难以提升，但会逐步加强。所谓的经济增长方式改变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不能期望短时间内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得以扭转，市场发挥作用也需要较长的时间。（2）决策层已经意识到，当前基本生产能力足够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中国普通家庭基本摆脱了贫困的局面，需要不断提高生活质量，因而会更加强调发展的持续性，更多地关心生存环境。（3）不再推崇GDP崇拜，从而降低了对产出增加的强烈需求，会更关注长期的增长质量，谋求长期持续稳定的发展。
　　（三）就业居于优先地位
　　保持就业的稳定、将失业控制在恰当的范围，这一直是现代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目标。当前，决策层已经逐渐将宏观经济学的短期失业目标纳入决策的核心之一，在宏观调控中更加强调实实在在的&以人为本&的意识。（1）决策层已经意识到，就业和失业的基本信息非常重要，有可能逐步放弃就业信息和数据属于不公开信息的传统理念，认识到劳动力市场属于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步更有自信地开始收集城镇失业率的数据，为宏观决策的针对性奠定基础，很有可能的是，在未来的5年左右的时间内，能够得到并公布更为可信的劳动力市场的相关统计数据。（2）对失业问题承受能力更强，保持一定的水平即可，并不希望达到所谓的完全就业的情形，能够更坦然地面对失业率。在发达国家，失业率也可以高达两位数，并且失业总是存在。在中国，由于摩擦性因素更显著存在，因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失业数据也可能会达到两位数，但社会可以承受。随着老龄化水平的加快，失业问题可能不会是需要回避的问题，反而劳动力的有效供给需要进一步考虑。
　　（四）以降低产能利用率为重点，侧重理顺市场机制
　　对产能利用率和所谓的产能过剩的关注显示了政策层面对资源利用率的关注，同样，对宏观决策部门的科学性及地方政府行为的扭曲同样进行了反思。这意味着决策层已经认识到，政府的行为可能是在加剧宏观波动，应急性的刺激政策可能带来资源浪费。（1）在微观层面，决策层更多地注意到，国有企业的利益机制尚未完全理顺，更多地倾向于规模的扩张，争夺市场份额，而不关注实际效益。这种规模扩张和软约束机制导致了国有企业和传统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急剧波动。（2）市场存在不确定性，需要市场主导，政府处于协调角色。由于市场需求存在着不确定性，特别是中国的市场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因而需求冲击有可能被放大，更难以预测市场需求的变化，因而投资过程中，存在着更为严重的不确定性，有可能使得产能扩张加剧。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在扩张性的刺激政策主导下，出台了很多战略性产业规划，而后续市场研究没跟上，这导致了所谓的战略性新型产业也出现了产能利用率不高的问题；地方政府通过土地、信贷等补贴政策急剧扩张规模。这些政府行为加剧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因而决策层已经开始意识到，产能过剩的很大原因在于政府过于积极的政策干预和行为。（3）在应对策略上，明确放弃了原先增量调整的模式，而采取更有力度的存量管理模式，对于环境标准，将有可能采取强有力的排放标准。
　　产能利用率本身也是一个宏观预警指标，对产能利用率的关注意味着决策层将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同时考虑国民经济的深层次核心问题，更强调资源利用的效率和基本机制的建设。
　　（五）偏好&改革&，以改革带动市场机制的建设
　　改革本身是一种制度创新，意味着立足长远，在供给层面加以管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决策层对制度和制度创新的认识在不断加深，一方面，过去35年的快速发展已经证实，制度创新将能更大程度上激活家庭和企业的积极性，从而带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民经济实力的增强；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市场机制仍然尚未理顺，因而明确提出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将进一步强化市场机制，通过市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在政府层面，将努力减少行政干预，而强化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实现从&大国&向&强国&的转变。在具体模式上，将探讨&非禁即入&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这种改革的目标非常远大，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行政体制，改变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将艰难地由事前审批转向事后监督，而监管一直是薄弱环节。
　　从宏观理论层面，改革侧重的是供给层面的管理，类似于改变总供给曲线（AS），改变的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如果采纳广义的全要素生产率，那么更好的制度安排能直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如果主要指的是技术要素，那么很有可能的是，通过更少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更好的创新激励，推动技术进步。
　　因而改革将能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只是这种效应更多地可能在4-5年后才能发挥成效，短期内不排除有紊乱情况出现的可能。
　　（六）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发展和家庭的多样化需求，强调&服务业&的发展
　　对结构变迁有了更深入的认识：（1）意识到工业化进程已经到一定阶段，逐步改变了对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依赖。中国的传统工业层面，已经达到了较大的规模，后续发展空间有限。（2）服务业，特别是高新技术行业将是国际竞争的关键，同样，也是未来增长的动力，创新驱动成为理想目标。当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驱动还有很长的过程。（3）更多地关注到居民需求的新变化，对于服务需求强调通过发展服务业增加国民经济发展空间。医疗、电子商务、养老等都是薄弱环节，但又是居民需求的重点领域，因而相关行业将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对国民经济能取得较长时期的支撑作用。
　　由于服务业被低估，有可能通过服务业的重估，进行更恰当的核算，放松对服务的价格管制，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大的空间，为经济的繁荣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当然在技术创新层面看，由于技术创新更多的由市场主导，并且需要在资本积累到一定阶段之后，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才能得以实现，整个国民经济才能实现真正的创新驱动，因而在未来10年内，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可能还仍然不会太高，服务业主要还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层面，而不是资本密集型和高科技层面。
　　（七）行政干预与宏观调控的调整
　　积极的干预会淡出，政府只做好政府该做的事情，短期内不出台积极的政策，长期则建立科学的宏观决策机制。长期的低产能利用率表明，行政干预短期内虽然能取一定的效果，但后患很多，不仅长期效果不大，而且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与其如此，不如放手，让市场发挥作用。只要在承受范围之内，都可以承受。
　　在政策整体取向上，会遵循一般规律中的逆周期调节思路，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平滑宏观经济的波动。因而，在财政政策上，会采取适度的紧缩财政政策，不轻易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政府的购买会相应下降，而税收在整体收入平稳的同时，相应地会减少间接税的比重，或者加强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在货币政策上，会逐步控制前期货币发行过多的货币政策局面，将逐步减少物价的波动，避免通胀所带来的系统性紊乱。因而在政策层面，会逐步减少相机决策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将加强长期稳定的宏观政策，为社会各群体建立可信的预期。
　　宏观政策将改变过于积极的政策，短期内不会出台太多积极的刺激政策，长期内会逐步形成更科学的决策机制，宏观经济政策也会更规范化。不仅在微观层面上，提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改变政府的职能和采取&非禁即入&的模式，同样，在宏观管理层面，也会尽可能地减少干预措施。
　　由于决策层对宏观基本规律有着更好地把握，会更好地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减少两种政策的协调失效问题。当然，政府并不是简单地放任市场，相反，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区域性风险，决策层将会给予重点关注，防止重大风险的发生。
& & & & （八）新的目标管理模式
　　宏观目标管理上，设立了上限（CPI&3.5%）、下限（城镇失业率控制在5%）、底线（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7%）。不同于以往较为混乱和含糊不清的宏观经济政策，不断强化更为宽松但更为清晰的宏观目标。在模式上，不同于先前含糊的表述和凯恩斯的相机决策模式，而采取了更为公开透明的目标管理模式，对宏观经济的主要目标分别设立了底线、上限和下限。（1）增长速度的底线。淡化了对增长速度的目标考虑，并不刻意追求数量上的增加，只需要维持一个基本的速度即可，目前主要设定的目标是7%。不能低于7%的增长速度，部分是出于决策层的政治稳定的因素考虑。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和过去35年的增长速度而言，这个速度非常宽松，给具体决策部门的压力很小，有着足够的自由度从事改革和调整，能够为长远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高于底线，在整个区间内有可能维持在8%左右的水平。（2）物价上限，即小于3.5%。避免恶性的通货膨胀是宏观政策目标之一，维持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将是一个方向，为未来的人民币改革提供条件。但估计在很长时间内，物价水平都会较高，特别考虑到物价构成的变动。（3）失业率下限为5%。在目前的统计口径中，维持城镇失业率在5%以下。虽然考虑到统计口径的变化，劳动力供给的增加，有可能真实的失业率会增加，但只要将社会化的保障和基本服务落实到位，劳动力市场并不会带来实质性的挑战。在群体上，重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就业问题。
　　整体而言，中国政府在未来10年内还将发挥积极作用，只是对市场的干预会相应的减少，作用的形式会有所改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自身改革和调整的目标定位将是，以公共财政为载体，提高政府的税收征收能力，实现政府由&大&向&强&的转变，努力通过治理能力的建设，提高政府宏观调控的针对性。
　　五、结论与展望
　　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经济的状况出现了新的特征，新的决策层有了新的偏好和思路，因而自然而然会有新的政策主张。由于新的宏观政策，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会有新的特征，宏观政策会进一步进行调整。宏观政策与宏观运行态势紧密关联。据此，展望未来10年，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将在震荡中继续维持较快增长，宏观经济仍然会有较大的幅度波动，但波动有所减缓。在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上，将会在遵循基本经济规律的同时，更多地结合中国的特性，制定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平稳的发展。
　　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判断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基本特性、增长的潜力、决策层的特征，我们预期宏观经济形势将会小幅度回升，宏观经济政策会相对宽松；未来5年，能够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样比较中性，不会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但在中期，可能会有些外部冲击，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加剧，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有所加强；5-10年区间，增长速度将有所下降，物价下降，失业率有所上升，宏观经济开始10年为周期的新一轮运行态势。具体而言，中国的宏观运行态势和政策将会出现如下特征：（1）在未来10年的运行过程中，宏观形势趋好的背景下，会加快对结构性扭曲因素的深层次调整，因而在2015年前后，经济有可能由于惯性，会出现相对加快增长的势头，但可能会控制在8%上下的水平；在2017年前后，不排除经济由于外部冲击等原因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而在2020年之后，由于经济增长的趋同和技术进步的难度，经济有可能再回到7.5%左右的增长空间。（2）物价的大起大落将能得到适当控制，减少由于价格引致的利益再分配。通货膨胀变量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不排除未来公开物价的组成部分，从而将物价的信息更加透明公开，有可能物价有所回升，但整体会维持在4%以下的水平。在长期看，物价都将在5%以下水平运行，有可能在2016年前后由于经济波动，物价出现较低的情形，紧缩的趋势有所强化。不过，整体而言，货币扩张仍然会以一定的惯性存在，通胀仍然会延续。（3）在就业指标上，很有可能的是，短期内，就业问题会随着产出的波动而波动，并且会随着数据的公开化，失业率有可能以较大幅度调高，未来10年内，就业的压力仍将较大，失业率会保持较高的水平。（4）在具体宏观经济政策上，货币政策会相对稳定，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成为主要特征。短期内，货币的大量投放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消化，在中长期内，货币仍然会以一定的速度扩张，货币政策仍然会延续相对宽松的情形，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难以被接受及实施。预计货币供应量仍然会以较高的速度增加，而实际利率水平仍然会较低，物价将维持中高水平。在2023年前后，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将得以建立，央行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决策水平将得以提升，货币政策能减缓宏观经济的波动。财政政策也会以适度宽松为主，会不断推行税制改革，减少间接税的比重，而逐渐增加直接税的比重，但整体税负大体持平。政府直接的投资会有所控制，而基本的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会逐步增加。在财政政策上，大起大落的投资驱动情形将得到逐步控制，但是财政政策的效果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挤出效应仍然会较为突出。短期内，对投资的依赖难以根本消除，投资效率的提高仍然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复杂关联有可能使得中央的宏观调控目标有所偏离，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和乘数效应都有可能被放大。宏观调控方式的创新和改革仍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对宏观经济走势和宏观政策的效应仍然保持谨慎乐观，宏观经济仍然会有一定波动，宏观政策仍然会存在着种种偏离最优政策目标的情形。
　　对于未来10年左右的宏观经济政策，我们的改进建议是：（1）增强宏观掌控能力，抵御可能的各种风险；面对未来5年前后可能出现的经济波动和冲击，对于可能的问题和挑战提前做好充足准备，需要进一步强化宏观层面的掌控能力，因而需要不断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增强宏观决策的置信度。宏观经济决策进一步增加透明度，提高居民的信心和信任，建立相对稳定的宏观预期，做到&言必行，行必果&，强化宏观决策的&声誉&机制。（2）减少干预的频率，避免过度干预，健全微观机制，真正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避免过多的相机抉择特性的宏观政策，避免应急性的政策，以免加剧宏观经济波动。从根本上，国有企业利益机制、货币冲击的传导机制、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机制等逐步理顺。需要不断强化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健全市场体系，理顺冲击的传导机制，减少货币冲击和政府购买支出冲击带来的挤出效应及放大效应，真正提高宏观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3）强化长期机制建设，从制度层面保障宏观决策的稳定性，减少决策层的变动对宏观决策的干扰和影响。从根本上健全宏观决策机制，避免过多的扰动，从体制上减少应急性的政策举措出台。创新性地建立决策机制，减少决策过程中的随意性，并保持宏观决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执行性。
&&& 参考文献：
　　[1]Acemoglu， D. & J. A. Robinson（2013）， &Economics versus polities：Pitfalls& of& policy& advice&，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2）： 173-192.
　　[2]Acemoglu，D.&M.O.Jackson（2012），&History，expectation，and leadership in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MIT Working Paper.
　　[3]Acemoglu，D.（2009），&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Aghion，P.，A.Alesina&F.Trebbi（2004），&Endogenou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2）：565-611.
　　[5]Alesina，A.&kierman（1990），&The p01itics of ambigu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5（4）：829-850.
　　[6]Alesina，A.&D.Rodrik（1994），&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 （2）：465-490.
　　[7]Alesina，A.&G.Tabellini（1988），&Credibility and politic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32（2-3）：542-550.
　　[8]Alesina，A.&J.Sachs （1988），&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business cycle in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 20（1）：63-82.
　　[9]Alesina，A.&N.Roubini（1992），&Political cycles in OECD economie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9（4）：663-688.
　　[10]Alesina，A.&S.E.Spear（1988），&An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of electoral eompetition&，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37（3）：359-379.
　　[ll]Alesina，A.（1987），&Maeroeeonomic policy in a twoparty&system as&a&repeated game&，Quarterly&Journal&of Economies 102（3）：651-678.
　　[12]Alesina，A.（1988），&Maeroeconomics&and&polities&，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1988（3）：13-62.
　　[13]Alesina，A.，C.Favero&F.Giavazzi （2012），&The output effect of fiscal consolid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s，No. 18336.
　　[14]Brender，A.&A.Drazen（2005），&Political budget cycles in new versus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2（7）：.
　　[15]Chari，V.V.&P.J.Kehoe（2006），&Modern macroeconomics in practice： How theory is shaping polic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4）：3-28.
　　[16]Chow，G.C.（1993），&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8（3）：809-842.
　　[17]Drazen，A.&P.R.Masson（1994），&Credibility of policies versus credibility of pelicymaker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3）：735-754.
　　[18]Drazen，A.（1997），&Towards&a&political-economic theory of domestic debt&，NBER Working Papers， No. 5890.
　　[19]Drazen，A.（2000a），&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after 25 years&， NBER Macrocconomics Annual 2000（15）：117-124.
　　[20]Drazen，A.（2000b），Political Economy in Macroeconom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1]Hibbs，D.A.（1986），&Political partie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nd out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2）：66-70.
　　[22]Hibbs，D.A（1992），&Partisan theory after fifteen year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eonomy 8（3）： 361-373.
　　[23]Hibbs，D.A.（1994），&The partisan model of macrocconomic cycles：& More theory and evidence for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6（1）： 1-23.
　　[24]Hibbs，D.A.（2008），&Implications of the &bread and peace' model for the 2008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Public Choice 137（1）： 1-10.
　　[25]Macrae，D.A.（1977），&A political model of the business cycl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2）：239-263.
　　[26]Mankiw，N. G.（2006），&The macroeconomist as scientist and enginee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4）：29-46.
　　[27]Nordhaus，W.（1975），&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2（2）：169-190.
　　[28]Song，&Z.，K.Storesletten&F.Zilibotti（2011），&Growing like Chin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1）：196-233.
　　[29]Young， A.（2000），&The razor's edge：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reform in&the People's Repuhlie&of China&，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4）： .
　　[30]Young， A.（2003）， &Gold into base metals：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e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l 11（1）： .
　　[31]Zhu， X.（2012）， &Understanding China's growth： Past，present， and fu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etive26（4）：103-124.
　　[32]高培勇，2013：《宏观经济分析中的财政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 &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高培勇 钟春平&&
& & & & & 来源：&《国民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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