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聪明人来,可以加分李家桥乡有一处著名的风景圣地 张亮打算利用假期去哪里 去到半路 有个十字路,有个路牌,根据左西右东,上北下南的方法,他走了有可是最后错了,是路牌错还是他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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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路牌些这“李家桥
他错.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方法只是用于地球上空俯视地球而言,一般在地球上的时候,还是根据太阳的东升西落法看方向.选择“东、南、西、北”填空．（1）早晨上学，芳芳出家门，太阳在背后，家的大门对着______面；（2芳芳坐公交车上学，她看到太阳在她的右边，公共汽车开向______方向；（3）到了十字路_百度作业帮
选择“东、南、西、北”填空．（1）早晨上学，芳芳出家门，太阳在背后，家的大门对着______面；（2芳芳坐公交车上学，她看到太阳在她的右边，公共汽车开向______方向；（3）到了十字路
选择“东、南、西、北”填空．（1）早晨上学，芳芳出家门，太阳在背后，家的大门对着______面；（2芳芳坐公交车上学，她看到太阳在她的右边，公共汽车开向______方向；（3）到了十字路口，公共汽车右转弯，公共汽车开向______方向；（4）转弯后，芳芳看到路的左边是医院的大门，医院对着______方向；（5）医院的对面是公园大门，公园对着______方向．
（1）早晨上学，芳芳出家门，太阳在背后，家的大门对着西面；（2）芳芳坐公交车上学，她看到太阳在她的右边，公共汽车开向北方向；（3）到了十字路口，公共汽车右转弯，公共汽车开向 东方向；（4）转弯后，芳芳看到路的左边是医院的大门，医院对着南方向；（5）医院的对面是公园大门，公园对着北方向．故答案为：西、北、东、南、北．
本题考点：
问题解析：
（1）早晨，太阳出现在东方，背对太阳，则面对的是西方，据此解答即可；（2）早晨，太阳出现在东方，也就是此时太阳在右边，则汽车开向北方；（3）原来是向北方的，右转弯后，开向东方；（4）汽车向东开，左边是北，则医院对着南方；（5）进而得出公园对着北方．出售新高十字路往南100米。二楼上四下四，_代县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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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在十字路四角的西南一角，坐北朝南。后、东均是路，前有别家房子，西侧有人家，现想建两层楼房有何不好
问题来自：北京
| 提问时间： 17:30
房子在十字路口四个角之一的西南角，坐北朝南。后、东侧均是马路，西侧有人家，前方有人家房子，后侧马路对面有房子高8.5米，东侧马路对面有房子高8.5米，想建两层楼房高度在10米左右，大门朝北且刚好对着后面马路对面人家的窗子，请问这样有什么不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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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格局我大概清楚了，建议你的房子不要比别人的高，这样会担不起来，有凶祸或破财的事情发生。另外，大门朝北，建议能够配合一下男主人和女主人的八字看一看，适不适合居住北门，如有更好的选择，好及时调整。如需详细说明，请附八字及房屋平面图。鸿德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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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个图看看吧，具体些。。
您好，您可以把房型图上传。
大门开的位置很重要，可以影响到你的财运情况。另外方式室内的格局跟重要，在你没有兴建之前，最好将规划图传上来，以便决定格局是否符合风水要求。
要实地看，或者画上草图，标明方位才好判断的。
您这个布局我已经看明白，这样建房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不能太高。特别是周边的房子都比您家矮很多的话（超过三米），容易造成绝户格局，即只生女儿不生男孩。另外按照您的描述，这个房屋甲木旺壬水旺，建房子的时间会在今年冬天，逢甲年壬年是非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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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介绍了故乡的概况，该讲讲我们疃儿、我们家啦。
我们那个疃儿叫打线徐家，在县城东南约三里路的地方。黄县城——现在叫东莱街道了，是北齐时建立的，在黄县的北部，洚水河的西岸。洚水河是一条季节性河流，夏天雨水多，南山一带山洪暴发，顺着地势向海里流，河里面浊流滚滚；秋天一过，河水渐渐枯竭，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河床都是干涸的，便成为进行集市贸易的地方。每逢单日，人们在这里赶大集，南山的农民运来松柴，北海的渔民送来鱼虾——黄县在海边，居民不吃隔潮的鱼，所以卖的都是刚打上来的鲜鱼，用马蔺草柔韧的叶子穿起来，给顾客提回家去，卖不完的鱼送往他县，所以有“臭鱼烂虾，来到栖霞”之说。集市上还有日用杂货，蔬菜水果，各种熟食小吃，应有尽有。我们进城经过这里，常常花一两个铜板买几片带卤的驴肉，盛在用纸卷起的圆锥形小筒里，边走边吃，当时觉得人间美味莫过于此了。这里还有几个拉洋片的，我们也曾坐下去看，里面不过几张城市风景，无非是街道、电线杆之类，没啥意思。有一年，来了一个马戏团，就在河道上用布围成一圈，卖票演出。我们曾买票进去观摩，有几位男女艺人骑着马绕场飞奔，表演竖蜻蜓、镫里藏身等等把式，有几位武术家舞刀弄枪，表演硬功，还有狗熊、猴子登场，好像还有老虎和其他动物，但我记不清了。当时我很佩服那些女骑手，认为她们是了不起的女英雄。每到旧历年底，这里就搭起长长的席棚——叫做画棚——卖年画。这时候，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和潍县的木版年画已经很少了，只有灶码还是木刻的，其余全都是上海的新年画。所谓新，是指它的印刷技术，至于内容，则仍然是老一套，不过增添了一些摩登仕女和“枪毙袁瑞生”之类的社会新闻而已。
&&&&黄县城不大，但有两重城墙，外面的一道用三合土筑成，叫作圩子，里面才是砖石砌成的正式的城池。两重城墙都有拱形的门洞，两扇大门晚间要关闭，第二天早上再打开。街道的两旁，总有几个乞丐坐在那里。这不是普通的乞丐，而是所谓“叫街”的，他们有的用菜刀不断地拍打胸部，直打得血肉模糊，一片狼藉；有的用一个铁铃铛柄上的尖刺，不断扎自己的天灵盖，鲜血从乱发中流出来，沿着肮脏的面孔向下淌，样子十分可怕。同时，他们还发出凄厉的哀嚎：“可怜可怜吧，老爷太太！”这些人都是丧家失业无以为生的，否则谁会这样残酷的戕害自己的身体呢？他们的悲惨的形象，使我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比我们更加不幸的人们。街道上铺着青石板，但年代很久，已经被人马车辆弄得坑坑洼洼起伏不平。我们穿过城门洞时，常常遇到兽力大车从那里经过，赶车的人一边用鞭子约束牲口，一边招呼:“guang油咧！Guang油咧！”提醒行人当心蹭到车轴上的润滑油。进了外城（圩子）东门如果沿着围墙往北走，就会看到路西边有一排低矮的房子，据说那是一个土倡聚居的地方。常看到一些面容憔悴的女人坐在门口等候客人，有时也能看到几个完事的男人，一边提裤子一边走出来。当时我觉得这些男女都很可怜，感到那里空气不好，但这又是我们去东北隅的必经之路，如果从北关绕到东北隅，那就太远，所以只好加快脚步，赶快走过去。&&&
县衙门坐北朝南，城中央有十字路，这些都是一切旧城的固定模式，没什么好说。值得一提的是，黄县大十字路口大槐树下有一家包子铺很有名。黄县城的包子，特点是不用发面而用烫面作皮，几乎是纯肉馅，菜很少，很像蒸饺，只是略大。其实黄县最著名的特殊美食不是包子，而是肉盒。这是用油面、烫面、冷水面混合作皮，鲜肉虾米葱韭等作馅，做成一个个圆圆的小盒子的形状，有大小两种，小的馅料更精。不论大小均用油煎炸，通体金黄，味道鲜美。十几个包装起来成为筒状，是馈赠亲友的极好礼品。制作肉盒最著名的一家饭店，是南大街的丰聚园，现在恐怕早就没了。由于肉盒制作技术精致，价格不菲，在市场上难与美式快餐竞争，据说现已逐渐失传，这是很可惜的。我从网上看到现在肉盒的照片，那只是一个稍厚的肉饼而已，不是当年的肉盒了。
我们家祖上世代是县学的门斗。所谓门斗，就是兼管门房库房——主要是粮库，除了看守门户，他还要给那些“食饩”的生员——廪生们发放口粮，每月六斗，门斗的“斗”字即由此而来。所以，我们家原来住在城里，在城区的东南部有一处房子。清末县学废止，曾祖父和祖父改行经商，才在郊区的打线徐家村置了房产，迁到城外。城里那所房子租给人住，按时去收房租。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祖父病倒了，大哥在青岛还没回来，家里只好叫我这个十岁的孩子前去收房租。记得那是一个坐西朝东的院落，一位妇女苦笑着向我诉说生活的困难，并且告诉我，家里实在没有钱。我很同情她的处境，况且本来我对收租就是勉为其难，所以并不坚持讨要，但也不会说什么安慰的话，于是点点头，转身离去了。此后战乱一起，我们全家各奔东西，远走他乡，身家性命全都置之度外，连打线徐家的住所也弃之如敝屣，谁还会去过问那所祖居的老屋呢？解放后经过住房改革，也许早就数易其主；近年城区重新规划，大约已经完全拆除了。
从县城东门出来，过了河，就是林家庄子和小栾家疃。小栾家疃有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崇实学校和怀麟医院。崇实学校是由美南浸信会1888年派遣来华的牧师蒲其维（普鲁伊特）夫妇于1892年创建的，开始时在城北宋家，叫哈约翰学校，或称华洋书院，1904年才迁到小栾家疃，1909年改称崇实学校。1920年与其他几所教会学校合并，从幼稚园到高中，并增设大学预科和神学院，总称崇实大学。这所学校当然是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的一个设施，原本的意图不过是培养为其所用的洋奴，然而事与愿违，在民族危机和时代潮流的冲击下，许多在此就读的青年，后来都走上革命的道路，单是我熟悉的就有谢华（全国政协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马仪（国家经委副主任）、丁方明（山东省副省长）、李善一（驻古巴、扎伊尔大使，美术家）、田少伯（辽宁省文化局副局长，辽宁文联副主席）、田志强（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等十多位，我的三叔陈英和一位族叔陈衡也曾在这里读书。他们中有的成为革命烈士，如牺牲于1939年河南战斗的《大众报》编辑杜纯德（深如）。我和杜深如并未见过面，但在报上看过他的诗作，觉得很合我的口味。记得有一首是悼念诗人蒲风的（当时传闻他已死，后来知道不确，1942年才病逝于新四军），我知道蒲风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且，1940年我到报社时，杜深如牺牲不久，人们常常惋惜地提起他，自然也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
怀麟医院与崇实毗邻，也是浸信会办的，由美国西差会出资。这是浸信会在中国开设的第一所医院。创办人艾体伟1901年来华，先在黄县开办怀麟医学校，1902年建立医院。1926年艾体伟返美，安鼐森继任院长。这时医校停办，另办怀麟护士学校。日军占领时期，将怀麟医院改成县立医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接管该院，使其为侵略战争服务。1943年11月22日夜间，我军一个营配合民工袭击了该院，炸毁日军碉堡，全歼守敌，在医护人员协助下，将全部医疗器材运往根据地，该院从此停办。
我们村——打线徐家在县城东南方，到县城时总要从小栾家疃附近经过，可以看到那里的几座楼房——人们叫它鬼子楼。有时还可以看见几个小洋鬼子在花园里玩耍。有一次，几个花鼓艺人在那里表演，我们曾凑近去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打花鼓。小栾家疃距离我们村只有二里路，可我小时候从未去怀麟医院看病，主要是家里缺钱，有点小病能挨就挨过去；同时老人对西医不大信任，宁肯找些土法偏方，也不肯到医院。在青岛的时候，有一天我在阳台上剥弄盆栽的小辣椒，看到爸爸从楼前经过，我大声叫他，但他听到后只笑着向我招招手，便走过去了。我伤心地大哭起来，用手去揉眼，眼睛很快就红肿起来，后来又溃烂了。1930年，因白色恐怖严重，父亲把我们送回老家黄县，不久，他便被捕入狱。回到黄县以后，祖父并不送我去医院治眼，而是根据一个偏方，用香油浸泡熊胆每天涂在我眼上，但是并不见效；又叫我清早起来到野外田间用庄稼叶子上的露水洗眼，也没有用（后来知道：每滴露水里面都有几粒尘土，这就增加了感染的机会）。这样拖延了七八年，直到抗战爆发，父亲出狱回来，才领我到怀麟医院去。医生给我开了一些硼砂，给我一个洗眼杯，洗了十几天就完全好了，但左眼皮上却留下一些疤痕，至今仍可隐约看出。
教会人士如此努力，但基督教在一般人心目中影响甚微。我们村离县城和小栾家疃很近，有时也有教徒跑来传道，散发些彩色的图片。但人们虽然拿了这些图片，对他们的说教却嗤之以鼻。有一句顺口溜可以为证——“耶稣，耶稣，越拨拉越粗”。这虽是一句下流话，但却足以说明人们的态度。
从小栾家疃继续向我们打线徐家走，路旁有一个很大的陵园，这是黄县首富丁百万家的墓地，四周用“花墙”围起来，墙垣不高，踩着透空的格子很容易爬进去。里面栽满了高大的柏树，枝叶蔽日，使整个墓园有点阴森怕人。每座坟墓的前面都有石桌、石香炉和龟驮碑，碑上镌刻的文字记述着这些死人的事迹。有一次我们从那里经过，有几个人趴在墓园的花墙上，向里边张望。我们也好奇地去看，据说有一对男女在里边野合，但看了一会，并无动静，我们便继续赶路回家了。
从这里到打线徐家，还要经过一个竹园村，同我家关系密切的表姑李星峰，就是这个村的。她是哪一类表亲，我始终不太清楚，总之似乎很疏远。不过由于她嫁给了我的族叔迈千，而迈千叔由于思想进步，同我父亲接近，而且都在青岛活动，他们夫妇两位都是经我父亲介绍入党，所以同我家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比一般亲属更为亲密。但她人在青岛，所以我从未去过她家，甚至没进过村，只是常从村前经过。祖父病重的时候，她的父亲曾来看望，这是一位清瘦、文雅的老先生，与他体态丰盈的女儿们大不相同。记得他给祖父带来一包肉盒，但祖父只吃了一点，大部分都叫我和弟弟吃了。竹园村在路北，路南面是菜园泊，稍远一点有一个村庄叫北二里处，顾名思义，可知它离县城二里路。伯坚曾在这里上学。隔着一条河——洚水河，南面就是南二里处。后来我和伯坚都在那里上学。
南二里处到打线徐家大约一里路光景。我们村很小，公社化时期属于宫疃大队，现在可能还是宫家疃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吧，所以很多地图上没有这个村子。宫家疃比较大，就在我们村北边，略微偏东，中间只隔着一条小沟。宫家疃东面路边有一座小土地庙，有人死了，家属要去向土地爷报告，这叫“报庙”。路东面又是一个很小的村庄——王家疃，现在大约也属宫家疃了。这里有一个姓王的男孩曾和我一道去张家沟上学，我去过他家。
打线徐家村的正东约一里路，就是龙泉、凤山。所谓龙泉，我们通常叫它“龙湾”，是一个不大的池塘，周围有护栏。据说当初泉源很大，泛滥成灾，后来人们用一个碾盘压住，让泉水只从当中的孔道汩汩涌出，才成为现在的样子。民间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龙湾里曾有一只凶猛的白蛟。蛟这种动物常见于民间传说，但它到底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许慎说它是“龙之属也”，《抱朴子》则说“母龙曰蛟”，现代人大致认为古人所谓“蛟实际是鳄鱼一类的爬虫——总之，龙湾的蛟时常伤害人畜，人们不堪其苦，但又无可奈何。有一个小货郎路过此地，听到这种情况，决心为民除害，于是全身捆扎了许多尖刀，手里还拿着两把宝剑，来到龙湾向白蛟挑战。白蛟一口将他吞下去，但却被利刃刺穿了肚皮，鲜血染红了泉水，呜呼哀哉了，勇敢的小货郎也壮烈牺牲。这是遍及全世界的屠龙故事，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赫拉克里斯，英国史诗中的贝奥武夫都是著名的例子。有人说中国没有屠龙英雄，至少是没有完整的屠龙故事（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其实不然，我们家乡就有。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屠龙英雄，不是王子也不是武士，而是普通人民，一个肩挑负贩的小货郎。
龙湾南面，山路两旁，是古庙慈救寺，据说兴建于明代弘治年间。从山门进去，院子里也有一个池塘，有石雕的围栏，大约与外面的龙湾一脉相通，但这里的地势较高，水较浅。龙湾的水向北，流往泉水疃。大姨的女儿花子就住在那儿，我曾到她家去过，记得小小的房间里面洋溢着花红果子的香味。慈救寺院里的泉水则向西流，妈妈常到这里洗衣服，我们也常到这里玩，捉小鱼，摸螺蛳。我曾有一首小诗，写这条小河——
我爱故乡的流水
我爱流水滋润的故乡
记得我曾放浪地仰卧在
&&&&山寺前溪边清凉的柳树荫
看倦了云涛流逝的天海
合拢眼，让蛱蝶停落在眉心
记得我曾蹲坐在
&&&&溪边那方青石上面
用钓杆逗着水中鱼
有时竟忘掉吃午饭
&&&&&&&&&&&&&&&——&《&流水&.&故乡》（1941）
每年春天，阴历四月十四，这里都要举行庙会，周围几十里的人都会赶来参加，漫山遍野搭起帐篷，摆起摊位，冷寂的山寺顿时热闹起来。庙会上，人们要进行种种交易，不过孩子们关心的只是各种小吃。这是孩子们的节日。那正是“红了樱桃”的季节，新鲜甜美的樱桃、草莓刚刚上市，每年第一次吃樱桃就是这一天。所以在我的记忆中，庙会、春天、樱桃，总是连在一起的。水果之外还有各种甜食。有棉花糖、热糖，还有糖人等等。热糖是把稠黏的热饴糖在光滑的石板上摊平，切开来卖。一个铜板可以买一片，挑在竹签上，放到嘴里吸吮。有一次我玩游戏中奖，得到一个糖人，但却发现它虚有其表，并不好吃。还有各种玩儿的东西——彩绘的小风车啦，“琉璃卟噔”啦。后者是用极薄的玻璃做成瓶子的形状，从瓶口一吹，瓶底震动，发出“卟噔卟噔”的声音。不过稍一用力，会将瓶底吹破，倘再把碎片吸入喉咙，那就很危险了，所以我们从来不敢买它玩儿。这种危险的玩意儿，现在已经绝迹了。
慈救寺建在凤凰山麓。所谓凤凰山，其实是一个低矮的丘陵，本来没有名字，至少我们从未听说过它叫凤凰山，我认为这是好事者因龙湾而附会的名目。既有龙泉，又有凤山，成双成对，龙凤呈祥，何等完美。有人就是喜欢捏造这样一些毫无意义的事物来自我满足。不过现在这里是革命烈士陵园，却成为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地方了。1986年中央电视台为我录制音乐专题《妈妈，请看着我》时，我曾由龙口市史志办的曲长征同志陪同，瞻仰过这所陵园。当时的印象是相当荒芜，似乎管理不善，不过最近从网上看，已经修葺一新了。以前这里的山坡上，有几个洞穴，虽然里面已经填塞，但洞口还可以进去。这种地方是各种动物的天然栖息处，说不定还有原始人的踪迹，我曾钻进去查看，但只找到几块石英石。现在，这些洞穴恐怕已经填平，难以找到了。
从这个所谓凤凰山向南，是三个毗连的丘岗，一个比一个高大，我们叫它小塂、大塂，最南边那一座也就是最高的一座，上面有一座玉皇庙，所以叫做玉皇顶。这三座丘岗都是我们经常登临的地方。当时黄县没有煤炭，做饭、取暖全靠柴草，这有几个来源：一是庄稼的秸秆；二是购买松柴——前面提到，这包括成捆的晒干的松枝、松木棒（叫做火头棒棍，用于动大火的时候）和松果（叫做松葫芦，只用于烧开水壶）；但这还不够，为了弥补这种不足，每到秋天，孩子们——也有些大人就要到野外拾草。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到田间搂豆叶。在收割后的豆地里，会留下许多豆子的枯叶，拿一个筢子在田里拖着走，豆叶就会穿到筢齿上，筢齿有两种，一种是竹子的，一种是铁丝的，一会儿筢齿上穿满了豆叶，就把它们褪下来，聚成一堆，等到收集得足够多，或时间已经不早，就把搂到的豆叶装在篓子里，背回家去。田里的豆叶搂光了，就要上山拾草。在山坡的枯草地上也可以用筢子搂，但是不如用镰刀割来得快。所以上山的时候多半带着镰刀。割了草，摊开来尽量晾干，这样可以减轻些重量，多背一些。回家时，用绳子把草捆起来，这是专门用来捆草或庄稼的绳子，绳头上有一个菱形的木枷，把它向绳扣里面一塞，草捆不会散开。背回家里还要把草晒干，然后堆成草垛，冬天里慢慢使用。小塂上的草割光了，就到大塂，然后再到玉皇顶。玉皇顶山坡上生满苫草，“苫”字在黄县方音中与“仙”字无异，所以我曾以为这是一种仙草，还曾尝尝它是什么味道。后来猜想大约由于这种草比较长大、坚韧，可以用来苫盖草房，所以叫做苫草。苫草结实耐烧，但相对的较重，玉皇顶离我们村又较远，要背回家去也不容易，所以很少割它。我们常去的地方还是小塂大塂。
孩子们上山拾草，是劳动，也是玩耍，山上有各种花草野果可以采摘，小孩子好奇，什么都想尝试一下，胆子也大，不害怕中毒。最安全的当然是花蜜了，蒲公英开花的时候，花蜜最多，我们叫她“甜酒”，常常摘下花冠，像用杯子一样直接去吸。有一种小草，不知其名，生着一层层莲花一样的叶子，叶片肥厚，饱含水分，略带酸味，口渴的时候，摘几片嚼嚼，立刻口颊生津，渴意全消。肚子饿了呢？有一种植物的块根，我们叫它老母鸡肉，用火烧熟之后，里面是带丝的白肉，十分香甜可口。如果想吃动物蛋白，那也好办，逮几只蚂蚱烧得焦黄，就是喷香的美味佳肴。倘要调味，这儿有泽蒜，这是一种像小葱似的野菜，根部稍微粗大，有点像蒜头，味道也是辣的，可以增进食欲。饭后水果也随手可得，有一种小灌木叫做侧李，结出小小的紫红色的果实，虽然又酸又涩，但正好帮助消化。如果嫌它酸涩难吃，不要紧，还有栝楼，这是一种小葫芦，据说成熟之后有鸭蛋那么大，但我们拾草时它还小，倒也是甜的，而且可以防止大便干结呢。这种别具风味的野餐，本来是孩子们的一种乐趣，最近拿到诺贝尔奖的莫言，童年时大约也曾享受过这些美味，并且写在他的哪一本书里，可笑的是，有人却把这指为毛泽东时代的罪证，说共产党害得老百姓吃蝗虫!
大塂小塂都有一些梯田，但并不多，而且栽种也很粗放，似乎没有人很好地照料。小塂的顶上有一块平坦的地方，生着一片野荞麦。当初可能是什么人播种的，但后来似乎不再有人前来收割，这些荞麦便这样自生自落，年复一年，逐渐变成野荞麦了。我们登上山顶，眺望四面八方的田野山川，觉得心胸开阔，神清气爽，非常舒畅。我特别喜欢遥望北边的大海，看到那蒸腾着雾气闪闪发光的蓝色海水，总引起我无穷的遐想，盼望有一天能到海边一睹大海的风采。
玉皇顶山麓有一个村子，大约因为地势较高，叫做东埠，在我们村东南面，离我们村大约一二里路，但我从未去过那里。我们在张家沟上学的时候，东埠有一个女生也在那里读书，上学时走同一条路，但我们从未交谈。有一次我和哥哥从学校回来的中途，两人一起蹲在路边的玉米地里大便，恰好这位女生从我们面前走过，弄得我们非常尴尬，但她却没有任何表示，不动声色地走了过去，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我们村叫打线徐家，也叫打绳徐家，顾名思义，应当是以打线或打绳为生的姓徐的人们居住的村子。也许在遥远的某个时代曾经如此，然而实际上现在的打线徐家村，既没有人打线或打绳，也没有姓徐的人家，似乎于、孙两姓为多，此外还有王、刘等姓。父亲自述的材料，无例外地把村名写成“达善徐家”，恐也未必确当，而且我从未见到任何其他人这样写。我们村子很小，只有三条半街道，我家住在前街，北面有后街、小后街，前街前面是南园，虽有一些人家，但对面就是园林，“开轩面场圃”，不成一条街道，所以说只有三条半街道。其实小后街路北，也没什么人家，也只能算半条街，所以才叫小后街。
我们这条前街，是全村的主要街道。街道东头北侧是一座关帝庙，庙门朝西，对着大街。庙宇不大，只有关公和两旁侍立的周仓关平三座塑像。墙上有壁画，画着关羽的故事，记得有华容道、水淹七军等。庙门并不上锁，总是开着，这里就成了孩子们玩耍的地方，捉迷藏的时候往往躲在泥塑的身后，或者藏在庙的北面一条狭窄的夹缝里。关帝庙后面就是大道，南山那边进城的人常从这里经过。庙的后墙外，倚着一只废弃的碾盘。我小时候也像许多孩子一样喜欢寻根问底，也曾问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妈妈的答复并不每次一致，有时候就说，我是从这碾盘后面捡来的，所以我常常很好奇地向那后面张望，希望能发现什么秘密，但却并无发现。庙门前面，有一片和庙的面积大小差不多的石坪，过年过节的时候在这里搭起蓆棚，挂起彩灯，男女来少都来观看。灯是我祖父捐赠的，是一套拔丝玻璃灯，一共八盏或十盏，上面有彩色的画图，记得也是三国故事。
关帝庙西边第一个门是“京拐子”家。“京拐子”是这家男人的外号，这个外号一语双关，非常巧妙：第一，他从北京带回一个女人，据说是拐骗来的，当然不一定是这样，也许只是私奔，甚至可能是明媒正娶；第二，他确实是瘸腿而兼驼背。这样，他这个“京拐子”的诨名就铁定了。他的北京女人，当时三四十岁，说一口纯正的京腔，在当地非常别致，但也为人们所接受，因为黄县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特别是下关东的人很多，而东北口音与北京很接近，听惯了东北话，对北京话也就容易习惯了。
西边相邻的一家似乎姓于，卖豆腐为业。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早上天还不亮就到他家买新出锅的滚热的浆豆腐，拿回家来，撒上一点白糖，吃了上学去。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他们要这么早就起来做豆腐，家里的生活一定很艰苦。还有一个印象是那座房子里有许多鸽子，到处都是，唧唧咕咕的，很不安宁。他家也有一个男孩，和我年纪龄差不多，但很少出来玩，也不上学，大约要帮父亲干活吧。
再往西是“泰源家，他们的姓氏我当时也许知道，但现在却记不得了，连“泰源”这个名号是人名还是堂号，是不是这两个字，也拿不准。然而这一家同我家却有密切关系。“泰源”的主人大约是商人，早已退休，平时很少出门，但我到他们家时见过他，他是一位颇为风雅的老人，喜欢花鸟。他们家有一个相当大的花园，栽种着各种花木，笼子里饲养着各种小鸟。他似乎整天都在花园里，记得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在那里坐在葡萄架下的藤椅上，白发萧疏，戴着金丝眼镜，翻阅《芥子园画谱》。他自己也能画几笔，但不一定很好。同我们家过从甚密的是他家的老太太，她是栖霞人，年纪比她丈夫小，但比我母亲大几岁，赭红色的圆脸，性格活泼，能说会唱。他是邻居中最常到我家走动的妇女。1946年，我战后第一次回家过年。当时我热衷于搜集民歌，母亲告诉我：泰源家大娘会唱劳动号子，我想请她来我家演唱记录，但母亲说她不会来的，我只好登门拜访，记录了几曲子。母亲告诉我她不来我家的原因：1939年日军占领黄县后，到处搜捕共党干部的家属，母亲携带弟弟仓皇出逃，临走时把家中细软交给泰源家保存，但到抗战胜利母亲回到老家，泰源家却说这些东西已经不存在了，两家之间因此生了嫌隙，不再来往了。此事还影响到母亲和大姨的关系，她们姊妹本来是很亲近的，母亲的逃亡全靠大姨帮助，而母亲不把贵重东西交她保存，却托付给不可靠的邻居，使大姨十分不满。泰源家的儿子在关外做生意，娶的媳妇也是栖霞人。1940年我在蚕山之阴养病时，看到一位老乡家里墙上挂着一张照片，仔细一看，就是泰源家的儿子，问起来，原来他们是亲戚。
再过来就是我家的东邻了，但我们两家很少来往，我甚至记不起他家老头的模样。他家老太的模样我倒还记得，身材较高，面孔瘦长，棕黄皮肤，爆眼睛。她有时也来我家，但很少升堂入室，只是站在院子里和母亲交谈几句。有一次，妈妈和祖父怄气，大哭起来，惊动了这位老太太，她把梯子搭在院墙那面，踩着梯子，趴在墙头上进行劝说。在她这种好心的干预下，母亲只好擦干眼泪，向她表示感谢。他家的儿子也在东北经商，很少回家。他的媳妇很爱修饰，但很少出门。偶尔见到她，总是涂着很厚的雪花膏，面如银盆。这些年轻媳妇全都这样，极少抛头露面。
暂且不说我家，先说西邻。那是一个较小的院子，大约属于西面姓刘的人家，当初可能是给长工们住的，后来空置着，多半出租给外地人暂住。记得先是租给一个来黄县打短工的招远人刘永奎，后来永奎把他的父母兄弟全家搬来，那里住不下，就租了我家南院的房子，这里后来由老贾租住。这个老贾是西府人，说话跟我们很不相同，样子也不同，老贾有个十五六岁的女儿，一望而知其为西府来仔。胶东人一般是长方形或瓜子型脸，面容大方，眉目开朗，而西府人面孔较短，五官紧凑，不那么舒展。传世的孔子像，也是这副德行。这个老贾是彪形大汉，他也像永奎一样做短工，但抗战期间我的外祖母逃往青岛，把土地委托老贾出租，这个劳动农民就阔起来，变成二地主了。顺便说点题外的话，现在有些研究古莱子国的人，认为莱夷先在莱芜或昌邑一带建国，后被姜太公打败，逃到黄县，另建了东莱子国，因此至今有西莱子、东莱子之分。我认为，虽然莱子国的历史可能如此，但现代我们所说的“西府来仔”（或省略为“西来子”），决不是指西莱子国的人，只是说他们来自登州以西各府而已。“东来子”的称呼并不存在。
永奎是位老实能干的农民，他的弟弟则是个游手好闲的青年，他们俩相貌也不同，永奎是赭红脸，双目炯炯，人很精干，动作麻利；弟弟的面孔苍白，行动松松垮垮，懒洋洋地，像是睡眠不足的样子。这个弟弟结识的一个姘头，自称能够通灵，就在我们南院那座房子里表演她的巫术。我也曾好奇地前去参观，只见当中的房间里挂起幔帐，点着香烛，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浓妆严抹，坐在帐子里，哼哼呀呀地在唱，但是听不出唱些什么。许多人在围观，也有人磕头求助，那女人就给他一个纸包，里面有一点香灰，据说包医百病。这场闹剧继续了好多天，最后好像发生了什么家务纠纷，那个女巫走掉了。
接着说我们的街坊。老贾住的那个小院西边是一个大车门——所谓大车门，比一般的门宽得多，有五六扇门板，平时只开一个小门，大车通过时才完全打开。有大车门的人家都比较富裕，否则养不起大车和骡马。这一家姓刘，老头是外祖父的兄弟行，所以我们也叫他姥爷，但他的形象在我记忆中很模糊。只记得他们家有一个嫁不出的老闺女，但也不过二三十岁吧，这在今天很常见，但在当时却已很少有嫁出去的希望了。关于这位老处女，我也只记得一件事：抗战爆发前后，歌曲《松花江上》很流行，歌中唱道：“九一八，九一八，在那个悲惨的时候....这位老姑娘听了纳闷，问人家：“怎么‘揪一把，扭一把’？”当时邻里间传为笑谈。
在这一家院子墙外的街道边，有一棵很特别的树——皂角。皂角树的种子像豆角，但荚皮很坚硬，像木头一样。这是一种天然的肥皂，搓起沫来，可以用它洗脸。当时人们为了省钱，会用各种东西洗涤，皂角之外，外还有猪胰子（猪的胰脏）、白土等。这些东西，我们家里都曾用过。皂角树在胶东并不常见，我们街上这一株可能早就消失了吧。
院子的西边是一条向北的路，通往后街和小后街，我们进城，就从这里走。路口西边那一家好像是吴老大或吴老二，但我知道的很少，再往西，就是孙诚梓家了。孙诚梓是一个圆脸、矮小的孩子，曾和我一起到张家沟读书，我们常在一起玩耍，后来又在一起玩自编自演的抗战戏剧。他们家也是大车门，而且院子很大，里面有两三个打麦场，好像住着同姓的好几户人家。再往西就是我的外祖母家了。他们家也是大车门，打麦场(麦收时，我们家也要借用这个打麦场)在门前，所以门楼推后很远，不靠街道。大舅也在这个门内，但住在西侧一个小院。关于他们的事后面还要专门讲，这里就从略了。西头的孙家推后更远，门头较小。这一家的孙超是知识分子，大约曾和三叔他们同学，似乎在哪里教书。我们这条街路北的人家就是这一些。
小孩子的活动范围有限，西头路南的人家我都印象模糊。记得清楚的是住在中间一段的王子明。他们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好的，但不是大车门，而是高台门，显然家境曾很富有，不是地主就是富商。但我记事的时候似乎已经家道中落，既不出租土地，也不经商。不过王子明仍然保持着乡绅的风度，他是一个瘦削、白皙的人，衣着整洁，举止文雅，不同于村民。有时他也到我家坐坐，同祖父商谈些什么事。他在乡间似乎还有些势力，所以发生了什么纠纷，会去请他调解。从前没有听说他有多少劣迹，也许1947年蒋军一度占领黄县时他曾趁机出头，也许并没有什么事，只是阶级本性使然，所以在大陆解放的时候，他随蔣军逃往台湾，但中途遭遇海难，葬身鱼腹了。以前，我从未进过他家大门，只从门外看到，迎着大门的照壁前，有一株桂花，从门前路过时，可以闻到桂花的香味。土地改革的时候，三叔分到他家的房子，1950年我回家时曾去看望三叔，这才进到那所庭院内。
王子明家东面隔壁，是他们同姓的一家，但却是务农为生，不过也有大车门，养着车马。他家有个小伙子名叫泥（读“迷”）汉。这是我们当地对朴实勤劳的庄稼人的称呼。这一家的东面是一条小巷，通往南园。小巷东面就是我们家的南院，曾经租给永奎一家那所房子。我家对门，也就是南院东面，住着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先生，他有一项本领，就是会“化堌子”。所谓“堌子”就是瘤子或肿块。谁家小孩子颈部的淋巴结有点肿大，家里就会带他去找这位老先生，老先生用笔蘸墨，对着太阳念念有词，在堌子画几圈，就算完成了治疗，据说堌子就会化掉。那时候乡间缺医少药，有点毛病多半就是用这种办法解决。有一次，忘记是为我治什么病，妈妈给我吃一张鸡蛋饼，里边有蛇蜕下来的皮，还有小姑娘的头发。蛋饼虽然好吃，但头发尽管切成碎末还是难于消化的，如果跑到盲肠里，不发炎才怪。哥哥为了治病，曾吃过一只蜥蜴（我们叫做马蛇，是田间一种小型蜥蜴，样子像壁虎，但是黄褐色的），办法是把一个生鸡蛋打开一个小孔，让蜥蜴钻进去，然后把鸡蛋用湿泥包起来，放到热的灰烬里烧焙，等鸡蛋熟了，连同里面的蜥蜴一道吃下去。这好像很野蛮，但还有更荒唐的事，不知为什么，人们相信小孩的尿有特别的功能，可以治疗某些疾病，但必须用异性儿童的尿。李时珍称人尿为“轮回酒、还元汤”，“童男者尤良”。我就曾不止一次地贡献出自己的尿液，给那些前来求助的患病妇女。
化堌子的老先生家东面，是泰源家的南院，没有房屋，种些瓜果蔬菜，大门经常锁着，但我也曾进去捉蟋蟀或挖知了猴——蝉的幼虫。那里好像没有很好地治理，到处都是杂草，有点荒芜。后来读到鲁迅的百草园，我脑子里浮现出来的，就是这个荒园的景象。
这个荒园的东面，是一片废墟，虽然地基还在，也有一些断壁残垣，但早已片瓦不存了。废墟上的空地，每年春天竖起一些秋千架，平时足不出户的年轻女人，这时换了春装，都来打秋千，把她们飞天的梦想荡向高空。这里的街道边有一棵大榆树，每年它长出榆钱的时候，家家都来收榆钱，拿回家去，洗净后，和上面粉——白面或者玉米面，蒸熟了吃，可以加糖，也可以用其他任何菜肴佐餐，这也是改善单调饮食之一法。
尽头一家是于顺和，是这条街上最穷的一家了。全村都是瓦房，只有这里是土坯盖成的平房，而且屋里又脏又暗，到处都是壁虱。于顺和好像是无业游民，不知道他靠什么维持生活。他是个精瘦的汉子，相貌倒不难看。他曾有事到我们家，坐在门槛上和妈妈说话，说的什么事我当然不知道，使我惊奇的是，他能“吱”地一声从牙缝里吐出唾液。于顺和的妻子也不难看，只是蓬头垢面，不像商人妇那样勤自拂拭。他们有两个孩子，儿子叫于洪范（小栓），比伯坚哥还要大几岁，他们常在一起玩，但他并不上学（当时整个村子，除了我们兄弟和孙诚梓，没有任何一个上学的孩子），就是在家里闲晃。伯坚从军校回家来，曾动员他报考军校，他也有些心动，问道：出来能当个排长吧？但后来却并未报名。1946年我回家探亲，听说他已经死了，死的时候只有二十几岁吧。他的妹妹小能，年龄和我差不多，模样平凡，但很好看，她和我很要好，是我童年的友伴。放在蛋饼里被我吃下去的头发就是她的。我回家时，听说她也死了，青春的花朵还没有开放，就在贫穷的摧残下香消玉陨了。
小能是我童年的女友，我还有一个男友小琴书。他住在关帝庙的北面，大门朝东，面临大路，路东面就是泊地——田野了。我从未见过他的父亲，也许已经死了，也许常年在外。他的母亲大约喜欢串门，也不常在家。他有一个哥哥，在县城当学徒，平时住在店里，很少回来，我一次也没见到过。我在他家玩的时候，总是只有他一个人在家里。他很少出门，从未到过我家。他的母亲，是个矮小的妇女，已经四十多岁。有一天忽然兴奋地向邻人宣扬，她长高了一点，过去伸手够不到她家的门环，现在能够到了。此事在闾巷间，一时传为笑柄。小琴书也很矮小，他一个人呆在家里，孤独寂寞，郁郁寡欢，所以很愿意我去找他玩。但他从来没有笑容，也不会大声说话，虽然话很多，却总是低声细语，絮絮叨叨。他虽然是个小孩，但却对人生感到厌倦。他带着委屈、厌恶的表情对我说，他哥哥回家的时候，晚上把鸡鸡放在他的嘴里。我听了感到好恶心。后来想到，一定是店里的师傅或师兄这样搞他，他也照样对待弟弟。从他这里，我窥见了底层细民生活的阴暗的一角。
从小琴书家往北走不远，就到后街了。后街比前街宽，中间有些打麦场。这里的情况我更不熟悉，常到的只有路北的一家小铺。这家小铺货色不多，只有些纸烟火柴煤油蜡烛之类，有一台压面机，有时妈妈来不及做饭，就叫我来买面条。但是压面没手擀面好吃，所以很少来买。小铺的老板是个四五十岁的男子，身体不好，像个鸦片鬼，性情也不好，总是阴沉沉地。
西边的一家，门前有一片空地，种了一些瓜豆蔬菜之类，常常是绿意葱茏。这家有个和我差不多一样大的男孩，曾和我一起到塂上拾草。向上攀登的时候，我不断用镰刀搭在山坡上，借助它的力量。当时这孩子走在我前面，我不小心，一下把镰刀搭在他的脚踝上。出发以前，我把镰刀磨得锋快，所以扎出一个好大好深的口子，登时鲜血直流。我们不能继续拾草了，赶快把他送回家去。他有几天不能行走，在家躺着。家长们经过交涉达成协议，由我家负担治疗费用，还送了一些滋补食品——好像是一只母鸡过去，才算完事。祖父并没责怪我，因为这是劳动中发生的意外事故，不是我故意伤害人。
在这一家对门，有一所房子，大约本是空置的，抗战初期，三爷一家从青岛逃回老家时，曾在此卜居，但不久又迁到小西疃了。关于他们的事，以后再说。
后街的西头，在通往前后街的路西，正对着后街，有一个门，那里住着陈文京一家。他们是我们的远亲疏属，但也有些来往。陈文京大约是个商人，矮胖，秃顶，衣着讲究，有时好像还穿西服。他常年在外，偶尔可以见到。他有两个女儿，都比我大，记得小的一个叫小转，意思是说，以后转变一下，生个男孩，后来果然生了一个。记得有一年麦收的时候，妈妈也要下地帮忙，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就叫小转来和我做伴。我们俩像“过家家”那样在一起生活了一天，自己做午饭，她擀面条，我炒菜。她的弟弟取名治民——恰好是把伯坚的乳名“民治”颠倒过来。祖父去世时，他曾来守灵。
1988年在沈阳举行电视短剧小品比赛，有一位妇女在观看电视转播时认出了评委中有我，于是到我们住的地方来找我，她很激动地告诉我，她原来就住在我们村后街，她还记得我。但是她年纪比我小四五岁，我离家时她不过六七岁吧，我根本不知道后街有这样一个小姑娘，说什么也记不起来，所以这次邂逅有点尴尬。当时我们正要开午饭，评委中花淑兰等几位女同志热心招呼她一起就餐，才算顺利度过了这次意外的会面。
沿着陈文京门口这个胡同往北走，就到小后街了。正对着胡同口，是一个井台，上面架着一个辘轳。南园那边也有一口井，但水质没有这里好，所以只有住在南边的人家才在那里打水吃，全村的大部分人家，都要到这里汲水。从这里到我们家，距离相当遥远。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母亲又是缠足，没有人挑水，只好请永奎帮忙。在我家水缸上面墙上，挂着一排用细绳穿起来的莛秆，永奎挑一担水，就移动一根，这样来计算担数，从房租里扣除他应得的报酬。后来我能挑担了，就不再麻烦永奎，自己去打水。这时我最多只有十岁，挑这两大桶水还是相当吃力，总是用两手使劲抬着担仗，希望能减轻一点对肩膀的压力。抗战爆发后，父亲和哥哥从青岛回来，就用不着我挑水了。
小后街的人家我全不熟悉，只知道尽东头是“衙役家”。他家什么时候、什么人当过“衙役”，我们全不知道，但有一次，却领教了“衙役”的厉害。那还是在伯坚去青岛上中学以前的事。本来前后街的孩子很少到一起玩，那一年正月初三早饭后，伯坚不知怎么跑到小后街，看到有一群孩子正在玩“摽钱”的游戏。这种游戏的玩法是：在地上挖两个相距十余步、直径约四五公分的小坑，人员分成两组，站在自己的坑边，把一枚硬币投入对方坑内，命中率高者为赢家。这个硬币不是普通的铜钱，为了减少风力的影响，就要适当增加重量，常常是找一枚大一点的铜币，两面再加上两枚制钱——所谓制钱，是明清的法定通货，中间有正方形的小孔，可以用绳索穿起来，以便携带。我们所见最早有正德年间的，通常以乾隆、光绪的为多——再用熔化的铅把这三枚硬币铸在一起，成为一个沉甸甸的圆饼。这些都是孩子们亲自动手来做，我也自己做过。这是当时我们常玩的游戏，此外尚有“打尜”（读若枷。所谓“尜”是一个7、8公分长、两头尖尖的小木棍，放在地上，用木棒击其一端，令其跃起，趁势挥棒，击向远处，最远者优胜。）以及跳绳、踢毽子等等。女孩子则玩跳城、拾磨果（读去声）——“磨果”是把石块磨成一些像丸子那么大的小球，五个一组，玩家坐在地上，像玩杂技那样用手把“磨果”陆续抛起、接住，此起彼落，同时还要随时把其余的磨果聚拢成堆，三个在下，一个在上。倘有失误，便算失败，失败次数多的便是输家。女孩子也会玩跳绳、踢毽子，但不玩摽钱、打尜；男孩子有时也玩跳城，但拾磨果只有女孩会玩。
且说这一天伯坚看到小后街的孩子在玩摽钱，也想参加游戏，但却遭到拒绝。理由是：你们前街的人跑到我们后街干什么？人这种动物，和其它许多动物一样，有所谓“地盘”的观念：我的地盘不许别人进入。有些野兽，在山林各处这里撒上一泡尿，那里拉上一泡屎，就表示划定疆界，屎尿之内都是它的天下。人类虽然进化了几十万年，进入文明时期也有好几千年了，但至今并未超越这种野兽水平，仍然在固守自己的粪堆，彼此拔剑相向。认真一想，就会觉得这种现象很滑稽。只有马克思列宁这样的伟人才能超越这种局限，胸怀整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吞噬劳动的资产阶级国家不是工人阶级的祖国，不应当为它流血牺牲；列宁宣布：绝不应把以往某个帝王划出的某一条线当作是不可变更的，因此同芬兰谈判时在领土方面做了许多让步，认为只要对工人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事业有利，这种让步就是合理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无法用马列主义的原则去要求后街的小子。那个衙役的后代，看伯坚独自一人，老实可欺，于是把手中的铅饼向他脸上掷去，不偏不斜，正中鼻梁，把他的鼻梁骨打断了。
伯坚哭着跑回家来。那一天，大姨和她的儿子到我家拜年。我的大表哥是一位产业工人，在辽宁的本溪钢铁厂做工，这时回家过年，也来看望我们。他见到伯坚血流满面走回家来，非常气愤，立刻跑到小后街去找他们问罪，我们全家也都随后赶去。等我跑到小后街，只见大表哥正同那个打人孩子的父亲在路边的休耕地上激烈地争吵，那位父亲——一个中年男子，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朝表哥头顶连连猛砸，表哥头上立刻鲜血迸流。我母亲上前去劝架，被那男子一下推倒在地，两脚朝天。这时，站在门口观战的他家的老太婆翻身走回院内，我好奇地跟过去在门外往里看，只见那老太婆从地上拾起一个瓦片，在自己的额头划了几下，也流出血来，于是哭喊着走出大门，说我家的人把她打伤了。有趣的是，她的儿媳，一个矮小的年轻女人，当时也站在门边，却对大家说：“大伙都看见啦，我婆婆是自己打伤的！”（我想，这个小女子同她婆婆之间一定有很深的矛盾，否则不会这样家丑外扬。）
我们把大表哥扶回家，设法给他止了血，他躺在东屋的炕上，头上盖着一条毛巾，一声不响，昏迷不醒。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陪伴他，灯也不点，凄凉的月色照得屋子半明半暗。全家人都外出奔走，从上午到晚上，大家饭也不吃，寻求解决办法。语云“恶人先告状”，一点都不错。据说他们已经用门板把老太婆连夜抬往县衙门，投下诉状了。这件事最后怎么了结的，我始终不太清楚。总之又要请王子明一流人物出面调解，最后听说是要办酒席“压惊”，然而是为谁压惊？为大表哥？还是为那个老太婆？没有人向我说清楚。后来听弟弟说，土改时妈妈还曾提起这桩旧案，但恐怕也于事无补。因为这家人既非地主富农，也早就不是衙役，即使是衙役，也属人民内部矛盾，又能奈他何？表哥伤愈之后仍去本溪做工，很少回来，后来把老婆孩子都接了去，更少回来了。50年代初期，伯坚曾去本溪看望他，在人民当家的新中国他们一家生活很幸福。现在他大约早已故去，他的可爱的小女儿丽筠，也该是祖母了。
小后街说完了，还得提一下小西疃。在村子西边，隔着一片田地，有几户人家在那里居住，关于他们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只知道三爷一家后来也从后街搬到那里，但我连他家的门也没进过。在小西疃和前街之间的空地上，有一道很大的照壁。它没有任何实际用途，完全是从“风水”的角度出发而建造的。大约住在小西疃的人认为前街东头关帝庙的“气”太冲（去声），对他们不利，需要修这么一堵墙来挡一挡。最后说说南园。这里主要是果园和菜园，有桃杏李柰花红沙果柿子软枣，还有一片山楂林，但没有苹果。从前家乡一带苹果很少，小时候我几乎没有吃过苹果。村子的西面、南面都是菜园，人们不用进城买菜，直接到田间去买。菜地都有水井，每天傍晚，夕阳西下的时候，菜农一边摇着辘轳浇地，一边唱着悠长的号子，此情此景令人难以忘怀。
南园那边有一个打麦场，比较大，正月里闹秧歌的时候，邻村的秧歌队来了，就会在这里——有时也在村头的休耕地上表演。每年春节期间，过了正月初三，各村的农民、手艺人，就组织起秧歌队到邻近各村演出。我们那个村子小，自己闹不成，但每年都可以看到其他村子的表演。只要一听到锣鼓声响，男女老少就都出门观看。秧歌队的前面是一个头戴马尾透风巾、身穿紧身夜行衣的武丑，这叫“头报”。然后是“二报”，武生打扮，也许还有“三报”，但记不清了。顾名思义，这是些报信人，报告秧歌队来了。后面是扮成各种戏曲人物的秧歌队，有《小上坟》、《拾玉镯》、《白蛇传》、《西游记》等等，后面是跑驴的，跑旱船的....所有这些人物全都踩着高蹻，随着锣鼓的节奏翩翩起舞。间或也有不踩高蹻的，那叫“地蹦子”，不大受欢迎。队伍中间往往有一面大旗，用一支长杆从中央挑起，下垂的红布上写着或贴着“某某村同乐会”几个大字。这同乐会就是当时民间的文化娱乐组织，相当于现在的俱乐部。有的秧歌队只沿着主要街道扭一通，就此离去，这叫穿街；有的则到一处空地表演一些节目，村民们围拢来看，这叫“打地围子”。这时，如果只表演歌舞节目，那就仍然踩着高跷，所演的节目是我自幼就已听熟了的《十五做媳妇》、《妈妈娘你好糊涂》、以及《盼情人》、《观灯》之类。表演时，先由领队的“秧歌头”唱几句，相当于向观众致辞，这种程序在在宋代《大曲》的表演中就已确立（是否更早，未及深考），在民间秧歌中沿袭下来。如果表演戏剧节目，那演员就要卸下高蹻。演出的都是一些小秧歌戏，例如《小姑贤》等等。一个用得最多的秧歌调是《跑四川》，这几乎成了胶东秧歌的主要曲调，随着剧情、人物、演员的不同，这个曲调有种种不同的变体，它们之间在曲调、节奏、调式、音域、情调方面差别十分显著；然而同样十分显著的是，尽管有种种不同，它们仍然是《跑四川》调。这些玩意儿虽然村村相似，年年如此，但人们还是看得津津有味。
村里面偶尔唱戏的时候，也在南园的打麦场这里搭台。记得有一次是唱评剧——当时叫落子，演的是《小老妈开嗙》等等，还曾演过几次小戏。所谓小戏，就是现在叫作吕剧的地方戏曲，不过在当时并无吕剧的称呼，只称为小戏，以区别于京剧等大戏。小戏都是由农村的业余剧团演出，我们村附近的某村就有这样一个剧团，每年农闲季节，他们都要在临近各村巡回演出，也曾到过我们村。当时看过的剧目，现在记得的有《吕洞宾戏牡丹》、《二女寻父》。后一出的剧情是：一位继母虐待前妇的女儿（这一部分就叫《后老婆打孩子》，唱词中有“拳打脚踢不解恨，吱嘎吱噶捩头发”等句。）但亲生的女儿却同情姐姐，两姊妹一同逃亡，寻找离家多年的父亲。扮演姐姐的青年农民表情非常真挚、细腻，但嗓子却有点沙哑，据说这是他那些敌视艺术的家属在他的饮料中投入喑药所致。所谓喑药，据说是人的耳垢，此说未知确否。扮演吕洞宾的演员，据说是一位木匠，以我当时的眼光看，他的扮相很好，也很会演戏，只是腿有一点瘸，但穿着袍服，倒也看不大出来。据说这是由于他的家人不许他演戏，而他却偏要参加，结果被打断了腿。不过，尽管这样，他还是坚持每年登台。这些不屈不挠、为艺术而献身的农民和手艺人，在我心目中是了不起的英雄，关于他们的这些传说，更增加了他们演出的魅力。有的民间业余剧团也能演出成本的长剧，抗战开始以后我随学校的宣传队到四乡演出时，在一个村子看到一次，演的是《蜜蜂计》，剧中还有武打的场面，不知是取材于《史记&.&晋世家》中骊姬、申生和重耳的史实，还是清人话本董生才的故事。&&
小戏的唱腔脱胎于琴书音乐，所以也叫扬琴戏。演出时仍用扬琴和四胡、坠胡伴奏，很好听。那时候小戏的音乐，比现在的吕剧简单得多，记得似乎只有快、慢两种板式。快板泼辣干脆，只有上下两句。前引《后老婆打孩子》的唱词，用的就是快板。慢板缠绵悱恻，十分迷人，前面有一大段过门，尤其动听。
琴书是一种曲艺，当时已经很少见，到我们村演出，记得只有一次。他们似乎是一些专业的流动艺人，约有四五位，全是男的，演出的地点就在我们家西边，老贾的门口。他们坐在高高的地方，大概是在几张方桌上，再摆上椅子，前面用布幔围起来。他们各操一种乐器，同时各唱一个角色的唱词，当中似乎还有对白，由于我当时太小，故事情节我一点也记不得了，也许当时就没有听懂。使我陶醉，而且至今难忘的，是那婉转悠扬的音乐，特别是扬琴那大珠小珠落玉盘似的繁响，使我想到五彩缤纷的花雨.......
在这同一个地方，还曾表演傀儡戏，我们叫做“提葫芦头”，有大小两种，到我们村的是小的。小葫芦头是那种最简单的傀儡，表演者只有一个人，躲在蓝色的筒形布幔里面，两手各操纵一个傀儡，用嘴里含着的哨子，模仿人物的对话和歌唱，虽然简陋，剧情也很简单，常见的是老两口打架，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孩子，还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种傀儡戏所用的音乐，颇为高亢凄厉。应劭《风俗通》和杜佑《通典》都说傀儡是“丧家之乐”，看来有些道理。现在回想起来，大约是梆子系统的声腔。大葫芦头就完全不同了，首先是布幔很大，“舞台”的后面似乎还有背景，傀儡也比小葫芦头大得多，讲究得多，每个傀儡都有专人操纵，另外还有锣鼓和管弦伴奏，所用的音乐似乎近于扬琴戏，不过这一点我不能十分肯定，因为这种表演我只看过一次，那是我从县城回来经过林家庄子时在街头看到的，记得演出的剧目是《白蛇传》。
前面说过，我们家有南北两个院子，我们住在北院。这是一个标准的普通建筑，大门朝南，靠东，两扇门板上有扣环，可以转动，连着里面的铁搭扣，门里边还有木质的门闩，晚上还要用一根木杠从里边把门顶住。进门是一条过道，过道西边就是南屋。南屋分成里外两间，外面是一间半的大厅（另外半间被过道占去了），西头是一间卧房。这里平时没有人住，二叔、三叔回来时，会住在这里。外面本是客厅，但却堆满各种杂物。过道的上面是搁棚，从这里可以上去，上面有许多瓷器，还没有打开包装，这是祖父从前采购的，他退休之后曾有开饭店的计划，但后来没有实行。南墙有一个窗子，很少打开，因为外面就是街道，但暑假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做功课，却常常打开窗户，穿堂风很凉快。靠南墙是一张长长的条几，正中是一张方桌，我们就在这张桌子上写作业。每到过年祭祀先祖时，它就变成供桌，把神主摆在这里，焚香膜拜。桌子西边有一张床，有两个食盒放在上面，里面装满父辈的书。卧房里也到处散放着书刊。卧房的陈设和一般家庭的房间大致一样，也是一个小柜，两个大柜。但没有座钟、帽筒那一套。东面那个大柜上有一个皮箱，里面是三叔的私人物品。
整个院子用墙分成前后两层，中间有二门。前院除了南屋，西侧还有磨坊，母亲和我们弟兄几个都要在这里推磨，制造自己日用的面粉。有时我们推，母亲筛，我也筛过。有时磨的粮食多，就借一头毛驴——我们家没有牲口——来拉磨，所以那里常有一股畜粪的气味。1946年我回家时，发现磨坊的角落有一大捆信件，大部分是父亲、叔父他们写给祖父的，很多，我没有细看。记得其中有一封信，大约是二叔在祖母的丧事之后返回青岛时写的，当时父亲已经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祖父一定心情不好，二叔为了安慰祖父，就对我谬加赞赏，甚至说“我看他真是伟大”。我当时只有五岁，怎么会伟大？这不过是一种期许，当初给我起了“希洛”（hero：英雄)这个乳名，就是表达了这种心愿。可惜我终于未成为伟大英雄，辜负了先人的希望。现在想来，那些信件中一定包含有关于家族情况的珍贵资料，却没有很好的保存，如今早已散佚，真是极大的遗憾！
二门里面，就在门西边的墙上，有一个神龛，里面有一座牌位，上写“天地三界十方君亲之神位”。我们家里没有财神，没有菩萨，甚至也没有灶王爷，只有这个总揽一切诸神的牌位，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迷信的标志了。里院的东侧是厢房，存放粮食和柴草。厢房和正房之间的空地上有一株冬青树，这是一种常绿乔木，四季常青，为我们的庭院常年保持一点绿意。二门西侧有厕所，厕所外边有一株金雀花，不知为什么，祖父叫它金雀嘴。1940年我在养病期间，想起沦陷的老家，想起这株花树，曾仿照岑参的《九日思长安故园》，写过这样的“诗”，只有两句——
&&&&遥怜故园金雀嘴，
&&&&应在铁蹄下面开。
西侧还有一些盆栽的花草，最大的一盆是寿墩草，我查不到它的正确名称，也不知这样写对不对，反正爷爷是这样称呼它。这种草跟青草差不多，但叶子很长，大约有一二尺，像狮子的鬣毛一样向四面披散，也是冬夏常青。此外还有仙人球、仙人掌之属。正房的西屋窗外，有一棵石榴树，不大，每年会结几颗石榴。我在一首诗中曾写到它——
&&&&明年，当杜鹃唱遍天涯
&&&&&&院子里照耀着榴花
&&&&&&&&我将带着胜利的喜讯
&&&&&&&&&&回到咱们的老家
&&&&诉说我战斗的经历
&&&&&&&在那绿色的窗下
&&&&&&&&&&&&&&&&&&&&&&《风啊....》（1943）
三间正房的格局像故乡一切人家一样，中间一个灶间，东西两间卧房。灶间里相对两座灶台，连着卧房的土炕。东间门北有一口水缸，有时里面还养着两条小鱼，据说可以净化水质，其实它们只会把水弄脏吧。水缸后面的墙壁上，有一些搁板，放着瓶瓶罐罐。西边靠墙摆着一张长案，上面放着做饭用的各种东西。长案的上空，吊着一只篮子，里面放着熟的食品。长案的南头，靠门这边，有一个脸盆架。正间有个后门，通向后院。我们这个后院极小，宽只有一米多一点，泰源家的花园把我家和东邻家屋后的空间都占去了。在我们后院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只有三棵树，迎着后门是一棵黄杨，样子很像屋前的冬青，也是常绿乔木，只是叶子较小，绿色较嫩，不像冬青那么苍郁。黄杨树的东面是一棵桃树，大约是由于生长条件不好，这棵桃树结的果实不好吃，我们从来都不吃它。西面是一棵樗树，我们那里叫作臭樗，那就更不值一提了。这个小后院太狭窄，没有什么活动的余地，所以我们很少进去，如果进去做什么，也是很快就出来。
东面的卧房是爷爷的寝室，依照当时的惯例迎门是一个小柜，上面摆一口座钟，座钟的两边是一对帽筒——这东西现在已经见不到了，它是像笔筒那样的瓷筒，但是更大，约一尺多高，人们回家来可以将帽子放在上面。不过实际上是用来插放各种用具，例如鸡毛掸子等等。靠着小柜，北面是一个“箱眼”，里面放着爷爷的书。没有后窗，那里是一个凹坎，冬天的时候，爷爷会买一些大白菜，码放在这里，因为这里温度较低。地上摆着一把圈椅，爷爷会坐在上面休息。东屋的西边是一口大柜，里面是爷爷的衣服。大柜上面，放着一个白色的羊皮小箱，里面有爷爷的一些小东西。屋顶下有一个搁棚，里面放着些不常用的杂物。我曾上去过，但不记得有些什么东西了，只记得有一支马叉，还曾拿下来舞弄。那东西很重，不是耍花架子的玩艺儿，而是实战用的兵器。听妈妈说是以前闹义和拳时留下的，不知我家什么人参加过义和团。
妈妈住在西屋。迎门也是小柜，座钟、帽筒，往北是两口东西相对的大柜，没有圈椅，而有一条长凳。这里的家具较新，同时窗外没有厢房，光线较好，所以显得敞亮。
两个卧房的窗子，都是那种分成四个长方格子的大玻璃窗，顶上有一栏是纸糊的，可以贴窗花，冬天还可以加气窗。我们那里的窗花和西北各地那种单用红纸剪成的不同，虽然不那么纤细，但却全是染成鲜艳的彩色。灶间里虽然没有灶马，但两个卧房墙壁上都贴着年画。东间是爷爷自己买的，记得有《义方教子》、《竹林七贤》、《三英战吕布》、《朱仙镇》，还有一张二十四节气图，画出一年天气的变化和农民的劳作。中间是一个寓意画——靠天吃饭：一个人依靠在一个大大的“天”字脚上，手捧饭碗，正在往嘴里扒饭。西屋的年画早先大约也是爷爷买的吧，后来则大半是我们自己选的，记得曾贴过《二十四孝》、《梁山泊一百单八将》、《白蛇传》等。
&&&&北院说完了，该说南院啦。南院就在街对面，但并不是对门，它的大门在南园那边。南院占地比北院大得多，二门外没有建筑，是一个大园子。但祖父没有心思治理它，大约想留待后人去经营，所以那里一半荒废，只有很少几棵果树。一进大门，右手就是一棵冬果。这种果树非常稀罕，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未见到过。经查称为冬果的水果有好几种，但全都与此不同。它不是冬果梨，也不是像葡萄一样成串的小红果子，而是一种苹果属的水果，到冬天才成熟，又耐贮存，放一个冬天也不坏，所以才叫冬果。它个头不大，果皮青白，有点像柰子，但较大，有特别的香气，果肉细嫩，比柰子好吃。这棵树紧靠东墙，有小半树冠伸到东边邻家，也就是化堌子老先生家院子里去，丝毫不奇怪，那边的果实自然就被他家孩子们摘食了。爷爷听之任之，从不过问，我们也愿与他们分享。和冬果夹道相对的是一棵杏树，正在结果旺盛时期，所以我们每年都不缺少杏子吃。继续向前，路东边有一株幼小的樱桃树，记得它第一次结果时，只结出一颗樱桃，但是很大，很甜。这应当是一个优良品种，可惜不久我们一家星散，无缘品尝了。那里还有几株无花果，我也很喜欢它的味道。那时我在课本里读到许地山的《落花生》，受到感发，于是在杏树旁边的空地上，种了一些花生，到秋天收获不少，高兴地享受了自己的劳动果实。还曾种了一排向日葵，收获了不少葵花籽。我并不太喜欢嗑葵花籽，但妈妈喜欢，这些向日葵是为她种的。
里面的院子和房屋，几乎和北院完全一样，而且我们也没在那儿住过，这里就从略了吧。这两所房子都是祖父置备的。前面说过，我家原住城里，祖父经商积蓄了一些钱，就在外祖父居住的这个打线徐家村，买了三亩负郭田，并为儿孙先后置下这两处房产，希望晚年实现聚族而居的梦想，但时代的风暴无情地粉碎了他安居乐业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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