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六院精神疾病康复中心 医生）

医生办公室在外面，隔了很粗的栏杆，里面是病房。病房里主要是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他们不能自由出入，时刻有护士看着。一关门，又长又重的铁锁链就“咣当、咣当”地响，像监狱一样。那是精神专科医院给我的第一印象。1999年，我刚从锦州医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辽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在大学，我读的是临床医学，主修的学科包括内科、外科、儿科和妇科等，对精神科只有很浅的接触，内心对精神病院很抵触，对精神病患者有莫名的恐惧。上班之后的第一周，我没敢进入病房，从早到晚就躲在办公室看书。一个星期之后，科室主任对我说，“怎么办？你考虑考虑。不进病房是没有办法工作的。”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二个星期，我找别的医生陪着，心惊胆颤地走进病房。我现在都清楚地记得，当时走路是贴着墙根走的。经过几次的病房体验，渐渐地，我发现医生在精神疾病患者的心里位置很高，不会轻易被侵犯。患者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心世界，他们更担心或者怀疑的是别人会来伤害自己，几乎不会想着去攻击别人。当他们觉得被议论或者辱骂的时候，有可能会在幻觉症状的支配下打人。我慢慢发现，这些患者其实挺脆弱的。渐渐地，我对精神病患者“脱敏”了。

2001年，我被派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学习。当年，六院的姚贵忠医生正在北京郊区的大兴创建国内首个精神疾病康复基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大兴农疗康复基地。通过集体农作劳动，在类似家庭的模式中，使慢性精神障碍患者重新学习生活技能。他们和铁栏杆里的病人不一样，能做很多他们喜欢的事情。

康复科医生的角色也不局限于看病、查房和发药，可以和病人有更多的交流，除了关注患者的症状，更多地是从整体上去关注他们，以“全人”的角度去看待他们。康复病房的护士会定期带着患者上街购物，让他们自己讨价还价，去体会真正的社会生活。不过，那个康复基地仍然是一个和社会隔离的半封闭性病房。

头几年，我在康复基地遇到很多病人。他们反复住院，以至于觉得生活没有意义。医生反复调整药物，也许能减少症状，但并不能给病人带来快乐。病人出院后，因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也缺乏融入社会的机会；在家庭环境中，很多患者家属不懂得如何照料处于康复期的患者。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很多患者会反复发作。

一名精神疾病患者从出院，到实现精神康复，回归社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可惜，在当时的中国，精神病人出院后只能回到家庭，中间缺乏过渡性的康复机构，缺了社会这个环节。

2003年，姚贵忠医生去香港学习，回来后，很激动地告诉我，香港有Half Way House,叫中途宿舍。就是精神病人出院以后，先不回家，而是住进政府提供的集体宿舍。在这里，他们可以学习独立生活的技能、药品的自我管理、人际交往的技能等。同时，康复得好的患者还可以去上班，去香港政府提供的工作岗位上班。经过这样的过渡生活，他们真正能够回归社会了，再离开这里，回家或者去独立生活。姚医生说：“这样的机构太棒啦！我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机构。我甚至很羡慕香港的精神病患者，和我们的病人相比，他们真的很幸福。”

姚医生的理念和热情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想，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的职业追求是什么？我的追求就是：经过治疗的精神病人都能好起来，能独立生活，能上班，能结婚生孩子。就是那种感觉——“他们好了，真正的好了。”

我觉得中途宿舍的模式很让人兴奋，激动，但当时（2004年）的国情下没开展的可能。“只要对病人好，我就自己做！”我怀着一腔热血，真的做了。我租了个房子，带着三个病人，共同生活了将近一年。

我在康复基地附近租房子，不敢告诉房东，我是带着精神病患者一起住。后来，我在一个老旧的小区租了一套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公寓，有三个卧室和一个小小的客厅。每个月800元的房租，我们各自分摊200元。卧室留给三个病人，我睡在客厅的折叠床。

他们三个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第一个是北京的男孩子，当年28岁，有迫害妄想症，和父母的关系很紧张，争吵得厉害。他反复住院和参加康复，患病有八年之久。

第二个是我同学的弟弟，也是20多岁。在幻听症状的支配下，在即将结冰的公园湖水里游泳。后来，也曾有幻听对他说，“你去死吧。”他就拿了一盆水，脑袋伸进去，要把自己憋死，幸好被发现了。症状太严重了，家人就把他送到北大六院住院两个月。可是，直到出院，他都不认为自己有病。回到家，家人也没办法让他服药。于是，就把他送到大兴的农疗康复基地，他父亲在外面租房，专职守着儿子。

第三个病人，是从美国回来的华人，35岁，已经有十几年的病史。他有迫害妄想症，认为美国FBI跟踪他。他的父亲要求他在美国接受精神专科医院的住院治疗，否则就断了经济来源。可是，他情愿流浪。他放弃了美国一所名牌大学的学业，开着一辆汽车，靠政府微少的补助，断断续续流浪了十年。后来，他随父母回到中国，也被反复送进医院治疗。

这三个人都有康复的需求。在父母的同意下，他们住进了我自创的“中途宿舍”。白天在康复基地接受治疗，晚上和周末，就跟我回“家”共同生活。我想教病人学会自己吃药，独立生活，和别人相处，一两年后，能够回家。

早上，我们一起坐公交车去康复基地，我在病房上班，他们做治疗。下午，一起回家，去超市买菜。我的“中途宿舍”只有医院康复科的内部人知道，没有往外说，毕竟这种行为是冒险的尝试。体制内的各种关系很微妙。我是医生，他们是病人，如果出了问题，医院也不管，是我个人的责任。我当时只是凭着热情做着看起来很疯狂的事，即使精神科的同行们都不能理解。

他们长期住院，几乎没接触过社会。第一天，我带他们过马路，都提心吊胆，像第一次领自己的孩子过马路。有一次，我们走在街上，那个美国华人突然跑了。我很慌，因为精神科医生最害怕病人“逃脱”，怕他们遇到危险，更怕他一去不返。结果，他只是跑过去，把一个拉废品的三轮车掉下来的纸盒捡起来，追赶上并帮助码放好。回来后，他气喘吁吁地说：拉废品的老人不容易，这都是他的血汗钱啊。我真被他的善良和热情感动了。

慢慢地，我放手让他们独立出门，去超市，或者周末出去玩。我同学的弟弟会去他哥哥家，到了之后，会给我打电话。刚开始，我不知道他们的社会生存能力有多强，很担心，很紧张。后来，发现他们各个方面都可以做得很好。

在家里，我们轮流洗衣服，做饭，擦地板，洗碗。我教他们给土豆削皮，给豆角掐尖。虽然他们的卫生习惯都很差，做的饭菜也不好吃。但是，我们在同一屋檐下，相安无事地共同生活。在95%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都是正常的，只是服药让体型变胖，动作迟缓，偶尔会有幻听和奇怪的想法。我每天记录他们几点睡觉，几点吃药，观察他们。这是为了增加我对精神疾病患者的了解，也真的是想帮他们。

我也会担心病人在晚上伤害我，睡觉的时候，各自都关门。不过，我对他们很好，他们也没理由伤害我。精神病人伤害别人，会有征兆，我能察觉。我密切留意他们，如果发现症状加重，就会调整药物。不会说，睡一觉，就被砍头了。刀一直在厨房，我从来都不收起。

和精神病患者生活，就意味着和他们的症状共处。

那个美国病人很想回美国，他说以后和我一起回去，天天一起玩。他认为，美国的FBI迫害他，以后他可以获得一大笔政府赔偿。我就说，好呀，顺着他的逻辑回应一下。精神分裂症患者会有幻觉和妄想，只要不危害别人，或者不自残，就让他这么想着。在药物的作用下，他们都无法摆脱这些症状，我们何必费唇舌，去做无效的努力？存在于大脑的东西，很难由外人去纠正。就像有些人相信如来佛，有些人相信上帝，干嘛非要去说，“我觉得那是假的。”

有时候，他的症状会突然发作，变得紧张，认为FBI又对他说话了。我就劝他：“你不要太紧张，这是北京，是中国，你可以去床上躺着休息一下。”有时候，他承认那是幻听，有时候不承认。更多的时候，他是生活在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幻想之中。

我也不去否定他，他没工作，没老婆，在疾病中生活，有美好的幻想，也是个寄托。也许，有一天，他会慢慢好起来，好像突然从一场梦中醒来。

大部分精神病患者是可以沟通的。我同学的弟弟很少说话，不过，内心很丰富。有时候，他会突然在一旁很愉快地笑起来。这种表现很突兀，我知道肯定是有症状了。我问他，他说：“别问了，不能说。”我就不问了。

医生是特殊的服务业，而不是别人说的专家。既然是服务业，学那么多本领，最后要落实到病人和他们的家庭。帮助他们，是需要投入精力和感情的，如果像机修工修车一样，不能成为很好的医生。精神疾病的诊治要用两条腿走路，用药和心理治疗。医生要关注整个人，而不仅仅是用药治疗症状。

当然，他们也有让我烦的时候，我在家难以安静，也不能带女孩子回来。那时候，我没有女朋友。2005年上半年，房东知道了他们是精神病患者，一直给我施加压力，要赶我们走。

这个乌托邦式的实验，也谈不上成功。北京的男孩子，后来没有了症状，就回父母家里了。我同学的弟弟，一直在吃药，但是至今没有彻底好。有一天他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悄悄攒了钱，不辞而别。他到了家，他爸爸给我打电话说，“已经回来了。”

2005年春节，我的家人从东北来北京过春节，住在我们的房子。那个美国病人看到我们阖家团圆，也不辞而别了。我很着急，当时他没有手机，也联系不上。后来，才知道，他去杭州找姑妈了。但是，他的姑妈对精神病人也很不了解，对他的突然来访，感到很害怕。于是，又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了。这些年，他仍然有迫害妄想症，一直住在某个城市的康复机构。他的父亲不遗余力地找到了那所据说是中国最好的康复机构。

2008年，我也有机会亲自去香港看到了真正的“中途宿舍”——宿舍的生活环境，还有精神病人在社会上工作的场所。我终于意识到，给病人带来好处的，不仅仅是宿舍那栋房子，更是政府的支持，和整个社会对精神病人的理解与接纳。

现在，中国内地终于也有了“中途宿舍”。在海淀区有15家，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租借的民宅，每套房间140平米左右，住6-8名康复者，不过不是免费的，意义和香港的中途宿舍一样。这只是最初的起步阶段。

二、“旋转门”内的男护士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护理部主任 ）

今年，是我做精神科男护士的第21个年头了。

1995年，我从北京医科大学卫生学校中专毕业，经过四年的学习，分配到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现已改为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我们喜欢叫它精研所。那个时候，男护士刚开始出现在临床，数量非常少。大众对男护士这个职业没什么了解，我自己也很自卑。单位要求签五年的合同，我心里想，合同期满，肯定不干了，一定要转行。当别人问起我的职业，我都会说是在“精研所”，他们都以为是精密仪器研究所。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是一个精神科的护理工作者。

直到现在，我都不喜欢“精神病院”这个传统的说法，我更喜欢叫“精神科专科医院”。有些学校的学生来实习，她们的家人都会很好奇。家里人常常问，精神病院里有手铐吗？护士会被打吗？有电击治疗吗？很多人觉得，精神科很神秘。他们对精神病院的了解，都是来自电影、电视和报纸，好像他们都是“武疯子”。其实，工作时间长了，就会发现，精神科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的患者在某一方面跟别人不同罢了。

我们的住院患者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有时候我反而觉得他们很可爱，这个可爱是没有加双引号的。有一次，我去查房，正好赶上其他护士给一位患者打针。患者处于发病期的兴奋状态，情绪特别高，说话声调很高，对人的态度特别横，不是很合作，经过反复的劝说，患者最终同意了治疗。在离开患者房间前我习惯性地说了一句：“谢谢你的配合。”病人用柔和的声音，降下了音调，说：“应该的。”精神病患者，也仍然有情绪的感知能力，谁对他好，心里都明白。

还有一次，我去其他科室，和一名有进食障碍的孩子聊天。我们聊了半个多小时，孩子和我谈了他的家庭，成长经历。走的时候，他问我：“你什么时候还来？我还想跟你聊天。”

能和医护人员聊聊天，他们就觉得非常好。对于患者来说，这也是一种心理治疗。

这些年，精神专科医院的护士非常紧缺，护理工作很艰辛，工作也有风险。现在，全院128名护士，其中只有35名男护士。

作为精神专科医院的医护人员，压力非常大。最近，我们很多护士在工作过程中被患者打伤。今年第一个季度，已经有12名护士被患者伤害。脸被抓伤，手臂被刮出血痕都是很常见的。说实话，所谓的“武疯子”是很少见的，绝大多数患者不会突然采取攻击行为。大多的时候是在我们对患者采取了某种约束措施，遭到了患者反抗。比如有些病人不愿意住院，抗拒被关在封闭的病房里，就会用脚踹门，爬窗，或者攻击别人。有些病人能被劝住，有些不可以。这时候，就需要护士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在保护过程中，工作人员之间要做好合作，用带磁扣的约束带把病人的肢体固定在床上。有的病人不承认有病，被强制治疗，也会反抗。这是和常人的反应是一样的，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保护性约束是治疗手段，不是惩罚的手段。《精神卫生法》明确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强制治疗。治疗的手段，也要遵循医疗规范，不能一直约束病人。

前年，有个患者要求出院，情绪很激动。在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的过程中，一位男护士没把他的手按住，被一拳打在嘴上。两颗门牙被当场打掉。后来，旁边的两颗牙也没保住。就这样，四颗牙光荣下岗了。

我以前也被打过。那个病人长得很壮，处于发病的兴奋状态，打他妈妈，我过去拉他。可是，被他骑在地上，打得脸都肿了。当时，我心里觉得很难受，也想打他两下，但是，必须控制情绪。我们可以推开患者的手，不可以还手打人。工作的年月久了，慢慢地，心理承受能力就强了，只要不是特别大的伤害，就不会往心里去。那位被打掉牙的男护士，事后调到门诊去了。也许，等他心情平复之后，如果愿意，再调回病房工作。

不久以前，有个晚上，我正在巡查病房，有一位女护士被新入院的女患者咬伤了。伤口很深，手指头在渗血。后来，护士被注射了破伤风等疫苗。那一晚，直到这个护士看病回来，我翻看女护士的就诊病历，无意看到里面有医生开出的病假条。护士说：“主任，你别看那个。我不准备休假。”我听了，心里很难受。后来该护士坚持上完当晚的夜班，我也离开了病房。同时，我很担心这个护士会不会被感染艾滋病或者梅毒等传染病。第二天，所有的化验结果都显示阴性，幸好，没有更坏的事情发生。

为了保护患者的安全，我们在逐渐地积累经验。在住院的病房，是不能出现玻璃器皿，长的绳子，药品和铁器等危险物品。在住院部，有露天的小院子，下雨天，会有石头被冲刷出来。雨停了，全体护士都要出动，围着院子转一圈，寻找可能出现的石头或者玻璃片。因为如果患者想自杀，会找机会创造条件。

精神科专科医院是一道旋转门，很多患者出院了，回家了，以后又要回来。精神类疾病，复发率高，可能伴随终身。作为精神疾病从业者，有时候，觉得我们的职业价值感很低。努力和结果，付出和回报，难以找到平衡点，但我们当中的多数人一直在坚守。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进食障碍诊疗中心 医生）

4月22号，我拒绝了一个外地来求医的女中学生住院治疗。她不愿意就医，被父母带着过来的，才16岁。高高瘦瘦的，眼窝和太阳穴都陷下去了，生命力已经严重萎缩，处于危险的临终状态。

我建议她的父母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那边是综合性医院，至少有药物和仪器，能救命。但我也不能保证北医三院能接收，他们对这种病未必有足够的经验。她的母亲当场就哭了，那个孩子还是面无表情。

作为医生，拒绝病人，我的心里也很难受。直到今天，我的心里仍然很不安。

我痛惜这些生命，所以很想去探索。虽然，发病机制是一样的，但是每个病人都有独特的个性，都有某种特定的追求，我能感觉到她们内在的生命力。而且，每个病人背后的家庭都不一样，人生故事也不一样。我对这些生命的丰富性很感兴趣，越了解，就越有兴趣。

我已经在北大六院从事精神科临床工作11年。从2005年起，我在北京大学医学部读硕博连读的研究生。期间，我就一直在门诊和病房工作，主要跟姚贵忠主任做慢性精神病的康复治疗。门诊可以遇到不同的病人，康复科的病人主要是度过急性发病期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有的已属残障程度。

工作了七年以后，我的兴趣有了转变，就是从帮助康复到心理治疗。康复阶段的患者，由于患病服药的时间太长，大脑功能衰退，内心的丰富程度下降，想法会少一点。这不是歧视，而是客观的存在。我们要努力创造条件，帮助他们学习生活和社交的技能，希望他们能回归社会。后来，我觉得更喜欢了解人的内心世界。有个偶然的机会，我换到了进食障碍诊疗中心。

我能理解病人对进食的恐惧，就像把一个有恐高症的人放在高处一样。要消除这种恐惧，需要对患者进行很长时间的心理治疗，了解成长背景，家庭关系，思维特点，个性，所处的社会文化等。这不仅仅是器质性疾病，还有心理的问题，需要医生提供专业的心理治疗。和病人有深入的交谈，去发现另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这是进食障碍症吸引我的地方。

现在，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进食障碍患者越来越多，主要集中在15-25岁的男女青少年，这是非常敏感的成长阶段。进食障碍包括神经性厌食症、贪食症和暴食症。其中，神经性厌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常发生于年轻女性。一项研究显示，进食障碍患者的死亡率是普通人群死亡率的两倍，而神经性厌食症的死亡率则高达六倍。家属照顾进食障碍病人要比照顾抑郁症或者精神分裂症病人还难，因为病人拒绝进食，会导致生命力萎缩。

有段时间，我同时收了几个患者，都是中学班长，成绩特别好，是佼佼者。我特别记得一个总要考第一名的女生。她的故事始于一次生病，躯体性的疾病，不是精神疾病。她请了病假，回家休息。老师给她一份试卷练习，后来考试，也是考了那份试卷。对此，老师是无意的，而且早已忘记了。那次考试，她得了全班第一名。从此以后，她背上包袱，就是拼命学习，要保持第一名。这种压力特别大，第一名是不可控的，她就开始控制自己的体重。看到体重下降，获得了控制感的满足。那次考试是诱因，本质的原因之一是性格，过于追求完美，在意别人的评价。

后来，她考不到第一名，就不去上学了，回家休息。住院后，她的体重恢复到正常范围，也没有进食问题了。但也没去上学，因为没法面对学习的压力。这种压力，有时候是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还有个病人，初次在我这就诊的时候，是26岁，得病至少5年了。从小到大，她的父母都要求她做第一名，不能第二。她聪明、漂亮，能力很强，可是又很自卑。父母帮她选择国外的大学和专业，几乎安排她人生的一切。在这种高压之下，她在控制体重的过程中获得自主和满足感。因为进食障碍太严重，父母强制她回国住院。出院后，她又拒绝进食，并且大量运动。她疯狂走路，膝关节磨坏了，脚也肿了。她恐惧体重增加，认为一吃东西，体重就增加。她反复住院了七八次，每次三个月或者半年。

在医院里，常常是父母说：“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现在她不愿意吃饭，病好了，又是听话的孩子了。”可是，病人会说：“我生病了，终于可以不听父母的话了。如果我好起来，他们又有我做不到的要求。”有时候，我会安慰那些父母，他们不是故意伤害了孩子。孩子得病后，也可能会把正常的管教当成伤害。

除了性格类型、父母管教的方式，以瘦为美的社会文化、遗传也是进食障碍的发病因素。

每个月，我都收到一两个进食障碍的重症病人。像一具行走的骷髅，很瘦，瘦得吓人，她们身上没有肌肉，骨头都凸出来了。医学有一个名词叫“舟状腹”，病人的腹部凹陷，肋骨边缘和骨盆突出，像一艘小船，臀部只剩下皮肤，躺着的时候，骨头都会把皮肤磨伤。有些极端的病例，生命的体征已经很弱，我们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不敢接收。作为精神专科医院，我们缺乏抢救的药物和设备。

这些严重病人住院的开始阶段，我们主要是帮助病人脱离生命危险。有些情况下，需要强制进食，甚至用手捏着下巴，喂进去，尽量恢复最低限度的体重。有的重症病人，不能吃东西，需要从从锁骨的位置，插进一根管子，延伸到静脉，补充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但是，那个需要动外科手术，我们做不了，需要转到别的医院。

出院之后，最难的是坚持，让体重继续增长。很多病人都是反复住院，病情严重之后，就会闭经，没有脂肪，激素水平很低，各种生理机能衰退。有时候，家属会很不满，觉得医疗很高明，医生应该有办法。可是，到了那个程度，我们是无能力为的。

医生需要学会治疗和病人的矛盾，因为双方都会把各自的生活经历带到这段医患关系里。彼此有可能产生喜欢或者反感的情绪，如果我意识到这种情绪的存在，就要坦诚地和我的心理治疗师交流，厘清这是谁的原因。如果我要给病人提供心理治疗，就要有自己的心理治疗师和督导。

有时候，我也倾诉一下某个阶段的心理情绪，关于工作和生活。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心理问题，包括精神科医生，只不过轻重程度不同。

我每个星期接受一个小时治疗，付费600元。这笔钱是我对自己职业成长的投资，医保是不能报销的。

现在，我想做很多事情，例如多了解患者的心理，做家庭治疗，这是对父母的干预，改变管教的理念和方法。还想做多个家庭治疗，组织父母团体，互相支持和鼓励。作为患者的家属，精神上也是很痛苦和脆弱的。我希望最大限度地帮助病人，作为医生，最难过的是看到患者死亡。

前段时间，有一位30多岁的患者去世了。她是一个艺术老师，反复住院有十年了，治疗的过程很痛苦，因为她随时都恐惧体重增加，带着恐惧被强制进食。十年了，最后，家人放弃了，她自己也放弃了。可以说，是选择了饿死。

四、不是每一棵小树都要挺直地生长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

“我的身体像羽毛一样，飘在空中。我和别人打交道，人家的眼光会散发出一种气息，一种要伤害我的气息。”这是一个顽固性精神分裂症的男病人的离奇想法。第一次在住院部见到他时，他才是17岁的少年。当时，他已经住院半年，其他医生对他进行反复诊治，用尽了精神类的药品。可是，他仍然被迫害妄想折磨，多次试图自杀。

出院后，他来看我的门诊。我和他探讨他脑子里的奇怪想法。每次门诊，我们都被那些顽固的想法折腾得精疲力尽，我无法说服，也无法纠正。他认为自己很善良，可是别人要伤害他。以前诊治过他的医生都认为，要消除他的精神病症状，只能吃药。

后来，我和他交流家庭的情况和成长的经历。原来，他的父母很富有，一直对他关心备至，没让他学会独立。慢慢地，他变得懦弱、胆小，害怕与人接触交流。他每个月来看一次门诊，我努力去纠正他的想法。可是效果很差。我也给他多次调药，用处也不大。

于是，我尝试忽略他的妄想，和他谈生活中另外的东西。我给他开了康复的处方，列出一些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指导他一步步地去做，例如给他爸爸打工，看书，写读书笔记，在院子里种点花草。下一次门诊，他要向我反馈完成的情况。

从那以后，他再来看门诊，气氛就慢慢地变得轻松。如果和他探讨迫害妄想，他的症状还会回来。如果不触及，他的言行举止就很正常。这些变化，都不能靠药物来实现，是心理调整的结果。以前的医生给他开很大的药量，导致他每天昏睡。我开始慢慢减药，他的精神状态反而好了。后来，他就半年、三个月来看一次门诊。

他19岁的时候，家里帮他找了个对象。不多久，就结婚生孩子了。我对这个病例进行了将近5年的随访跟踪。几个月前，他来看门诊，说老婆怀老二了。最近一次门诊，还和我探讨怎么做一个好老公，怎么照顾好孩子。我们的话题变成了生活的内容，完全看不出是在看病。现在，他的药量很小，是对治愈病人的维持治疗。

如果从科研的概率来说，生物学的因素在精神分裂症中占的比例是百分之七十，性格、家庭、心理状态占的比例不大。可是，对于个体来说，概率未必适用。一位好的精神科大夫，要对人有充分的了解，作出适当的判断。他需要很多信息，成长经历，性格，家庭等，再做综合判断，不仅仅是基于医学理论的判断。精神科的复杂性在于个体化的治疗。

很多全国顶级的专家都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应该长期服药，防止复发损害大脑。有一位老专家说，他从来不对病人说，“你可以停药了。”我的观点和他们不同，患者的吃药一定要个体化。

现在，是高考和毕业的季节。很多毕业生来看门诊，纠结于是否减药。减药可能导致复发，不减药则会影响高考或者写论文，因为精神类药品的副作用比较大。我会权衡减药和服药的利弊，给病人充分的信息，把选择权留给病人。这是我的行医模式。如果仅仅是为了防止复发，让病人错过高考的机会，或者终身忍受精神类药品的副作用，这是很残酷的。有些病人，情况稳定了两年以上，是可以减药甚至停药的。

我看一个病人，充分了解之后，会判断侧重于药物治疗，还是心理辅导。这是一种基于经验的感觉。医生，不是按照医疗手册就能治病，要积累经验，熬年头。最开始的时候，我对心理治疗感兴趣。后来，发现光靠心理治疗不行，还要用药。30年来，我在摸索两者的平衡点，什么病人，在什么阶段，在药物为主；在什么阶段，心理治疗为主。我现在已经有了自然而然的感觉。

很多医生习惯去发掘症状，努力去除。我更愿意让病人发现自己的长处，重获自信，看到希望。我习惯把患者当成正常人对待，平等地交流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很多病人仍然有这种思考的能力，就算最严重的精神病人也有正常的一面；看上去很正常的病人也有病态的一面。

30年前，1987年，我从北京医科大学的医疗系毕业，来六院报到。一个戴着眼镜、和蔼的老专家问我，为什么选择精神科？我说，实习的时候，把医院的内科、儿科、妇科都尝试过了，就愿意来精神科。我确实非常喜欢，可是，就是答不上为什么。

这个重要的问题，一直留在我的心里。

今年四月，中国医师协会的精神科医师分会在厦门开年会，给我颁了个奖，是“全国十佳优秀精神科医生”。晚饭的时候，几个医院的院长让我说一下获奖感言。我想起30年前那位老专家的问题。我觉得终于可以回答了，尽管还不是让我满意的答案。

我说，精神科医生，拥有上帝赋予的特权，可以进入别人的内心世界，世界上任何其他行业都不可以与之比拟。病人敞开心扉，甚至内心很龌蹉的想法都告诉我。我在帮助病人，同时也在丰富我自己。这个互动的过程，非常奇妙。

当我穿上白大衣，就尽心尽力地为患者找到最佳的治疗方案。确实，有好多病人我没能治好。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是医学的局。如果从某些群体来分析患上精神病的原因，我觉得目前中国的教育体制和某些家庭的管教方式，让我很遗憾。

中国的教育制度是促使孩子得精神病的教育，因为不考虑个体的需要，心理的需要，用一个尺子衡量一切人。在学校，老师追求分数，学生的价值也是靠分数体现。另外，这把尺子还把好学生和坏学生，好学校和坏学校，好老师和坏老师分开。我认为，每个孩子的个性不同，成长的速度不同，每个人对生活的预期也不同。

这段时间，我在接诊一个初中女孩，非常优秀，聪明，可是不爱上学。她愿意自己写作，作品的水平很高。聊天的时候，我感觉到她谈吐不凡，早熟，和同龄人不同。她就是没法上学考高分，最后，就被逼出厌学症。社会缺乏对这种奇特人才的认可机制。我看到很多厌学、网瘾，就是家庭教育和学校的教育造成的，不是精神病。

在孩子心理成长的过程中，会有迷茫，困惑，叛逆走极端。这个时候，家长要给他（她）适合生长的环境，不能仅仅按社会的标准去要求孩子。孩子身心还不成熟，心理的依靠就是父母，如果父母还不理解，他（她）得不到支持，就会走极端，形成抑郁、焦虑或者偏执的人格。低龄孩子的精神疾病往往是生理因素占较大比例，再大一点的孩子，精神疾病往往是后天的环境和事件促成的。

不是每一棵小树都要挺直地生长，有些树长得歪斜也未免不可。目前，我们这个社会对人的精神状态谈不上关注。精神专科医院的资源只能服务于占人群比例百分之一的重症精神病人，还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他们的焦虑、抑郁，躁狂，基本是被忽略的。

在医学领域，精神科是小科，但是从为病人服务的角度看，任何科室都需要精神科。例如消除术前焦虑，安抚癌症病人的情绪。有一次，心内科的医生发现有精神病人，就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办，就通知我们赶紧去会诊。如果这样的会诊多了，我们也做不过来。

现在学校里的自杀问题非常要命。很多学生从来没寻求过心理帮助，一跳楼就死了，医生不能倒推着下诊断。 抑郁症的人可能自杀，但是自杀的人不都是抑郁症。

（本文摘自界面。题图来源：界面 图片编辑：曹立媛 编辑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