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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名林泰、苏吉、中山琼英
学名罗莎蒙德，又译作洛士文
教名露瑟箩
曾用名庆琳
宋庆龄选集
宋庆龄生平活动年表
宋庆龄生平活动年表
1893年（清光绪十八年
1月27日，（农历壬辰年十二月初十日）出生于上海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父亲宋嘉树，号耀如，母亲倪桂珍。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就读于上海八仙桥附近的三一堂女塾，经常参加文艺活动。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由父亲安排，与妹妹宋美龄一道自上海到美国，入新泽西州斯密特私立学校学习外语，准备考大学。
同年，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基督教卫理公会的威斯理安女子大学文学系读书。平日喜欢博览群书，曾任该校校刊文学编辑。
1911年（清宣统三年
11月，习作《留学生在中国之影响》一文在学生文学杂志上发表，认为中国青年到外国留学有助于中国的改革。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
年初，在美国威斯理安女子学校收到父亲宋嘉树于辛亥革命胜利后寄来的五色新国旗，当即跳上椅子取下清朝的龙旗，扔在地上，踩了又踩，高呼“拥护共和”的口号。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
春末，在威斯理安女子大学校刊上发表用英文写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胜利，热情颂扬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其间，还撰写《近代的中国妇女》一文，认为中国的妇女“将同男人那样享有平等”。
夏末，毕业于威斯理安女子大学，得学士学位，被同学称为“是一个有学问的、严肃的、有理想的学生。”
8月，离开梅肯市，途经日本回国，二十九日到达东京，见到自己的父母。
9月16日，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町二十七番地，见到孙中山。自此，多次与孙中山畅谈革命，探求真理。
冬，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帮助孙中山处理机密书简，起草电文，料理日常事务，开始革命生涯。
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
年初，由日本回上海探望父母。在上海收到孙中山的信，不顾全家的反对，决意回东京与孙中山结成伴侣。随于十月二十四日到达东京，孙中山到车站迎接。
10月25日，由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在东京市政府办好手续，与孙中山结婚。宋庆龄与孙中山各持有一张结婚执照。
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
4月9日，与孙中山、廖仲恺、何香凝等革命党人以及日本友人在日本东京集会声讨袁世凯的窃国行径，庆祝反袁斗争的胜利。
4月27日，随孙中山由东京启程于五月初回到上海。
5月，协助孙中山起草《讨袁宣言》，于九日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
1917年（中华民国六年
7月6日，与廖仲恺、朱执信随孙中山率海军舰队，南下广州。号召“护法”。十七日肇和、永丰两舰抵穗，树起护法旗帜。
9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正式成立军政府，被选为大元帅，次日就大元帅职。九日十日正式建立与段祺瑞政府相对立的政权——护法军政府。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在广州建立的政权。
1918年（中华民国七年
4月，桂系军阀在美、英帝国主义操纵下，不顾孙中山的反对，改大元帅一长制为七总裁合议制，排挤孙中山的革命势力。孙中山无法立足，辞去大元帅职务。第一次“护法”遭到失败。
5月3日，父亲宋嘉树在上海逝世。
5月21日，因第一次“护法”失败，随孙中山以及朱执信等离开广州。
5月26日，与孙中山由汕头抵大埔县三河坝，视察援闽粤军。
6月12日，随孙中山抵日本门司，二十三日由神户启程回上海，住环龙路（今南昌路）六十三号（租赁的房子）。
8月，同孙中山搬迁到华侨国民党员集资购赠的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二十九号（今香山路七号）居住。鼓励孙中山总结经验，继续奋斗；协助孙中山查阅资料，研讨三民主义诸问题。
1919年（中华民国八年
4月25日，随同孙中山乘火车到杭州游览，三天后回到上海。
5月，代孙中山起草“学生无罪”的电报，援救北京在“五四”运动中被反动政府逮捕的爱国学生。
7月，代孙中山起草《致广东军政府请释放工学界代表电》，谴责桂系军阀逮捕工人、学生的举动，认为这不仅“为粤人所共愤”，而且为全国“所不容”。
1920年（中华民国九年
11月，粤军攻克广州。随孙中山以及伍廷芳等于二十五日由上海启程，经香港往赴广州。二十九日在广州重组军政府，并视察军事要地观音山（今越秀山）。
1921年（中华民国十年
4月7日，孙中山在国会非常会议上当选为非常大总统。5月4日撤销军政府，5月5日就任非常大总统。他在就职宣言中希望各国承认广州政府“为中华民国唯一之政府”。
6月，为配合孙中山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在广州组织妇女成立出征军人慰劳会，担任会长，何香凝任总干事，会址设在总统府内。随后带领会员到前线慰问讨伐军阀的将士。
12月21日，率领红十字会会员到达桂林，支援北伐。
12月，随孙中山在桂林会见由李大钊陪同南下的列宁代表马林，密谈三天，孙中山“心中非常高兴”。
1922年（中华民国十一年
5月6日，随孙中山到广东韶关南华寺大本营，督师北伐。
6月16日，军阀陈炯明公开叛变，炮轰观音山越秀楼。为了让孙中山安全撤离，自己坚持暂时留下。经历惊心动魄的一场战斗之后，于翌日抵黄埔见到孙中山。
6月下旬，离开广州经香港回沪，用英文撰写《广州脱险》一文。
8月23日，在上海寓所陪孙中山会晤李大钊，商谈“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
8月25日，在上海寓所陪孙中山会晤苏俄特使越飞所派的代表，商谈远东大局问题。
9月，与孙中山在上海寓所接见美国记者希尔等人。
1923年（中华民国十二年
1月18日，在上海寓所的秘书室里，陪同孙中山与列宁代表越飞会晤，商谈中国革命问题。
1月22日，随孙中山同越飞会谈，共进午餐。
2月，陈炯明部队被驱逐出广州，随孙中山由沪抵穗，重建大元帅府，并商讨改组国民党事宜。
夏，陪同孙中山视察广州飞机场，勇敢地乘坐我国辛亥革命后制成的第一架飞机“洛士文”号试飞。
8月，与孙中山在永丰舰纪念广州蒙难一周年。
10月21日，随孙中山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巡视虎门要塞，观看威远炮台，第二天返回广州。
11月25日，与何香凝、柳亚子等一道积极支持孙中山在广州召开改组国民党的特别会议。
12月21日，陪同孙中山莅临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演讲，并在校园内与孙中山合影留念。
1924年（中华民国十三年
1月20日至30日，由孙中山指派，出席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坚决拥护大会宣言中所解释的新三民主义。
在广州与孙中山一同出席追悼列宁逝世大会。
6月19日，随孙中山参加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并巡视学校和学生寝室。
7月23日，随同孙中山参加苏联军事总顾问巴伏罗夫追悼大会。其间，向鲍罗廷夫人讲述中国妇女运动的情况。
10月，直系军阀内部发生分化，冯玉祥发动政变成功。冯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
11月13日，为解决中国统一和建设问题，随孙中山犯难北上，乘军舰离开广州。途经黄埔岛，登岸到黄埔军校观看第一期学生战术实施，全体师生列队欢迎。
11月17日，船抵上海，随后取道日本往赴北平。
11月25日，抵达日本神户，下榻东方旅馆。
11月28日，应神户县立高等女校的邀请，发表妇女解放运动的讲演。
11月30日，乘北岭丸离神户往赴天津。十二月一日路过门司，二日“过黑水洋，风大浪急”。
12月4日，抵达天津，受到各界群众两万余人的欢迎。孙中山肝病发作。
12月31日，随孙中山由天津乘专车到北平，住北京饭店。
1925年（中华民国十四年
三十二岁1月26日，陪伴孙中山住进协和医院，在孙中山身边日夜侍候。
3月11日，接受孙中山临终前的遗嘱，并答应代替孙中山访问莫斯科。
3月12日，孙中山在北平逝世。向国内外介绍孙中山的遗嘱和新三民主义。
4月21日，在南京秀山公园参加追悼孙中山大会。
同月，回到上海。
6月9日，就“五卅惨案”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号召中国国民都担负起“救国重任”。
7月2日，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为力争两广关余向英帝国主义斗争的孙先生》一文，赞扬举国反帝斗争是志孙中山先生之志，行孙中山先生之行。
8月，对廖仲恺遇刺逝世深感悲痛，在唁电中表示：必须“勉承先志，竭力进行”。
秋，在上海第一次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并写信要当时在香港的宋子文帮助斯特朗访问香港后进入广州采访。
12月，由上海抵达广州，住长堤大马路中国银行大楼。
同年，捐献给母校威斯理安女子大学五百美元，以扩大母校的教育事业，并经常写信给母校的校长、老师和同学。
1926年（中华民国十五年
1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讲演，与毛泽东、吴玉章、邓颖超等亲密战友一道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月20日，在广州女校妇女团体欢迎会上发表讲演，号召诸姊妹共同领导全国妇女参加国民革命。
11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与国民政府先遣人员陈友仁以及鲍罗廷等人，先期到武汉筹备迁都事宜。
12月，在武汉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同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作为迁都前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
1927年（中华民国十六年
1月1日，在汉口阅兵台上与当地驻军和各界人民共同庆祝北伐军取得的胜利。
2月，在汉口开办妇女政治训练班，聘请革命志士恽代英和张太雷等任教员，在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强调妇女应尽国民革命的天职，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斗争。
2月12日，与吴玉章、丁树德等参加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举行的开学典礼。
2月14日，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一文。
2月，与爱因斯坦、巴比塞等世界名流共同发起，在布鲁塞尔成立世界反帝大联盟。
3月9日，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论中国女权运动》一文。
3月中旬，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五人主席团成员，与毛泽东、林伯渠、恽代英和何香凝等经过努力，重申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通过一系列决议，限制蒋介石的权力。
同月，在武汉成立国民政府，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并当选为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委员。
4月22日，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林伯渠、吴玉章等联合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通电。
初夏，在武汉中国银行寓所第二次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向斯特朗介绍中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的情况，介绍中国革命形势。
上半年，在武汉与何香凝一道，慰劳北伐军将士和救济伤兵的工作。
7月14日，在汪精卫公开叛变前夕，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
8月1日，与毛泽东等二十二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蒋介石和汪精卫“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
8月2日，被推选为南昌起义的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同月中旬，为实现孙中山访问莫斯科的未遂愿望和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离开上海赴苏联访问。行前发表声明，表示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9月6日，在莫斯科发表声明，说明代表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群众访问苏联。在此前后，连续发表《向苏联妇女致敬》、《写给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青年一代〉》、《对塔斯社发表的声明》、《对列宁格勒〈真理报〉发表的声明》、《妇女与革命》、《青年与革命》等一系列声明与论文，表示对三大政策的忠诚。
同月，由鲍罗廷陪同去高加索参观，深入苏联农村调查研究。
11月1日，在莫斯科与邓演达、陈友仁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汪精卫已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并倡议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与新旧军阀作坚决的斗争。
11月7日，与陈友仁一道，在莫斯科红场贵宾观礼检阅台上参加俄国革命十周年庆典。
12月17日，在莫斯科致电蒋介石，斥责其与苏联政府断交的言行。
12月23日，再电蒋介石，驳斥其背信弃义的种种谰言。
同月，由苏联去比利时出席国际反对帝国主义同盟大会，当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
1928年（中华民国十七年
春，在莫斯科，多次到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家里作客，听到许多十月革命前后的故事。以后到柏林。
1929年（中华民国十八年
5月，由德国柏林回国，行前发表《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
6月1日，在南京参加孙中山国葬仪式。
8月，在燕京大学出版的《明日之中国》第一卷第十二期上以英文发表与戴季陶谈话的记录稿。
同月，在德国召开的国际反帝同盟大会上，再度被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
1930年（中华民国十九年
本年，在上海与杨铨、胡愈之等从事“中国济难会”工作。
本年，离开上海再次到欧洲旅行。
1931年（中华民国二十年
7月，在柏林得悉母亲倪桂珍逝世，经莫斯科回国，到上海宋子文官邸守灵。
8月24日，在上海会见德国《法兰克福报》美籍女记者阿格妮斯·史沫特莱，并回答提出的问题。
12月14日，由上海赶到南京，怒斥蒋介石杀害邓演达。
12月19日，为邓演达惨遭杀害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一文，大声疾呼“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并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以及在民族危亡之际所进行的投降主义活动，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2年（中华民国二十一年
1月30日，“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亲赴上海真如前线视察，热情支持十九路军的奋勇抗战。与何香凝等创立国民伤兵医院。
七月，抗议蒋介石政府非法逮捕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及其夫人汪得利。与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要求国民党政府特赦牛兰夫妇。
10月，由上海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提议组织一个委员会，专门处理政治犯事件。
同月，陈独秀被捕后，与蔡元培等联名致电国民党，要求保障陈独秀的生命安全，立即释放陈独秀。
10月31日，清晨八时由上海抵南京，“入城后，赴总理陵园稍息”，即乘飞机赴汉口。因“陈独秀案，欲与蒋有所协商”。
11月，为帅孟奇即陈王氏等十一位革命者被捕事营救。
12月17日，与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
同日，与蔡元培、杨杏佛等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委员名义，致电蒋介石、宋子文、于学忠，强烈抗议非法逮捕北平大学教授许德珩等，北平当局被迫于12月21日释放许德珩。
12月29日，与蔡元培致电北平市公安局，要求立即释放仍被羁押的数十名师生。
12月30日，在上海华安大楼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书面谈话，宣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宗旨。
1933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
1月17日，与鲁迅、蔡元培、邹韬奋、胡愈之等九人被选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的执行委员。
2月1日，主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编刘煜生被杀害事件，并发表宣言，以示抗议。
2月8日，与蔡元培致电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要求立即释放无辜被捕群众三十余人。同时，致电交通部，要求惩办非法拘捕北平邮务工会抗日执委十三人的北平邮局邮务长，并要求释放被捕者。
2月17日，在上海寓所宴请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同席者有鲁迅、蔡元培、林语堂、伊罗生、史沫特莱，午餐后合影留念。
2月28日，胡适违反“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章程，与蔡元培致电胡适，提出忠告。
3月3日，与蔡元培致电云南省政府，要求释放陶国贤。
3月8日，在上海“国民御侮自救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抗日群众团结一致，进行反帝斗争。
同月，领导“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会多次讨论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五人的办法。并与杨杏佛赴宁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罗登贤等五人。
4月1日，发表《告中国人民——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一文，阐明罗登贤等人“不是罪犯，而是中国人民最高尚的代表人物”，号召全国人民起来营救。
4月2日，与蔡元培一起致电汪精卫，营救罗登贤等。
4月3日，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上海分会联席会议上，与蔡元培、杨杏佛等六人被选为“营救政治犯委员会”委员。
4月5日，带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到南京卫戍司令部监狱，探望罗登贤等人，并转交一个秘密“纸条”给陈赓；还与杨杏佛、沈钧儒到江苏第一监狱探视牛兰夫妇，询问在监生活。
4月26日，主持“同盟”决议营救被捕入狱的罗章龙。
5月13日，发表《谴责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迫害》一文，并亲自率领鲁迅、蔡元培等到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抗议书，揭露希特勒政府迫害德国人民、摧残德国文化的种种暴行。
5月24日，发表《中国的工人们，团结起来！》一文，号召全国人民“为中国的解放、统一而斗争。”
6月，在上海为杨铨（杨杏佛）被害发表声明，表示要“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
8月6日，以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上海筹备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在《中国论坛》上发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声明。
8月13日，写信邀请蔡元培出席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大会，并希望蔡元培“指导一切”。
9月30日，在上海秘密举行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大会，并以《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为题发表讲演，指出“目前的时代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表示拥护“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号召整个远东发动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运动。
12月30日，致电国民党政府，呼吁释放牛兰及其夫人。
1934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
1月12日，再次致电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以及居正，要求立即释放牛兰夫妇。
4月20日，与何香凝等一千七百七十九人联名发表《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提出“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的主张，号召人民群众武装起来，进行正义的战争。这一号召得到国内人民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公开签名赞成者很快就高达十万人。
秋，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担任主席。
11月，与一些美国朋友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史沫特莱寓所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的活动。
1935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
夏，嘱美国友人马海德把中国共产党人秘密送往上海码头，登船赴苏。
8月，与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以及于右任、孙科等率先响应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号召。
秋，在上海愚园路一三一五弄路易·艾黎寓所与外国朋友庆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胜利。
1936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丙子）
1月，委派董健吾送“要件一包，到陕北瓦窑堡”。
3月22日，赠病中鲁迅“糖食三种，茗一匣”。
4月，函约国际友人马海德到住所“面商要事”，安排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赴陕北。
6月，被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
6月5日，写信催促鲁迅就医。在信中深情地说：“你的生命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
6月14日，在《救亡情报》第六期发表致救亡阵线领袖函。
8月15日，委派钱俊瑞代表她赴巴黎出席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并交待要阐明的基本观点。
9月，赠给丁玲三百元用于赡养母亲和抚育孩子。
9月，与蔡元培、马相伯、毛泽东、内山完造、茅盾等人组成鲁迅治丧委员会，主持鲁迅的丧事。
10月18日，与马相伯、何香凝、沈钧儒等签名发表“更正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侮蔑救国会之通令启事”。
10月21日，在上海向《立报》记者发表谈话，说纪念鲁迅的办法是把鲁迅“那种求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精神扩大宣传到全世界去，而帮助完成他未完成的事迹和伟业。”
10月22日，参加鲁迅的殡仪活动，在上海万国公墓用英语作演讲，号召各界人士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去完成鲁迅先生尚未完成之“革命工作”。后来，上海成立纪念鲁迅委员会，筹备出版《鲁迅全集》，被推为纪念委员会副主席，蔡元培为主席。
同月，接到毛泽东九月十八日写的信，认真考虑如何“具体组织统一战线”，并与潘汉年“商酌公开活动的办法”。
11月23日，深夜接到章乃器的弟弟章秋阳转送的方志敏烈士《可爱的中国》手稿，随后，由地下党转交陕北党中央。
11月26日，在上海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七君子”被捕发表声明，指出沈钧儒等七人的被捕是“日本帝国主义主使的”。
12月，发生西安事变。主张释放蒋介石，释放的条件是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
同月，约潘汉年由沪赴宁与宋美龄会晤，商酌处理西安事变的意见。
1937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
2月15日，与冯玉祥、何香凝等十三人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
2月18日，以“实行孙中山的遗嘱”为题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发表讲演。指出：“如果政府能忠实地遵奉孙中山的遗嘱，并采取有效的步骤来执行他的三大基本政策，中国就能很快地从内部的骚乱与苦难中解脱出来，并且获得全世界极大的尊敬。”
4月，在纽约《亚细亚》杂志上发表《儒教与现代中国》一文。
6月25日，与何香凝、胡愈之等发表“为沈案呈苏州高等法院文”，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谴责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救国会领袖。
同月，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指出：“我们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
7月5日，率领胡愈之等十二人由上海到苏州高等法院监狱要求与“七君子”一同坐牢，同服“爱国罪”。
7月21日，在上海与何香凝等筹建组织妇女援助抗战团体。
7月31日，“七君子”获释出狱。
8月，在上海寓所会晤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林伯渠，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
同月，在纽约《论坛与世纪》上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批评某些人过高估计日本力量而过低估计中国抗战力量的错误看法。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在这种条件下，“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
9月24日，发表《国共合作之感言》，指出：“共产党是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党。”
10月3日，在上海致函“英国工党来华调查日本侵略的代表团”，指出：“中国正在进行一个对于全世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斗争”，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威胁着所有民主国家，威胁着人类的和平与自由，所以，“中华民族的斗争的确是有国际意义的”。
10月16日，在华安大厦出席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召开的外国记者招待会。
11月，在上海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表明积极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
12月23日，接受中共中央的意见，由上海移居香港。
同月，出任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名誉主席。
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
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与蔡元培、陶行知、吴玉章等十九人被选为出席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的代表。
3月7日，发表《向全世界的妇女申诉》一文，号召世界妇女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来战胜全人类的敌人”。
6月，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任主席，经常到总部开会、办公，积极宣传和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人民和抗日军队。
7月7日，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抗战的一周年》一文。
8月，在广州与邓颖超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委托爱泼斯坦建立“保卫中国同盟”广州分会。
同月，在广州播音台用英语向正在美国纽约召开的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发表演讲。
9月17日，在广州迎接印度援助中国抗战的医疗队。
同月，在香港出席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并于是月二十三日在汉口《新华日报》发表《华侨总动员——庆祝华侨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一文。
10月27日，与何香凝等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公开斥责汪精卫妥协求和的言论。
1939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
1月，在香港出任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英国主教何明华担任主席，陈翰笙担任执行秘书。
3月8日，在香港国际妇女劳动节集会上以《关于援助游击队战士的呼吁》为题发表演讲。
3月28日，发表《救济战灾儿童》一文。
5月1日，撰写《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指出：“中国人民绝不会投降，他们正在为自己也为世界各国人民而战斗着”。
7月15日，发表《我们的第一年》一文，指出：“保卫中国同盟”在第一年的工作中，遇到和克服了不少困难，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了并且已经利用了新的途径。捐赠者可以肯定他们的捐款能象以前一样及时到达目的地。
10月20日，在《给外国机构的一封信》中指出：“保卫中国同盟”“是积极支持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一个机构。由于它特别熟悉抗战的情况，它能在最需要的地方给予中国战士和战争受害者以宝贵的援助。”
11月11日，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一文。
12月10日，在香港电台发表演讲，强调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关于“繁荣经济和民主教育”的主张。
本年，在九龙寓所会见并设宴款待新四军军长叶挺和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
1940年（中华民国二十九年
春末，与霭龄、美龄联袂由港赴渝、蓉，慰问伤兵难童。
4月8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抗战到底”的手迹。
4月15日，在《给外国朋友的一封信》中指出：“保卫中国同盟”的任务是帮助外国朋友及时了解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情况和需要，同时把外国朋友的捐款送到最迫切需要的地方去。
7月15日，发表《中国、世界和你》一文，指出：“中国人民对胜利的信心是坚定不移的。”
1941年（中华民国三十年
1月12日，“皖南事变”发生，与何香凝、柳亚子等联名发出通电，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
6月1日，在《新闻通讯》刊物上发表文章，为宋子文退出“保卫中国同盟”而“感到遗憾”。
6月14日，亲自主持撰写的《救济工作和政治》一文，以“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新闻通讯》上发表。
9月18日，在香港邀请金山、王莹义演反法西斯戏剧。
10月，在纽约《亚细亚》杂志发表《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一文，指出：“只要还有一个日本兵在中国国土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一定会存在。而且以后它也要存在下去，因为建设的工作与抗战一样地需要长期的团结。”
11月28日，在香港《华商报》发表《纪念邓演达》一文，认为邓演达是一位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
12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在日本侵略军空袭九龙启德机场前六小时，乘最后一架班机离开香港往赴重庆。
1942年（中华民国三十一年
7月，在《亚细亚》杂志上发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
冬，在重庆寓所举行茶餐会，欢送董必武离渝返回延安，参加茶餐会的有周恩来、邓颖超等。
1943（中华民国三十二年
1月11日，为纪念《新华日报》创办五周年，发表“发扬抗战国策争取最后胜利”的手迹。
3月，在重庆对记者发表谈话，强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动员全国群众参加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5月，在重庆举办足球赈灾义赛，将捐款赠送给河南灾民。
9月，发表《从香港到重庆》一文，并以“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再一次感谢海外朋友对支援中国抗战所作的一切努力”。
9月18日，在重庆发表《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指出：“救济只是反法西斯的救济。救济只是争取民主的救济。只有这样办，才能帮助中国人民并帮助你们自己。”
1944年（中华民国三十三年
2月8日，由《联合劳工新闻社》发表《致美国工人们》一文，强调“中国抗战与美国工人利益休戚攸关”。
3月12日，为在美国举行的孙中山纪念日，发表题为《孙中山与中国的民主》广播演说。
10月1日，在重庆与林伯渠等七十二人共同发起举行追悼邹韬奋的大会，郭沫若在大会上致词。
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
9月6日，宴请毛泽东。
同月，在重庆上清寺桂园张治中寓所会见毛泽东主席。
12月，“保卫中国同盟”发表声明，宣布“保卫中国同盟”自即日起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
同月，由渝回沪，因莫利爱路房子年久失修，迁到靖江路四十号居往。
1946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
2月，收到八路军参谋长转送的《晋察冀白求恩卫生学校与国际和平医院的概况》文件，决定加强对白求恩卫生学校和国际和平医院的援助。
7月23日，在上海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在国际上引起广泛的震动。
12月，收到周恩来的信，积极开展救济工作。
1947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
1月13日，复苏北国际和平医院齐仲桓院长的信，指出那张所需物品的清单更为可贵，它可作为今后争取物资的参考。
9月16日，在上海发表声明，否认参加伪国大代表“竞选”。
同年，在上海创办“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剧团。
本年，发出《向国外的呼吁信》。
1948年（中华民国三十七年
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应邀担任名誉主席。
1月12日，发表《给海外朋友的信》，总结“中国福利基金会”一九四七年的工作，展望一九四八年的前景。
同月，发表《给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信》，号召世界民主青年制定“一个具体的计划”，以促进世界和平。
3月，发表给海外朋友的第四封信，指出：在现代世界里，你们“帮助我们的工作，也就是帮助你们自己”。
5月16日，收到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伍云甫、林仲的信，得悉“中国福利基金会”转去捐款用途的情况。
冬，迁到淮海中路一八四三号（今上海宋庆龄故居）居往。
1949年（己丑）
1月10日，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义发表声明，宣布“她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次日，这份声明在上海《字林西报》发表。
7月1日，在上海发表《向中国共产党致敬》一文，欢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万岁！”
7月7日，在上海各界纪念“七·七”庆祝解放的大会上，以“帝国主义，滚开吧！否则将与反动派同归于尽”为题发表讲话。
7月25日，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在上海市韬奋同志逝世五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致词》。指出韬奋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一位英勇的人民战士，“他的斗争历史，提供了革命知识分子所走道路的一个最光辉的榜样”。
同月，与邓颖超、许广平一同看望夏令营孩子们，并与孩子们共进晚餐，直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才离开夏令营。
8月，接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邀请信。
9月，应中共中央的邀请由邓颖超陪同，从上海到达北京。在火车站上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热情欢迎。
9月21日至31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三十日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0月6日，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致开幕词，担任中苏友好协会第一副会长，刘少奇担任会长。
11月6日，发表《庆祝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向斯大林致敬电》。
11月9日，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华北之行的印象》的讲话。
12月11日，在北京出席亚洲妇女代表大会，并作长篇讲话。
12月21日，发表《庆贺斯大林大元帅七十寿辰》一文。
同月，被推为中华全国妇女民主联合会（后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冬，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分与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第一批援助新中国建设的苏联专家，并在宴会上致欢迎词。
1950年（庚寅）
4月25日，发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报告》一文。
4月29日，在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致闭幕词，当选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5月8日，为莫斯科《少年先锋报》撰写《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儿童》一文。
5月26日，为庆祝上海解放一周年所作《新上海的诞生》一文，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
6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手迹：“今天是解放后的第一个儿童节，我们要使他们得到温暖的保育，俾养成健全的体格，使〔儿童〕成为革命的生力军，肩负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任务。”
同月，与周恩来、郭沫若等在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中签名，并发表《中国人民签名拥护世界和平》一文，高度赞扬这次群众性的签名运动。
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一周年所作《新中国的第一年》，在《人民日报》发表。
10月1日，给孩子们题词：“为祖国的伟大建设，好好学习”。
10月，视察东北三省，访问工厂、农村、部队，勉励工人、农民、战士不断取得新成绩。
11月18日，发表《新中国的信息——为中国福利会而作录音讲话》。
11月23日，在华沙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当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
12月，收到刘少奇送给的新年贺词。
1951年（辛卯）
2月21日，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主席名义，发表《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国武装日本》一文。
4月11日，为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和平奖金发表谈话。
6月，为文集《为新中国而奋斗》撰写序言。
9月18日，在北京接受一九五○年“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旋将十万卢布的奖金全部“捐赠中国福利会作为创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之用”。
11月26日，在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被选为该会主席。
同月，视察山西大同和张家口市干部子弟保育院、郊区老鸦庄，向农民了解生产情况；在北戴河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交谈。
1952年（壬辰）
春，为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友谊和了解，创办《中国建设》杂志。
3月21日，与郭沫若等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9月，率领“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到北京演出，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同观看演出。
10月，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12月11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并以《人民能够扭转局势》为题发表讲演。
1953年（癸巳）
1月13日，由维也纳归国途中在莫斯科会见斯大林。
3月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悼伟大的斯大林同志》一文。
4月25日，被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推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7月，把《为新中国而奋斗》一书的稿费全部捐献给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作为儿童福利基金。
12月，在湖北武昌凭吊九女墩，并题诗《无名烈士》，歌颂“不肯屈膝，不肯低头”的九个无名的中国妇女。
1954年（甲午）
5月16日，为《儿童时代》题词：“孩子们！炼好身体，学好功课，热爱劳动，将来才能更好地建设祖国，保卫祖国。”
6月1日，《什么是幸福》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2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上，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乙未）
1月，被推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
夏，在北京家里会见越南胡志明主席。
6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致父母、教育工作者和儿童保育工作者的一封公开信》。
8月20日，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纪念廖仲恺先生逝世三十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
9月，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源源不断地供给孩子们精神食粮》一文。
11月30日，致电欧仁妮·戈登夫人，表示“衷心祝贺国际妇女联合会成立四十周年”。
11月28日至12月3日在云南省视察工作。
12月，率领廖承志等出访印度。18日在新德里全市欢迎大会上发表讲演。
本年，将一笔讲演费汇给祖籍广东海南岛文昌县，用于救济该县北部旱灾地区的人民。
1956年（丙申）
1月，率领廖承志等到缅甸进行访问，23日在仰光发表告别广播演说。
1月24日，应巴基斯坦政府邀请抵达喀喇蚩进行友好访问。
2月1日，在达卡发表广播演说。
2月2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视察云南省工作报告》。
8月14日，应苏加诺总统邀请率领廖承志等访问印度尼西亚。
9月，应中共中央邀请，列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致词说：“我深信将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终于会成为全世界的一种通行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也一定会实现。”
10月，在《文艺报》上发表《让鲁迅精神鼓舞着我们前进》，说鲁迅的形象和他的著作“成了我们永远常新的记忆，成了我们精神上的财富”。
同月，在上海寓所设宴招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11月4日，《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11月1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回忆孙中山》一文。
本年，与许广平一起出席鲁迅的迁墓仪式。
1957年（丁酉）
1月，为《中国建设》杂志社成立五周年撰写《五年以前和现在》一文。
4月25日，与刘少奇等在上海机场欢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同月，在寓所接待刘少奇，倾吐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愿。
9月9日，向中国妇女第三次代表大会祝词，号召全国妇女“积极参加劳动生产，在祖国社会主义事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在全国妇联第三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10月，在《〈上海中山故居〉纪念册序言》中说：在故居会客室里，“孙逸仙第一次会见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从而使他对中国革命问题采取了新的、唯一正确的看法。”
11月，随同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抵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活动。其间，随同毛泽东主席拜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同月，在莫斯科会见加里宁夫人和鲍罗廷夫人。
12月2日，在北京政协礼堂参加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8年（戊戌）
4月26日，为“六一”国际儿童节题词：“新中国的儿童是幸福的。这幸福是你们的长辈用血汗创造出来的。你们绝不能满足于幸福，要用你们的劳动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幸福。”
5月，为“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成立五周年题词：儿童们在少年宫里不能只是享受幸福的童年，更要紧的是学习劳动的本领，学习为集体工作，为祖国做有益的事，准备为人民谋幸福！
6月14日，在“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以《永远和党在一起》为题发表讲话。
10月，视察上海国棉十七厂，与工人在食堂一起进餐。
12月8日，写信给区垲烘嘱其“注意儿女们的健康和学习，教育他们热爱劳动，以便将来为人民服务。”
1959年（己亥）
3月23日，撰写《和平、进步、正义——中国向全世界发出的呼声》一文。
3月26日，为孩子们题词：“小朋友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月6日，出席毛泽东主席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
同月，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6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向孩子们祝贺“六一”》一文。
1960年（庚子）
1月26日，撰写《给中国福利会同志们的信》。
3月，视察上海电机厂。
4月，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1961年（辛丑）六十八岁5月11日，在上海淮海中路寓所小会客室里会见毛泽东主席。
同月，在首都景山公园参观儿童画展览。
9月，担任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9月9日为《辛亥革命回忆录》撰写序言，指出：孙中山一九二四年在《中国国民党宣言的旨趣》中所讲对内对外责任的论述，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并表示要“信心百倍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努力”。
11月28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身分与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以及吴玉章、黄炎培、陈叔通等一同出席邓演达烈士殉难三十周年纪念大会。
1962年（壬寅）
1月17日，在上海接见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
同月，与周恩来、陈毅参加《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十周年招待会，并在《中国建设》杂志上发表《真实报道的传统》一文。
2月8日，写信给王光美，表示不愿为了“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
9月，在中南海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道出席最高国务会议。
9月14日，在北京欢送刘少奇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1月12日，《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本年，为一九○七年在广西起义时殉难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张云田烈士遗像题词。
本年，为翠亨村孙中山故居和孙中山故居陈列馆题字。
1963年（癸卯）
4月，由上海到北京，居住在后海北沿四十六号（今北京宋庆龄故居）。
6月1日，发表《愿革命后代迅速成长》一文。
6月1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为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而努力——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五周年》一文。
同月，在北京寓所举行酒会，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五周年，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聂荣臻、何香凝、邓颖超、傅连璋、康克清、廖梦醒等以及各方面负责人参加酒会。
1964年（甲辰）
2月26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身分，与周恩来、陈毅到锡兰进行国事访问。在斯里帕里学院以《团结起来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为题，发表讲演。
4月1日，写信给“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全体同志，祝贺话剧《小足球队》获奖。
4月9日，为《工人日报》“怎样教育我们的子女”问题讨论而撰写的《把培养革命后代的责任担当起来》发表。
8月25日，在上海“中国福利会”少年宫里会见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七十五名少年朋友。
12月18日，在北京家里会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
12月21日，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担任会议执行主席。
1965年（乙巳）
1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0月，担任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0月27日，致第一届全国妇产科学术会议贺信。
12月3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解放十六年》一文。
1966年（丙午）
11月12日，在首都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并以《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为题发表演讲，介绍孙中山一生的革命经历。
11月17日，会见日中友协理事长宫崎世民和夫人以及日本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访华代表团。
同月，《宋庆龄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8年（戊申）
8月31日，为路易·艾黎写证明材料。
1972年（壬子）
1月10日，在北京与毛泽东等一道参加陈毅追悼会。
2月8日，写回信给露茜（董惠芳的英文名字）。
2月16日，给斯诺夫人唁电。
6月，在《中国建设》杂志上发表《一个时代的开端》一文；在第六期上发表《纪念埃德加·斯诺》一文，说“太平洋两岸的子孙万代将受斯诺之惠，因为他留下的遗产将有助于他们研究中国的历史”。
7月，在北京寓所会见美国女作家、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克曼及其女儿。
9月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何香凝追悼会，并致悼词。
1975年（乙卯）
1月13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76年（丙辰）
1月，参加周恩来追悼大会。
3月，在英文版《中国建设》杂志上发表《伟大的新运动》一文。
7月，参加朱德追悼大会。
9月，参加毛泽东追悼大会。
本年，委托美中友协把巨幅中国织锦挂帷等礼品赠送给母校——美国梅肯威斯理安女子大学。
1977年（丁巳）
2月，在北京写信到上海，希望“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
3月，到北京工人俱乐部剧场观看上海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童心》，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看童心》一文。
本年，将撰写的《怀念周总理》中文打字稿寄给当年孙中山的副官张猛，要他学习周总理的革命精神。
1978年（戊午）
1月19日，会见美国百岁老人尔蒂·费舍女士。
2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连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3月5日，发表《怀念周恩来总理》一文，说“周总理在个人生活和作风上和他在政治活动上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4月13日，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座谈会，听取科技情况介绍。
6月14日，发表《为人民服务四十年》一文，说“中国福利会”的四十年是“为人民服务”的四十年。委托齐燕铭由京赴沪参加“中国福利会”成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
6月，为了纪念“六一”国际儿童节发表《希望寄托在新一代的身上》一文。
9月17日，在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强调指出：“精心培育儿童成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是党和国家的一项战略任务，是新时期妇女的又一崇高职责。”在这次会上，继续当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9月，题词：“朱委员长是杰出的战略家”。
12月，撰写《纪念毛主席》一文，说“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
本年，在北京寓所会见日本友人千势子及其丈夫国万春男。
1979年（己未）
3月10日，在北京住所宴请美国大百科全书主编泰勒。
同月，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题名。
同月，在英文版《中国建设》杂志上发表《新长征中的中国妇女》一文。
4月3日，给孙中山生前副官张猛写信，深望他和儿子在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作出更多的贡献”。
5月31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庆祝一九七九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手迹。
5月，为《鲁迅评传》一书题辞：“学习鲁迅先生的无产阶级硬骨头精神。”
6月，接见美国著名妇女访华团、美国夏威夷各界代表团。
7月2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韬奋逝世三十五周年手迹：“韬奋同志舍己为公，用他一支笔为革命利益奋斗一生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8月1日，在北京会见日本高中女子教育问题研究会友好访华团。
9月10日，在北京家中会见老朋友马海德和耿丽淑。
9月17日，在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致闭幕词，指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妇女，任何时候都要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9月29日，发表为庆祝国庆三十周年而撰写的《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一文。
11月，为庆祝中山大学建校五十五周年致《贺词》，勉励全校师生为祖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11月，出任“鲁迅研究会”名誉会长，茅盾任会长。
本年，在北京住所宴请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
本年，与邓小平一道接见美国著名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
本年，与由澳门到北京探亲的外孙女戴成功促膝谈心。
本年，接见檀香山伊欧拉尼中学（孙中山当年的母校）来中国访问的师生五十余人。
1980年（庚申）
1月1日，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元旦举行的茶话会。
2月23日，复信解答尚明轩对某些史实所询的问题。
3月5日，主持纪念蔡元培逝世四十周年的大会，并致词。
3月8日，参加“三·八”国际妇女节第七十周年大会，并致祝词。
同月，在北京寓所约杨小佛茶叙，在谈到“民权保障同盟”后期情况时，说：“我们几个人对特务下毒手是有估计的，你父亲与邓演达一样，抱有牺牲的决心，坚持工作到底。”
同月，为《安徽青年报》题签“星星火炬”四个大字。
4月12日，在北京寓所宴请艾黎和米勒。
5月17日，参加刘少奇追悼大会。
同月，接见美国朋友小保罗·罗伯逊夫妇。
6月，在北京寓所会见法国妇女代表团，被李普考斯基夫人称为“中国之母，是世界妇女的榜样。”
6月，给沈阳和平区少年宫题词：一定要求进步，守纪律，勤学习，敬师长，爱劳动。
6月，将“愿少年儿童树新风，遵守纪律，有健康的身体，有知识，有志气，为祖国作贡献”题词，寄给江苏省常熟县虞山镇“少年之家”。
同月，为《新体育》杂志题词：为了建设祖国和谋取人类幸福作贡献，必须讲强身之道，坚持体育锻炼。
7月，为天津市少年儿童刊物《接班人》题词：祝愿《接班人》越办越好，赠《接班人》创刊十周年。
同月，为山东济南一中举办的鲁迅生平图片作品展览题词：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
9月27日，序《鲁迅画传》。
10月7日，担任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同月，在北京寓所接待泰国妇女代表团。
本年，为《鲁迅日文作品集》题签书名。
本年，为一千多幅孙中山照片注明时间、地点和有关人名。
1981年（辛酉）
春，为出版《邓演达文集》题签书名，并题词：邓演达同志艰苦卓绝，忠勇奋发，忠实革命，为他逝世五十周年出版文集，以志纪念。
2月，在英文版《中国建设》杂志上发表《回忆金仲华》一文。
同月，为《斯特朗在中国》一书撰写序言，指出：斯特朗用她的笔向世界传播着新中国的信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5月8日，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并发表约二十分钟的讲话。
5月12日，在病中为《韬奋手迹》题签书名。
5月14日，为“六一”国际儿童节报告会写贺信。
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5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5月22日，在北京寓所微笑着接待孙女孙穗英、孙穗华，共享天伦。
5月29日，因患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于二十时十八分在北京寓所逝世。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决定举行国葬。
6月4日，在上海万国公墓隆重举行骨灰安葬典礼．
党和国家领导人欢迎宋庆龄
庆龄伴随中山（1）
庆龄伴随中山（2）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故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孙中山夫人），是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是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
　 她原籍是海南省文昌县，日诞生在上海。她的父亲是一位爱国人士。她毕业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自1913年开始追随孙中山，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谋求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在近七十年的漫长岁月里，经过护法运动（1917年）、第一次大革命（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抗日战争（ 年）、解放战争（年）、她始终忠贞不渝地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坚定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生活的美满幸福而殚精竭力，英勇奋斗，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宋庆龄于1950年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1年获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1952年，她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在长期的国际政治活动中，她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发扬进步文化，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进行过不懈的努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因而，受到广泛的崇敬，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日，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宋庆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同年5月2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宋庆龄生前非常关心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在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她倡导和兴办了儿童文化教育的场所和保健机构，在我国起到了示范作用。
　 她一生无私无畏，艰苦奋斗，执着追求。她的高风亮节和坦荡胸怀 为我国各族人民所敬仰。她生前一直希望看到祖国统一。
　 宋庆龄的名字和成就，将永远为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侨，以及全世界各国爱好和平正义的人民所追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