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山书院由鞠曦先生于2005年创办于长白山，自长白山书院创办起至今，已面向社会公开举办了十三届暑期研修班，研修主题以儒家思想为本，兼融西方哲学、道家、中医以及自然科学等学科。书院以“正本清源，承续传统；中和贯通，重塑传统；中学西渐，开新传统”为学术宗旨，以培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君子儒”为目的，为中国未来储备安邦济世之才。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性命之学始终是长白山书院学术的重点，戊戌年长白山书院儒道研修班以“内道外儒的理性与命”为主题，旨在从《时空统一论》的角度厘清学术与生命的被存在与去被存在的时空统一性关系，此即鞠曦先生“理性与命”命题提出的学理依据。研修班时间是从2018年7月21至8月5日，学员以山东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和吉林大学等高校的在校生为主要群体，以学术问答为授课形式，将学员提出的问题作为讨论中心，互相辩难、砥砺思想。学员在学习书院的性命之学后，早上练功打坐，晚上由书院弟子讲授鞠曦先生的思想体系，为新来的学员介绍书院文化，促进学员对书院的了解，故“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乾》）下面将本届研修内容综述如下。

一、 现代社会中的存在非命现象

近代以降，伴随着西方启蒙运动的开展，人的理性逐渐从上帝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由实验科学和逻辑论证所带来的科技进步，迅速地完成了主体的自我确认，理性试图把握自己、驾驭自然的目的，在科学技术上得到了强化和确证。科学成为人认识自我把握世界的神兵利刃，而科学思想也逐渐在人们心中成为不可动摇的价值观念。随着现代文明的建立，现代性观念中高扬人的主体性，理性在科学技术上不断突破，成为塑造现代文明最为强劲的动力。与此同时，人们在享受科学所创造的物质繁荣时，科学成果所带来弊病无时无刻地影响到人的生存。为解决人在科学中的异化问题，反对科学主义重视人的尊严以及关怀人的现实生存，成为后现代思想力图要解决的问题。从后现代的思想特点来看，后现代反对前现代的一切经验不可证明的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与哲学严格分离的重要分水岭。拒斥形而上学、反对体系化哲学、反本质主义、去中心主义、反基础主义则成为后现代的思想中的普遍共识，以往在神学、宗教以及哲学中的宏大叙事，在后现代思想中不断被解构。

虽然传统哲学在后现代中不断被解构，但是科学自身所变现出来的形而上学性已在各个领域中显示出来。互联网技术的全球化推广、人工智能开发、生物医学、宇宙航天技术以及基因工程的迅猛发展，科学的影响力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反观人的精神状况以及生存处境，却并未因科学的迅速发展而得到根本的改善，这突出的表现科学技术的滥用把人的生存空间挤压的支离破碎，如现在正在发生的环境污染严重、转基因食品泛滥、核武器战争威胁、生态破坏，以及对人体疾病种类的迅速增加而无能无力。科学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衍伸出更多科学无法解决的问题。理性在众多人类性问题中无解，自我确证与自我怀疑如钟表般左右摇摆，人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在科学面前陷入两难困境。

在现代社会中，把人的生命安顿于科学技术中来解决是现代西医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生命之客体化研究成为科学之必然。作为生物学家和医学家的刘易斯?托马斯却洞悉到科学对治疗疾病的无能为力：“但不管怎样，疾病和死亡依然存在，盖也盖不住，寻常一样的疾病还在使得我们苦恼，我们没有控制住它们。它们为所欲为，随意袭击我们，叫我们无法预测。只有它们冒头以后，我们才能开始对付它们。我们的医疗工作就是这样被动，医死医活莫论。只有尽力而为吧。”[1]从刘易斯的表述中可知，医生对于疾病的绝望和无奈，疾病不断挑战着科学家的智慧。刘易斯认为，我们之所以还未能把握生命的原理，是在于还未懂得如何在疾病发生前预防好疾病的产生，“疾病的发生，不仅仅是我们疏于保健。我们生病，不仅仅是我们放松了警惕。多数疾病，特别是大病，是盲目的突如其来的，我们不知道怎样预防。我们实在还不那么善于防病或保健。我们也不会善于此，除非有一天，我们对有关疾病机理知道了很多。”[2]通过刘易斯对于人体疾病问题的研究表明，理性对人于生命机理活动以及疾病产生原因却显得无能为力。科学历经百年发展，虽然在器物层面得到极大的进步，但在人生命本质层面上却无可奈何。

从科学的价值论承诺与人生命存在的价值论的非统一性表明，我们所崇尚的科学并不包括生命存在的本质，故，无法依靠科学来安顿人的生命。那么，没有理性支撑的生命界限，人必将因科技推动走向生命的对立面。换句话而言，人以自我生命来从事科学研究，但科学却悖离主体的生命安顿，这正是理性远离生命的存在非命现象，同时也是隐藏于现代文明下的生命危机。因此，反思人在现代社会下的存在以及如何去存在，已是哲学亟待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现代文明之所以被塑造成存在非命的社会形态与非命的存在方式，有其深刻的哲学根源，找出哲学造成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寻求人类扬弃非命的社会存在以及非命的存在方式，从而把握住人生命存在的生生之道。因此，反思科学造成的一切后果，需要把反思的基础放置于产生科学思想的根蒂——哲学。也就是说，需要从哲学的起源以及终结的历史逻辑中探寻理性远离生命的哲学依据。

思辨存在是什么，标示着哲学的开端。这亦是说，哲学起源于对存在问题的追问，为寻求普遍真理为己任，古希腊哲学从客观物质中探求世界存在的本源，如水、火、原子等客观物质来解释世界是为何如此存在的。基于对本源问题的思考，随后形成了关于本源的思想理论即本体论。在古希腊阶段，哲学思考以及哲学信念融入于哲学家自己生活之中，哲学以其智慧指导并规范着人们的生活，这正如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哈道特所言：“因此，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不论就其是一种练习和获得智慧的努力，还是就它的目标是智慧本身而言都如此。因为，真正的智慧不仅并不仅仅吸引我们去知道，它还使我们成为另外一个人。古代哲学的伟大之处也是其自相矛盾之处就在于，它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智慧是难以企及的。与此同时，它又确信追求精神进步的必要性。”[3]这表明，哲学担负着寻找智慧，规范人行为的重要使命。

苏格拉底率先以“认识你自己”作为哲学信条，开辟了人认识自我、反思自我的理性道路。柏拉图以“理念”区分“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以“洞穴之喻”表明人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所受到的局限性。沿着亚里士多德所开辟探求客观世界知识的道路，亚里士多德不满足于柏拉图“理念世界”玄思冥想，以研究“感性世界”中的存在作为其思想研究的主线，从而构建出包容万象的知识体系。规定了哲学所要研究的问题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区别，黑格尔对此把握的极为清晰，即：“亚里士多德毫不含糊地把纯粹哲学或形而上学与其它的科学区别开来，认为它是一种‘研究存在之为存在以及存在的自在自为的性质的科学’，亚里士多德所注意的，就是规定存在是什么——就是认识实体。在这个本体论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说，这个逻辑学里面，他详细研究和区分了四个原则，（一）一物之为一物的特性或质的本身；（二）质料；（三）运动的原则；（四）目的或善的原则。”[4]显然，后世哲学研究的方向与主题展开未曾离开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的规定。

亚里士多德对哲学以及形而上学的追求，成为后世哲学家孜孜以求的哲学榜样，亚氏对于实体的研究隐含着主客二元的同一性原则蕴含着实存与本质的分离，在唯理与经验之争论中显现的尤为突出。此时，存在与思维的区分并未真正显现出来，直到笛卡尔之“我思”才明确确立起来。思维与存在的分离，是近代哲学的起点，因此黑格尔说：“勒内?笛卡尔事实上说，是近代哲学真正的创始人，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则的。”[5] 思维与存在的区分揭开了近代哲学以思维把握存在的历史，然而，思维作为意识的主体性以及作为独立的存在形式，主体之形（形体亦或实存）则以思维的对象进行客体化把握，这种主客二元的思维模式不但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时也形成了近代西方医学的逻辑基础。

主客二元的斯沃模式是由笛卡尔所确定，“我思”的主体性原则，推动了自然科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形式，但是并未给出作为意识的主体性产生的根本原因。用思维来把握客体存在的本质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动力，科学实验与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逻辑证明使得科学与形而上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最终，康德提出全面考察人能否具有认识存在的能力，由此，本体存在问题转换为人的认识论问题。康德对理性的批判证明了经验科学的实在性与有效性，但需要限定理性的使用范围，因为人只能把握经验范围内的对象，一旦超出其范围就会陷入先验幻象。黑格尔不满意于康德对于理性的划界，以“精神”来认识世界，通过主观辩证法从客观精神到主观精神，最终达至绝对精神，理性成为了绝对的统治者。

黑格尔所建立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哲学形式化体系的高峰，由于哲学未能完成思想的内化[6]，其哲学远离人的生命存在问题。由于主体生命不能得到理性的关怀，因此，理性非命的哲学体系也必然会走向瓦解，正如后世所看到的那样。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思想体系中理性与生命的割裂表达了不满：“对上帝来说，生命本身是一个体系；然而对任何存在的心灵来说，它不可能是一个体系。体系和终结是彼此呼应的，然而生命本身却正相反……存在是将生命和体系分离开来，而体系作为终结恰恰是要将二者结合起来。”[7]克尔凯郭尔指出了黑格尔哲学思想体系的要害，这就是理性与生命存在的分离。脱离生命存在的理性，也必然是陷入凌空虚蹈的理性思辨，故无法揭示出生命存在的本质，而人所需要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不能从理性上得到真正的解答。

由于在西方哲学传统的理性中远离人的生命存在，哲学既不能解决人的存在问题，更不能依靠理性安顿人的生命，故黑格尔哲学解体后出现了意志主义哲学以及生命哲学，强调人的生命意志、本能的绝对性。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出现，不但是对于以往理性主义的反抗，而且是直指理性未曾涉猎过的领域，即生命存在如何安顿的问题。近代哲学和科学表明，理性非但未能安顿在生命，反而因理性的失误带来了生命自我的戕害，从一战二战的惨烈历史中可以看到，科技在生命猎杀时的所表现出来的摧毁性威力，人性的阴暗面在借助科技中的得到了最大可能的发挥，人的生命无时无刻地遭受着来自科技的威胁。

反思哲学在进入近代以来所表现出来的理性扩张，认识世界、驾驭自然是理性在近代自然科学中得到了最大可能性的张扬，然而理性还未穷尽自身便终结了其理论形式。哲学终结内在意蕴是理性的终结，而理性的终结是对整个文明的否定。在现代文明体制下，科技在给人们生活物质条件带来的繁荣的同时，也加速了人沉迷于科技迷信的存在非命状态，在现代文明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因此，对存在非命的反思也不得不从文明的根基出发——哲学，来找到存在非命的理性缘由。从哲学的起源到哲学的终结，使我们认识到理性对存在认识的无能无力进而造成了人生命存在的危机以及人终极意义的丧失。哲学的历史以及现状表明，哲学的根本任务是在于认识存在问题，正如胡塞尔所言：“哲学的根本任务是理性地认识包括人生和自然在内的整个世界。理性地、普遍地认识整个世界，是从古希腊哲学诞生之日起哲学就为自己提出的根本任务。”[8]胡塞尔所言的哲学根本任务是自古希腊以来的哲学使命，海德格尔更是直接发起对存在的追问，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哲学中最大的误区是在于混淆了存在（Sein）与存在者（Seinde）的区分,过去把存在当做对象的存在者来研究，遗忘了存在的意义，这是传统哲学中的巨大误区。因此，海德格尔提出哲学需要回到巴门尼德哪里，重新思考存在问题。如何直达存在及存在之本质，海德格尔所采取的方法是从此在出发，力图以生存论建构来突破存在问题，“因而，其他一切存在论所源出的基础存在（Fundameutalentologie）必须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来寻找。”[9]此在通过生存论分析来突破基础存在论，但问题是生存论的根据是主体所来奠定的，由此所形成的一个逻辑怪圈：主体存在的依据原本是由本体所决定的，通过主体生存论来奠定存在之基础，这依然是主体论而非本体论，故海德格尔“日常的向死存在作为沉沦者的存在乃是在死面前的一种持续的逃遁。一向本己的此在把这一实际上总已经死着，这就是说，总已经在一种向死存在中存在着。”[10]无论是此在面向死亡还是在生存论的基础上筹备死亡，海德格尔未能给此在之“生”给出哲学依据。可见，生命之何以存在谜始终困扰着哲学。

海德格尔虽然做出了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但是他所使用的现象学方法哲学加速了哲学的终结，与此同时，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也开启了后现代对理性的反叛。因此，无论是前现代、现代还是后现代，从其观念上所显现出来的是仅仅是时间段的划分，其实质是哲学自身所具有的功能与地位在不同阶段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简而言之，前现代的哲学以追寻智慧为己任、以智慧来指导自己生活为其价值追求，现代哲学追求是纯粹理性的最终根据，后现代哲学关注人的尊严以及生存境遇。从哲学的理论诉求与功能地位而言，哲学自身发生了哪些变化？

在实践上，哲学失去了人类文明的引领作用；在理论上，哲学步入了相对主义、多元主义。哲学现实的处境是：哲学的专业化分工使之脱离生活以及社会，成为极少数哲学家所探讨的知识，哲学对社会的反思与批判已失去了其根本性作用。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标示着学者不再以学术为天下公器，而是以共同所研究课题作为利益共同体而形成，学者的学术责任以及社会责任被解构，面对价值虚无主义、理性相对主义、存在非命问题，这无不表明哲学自终结后理性所表现出来的软弱与无力。由此可见，哲学自身所陷入的深刻危机并不是说哲学本身毫无任何价值，而是在说哲学历经千年的理性探索走到今天，哲学自身所产生的合法性危机是在于哲学不断悖离自己的使命，进而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因此，哲学需要对自身进行一个全面彻底的反思以寻求解决自身的合法性问题、

二、 理性非命哲学的终结以及理性与命哲学的开启

哲学的合法性危机所表明的问题是，哲学在其自身逻辑展开的过程中不断背离追问存在问题的初衷，以脱离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为代价，成为一种狭义的、无关生命、无关生活的纯粹理论，存在问题遭到了实质性的废弃，理性的宏大叙事因哲学终结而失去其终极意义。换而言之，这是非命哲学的终结，并非是理性与生命本身的终结。芸芸众生依旧在现代文明制度下继续生存，而设计并建构这套现代文明的制度的哲学却走向了终结，那么，其结果也必将是把现文明带入自我终结与毁灭的生存境地。反思哲学的起源与终结问题，那就不得不对哲学的定义、哲学产生的原因以及终结的原因做出一个以贯之的理性分析，并承诺解决哲学何以终结的问题，进而形成新的哲学定义与命题。我们从哲学史上可知，哲学自产生到终结已进行了两千多年的理性进程，却未能对哲学给出一个完整而又统一的概念规定，这就是说，对哲学的理解不同造成了不同的哲学理论形态。因此，哲学要走出理论的合法性危机，首先是要面对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推定出哲学自诞生以来所蕴含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演变。从哲学所承诺的问题形式而言，新哲学的概念必须包容哲学自身的规律与内在逻辑演变，由此形成新的哲学命题和新的理性进路。

尽管在中国学界，不少学者并不愿意承认哲学的终结问题，但对存在问题又无力解决。由此所形成的一个吊诡的问题是，一面是西方哲学家们以自身理论论证了哲学的终结，一面是中国学者拒绝承认哲学终结却给不出任何学理依据，不仅如此，大量似是而非哲学学术成果纷纷涌现，这种价值与事实的冲突考验着这个时代的每一位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哲学家与思想家。不可否认的是，哲学中存在问题的艰深性与历史复杂性，要求哲学理论自身的转变与革新，而这种转变是以回到存在问题为起点的系统性反思，以体系性哲学回应哲学的危机。作为独立学者的长白山书院山长鞠曦先生，常年隐居于长白山专事学术研究，尤其是哲学、易学以及中医学为最为精研。面对哲学以及人类性危机，鞠曦先生以《时空统一论》作为其元哲学思想，以“承诺推定法”作为其哲学方法论，对西方哲学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思想批判，给出哲学的定义并推定出哲学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以及核心问题。

鞠曦先生认为：“哲学是对自以为是自觉与反思的思想理论学说。时空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自以为是哲学的根本问题。”[11]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哲学的核心问题。[12]按照鞠曦先生对于哲学定义的理解，根据哲学所承诺的问题以及问题的表现形式，一个新哲学概念产生以及新的定义出现，必须承诺解决以往的哲学问题，并一以贯之于哲学史，方此才能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鞠曦先生所言的“自以为是”并非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形容词，而是对哲学思想原理的高度凝练。所谓“自以为是”是指，“苏格拉底引导哲学对是其所是进行理论建构，最终对‘是’进行形式化‘其是’的理论建构，是由苏格拉低的再传弟子亚里士多德完成，其概念的范畴化、逻辑化、和形式化，开辟了西方主在形式化和体系化的哲学进路，从而决定了西方理性的历史方向。”[13]

由此我们所看到的西方哲学史是：“从哲学的产生到哲学的终结都承诺了对自以为是的自觉与反思，从而使自以为是成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所以，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路和历史进路表明，哲学是解决自以为是问题的思想理论学说，但哲学自身却成为自以为是的思想形式，自以为是成为不可克服的问题使哲学终结。我的研究表明，哲学之所以不能解决自以为是的问题以及哲学成为自以为是问题的本身，是因为时间和空间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时间和空间是哲学的基本问题。问题表明，时间和空间的主体性产生了自以为是，对自以为是的自觉与反思产生了哲学，哲学因自以为是而终结。所以解决哲学自以为是问题需要从时间和空间的基本问题上着手。哲学的终结表明了其乃理性自以为是的集成，自以为是表明时间和空间的主在性是哲学问题的集成，哲学从逻辑起点到问题的集成而终结，表明了时间和空间问题的基本性和集成性，由此决定了哲学自以为是问题的根本性与集成性。”[14]

因为哲学理性的自觉与反思，从而对“是”（存在）进行的逻辑化、形式化的理论建构，在自以为是——是其所是——自以为是的逻辑怪圈中终结其自身理论形式。在思维与存在的是其所是的同一性理论建构中，形成了主客二元的理论形式，当哲学家以“是”给出“其是”是的理论承诺，因主客二元的矛盾皆摆脱了不了主体论困境，其根本原因是在于哲学未能解决主体的自以为是问题。主体的自以为是的产生在一定时空限定性内是有其合理性，一旦超越其时空限定就必然走向谬误。唯有当主体意识到对自以为是问题的自觉并对其批判，哲学理论建构就产生了，因此，无论是合理还是谬误皆是有主体所推定而出，时空产生了人以及形成了人的主体性，是故，时间和空间的主体性问题产生主体的自以为是，所以，要步出主体的自以为是问题首先是要解决时间和空间问题。在此，需要进入鞠曦先生的时空哲学思想中，理解鞠曦先生的时空哲学如何解决时间空间问题的思想理路，其理论形式即《时空统一论》。

时间空间问题是哲学与科学中的前瞻性课题，任何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以及思想家都要回答时间空间是什么，鞠曦先生也毫不例外。时间空间如何生成主体以及主体性，是哲学需要厘清的问题：“我对时空的研究表明，时间和空间的主体效应性与时空能动性生成了主体的自以为是，使‘人’成其为人，这就是说，时空效应性与时空能动性使人具有了自以为是的主体性。但是自以为是的哲学还没有产生，因为其还没有足够把握时空效应性的能力而不得不把主体性依附于巫术，以求得对时空效应性的解释，从而把人的自以为是限定在巫术的时空效应中。随着主体时空能动性的提高，当足以把握主在的时空效应时，哲学就产生了。这时，人类步出了巫术，自以为是的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说明，这就是我们所读到的前苏格拉底哲学。这表明，哲学起源于自以为是。”[15]

在此，首先需要明晰的是鞠曦先生在使用时空概念，与我们通产所言的时间空间概念有着根本的不同。把时间空间范畴进行一个本体论承诺还原则发现，时间空间是人的主体论形式表达，其本体论依据是时空。那么，时空是什么？鞠曦先生认为，“时空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16]这就在说，人是以时空作为基础而产生关于世界的一切理论认识。在认识论、方法论以及本体论上都是以时空作为其理论依据。由于以往哲学史中所出现的范畴不足以解决和表达时间空间的本质性问题，故，鞠曦先生按照问题的承诺构建了主在、客在和本在的范畴，以三者之间的时空方式统一性来解决存在问题。在此，需要对主在、客在以及本在作一个简要的思想逻辑梳理和概念说明。

按照鞠曦先生《时空统一论》哲学对存在问题的反思认为，作为意识的主体性，以时空作为认识的起点，由此形成了一切关于时间空间的理论推定，正是对于时空的理解不同，所以在历史上形成了不同的时空观。以往哲学中的存在问题之所以经久不决，是在于哲学所认识的存在并非是存在，而是被存在[17]。所谓被存在，即是人所认识的一切存在都是被时空所存在，故称为被存在。只所以如此认为，是在于人在对“是”（存在）进行逻辑化与形式化的理论建构时，是以主体自身的时空观来建构思想理论，这就是说，主体所推定的存在是被主体所赋予，并被主体时空所限定的被存在，因此主体所做的一切理论构建都承诺了主体的“自以为是”，所以说哲学乃自以为是之集成。由于主体、客体以及本体乃主体所构建的范畴，故为被存在所统。因为主体这一范畴承诺的是思的独立存在形式，不足以表达被存在之时空方式意蕴，故以主在概念扬弃被存在之主体概念。

主在是以时空作为其存在方式，由主在所推定的客在以及本在是在时空方式的基础上建立的范畴，故，主在、客在、本在在时空方式上统一于被存在。也就是说，主在是被本在所存在，客在是被主在所推定的被存在的被存在，本在乃时空的本然存在。由于被存在之主在是具有时空能动性的主体，主在在被时空所限定的同时也承诺着去被存在的主体性价值。简而言之，主在因为是被本在所存在，所以主在之主体性的任何理论推定的正确性皆受到本在的时空限定，是故，主在无力改变本在之存在。客在虽然是由主在所推定的被存在之被存在，所以主在在去被存在的过程中拥有了去被存在的两个理性路径，其一，以主在意识外化推定客在，以客在去主在之被存在，如自然科学帮助人不断地突破本在之时空限定，从而主在与客在的时空统一证明了科学经验的有效性，最终因为主体论承诺与形式推定的非统一性而终结[18]，此为形下之路。其二，以主在意识之内化被存在之主体性，使主在统一于本在之存在，此为形上之路。[19]

此形上之路与形下之路，皆由主在之时空能动性所决定。主在既非是形而上之道的存在，也非是形而下之器物存在，而是形而中之主在的被存在，故：形而中者谓之人[20]，形而中主体之谓神[21],也就是说形而中之主在以其神识（意识）推定了形而上、形而中以及形而下的存在，进而形成了完备的哲学体系。对于形而中之主在而言，所推定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两条路径，二者的区别是在于，以主在意识内化内时空无间则为形而上之路，主在与本在的时空中和统一，生命由此而去被存在；以主在意识间化本在时空则为形而下之路，生命因被存在而受到时空限定；主在与客在的时空统一，生命则落入被存在的被存在，故无法解决主在之被存在问题。依照《时空统一论》中存在、被存在与去被存在的时空逻辑对人生命的哲学定义为：人乃是存在的被存在的去被存在的存在的存在。这即是说，人作为一种生命的存在是被时空所存在的被存在，主在之在被存在的理性意义上，分判出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生命存在的价值选择。显然，鞠曦先生对人的这一定义，是基于对中西哲学中和贯通的基础上而完成了哲学推定，这既是对西方非命哲学的扬弃，与此同时，也是用西方的哲学形式来完成中国哲学中与命之学的哲学外化。

总而言之，由于西方哲学把被存在误认为存在，把被时空误认为是时空，因此，不能解决主体的自以为是问题，更不能解决时间空间问题，因此存在问题在西方哲学中至今悬而未决。由此可见，西方哲学在穷理的阶段便终结了自身的理论形式，对于生命存在以及生命何以存在的问题更是望其项背。虽然在黑格尔哲学后，出现了众多生命哲学流派，如尼采的意志哲学、柏格森的“绵延”、伏尔泰的生命哲学等哲学流派，由于不能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以及基本问题上解决存在问题，故不能解决哲学的核心问题，所以人的生命问题无法从哲学上得到解决和安顿。鞠曦先生所创立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在中西方哲学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扬弃了以往理性非命的纯粹哲学，以时空作为哲学本体论，解决人的主体性问题，所以，鞠曦哲学所开辟的哲学道路是理性与命的哲学。

三、 学术伦理学的提出及其现状  

在此次戊戌年会讲中，鞠曦先生根据《易》学原理提出学术伦理学命题，旨在廓清现代学术危机以及学者自身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现代学术的虚假繁荣，非但是去解决问题，反而是创造出了更多的新问题。由于现代学术规范是来自于西方文化传统，所以，对现代学术与哲学的反思也必将从西方传统中开始，进而反观中国学术传统中的利弊，最终证明学术伦理学的必然性。顾名思义，学术伦理学是回应时代的学术伦理问题，与此同时，也是维护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公共价值。学术伦理在通常意义下是指，学者自觉遵守的学术规范及学术规则，这关乎到学者的学术修养、价值导向、学者人格、生命存在、道德修养等问题，更深一步说是关系到国家及民族存亡的问题。因此，何谓学术、学者何为，是学术伦理的重点内容。

现代学术研究纵然包括众多学科，就其价值论承诺而言都是对于真理的追求，区别只是在于以何种学科以何种方法来探求真理。作为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把探求真理作为自己的志向追求，需要避免被外在生存环境所束缚，马克思?韦伯说：“学术已经达到空前繁荣、专业化阶段 ，对于每一个决定献身于科学研究事业并将其作为职业的人来说，不仅仅是关注影响学术生涯的外在物质等外部因素，而应去寻求学术的内在理性‘气质’。”[22]在韦伯眼里，学术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更多的是学术责任的理性担当。

“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因此，学者特别担负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统技能。”[23]费希特所言学者的学术研究上升到社会存在层面，表明学者所从事的学术是担负理性进步的重任，探求真理是学者的使命，“此外，所有的人都具有真理感，当然，仅仅是真理感是不够的；但是，如果这个真理感不是伪造的——这种情况恰恰是经常由那些自命为学者的人所造成的——那么，经过别人指点，他承认真理，即便没有深刻的根据，也往往足够了。学者也同样指望这种真理感。因此就我们迄今所阐明的学者概念来说，就学者的使命来说，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师。”[24]

虽然费希特把学者的使命放置在把握真理做“人类的教师”的理想上，但在学术与自我生命的安顿上能否真正实现，却未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马克思?韦伯在讨论学问与献身学术研究中所表现出生命本身的价值矛盾与理性困惑，显示出学术在理性上无法解决学问如何通达生命、学问如何安顿生命的问题：“只要生命的根据在其自身，须通过其本身方得了解，生命只知诸神之间的永恒斗争。或者说的更直截了当：对生命采取的各种终极而一般性的可能立场，是不可能兼容的，因此期间的斗争永远不可能有结论。这也就是说，在它们之间，必须要做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学问是不是有价值成为一个人的‘志业’，或者学问本身是不是具有一种在客观上有价值的‘使命’，又都是价值判断的问题，在教室中我们无言以对。”[25] 

我们知道，西方学术传统的形成与其学术有着紧密联系，哲学上的主客二元对立造成了学者与研究对象的分离，也就是说，学者是把自己从研究对象中脱离出来，以一个纯粹客观的对象来研究学术，这种客观化、对象化的学术研究取向，是现代学术体制下的共同特点。由此学术与生命所形成的吊诡是，作为一切学术基础的哲学以探求普遍真理为己任，但哲学却不能解决和安顿好主体的生命，这样远离生命与人无关的哲学和理性，就是鞠曦先生所言“理性非命”的哲学，哲学也因此而终结。

纵览中国学术史，在“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语）由孔老所开创的儒家道家学术流派，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走向。先秦时期的其它诸子百家或隐或显地进入不同的学术历史，以元典诠释的形式形成了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面对如此庞大精深的思想宝库，作为从事学术的中国学者是继续沿着西方理性非命的学术道路上前行？还是追求以学术与生命的统一性为志业？面对中西文化百年碰撞，在西方哲学终结与中国中西马三家思想鼎立的历史背景下，如何重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以及解决西方哲学问题，是每一位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考察学者的生命存在状态，追溯其学术思想源流也必将从以往的历史开始，为今日之学术、今日之学者指明理性出路。

自“道术为天下裂”后，思想便失去了其自在统一性，故庄子天下言：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 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26]

在庄子天下篇所言的学术思想形态，正如我们后世所看到的学术史，诸子百家思想虽然“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但“不能相通”、“天下之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最终所展现出的学术思想史是：“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由于诸子百家对道的理解不同，思想之间的争执造成了“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因此，要把握住：“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关键是如何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好对道的理解。

是故，“由于‘道’是本体的推定方式，而‘学’是主体的推定形式，所以，以学为道的主体性能否与‘道’的本体性统一，就成为学以达道的关键问题。正由于以学为道的主体性理路，‘学’一经与道疏离，主体必然向形而下的路向发展，使得以术为学成为以道为学的转化形式。这就是说，由于‘学’与‘道’的疏离，以学为道在秦汉之际转化为以术为学，使术成为学的转化形式。以术为学的理路使术与道难能统一。”[27]从鞠曦先生对中国学术史反思中可以得知，道、学、术之间的思想转化关系，即：

以道为学?以学为道?以术为学

鞠曦先生认为解决“以术为学”的学术误区，关键是在于主体能够“以学达道”，也就是说主体通过学以致道来把握学术与自我的存在，由此而步出“以术为学”的历史误区，最终在“学以达道”的基础上获得自身学术的合法性。因此，在中国哲学视域中“学”与“术”是有着根本区别，后世把学与术联起来合用，通常表达的含义是学问。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系辞》）观之，道与器皆由人所推定并达到，所以人仅仅是属于道器之“中”，是故，“形而中者谓之人”[28]。学是人的主体论推定形式，因此，主体论形式与本体方式的统一是“学以达道”的合法依据所在，非此学术则为“器”之存在，故，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由于从秦汉后就步入以术为学的历史误区，虽然以仁义之术来治理国家社会，但是因未能把握儒学之道，儒家之术在实践上则必然遭到失败，历经千年的儒学最终在近代退出历史舞台，充分说明儒学之道的失落。从儒学思想的演变脉络可以看到，由自在的儒学思想转变为有为的儒术思想，正是在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形成了千年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思想的历史局面。儒学虽经汉唐两宋中兴，最终在清代开始对儒学千年思想积累进入反思和批判阶段。近代已降，儒学成为阻挡科学民主的藩篱，在五四运动的潮流下风雨飘摇的儒家最后彻底被打倒，最终儒家仅有的传统社会生存土壤也在文革中彻底摧毁殆尽，儒学彻底成为“游魂”（余英时语）。由此可知，儒学思想一旦为政治所左右，儒学则必然成为儒术，在经世致用时必然遭到失败，故谭嗣同言：“孔教之亡，君主言君统之伪学亡之也；”[29]

可见，现实的结果是由历史的原因所导致的，儒家思想的没落以至于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承诺着儒学理论自身在现代复兴所隐含的重大理论危机，即：在没有制度保障下的儒家思想在对现代文明中生根发芽？现代儒学复兴所要复兴什么样的学术，以及由什么样的学者来复兴？时至今日，纵观哲学终结与儒学复兴的时代背景下的学术繁荣，以功利化、指标化、对象化的学术研究，在利益驱动下粗制滥造、论文剽窃等各种学术不端现象频发。在学术堕落现象的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是学术之真的丧失，这说明学者在从事学术过程中的价值迷失，究其根本而言，学术不能安顿自我生命。由此可见，由于在学术上丧失了安身立命之形上之学，故在现实利益驱动下必然被其所束缚而难以自拔。以学术作为其生存手段，则难以保持学者的独立人格来完成学以致道的学术理论。王国维在《论今日之学术界》中所论关于学术的观点，依旧有其思想的深远性：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王国维所言之学术，是超越了功利性目的，以学术为矢志方可有真正学术之发达。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凡从事学术者其思想也必将面对于天下、面对于历史，而非个人一己之思想创建。由于学术之问题承诺着解决人类性问题，故问题的答案也承诺着人类性价值。学术之愈加昌盛则意味着人类理性困惑愈多，学术原本是以澄清理性误区、获得真理为己任，但因学术之理未能穷尽，故形成了学术繁荣的景象。然而，研究对象和主体之间主客二元对立的问题在现代学术已显现出严重弊端，形成了研究者生命与学术之真的疏离，所以，所产生的学术成果也必然与自我生命了无关系。前文已经指出，学术与生命的疏离是理性非命的价值承诺，这不但违背了生命存在的本质，而且也违背了学术穷理之逻辑，故，鞠曦先生提出学术伦理学，旨在解决学术与生命背离现象，给出学术与生命生生的本体论之依据。

在此，需要对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进行一个简要的理论阐述。由于儒家思想自孔子后就遗落了“性与天道”之学，性命之学在历史中埋没千年而不彰。鞠曦先生对易学的正本清源后，指出儒家“性与天道”之学在于《咸》《艮》两卦所承诺的形上性生命科学原理。根据《说卦传》思想原理，鞠曦先生完成了《易》思想体系的推定，认为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以“生生”为其本体，并以西方的哲学形式外化出易哲学思想体系，即“形而中论”。 这一思想体系包含了：“一、‘本体和中’的‘生生’本体论；二、‘中和贯通’的‘损益之道’’；三、‘主体中和’的‘穷理尽性’；四、‘形神中和’的‘以至于命’五、‘天人和中’的思想体系；六、‘同途殊归’的易学思想”。[30]“形而中论”的思想体系表明，西方哲学在还未解决存在问题就终结了自身理论形式，但在中国哲学中，《易》不但解决了存在问题，而且给出了人如何通过存在来解决自身的生命安顿问题。因此，按照哲学所承诺的问题形式，鞠曦先生推定出：“时空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自以为是是哲学的根本问题。”[3]“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哲学的核心问题。”[32]西方哲学未能推定并解决哲学之根本问题、基本问题，所以不能解决哲学的核心问题 ，而哲学核心问题承诺着学术之理的穷尽，最终内化于人的生命存在、以至于命。就其中西哲学思想的价值论承诺而言，西方哲学承诺是理性非命的思想理论，而中国哲学承诺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易?说卦传》）的学问。

因此，如何把中国的性命之学通过哲学理论的形式阐释出来，并且得到科学上的证明，这是鞠曦先生在中和贯通中西哲学的基础上解决理性非命的学术使命。从西方哲学中厘清理性与生命疏离的本质原因是在于：“哲学经过几千年的进路后，哲学思想洋洋大观而文献浩如烟海，却因为‘存在’使‘存在’与所有哲学都成为存在的被存在，成为黑格尔所言的死人的骨骼。究其问题所在，乃存在的理性存在方式被理性所异化为纯粹的理性推定，遗忘了理性存在的生命本源——外化与内化之中和统一 ——内化为性而外化为理，从而使本应严格区分的‘理’与‘性’成为存在的属性，进而产生的主客二元分立，终于使理性不再关切生命——本来从生命出发对存在的所有认识而被所谓存在的纯粹性使生命异化于存在之外，从而使生命被存在的理性之误而危及自身——后现代社会的危机均源于此。因此，从生命——人的主体生命存在——出发的对存在推定的理性必须回到生命，解决生命安顿问题为理性的唯一价值，从而使‘理性与命’成为存之为存在——本体论的逻辑起点，此为本体论承诺与逻辑统一之根据，从而使哲学的存在论问题得以化解。所以，余提出了‘理性与命’这一命题，以此使所有学术归结于这一存在论推定。”[33]

从时空哲学的角度鞠曦先生提出“理性与命”的命题，通过存在与被存在的角度指出西方哲学中历来已久的存在问题，“存在的理性存在方式被理性所异化为纯粹的理性推定，遗忘了理性存在的生命本源——外化与内化之中和统一 ——内化为性而外化为理”。所谓“内化为性”是指的是由生命所产生并形成的意识主体性，意识内化被存在之主体性则走向的是生命的形而上之路；“外化为理”是指被存在之主体性意识外化，通过思想理论来认识生命以及主体的被存在属性，而意识的内化与外化皆来自于主体的生命存在作为其本源。可见，理性所推定的思想远离了人的生命存在，人无法从理性中得到生命的本质，生命与理性的吊诡是造成理性非法的根本性原因。

因此，理性所穷之理不仅是天地万物之理，而且唯有把人的生命之理穷尽，方能认识到人生命的时空限定性以及人生命的内时空超越性。显然，无论是生命的本质还是生命的哲学原理，是由鞠曦先生的时空哲学所完成的理论阐述。所以，理性的合法性在于理性与生命的统一，主体以生命推定学术所承载理性的形式，并以理性形式承诺对生命价值的肯定与自我把握，这就是说理性的价值在于对生命的自我把握，而远离生命的理性也必将是对人生命存在的自我否定。在现代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我们所看到的是学术非但能够成为把握生命存在的法宝，反而成为戕害学者生命的利器，正如现行学术体制下的许多大学学者以及科研人工作者成为“过劳死”群体的主要人员，根据统计：“杨何清指出，在中国，教师、科技人员、公务员、新闻从业人员是‘过劳死’重发人群，尤其是教师和科技人员。同时，‘过劳死’呈年轻化快速增长的趋势。”[34]学者的生命危机成为每一个从事学术的人不得不面对和深刻反思的问题，生命因学术而亡的现象所表明的是，学者所做之学术不能安顿好自己的生命、不能解决自己的生命问题，所做之学术是远离其生命本质的。反而言之，学者所从事的学术不能安顿好学者生命，不能解决学者的生命问题，那么，这样的学术何以成为解决人类性问题并成为天下之公器价值、何以成为安顿天下世人之生命？显然，答案是否定的。那么 ，什么样的学术承诺了理性对于生命的自我把握？学者如何以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证明自己学术之正确？以上问题正是学术伦理学所要回答的问题。

针对学术上理性非命的问题，《易》之乾卦给出了学者从事学术所面临的存在论问题：“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易》中所言君子以忠信为进德、以学问为修业，以居业来检验修辞之诚，穷万物之理尽万物之性，最终达至于主体之生命，这与孔子所言“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的承诺所一致。鞠曦先生根据其哲学及《易》研究提出了学者从事学术研究须遵循的学术伦理：“学术者，天下之公器。公器者，与命之道义。道义者，居业之伦理。伦理者，学者之生命。”学术作为天下之公器，所面对的是人类性的问题，这种普遍性问题不仅是在于从本体论上把握存在的本质，更在于人通过存在的本质能够把握自我生命何以为存在的问题，以自我生命的存在方式验证其思想理论的合理性，经过自我生命验证过的学术方能承诺真正的学术之公器意义。显然，此命题的提出规定了学者所从事学术的合法性依据是在于理性与命。

从鞠曦先生的《时空统一论》中的学术“存在逻辑”而言：“作为学术基础的哲学，更是严格遵守被存在的去被存在的存在的去存在的‘学术逻辑’。按照哲学的承诺与推定，其完结于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之逻辑、形式、范畴之中和统一。其于时空的被时空的去被时空的时空的去时空，从而完结于时空之内化，时空的内化使哲学内化。是故，一个使存在的被存在的去被存在的‘存在逻辑完结的哲学，才是唯一具有人类性的哲学，而正因其使人类性成为人类性，故哲学内化与人类性从而完结自身。哲学‘内化’的‘逻辑’，同时亦是外化的逻辑，此为‘内外中和’，乃哲学之道也。”[35]

鞠曦先生以上所言涉及了众多《时空统一论》中的哲学观点，由于其哲学思想的极具前瞻性与思辨性，所以有必要在此做一番学理阐释，并指出其学理依据。所谓“被存在的去被存在的存在的去存在”，这句话中包含了本体、主体、客体以及价值。从学术的“去被存在”角度而言，“被存在的去被存在”是指的是，学术是被历史所存在即学术思想史。由于学术问题是被学术思想史所存在，所以主体通过学术的被存在去解决学术的被存在问题，从而达至学术理穷而止，是为学术的“被存在的去被存在”的价值论承诺，“被存在的去被存在的存在”是指主体通过学术穷理后所树立的新的思想理论；此句所言的“去存在”是指学术穷理后所形成的新的思想理论承诺了解决历史上以往的所有问题，使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学术上理穷而止完结于内时空，所以理论时空统一而内化（学术终结）于主体之生命，而主体存在也因学术内化于人生命之中而去主体之被存在。

从时空角度而言，主体所穷之理乃性之时空外化之存在，这表现为学术思想的创建与学术思想史的形成。理性唯有将学术之理穷尽，主体方可把思想内化于生命存在，也就是说，思维穷尽外时空之理论后止于内时空，主体之生命因内时空与外时空之中和统一而生生不息，哲学因时空内化终结自身的理论形式并内化于主体的生命存在。从思想的发生学而言，主在之生命意识对本在之时空进行间化而形成了范畴、形式以及逻辑，所以，穷理也是穷尽逻辑、范畴、形式而已。从主客体而言，学术是被历史所存在的客观存在，主体要从事学术需遵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即穷尽历史上的概念范畴，以此来建立新的范畴概念以及命题并承诺解决以往的哲学问题。 在从事学术时，学术的内在要求主体对学术把握的主客时空统一，由此而形成了学术与生命存在的时空统一，学术因理穷而止，内化于生命之存在。所以，哲学之内化的逻辑与外化之逻辑，同为时空逻辑，即时空统一。由此可知，无论是学术还是主体生命的本体皆是由时空所决定的，是故，学术与生命是被存在的存在去被存在的存在的去存在。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鞠曦先生以独立的学术人格来从事学术研究，把学术穷理作为安顿自己生命的存在方式 ，以此来验证其思想理论的有效性，最终完成了中西哲学之穷理，故，理性至命。反观当下体制化环境所产的学术成果，却是对公器与道义的消解，以及学术与生命存在方式的背离。学术之思想不能验之于己身，罔顾与命之道义担当，由此可见，不能立己成己的学问，何以能够安顿天下世人的生命呢？反思孔子所提出的儒家学术标准并未在后世学者身上真正实现过，对于现代学术而言，实现孔子所言的学术标准，只能是从真正秉持儒家思想为其生命安顿的儒家学者开始，所以，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复兴，首先是儒学理论与儒家学者生命的统一性为儒家思想复兴逻辑起点，这是因为如果秉持儒家思想理念的学者都不去把自己的思想理论践行于自己的生命存在，从存在论意义上何谈儒学之复兴？由鞠曦先生所提出的学术伦理学所表明的问题是，未经学者自身生命验证而笔之于书的学术思想，不但是自欺欺人的学术，也是欺瞒天下的伪学术。

本次会讲的主题为“内道外儒的理性与命”，故理性与命是会讲的思想主线。作为追随鞠曦先生思想的弟子以及学员，以内道外儒为志向，以理性与命为价值承诺，内修性命外修学术、理性至命为学术目标。显然，弟子以及学员水平离这一目标相差甚远，无论是在知识储备还是性命修为上，理性与命将会是对每一个有志于修习内道外儒的学者提出严峻的考验。

与以往会讲不同的是，此次儒道研修增加了一个论文答辩环节，在会讲进行到末尾时，参会学员需在两天内提交字论文，作为最后研修班结束的学术思想总结。通过论文答辩环节，不仅能够显示出学员在半个多月以来的学术研修情况，而且考验每个学员平时的学术功底，进而在思想相互磨砺的基础上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准，揭示出自己的思维盲点与思想误区。因此，论文答辩环节将是书院未来培养学者的重要教学内容。

除此之外，鞠曦先生用《易》“六爻成效”的诠释学原理解释《既济》与《未济》两卦所表达的理性与生命之理，通过对卦爻一以贯之的诠释，使学员们理解了“六爻成效”的思想原理，揭开了千百年来解易的方法论难题。在对《易》正本清源的基础上，鞠曦先生提出学术伦理学命题，引起了许多年轻学者的极大兴趣。对于年轻学者以及未来从事学术的研究者而言，什么样的学术能够安顿好自己的生命使之理性至命，始终困扰着大多数学者。为此，鞠曦先生提出了：“学术者，天下之公器；公器者，与命之道义；道义者，居业之伦理；伦理者，学者之生命。”之学术伦理。此学术伦理显然包含了学术之功能、学术之合法性、学者生命之合法性，其根本则在于理性与命。由此可见，理性之最大价值在于安顿人类之生命，非此则理性非命。

[1]（美）刘易斯?托马斯：《细胞生命的礼赞》，李绍明译，徐培校，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70页。

[2]（美）刘易斯?托马斯：《细胞生命的礼赞》，李绍明译，徐培校，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70页。

[3]（法）P?哈道特：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李文阁译，《世界哲学》，2007年第1期，第4-5页。

[4]（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88页。

[5]（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3页。

[6]“哲学内化”，此概念源自鞠曦先生《时空统一论》思想，其观念认为，哲学必须完成内化与外化的时空统一，否则必然解体。读者可参阅“白山传习录 —— 丙申年答彭川问哲学、易学问题（ 2016 ）”，/。 

[35] 鞠曦：“《易》与学术之道——学术之被存在的去被存在”。《第一届国际易学联合会现代易学专委员会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三届国际现代易学年会”论文集》（20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