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9年义务教育后,人生比较迷茫,学点什么手艺好?

今天下午看了一则新闻,新闻题目是这样的,看下图:

当时看了新闻标题,大概扫了一眼内容,我觉得我很赞同易教授的说法,就把这个新闻的链接转发到了QQ空间。

没想到没过两分钟,一个同学就评论说他不认同这种看法。

于是,我就再一次点开那则新闻,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发现这一读,我更认同易中天教授的说法了。

易中天教授演讲稿的大意是这样的:中国大学以前的教育时间拖得太长,应该缩短学制,把小学初中高中缩成一个整体,这一阶段为义务教育阶段。在这一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大部分人去职业技术学院,少部分人去上大学。而且应该删减不必要的课程,减轻学生负担。最重要的,是要注重素质教育。

本来我就认同易教授的说法,再加上他演讲稿中多次出现素质教育,而且最后的意思是说教育是以人为本,重在育人 而不是造机器,就更让我信服他的说法了。

听过一句话:买菜用不着数学,但学好了数学决定你在哪儿买菜。那么问题来了,据说马云当初高考的时候数学就考了一分,那么他现在在哪儿买菜呢?他不买菜,因为他不会数学。

这就是易教授说的,中国教育课程太冗杂,很多明明对你没有实际性意义的课程,你不得不学。初中高中,咱们都不用说了,那是一个为了教育而教育的时间段,而且也是学基础知识,没办法。到了大学,应该就改变了吧,然而并没有。

我是学汽车发动机的。发动机的知识,我懂点儿;计算机编程,我懂点;机械设计和制造,我懂点儿;自动控制技术,我也懂点儿;电工电子技术,我还懂点儿。但懂的这些有多少呢?仅能够向别人证明我是理工科生,不是文科生。我曾经就这个问题问过老师,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现在的大学教育是重基础,宽口径,等你毕业了,就业的方向宽。”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大学学的东西多,但都是皮毛,以后你可以自由选择就业方向,说白了你就是个万金油。而人最怕的,就是什么都懂,但没一门儿精通。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大学花了四年时间,就学了点儿皮毛,毕业后几乎得从零开始,即是大学这四年是白白浪费了的。但我又不得不上这个大学,因为那个毕业证是我“能力”的一个证明,没有这个证明,没人认可我。

所以,对易中天教授“义务教育结束后,大部分人应该去职业技术学院,少部分人去上大学”的说法,我很赞同。而且我一直的想法也是教育应该以人为本。

大部分人去职业技术学院,少部分人去上大学这种教育模式,对国家,对个人都是有利的。

很多人上大学其实就是为了就业谋生,这些人就是把大学当成一个技术学校来上的,毕业工作。需求决定供给,于是就有了“现在的大学教育越来越接近蓝翔模式”这种说法了。所以,现在的大学,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甚至还不如一所职业技术学院,但它却披了一层光鲜亮丽的外衣,让人望而却步。

所以,对只想工作谋生的个人来说,上职业技术学院是个更好的选择。职业技术学院门槛低,我们不用为了去撕开它那一层光鲜亮丽的外衣而做些无用功,费很大劲,可以把这节约下来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更多自己想干的事,压力也不会很大。而且上职业技术学院我们可以学到一门实实在在的技术和手艺,这门技术和手艺作为我们谋生的手段和工具不比你从大学带出来的那个毕业证更实在吗?

还有一小部分人,在某一科学领域有天赋,或者对科学研究和高深学问有探索欲,那这部分人就适合进入大学深造,学习更精深更博大的学问,最后从事科学研究。身边都是志同道合喜欢科学的人,不比生在一个鱼龙混杂的校园里,让你发展的更好吗?

从个人角度来讲,各取所需,而不是不明就里地去求虚名,做一些无用功,应该是一个好的选择。

国家开办高等教育,每年在各个大学投入巨资,不就是为了培养人才吗?但在现有的大学教育模式下,不仅国家的资金,大学的资源,存在很大程度的浪费,培养出的人才也是参差不齐。

如果鼓励大部分人在高中或者所谓的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去职业技术学院,这种状况会有所改善。

职业技术学院门槛低,学生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儿去跨越这个门槛。节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就可以对学生进行真正的素质教育,这对整个学生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综合素质提高都会有所帮助。

大部分不适合进入大学的人进入了职业技术学院,这样,国家的高素质技术人员就会大幅增加,国家机器的运转就会更有效率。而且,这些技术人员是在上学期间就学会了自己的技术,从而避免了大学毕业后还得重新学习技术的窘境。

还有一小部分适合进入大学深造的人进入大学学习,在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下,他们的学习将会更有效率,最后,这一批人学到了尖端技术,从而国家在尖端领域也会有更大突破。

最后,一个进入大学深造的工程师,带领几个从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开发新东西,为国家创造财富。效率不是更高吗?

所以,从国家角度来讲,因材施教,以人为本,注重素质教育,培养出高素质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对国家的科学发展,经济进步,社会发展都是有利的。

其实,谁去学技术,谁去上大学,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才分配问题,而是个人观念问题,因为我们都想做工程师而不想做技术人员。但是我们不知道,个人能力、观念,喜好不同,导致我们分工不同,也因此能让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独特的光和热。

所以我们应该摒弃偏见,是什么人,干什么事。工程师虽好,可你不一定想干,或者说你干不了,那何必非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去受那一份罪呢?

义务教育结束后,大部分人应该去学技术,少部分人去上大学。这是一个观念的转变,等什么时候我们观念都转变了,很多大学也慢慢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职业技术学院,我们的教育也会变得更有效率,中国教育也会慢慢地变得更人性化,更实用。

那,什么人适合去上大学,什么人又适合去职业技术学院呢?就看你认不认同“义务教育结束后,大部分人应该去学技术,少部分人去上大学”这种说法了。不认同的,适合去上大学;认同的,适合去学技术。

  成功是一种观念,致富是一种义务,快乐是一种权力。人生就是需要一些这样的励志文字和激励我们,一起来看看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鼓励励志的文章推荐3篇,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鼓励励志的文章推荐:再见了,半途而废的人生

  本质上,我是一个不勤奋不努力的孩子,甚至更加直白地说,骨子里的我,是个懒惰散漫的姑娘,做事从来只维持一分钟热度。对!顶多一分钟,说三分钟,都是抬举我了。我热衷于制定许多详细周密的计划,却一个也没有执行。当然,认识我的人,可能会觉得我在开玩笑,而了解我的人,大概是十分赞同吧!

  比如背单词,最久的时候,我只连续坚持了半个月;比如,我只跟着老师坚持学了两个月;比如画画,我只是在心血来潮的时候,会提笔画上一幅。而不动笔的时候,我甚至会停笔半年;甚至恋爱,我总是容易沉溺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一个人胡思乱想,而后满是委屈——再好的爱情也是死得很快;就连吃早饭这种小事情,我也是很难坚持下来的。即使我总是喜欢对别人苦口婆心地千叮咛万嘱咐,讲着不吃早餐的危害,即使我知道,这对胃不好。我的人生,只剩下一堆有了开始却没有坚持下去的雄心壮志,就像是一堆点燃的火把,没有燃起就很快熄灭了。我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却是以三分钟的热度去生活,活了二十多年。

  看吧!我就是这么一个不能坚持的孩子。我一直就在这种半途而废的人生里醉生梦死,却自以为是地觉得自己活得很不错。

  其实这些事情里面,很多都是我喜欢的,但是在我这种懒虫身上,它们终究变成了昙花一现。就算是凋零了,我也并不会产生什么负罪感。因为——我会找理由啊!我擅长找借口啊!

  不背单词了,我能找到各种考试复习、看书当借口;不学钢琴,我能找到学费太贵,不想继续兼职赚学费当借口;不画画,我能拿找不到橡皮、铅笔当借口,而实际上我是那种拿起中性笔直接画,压根都不带修改的随性派好么!一个橡皮找不到就不画,也就我自己知道,是个多么烂的借口;恋爱谈不好,我也能找到各种理由将责任归咎于别人,把自己放在受伤者的位置上。只是私下的时候,才想起来自己爱胡思乱想的性格确实不怎么讨喜。精神上的不独立,让另一半倍感压力,活得很累。而对我自己而言,这何尝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然而,从前的我,是完全没有意识到的。

  安逸是最舒适,却也是最让人颓废的东西。上着朝九晚五的班,拿着稳定的足够养活自己的薪水,起床、吃饭、上班、午休、吃饭、下班、吃饭、睡觉,日子变得宁静,却失去了生机。我陷入了一种恐惧感里,我就像生产线上的机器一样,按照固定的模式和程序在运转。我害怕往后的二十年、四十年、六十年甚至更久的未来,我都是这样活下去。一眼就看到未来,这样的日子真是可怕!

  那就改变吧!真正的改变,是从我和老妈的一个赌注开始的。“妈,年底回来,如果我银行卡里存够了十万,你就放我继续念书吧!我保证不花家里一分钱。”我对老妈说,是商量,更像是一种通知。说这话,是因为心里还惦记着一个梦;说这话,是因为心里还惦记着一场环球旅行;说这话,是因为我想过的不是现在这样的生活。而老妈,对我所有的梦想都是反对的。

  “如果你想出去念书,没问题,我们断绝母子关系。”这是老妈在我大一的时候留给我的原话。我能理解她勤俭持家、不想花钱的理念,也能理解一个普通家庭面对留学这件事巨大的压力。可是再多的理解,也浇不灭我心里对梦想的热爱和渴望。

  我知道,我不能继续这样过下去了。我的人生有许多种活法,有许多想做却没来得及做的事情,但绝对不是过着现在这样的生活。一切的不稳定背后都隐藏着无限的可能,而一成不变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既然想要改变,自然就要拿出行动来。嘿,你行么?不会这次又要认怂了吧!我问自己。

  第一个月,也就是二月份,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很简单的计划,每晚睡前洗脸、刷牙、敷面膜,做完这些再睡觉。因为面对岁月这把杀猪刀,我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从前的美少女,不再是那个连续熬夜通宵不用多久就能恢复满脸水灵的十八九岁少女。所以,护肤保养这件事,第一次写入了我的人生计划里。很棒!我坚持了四个星期,这事情算是没荒废。

  第二件事,就是抬起懒手坚持码字。最初定的计划是每天最低一千字。后来才发现,我这么个唠叨的家伙,每天一千字实在是太轻松。于是计划调整,变成了每周最低一万字。后期还会加入码小说的大军中,说不定变成一天一万字也不是没有可能。第一周,顺利度过。

  第三件事,就是运动、健身、变瘦。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总有一天我要瘦成一道光。想瘦自然要动起来,找到一个不错的舞蹈班,可以让我选两项科目学习。我是很犹豫的,各种理由又出来了,比如那个舞蹈班的地点离我住的地方太远,晚上骑车回来不安全;比如一年很难坚持下来,冬天冷,夏天热啊!比如上课时间晚上七点到八点,不够我下班赶过来练习。看吧看吧!我就知道我是一个很狡猾的姑娘,大概除了我能降得了自己,其他人只能对我无可奈何吧!于是,果断地做了决定,立马交钱报班,选了芭蕾和拉丁。这个舞蹈班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给退班,不给退钱。我忍不住给他们点赞,这太适合我这样犹豫不决、执行力为零的姑娘了。

  现在,我已经提前买好了练习的猫爪鞋子、芭蕾的练功服和袜子,甚至买好了盘发器,学着将长发高高盘起。乖乖地去上着课,变成自己心中优雅的大天鹅。而不去跳舞的时候,我也乖乖地去操场一圈一圈坚持跑步,每天最低跑步五公里。兴致来了,十公里跑下来也不成问题。

  第四件事,坚持学习,给自己打好牢固的金融知识,一半是感兴趣,一半是为了挑战自己。我为自己打气:为研究生考试做准备,你要加油啊!为了后面的做准备,你要努力学习啊!我给自己安排的课程,终于可以认真地对待了。

  我总是对自己说,嘿,姑娘,不要认怂。这个知识点你懂了吗?嘿,你又要偷懒了吧!就知道你是懒虫。嘿,第三周有期中检测噢!我要拿高分噢!

  我给自己泼冷水,我给自己打气,我只是想要这个容易放弃的小孩再坚持一点点。被窝里、办公室里、餐厅里、操场边……手机客户端听课,平板客户端上课,PC网页在线学习……真正的学霸模式开启的时候,一切地点和工具都变得不重要。学习才是王道!

  也许后来我还会尝试做许多事情,但我一定会慎重对待,那些我热爱的事物,我再也不会轻易放弃。那些我深爱的人,我再也不会爱到半路撤退。世界上很多很多事情都是极其简单的,而真正难的是——你总是只拥有三分钟热度。而这也成就了我们半途而废的平凡人生。

  此时此刻,我的心是满的。我终于学着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负责将自己活成最好的自己,负责和半途而废的人生说声再见!再见了,半途而废的人生!我还有无限可能的未来,我不能陪你过下去了。

  再见,再也不见了!

  鼓励励志的文章推荐:穷养的女孩对人生的感悟

  作者:提拉没有米苏

  我是穷养长大的女孩

  “穷养儿子富养女"。这大概是民间流传最为广泛的一句古训。很多人对这句话视为金科玉律,也有很多人因句话发出反对声音。

  与这句古训相悖的是:我是穷养长大的女孩。

  我说的“穷养”,不是父母帮我选择的方式。而是,那会儿,我家确实穷,毫无选择,我只能被穷养。

  7岁,是我看安徒生童话书的年龄,我有一个“公主梦”,渴望拥有一个洋娃娃。

  有次和妈妈赶完集回家时,我在一个小摊上看见一只小娃娃,是摊主手工缝制的,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布艺娃娃有中指长,三条粗粗的黑色棉线分别为眼睛,嘴巴,做工极为粗糙,价格是一元。我紧紧拉住妈妈的手,央求妈妈给我买下。妈妈不允许。那会儿,拥有一个布艺娃娃,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奢侈啊。我性格倔强,又加上委屈,在集市上哭闹起来。妈妈又尴尬又生气,硬是把我拉扯走开。后来跟妈妈回想起这段往事,妈妈眼圈发红,说,那次,买完菜,浑身上下身只就剩下了两毛钱。

  初中,学校在镇上,从家到学校距离十几里路,中午得在校吃饭。学校里有餐厅,饭菜很便宜,一两块钱就可以吃得好。为了省钱,我去餐厅买饭的次数寥寥无几,初中四年的午饭,我吃的几乎都是从家带的馒头和咸菜。

  高中是在市区读的,学校是封闭式管理,只有周三下午和周末是开放时间。周三下午,家长会带着各种好吃的来看望自己的孩子。整个宿舍只有我来自农村,其他女孩子都是市区里的。家长来看她们时,给他们带来糖醋排骨,鸡肉,鱼,虾……这些是我们家只有在过年才可以吃到的东西,有时候甚至过年都吃不上。妈妈们都和蔼可亲地劝自己的孩子好好吃饭,说:“多吃一点儿,你看看你,又瘦了,学习很累吧?”因为离家远,路费又太贵,爸妈很少来看我。

  我自己坐在一旁冷冷清清很是尴尬。之后,每个周三下午,我都会拿上一本书坐在操场上,和夕阳为伴。没有多少诗情画意,只是为了避开家长们和美食们,还有那份浓浓的温情。

  大一入学前三个月,我每月生活费是100块(其实500元才可以满足温饱)。后来生活费就没了,恩,就是没了……三个月后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是我打工赚出来的,每个周末去打工,节劳动节去打工,寒暑假从来没有回家过,自己忙得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就这样,磕磕绊绊,总算把大学读完。

  大学刚那年,爸爸跟着包工头建筑作业时脚一滑,从五楼上摔下。当时妈妈给我电话,哭着说:赶紧回家,好像你爸爸快不行了……我听后头脑空白一片,转而我强迫自己定神,轻声安慰妈妈:没事儿,肯定没事儿。

  我冲进火车站买了最早的车票。在火车上,树木从窗前快速闪过,往事一幕幕。我想起爸爸给我做的风车,他带我去麦地里放风筝,幼儿园有捣蛋鬼欺负我时他帮我“教训”别人。不管我长多大,爸爸都是我最温暖的靠山。现在自己好不容易毕业,万一爸爸有个三长两短,我再也无法报答他了。想到这儿,我的泪水决堤,再也止不住。

  到了医院,看见爸爸昏迷不醒,我开始恐惧,跑去找医生,医生告诉我:你爸爸命大啊,生命没有危险,只是摔断了六根肋骨,肺部有些戳伤,消消炎,慢慢养,就会好起来。

  医生短短的一句话,却让我蹲在走廊上痛哭了半个小时。我心里高兴,就像埋灰烬中的希望再次被点燃。可我只想哭,大声哭!走廊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有的人停下看看我,再走开。还好,还好,谢天谢地,爸爸没事儿,只要爸爸还活着,一切都好,一切都好!

  爸爸是家里的顶梁柱,爸爸一倒下,很多人害怕了,纷纷来我家讨债,我钱包里有800块钱,来一个人就给他们一百两百,然后向他们许诺:你们放心,我已经毕业了,钱,我会使劲儿去挣,慢慢还你们。

  为了还债,爸爸把房子卖了,可卖房子的钱微乎其微。那天,妹妹给我电话,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我知道,那座房子,承载了我们太多美好的记忆。

  那一刻,我下定决心:爸爸妈妈因为生活受了多大委屈,我就让他们享多大的清福!

  那时家里的物质条件,就是这种情况:穷到山穷水尽,穷到日暮途穷。

  但是,父母并没有对我跟妹妹进行精神上的“穷养”。

  爸爸妈妈对贫穷并无多少怨言。他们经常对我和妹妹说的一句话是:人穷没关系,怕的是又穷又懒惰。虽然家里物质生活匮乏,但爸妈并没有自暴自弃,一直勤勤恳恳赚钱。虽然,赚的钱只是杯水车薪。

  在这种条件下,爸爸妈妈省吃俭用,坚持供我跟妹妹读书。他们一直相信:读书是改变农村孩子命运的唯一出路。

  妈妈年少时考上了高中,因为家里没钱,辍学了。但是,她一直喜欢读书,每本书都做。我家里有一摞书,印象最深刻的是琼瑶《几度夕阳红》和金庸的《雪山飞狐》,读小学一二年级时,这些书已被我翻看了无数遍,至今犹记得那些泛黄书页中传递的侠骨柔情。妈妈培养了我的——读书,跟她一样,我也喜欢做读书笔记。

  那时家的模样就是现在中的“偏远农村”,破旧的土房子,家徒四壁。但是他们每天起床后,都会把破旧的家具擦得一尘不染;衣橱里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院子里种得月季啦,夹桃花啦,开花时,院子里一片芬芳。每个人来我家都会感叹一句:收拾得真干净!

  即使在落魄的时候,也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去生活,要积极、有精神气儿,不能得过且过。这是他们教会我的。

  有很多人会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农村的孩子,“美名”曰:“乡下人”!在他们的印象中,乡下人土里土气,乡下人缺乏规矩,乡下人容易自暴自弃。

  其实,优秀的品质和生活习惯跟是否“贫穷”和“穷养”并没有必然关系,这取决于父母对贫穷的态度,取决于父母的言传身教和爱的能力。

  贫穷对身心造成的影响和解决

  虽然爸爸妈妈竭尽全力在精神上“富养”我们,但是由于物质方面的极度匮乏,难免对身心造成不好的影响。

  01)、贫穷会带来性格上的缺陷

  爸爸妈妈为了赚钱去县里打工。从两三岁开始,我就跟着奶奶活姥姥一起生活,在加上父母对我们的教育相当严厉,相对奶奶和姥姥,我跟父母的关系比较稀疏。

  说着说着就提到了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因为不常跟爸爸妈妈生活一起,自己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我经常会在刹那间失落,那种感觉,像掉进淤泥,我感觉到自己在一点点沦陷,拼命想挣脱却挣脱不出来,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无力感。

  后来才知道,这是缺乏安全感的一种表现。

  有句话说:“如果真的有时光机可以回到某个时刻,我只想回去抱抱小时候的自己。”听起来真的很辛酸。

  高中时,我开始跟周围同学格格不入,这是自卑引起的。而这种引起自卑的根源就是贫穷。

  大一那年,我围着操场跑步,记得那天天很蓝,心情和状态很好,我围着操场跑了一圈又一圈,超过了自己的预定目标。突然间,我想,自己不能再沉浸在负面情绪里不能自拔了,再这样下去,我的人生就会毁灭掉。

  我想,或许,每个人心角都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或者说是潜能。这种力量会慢慢积攒,在某一刻会发生质变,发出耀眼的光芒。

  那天,我开始思索,试着接纳自己。

  我开始进行自我调整,强迫自己要微笑,要乐观。慢慢地,我学会了幽默,学会了自嘲。

  我意识到,贫穷并非原罪。我开始坦然接受贫穷,就像接受一个并不让人待见的朋友。

  当别人邀请我去时,我会坦然拒绝:对不起啊,我没时间,我得去家教。

  和同学们一起去餐厅,她们善意调侃我老买最便宜的饭,我哈哈大笑,心无波澜:多吃蔬菜不但省钱而且健康,没看姐又高又瘦?

  当打开心扉,与阳光共舞时,我发觉自己的内心越来越强大。而只有内心足够强大,才可以所向披靡无所畏惧。

  不知何时,那种突如其来不安全感已离我渐行渐远。

  大二那年,那个唯唯诺诺,与世界格格不入的女孩已不见踪影。直到现在,我明亮开朗,活得没心没肺。而当一个人乐观向上嘴角上扬时,好运也会开始眷顾。

  还有,相由心生,当内心健康明亮时,整个人也会看起来柔和美丽。

  02)、贫穷无法提供更好的教育和更广阔的视野

  大三那年,我学校附近咖啡屋打工,认识一个美国外教,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她几乎每天都来咖啡屋。每次都跟我闲聊几句,很是轻松愉悦,我们就这样熟识了。

  她喜欢喝哥伦比亚自制咖啡,经常坐在吧台前,笑意盈盈地看我磨咖啡豆、煮咖啡。

  “Wonderful!”她说。可能夸我的手艺,也可能夸咖啡的味道。

  有次在我的休息时间,她来到咖啡屋,我当时正在看雅思词汇。她问我:“打算去留学吗?

  我吐吐舌头:“不是,只是对语言感兴趣。我想去留学,可留学需要资金,我没有。”

  她喝完咖啡走向吧台,严肃又诚恳地对我说:“Summer,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我觉着,一个乐观美丽的女孩不出去闯闯太可惜了。你去留学吧,我刚才想想了想,我可以帮助你,给你提供第一次去美国的飞机票,留学时可以在我家住宿,我还可以在我们学校帮你找兼职。”

  如果去留学,这对我来说,该是多么大的一个帮助!我心里满满的感激,但略微思考一下摇了摇头,在中国,有时候我连饭都吃不上,哪来的学费去留学啊。

  就这样,一个很好的机遇,因为贫穷,我错过了。也错过了更好的教育,和更宽广的视野。

  可我并没有停止不前。贫穷的生长环境无法选择,但可以选择去努力。

  我读很多很多的书,通过读书来拓宽自己的视野。

  毕业后,我找到工作,并在这座城市慢慢立足。

  我独自旅游,见更多的人,学更多的事儿。

  我学习理财,不去千方百计节约省钱,而是想方设法创造财富。

  人生如登山,处于最低谷之时,意味着人生之路开始慢慢爬高

  很多人,不,大多数人对待贫穷,就像躲避瘟疫一样,避之不及。

  我并不感谢贫穷,我说过,它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很不让人待见的朋友。可它并非一无是处。

  比如,我的独立,可以在婚姻这段亲密关系中提供稳定的基础。

  比如,参透很多坎坷,很多事情我会去看淡,也因此少了很多纠结和拧巴。

  再比如,我的抗挫折能力和抗压能力很强:物质生活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挺过来,还有什么不能逾越的?大不了从头再来。

  文章开始提及,我生来倔强,当然,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是倔强。有时候在别人看来不得不放弃的时候,我“偏要勉强”。现在想想,正是这种执念,让我慢慢挣脱不利环境。

  24岁时,我遇到了生命中的他。我们那会儿结结实实地赶了一把“时髦”——裸婚:没房,没车,没存款。努力奋斗了两年,已有房有车有小额存款。

  我们给爸爸妈妈在老家的镇上买了一套三居室,喜欢整洁干净的他们,把房子收拾得窗明几净。那种卑躬屈膝向别人借钱和战战兢兢被人讨债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他们舒展的眉头,是我最喜欢的样子。

  妹妹去年考上了一本大学,跟我在一座城市。

  当然,这些,真的不算什么。我的“富二代”朋友名下有好几套房子,收房租是她的副业,没事儿就开着豪车去喝喝咖啡看看帅哥,优哉游哉。我刚刚长出翅膀,而她已经在高空展翅高飞很久了。

  可是,相对于我之前的生活,我已经超越了太多,对我来说,这就是进步。每一天,我都在努力超越昨天的我。我曾经跟朋友调侃:虽然我做不了“富二代”,但我可以做“富一代”呢。

  人生如登山,有低谷也有高峰,当处于最低谷时,不要低落,不要放弃,不要难过。

  想想,已经这样了,还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事儿吗?

  而且,处于最低谷之时,意味着人生之路开始慢慢往上爬了,会越爬越高,也会离阳光越来越近。

  鼓励励志的文章推荐:能把一件事情坚持做到1万小时的人

  “嗯,只要能合理规划时间,并且执行力足够强,假以时日,你真的可以同时把多件事做到极致。”

  前段时间,看了星姐的下班后系列文章,星姐说无论平时上班多苦多累,她都会在下班后抽出两个小时的时间去码字,到现在已经坚持了七年,七年里,利用每天两个小时的码字时间,星姐出版了四本书、在各大平台积累了众多粉丝,她说这部分额外收入目前已经成为了她最大块的经济来源,靠这些撑起整个家的开支,绰绰有余。

  其实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一万小时理论。但我相信,除了工作外,能把一件事情坚持做到一万小时的人,真的很少,而一旦你做到了,那就真的可以同时把多件事做到极致。

  若干年前,当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懵懵懂懂,我的世界里只有读书、做学生工作、以及不停地参加活动,不仅没有一个具体的方向性的目标,而且常常是来什么做什么,从来没有思考过对时间的管理。直到将提上日程的时候,我才开始思考每月时间的规划、每天时间的安排。

  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的计划里,几乎把吃饭、睡觉外的时间全部填满了。跟以前拍脑袋和看心情决定学什么的情况不同,从早上06:30到晚上00:30,我会规定自己在不同的时间段学习不同的科目,不同的时间段做不同的事情,比如,上午的前一个小时我花费在上,后面的三个小时我会用来学习数学,中午饭后的一个小时我会阅读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书籍,而下午的大块时间我会用来,晚上则对这一天的学习进行和反思。我会把这些安排制作成一个详细的表格,强迫自己在对应的时间区间内必须做规划内的事情,即便我对数学的兴趣远远胜过英语,也绝不会容许数学占用英语的时间。这样最终的结果是,我的考研成绩门门都很出色,不仅总成绩排名第一,单科成绩也稳居前三。

  从那之后,我就开始特别注意对时间的规划,虽然时常也会因为不知何去何从而感到彷徨,但只要确立了目标,我就会制定出具体的时间规划,而后强迫自己严格按照计划执行。

  但其实,之后的这些年里,虽然我也一直在努力按照这种方式去践行,却一直没能达到考研时的那种状态,现在想想,那时候的状态真的太美妙了,毫不夸张地说,一天能保持12个小时以上的高效学习时间。

  现在的我,除了工作外,也会充分利用好每天的时间,去做些其他的事情,比如,每周的一三五下午17:30-18:50,我会去健身房做力量训练;下班后的晚上22:00-00:00,我会用来研究一些大V的文章,学习些公众号运营推广的方案,写写文章;上班路上,我会看些自己感兴趣的书,下班路上,我会刷刷朋友圈,看下别人的日常;而周末的大块时间则会用来充电。。。

  当然,这一切的安排都是建立在没有特殊事由的前提之下的,事实上,大多时候也不会有一些特殊的事情,如果真的有,做出实时的调整即可,比如去年赶跨年红包项目的那一个多月,实在没办法,把健身暂停了一个月,项目上线后,才恢复训练。

  这些,我都希望能够长久坚持下去,而一旦能够坚持到一定的时间,就完全有可能把几件事同时做到极致,只要事情做到了极致,就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比如,我之前在CSDN上写了一年多的博客,现在累计访问量已经近百万,期间有不少出版社联系我出书、还有一些在线教育网站联系我录制视频教程。这些都有可能在你建立起自己的影响力之后而纷至沓来,但前期的坚持却是一条漫长而又没有任何回报的路。

  成功的道路并不拥挤,有很多人在刚启程不久就掉队了,那是因为他们走错了路,或者有更多的人,自始自终都没发现过这样的路,那是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钱除外)。

  路有很多条,在启程前,我们需要先选择一条合适的路(明确自己的目标),然后合理规划行程(安排自己的时间),每日的行程中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时间段做不同的事情,最后迈出自己的脚步,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等到了终点,你会发现你不仅拍了很多沿途的风景,还写了很多沿途的感悟(同时把几件事做到了极致)。

  事情这么多,我该怎么做?

  “把一件事做好不难,把多件事都做的井井有条,才是本事。”

  工作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你身边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每天都在忙,像“救火队”一样被动处理着各种紧急的事情,似乎一直停不下来。这其实是一种很糟糕的状态,如果你正陷入这样的状态,那么。。。是时候做出调整了。

  当你的任务排期里只有一件事的时候,相信很多人都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因为除了这个,你可能也不知道干啥了,除非自己“没事找事”。而如果同时有多件事压在你身上,你该怎么处理呢?先做哪个呢?这个时候合理的时间安排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而当你不断遇到上面的问题时,这时候就应该静下来好好思考下,对事情的轻重缓急做个排序,决定哪些需要做、哪些不必做、哪些要马上做、哪些可以延后做。

  中的“四象限法则”

  在时间管理上有个概念叫做“四象限法则”。一个人的工作可以分为四种类型:重要且紧急(第一象限)、重要不紧急(第二象限)、紧急不重要(第三象限)、不紧急不重要(第四象限)。

  第一象限:这个没得说,无论从重要性还是从紧迫性上来看,都必须马上搞定,比如产品临近上线前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这时候的当务之急自然是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以保证产品的如期上线;再比如,重要的事情前期准备不足或者一拖再拖,直到临近deadline,这个时候原本“重要不紧急”的事情就变成了“重要且紧急”的事情,而很多时候,这一象限的工作也正是由第二象限转变过来的。

  第二象限:这个象限的工作虽然不紧迫,但却很重要,这里的工作能否做好,决定了会否有更多的工作从这里转移到第一象限。做好这个象限的工作,就能减少其向第一象限的转移;反之,荒废这个区域则将使第一象限的工作量不断被扩大,从而陷入不断救火的泥沼。因此,这里是四个象限中最关键的区域。

  第三象限:不重要但比较紧急的事情,这一象限的工作往往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按照我们常人的思维,紧迫往往会跟重要联系在一起,当一件事情很紧迫的时候,潜意识里它肯定也是重要的。但实际并非如此,比如,当你正在专心处理工作时,有人来问你问题,这个时候其实你就是被这个象限的事件打断了,这种事情对你来说也许并不重要,但是碍于情面,往往又不得不做。

  第四象限: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情,显然,诸如刷朋友圈、逛论坛这样的事情都属于这个象限,这类事情,可以选择不做,也可以放到碎片化的时间来做,比如吃饭排队的时候,坐公交的时候。

  显然,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第二象限的工作中去,保证这些重要不紧急的事情能如期完成,而不至于被拖入到第一象限中去,否则,就会疲于应付各种紧急而重要的事情,从而让自己看起来很“忙”。

  在对工作优先级做了简单的划分后,我们还需要初步评估下每项工作的难度,而接下来要决定的则是,先做难度大的,还是先做难度小的?

  博恩·崔西建议我们先吃掉最大、最丑的青蛙(喻意难度最大的事情),即先把时间投入到最具挑战性的工作中,最后再去完成那些相对轻松的事情。这点估计跟很多人平时的做法恰恰相反,至少我并不是这么做的,我总是先把简单的事情搞定,再去做挑战性大的事情,不过也总能如期完成工作。其实我倒觉得这里的先后顺序并无太大所谓,甚至有时候简单工作的优先级更高,比如,产品的一个体验点需要改进,作为一名程序员,你可能觉得就三两行代码的事情,soeasy,但是产品需要尽快看到效果,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马上动手把这三行代码加上。

  啰哩啰嗦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两个比较基础的概念,时间管理常常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不断优化改进,并且在不同时期做出相应的调整。只有勤于思考,善于总结,才能将我们有限的时间利用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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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的绝大多数学生而言,我要做的一件主要工作是把他们推进研究社区,但是在你的个案中我要做的工作是相反,是怎么把你拉出来。”

时隔多年,阎云翔仍然清楚地记得1980年代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论文指导教授华琛(James L. Watson)在他开始田野调查时对自己说过的话。从第一本著作《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开始,到获得“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阎云翔以人类学家和“自家人”的双重身份对黑龙江省的下岬村开展田野调查研究,考察中国人半个世纪的生活变迁。

为了避免与研究对象关系过于紧密而丧失“他者”视角,接受传统训练的人类学者通常会避免研究自己所在的族群。阎云翔的确探访过其他村落,但没有哪里像下岬村那样让他产生这般强烈的亲近感受。从17岁到24岁,阎云翔的青春与下岬村牢牢地联结在一起,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他收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

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教授以后,他常常告诉学生要郑重选择田野调查地点:“你愿不愿意跟当地人建立深厚的长久的关系,同时对当地人负责,承担一些道德责任,你有没有这个感觉?你选的是哪个地方,跟你有什么关系,都没有这一点那么重要”。

回想自己的学术原点,阎云翔觉得下岬村是个无论怎么强调其重要性都不过分的地方。他很清楚下岬村并不具备代表“中国农村”的典型性,然而这个见证了自己年少时期懵懂无知的东北农村却是他置身于鲜活人生和家国命运的有力落脚点,帮助他保持“常识感”,几十年如一日地提供充沛的思考养料。对他来说,人类学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正是洞悉自己的人生经历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在因缘际会中走上学者道路、“社会”和“文化”这般的宏大概念愈加明晰可辨的过程中,人类学视角提供给阎云翔的,是一杆锚,上面拴着20世纪下半叶以来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普通中国人起伏不定、难以捉摸的人生际遇。

然而导师的担忧他一直放在心头。从撰写《礼物的流动》到如今,他一共回过下岬村13次。虽然每次都以“自己人”的身份回去,但回访后他都努力以外人的身份去审查、阅读自己在访谈中所了解的东西。网络和新媒体则为他提供了一扇窗口——在与研究的当地社会有物理距离的同时,保留社会观察的敏感度。“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转型”是阎云翔近十年来的研究课题,从“东北乡村”到“中国社会”,他的研究对象骤然转向如此宏大的话题,他说这是身为学者理所当然应该接受的挑战。

跳脱出本地话题的桎梏后,阎云翔的研究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与中国读者产生共鸣。他本人或许不愿自称为“公知”,但他的影响力在6月初受世纪文景邀请出席的两场公开讲座(分别在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举办)中可见一斑。6月8日在清华举办的讲座因太受欢迎,地点从原本的教室临时改到了报告厅,依旧人满为患。

“尽可能客观真实地把握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描绘出这之间具有规律性现象的一些趋势。”人类学家躬身匍匐于人群之中,带着冷静自制穿透纷繁表象摸到时代脉搏。因为一直关注此时此刻,他们的观点亦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不断修正,这既可以说是这门学科的优点,亦可以说是缺点。

对阎云翔来说,以中国社会整体作为研究对象,是他体验、诠释自己人生经历这一最初目标的自然延伸。无论是乡村凋零还是城市化进程、中产焦虑还是阶级固化、道德转型还是道德危机,都在中国自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以来的过程中逐渐展露出自身的逻辑。而这一切现象的背后,则事关一个亘古不变的永恒话题——身而为人,你应该如何为人?

下岬村的重要性在于让我保有学者的常识感

界面文化:你在1989年重返下岬村,将之作为博士论文田野点,并在接下来20多年里不断重访。《礼物的流动》和《私人生活的变革》都是你长期调研的结果。但在最初选择这里时,你是否担心与研究对象关系过于紧密而丧失了“他者”视角?

阎云翔:就人类学传统训练而言,这是一个问题,如果能够避免尽量避免,我也不例外。1989年回来找长期田野作业地点时我跑了很多村子,但是对我来讲,学术研究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它是我自己人生的一个部分,也是我体验诠释自己人生经历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自我的感受很重要。我在其他那几个地点没有那么强的亲近感,这个亲近的感受背后是能够让我确认:我可以从现在开始一生都做下去。我很希望有一个地点能够让我不断回访,但其他几个村子,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受。

一直到现在我带学生的时候也在讲,你选择一个田野调查地点,应该预想到有可能这会是你一生的一个(调查)参照点,你有没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你愿不愿意跟当地人建立深厚的长久的关系,同时对当地人负责,承担一些道德责任,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没有这个感觉我建议你换另外一个地方。至于你选的是哪个地方,跟你有什么关系,都没有这一点那么重要。

界面文化:你选择成为一名人类学家的时候的终极目标,或者说宏大抱负是什么?

阎云翔:我是个没有任何宏大抱负的人(笑)。这个一点儿都不矫情!当年我考大学就是因为我体力太差,在农村干活实在是吃不消,我连一个当地比较能干的妇女劳力都比不上。如果我身强力壮而且农活也做得好的话,说不定我就不会离开农村了。因为当时我的世界就那么小嘛,我只是在那个村子里长大,而且当时的信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你不可能从电视里看到北京上海,看到外面的世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人的视野是有限的。如果当时我能够做一个民办小学老师,我还要不要考大学?我不知道。当时我最大的理想是做民办中学老师,考上了但是没有被聘用,因为人际关系摆不平嘛。我是外来人,最终人家要用的还是本地人。

1972年,阎云翔作为下岬村代表一员参加双城县文艺汇演(第一排左起第三位)。

纯粹是机缘巧合把我赶到了这条路上。上了大学以后视野开始逐渐开阔,我学的是文学专业,读作家作品,如果将来继续走下去,就会做文学史研究或者文学批评。我觉得这跟我自己经历的农村生活、社会和农村中活生生的人还是有差距的。我愿意有更直接的、近距离的研究。所以后来在念硕士的时候转行学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那是在80年代中期我能找到的最可能接近我想研究的学科训练。因为在欧洲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最开始的时候跟人类学是不分家的,所以就不可避免地涉猎了少量人类学的著作。慢慢把我引到这个方面了。

界面文化:所以一开始,你只是想搞清楚所处的农村社会到底是怎样的?

阎云翔: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刚刚入校的大学生,脑子里没有任何关于社会的概念。说来很有意思,我觉得人年龄大了、阅历增加之后唯一的一个优势,就是很多抽象的概念在你的头脑中变得非常具象化,比方说社会和文化。就我个人而言,在大学时代我对这两个词毫无具体的感受,现在我的感受要具象得多,它们似乎变成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从这个角度往回想,我不认为当时我选择人类学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和研究农村社会;我只是说,如果在研究对象上拿农村生活和文学作品相比,我更对农村生活感兴趣。

界面文化:你长期身处国外,是如何保持对当下中国社会的观察与思考的?

阎云翔:这倒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笑)。当年我去下岬村做调查的时候,我的导师华琛就跟我讲:“对于我的绝大多数学生而言,我要做的一件主要工作是把他们推进研究社区,但是在你的个案中我要做的工作是相反,是怎么把你拉出来。”实际上他延续的就是非常经典的人类学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你要和你所研究的当地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感,以至于你才能有敏感度和客观性。

我对这句话印象特别深,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努力保持这个平衡。一方面我到现在为止回去过13次,每一次回去都是以自己人的身份回去,但是回访之后我要以一个外人的身份来审查、阅读我在访谈中所了解的东西。所以我一直在局内人局外人之间来回转换身份。我频繁地回国,加上现在因为媒体信息流通的便利,通过新媒体等其他方式了解国内的信息,也让我尽可能地更多了解中国社会现状。

但是我一直坚信,下岬村对我的研究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因为它能够让我找到感觉。它不一定能够代表中国农村——我认为没有一个村子能够代表中国农村——中国农村的差异就是这么大,而且下岬村作为一个东北农村它的历史没有那么久。我讲的接地气,实际上就是能够使我置身于活生生的生活、奋斗在当下中国现实语境下的那些人的位置上。至于其他的区别都不重要,有没有感觉很重要。那个感觉背后就是是常识感。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学者最容易失去的是常识感。因为在象牙塔里制造出来的学术话语,就是要使常识变得疏离化,首先拉开了距离可以观察分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学术界自身的原因使得表述方式也越来越脱离常识。这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所以我觉得很幸运的是我有下岬村,它能够使我始终保持这种常识感,我觉得我这些年受益最大的就是到现在为止我没有丢掉我的常识感。

界面文化:你还会再写一部关于下岬村的著作吗?

阎云翔:我写完《私人生活的变革》的时候,我的另外一个导师凯博文(Arthur Kleiman)教授开玩笑地跟我说:“云翔,请你不要再写下岬村了,但是你要不断地回去。”当然我相信他是真心的,因为后来又说过两遍。我明白他的意思。

对我来讲,写下岬村相对来讲要容易,我那么多年积累的材料,很容易写出第三本第四本。但我觉得作为学者也应该接受新的挑战,转换自己的研究话题。更大的一个挑战是我觉得近30年以来从西方学术界开始,学术研究变得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微观、越来越技术化,只是想证明自己得到了特别好的训练,而不敢也不愿去触碰那些宏大话题,以至于宏大叙事、重要话题本身,都在某种意义上被污名化。所以当时凯博文教授给我的建议,我的理解是,我始终做下岬村的研究容易拘泥于本地话题。所以我决心克制自己不要那么快写第三本书,很可能等我以后变得特别老了跑不动了,还有很多材料,我可以回过头来再写。

现在我反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中国社会作为整体成为了我的观察对象。我现在的很多文章是大而化之地来讲中国社会,包括我提出“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这是我最重要的学术转型标志。这都是我在决定不写第三本关于下岬村的书之后所做的事。

“农村凋零”有被夸大化的倾向

界面文化:近年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记录农村现状——比如返乡日记,成了非常热门的话题。你觉得人类学家和记者、作家相比,在书写乡村这件事上有什么长处和不足?

阎云翔:我觉得人类学工作者要做到尽可能真实全面地描述他所研究的社区的社会文化,同时尽可能传递通过当地人的视角来看到的社会文化。这是两层意思。一个是相对全面客观的描述,一个是通过这种描述尽可能真实全面地反映本土或当地人自己的视角,然后在这之上再把自己的作品变成一种文化比较,和反观自己本文化的多棱镜或者说透镜,这样三个层面都做到的话,挑战还是蛮大的。

就第三层来讲,你可能会问,作为一个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何来反观之说?我觉得首先,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再加上地域差异、城乡差异、阶层差异,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群体的差异,这之间总是有相当多的不同。所以作为学者,当反观自己所处的文化的时候,首先是在个体层面上对自己会有很多的冲击和反思,然后通过这个看到亚文化。即使是在一个整体中的文化框架下,发现亚文化的不同区别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更何况我觉得近二三十年来,没有哪个中国人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我了解中国,因为这个社会实在变化太快了。

界面文化:美国作家梅英东记录东北农村生活经历的非虚构作品《东北游记》,今年早些时候出版了中译本。他在书中写到:“在现代中国的故事中,主角是首都和沿海城市……大多数外国驻华记者都居住在城市,中国的作家也一直将写作重心放在都市生活和城市知识分子上。”你如何看待中国农村的失语问题?

阎云翔:很巧合的是我请梅英东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过讲座,那是他刚刚回到美国不久,当时他讲的就是这本书。梅英东自己是一个专栏作家,他说的那段话指的也是“记者和作家”,就中国人类学而言,如果说研究、分析、描述农村作为农村失语还是不失语的标志的话,我觉得在中国人类学研究中,农村从来没有失语过,它一直是研究重点。真正缺乏的反而是城市:关于中国城市的研究、关于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的研究、关于城市儿童的研究……几乎关于城市的任何话题,我觉得在中国人类学研究中都没有占据它应有的位置。所以农村失语问题,我觉得不存在。

但是如果说在多大程度上农民的声音得到了很好的记录、传达、表述,这个是有待分析的,我觉得这倒是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我们的人类学农村研究没有能够非常有力地传达出当地人的视角和自己的声音?这个意义上来说,不是农村失语,是农民失语。

界面文化: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大规模普及,农村居民形成了一些令城市居民惊讶的亚文化,比如快手直播中的一些“雷人”视频。一些评论认为这是农村居民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模仿和再利用,你对此怎么看?我们是不是还是对农村人的真实想法或农村生活缺乏关注,导致了认知上的鸿沟?

阎云翔:那倒是很有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说的农村失语的观察也是有意义的。在同媒体和每一个生活在城市的人的关注的世界里,农村并不占据重要位置,占据位置的时候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刻板印象中的农村、被他者化的农村,“我们所没有的,就一定是农村。如果我们有的,农村也有了,那它一定是一个劣质的模仿品”。这个心态倒是挺普遍的。

其实农村成为落后的代名词,可能是我们近一二百年以来中国社会大转型开始之后的事。在传统中国,士绅做完官告老还乡都是回到农村的,所以那个刻板印象中的农村田园生活,也是从那个时候来的。但是近代中国开始,在整个现代化转型之中,农村承受到的痛苦要远远多于城市,农村受到的剥削也远远多于城市,特别是在以前的二元户口制度、计划经济下,农村就变成了落后的代名词。在这一百多年的社会轨迹变迁下,对农村形成的刻板印象是在加深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谓的现在的农村书写,也不可避免地会有某些令人担忧的倾向——过分地把农村美化成田园牧歌式的东西,一旦丧失就觉得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凭什么期待农民应该一辈子守在村子里?我们凭什么要觉得农民就不应该改变他们的身份成为城里人?为什么农村就应该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流动比较缓慢的、使人有安全感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跟城里人自己的视角有关。而更有意思的是,在所谓返乡日记一类的农村书写中,这些作者往往来自农村。在高等教育的影响下,他接受了这一套新的训练灌输之后再回过头去看自己的家乡。我认为那种身处农村的人要变成城里人,要过城里人的生活的理想是无可厚非的,所以你所说的那些网红现象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应该得到更多的同情式理解。

界面文化:所以你觉得“农村凋零”是一个伪命题吗?

阎云翔:伪命题是一个太重的词,我觉得农村凋零有被夸大化的倾向。如果把农村的凋零和城市化的进程连在一起来考虑的话,可能对于所谓的农村变化判断不是凋零,或者说得到的结果会不太一样。我觉得农村的凋零和城市化进程不应该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互相排斥的关系。

界面文化:理解农村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当下中国?

阎云翔:其实我觉得理解农村和理解城市同样重要。就发展趋势而言,理解城市很可能比理解农村更为迫切,更为重要——如果你说哪个是现实中的迫切需要来讲。因为整个国家设计主导的现代性进程是城市化的过程,所以以将来的视角来看的话,理解农村不会比理解城市更重要。但是因为中国整个的城市化是从过去的农耕文化基础上脱胎而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理解农村能让我们对现在的城市中发生的很多事情,有更深刻和更具有常识感的理解基础。如果你认为“我理解了中国农村我就理解了中国”,大错特错。

《礼物的流动》、《私人生活的变革》,阎云翔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

作为每一个个体,如何在这个社会中获得尊严感

界面文化:在《礼物的流动》的最后一章,你提出说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在缩小贫富社会鸿沟的同时,也提高了村民对自我社会身份的期望,这反而强化了礼物交换的频率和范围。从90年代初到现在,平等主义理想在全社会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面前更加苍白,当下的农民是否还有这种身份调适机制?

阎云翔:我同意你一开始的判断,这两本书有很多关于当时社会变迁的描述分析,二十多年以后可能已经过时。但恰恰你说的这一点我觉得没有,而且这种社会主义平等观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还没有展示出任何要减弱的迹象。这个跟我们当下的社会分层结构固化、贫富悬殊的加大并不矛盾。我一直主张的一个观点是,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贫富悬殊逐渐拉大的同时,我们社会中每一个人所持有的生活理想反而越来越接近。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理念接近到几乎等同,我们要走的路是同样的。

最简单的标志就是你问每一对父母对自己孩子的期待是什么,那就是上最好的学校,然后找最好的工作,要挣很多钱,要拥有别人所拥有的所有能够标志身份的东西。从最初的四大件到现在的学区房,具体的内容在变化,但是用这些最重要的占有物来定义一个人的身份位置,这一点没有变,城乡所具有的理想是共同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恰恰是那个平等观在后边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生而为人,你有的我也应该有。

这个在1949年社会主义转型以前的中国是不存在的。那个时候的社会分层要比现在严重,如果我们相信现有的历史叙述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真实的话,如果我们相信老一代的很多回忆也是可靠的话。社会底层的人从来没有那么强烈相信自己能够改变身份,变成另外一个阶层的人。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甚至往前一直追溯,到帝国时代,只有少数读书人有这个愿望。其他人,农民一辈子就是农民,手艺人一辈子就是手艺人。那个时候的分层相对来讲更加固化,而那个时候更重要的现象是大家所认同的生活理想是不一样的,也是分层的。

我觉得这一点倒是社会主义转型留给我们的一份很重要的遗产。它产生的作用是什么?这个是比较复杂的。正面来讲,我觉得之所以出现中国奇迹,跟中国人的这种努力拼搏精神分不开,所以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时代》杂志在2009年选了中国工人作为封面人物:如果说中国拯救了世界经济,实际上是这些拼命苦干的中国工人拯救了实体经济。那篇报道很深刻,就讲个人的故事,那些女工如何把孩子留在家里拼命苦干,有人干两份工作,上夜校,努力改善自己等等。这种拼搏苦干的精神后面,实际上驱动他们的就是别人拥有的我都应该拥有,人生来应该就是平等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也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就是这种强烈的要使自己成为社会接受的、非常狭隘定义下的成功人士的动力,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累、竞争异常激烈。因为在社会总体结构下,上升的渠道是有限的,如果生活理想是如此单一的话,千军万马要过一条独木桥,竞争就会格外惨烈,很多人就会遭遇失败。如果说有不同的生活理想,比如我是一个手艺人,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也是手艺人,我们就把家传的手艺发扬光大,我不必非要让我的孩子去上北大清华,成为一个金领或者公务员,实际上无形之中社会竞争就被分流了。当然,生活理想多样化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整体的社会文化尊重手艺人就像尊重一个公务员一样。所以我觉得在平等观和激烈竞争、扁平的生活理想等现象背后,还有一个问题:作为每一个个体,如何在这个社会中获得尊严感。

界面文化:因为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农村居民一直以来都是城市居民的“怜悯对象”,但近年来我们看到城市居民似乎开始陷入更强烈的“阶级固化”危机感中。这一点上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你对此怎么看?

阎云翔:所谓社会分层结构固化,上升渠道被堵塞了,很多人非常沮丧,这是现实存在的问题。原因的分析有待更多的考虑,目前大家指出的原因都存在。但我认为有一个原因是学者话语中没有太多论述,就是所有的人都有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经济地位的可能性,而且绝大多数人最终都实现了,这样的现象不是任何社会中的常态。五十年代初期有一次机会,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有一次机会,都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很多新向上移动的机会被制造出来的时候,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在谷底了。

现在我们讲中国经济要进入新常态其实是一个道理。你的增长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但是我们习惯了那样,整个新的一代人习惯了所有人都有机会,为什么到我这代人就没有机会了?

界面文化:“中产阶级”也是现在热议的一个词。对于怎样的中产生活才是体面的,众说纷纭。但更多时候人们对中产的讨论是建立在一种害怕“阶级滑落”的恐慌上的,前段时间网上流传甚广的一篇讨论“中产阶级家庭的教育鄙视链”的文章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这是否意味着本应最有余裕参与公共生活、关照农村居民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群体已经自顾不暇了?

阎云翔:中产阶级的数量在萎缩,担忧自己作为中产阶级的地位下降,这个趋势在美国是存在的。我怀疑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在重复美国的话语而没有真正考察中国的现实?如果你讲中国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和这个群体的绝对数量,我怀疑现在没有呈现萎缩的趋势。

在美国(中产阶级焦虑)有一个重要原因。在过去,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有一个人的收入就足可维持,现在一个人的收入不能维持。这其中也有几个原因,比如说孩子的教育投入大大增加,你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在过去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可能有100平米的房子,两间卧室一个厕所,但是现在任何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都会要200平米的房子,三个卧室三个厕所等等之类的。现实的经济状况和自己的主观感受不一定是相匹配的,这种因素就导致了相对贫穷感。比方说在中国,如果你觉得张三李四原本都在你的阶层之下,现在都赶上来或者超越你了,你可能也会有失落感。而在一个社会中如果相互攀比的文化氛围越强,这个感觉就越容易出现。

以下岬村为例,在整体上来讲,生活水平没有像八十、九十年代提升那么快,但是是基本上没有出现任何倒退的迹象,还是在缓慢地提升。只不过现在村民的生活理想变了。变成了一定要在城市里买一套公寓,农民的说法叫“买楼”。如果你的体面生活理想是一定要在城里拥有楼房的话,在当地也至少要有20万到30万,这个对每个家庭带来的压力要大得多得多,毕竟你在村子里可能六七万就能建起一座房子。大家的生活理想在不断提升。

界面文化:你怎么看农村教育问题?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教育投入上也出现了阶级分化,农村人开始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不那么在意了。

阎云翔:我觉得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差异肯定存在。但是以我接触到的案例来看,一方面就社会现实而言,这个差距的拉大是绝对的客观存在,但是就个人的努力而言,我所了解的村民反而有了更强的通过孩子的教育改善处境的动力,至少到现在为止呈现出增强的倾向。

那就是说,他们基本上从幼儿园开始就把孩子送到县城里去上。大约五六年以前还是只去(县城)念小学,现在就念幼儿园,幼儿园完了直接上小学,考上县上最好的高中。所以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生活理想的同质化,就是孩子通过教育改善自己的处境,孩子通过教育改善父母的处境到底能不能实现很难讲,我觉得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孩子将来能把自己照顾好就不错了。但至少他们的父母做出那么多的努力。当然现实中他们不可能把孩子送出国,尽管在我们村子里这个也发生过,可是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小的,思路却是一样的。

道德化的自我来控制压抑欲望的个体,这样的时代已经结束

界面文化:熊培云认为,当下中国是“强国家-弱社会-强个人”,即政治权利之外的极端个人主义与“自由过度”。你的一个重要观点则是“无公德的个人”的形成。在你的观察中,这种道德秩序的打破重构是如何在国家、社会与人之间形成的?它的现状如何?

阎云翔:这个恰恰是我近十年以来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虽然《私人生活的变革》只是在结论里提出了这个问题,没有给出任何答案,因为当时我的调查研究重点不在解答这个问题上。我同意熊培云的判断,当我说“无公德的个人”的概念的时候,实际上公德是英文的“civility”的翻译。在中国语境下的公德从梁启超的时代开始分析的话,仍然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层面指的是公共义务,参与公共事务的义务,这个叫“civil virtues”或者“civil duties”,这个是政治层面的。还有一种是“courtesy”、“politeness”、“etiquitte”,就是文明礼貌。在两条线背后的一个共同假设应该是权利义务的平等,就是个人的自尊、自立、自制,以及他人享有的同样的权利。

我当时的切入点是说,我们在权利义务平等上似乎呈现出令人担忧的缺失,这也是熊培云所讲的“自由过度”。但我当时的判断仍然有效,这个所谓的自由过度是在私人生活领域,在公共生活领域从来没有自由过度过,可能现在仍然是自由不充分。换句话说,在政治公德方面,我们自由空间不够,公民参与程度低。这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没有自由空间就不会有公民参与;如果没有公民参与,这个自由空间就不会被创造出来。这涉及的是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这些方面我觉得自我提出来以后没有太多变化。

但是在文明礼貌的那条线上,我觉得在过去的十五年中特别是在大城市中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可喜变化,这跟整个代际变化要连在一起。在文明礼貌公德的背后实际上就是怎么和陌生人打交道。我们传统伦理道德体制中的陌生人是不可信赖的,陌生人是潜在的敌人,他们因此也不值得善待。在这个方面近些年的大城市公共生活中可以看到很多健康的变化。年轻一代在遵守公共秩序方面远远优于年老的一代。我估计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年流行说“坏人变老了”。其实他们在什么程度上是坏人?那就是说他们不太顾忌陌生人的感受、利益,一味坚持自己的权利,比如说跳广场舞的时候制造过多的噪音。

其实在政治公德的方面也有一些改善,像动物保护主义、环境保护、对于生命的尊重。2008年地震之后,整个社会的反应、当时的抗震救灾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的抗震救灾主题是完全不一样的。2008年生命的价值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和重视,这个我觉得和整个年轻一代的生命观有关系。在这个新的生命观的背景下文明礼貌这方面的公德得到了改善,因为如果你对所有的生命都持类似的尊重的话,你可能更容易地接受公共生活中很多新的文明礼貌规则。

但“无公德的个人”的概念在那本书中就民族志资料而言更多体现在成年子女对父母的剥削上。我觉得他们在权利义务的平衡上强调了过多的权利,过少的义务。

界面文化:你似乎有修正这个观点是吗?

阎云翔:对。当然这个和生命轨迹的变化有关。80后这一代人开始步入传统意义上的中年,他们自己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所以在理解父母的艰辛这一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讲代际关系的改善。这个观点上的修正是社会生活本身的变化,这也是人类学或者社会学直接关注研究当下社会生活的优点和缺点:社会生活在变化,你的结论和观点也得做相应的修正。

界面文化:关于代际关系变得更亲密这一点,其实也有经济上的原因吧?

阎云翔:当然。这个特别契合我讲的中国社会个体化大的制度变迁下的转型造成的社会后果。当你所能够依赖的,国家提供的制度性的安全网络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家庭,这导致了中国家庭的重要性越来越上升。

界面文化:你认为我们在经历的是道德转型而不是道德危机。转型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个人如何找到个人权利和社会义务责任之间的平衡?

阎云翔:可能受国内这些年改革话语的影响,我们似乎觉得转型是一个设计,既然是设计就应该有一个目标。就社会本身来讲,我觉得是没有终极目标的,甚至说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作为学术研究者来说能做的事就是尽可能客观真实地把握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描绘出这之间具有规律性现象的一些趋势。所以首先我不觉得有一个终极目标,其次将来会走到哪儿我也很难讲。但是我越来越倾向认为中国的个体化背景下的道德转型不太可能使我们变成当代西方社会那样的状况,即我们不太可能出现那种个体主义,因此也不太可能出现那种个体主义价值观下的新的伦理体系。

界面文化:那我们有可能道德倒退吗?

阎云翔:往后退的可能性也很小,这个我倒是蛮有信心的。其实儒家伦理体系的核心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做人,这个也是当年朱熹总结的。做人的精髓在哪?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分析,主导中国做人过程的机制在哪?如果抓到了那个,你再看现在的做人过程,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现在做人的困境。

我觉得传统的做人过程的决定性机制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就是一种道德性的自我,通过道德化甚至道学家式的自我反省来控制欲望,达成符合社会期待的人。中国人所理解的“人”有三个建构,一个是欲望,一个是伦理反思,一个是社会期待的角色。欲望的部分叫做“个体”;反思的部分叫做“自我”;社会角色叫“关系人”。我们每一个人说要做什么样的人,就是做一个满足人伦关系,符合社会期待的人。在整个欲望的个体,道德化的自我,关系人的三角关系之中,在整个传统实践中是“self against individual”,就是道德化的自我来控制压抑欲望的个体。

这个东西在过去三十年受到了颠覆性的冲击,我们整个改革开放的主线导致的结果就是欲望是合理的——不是在意识形态上合理,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开始合理化,这个跟消费主义浪潮有直接关系。所以为了要使欲望得到更多的满足,我们的道德化的自我就不再努力去压抑欲望,“克己”这一面很少有人能做到,相反地是来修正什么样的人才是合格的受尊重的关系人。所以我的说法是这里有一个转型,从自我压抑个体转变为自我压抑关系人,等于说有一个新的机制。但是在什么程度上我们的自我能够颠覆关系人?我觉得这个空间是很局限的,因为毕竟我们是关系中的个体,如果你彻底颠覆了,我们就走向个体主义的价值观,这个我前面已经说了,不太可能。

所以我们处在二者之间的纠缠,这是我们目前的困境。欲望这个东西,任何欲望,比如说从步行到骑车到开车的变化。汽车这个东西如果从来没有,我们的生活是完全能够过得去的,但是,一旦有过你就很难设想没有汽车的出行方式。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比方。很多物质欲望是这样,很多生活上其他方面的欲望也是这样。性的欲望、社会地位的欲望,甚至自己的尊严受到承认的欲望。人的尊严得到的承认越多,你的追求就越强烈,你不被人尊重而产生的挫折感就越强。所有这些东西一旦有了,就不能再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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