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经济滞胀：美国很有经验经济滞胀可以解释为，经济发展停滞，但又伴随着通货膨胀。按照古典经济学理论，是不应该出现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推崇自由的市场经济，政府不干预经济，只提供基本的国防、维护公共秩序等服务。这种情况下，经济会出现繁荣，危机，萧条，复苏，再到繁荣循环交替。经济复苏时，资本家见有利可图，纷纷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但因贫富分化越来越加剧，富人的购买力增加有限，穷人没有钱进行有效需求消费，因此，会导致供大于求现象越来越加剧，直到出现信心崩溃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中，自由市场政府不救助，一大批僵尸企业被消灭，因此导致很多低质量的供应被消灭，经济进入萧条阶段。随着供需逐渐平衡，这时经济开始慢慢复苏，资本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投资扩张，开始了新一轮的周期循环。而凯恩斯主义的兴起，打破了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上述经济循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凯恩斯主义提倡政府大力干预经济，并对国民提供各种福利，以提高总有效需求，减缓经济周期的波动。凯恩斯主义最典型的代表是上世纪初的美国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把美国从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中解救了出来，后来，凯恩斯主义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设想，政府干预经济是可以平滑经济波动的。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政府干预经济很容易，花钱就是，没钱大不了就发行国债借钱。政府既繁荣了经济，又给国民提供高福利，获得支持，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当经济恢复后，要想退出刺激政策就难了。因此导致各国国债规模越来越大。 也因为没有经济危机的充分打击，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僵尸企业与不思进取的躺着吃高福利的底层民众不劳而获，造成了越来越多的资源浪费与低效率，也就造成了社会上钱很多，但是有效供给却不足的现象，也就是经济停滞现象。要想治理经济停滞现象，必须靠大力加息以及收紧货币供应，以及减少对国民的各种高福利，并且减少政府自身的各种支出，让那些先进生产力得到充分的资源供给。美国在1970年代也进入了经济滞胀阶段，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大幅连续加息甚至到了年息20%以上才逐步消除了经济滞胀，让美国进入了新一轮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革命等先进生产力主导的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美国最近的滞胀就发生在疫情期间，疫情期间供应链中断等原因导致生产停滞、商品不足，同时政府发放大量补贴刺激了需求。过多的货币追逐不足的商品导致严重通胀。通胀持续时间长，进而引发了工资推动的通胀（物价上涨迫使劳动者要求更高的工资，而工资上涨又导致生产成本变高推高物价，形成工资-物价螺旋）。企业因为成本高产抑制了生产，消费者因为物价高抑制了消费。滞胀就出现了。 02 中国有没通货膨胀？5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282.05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增速比上月末低0.8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0.5个百分点。CPI、PPI 同比涨幅或降幅M2 一直在增加，只是表示货币扩张，但不见得会推高通胀。CPI 也不能表明通胀还是通缩，它只能表示我们生活成本的涨幅。通胀环境下，生产、消费、投资、都在扩张，经济步入正循环。在通胀周期，债务压力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小。当遇到“要不要提前还房贷？”这样的问题时，如果接下来持续通胀环境，就不用提前还；反之，越早还越好。因为通胀赚钱容易，通缩赚钱难。通缩周期就刚好相反。当你把钱还给银行时，你的负债消失了，银行那边对应的资产也就消失了，这称之为“资产负债表收缩”。通缩情况下，物价下跌。通缩的时候，市场需要流动性，需要大家去消费，去投资。但个体出于自私和理性，会选择苟住，既不消费也不投资。这个时候，个体理性和集体利益是相悖的，也就是囚徒困境。所以，指望市场的力量，是走不出通缩的。历史上美国20实际30年代的大萧条就是前车之鉴。大萧条之后，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就成了主流。通缩 = 总需求不足总需求 = 消费 + 投资 + 净出口 + 政府购买（GDP = C+ I + NX + G）老百姓不消费不投资，国外需求又走衰的情况下怎么办？必须增加政府购买（政府通过举债，扩大消费和投资），才能提振市场需求，注入流动性。这叫逆周期调节。所有的政府都喜欢通胀，不喜欢通缩，而且他们还有手段拉起通胀。日本在失去的三十年中，大家在资产泡沫高峰时期，背了很多债。泡沫破灭后，吓到了，纷纷选择节衣缩食，提前还贷，且不愿意再借钱。我们国家目前的状况和这个有点类似。但是你不能简单定论为中国当前是通胀还是通缩：有时候，资产通胀，消费通缩有时候，大宗商品和原材料涨价，带动消费通胀，但由于货币流动性收缩，导致资产通缩。美国目前就是这种情况：消费品涨价，房子却在降价有时候，上层通胀，底层通缩。比如豪宅价格一路走高、奢侈品商店前排长队，但刚需上车房卖不出去，路边小店生意惨淡，商铺倒闭。当打工人收入减少或者负债太高时（目前是后者），不足以消费掉生产出来的商品时，生产过剩，资本端开始裁员，打工者收入进一步减少，消费减少，形成恶性循环。那么国家该怎么做呢？那么，中国目前到底哪些是通胀，哪些是通缩呢？先看一个例子：假设你从银行借出100万。那这100万是你的负债；同时，这100万+利息在银行的账本上，被记录为资产；你再拿这100w去投资或消费，相当于市场多了100w的流动资金。在负债-资产-货币的金融循环中，财富分配的方式，就是使债务流向打工人，使货币流向资本家（或高官），金融资本再把货币沉淀为私有化的资产，这里的资产不仅仅是房子、股票、债券、信托啥的，还有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等等）。什么时候消费通胀？我国是生产大国，产能过剩。三年疫情消耗掉了底层积蓄，中层的购买力又被房贷锁死，顶层的消费不仅有限，而且大部分贡献给了国外，比如购买进口商品，海外教育、海外置业等等。所以，我国的消费能力是不足的，一旦国外需求下降，很容易就会消费通缩。什么时候资产通胀？只要居民信贷在扩张，就可以理解为资产通胀。居民债务不同于政府债务，前者必须要以可交易的资产为抵押物的，所以居民债务扩张，一定是和资产扩张同时发生的。所以，如果居民中长期贷款还能继续往上加，房价就还能涨。居民贷款的增加，一方面看居民的负债能力；二看居民的负债意愿，如果没有稳定收入或者收入增加幅度不及利息，居民不大愿意继续负债。财富分化有没进一步加剧？货币的扩张不见得会推高通胀，还取决于货币有没流通以及流通速度。费雪公式：MV = PTM 是货币量，V 是货币流动速度，P 是价格，T 是产量。在 PT 不变时，M 增加，意味着 V 在降低。货币流速才是经济繁荣的真正表征。03 中国的货币有没有超发？一想到过去十几年放假上涨，猪肉上找，资产价格泡沫。。。，大家都认为是“货币超发”或者是“打水漫灌”。衡量货币是否“超发”，最重要、或者说唯一重要的的指标就是通货膨胀率。过去10年，中国通货膨胀率常年徘徊在2-3%之间，尤其是最近3年，通货膨胀率已经持续在1%以下的极低水平。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没有货币超发。虽然我国 M2 增速很快，甚至超过了 GDP 增速，但是 M2 只是衡量货币一个口径而已，与各国的金融结构密切相关，不能直接等价于宏观经济中的货币。M0就是居民和企业、政府机关、社会组织等各个单位手中的现金（刨除银行的库存现金）。M1就是M0再加上活期存款，这是能随时取现的钱。M2就是M1再加上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居民储蓄存款以及其他存款（流通中现金加上居民，企业，政府各个部门的各类存款）。我们也不能拿中国的 M2 和美国的 M2 对比，这两个国家的 M2 统计口径都有很大差别。过去中国的M2高增速，是中国经济货币化的结果，更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居民财富增长的结果，而不是“货币超发”。04 中国接下来的经济前景没有中央政府财政帮助，标准的隐形的地方债，偿债压力就很难偿还利息。但是一旦债务累计和GDP增幅失衡，借新债还旧债的玩法就玩不转了呀。企业层面，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只有降价打价格战，比如年初的汽车价格战，比如房企很想降价销售，但是当地政府不让降价，企业利润下降必然会降薪裁员，失业会显著增加，新招年轻员工会减少。从侧面可以看到问题严重，一是美团多个城市满额，二是滴滴多个城市出现满员预警，三是打螺丝工价在下调，四是头部房企在明显裁员，五是互联网大厂裁员，六是设计院裁员。这代表的是技术企业，低端制造企业都在裁员，失业人口涌向连美团，滴滴这样的工作都难找到了。这一回往年最大的不同是，经济没有了新的增长点，过去20年里，08,16年再难，互联网企业都是蓬勃发展的，今年互联网企业也已经到头。没有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只能搞存量博弈，也只能搞价格战，会非常残酷。个人层面，大量民众负债，居民债务杠杆太高，远超60%的警戒线。现在实体经济是过剩的，而不是不足的，是不缺资本，只缺消费的。你生产出来的东西销售不完，你还想着扩大生产继续生产？现在的问题是产能过剩，大量生产出来的房子，汽车，工业品卖不出去，而不是生产不出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只能依靠服务业。前两年，国家整顿教培行业，导致几百万人失业。现在的失业重灾区是房地产、部分 IT 和部分外贸企业。失业扩散是需要时间的，经济困难扩散也是需要时间的。绝大部分行业都有上下游和终端需求。如果终端需求受到削弱，那么上游企业早晚也会裁员破产，多米诺骨牌推倒需要时间。有人说房价跌回去不就行了？如果房价暴跌，成交会极度清零，从而导致钢材、建材、家具、家电、运输等全部大幅度断崖式下跌，那个时候绝大部分人都会失业了。有人说印票子行么？印钱得靠国家信用，如果货币滥发，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90年代俄罗斯解体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全社会债务太高，那么初期就是用新债务去延缓这个局面，到了后期发行了天量的贷款货币，到最终俄罗斯外债全部违约，这没什么大不了，不过成了国际老赖嘛。但是内部用新卢布替代老卢布，换算币值是1:1万。当时俄罗斯经济混乱到，中国东北边境送点日用品，可以直接换来坦克甚至飞机的情况。经济上美元计价的俄罗斯GDP大幅度衰退，民众日子过的极其极难，大量男人酗酒不到40岁就死了，女人全世界当妓女。这就是当年俄罗斯债务爆炸后的惨像。货币政策完全失效。国民党金融券也是类似的情况。如果货币再多发一点，控制火候，也就是央行持续降息，市场资金是多了，但上一节说过了，钱流通不起来，还是不行。有人说棚改2.0行不行？这会导致房价立即朝上，但是治标不治本，只不过是对一个患癌症的人进一步化疗而已，只会稍稍延迟死亡来临的日子。有人说土地兼并行不行？放开土地买卖，让大资本进入农村土地形成大庄园格局。农民拿到土地后实行货币化安置，可以到城市买房，农村土地多，这招可以缓解10年以上甚至20年。但是，如果中国开放土地买卖，农民失去生产资料，大规模进入城市，必然要实行食物银行以及底层消费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看看美国的街头流浪汉和贫民窟）。05 决策者接下来会如何应对？居民可以借钱买房、借钱买车，可以借新债还旧债；地方政府也可以这样做，甚至国家也能发信用债券。只要收入或者 GDP 产生的税收能还借款利息就可以了。但是，一旦国家收入还不了利息，那么问题可就大了。要么发展科技，提高 GDP，就可以增发贷款了；要么节衣缩食，降低居民消费，地方政府也一起过一段苦日子，用我们这一代人二十年的辛苦努力去消化债务，挺过衰退周期；要么中央政府继续发更多的债或者直接宣布外债违约；美国是靠第一种，日本和香港是靠第二种，俄罗斯和国民政府是靠第三种。我们会靠哪一种呢？本文参考了多位知乎大佬的观点，在此表示感谢！关注公号：那儿有一束光，留言加量化学习群

金融科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微观主体来间接实现的。微观主体的消费、投资等方式因金融科技的创新而发生改变，如大数据的出现促进了微观主体创造了价值，改善消费结构，促进消费升级。新兴的众筹融资模式也因其自身特性致使企业融资成本降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提高了社会生产过程中资本的利用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金融科技还可通过提供多元化投资渠道，增加投资资本，以延伸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尽管金融科技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助推作用，但金融科技也加剧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故为适应新的竞争环境，金融机构需要不断变更其生产经营方式。同时，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对银行业也造成了一定冲击，加剧了银行业的竞争，倒逼传统银行业的利率定价机制改革，使社会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金融市场效率不断提高。而市场效率的提高又可以为经济提供更强的助动力，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金融科技对利率市场的影响随着金融业转型的持续纵深推进，为了确保金融活动的安全性、防范重大系统性风险，我国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不断加强对金融风险、利率水平等多个方面的控制。基于这一背景，凸显了货币流通缓慢、利率脱实向虚等问题，加剧了金融风险，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中，其技术赋能的特性矫正了金融发展中的各种扭曲。在金融活动的开展中，金融科技利用其技术特点帮助相关金融企业获取更多平台的资金支持、提升风控水平，降低金融活动中的风险损失，从而为解决原有难题提供全新路径。金融科技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大多体现在金融科技利用新兴技术对金融体系进行改进与优化，提升其服务经济的效率，发挥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一是降低代理担保成本，针对市场中高新产业所面临的高风险、资金流通速度慢的问题，金融科技可通过合理的资金配置得到改善，推进市场机制的完善。二是金融科技的发展使金融活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信息成本与交易成本得到大幅度降低。三是金融科技让资金需求方和资金供给方能够在一个日益公平、合理和透明的市场框架中进行资产配置，这样一来，就更有利于达成令市场供求双方满意的均衡利率。该均衡利率会对投资和储蓄产生影响，其中储蓄可直接影响消费，而消费和投资又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助力。因此，金融科技能够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宏观经济的效率与作用，将资金更好地配置到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促进经济增长的各个领域当中，推动经济良性增长。二、金融科技对消费市场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基于庞大的市场空间、有力的政策支持、巨大的消费场景优势，以个人信贷为主的消费金融依赖于金融科技，在金融界掀起了一阵技术化的革命风潮，在营销获客、风险控制、客户服务等方面释放了巨大的生命力和无限的潜力。为了对传统的消费结构加以改进，金融科技推动了消费金融市场细分后再分化，金融体系的进入成本和准入门槛大幅降低，以帮助更多的人享受便捷的普惠金融服务。一国经济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居民消费数量和质量的提高将成为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引擎，通过消费扩大内需成为了我国当前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如何利用金融科技更优地服务消费来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金融科技公司能够在网络上进行数据的实时动态抓取，对人们在浏览网页、搜索引擎记录、线上消费情况等过程中的痕迹进行及时分析，再根据己有信息结合技术推出更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从而引领社会消费，通过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金融科技通过把大数据、云计算以及区块链等技术同信用制度相结合，能够使金融机构更加清晰地了解用户消费习惯、资金流水等，便于挖掘消费者的潜在需求，从而精准地为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因此，以金融科技为底层逻辑的征信服务与风险控制体系能够为消费金融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引导居民进行合理消费，从而以社会消费推动经济增长。三、金融科技对投资市场的影响作为传统金融行业的竞争对手，金融科技凭借着信息处理速度快，办理方式便捷简单，办理成本低等优势迅速占据了金融行业的一席之地。且随着金融科技的不断创新，衍生出了许多新的金融产品，形成了蓬勃发展的态势。金融科技的持续创新丰富了居民自身的投资理财选择，提高了社会金融产品的竞争，使得投资市场得以进一步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金融科技为中小企业缓解投融资难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方向。一是金融科技为中小企业提供丰富的融资方式，诸如互联网P2P贷款、众筹、供应链金融等创新融资模式弥补了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中的不足，使得更多的中小企业能够享受高效便捷的融资服务。二是利用大数据为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服务。金融科技能够更好地满足企业的投融资需求，以较低的成本联合相关部门构建企业信用体系，通过有效评估中小企业的信用水平为对应企业提供优质金融服务。三是金融科技能够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人工智能技术能更为精准地为中小企业定制相关金融服务，这就降低了无效的宣传费用，使融资效率提高。因此，依托于金融科技的运用中小实体企业的融资渠道得到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得以降低，促进实体项目投资的增长。四、金融科技对进出口市场的影响从金融科技的发展来看，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使得数据成为了重要的生产资料，随着生产活动己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企业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进一步优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金融科技在进出口市场是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也是促进进出口市场发展的推手。随着金融高科技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其“高效、透明、无界”的特性与外贸的市场需求相结合，可以为更多企业提供拓展市场业务的机会，也更好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此外，由于利率与汇率并非两个完全相互独立的变量，二者关系会受进出口额、对外投资规模等要素影响。由利率的一般传导机制和上文提到的金融科技对利率市场的影响可知，由金融科技引起的利率波动会影响汇率的相应变化，二者的联动反应会导致进出口市场也发生一系列变化。总结金融深化理论主张金融自由化由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交融运行发展为金融组织体系的健全化。不同于传统的金融深化过程，金融科技参与到金融市场的过程与之相反。基于金融科技的特性，其首先完善的是金融组织体系，随后逐渐渗透到金融本质，促进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融合，即经济货币化。以第三方支付模式为例，其作为对虚拟金融领域的有效补充和拓展，首先对金融体系造成了一定冲击，加快传统金融组织的转型升级。随着三方支付的广泛应用，其提高了经济货币化程度。金融科技与传统金融体系的交互协同，促进传统体系改善金融抑制现象，放宽金融管制，进而实现金融科技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步入“而立之年”。过去30年，风云激荡，波澜壮阔。中国资本市场不仅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还在时代潮流中蓬勃发展，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证券市场。时移世变，如今世界处于大变局时代。继往开来，中国资本市场继续砥砺前行。今年新《证券法》的正式实施，昭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在当下历史节点，原深交所副总经理、前国信证券总裁、现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董事长胡继之接受证券时报记者的专访，畅谈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胡继之表示，“目前正是银行信用转向证券信用阶段的关键时期，中国资本市场下一步将出现大规模证券化的过程，资本市场扩张程度和边界可能大大超出我们现在的想象空间。而适应未来市场的金融方式和品种将会以全新的形态大量涌现。”资本市场波澜壮阔的30年如何看待资本市场过去的30年？胡继之认为，应从改革开放40年信用发展的三次递进进行解读。他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信用形态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伴相随，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经济的货币化过程，由“实物估值，物物交换”向“货币计价，等价交换”转变。经济货币化的意义在于由实物经济形态转向货币经济形态，从而适应并推动了经济层次提升和空间扩张。第二个阶段是银行信用的崛起，银行从财政的钱柜子逐步变成经济发展资金供应的主体。“银行信用的意义在于，随着改革带来的简政放权、减税让利，经济产出增加和社会游资增多，国家通过银行机制把社会闲散资金转化为建设资金，为经济起飞提供了能量。这个过程帮助中国经济顺利实现高速增长，解决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资金短缺。银行信用成为国家发展经济的主体推动力量。”胡继之向证券时报记者谈到。第三个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证券信用出现，其标志是深沪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证券信用的意义是，在银行信用之外，通过市场直接筹措资本，形成了银行之外的另一种力量。在胡继之看来，这是波澜壮阔的30年，而且这一阶段有其不同于银行信用的鲜明特质，主要体现为：一是交易所成功建立起一套信息技术交易系统，摆脱了经典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路径和方式，使我国广为分散的中小投资人能够直接进入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数量世界第一，交易笔数和换手率也长期位居世界前列。二是大量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筹措长期资本，走出困境、获得新生，资本市场第一次在国家战略层面显示出特别的能量；一大批民营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完成了由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迅速壮大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生力军。三是随着大量专业投资机构及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的兴起，特别是公募基金的崛起，形成了一股全新的力量，使得中国资本市场短短30年就超越了成熟市场几百年才走完的发展历程，市场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不过，早期的证券信用依然带着计划经济、行政管理的诸多痕迹，特别是发行审批制带来了一些有悖市场基本原理的现象。”胡继之指出。首先，审批制意味着国家背书，实际上是国家信用在市场上发生作用。其次，由于有了国家背书，大量企业首发股票价格窗口指导，导致申购新股成为了一种福利分配，扭曲了直接融资“卖者有责、买者自负”的本意。第三，管理层在操作过程中会无形地通过审批来调节股票发行节奏，对市场产生影响，以达到人为设定的阶段性目标。第四，由于审批发行的可控性和市场交易的广泛性，往往造成股票供应短缺，从而推高了股票交易价格。第五，由于企业审批上市之后难以退市，壳公司往往成为市场炒作的题材。就在10月3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金融委）会议指出，要增强资本市场功能，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胡继之认为，这是资本市场发挥直接融资功能的真正开局。一个大规模证券化时代正在来临注册制改革，是A股资本市场新的里程碑事件。随着注册制在科创板、创业板试点落地，A股IPO融资金额创出新高，资本市场功能得到强化，有力服务实体经济。今年前11个月，A股市场首发融资规模合计超过4200亿元。而在过去三年（2017年-2019年）IPO融资额依次为2301.09亿元、1378.15亿元、2532.48亿元。胡继之向证券时报记者强调，注册制的实施，标志着国家大力开辟直接融资市场的新局面已经正式到来。相对于前30年的市场来说，今后资本市场的运作方式可能会出现很多变化。“第一点，注册制就意味着国家不背书，还其市场本来状况，通过规则让市场的基础和常规层面实现市场自治。第二点，一切市场行为的后果由行为人自己承担，要让‘卖者有责,买者自负’的理念贯穿一切行为的始终。第三点，随着新兴市场形态的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基础设施会更加完备，包括底层制度的安排、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完善、真正适应市场参与主体的基础制度和运作机制、与融资人相关的信息披露机制等等。第四点，政府公权力在市场的应用范围大多集中在打击欺诈融资领域，交易所主要负责日常监管。”胡继之判断，由于国家对资本市场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改变，今后以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结构有望加快形成，由此可能形成大规模的证券化局面。他谈到，从信用发展角度而言，下一步将是整个经济体证券化的开始。“类似早期一切实物都货币化、一切融资活动都银行化，这一次证券化的过程会以各种方式向各个领域扩展。”在他看来，随着注册制的常态化，今后有望在三大领域形成基本局面：一是很多实物形态可能向证券化方向转化；二是大量资本性融资行为以证券化为主导；三是在以现有金融资产为基本品种的基础上，金融衍生品不断进行延伸和拓展。“目前我国大规模发展证券信用的各种社会基础条件都已具备。按照成熟市场的经验和信息文明时代的趋势，如何实现证券信用大规模发展，某种意义上关系到中国能否把握得住未来局面。”在资本市场边界问题上，胡继之向证券时报记者分析，首先从权益层面来看，无论是监管抑或券商，对“资本市场”的理解主要是“标准化证券”，往往以是否上市作为直接融资的界限。但他认为，所有企业对外部的资本筹措行为都属于直接融资，因此都属于资本市场的范围；这就意味着比目前只注重上市公司融资和二级市场交易为基本范围的市场边界要广阔得多。他谈到，各地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的建设将是重要布局。“真正股权市场的出现实际上能大幅拓展资本市场的边界”，胡继之向记者判断，“未来以交易所为最高形态的市场顶层，加上具有广泛适应性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作为市场底层，会形成一个相得益彰的资本市场层次架构，这种架构使得市场既能够解决成功企业的大规模、标准化直接融资，也能够广为适应各种经济形态的发展，灵活解决广大中小企业非标化、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将为我国资本市场注入全新的内涵，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局面。”其次，从固定收益层面来看，很多领域都会向证券化形态发展，从而扩大资本市场的边界。他以国内房地产行业举例，认为地产行业长期以来主要依靠银行系统解决融资问题，天量的房地产债权沉淀在银行手里，既加剧了银行的风险集聚，又没有体现出房地产的真正价值。而今后通过发售REITS、物业费证券化、运营收益权证券化等证券化工具，既分散了风险，提高了资产流动性，还能在交易过程中充分体现不动产的价值。“未来券商”的可能形态随着注册制改革的推进，根植于资本市场的证券公司将迎来历史性发展机会，券商不同业务条线都将直接受益。但需注意的是，在不同上市制度下的资本市场，券商发挥的功能角色会有所不同。如何提高竞争力，如何顺应时代潮流推动业务转型升级……是业内共同探索的话题。可以预见，券商发展形态及行业生态未来将面临重构。胡继之表示，在我国证券信用发展早期，一个主要短板就是券商功能不足，能量不强。“虽然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位、货物贸易规模多年位居世界第一、2020年中国上榜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也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我们注意到，中国的证券公司所承载的能量与国家赋予资本市场的使命相距很远。”“面对以注册制为标志的未来资本市场，还有大规模证券化时代的来临，中国券商究竟应该呈现什么样的发展形态，我相信是每一位从业者都在深深思考的议题。特别是我们正处在由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过渡的大转折时期，券商如何在信息文明时代下的资本市场发挥作用，它的作用方式与工业文明时代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探索和寻找答案。”胡继之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在胡继之看来，未来券商应当着力从5个层面来提升核心能力。“首先是价值发现能力。工业文明解决了物资短缺问题，信息文明则是提升生活品质。现在已经与过去工业文明时代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大为不同，越来越多有特质的公司不断涌现。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在资本市场中准确发现和定义各类公司的真实价值，这是券商最重要的核心能力。”第二是价值传播能力。在发行审批制下，由于行政定价、供给短缺，往往造成股票供不应求，券商无需广为传播企业价值。注册制实施后，一家企业能否在市场上实现其发展目标，除了价值发现之外，券商如何帮助企业在市场上广为人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核心能力。第三是资源配置能力。这种能力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券商自身如何有效利用现有社会资源来壮大自己的能量；二是如何使社会现有的资源在资本市场中得到最佳配置，特别是要在IPO之外，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使企业能够在市场上实现最佳的、合理的发展。“第四是财富管理能力。市场发展的历程已经表明，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金融总量的增长速度会越来越成倍地高于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严格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实现的财富增长主要是由银行推动来完成的，今后将越来越借助于证券公司财富管理能力的提升，这样会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金融效率。”“第五是风险驾驭能力。我们应该深深地确立这样一个观念，券商本身就是以驾驭风险和管理风险为基本内核的；因为资本市场在风险嬗变上的能量要比信贷市场高出很多倍，所以风险驾驭能力是券商最基础和最核心的一门内功。”采访最后，胡继之满怀期待地谈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近表示，已批准纽约证券交易所允许企业直接上市并发行新股的提议。企业直接上市真是一个巨大变化，互联网时代券商的角色调整也属必然且紧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