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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为什么大庆油田子女包分配的制度能延续到今天？
油田的职工结构是怎样的？国内还有哪些行业是类似油田这样「子承父业」的？相关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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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典型的管局子弟，父母都是管理局的，有着外人羡慕的选择权，可是我还是逃离了那个家乡，我本身并不喜欢这种制度，从小就被人家说你还有后路你还可以回管理局工作，可是我知道，这种制度会滋生懒惰，外地孩子每每听到我是大庆人就会觉得我懒，我有后路，忽视了我的努力，甚至劝我放弃努力，我凭自己的努力来北京工作，我的父亲甚至因为我没回油田工作跟我翻脸哪怕我获得北京户口，这个制度毁了大庆整整一代孩子，所以我并不赞成，但是，大家这么上纲上线我又觉得我们很委屈，首先我们并不是分配，是招工，去的都是工人岗，很累很苦的，工资也不高，不是本地人很难坚持下去，干部岗是要考的，外地人不嫌弃大庆天冷地偏你们都可以来竞争！其次，我们的祖辈为了支援大庆付出了什么你们很难想到，很多人从大城市来到这里，安家落户，也让子子孙孙留在了这里，喝的是碱水，住的是土房，吃不饱穿不暖，跟我爷爷一起来的十多个人最后只有他一个人留了下来，剩下都偷偷跑回了家乡，因为实在是太苦了，现在我们只是享受了一点祖辈留下的，别人不爱要的东西，怎么了？我不赞成这个制度，但我更反感别人不分是非的谩骂，你下井队干几天，再来讨论吧
占坑，大庆女孩，现中传媒马上大四毕业，赴港读书，试图从自身反抗这一制度，离开这个城市，晚上来答！恩 鉴于从实习公司的离职的公车上一不小心把手机从开得太大的窗户里掉出去所以摔坏了。。现在才来回答。事先声明，该篇回答可能略长，希望大家一定要选个舒服的姿势看哦么么哒！ 不喜欢听故事的童鞋可直接跳跃到黑体字部分哦！————————————————————————————————————————1.先介绍一下自己的家庭背景，祖上是山东人，姥爷是军人，曾参加援。朝战争，也因为军队的迁徙而四处奔波，所以四个儿女都在不同地方出生。但最终定居于大庆，也是最终专业之后的一个相对稳定的选择。而我，生在大庆，长在大庆，在这个城市呆了完完整整的十八年。2.再介绍一下大庆市的整个城市的特点吧。资源城市，东北方，城市很新，很空旷，许多最先发展起来的地方都是依着油田而建的，因此城市遍布抽油机。现在城市最发达的地区位于城市东侧，靠近市政府的区域，有大商新玛特，万达广场，沃尔玛，歌剧院，大庆书院等一系列看起来很高大上的东西。经济上：城市经济发展很强，我没有去过其他的资源城市，也不知道那些资源枯竭的城市里，人们的生活是不是看起来听起来没落了许多，就像严歌苓《小姨多鹤》里描述的，或者像《钢的琴》里所看到的。但由于石油资源的特殊性，整个城市的人生活的幸福指数都很高。是啊，工资不低（像我家长，一个月至少可以拿4000的工资，我表哥能拿5000）工作不累，城市房子价格不高（最高的两三居的房子也就七八十万，每个家庭基本都有车有1-2套房子，平常那种石油企业的高福利简直是令人发指（餐补交通补电话补贴这些常规的都不说了。过年鱼肉、啤酒、饮料、水果、端午粽子，中秋大庆特色美食乐月饼，还有我从小到大都几乎没买过的洗发水、浴液、肥皂、洗衣粉、毛巾，时常出现的购物卡，甚至小时候卫生纸、姨妈巾都不需要买，还时常有按层级分的年终奖，最低级员工可能都有4000）其实这样的生活，也许可以让许多在北京打拼的人羡慕吧政治上：其实这部分我也不太清楚。。。平常关注的很少就不班门弄斧了。文化上：整体文化很落后，应该说是相当一片文化贫瘠的土地。文化消费几乎除了看电影、唱K好像就没有什么了。但教育很发达，像我的母校大庆实验中学，除了不是特别确定的校友丁宁（打乒乓那个，还有最近不知道忙什么的戴志康师哥）平均每年都能向清华北大输送35人以上的生源。市内有多所省级示范中学，附近区域包括牡丹江、齐齐哈尔等许多生源都会选择在我们学校读书。3.再说一下这个子女工作分配制度。因为毕竟年纪小，以前的很多东西我都不了解，所以只能从近几年的说起。我妈妈出生于1964年，那个时间大约就有这个制度了。她是技校毕业直接分配的，但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技校给直接分配还是说因为她属于职工子女所以给分配。下面举几个我熟悉的例子。A:1984年生，艺术生，成绩比较差，第一次高考落榜，第二次花钱上了三本，在成都上了四年大学之后，本来想在成都发展，但因为男朋友劈腿加上母亲生病，所以回到大庆，就在大庆安定下来，成了一个幼师，但因为有本科毕业证所以按干部岗位分配。但因为单位绩效不好所以工资还是很低。B.1988年生，艺术生，成绩很差，高考分数低到什么花钱上的学校都上不了，赶上了当时最后一批不考试直接分配的机遇，18岁就做了工人，现在也就开着家里的车，每天上下班。C.1990年生，理科生，成绩一般，高考分数不高也不低，上了二表B，学校就是位于我母校旁的大庆石油学院，专业自动化，大学混日子一般的过下来，最后想考研离开城市努力发展，却考研失败，以干部身份分配到父母所在的厂矿，后面评上技术员职称，工资有5000多。现在也开着家里的车，和父母贷款买了新房子，房子16年交房。D.1991年生，理科生，成绩不错，高考上了武汉大学的GIS专业，现在硕博连读，在武汉继续读书，前途未知。E.1992年生，文科生，成绩还可以，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系，现马上大学毕业，赴港读一年制的授课硕士。好了，废话说了这么多，终于开始答题了。。。。。这个制度之所以留到今天，因为整个大庆市最支柱的产业就是石油业，几乎整个城市的人都多多少少跟石油挂钩，在短短几十年的发展之中，大庆这个城市，从老到少，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种求安稳的心态。就像我记得张公子的专栏里写过，很多时候，他女友的亲戚都觉得，即使他银行存款有那么些，每年约稿可以拿多少钱，还是不如一个稳定的编制和国企的岗位。事实上，大庆的这种分配制度留存到今天，有以下几个原因：1.父母希望子女留在身边。从大庆诞生开始，这些老一辈的人把一辈子的时间都花在了油田上，他们劳苦功高，他们的子女，在他们看来，从事石油这个行业，是天经地义的，这就类似于世袭的王侯。而且，父母不仅是员工，父母更是决策者，领导阶层也有这样的考量的时候，这个制度就更没那么容易废除。而我看到，有知友说，子承父业还好，孙子也还继承就不对了，但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这是一个很新的城市。从1959年发现油田开始，到现在不过55年，其实根本没有几代人。我姥姥属于早期的市民，我们家也只有A和C分配了工作。2.废除的阻力大，当年朱。镕。基先生的国、企改革，引起了那么多“买断”的人失去岗位，大庆人民开始了捍卫自己权益的道路，具体方式就是上北京，闹到广场去，后面法。轮。功也有一批，我上高中的时候也有一批，但具体原因我不记得了。。。实在是时间太久了，希望各位大庆的知友提醒。大庆的普遍民众，已经成为了既得利益者，改革的最大阻力就是来自于他们，因而他们普遍不会接受这样的改革，尤其是子女还未大学毕业的。3.大庆的孩子，确实有很多人，都从小与家长一起，培养出了一种相对懒，或者甚至说有点不思进取的井底之蛙观念。我同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也有朋友毕业于很好的大学，但还要回到大庆工作，但我觉得在大庆工作的确很适合她，离家长近，离男朋友近，工作稳定，她学历高收入也高。但其他许多成绩差的，或者成绩一般的呢？比如我上文提到的A、B，他们也曾经想过出去，但成绩实在差的无可救药了，在外地找到一个好机会的可能几乎为0。而类似于C，他与许多北漂不同，他不是背水一战，而是有这样一个机会，在很多外地人农村人看来很不错的机会，当然也就自然一辈子留在了这里。至于D和E，未来还是不确定的,但八成不会回来了，因为他们看到了更广大的世界，有着更全面丰富的选择。A是我表姐，B是我妈朋友家的姐姐，从小玩到大的，C是大表哥，D是二表哥，E是我。就我自己而言，我妈妈在我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都属于那种望女成凤的家长，我能理解，因为从小就长与单亲家庭，连父亲都没见过，她爱面子，希望我能出人头地。她这种控制，让我逐渐的产生了一种想要逃离的欲望，而成绩上还尚且算不错的表现也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到了北京，我倒没有觉得北京多美好，但我起码发现北京和cuc这块牌子给了我看清这个世界，看全这个世界的机会。我不讨厌我自己的家乡，可我又那么想要离开他。因为我到了北京，我发现大庆的整个城市是缓慢而死气沉沉的，大庆给不了我喜欢看的演唱会和话剧，给不了我喜欢去逛的小店，更给不了我，让我从高中就可以按我想要的方式发展的机会。我好羡慕北京的中学生，可以在课余时间，看到那么多独特的城市景观，我也好羡慕他们可以从小就接触许多我上大学才接触的东西。我多希望，未来我的孩子，可以从小过比我快乐的生活，没有那种填鸭式的教学，没有在贫瘠的文化土壤上生活，可以在类似于北京的城市里，自由的选择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使，那可能很费力。终于答完了。。。。
作为大庆人默默出来说两句。对体制了解得不是特别多。据我所知，这个职工制度是分两种身份的，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根据早些年政策，只有就读大学在一本或者二本与石油相关领域的大庆油田子女才能在回来之后获得干部身份。只有干部身份才能往上走，工人身份的限制很大。身份一旦确定，再修改更是难上加难。大庆原本是一个完全以石油为导向的城市。如果你去过大庆的话，你会见到漫山遍野的“磕头机”（游梁式抽油机）。是它们伴着大庆人长大的。而且大庆人一直以石油为骄傲。记得上学的时候学到大庆油田石油产量第一（之类的）字眼的时候全班都很激动。各处都是以“油田”，“铁人”，“石油”命名的学校，公园，住宅区。我记得在初中的时候，班主任让全班父母从事与石油有关工作的学生站起来，全班45个人站了42个。（我属于奇葩地坐着的那三个中的一个...）所以，对于大庆人来说，毕业从事石油领域的工作实属天经地义，不是什么需要人情的事。毕竟人家中石油在job market占的份额最大好么。而且，油田以及更相关产业也的确需要大量的员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产业单一的工业城市，只不过因为些历史原因把这个一代一代一直传承的事给制度化了，成了“包分配”。我无意为这个体制辩解太多，只是从本质来讲，我认为起码大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和美国的一些工业城镇有很多类似之处的。都是一个单一的大企业，都是整个城市的人口围着一个公司转。不过中国因为多了个“包分配制度”，的确造成了很多年轻人不学习随便混文凭，最后在一个小岗位混吃等死的情况。补充：我看了下新闻，上面说那么这次被大庆油田职工抗议的招聘方式相比以往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往年，只要油田职工子女大学毕业，基本就可以进油田公司工作；而今年，二本非油田主干专业毕业生、三本毕业生不能直接包分配，而是委托大庆技师学院对这部分毕业生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后，择优录用，同时对英语四六级成绩也提出要求。事实上原本的政策就是对于“二本非油田主干专业毕业生、三本毕业生”只给工人身份的。这次只是做得更进了一步，砸了“铁饭碗”。至于好几个答案提到的人脉，的确，在小城市人脉很重要，但这更多体现在了具体的岗位上。比如哪个岗位更清闲一点啊，哪个岗位能接触到领导啊这样。但是，进石油这个领域基本上大家都认为是想当然的，像世家一样。所以，看到大庆人反对包分配这样的新闻，作为大庆人，不意外。在产业单一方面，现在大庆的情况有所好转，石油占总经济的比重在逐渐下降。毕竟石油不是可再生能源，眼见着油越来越难采（以前直接喷，现在要注水），大庆开始转型。前阵子主打“百湖之城”，估计是想发展旅游业（大庆的空气倒是很好）。不过，目前来看还是很难摆脱对油的依赖。毕竟是一个让大庆人自豪了几十年的东西。不过，大家也都知道大庆终归是要转型的，从最近城市建设的趋势来看也的确越来越向第三产业发展，向多元化发展。因此，看到“包分配”要结束了，作为大庆人，也不意外。相信这也是各个还存在“包分配”制度的行业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市场化。
以前给你工作是你幸运 如今人家拿走了也没什么。本来就是人家给你得优待 不给你了 你抱怨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答案，我并不清楚，感觉从小活的傻乎乎的，一点不关心周围事。能给题主的线索就是，在别的城市，都只有一个说了算的市政府。但是在大庆，管理局也就是油公司吧，先市政府成立～所以一分为二～看了一些些回答，确实是招工回来先是工人岗位，但是我能说油公司福利很好么？一个管工月入五千是基本～比其他单位的科级领导账面收入不知道多多少～而且，一般都是先做两年工人岗再动用家里关系，进入管理层，年纪轻轻有房有车～反正我知道的都是这样的，就算没有啥关系，但是如果父母双职工的话，一般日子也不会太差～就酱～不过大庆有钱人还是挺多的很多都选择出国或者去一线城市了吧～回家要不就是家里条件太一般～要不就是自己是在烂泥扶不上墙～
大庆打工的外地人，第一次答题就匿了吧！06年来大庆打工，化工厂仪表工。师傅是买断的油田职工，外地人可能不懂 ，当年全国大下岗流，大庆油田可能是为了简单的完成上面的任务，就给了下岗职工一笔补偿金，算是买断他到退休的工资，反正油田有钱。当时好大一笔钱，记得是最少十多万的。当时房子一套也就五六万，不光这样，单位还给你交纳养老保险的，退休金照拿，不过比在职的退休少点。身边的一个老师傅买断了，去年退休，退休金没月3600元，我现在也就3000元，大庆非油企业也就平均这样。油田双职工家庭平均至少两套房产。再说现在招工政策是用不了那么多人了，所以考试选拔(还是油田子民女内部)总不能全招没有能力不干活的吧！第一她们有钱，为了被招工可以在家待好几年，家里父母职工养着。一点不可怜，比我们强多了。我可房子都买不起啊！第二政策还是偏向他们的，不知福，开放招聘都傻眼了。第三天天说老一辈奉献油田了，我就不懂了？拿了工资，享受了福利，怎么就成奉献了呢？都说石油会战苦，那个年代哪不苦？就算是奉献了，他们的退休金可是比我们还高啊！真是不理解他们的世界观！
这个体制的本意就是如此啊子承父业，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只是世界在发展，这根本是个循环不下去的东西……
少数民族考试加分制度也很久了。。。
谢邀。坦白讲，我看了评论里的话，觉得有点生气，因为好多人都是没吃过葡萄不知道葡萄酸的情况下，以讹传讹，所以有了当下的大家对这种现状的不满。而腾讯新闻也是因为在国企的员工毕竟是少数而发这样的新闻来增加点击率，从而满足大众的心理差距。新闻上说，每个员工的年薪大概是13万多。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哪里来的，反正我是没有过这待遇，能给我三四万就不错了。可能某些领导的年终奖会比工人高一点，但是说年薪是十几万，我和我身边的人都没有过，我认识和知道的也没有。况且，领导毕竟还是少数人，基层的干活的人是最多的。说到干活的人，也就是这些毕业分配的大学生，并不是像这则新闻里评论的那样，地质的研究生不要。我在石油院校毕业，只要男生成绩是前百分之五十，那就随便签约，要是成绩连前百分之五十都达不到，那凭什么签约，研究生要是不要的话，也是因为某些研究生高不成低不就，因为毕竟国企的待遇和薪金还是不是很高的。我有好多学地质的外地学生签大庆了，可是现在都已经辞职了，剩下的不到5个，还不是因为工资低，干活累么，要是能达到他们的心理预期，谁还会辞职呢。说到薪水，我每个月不到3000，特别是最近，油田要节能减排，连我们干活的抹布都是公司组织大家把破衣服破裤子剪了当抹布的。干活的手套，单位也从来没有发过。大家只听说了我们写写报表就可以了，说实话，我都没有碰过那东西，我每天干的活就是重体力劳动。今天白天28度，下午两点太阳那么大，我撅着屁股在外面拔草的时候经理过来，说他曾经也干过这个。去年冬天零度左右的时候我们在池子上擦栏杆，一擦就是几个小时，擦了之后都会冻冰。这些都是外面的人体会不到的。我们从事的都是高危，高污染作业。还有人说什么外地学生工作不好，本地的就都是好工作，这个没有关系。这个跟你所在工作单位有关，如果你的工作性质是需要跑野外的，那无论你是大庆孩子还是外地小孩，都一样需要出去。至于说工人身份和干部身份。提干和定岗跟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只决定了你的退休年龄。现在看来，还是工人身份好点，还能早退休，而且现在是按岗拿薪，什么岗位拿什么薪水，身份一点作用都没有。只要你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现在油田各种竞聘考试越来越多，只要肯多付出，多学习，总会有人赏识你的。我身边的好多领导都是凭自己能力干上去的。不过，如今这个现状能改善还是一种进步，毕竟社会需要更多的优秀人才。大庆的转型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不只是在石油行业的突出。而且我始终认为，包分配对大庆的发展并不是很好。每个人都有实现自己梦想的满足感，当被禁锢在这里的时候，更多的是无奈。
＠(￣-￣)＠喂，小张，我女儿毕业了，帮忙安排一下，哦哦，没问题，老领导了嘛 老领导知道现任领导的情况（包括贪。。）所以题主多虑了，不光大庆，玉门油田也是，国家电网也是，移动也是。。。你说这人情已经循环，破坏代价太大（领导抓了没人hold住场，公司要危机）该如何是好呢
这种制度延续到今天一点也不奇怪，事实上，不少国企都会对职工子女有优惠政策，当然像大庆油田这样之前几乎等于无条件包分配的应该不是多数。我也是国家电网的职工子女，去年毕业，就我了解的国家电网的政策是地方公司对口专业,特定学校——比如华北电力，比如江苏省内的东南、河海、南京工程学院（前身是南京电校），“优先录取”（优先成什么样你懂的），其他专业的会有录取比例限制，比如财会专业的只有10%录取名额，但相对于普通人来说依然是优先了。当然如果是省公司和国家电网的话要求肯定更严格，可能也会要研究生学历之类的，细节不清楚。但据说，今年虽然政策还没出台，但是很有可能取消，至少算是进步了。当然最后我连报名也不愿意报，所以就不知道具体是怎样的操作流程了。不过的确了解到有不少职工子女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就是奔着以后在国家电网就业而去的。周围也有不少同学和朋友因为家里的关系进了三大油、电网等大国企。（评论里有人说移动现在已经没有子女优先一说了）不过一般来说这种树大招风的企业，如果要进省公司乃至总部的话，一般总是走形式上的“正常流程”的，至少不会是赤裸裸的包分配。相信大庆油田那些稍微有些想法、在体制内位子并不高的人，都会想着找别的出路的吧。说句难听的，这种包分配的制度本身针对的就是体制内的弱势者，稍微有些背景的可以通过别的途径进体制内，而这些弱势的，奔着包分配而上了大学，没有这制度，真的很有可能毕业即失业，也是可悲。至于那种什么父辈多么多么辛苦，这是他们唯一应得的理论，不值一驳了吧。不匿了。
也是大庆人，父辈爷爷辈也是员工，父亲还好，看的比较理智，爷爷辈则认为当初自己会战开创了油田和今天的大庆，为之付出了一生，为什么后辈连个工作都不给……当然如今也基本上是能出国都出国，实在不行了才会被劝回家
这里不叫包分配，叫“接班”，油田子女特权，我印象二十年前他们就这样聚集在市政府（为什么不是管理局不清楚）门前要来的，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上访。职工结构就是有干部有工人，干部一般是石油大学签过去的，油田子女占一部分，可以升迁；工人一般就是大专学历左右，参加个类似高中考试的招工考试，不可以升迁，而且活儿也是单调无技术含量的擦油井啊之类的活儿。垄断行业一般都有接班现象，像烟草，但明着来的还真不知道其他的。关于父辈太辛苦，子女接班有合理性的回答。一是王进喜那代比较辛苦，其它不见得；二是都为了生活，那个行业不辛苦，而且他们的福利待遇已经很高，却因为管理不善腐败横生；三是不管多辛苦，无条件的子承父业都不是合理的，近亲繁殖会导致整个机构烂掉，否则大家都要拥护新宇作领导人了。
谢邀！我家不是大庆的，是胜利的，不过各个油田应该差不多。我们家从我爷爷起就跟着各个油田会战跑（我爷爷是厨师，面点师），从老家陕西出来后，先是到大庆，后是到江汉，最后在胜利定了下来。我爸这一辈也是，普通工人，文化水平不高，到现在一直认为学上到本科就够了，然后回油田，慢慢熬，到退休，领着退休金在我们那个小区里一直安安稳稳、无忧无虑的过小日子。我可能是个奇葩，觉得这种日子没有什么意思，后来我记得看到一句话，甘于平凡也是需要勇气，就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对错，只是每个人的想法、价值观不同罢了。-_-#呀！跑题了。在胜利，普通工人家，子女包分配可以说是他们唯一的一项特权了，但是，中石化之前有个三年不招工，不知道现在政策怎么样了？父辈们辛辛苦苦一辈子，换来个孩子的工作，我觉得这是应该的（虽然我不会回去），我不了解大庆具体情况，所以不好具体回答。另外，三桶油里有很多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工人，他们得到的利益很少很少。很多利益都给国家了。我记得有次傅成玉（中石化老大）在代表会上向中央提过改善职工待遇。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如有错误或者冒犯请指正。（手机码字，排版请见谅）以上
我想说的是，这些员工的前辈，真心不容易，油田工作很辛苦的。
我倒不是大庆油田子女，但也是东北某油田的子弟，我觉得中石油这种国有企业兼具创造价值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而雇佣自己企业的子女，使得企业资深员工能踏实工作，则是一种保证企业稳定的最好手段。
某些工种，真的没必要非雇佣石油院校毕业生来干，只要有初中以上文化的人都能在经过一段培训之后做的很专业。
而且，最重要的是，很多油田都处于荒郊野外或者是偏远地区，即使石油院校毕业生很多都不愿意去，油田子女无论从生理、心理，还是认知度忠诚度来讲，都远胜于外地大学生，对企业更热爱，因为他们生于此，长于此，并靠此吃饭，工作热情更高，责任感更强，辞职率也更低，更能保证企业的稳定。试想，你去别人家池塘捕鱼的时候，可能会毫不心疼的竭泽而渔；然而你在自己家池塘里抓鱼，则会考虑能不能更大限度利用鱼塘，以便能更长久的抓到鱼。人的自私性，无处不在。
油田子女包分配本身没错，错只在油田的人事部门，不能把这些子女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才使得“油田子女”成为冗员。真正需要改革的是油田的人事部门和部分思维僵化的专业领导，而不是其他！
谢邀，虽然我在油企工作，研究生分配过来，地地道道不是油田子女，虽然也对油田子女能够享有种种优惠政策颇有微词，但是油田子女在一些方面比我们外来人口有优势：1、家在油田稳定，不会干几年就跑2、维稳需要，有些老职工为油田奉献一辈子不给子女安排工作会上访、闹事，大庆作为大型油田、员工多，更有这方面的诉求吧。时间紧不知道回答的满不满意。
油田工人常年在野外，没办法教育子女，导致大多数油田职工子女学习成绩不高，考不上好大学。人拉肩扛运钻机　　日，听说钻机到了，不等天亮，王进喜就带领1205队职工跑步15华里来到车站。可一到车站，王进喜和工人们马上遇到了难题：车上是一车皮一车皮的几十吨重的钢铁大件，没有吊车、没有拖拉机，车下只有30几个西北汉子，怎么卸车，怎么搬运，怎么安装呢?王进喜把全队集合起来，问在朝鲜打过仗的支书孙永臣：“我没有打过仗，你说若是在战场上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是上还是退?是打还是坐下来等?”孙永臣说：“只能进，不能退；只能上，不能等，就是豁出命来也要上!”王进喜接过话来说：“对!我们大会战也像打仗一样，只能上，不能退；我们不能再等了，新疆、四川的钻机不是也卸下火车了吗?没有吊车。我们37个人就是37部吊车，汽车不够，我们有手有脚有胛子，蚂蚁搬山也要搬。我们就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卸车搬运安装，早开钻。我们大家看看行不行？”“行！”全队民口同声道。“好！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王进喜说完，甩掉老羊皮袄，在地上抄起一根撬杠，推的推，拉的拉……棕绳把手勒出了血，肩膀被压得又肿又痛，可是谁都不在乎，许多人都脱掉了棉袄，只穿一件衬衣，大家脸上、身上全是汗水，热气腾腾。全队职工从2日早上7点一直干到3日凌晨，将60多吨重的井架全部运到萨55井井场。这时钻机安装的难题又摆在了1205队面前。队党支部当即召开会议决定在没有吊车的情况下，靠人拉肩扛高速安装钻机。队长王进喜在全队工作动员会上代表党支部向大家高声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怎样把钻机安装起来。我们国家现在有困难，我在北京参加群英会时，看到汽车背的煤气包。国家没有油，外国卡我们的脖子，帝国主义封锁我们的国家，千困难、万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的困难。我们石油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就得想办法把钻机安装起来。我们要干出样儿来给外国人看看！“王进喜的一席话说得大家精神大振，摩拳擦掌。大家以撬杠、大绳、木头、钢管为工具，人拉肩扛苦战3昼夜，巍峨的钻塔终于屹立到萨55井的场位上。端水开钻第一口井　　1205队所打的第一口井——萨55井就要开钻了。可是，没有输水管线，开钻用水怎么解决?　　王进喜立即召开全队动员大会，让大家想办法。会上他先问许万明：“开钻没有水怎么办? ”这个许万明，人称“小老虎”。聪明过人，脑子里全是点子。他想了想说：“用盆子端水打井!”他身边的姜如学听了一笑说：“你看见哪个国家用盆子端水打井?简直瞎胡闹。”王进喜接过话茬儿，斩钉截铁地说：“许万明的主意好，我们能人拉肩扛装钻机，就能用脸盆端水保开钻!明天我们就用盆子端水打井。”　　第二天，在王队长的带领下，有的端着盆子，有的拎着桶，有的手提茶壶，还有的拿着安全帽、灭火机外壳……大家排成了一条长龙，从井里端水，再倒进泥浆池中。马家窑的老乡们也都肩扛扁担挑着水桶加入了运水行列。　　自己挖的水井被端干了，老乡的水井也快被端干了。戴祝文急忙找到王进喜：“王队长，端干了老乡的水井，人家吃啥，牲口喝啥?”王队长指着西边说：“那我们就到那边水泡子端去。”　　井场西面一里多远的地方有一个大水泡子，冻了一层厚厚的冰。于是大家破冰取水，一盆盆、一桶桶……一条浩浩荡荡的运水长龙来来往往，川流不息。　　一天过去了，还是远远不够钻井用水。王进喜想，这样端水效果不大，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他和大家一商量，决定从水泡子到泥浆池挖一条水沟，从水泡子里端出水来再倒进水沟，让水流到泥浆池。　　大家很快挖好了一条小水沟，果然端水的效率大大地提高了。用了四五天的时问，泥浆池就已经满了，总共约有40吨水，保证了钻井的需要。人体搅拌泥浆　　“4·29”万人誓师大会后，大会战全面打响。各探区、各井队积极响应会战党委“集中全力，猛攻试验区”的号召，为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大显身手。1205队按计划搬到了杨四屯，打开发试验区的第一口井——2589井。　　王进喜带着严重的腿伤，拄着拐杖在井上指挥打井。当萨2589井钻到700多米深时，突然发生了井喷。强大的高压液柱冲出井口，不一会就达到十几米、二十多米高。当时，井场上没有压井用的重晶石粉。王进喜急忙召集全队集合想办法。有人提议，用黄土和水泥压井。王进喜果断地采纳了这个建议，大喊一声：“往泥浆里加水泥和土，干!”大家一鼓作气，几吨水泥和土很快被加到泥浆里。可是落入泥浆池的水泥和黄土很快都沉了底，水泥沉下去又把上水管头堵住了，没有搅拌机，泥浆溶合不好，井越喷越厉害。在此危急时刻，王进喜扔掉拐杖，大吼一声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并不时钻入水下去清理上水管线的莲蓬头。紧跟着几个工人也纷纷跳入泥浆池。大家奋力划动搅拌，上水管线通畅了，泥浆比重升高了，用水泥、黄土配制的高比重泥浆经过两台高压泵的强力抽压，通过循环管线和钻杆强力注入地下，以巨大的压力往下压。把液柱一点点压了回去。经过3个小时的紧张搏斗，终于制服了井喷。这时王进喜已经精疲力尽，伤腿上的绷带、纱布早已不知去向，伤口被碱性很强的泥浆浸泡冲刷得血肉模糊。刚被扶出泥浆池就昏倒在地上。大家张罗要送他去医院。他清醒后大声说：“不要管我，看井压住没有?赶快大排量循环，防止水泥凝固。快点处理泥浆!”工人们给队长擦去满脸满身的泥浆，王进喜坐在那里，继续安排工人们处理事故后的各种问题。经过全队努力，井保住了，设备安全无事。井喷压住以后，井越打越顺，1205队只用4天时间就打完了第二口井，并创造了日进535米的当时战区最高纪录。“八一”水线展雄风　　1960年4月中旬，为了保证第一列车原油外运，保证油田生产和生活用水，会战领导小组提出要抢修一条大型输水管线。这条管线从喇嘛甸到东油库列车电站，长17.2公里，管沟深2米。动用土方8万立方米，并且要求10天内完成土方任务，30天内完成焊接任务。当时，松辽大地天气微寒，地层刚化冻，但还没有全部化开，又到了雨季，施工难度非常大。　　关键时刻，攻克输水管线土方的艰巨任务交给了人民解放军“八一”部队来完成。任务一下达，部队全体官兵满怀信心，争先恐后要求承担新任务。当年入伍的新战士小李，文化水平低，拿张纸不会写，急得团团转。班长得知后就替他代写。小李激动地说：“你给我写上，我保证做到干字当头，难字靠边。”当任务分配给红星、红旗两个中队后，他们就立即组织传达动员，当天就全部进人现场。　　在施工中，这支曾经参加过著名的淮海战役的英雄部队。提出“当年淮海惊敌胆，今朝会战展雄风”的豪迈口号，在与积水烂泥的顽强搏斗中表现出坚韧不拔的“硬骨头”精神。管线走直线。要穿越各种复杂地形，困难重重。在一处积水两尺多深的沼泽地里，干部战士毫不犹豫地脱下鞋袜，跳进没膝深的水中。当时天气还冷，又下着雨，双脚站在冰凉的泥水中，一会儿双腿就麻木得不听使唤!但每个战士都把管线会战与开发大油田联系起来。战士们说：“今天我们多流汗，明天就能多产油。”他们垒土筑堤埂，用脸盆、水桶、铁锹等简易工具清除了积水和稀泥。当他们遇到坚硬的冻土层时，　　红旗中队一连十班长响亮地向全班提出：“同志们，勇敢地冲上去，向冻土开战!”九班长接着说；“地再冻，土再硬。硬不过人民战士的坚强决心。”在他们的鼓励下，战士们热血沸腾起来，只见铁镐飞舞，大地翻腾，片片冻土被刨下来了。尽管战士们的手磨破了，衣服湿透了，但仍手抡大镐，一刻不停。经过一整天的苦战，管沟终于在晚10点胜利地穿过了沼泽地。施工中，二连还专门组织了“粘土突击队”，每人每天平均挖粘土20多立方米。　　“八一”部队忘我劳动的精神和克服困难的顽强作风，极大地鼓舞了会战职工。经过军民团结奋战，管线提前完工。人民解放军红旗、红星两个中队仅用5天时间就提前完成土方任务，基本建设指挥部三大队仅用25天就完成了焊接任务。为了表彰人民解放军“八一”部队在参加石油会战中的模范作用和历史功绩，日，会战领导小组正式作出决定，把会战以来修建的第一条大型输水管线命名为“八一输水管线”，并且号召油田广大职工向解放军学习。把职工队伍锻炼成为一支能经得起困难考验的坚强队伍。井喷取气样1960年5月，二探区的一口井发生井喷事故。井口喷出的油气水柱足有10米多高，咆哮着冲天而射，像脱缰的野马。叫人不敢接近。井场油气弥漫，让人感到透不过气来。高大的井架陷入地下，井场周围已被泥浆、油水浸没。为了搞清出气的层位，制服井喷，必须首先取得气样进行化验分析。可是井口周围没膝的泥浆和松软的泥沙，井口咆哮而出的油气水柱时刻威胁着人的生命安全。派谁上呢?这时一个书生模样的小伙子勇敢地站了出来，他要求担当这一艰巨而又危险的任务。这个小伙子叫田光道。田光道是1955年北京地质学校毕业的年轻技术人员，就在发生井喷前不久，他抱着为油而战的雄心。由川中赶到大庆来参加石油会战。到了战区放下行李，连手续都没有办，就跑到井上投入了夜以继日的紧张战斗。这次井喷他正好在井场，就要求担负上井口取气样的任务。只见他卷起裤腿，趟过泥水，一步一步地靠近井口。此时的井口吼声如雷，油水似雨。连取了两瓶气样后，田光道已经感到头晕耳呜，身子一晃，险些摔倒。外面的同志看到后，忙催他回来。可他朝大家摆摆手，坚持着。奋不顾身地又取了第三瓶气样，这才摇摇晃晃地离开井口，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汽车穿“铁鞋”　　会战一打响，就面临着重重困难。天公偏偏又不作美，6月就下起连阴雨。十几天，大雨不断，草原到处是积水，条条土路都是泥泞不堪。汽车一上路，轮胎在泥水里打滑，尽管车轮飞转，可就是不往前走。大量的物资、器材、生活用品运不上去，前方急得团团转。　　为了攻克这个难关，三探区运输处发动全体职工献计献策，大搞革新。全处两天就设计出40多个方案，画出59张图纸。一中队二分队司机郑学书，敢与“天公”比高低，开动脑筋想办法，千方百计找窍门，终于设计出了“汽车轮胎防滑铁鞋”。他在领导支持下。连夜画出图纸，又经过钳工、电工连夜苦战，制成了第一套防滑“铁鞋”，经过试用效果比较好。运输处又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改进。使之更加理想。这种“铁鞋”用钢板制成，用螺丝固定。雨天“穿”上，晴天可以卸下，不磨损轮胎和钢圈，制造简单，扒力大，防滑效能很高。有了它，汽车可以畅通无阻地行驶在翻浆路和雨天泥巴路上。　　领导和同志们都称赞郑学书不仅方向盘把得牢，还会动脑筋把窍门找。大家都高兴地说：“不怕‘天公’降大雨，英雄妙法胜‘天公’。”砖刻数据　　盛夏的一天，采油工艺研究所的几名科技人员到井场搞水层注水的“加大注水量”试验。大家正聚精会神地工作，突然天气发生变化，下起大雨来。　　雨下得很大。在露天地里搞试验，没有伞，也没有雨衣，资料可怎么记?负责记录的钟明友更急。他想，同油层做斗争，完全靠掌握齐全准确的第一性资料，如果今天资料记不全，就会给下一步研究工作造成损失。正在他们急得抓耳挠腮时，钟明友抬头看见井场边上有几块红砖，心头一亮：红砖可以刻画刻字，当然也可以刻数字，何不把数据记到红砖上。他跑过去把那几块砖搬来。用一根铁钉把实验数据一个一个刻在红砖上。他真为自己的“新发现”而高兴，快速而又认真地刻着，字迹清晰而又工整。　　雨哗哗地下着，试验一点儿也没受影响，一直顺利地进行到结束。钟明友整整刻了4块红砖。收工时，他把红砖用一块塑料布包好，小心地装在工具袋里，背回试验室。晚上，钟明友把红砖上的数据一个一个依次抄在记录纸上。洗油澡　　1960年冬天，设计院领导派青年技术员王长令到油库去实习，一方面接受锻炼，学习实际本领；一方面协助工作，从中了解油库设计上存在的问题，以便在设计第二座油库时加以改进。　　王长令二话没说，扛起行李就下到油库装油班。到了油库，在工人师傅的帮助下，王长令很快掌握了装油技术，能够顶班上岗，成了一名装油工。在劳动实践中，王长令常听工人们念叨：“这个鹤管安得最不合理，害得我们经常‘洗油澡’”。原来由于油库设备简陋，油管常常被冻住，打开鹤管闸门，不是半天不出油，就是油来得很猛。溅得装油工满脸满身。装油工人们为了防冻，经常半夜起来去保温。油管漏了油，许多老师傅用自己的帽子、围巾、手套去堵。油不漏了，可他们得光着头顶着寒风干活，赤着手去拧那冰冷的闸门。看到这情景，小王从思想上受到了教育，深感设计人员的责任重大。　　一天黎明，来了寒流，天气非常冷。正好这时一列油槽车进库。当班的王长令对好鹤管，打开闸门装油。他发现有一根鹤管不流油，是被冻住了，就把闸门开大。这时，鹤管里的冻油柱突然被热油顶出来，一下子打掉了鹤管皮龙，一股油流从他的头顶浇下来，浇得满头、满脸、满身，真的洗了一个“热油澡”。为了少跑油，王长令不顾一切跳上栈桥关掉闸门。等他要下去拣皮龙时。一位老师傅已经拿上来，帮助上好，继续装车。原油浇在身上开始热乎乎的，隔一会儿就变得粘乎乎的，最后是冷冰冰的，工衣慢慢冻成了一副冰铠甲，非常难受。这时，装完车的师傅们都跑过来关心地说：“小王，你赶快回去收拾一下吧，可别冻坏了。”　　小王回到宿舍，手脚都麻木了。他脱掉油衣。用汽油擦洗一遍，再用冷水冲一下，然后钻进被窝。躺在床上，王长令心情很不平静。下决心要把问题搞清楚，在设计下一座油库时好好改进。　　3个月过去了，设计院通知王长令回去。这时工人们才知道他是个大学生、工程技术干部，都来依依送别。回院后，王长令就参加了第二座油库的设计工作，他根据工人们的意见和自己的调查、体会，对栈桥设计提出了52条改进意见，在油槽车对位、铁路专用线距离、鹤管冻结等方面都作了较大改进。新油库建成以后。装油速度大大加快，工人劳动条件大有改善，再也没发生“洗油澡”的事。“老黄牛”修鞋　　1960年转业战士黄友书，服从会战需要，叫干啥就干啥。几年时间先后当过瓦工、保管，喂过马、喂过猪，人们称他是“老黄牛”。　　1961年初，在机关房产维修队当班长的黄友书，看到工友们穿的鞋，有的底儿掉了用铁丝拢着，有的帮儿脱了用绳子牵着，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次到一口井上去施工，他看到11名钻工竟没有一个穿好鞋的，不是掉底儿，就是漏帮儿。在部队曾为战士修过两年鞋的黄友书想，战士没有鞋穿打不了仗，工人没鞋穿也搞不好生产。他向领导提出为会战职工修鞋的想法，领导很支持。　　1961年4月。黄友书开始正式为职工修鞋。他身背一个工具箱，手拎鞋拐子，有时在干打垒的屋檐下，有时在职工的宿舍里，有时来到采油井上，哪里有人要修鞋，他就在哪摆上摊子给人修。晚上，他还走家串户为职工家属服务。一时间，黄友书成了最受欢迎的“大忙人”。6月份的一天，他身背鞋箱步行10多公里，走到1202钻井队，一天就为钻工们修鞋32双；转天又来到1205钻井队。一天修鞋28双。铁人王进喜握着老黄的手连声说：“谢谢你，感谢你想着我们钻井工人!”　　黄友书修鞋得到了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会战工委领导亲自决定批给他一个旧板房，让他开个修鞋铺，免得到处打游击。还明令各食堂把猪皮都送给黄友书用。有了基地，黄友书干得更欢。他在修鞋岗位上一干就是4年。　　4年时间，他为会战职工修了20000多双鞋，连年被评为会战标兵。难忘“四·一九”　　会战初期，人们受“大跃进”的影响，工作重速度、轻质量。会战领导多次批评和提醒，但施工中不注意质量的问题还是时有发生。1961年1月到3月份，共钻井23口，其中，有4口误射孔，5口固井质量不合格，4口井底冲洗不干净，5口油层浸泡时间过长。当时，王进喜领导的1205标杆钻井队，也打了一口斜度超过三度半的井。作为总指挥的康世恩，再也不能沉默了，他横下一条心，非把干部职工“马虎凑合不在乎”的坏作风整顿过来不可。　　4月19日，会战工委根据钻井前线普遍出现的质量问题。在群英村油建礼堂召开了上千人参加的反事故大会。会上，康世恩副部长对钻井质量提出了严肃批评，并点着发生质量问题的那些单位领导的名字，说他们是：“抬着棺材进坟墓。”同时指出：“……地面工程的绝大多数是隐藏在地下，使用的年限要达二三十年甚至更久，还要经受高压、高温和酸碱腐蚀的考验。因此，全体职工一定要牢固树立严字当头，好字第一，为油田负责一辈子的思想。要有一股干一件事就要干好，干不好就要推倒重来的作风。这一点从今天做起，首先决定将这一口井斜超过3度半的油井报废。重新在旁边打一口高质量的新井。”接着，康世恩一连向钻井指挥部领导鞠了三个躬，希望他们把队伍带到以质量为中心的管理轨道上来。这三个躬，鞠得钻井指挥部领导满头冒汗，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　　这时，已担任了大队长的王进喜从工地赶到会场。刚到礼堂门口。有个工人就对他说：“赶快趴下!”“趴下干什么?”王进喜不解地问。“领导正批评我们呢!”那个工人说。王进喜一听，心里十分难过，他说：“披红戴花的时候，你们推着我上台，这回挨批评了，就叫我悄悄趴下当狗熊。”说完就直接走上主席台，坐在钻井指挥部领导身边陪着挨批。　　在京主持工作的余秋里部长获悉后，严肃地指出：“这口井斜度超过3度半，如果在1958年，还可以算是好井。可现在不行，井斜超过设计标准，原油采收率和油井寿命都可能受影响。克拉玛依和玉门就是吃了这个亏。填!这口井一定要填起来!”　　填井，这对于全国石油战线红旗单位的1205钻井队，是多么大的耻辱。为了使全队牢记这一惨痛的教训，王进喜回到井队，亲自带领全队把这口不合格的井填起来。有的同志说：“填了这口井，就给标杆队的队史写下了耻辱的一页。”王进喜用严峻的目光扫视大家，沉重地说：“没有这一页，队史就是假的。这一页不但要记录在队史上，还要刻在每个人的心里，让后人都知道，我们填掉的不单是一口废井。而是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同志们，填井!”全队职工个个噙着泪水，跟着老队长背着水泥，一袋一袋地往井里填，直到把井填满。　　从此，不仅钻井指挥部，就是油田所有工种都树立起了“好字当头，质量第一”的思想，为革命干保险活，为油田质量负责一辈子的事儿层出不穷。艰苦就是光荣　　在1961年那样困难的形势下，大多数工人吃野菜，喝糊糊。勒紧裤带干。但也有少数人经不住考验，躺倒不干的，逃跑的，请假不归的都有。会战工委决定在油田开展忆苦思甜教育。王进喜等人一方面抓好生活，开荒种地，给特困职工补助，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做大量的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教育工人顾大局，看长远，认清开发大油田的重大意义，坚持大会战。　　出身贫寒的王进喜，到各队进行新旧社会对比。有关单位只要请，他就是再忙，也总是认真进行准备。一次，钻井一大队团总支请他给几百名青年“讲史”，蚊子、小咬成团地飞到灯下，糊得他满头满脸，他为了不影响效果不打不动，使青年们十分敬佩。他对大家说：“要说大会战苦不苦，我说苦，吃不饱肚子还要干大活、重活，怎么不苦?不过，目前的苦，是暂时的，国家有困难，我们是为国家和民族渡过困难来吃苦的，与旧社会劳动人民受的苦截然不同。这种苦是我们工人阶级自觉为国家承担压力自愿付出的苦，而旧社会是在地主、资本家皮鞭下受压迫的苦……”　　最后，他提高嗓音说：“同志们，告诉每个职工、每个家属，我们现在吃些苦，是为了全国人民早一天渡过困难时期，早一天结束贫穷落后的时代，是大有奔头的。这样的艰苦就是光荣，再苦再累也感到是一种幸福!”　　在王进喜的带动影响下，“艰苦就是光荣”成为二大队全体职工的共同认识。打捞方补心　　1961年夏天，罗1218钻井队在西区打开发生产试验井。一天，钻机正在正常钻进，井口突然发生塌陷，钻台上的方补心。掉进陷坑里。这个陷坑虽然不大，却有3米来深，里面灌满了泥浆水。　　怎么办?如不及时把方补心捞上来，钻机就无法继续钻进，轻则影响生产进度，重则要造成这口井报废。一贯默默埋头工作的共青团员、钻工成宗金心想：“开发生产试验区的每口井，都意义重大，说什么也不能让这口井报废。”又想：“困难当前，共青团员应该勇往直前!”他想到这里，身子一跃就跳进了井口的陷坑，还没等别人弄清怎么回事，他一下子就沉到泥浆水里。但由于泥浆比重大，浮力大，只沉了一半就浮了上来。他用一只手扶着方钻杆，一只手抹掉头上、脸上的泥浆，深深地透了几口气，又沉了下去。当他的脚踩到方补心时，内心感到一阵高兴，但也就在这时，憋的一口气已经支持不住，无力弯身去拉方补心，只好又浮了上来。　　井场上的人们都为小成捏把汗，担心他出事儿，齐声喊他，要他当心。大家的关心，给了成宗金极大的鼓舞。他又憋足气，第三次沉到了泥浆水里。这一次他有了经验，沉下后迅速地抓住方补心，把它提出水面。由于紧张，当大伙把方补心从泥浆陷坑里拉上来时，他已晕了过去。过了好一阵子，他才醒过来。当他看到捞上来的方补心时，高兴地笑了。深山集材　　1961年10月，为满足生产建设和生活建设的需要，大庆会战指挥部组织了一支由勘探、运输、供应等11个单位共八百多人组成的集材队伍，开进深山老林拉运困山材。勘探指挥部接到指示后，立即组织了一支青年突击先遣队，于10月25日启程，直奔林区。火车到伊春站已是夜晚9点多钟，离伐区还有四十多公里，要等到第二天早晨才有通往那里的火车。由于附近客栈到处满员，大家只好冒着寒风，上盖天、下铺地，在车站广场上睡了起来。几个人或十多个人围成一堆，背靠着背，相互取暖，有的同志冻得不行了，就站起来不住地跺脚。凌晨三点钟，大家坐上通往林区的火车，前往深山老林。　　天刚破晓，火车到达了目的地，大家在贮木场食堂匆匆地吃过早饭，就钻进老林开始战斗。“嗨哟!嗨哟!”的号子声和“咕隆!咕隆!”的木材堆积声交汇在一处，在山林间四处回响。工地上你追我赶，谁也不甘落后。晚上收工时，林业局的老验收员前来验收丈量。他意外地发现，平均每人日集4.2立方米，大大地超过了林业局规定的日集2立方米的指标。他把老花镜往额上推了一推。激动地说：“了不得，了不得，早听说大庆职工干劲大、觉悟高。今日一见真是名不虚传。”当晚，集材的同志就向勘探指挥部党委发出报捷电报，说他们已胜利地打响了第一枪。　　接着，进入深山的是运输指挥部三中队的先导人员。他们负责探路和安排宿营地点。他们在一个叫“杨老七”的地方，找到了五间房子。这房子是1958年大跃进时建筑的，多年无人居住，掉泥断墙，杂草丛生。三中队的先导人员到达这里，放下行李就收拾起来，上顶的上顶，抹墙的抹墙，除草修路，没过两天，房子周围就变了模样。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吃水困难。这里原有一口井，因多年没有用，水臭不能吃。指导员喻新盛带人跑了五个山头，淘了一口枯井，打了五个冰窖，终于找到水源。大家高兴极了，就在“杨老七”住了下来。　　运输指挥部接到先导人员已选好宿营地点的电报，立即命令大队人马开着三十辆崭新的解放牌汽车，向深山老林进军。三十辆汽车排成一线，拉着生产生活用品，浩浩荡荡地前进。运输车辆到来后，集材临时党总支组织开展了以运输为中心的一条龙生产劳动竞赛。头两天，就出现了集材人均6方，装车25分钟，卸车5分钟的好成绩。车辆出勤率、安全率、完好率都是百分之百。经过几天的熟悉，12月11日，号车日拉运达到10车次；12日，1079号车又创日拉运11次的高纪录。在那段时间里，汽车司机为不影响出车时间，早晨四点钟就起床烤车，作好一切准备工作。收集、搬运、装卸的同志，无论天气有多么严寒，都在露天里工作，早起晚睡，没有节假日。就是元旦和春节，也是在深山老林度过的。　　这次集材工作，一直延续了半年多的时间，到1962年的5月，才全部结束。这次，共集困山材2.8万立方米，为当年全面开展矿区建设，准备好了急需的木材。万里测温　　日下午，下过一场大雪，又刮起了北风。天气格外寒冷。蔡升和张孔法偏偏选择这样的天气出门。因为他们肩负着一项重任——随车测温。他们带上风速仪和十几个温度计。每人背上25个苞米面饼子，冒着雪后的严寒走向东油库。　　到了东油库，才知这趟车又改在西油库装油。两个油库相距20多里，为了赶上装油，他们不等汽车，摸黑步行两个多小时赶到西油库，正好测到了最冷的深夜装油的第一个数据。　　上车以后，两个人住在没有座席、没有暖气的守车上。饿了啃口苞米面饼子，渴了喝几口凉水，开始了艰苦的测温工作。　　一路上，油槽列车呼啸着向前飞驰，狂风卷着雪花向列车猛扑。每隔1小时，蔡升和张孔法两人便轮流着在守车上探出身去，尽力把风速仪或温度计伸向外面点测一次风速和气温。每到列车停车，他们又拿起温度计爬到油罐车顶上，打开罐盖把温度计插到里面测油温。车顶上毫无遮挡，风雪很猛，每测一次都冻得浑身麻木。但他们从不马虎，每次都坚持二三十分钟，把数据测准。运油列车的开停时间没法掌握，一旦停车他们就抓紧往车顶爬，像打仗一样，每测一次都是一场战斗。　　用一个温度计测温，只能测表面温度。他们在路上搞了一项“革新”，在一根长3米的木棍上缠上10根铜电阻温度计，一次就可以测油罐车内上下10个点，连中部、底部的油温也测出来了。“革新”了的仪器有三四十斤重，拿上拿下不方便，测温也更麻烦。但他们不怕麻烦，克服困难，坚持每停车一次就测一次油温。一天深夜里，测温计上的电线断了7根。为不耽误测温，蔡升就抓紧时间抢修。守车摇得厉害，接不上线，他就等停车时间修理；守车上没有灯，蜡烛用完了，就打着手电照明修；手电没电了，蔡升就爬到隔离车上借着雪地的反光来接线。刚把线接好，火车就开动了，蔡升抓紧时间把胶布缠好，跳下隔离车，又不顾危险一个箭步冲上了守车。　　就这样，蔡升和张孔法从日到日。随着飞驰的油槽列车，从大庆到大连往返5次，行程1万多公里。测得油温、风速等数据2800多个，掌握了运输中油温的变化规律，获得了原油加温设计的第一性资料。推倒重来　　油建四大队一中队三班班长郑发荣，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严把质量关。1962年4月初，在施工中两次发现不合格，两次推倒重来，既保证了工程质量，又教育了全班的同志。　　4月1日，三班在一口井上砌保温房。徒工小曹忙中出错。拿了一根坏水平尺。待砌到9层砖时，班长郑发荣过来检查质量，发现墙已歪斜，严肃地说：“工程质量，一点也不能含糊。推倒重来吧!”小曹换了根好水平尺，把已砌的墙推倒重新再砌。完工后经检查，质量达到优良。　　4月2日，徒工小王没记清班长的技术交底，砌窗户时把窗孔上的“平旋”做高了10公分。班长郑发荣发现后让小王立即“推倒重来”。小王虚心接受教训，做出了合乎质量标准的窗户和“平旋”。　　接连两天出现返工，使郑发荣很受触动。4月2日晚，三班专门开会讨论质量问题。郑发荣说：“这两次返工我都有责任。感到痛心。我们要尽力避免返工，因为那样会给油田造成浪费。但发现不合格不立即纠正，那会给油田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遇到不合格，就坚决推倒重来，这点决不能含糊。”讨论中大家都表了决心。还根据两次返工的教训和以往的经验订出了保证工程质量的一整套措施。　　从4月3日起，再没有出现过“推倒重来”的事。二十勇士　　1962年9月，一条4.8公里的大型输水管线——萨龙管线已经预制完成。管工等着对管，焊工等着焊接，绝缘工等着防腐绝缘，工期越来越紧。但还有一道工序没完，那就是清管还没进行。　　清管很重要，如果在焊接之前管内杂物、垃圾没清净，那将留下无穷的后患。但萨龙管线是大型输水管线，用的是直径比人粗不了多少的螺纹管，每根44米长，用过去的清管器不行了，得另想办法。　　几天来。工程指挥部二大队五中队管工小队的同志们绞尽脑汁想办法，争取尽快完成任务。他们自做了一个大号清管器，但不行，放进去没拉几米就被螺纹内壁的毛刺卡住了；他们又制了一个大拖把，但里面的东西还是清不出来。几种办法都不成功，大家急得团团转。　　9月4日上午，大家又来到工地想办法。突然，小组长杨永胜想起管工张和平曾经钻进一根大口径管线里去捉兔子，干脆钻进去清扫吧。他一提出，大家都说这个办法行。说干就干，组长杨永胜第一个站出来。他手拿一个半圆型铁推板，就往管子里钻。但他的身体太粗壮了，上半身刚进去就卡住了，进不去也出不来。被在场的同志拉了出来。这时站在一旁的身材瘦小的许协光立即说：“我个头小，让我来钻!”　　当时正值中午，初秋的太阳把管子晒得发烫。许协光钻进去感到又闷又热。44米的一根管子，连那头的光线都看不到。许协光手拿清扫推板，伸直胳膊往前推，推一点，往前蠕动一步，灰尘、铁锈呛得他喘不过气来。这种大口径管线对人来说还是太细、太窄，许协光必须伸直四肢，保持着一种姿式往前蠕动。面前的垃圾越堆越高，每前进一步都很难，但他坚持着、奋斗着，终于看到了前面的亮光。清完一根管，整整用了20分钟。当同志们把他拉出来时，许协光满脸灰尘和铁锈，身上沾满了泥污，肩头、肘部、臀部、膝盖全被毛刺刮破了，渗出了点点血渍，但他根本没把这些放在眼里。　　杨永胜小组钻管线清扫成功了!消息在工地传开，其他小组立即纷纷效仿。从9月4日到9日，6天时间共有20名工人钻进管子里去清扫。他们钻了4.18公里的管道，彻底清除了杂物、积水、垃圾，人们称赞他们是“二十勇士”。最讲认真的人　　早在玉门油矿，周占鳌曾被誉为“天不亮的星星”，称赞他为发展石油工业起早贪黑干活的主人翁精神。1959年，周占鳌由玉门油矿来到大庆参加石油会战。到了大庆，为甩掉中国贫油的落后帽子，这颗“天不亮的星星”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使命感，全身心地投入到开发大庆油田的火热斗争中。为提高施工水平和工程质量，他响亮地提出了“严在针尖上，细在发丝上”，“宁要一个过得硬，不要九十九个过得去”的口号。在全战区引起了很大反响。　　一次，南区某油井投产后，周占鳌去检查、回访。当他查到一口井的清腊装置时，发现在清腊保温套上有几滴油迹，其中一滴在焊口上。这滴油在他脑海里打了个问号，“是放喷时溅上的原油，还是其他原因?”他对这滴油怎么也放心不下。过了两天。他又专门来到这口井，只见焊口上还有油迹，他用手抹去油点。夜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那滴油的影子在他脑海里转来转去。一种对油田认真负责的精神，驱使他第三次来到井上。这次，当他看见焊口上那滴油迹仍然存在时，断定是焊口出现了“砂眼”。随后他立即找来工程车，把“砂眼”补上。采油队的领导和工人们感动地说：“过去只是听说周占鳌活细、认真，这回可见到了。”　　干任何一项工作都有个标准。周占鳌也同样有他自己的工作标准，那就是：检验工程质量不只是满足一张验收单、合格证，而是对工作“完全”、“彻底”。在南区某排七井施工完后，这口井照例又评为质量全优井，拿到了甲方单位的验收单。当油漆工给管线补刷油漆时，发现有颗松动的螺丝。收工后，他把情况告诉了周占鳌。当晚，老周步行五公里赶到那口井，重新把螺丝紧牢。　　周占鳌常说：“工程质量是油田的命根子，我们是油田的主人，就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基于这种觉悟，周占鳌把干保险活。做放心人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事事、时时自觉从严。1974年，大庆党委授予他“最讲认真的人”的称号。一公分见精神　　日凌晨，射孔中队值夜班的共青团员、助理技术员金世英接到大队转来的一份射孔测井图。经过认真查对。发现上面标的井口四通高度是43公分，比惯常高度少了1公分。这时他想：“射孔虽然允许有一定的误差，但那是在地下真正无法防止的情况下才允许的。而这1公分的误差是在地面上。不能马虎，一定要搞清楚。”　　金世英立即到大队调度室去查对井号和射孔时间。这才得知作业队已经上井，这口井当天就要射孔。他心里更着急，赶紧又跑到地质室叫醒地质员，翻出射孔设计书和汇报记录本，查出测这口井的是测井七队。但这个队了解情况的人也到井场去了。　　跑完这几个单位，已是早晨8点钟了。一天一夜没合眼的金世英饿得肚子咕咕叫。怎么办?他想，一定要负责到底，不能让差错从自己手里放过。他立刻带上图纸和卷尺，徒步赶到井场。这时射孔工作已经就绪。他说明了情况，立即在其他同志帮助下，对井口四通进行实地测量。实测结果是44公分。　　就这样，金世英先后跑了6个单位，询问了9个人，往返奔波了40多公里，连续工作了30多个小时，终于消灭了这1公分射孔深度的差错。人体“导线”　　某井发生火警，领导机关要迅速接通有关单位。可偏巧这条线路怎么也叫不通，把话务员急得满头大汗。怎么办?“查线去!”从外线工地回来的机务员毛孝忠和架线工萧全发，进了屋撂下东西，还没喘口气，就又返身跑了出去。他们沿着线路一步一步查看，查到机修厂附近，发现一根电话线断了约有两米。由于走时匆忙，没来得及带电线，断了这么一大截，用什么来接?去找线吗?时间不允许。这两个刚转业不久的通讯战士马上想起在战场上电话兵用身体接通电话线的英雄故事。毛孝忠说：“水火不留情，一秒钟也不能耽误。咱们没有电线用人当!”萧全发说：“对，你同我想到一块了!”说完，两人拉起手来，一人握住电话线的一头，让电流从他们身上通过。电话接通了，可他俩却浑身麻木，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为了保证通话，他们坚持，再坚持，咬紧牙关顽强地坚持着。　　5分钟后，话通完了。电流没有了，毛孝忠和萧全发却大汗淋漓，无力地瘫软在地上。他们休息了一会，体力稍稍得到了恢复，就赶快去找来电线，把线路接通。管衣人的棉衣　　1963年12月冬夜，寒风朔朔，把木板房刮得哗哗乱响。有一个人，穿着一件烂棉袄，坐在一堆皮大衣旁，守卫着劳保库房。这个人叫宁第淼，是这个库房的保管员。　　原来，一条施工电缆要从该库房底下通过，施工人员掀开了库房的防潮地板挖起沟来，沟挖好后，正好天黑了，工人下班走了，可库房的墙壁上留了一个大洞。为防止库房被盗，宁第淼赶紧找来木板，堵洞、铺地。可是工程量太大，一个人怎么也干不完。他决定留下来。宁第淼在一堆皮大衣旁坐下来，守卫库房。小偷是不敢来了，但从洞里窜进的贼风却穿透了小宁身上那件烂棉袄，把他吹得瑟瑟发抖。小宁不管这些，像哨兵一样坚守岗位，寸步不离。　　第二天，宁第淼病了，但他一声不吭，坚持上班又干了一天，等结完帐往宿舍走时腿都抬不起来了。同志们忙请来大夫，给他打上针，吃了药，他才静静地睡去。等他醒来，伙伴们又心疼又埋怨地责备他：“你可真是，守着一堆皮大衣却把自己冻病了。为什么不拿一件披上：”小宁说：“我是保管员，劳保品进库什么样，出库还应什么样，我怎能乱动。再说，我这不是穿棉袄了嘛。”　　一提棉袄，同志们就替他心酸。小宁那件烂棉袄，是他舅舅穿了多年送给他二哥，二哥看他毕业分配到北方工作又转送给他的。里子面子都已破得不成样子，尽管已经补了15个补丁，还有不少地方露着棉花，虽然算作棉袄，却早已不挡风寒了。　　劳保库是两栋木板房，室内气温经常是零下20多度。领导早就注意到小宁的棉袄不顶用，为他想了办法。天刚煞冷时，技术安全科科长就关照说：“小宁啊，天冷了，库房里新棉衣、旧棉衣、皮大衣样样都有，你找一件穿上吧!”宁第淼心想：“生产工人露天作业，都不怕冷，我好歹是在室内工作，怎么冷都比他们强。”过几天，科长见他还穿着那件破棉袄，又劝他说：“你不穿新的，就穿件旧的，这也是为了工作嘛。”小宁说：“我已经领过棉衣了，再领就是占公家便宜了!”　　可是，小宁怎么不穿新棉衣呢?原来有一次，天突然下起暴雨。正在库房工作的小宁穿着棉工服跑出去跟大伙一起抢露天地里的器材。他一看需要蓬布，就跑到原来放水泥的地方去扛垫过水泥堆的蓬布。雨一冲，沾在蓬布上的水泥都渗到他的棉衣里，等晾干后，水泥和棉花结在了一起，硬邦邦的，想干牛皮一样不能穿了。为此，他心疼了好一阵子，埋怨自己太粗心大意。　　这回，躺在病床上的宁第淼，也意识到应当换件棉衣了，不然总是冻病多影响工作。他突然想起自己还有一块家织的蓝布，还有组织上曾补助过的两斤棉花，被服厂有个师傅也答应过帮他做棉衣。这样一想，小宁又高兴起来，开始谋划着怎样自己想办法给自己做件新棉衣。深夜退款　　日，是采油一部四矿五队发工资的日子。老工人张宗福白天随大伙铲了一天地，晚上7点才回到队里，接着又参加了职工大会。散会时已经晚上10点多了，工资员把工资交给他时，劳累一天的张师傅数也没数，往口袋里一揣就回了家。　　回到家里，张宗福把工资交给爱人，自己洗了洗就上床睡了。深夜12点左右，他爱人给孩子缝完衣服，临睡前顺手拿过工资数了一遍，发现多出9元钱。她怕自己数错，又认真地数了一遍。还是多9元。这时她赶紧把熟睡的张师傅推醒，问他：“这个月你咋比上个月多发9元钱，是不是多加了几个夜班?”“没有加夜班呀。是你数错了吧?”张师傅揉揉眼睛说。“我数了两遍，那还能错!”“真的?”张师傅呼地一下坐起来，“那一定是工资员发错了，我得给他送回去!”他爱人忙说：“现在都半夜了，人家都睡了，算了吧!”“睡了我也得给他送回去。”张师傅一边穿衣服一边说。他爱人又说：“你累了一天了，好好休息吧，明天送不是一样吗?”听老伴这样一说，张师傅认真地说：“咱得替别人想想。工资员少了9元钱，还不知急成啥样子呢!”说完披上外衣，向队部跑去。　　进门一看，工资员正在满头大汗地东翻西找。张师傅把钱往桌上一放，说：“你找的是这个吧!”工资员一看，正是9元钱，问清情况后说：“你看我这个‘马大哈’，自己没尽到责任，还把你折腾得休息不成!”张师傅赶忙说：“我要是休息好了，你不是一宿都睡不着了吗!”这句话把工资员逗笑了，张宗福自己也笑了起来。 五毫米看作风　　日，油建指挥部的领导，各大队、中队的干部以及机关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代表共604人，在总机厂的建筑工地上召开了一次现场会。　　会场中央放着10根10米长的钢筋混凝土大梁。这些大梁表面平整光滑，根根粗细一样，即使最能挑剔的人也难以找出什么毛病来。然而，油建指挥部指挥却代表领导首先在会上检讨，说由于他们脑子里缺乏高标准，工作不深入，检验不严格，这些大梁的少数地方比规定的质量标准宽了5毫米。　　党委书记说，好作风必须从小处培养起。只有抓住“微不足道”的小问题，才能防微杜渐，避免发生大问题。领导带头检查，大家坐不住了。负责施工的二大队六中队的职工接着检查了他们的作风不严不细，没有做到人人出手过得硬，道道工序质量全优。工程技术人员检查了他们没有严肃认真地执行验收标准，质量关把得不严。　　检查之后，指挥部领导抄起鎯头、扁铲芋工具、冒着寒冷，光着手把大梁上宽出的5毫米铲掉、磨光。大家都说：“这铲掉的哪里是5毫米混凝土，铲除的是马马虎虎的低标准思想和凑凑合合的坏作风。放心管家　　由于会战取得了更大的成绩，1964年春节比往年更热闹。工程指挥部一大队一中队管理员兼炊事班长李毓，和炊事员们从凌晨3点钟就起来给大家包饺子。用食堂自产的肉菜包的饺子馅香皮薄，一个个银元宝似的十分诱人。忙到早上8点，饺子包好了。等大家都吃上以后，炊事员也给李毓端了一盘，对他说：“管理员，今天你也尝几个!”可李毓说什么也不吃，忙去换衣服准备回家。大家见此情景实在不忍，劝他说：“平时我们不劝你。今天是春节，就破个例吧!”李毓说：“同志们的情我领了，可饺子不能吃。我的粮食关系不在食堂，吃了就占了大家的。这个例一破，以后就不好办了!”　　望着李毓匆匆离去的背影，往事历历浮现在大家的眼前。　　李毓在食堂工作3年，从来没吃过食堂的东西。他把户口落在家里，不管在食堂忙到什么时候，也不在食堂吃饭。他不仅严于律己，还教育自己家属、子女和炊事员不准搞特殊化。有一次。他6岁的儿子小明来食堂找他，他不在，炊事员就拿了一块饼给小明吃。李毓知道后马上拿了1角钱和2两粮票交到食堂。还有一次食堂掰苞米，李毓9岁的女儿小英子来帮忙，炊事员给她两穗让她拿回家烤着吃，也被李毓制止了。　　李毓的廉洁奉公感动了大家，人们送给他一个荣誉称号——“我们放心的好管家”。风雪高空扶油管　　1964年冬。以“攻克101。拿下444”为主要目标的井下作业冬季会战全面展开。　　一天，西北风猛烈地刮着，天气异常寒冷。在北区某井上，井下作业六队的职工正在紧张地进行分层配注施工。由于风大，作业机吊起的油管被吹得东摇西晃，每起一次油管，每上一次丝扣，都要费很大劲儿，耽误不少时间。　　刚刚洗完井口的老工人、共产党员樊明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望着在大风中来回摇动的油管，心想这既影响速度，又不安全。他立即爬上修井用的固定井架，用双手扶住油管。油管稳住了，施工进度加快了。　　在14米高的井架上，寒风一吹，樊明成感到透心凉。一双鞋在洗井口时被打湿了，现在已冻得硬邦邦的，两条腿都已麻木了。　　这时天又下起了雪，风夹着雪打在脸上，眼睛都睁不开。下面的同志争着要上来换他，樊明成说：“我是共产党员，党员就应该站在最艰苦的岗位上，去完成艰巨的任务。”他顽强地坚持着，不让别人替换他。　　这一天，作业六队创造了起油管的最高纪录。一滴油迹也不放过　　1965年4月的一天，青年徒工姚希先来到水电指挥部变电站上夜班。一上岗，他就按照要求，认真地进行巡回检查。突然。他在电容器室的电缆沟里发现有点油迹，就像边防战士在国境线上发现一个可疑的脚印一样，立即跟踪查起来。　　姚希先的目光扫描着96个电容器。一个、两个、三个……直到96号电容器，终于发现了“敌情”：在电容器的背面滴下了一滴油。为了看清楚滴油的情形，他趴在地上观察了一分钟，共有14滴油落到地上。仔细一算，他大吃一惊：一个电容器装的油本来就不多，要按这样的速度滴下去，时间一长，电容器里的油大大减少，就会发热，就可能发生爆炸，甚至要毁掉这个电站，给油田带来……想到这里，他再也不敢有半点迟疑，立刻报告领导，经及时采取紧急措施，消除了隐患，保证了安全供电。父女井场相会　　1965年麦收之后，采油女工王淑芳突然接到电话，说她的父亲今天要从老家来看她，甭提有多么高兴了。她从1962年9月离开家乡到大庆学习和工作，已经整整三年没和家人见面了。但不凑巧，她今天正好值白天班，只好叫爸爸到中区6-17井来找她。　　老父亲找到中区6-17井，一进值班房的门就喊了声：“淑芳!”听见爸爸叫，王淑芳多么想一跃而起，甜甜地喊一声“爸爸”。可是，不能!她正坐在绞车旁清蜡。岗位责任制中有规定，清蜡时必须集中精力，不许同别人说话。王淑芳深深懂得遵守制度的重要。她像没听见一样，仍全神贯注地盯着钢丝一圈圈往滚筒上盘，严密注视着窗外，防止顶刮蜡片事故的发生。当听到爸爸喊第二声时，她把自己坐的小凳让出来。徒弟小王把小凳挪到桌子边，让老人坐下。　　王淑芳管着两口井，一个班次每口井要清两次蜡，每隔两小时巡回检查一次。上了班师徒俩忙得一刻也不停。这不，清完中区6-17井的蜡，赶紧又得去清中区6-16井。因此，她不敢稍有怠慢，向父亲交代几句就赶到中区6-16井。她想，爸爸是老林业工人，女儿遵守制度，他能够理解。等回来再好好解释一下。可是等她回到17井时，已经人去屋空，只剩下爸爸坐过的那个小板凳还在桌边。这时王淑芳眼睛潮湿了，心里有些酸。爸爸都54岁了，第一次来大庆，就……。徒弟说：“去找找大伯吧!”王淑芳说：“不行，上班时间人不能脱岗!”她狠着心不去想这些，继续做井上的工作。　　日头偏西，下午4点班的同志来接班了。交接完毕，王淑芳才想起去找爸爸。当她跑出值班房时，迎面看见爸爸正站在那里。她喊了一声“爸爸”，一头扑进父亲的怀里。爸爸推开女儿，表情严肃地说：“你不是不认爸爸了吗?还叫什么?”王淑芳忙解释说：“我们制度规定清蜡时间不准说话，清蜡时间不管谁来都不能说话。”这时徒弟也从旁帮着说：“17井是参观井。就是大首长来了也是这样!刚才你来时，师傅她正在……”　　 “甭解释了，我在别的井打听明白了。你们大庆的‘三老四严’可真严啊!”爸爸的脸再也绷不住了，笑着说，“给，这是爸爸给你买的奖品。”说完从背后拿出两样东西来。王淑芳一看是鲜桃和甘蔗，高兴地笑着说：“爸爸您可真好!”说完同徒弟一起，一边一个搀扶着老人向队部走去。
除了大庆油田， 还有一些诸如 哈尔滨三大动力
哈药 等等，以前只要子女进入基本就是铁饭碗，比那公务员什么的都强多了。我读书的时候给汽轮机家属的子女补习功课，人家是初中毕业然后去当兵，然后回来考个试，就进去了；职工家属才有这个资格，住的是企业的家属楼，吃的用的穿得都是长里的哇。PS: 只言片语，无冒犯之意。
不请自来。身为大庆人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有责任出来回答一下。但是虽然父母有一方在油田工作 我对这个包分配的东西了解不够深刻 如果哪里说的不对 欢迎交流。回答之前 先明确一下自己的观点。这个制度早晚会随着大庆的发展消失。首先 为什么这个制度会被延续到今天。之所以有这个问题 是因为制度外的人觉得不合理 制度内的人觉得合理。既然我也勉强算是制度内的人 我想可以来说说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合理。我看有人说是因为领导贪污什么的 我觉得有点过于愤青了。这个制度存在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这是油田职工特别是最普通的职工能享受的最大的红利。油田工作本身是很辛苦的，在前线的普通职工经常连续十天左右的上井工作，很多父母辛苦一辈子就为了能给自己的孩子得到一份普通工作。（这就像很多父母攒一辈子钱想给自己孩子买套房一个道理。）当然这种制度是有弊端的 之所以一直延续是因为油职工占了大庆市民的大多数 既然大约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没有所谓不平等 自然没有人反对。但是随着大庆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来到大庆 看到自己辛辛苦苦也不能得到的职位 油职工的孩子却有这样的待遇 不爽和不满是自然的。（多说一句 大庆人真的是很有人权意识的 经常好多人去游行或者市政府静坐）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顺理成章。最后我想说 发生这样的事情不代表大庆在退步 实质上是在进步的。真心欢迎越来越多的人才来到大庆 在更加平等的竞争体系中 一起帮助大庆这个城市成功转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