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间文艺家协会
2015年7月8
乙未年(羊)五月廿三
鲸头杨府殿的签诗信俗
鲸头杨府殿的签诗信俗
许则銮& 林子周
杯”；环诗，卜杯诗、卦杯诗，统一称为“圣杯诗”。
也叫环、卜杯、卦杯。温州的古籍文献中称之为“卜”或“卦”，可以见到的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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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烛生辉满洞房，龙光闪闪度春光，
朝鸣玉佩瑶阶响，万载人民共安康。
婚姻和合是前缘，月里嫦娥爱少年，
丹桂攀来今夜赠，许将名姓榜头传。
不是今生积善人，看来恰似物溜尘，
两般黑白难分别，恐入凡途作恶因。
这段爱情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冲破时间的束缚，穿梭在瑰丽的时空之中。它记录了一段感天动地的凄美爱情，也见证了爱情的忠贞不渝。
千百年来，人们通过各种途径传颂它，感受它，为之笑，为之泣，“梁祝”成为了忠贞爱情的代名词。
第4签《萧王困监》：
久困囹圄未脱身，需从荣里受灾辛，
今生难见双亲面，定老刑途可叹怜。
萧王，指萧何。西汉初年政治家，今江苏沛县人。早年任秦沛县狱吏，秦末佐刘邦起义。汉代建立后，又协助高祖消灭韩信、英布等异姓诸侯王，被拜为相国。他清正廉洁为官，是大汉第一功臣。因在百姓中口碑极好，这使得刘邦很不放心。于是刘邦找借口将萧何抓了起来。本签《萧王困监》，是说萧何这样的人，还得在狱中受委屈，实在冤枉。但他为人公正，最后还是有出息的。
第5签《吕蒙正困瓦窑》：
潜龙虽困在天池，时至飞腾遇世奇，
头角峥嵘千古胜，雷鸣震地惊群黎。
吕蒙正，字圣功，洛阳人。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丁丑科状元。端拱元年（988年）拜为宰相。吕蒙正为官清廉，为人质厚宽简，遇事敢言，素有重望，以正道自持。他一生大起大落，几度沉浮而始终不改初衷。咸平四年（1001年），第三次登上相位。该签《吕蒙正困瓦窑》，教人韬光养晦，不为当前困难所吓倒，将来必一鸣惊人，能成大器。
第6签《老子登仙》：
驾鹤遨游度碧天，休将尘世掷金钱，
荣华富贵非我愿，唯愿终生作老仙。
老子，中国道教的创始人，两千五百年前，当人类的知识还是一片荒芜的时候，老子凭着天才的颖悟，对宇宙本体作了一次闳大而精辟的论述。老子告诉人们，道之所在，便是冲融和谐之所在。它使万物自然生发，各得其所。老子的谋略足以用阴柔的进取缔造巨大的王朝。老子被历史推上了无限崇高的智慧的宝座，历史为东方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第7签《姜太公遇文王》。相传姜太公钓鱼，钓钩是直的，所以民间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之说。其实姜太公钓鱼，即是为求贤人，苦等七年，终于遇见周文王，求得明君。抽签诗的人如能得到此签，足以说明：1、你能遇到知你用你的人，而且必定是贵人；2、你要等待机会的来临，主动出击只会越做越乱；3、可能要在你的后半生才遇到你一生中的这个重大转折，越老越吃香。
求财未遂莫劳心，百事无成怨恨深，
守得十年方得泰，此时江上遇知音。
第8签《赵匡胤困河东》：
休把精神往别乡，恐逢途中醉娇娘，
一身飘泊俱无倚，空度尘埃心自伤。
宋朝某年，河东白龙举旗造反，宋太祖赵匡胤御驾亲征，挂欧阳芳为帅，呼延寿廷前战作先。欧阳芳勾结白龙，杀害呼延寿廷。呼延兰玉欲为兄报仇，又被赵匡胤误杀，而寿廷之女呼延秀英逃出。宋太祖因内忧外患，被困河东，身心交悴。十五年后，寿廷之子呼延赞在罗家山艺成下山，与其姊呼延秀英同下河东，鞭坠白龙，赶王杀驾，欲为其父报仇。后经石龙、石信劝解，姐弟归顺太祖，兵合一处，除去奸贼欧阳芳，遂平定河东。
第9签《刘备桃园结义》：
求名求利总得时，运途好处贵人知，
用心协力能扶o，共歇茅房把酒卮。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再加上连年灾荒，人民生活非常困苦。刘备有意拯救百姓，张飞、关羽又愿与刘备共同干一番事业。三人情投意合。此时正值桃花盛开，景色美丽，张飞准备了青牛白马，作为祭品，选定张飞庄后一桃园，焚香礼拜，三个人按年岁认了兄弟。刘备年长做了大哥，关羽第二，张飞最小做了弟弟。这便是《三国演义》中著名的“桃园结义”。
第10签《子路问津》：
光阴迅速最堪怜，瞬息时来又遇川，
莫把私心自懒惰，功勤自会步青天。
相传2500多年前，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途中被河流挡住了去路。孔子吩咐弟子子路，问正在田间劳作的长沮、桀溺：“请问二位，渡口在哪里呀？”
长沮反问道：“那位坐车上的人是谁呀？”子路答：“是孔丘。”长沮又问：“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答：“是的。”长沮随即冷冷地说：“鲁国的孔丘应该是知道渡口在哪里的吧。”说完，便埋头劳作不再理他。
子路转身问桀溺。桀溺也反问道：“你是谁？”子路态度和蔼地答：“我是仲由。”桀溺追问道：“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子路答：“是。”桀溺旋即对子路说：“天下到处像沉浸在滔滔大水中，有谁去和你们一起改变现状呢？你与其跟着孔丘逃避坏人，不如跟着我们逃避整个社会哩。”说完，头也不抬地干起活来。
子路见长沮、桀溺守口如瓶，谁也不指明渡口在哪里，只好回来把问津经过告诉了孔子。孔子听后愣了半天，怅然长叹。据此，《论语》有了“子路问津”典故。
第11签《朱买臣马头泼水》：
不是姻缘是夙冤，休将心地起浪然。
但能守己平平过，逢马须知有善缘。
相传，汉武帝时期，有一个秀才朱买臣砍柴度日，养家不活，朱妻崔氏不耐贫寒，又受了媒婆的蛊惑，逼迫买臣写下休书。买臣受此刺激，在友人的资助之下，上京赴试。崔氏改嫁后，生活仍然不美满。后买臣高官得中，回来时，崔氏于官道上拦住朱买臣的马头，要求破镜重圆。买臣命人在马前泼下一盆水，说你若是能让水收回盆里，我便也收你回去。崔氏疯癫癫地伸手去路上捡水，可是却一滴也收不回来。回头再看，丈夫已经不见了。崔氏知道缘份已尽。她羞愧难当，后精神失常。成语“覆水难收”即出于此。
第12签《孙膑读天书》：
黄_空从午夜鸣，怎奈命途有灾。
沟中尺水难兴浪，汤里金鱼焉得生。
传说两千年前的鬼谷子十分博学，尤其精通兵法。他带了很多徒弟，在众多徒弟中，数孙膑和庞涓出类拔萃。
一次，孙膑从一个猴仙那里得到祖传天书一部，爱不释手，日夜攻读。此事当然瞒不过神机妙算的鬼谷子。某天，鬼谷子去看望孙膑，孙膑唯恐背着老师读天书受到责怪，慌乱中竟将天书塞到膝下。鬼谷子见状，厉声喝道：“大胆孙膑，膝脆天书，亵渎天尊。罪过非小。百日之内，必有大灾临头。”
孙膑大惊失色，急求恩师相救。鬼谷子对孙膑说：“人之大灾，莫过于死，这样吧……”鬼谷子找来众徒，只说孙膑暴死，为他营造坟墓，把个假死的孙膑放置于内，每日差心腹徒弟为他送饭食。过了99天，鬼谷于这才松了口气。因为再过一天，孙膑即可躲过灾难。可是，就在这天，他的师兄弟庞涓来了……庞涓把孙膑骗到魏国，设计陷害孙膑，剜去孙膑双膝盖骨。当然，庞涓恶有恶报，后被孙膑施计用乱箭射死。
第13签《秦琼起解》：
名成利就喜相逢，一路滔滔遇善朋，
砥砺生成开锦绣，满身香带桂花香。
说的是：隋唐时，山东绿林好汉程咬金、尤俊达两次打劫皇纲，被靠山王杨林擒获，发交历城监禁。历城捕快秦琼曾与程咬金等在贾家寨结义，遂暗助程咬金等逃走。杨林命义子王舟前往历城提解秦琼至登州，欲亲自审讯。秦琼起解，宿三家店中，不胜嗟叹，无意中道出了表弟罗成的名字。而差官王舟正是罗成的义弟，欲助秦琼，遂值程咬金结义兄弟史大奈探视之机，三人定计，由秦琼修书，约瓦岗寨弟兄于中秋之日齐聚登州搭救秦琼。
第14签《孔圣殁世》：
病体缠延未得痊，天医纵有也徒然，
今朝必步黄泉路，骨肉分离不得全。
孔子，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他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据孔子自述，他十五岁时就以学为志，学习的内容非常广泛，到三十岁时，所学已颇有成就。五十岁左右，孔子逐渐受到当政者的重视，担任要职。后来，孔子因对于朝政不满而愤然出走，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飘泊生涯。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14年，始终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地方，但是，他非但未受到各诸侯国当权者的欢迎，且时常遭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威胁。到年近七十时，孔子在失望中返回鲁国，没过几年，孔子就带着极大的遗憾去世。
第15签《孙真人医龙眼》：
病患无伤身自安，求神仗佛拜天恩，
明朝方许离床枕，脱却麻衣大小欢。
孙真人，就是我国隋唐时期伟大的医药学家、著名的“药王”孙思邈。孙思邈的家乡在长安附近，这使他有机会从小博览群书。因自幼体弱多病，常请医生诊治，以致耗尽家资。因此他从青年时代就立志以医为业，用毕生精力从事医学研究，为民除病，刻苦研习岐黄之术。通过数十年的医疗实践，孙思邈成为一位知识渊博、医术精湛的医家。他的高尚医德足为百世师范。孙思邈在医学上的杰出成就及其崇高的医德医风，深受我国历代人民的爱戴，其影响历代相传，经久不衰。
生病的人如果抽到此签，说明即将遇见好的医生，病快要痊愈了。
第16签《解缙入朝》：
读书便可步青云，联捷天香遇圣君，
步入金门穿锦绣，归来兰桂满芬芳。
解缙（1369－1415），字大绅，一字缙绅。江西吉水县人。明初著名学者、文学家，洪武二十一年（1388）进士。解缙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为人耿直，刚正不阿，不畏权贵，曾经深得朱元璋爱重。但他屡次上疏，针泛弊政，弹劝奸馁小人，由此导致他一生坎坷，时而得宠，时而失宠，时而升迁，时而贬滴，直至被人迫害致死。
解缙一生最足称道的业绩，就是主持撰修《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全书22877卷，目录60卷，装成12000册。广收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总计约三亿七千多万字。内容诰繁，巨细并蓄，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第17签《正德遇李凤》：
终身自有好时逢，何必忧疑欲入空，
守得龙飞沧海上，此时准许遇仙翁。
传说明朝正德皇帝由殿前侍卫周勇陪同，私游江南，在梅龙镇邂逅民女李凤，与李凤产生感情，乐而忘返。太傅奉太后之命追到梅龙镇，促帝返京。正德将玉佩赐予李凤，并在李凤的手帕上题诗一首，允诺回京后立即派人来接她。但正德一去沓无音信。一晃3年过去，李凤怀念正德，形容枯槁。其兄不忍她受屈，进京找正德皇帝。正德聆听太傅启奏后，往事涌上心头，即令飞骑迎李凤进京，并册立为贵妃。
第18签《渔翁抱子》：
熊罴一梦得麟儿，知是天光降福时，
长命任凭丢绿草，不愁侵犯受灾危。
来源于戏剧《王华买父》。内容说到，宋朝八贤王赵德芳与妃狄娘娘出游，娘娘临产，生下肉卵，以为不祥之兆，随弃之河内。渔翁王彩捞回家中，破卵得子，取名王华。八王无子，卜者告之，可以便装私访卖身访子，于是乔扮贫叟，自卖自身。王华将其买回家中，奉养为父。“渔翁”指王彩，“麟儿”指王华。渔翁虽出身贫困，只要长寿，结果是“不愁侵犯不受灾危”。得此签者，问寿不吉，求运途不错。
第19签《孔子去齐国》：
画饼焉能充得饥，空劳心力梦魂飞，
半途欲歇溪桥店，指拾鱼竿向钩矶。
孔子19岁娶妻，20岁开始当“委吏”，管理仓库。第二年，孔子开始当“乘田”，管理畜牧。27岁时，孔子开始创办私人学校。此后，孔子拥有了较高的声誉。35岁时，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败逃。孔子离开故乡到了齐国，第二年，孔子得到齐景公的赏识，但终因齐政权操在大夫陈氏手里，景公虽悦孔子言而不能用，齐大夫因怕孔子被重用，欲谋害孔子，孔子在齐不得志，不久只好逃回鲁国。
第20签《吕洞宾覆舡》：
门前车马闹千年，才子纷纷欲渡船，
回然不堪撑柁截，狂风大雨最凄然。
吕洞宾是八仙传说中影响最大、故事最多的一位。他的身份也不同于一般的游仙散仙，而是被道教全真派奉为北五祖之一，通称“吕祖”。吕洞宾姓吕名岩，字洞宾，号纯阳子，唐末京兆人，懿宗咸通间进士，两次为县令，能诗。有一次在长安酒肆里遇到了钟离汉，两人相见，十分投缘。钟离汉就用方术让吕洞宾做了一场黄粱梦。这场梦，使吕洞宾感到了追求功名利禄的无聊，看透了人间富贵的虚无短暂，于是拜钟离汉为师，学道成仙。民间传说着许多关于他手仗长剑、云游四方、吟诗作赋、扶贫济弱、除暴安良的故事。
第21签《林长者破木放枯》：
生产需防妻有灾，原来野鬼来投胎，
求神难得妻身在，纵有生机病也该。
找不到典故的出处。据头人陈思省说，听过去的的老人所传，这一签与某人过去开棺材店有关。解签者说这是下下签。问病、生意、求财、婚姻、风水、运气、失物均不吉利。
第22签《白衣仙渡蔡夫人》：
目前顺水渡江舟，风送篷帆一路游，
不用一人来御撑，滔滔万里到南洲。
白衣仙，即“白衣大士”。这签出于民间故事《蔡状元建造洛阳桥》，各地也将这一民间传说，编成各种剧本。
洛阳桥，又名万安桥，在泉州市东北郊约10公里洛阳江入海处，横架于与惠安县分界的洛阳江上，桥以江为名。人称洛阳桥有“三绝”：状元蔡襄自写碑文、书法碑刻精美，工程艰巨浩大。
蔡襄要造此桥，朝廷拨款不足。于是，观音下界助一臂之力，先贴一告示：“某日有一才貌双全的少女，要在洛阳江上荡舟择婿，叟少不分，贵贱无欺，只要能够用钱掷中她，就嫁与谁。”蔡襄不识玄机，可从中得到启示，若能找一女子荡舟索银资助建桥，不正是一件好事？！无奈之下他只能“大义灭亲”，舍妻冒险。他把妻子认真化妆一番后。购选一艘特大船只进行精心包装……
观音菩萨在云端看得真切，她怕蔡夫人万一有个闪失，马上脱下绣花鞋化作一艘大船，乘舟而至，人们神魂颠倒，转向新目标倾囊投掷。观音满载银钱驶向蔡夫人，而后消失在茫茫的云雾之中。
第23签《苏秦说六国》：
任驾高楼竖大厅，不许忧虑费叮咛，
贵人相助能成立，大小咸欢醉院庭。
苏秦，《史记》说他是东周洛阳人，曾到齐国拜鬼谷子先生为师，向他学习纵横术，后出游数岁，浪荡江湖，四处碰壁，一无所获而归。穷途末路，只好回到洛阳，遭到家人的讥笑，兄嫂对他不理不睬，老婆、小妾也笑他没出息。家小认为他只会耍嘴皮，哪里会有出头日子？苏秦在家中受到奚落，却没有失去信心，他发愤用功，得周书《阴符》而读之，每天揣摩古书。他先去游说周显王、秦惠王和赵肃侯，但都未成功。接着又到燕国去见燕文侯，文侯接受了他的合纵主张，并资助他车马金帛，使他能到赵、韩、魏、齐、楚几国去游说。六国经过他的劝说而联合起来，苏秦成为纵约长，“并相六国”。这样，苏秦就当上燕、韩、赵、魏、齐、楚、六个国家相国，佩起六个国家相印。
第24签《苏武还朝》：
艺业须当守故枝，天然衣食自逢时，
不许更改空劳力，照此施为莫叹迟。
苏武（前140――前60年）字子卿，杜陵(今陕西西安西南)人。天汉元年（前100年）拜中郎将。公元前100年，匈奴政权新单于即位，汉朝皇帝派遣苏武出使匈奴。不料，就在苏武完成出使任务，准备返回时，匈奴上层发生了内乱，苏武一行受到牵连，被扣留下来，并被要求背叛汉朝，臣服单于。
最初，单于派人向苏武游说，许以丰厚的奉禄和高官，苏武严辞拒绝。匈奴见劝说没有用，就决定用酷刑。单于命人把苏武关入一个露天大地窖，断绝提供食品和水，希望这样可以改变苏武的信念。时间一天天过去，苏武在地窖里受尽了折磨。单于无论用软的，还是硬的，劝说苏武投降都没希望，于是决定把苏武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一带，让他去牧羊。在贝加尔湖，苏武牧羊达十九年之久。直到当初下命令囚禁他的匈奴单于去逝，苏武国家老皇帝也死了，他的儿子继任皇位。这时候，新单于执行与汉朝和好的政策，汉朝皇帝立即派使臣把苏武接回自己的国家。苏武在汉朝京城受到热烈欢迎，从皇帝到平民百姓，都向这位富有民族气节的英雄表达敬意。两千多年过去了，苏武崇高的气节成为中国人伦理人格的榜样，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要素。
第25签《朱买臣荣归》：
经商出外遇良人，恰是当年骨肉亲，
共乐行人逢贵显，明朝前路趱精神。
人物朱买臣与第十一签相同，这里说的是朱买臣后来由于一个极其偶然的原因，在一位高官的推荐下，竟然见到了至高无上的皇帝。朱买臣多年的梦终于可以实现了，他在皇帝面前侃侃而谈，《春秋》、《楚辞》，圣贤诗书，让皇帝刮目相看。他被委以重任，才会有后来荣归，当上了会稽太守。
第26签《李奇哭牢》：
官司未判便多凶，刑狱灾危不可防，
需向贵门求福庇，此时方得免心胸。
这一典故，来自昆曲的代表剧目《奇双会》（又名贩马记）。相传，褒城有个名叫李奇的人，有一次外出贩马，其子保童、女桂枝不堪后母杨三春虐待而离家外逃。李奇归来不见子女，诘问婢女，婢畏罪自缢，后妻杨三春遂诬告李奇逼奸杀婢，县官受贿，将李奇押入死牢。桂枝外逃后，遇商人刘志善，被认作义女，嫁与赵宠。赵宠中试，授褒城县令。一日，桂枝夜闻牢内哭声，入监提问，始知生父蒙冤，乃向赵宠哭求援助。赵代为写状，并教桂枝乔装男子，至新任巡按处鸣冤。讵知新巡按即其胞弟保童，保童看出桂枝，拉入后堂相认，并为父平反冤狱，一家团聚。
第27签《吕纯阳点石化金》：
欲入公门得贵扶，金银浪积遇荣途，
他年许有成功日，不用劳神往别都。
吕纯阳，即第二十签中的吕洞宾，本签讲的是吕洞宾得道升仙之后，具有无边法力，可以点石成金。抽到此签的人，说明你得到贵人扶助，即将财源茂盛，人生步入坦途，做事也就离成功不远了。
第28签《朱洪武镇南京》：
文武中试是文星，昆季联登得显名，
一刻便腾千万里，匡王定国镇南京。
朱洪武，即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明朝开国皇帝（1368～1398年在位），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人。朱元璋运筹帷幄，以攻抚兼施之策，进行了长达22年的明初统一战争，1368称帝，1398年6月24日病卒，终年71岁。朱元璋胸怀韬略，深谋远虑，善于用兵，注重招贤纳士，广采众议，严格治军，完善军制，练兵育将，强调将领要识、谋、仁、勇兼备，主张寓兵于农，且耕且战，保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其军事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10.820**715
5厘米，宽约40
生来到杨府殿，他要问今年运气如何。这位吴先生跪在杨府爷神坛正前方香案上，专职摇签人员问清楚他所求之事后，便手持装有28**39******162022
20柁截，狂风大雨最凄然。”（末签）第22签《白衣仙度蔡夫人》，“目前顺水渡江舟，风送蓬帆一路游。不用一人来御撑，滔滔万里到南洲。”
吴先生问凭这签诗今年运气如何，解签人说：“你上半年运气一般，不算特别的好运，风浪，末签《白衣仙渡蔡夫人》说明你后来有人援助，八月之前别人的事情你就少管吧，八月之后你的运气会有好转的。”
解签人说：“这签诗生意不可合股，主签
解签说：“这签诗外出不如留在本地好，主签1611
******46137182118211821
511103174636
鲸头殿解签人登记表（为尊重对方意愿，名字不予公开）
地址：温州市府东路发展大厦六楼&&温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邮政编码：325000 电话：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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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荀卿子曰：“欲观圣王之迹，则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审後王之道，而论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然则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诗》、《书》、《春秋》之後，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後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後，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馀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後学者开卷之馀，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於理乱兴衰，而略於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
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本周制也，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犹有温公之成书，而其本相因者，顾无其书，独非後学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尝续其书，至周显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国朝通典》。然宋之书成而传习者少，魏尝属稿而未成书，今行於世者，独杜公之书耳，天宝以後盖阙焉。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盖古者因田制赋，赋乃米粟之属，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贡，贡乃包篚之属，非可杂之於税法之中也。乃若叙选举则秀、孝与铨选不分，叙典礼则经文与传注相汨，叙兵则尽遗赋调之规而姑及成败之迹，诸如此类，宁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艺文，历代史各有志，而《通典》无述焉。马、班二史各有诸侯王、列侯表，范晔《东汉书》以後无之，然历代封建王侯未尝废也。王溥作唐及五代会要，首立帝系一门，以叙各帝历年之久近，传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编会要者仿之，而唐以前则无其书。凡是二者，盖历代之统纪，典章系焉，而杜书亦复不及，则亦未为集著述之大成也。
愚自蚤岁盖尝有志於缀缉，顾百忧薰心，三馀少暇，吹竽已涩，汲绠不修，岂复敢以斯文自诡？昔夫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微，释之者曰：“文，典籍也。献，贤者也。”生乎千百载之後，而欲尚论千百载之前，非史传之实录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绪言未远，足资讨论，虽圣人亦不能臆为之说也。窃伏自念：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於文献盖庶几焉。尝恐一旦散轶失坠，无以属来哲，是以忘其固陋，辄加考评，旁搜远绍，门分汇别，曰田赋，曰钱币，曰户口，曰职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选举，曰学校，曰职官，曰郊社，曰宗庙，曰王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曰四裔，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曰经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纬，曰物异，则《通典》元未有论述，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常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後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为门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门著述之成规，考订之新意，各以小序详之。
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於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於典故者不能为也。陈寿号善叙述，李延寿亦称究悉旧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纪传而独不克作志，重其事也。况上下数千年，贯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学陋识操觚窜定其，虽复穷老尽气，刿目钅术心，亦何所发明？聊辑见闻，以备遗忘耳！後之君子，傥能芟削繁芜，增广阙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车之愧，庶有志於经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古之帝王未尝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内复有公卿大夫采地禄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孙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硗，生齿之登耗，视之如其家，不烦考而奸伪无所容，故其时天下之田悉属於官。民仰给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输其赋，仰事俯育，一视同仁，而无甚贫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内自私，一人独运於其上，而守宰之任骤更数易，视其地如传舍，而闾里之情伪，虽贤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迁除，其岁月有限，而田土之还受，其奸敝无穷，故秦汉以来，官不复可授田，遂为庶人之私有，亦其势然也。虽其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贞观，稍欲复三代之规，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盖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复行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产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废井田，而始捐田产以予百姓矣。秦於其当与者取之，所当取者与之，然所袭既久，反古实难。欲复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启纷争；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亩以召怨ゥ。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於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始於杨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坏於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後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变之，则反至於烦扰无稽，而国与民俱受其病，则以古今异宜故也。作《田赋考》第一，叙历代因田制赋之规，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凡七卷。
生民所资，曰衣与食；物之无关於衣食而实於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为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以用之物，作为货币以权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刀、布即古钱之名）。然珠、玉、黄金为世难得之货，至若权轻重，通贫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铜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来，未之有改也。然古者俗朴而用简，故钱有馀；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钱不足。於是钱之直日轻，钱之数日多。数多而直轻，则其致远也难，自唐以来，始创为飞券、钞引之属，以通商贾之厚赍贸易者。其法盖执券、引以取钱，而非以券、引为钱也。宋庆历以来，蜀始有交子；建炎以来，东南始有会子。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用矣。举方尺腐败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饥藉以食，贫藉以富，盖未之有。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其重且难者，而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作《钱币考》第二。凡二卷。
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钧是人也，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万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国，而城其民，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盖当时国之与立者民也。光、岳既分，风气日漓，民生其，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胄则惭；农安於犁锄，而问之刀笔则废。以至九流、百工、释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曰以繁夥，其肩摩袂接，三孱不足以满隅者，总总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官既无藉於民之材，而徒欲多为之法，以征其身，户调、口赋，日增月益，上之人厌弃贱薄，不倚民为重，而民益穷苦憔悴，只以身为累矣。作《户口考》第三，叙历代户口之数与其赋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凡二卷。
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郡有守，县有令，乡有长，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军旅则执干戈，兴土木则亲畚锸，调征行则负羁绁，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於官者也。役民者逸，役於官者劳，其理则然。然则乡长、里正非役也，後世乃虐用其民，为乡长、里正者，不胜诛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户役矣。唐、宋而後，下之任户役者，其费日重；上之议户役者，其制日详。於是曰差，曰雇，曰义，纷纭杂袭，而法出奸生，莫能禁止。噫！成周之里宰、党长，皆有禄秩之命官；两汉之三老、啬夫，皆有誉望之名士，盖後世之任户役者也，曷尝凌暴之至此极乎！作《职役考》第四，叙历代役法之详，而以复除附焉。凡二卷。
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泽，茶、盐、坑冶是也；二曰关市，酒酤、征商是也。羞言利者，则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而欲与民庶争货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则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强擅之，关市货物之聚，而商贾擅之，取之於豪强、商贾，以助国家之经费，而毋专仰给於百姓之赋税，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经国之远图也。自是说立，而後之加详於征榷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则并其利源夺之，官自煮盐、酤酒、采茶、铸铁，以至市易之属。利源日广，利额日重，官既不能自办，而豪强商贾之徒又不可复擅，然既以立为课额，则有司者不任其亏减，於是又为均派之法。或计口而课盐钱，或望户而榷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计其顷亩，令於赋税之时带纳，以求及额，而征榷遍於天下矣。盖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强、商贾之徒，以优农民，及其久也，则农民不获豪强、商贾之利，而代受豪强、商贾之榷。有识者知其苛横，而国计所需，不可止也。作《征榷考》第五，首叙历代征商之法，盐铁始於齐，则次之；榷酤始於汉，榷茶始於唐，则又次之；杂征敛者，若津渡、架之属，以至汉之告缗，唐之率贷，宋之经、总制钱，皆衰世一切之法也，又次之。凡六卷。
市者，商贾之事也。古之帝王，其物货取之任土所贡而有馀，未有国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说则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输，曰市易，曰和买，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赋而有馀，未有国家而籴粟者也。而籴之说则於齐桓公、魏文侯之平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义仓，曰和籴，皆以平籴藉口者也。然泉府与平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滞於民用也，则官买之、籴之；及其於民用也，则官卖之、粜之。盖懋迁有无，曲为贫民之地，初未尝有一毫征利富国之意。然沿袭既久，古意浸失。其市物也，亦诿曰榷蓄贾居货待价之谋；及其久也，则官自效商贾之为，而指为富国之术矣。其籴粟也，亦诿曰救贫民贱钱荒之弊；及其久也，则官未尝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积粟之入矣。至其极弊，则名曰和买、和籴，而强配数目，不给价直，鞭笞取足，视同常赋。盖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厉民，不可不究其颠末也。作《市籴考》第六。凡二卷。
《禹贡》，八州皆有贡物，而冀州独无之；甸服有米粟之输，而馀四服俱无之。说者以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赋所当供者市易所贡之物，故不输粟，然则土贡即租税也。汉唐以来，任土所贡，无代无之，著之令甲，犹曰当其租入。然叔季之世，务为苛横，往往租自租而贡自贡矣。至於珍禽、奇兽、袤服、异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奸谄之臣希意创贡，往往有出於经常之外者。甚至留官赋，阴增民输，而命之曰“羡馀”，以供贡奉，上下相蒙，苟悦其名，而於百姓则重困矣。作《土贡考》第七。凡一卷。
贾山《至言》曰：“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君有馀财，民有馀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而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然则国之废兴非财也，财少而国延，财多而国促，其效可睹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王府、内府，且有“惟王不会”之说，後之为国者因之。两汉财赋曰大农者，国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转运、度支，而复有琼林、大盈；宋既有户部、三司，而复有封桩、内藏。於是天下之财，其归於上者，复有公私。恭俭贤主，常捐内帑以济军国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娱，故财匮而其民怨。此又历代制国用者龟鉴也。作《国用考》第八，叙历代财计首末，而以漕运、赈恤、蠲贷附焉。凡五卷。
古之用人，德行为首，才能次之。虞朝载采，亦有九德，周家宾兴，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两汉以来，刺史、守、相得以专辟召之权；魏晋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之毁誉，而试之以曹掾之职业，然後俾之入备王官，以阶清显。盖其为法，虽有愧於古人德行之举，而犹可以得才能之士也。至於隋而州郡僚属皆命於铨曹，绅发轫悉由於科目。自以铨曹署官，而所按者资格而已，於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沈之权；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试者词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阶荣进之路。夫其始进也，试之以操觚末技，而专主於词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勘籍小吏，而专校其资格，於是选贤与能之意，无复存者矣。然此二法者，历数百年而不可以复更，一或更之则荡无法度，而侥滥者愈不可澄汰，亦独何哉？又古人之取士，盖将以官之。三代之时，法制虽简，而考核本明，毁誉既公，而贤愚自判。往往当时士之被举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伪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为取士之途，铨选为举官之途，二者各自为防闲检尼之法。至唐则以试士属之礼部，试吏属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铨选之法，日新月异，不相为谋。盖有举於礼部而不得官者，不举於礼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进身之涂辙亦复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举士、举官两门以该之。作《选举考》第九。凡十二卷。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所谓学校，至不一也。然惟国学有司乐、司成，专主教事，而州、闾、乡、党之学，则未闻有司职教之任者。及考《周礼·地官》：党正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孟月属民而读法，祭祀则以礼属民；州长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艺，纠其过恶而劝戒之。然後知党正即一党之师也，州长即一州之师也，以至下之为比长、闾胥，上之为乡、遂大夫，莫不皆然。盖古之为吏者，其德行道艺，俱足以为人之师表，故发政施令，无非教也。以至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盖役之则为民，教之则为士，官之则为吏，钧是人也。秦汉以来，儒与吏始异趋，政与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县令，则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学掾，则师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为谋，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从学也，曰习读；及进而登仕版，则弃其诗书礼乐之旧习，而从事乎簿书期会之新规。古人有言曰：“吾闻学而後入政，未闻以政学者。”後之为吏者，皆以政学者也。自其以政学，则儒者之学术皆筌蹄也，国家之学宫皆刍狗也，民何由而见先王之治哉？又况荣途捷径，旁午杂出，盖未尝由学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谓学者，姑视为粉饰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为无益於兴衰理乱之故矣。作《学校考》第十，叙历代学校之制，及祠祭褒赠先圣先师之首末，幸学养老之仪，而郡国乡党之学附见焉。凡七卷。
古者因事设官，量能授职，无清浊之殊，无内外之别，无文武之异，何也？唐虞之时，禹宅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礼，羲和掌历，夔典乐，益作虞，垂共工。盖精而论道经邦，粗而饬财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圣贤也。後之居位临民者，则自诡以清高，而下视曲艺多能之流；其执技事上者，则自安於鄙俗，而难语以辅世长民之事。於是审音，治历、医、祝之流，特设其官以处之，谓之杂流，摈不得与绅伍，而官之清浊始分矣。昔在成周，设官分职，缀衣、趣马，俱俊之流，宫伯、内宰、尽兴贤之侣。逮夫汉代，此意犹存，故以儒者为侍中，以贤士备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国之徒，得以出入宫禁，陪侍晏私，陈谊格非，拾遗补过。其才能卓异者，至为公卿将相，为国家任大事，霍光、张安世是也。中汉以来，此意不存，於是，非阉宦嬖幸，不得以日侍宫庭，而贤能绅，特以之备员表著。汉有宫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党，职掌不相为谋，品流亦复殊异，而官之内外始分矣。古者文以经邦，武以拨乱，其在大臣，则出可以将，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则簪笔可以待问，荷戈可以前驱。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战阵，被介胄者不复识简编，於是官人者制为左右两选，而官之文武始分矣。至於有侍中、给事中之官，而未尝司宫禁之事，是名内而实外也（唐以来以侍中为三公官，以处勋臣，又以给事中为封之官，皆以外庭之臣为之，并不预宫中之事；）有太尉、司马之官，而未尝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实文也（太尉，汉承秦以为三公，然犹掌武事也。唐以後亦为三公。宋时，吕夷简、王旦、韩琦官皆至太尉，非武臣也。大司马，周官掌兵，至汉元成以後为三公，亚於司徒，乃後来执政之任，亦非武臣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尝审音乐，将作有监贰而未尝谙营缮，不过为儒臣养望之官，是名浊而实清也。尚书令在汉为司牍小吏，而後世则为大臣所不敢当之穹官；校尉在汉为兵师要职，而後世则为武弁所不齿之冗秩（尚书令，汉初其秩至卑，铜章青绶，主宫禁文书而已，至唐则为三省长官。高祖入长安时，太宗以秦王为之，後郭子仪以勋位当拜，以太宗曾为之，辞不敢受，自後至宋，无敢拜此官者。汉入校尉领禁卫诸军，皆尊显之官，宰相之罢政者，至为城门校尉。又司隶校尉督察三辅，弹劾公卿，其权至雄尊。护羌校尉、护鸟桓校尉皆领重兵镇方面，乃大帅之职。至宋时，校尉、副尉为武职初阶，不入品从，至为冗盛。）盖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卑悬绝如此。参稽互考，曲畅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类推。作《职官考》第十一，首叙官制次序、官数，内官则自公师宰相而下，外官则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禄秩、品从之详。凡二十一卷。
《郊特牲》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荀卿子曰：“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然则义者，祭之理也；数者，祭之仪也。古者人习於礼，故家国之祭祀，其品节仪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义则非儒宗讲师不能明也。周衰礼废，而其仪亡矣。秦汉以来，诸儒口耳所授、简册所载，特能言其义理而已，《戴记》是也。《仪礼》所言，止於卿士大夫之礼；《六典》所载，特以其有关於职掌者则言之，而国之大祀，盖未有能知其品节仪文者。汉郑康成深於礼学，作为传注，颇能补经之所未备，然以谶纬之言而释经，以秦汉之事而拟三代，此其所以舛也。盖古者郊与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汉始有五帝、泰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礼礼之，盖出於方士不经之说。而郑注《礼经》二祭，曰天，曰帝，或以为灵威仰，或以为耀灵宝，袭方士纬书之荒诞，而不知其非。夫礼莫先於祭，祭莫重於天，而天之名义且乖异如此，则其他节目注释虽复博赡，不知其果得《礼经》之意否乎。王肃诸儒虽引正论以力排之，然魏晋以来祀天之礼，尝参酌王、郑二说而迭用之，竟不能偏废也。至於、之节，宗祧之数，《礼经》之明文无所稽据，而注家之聚讼莫折衷，其丛杂牾，与郊祀之说无以异也。近世三山信斋杨氏得考亭、勉斋之遗文奥义，著为《祭礼》一书，词义正大，考订精核，足为千载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经文，不复以注疏之说搀补，故经之所不及者，则阔略不接续。杜氏《通典》之书，有祭礼则参用经注之文，两存王、郑之说，虽通畅易晓，而不如杨氏之纯正。今并录其说，次及历代祭祀礼仪本末，而唐开元、宋政和二礼书中所载诸祀仪注并详著焉。作《郊祀考》第十二，以叙古今天神地之祀，首郊，次明堂，次后土，次雩，次五帝，次日月、星辰、寒暑，次六宗、四方，次社稷、山川，次封禅，次高，次八蜡，次五祀，次籍田、祭先农，次亲蚕、祭先蚕，次祈禳，次告祭，而後以杂祠、淫祠终焉。凡二十三卷。作《宗庙考》第十三，以叙古今人鬼之祀，首国家宗庙，次时享，次、，次功臣配享，次祠先代君臣，次诸侯宗庙，而以大夫、士庶宗庙时享终焉。凡十五卷。
古者经礼、礼仪，皆曰三百，盖无有能知其节目之详者矣。然总其凡有五，曰吉、凶、军、宾、嘉；举其大有六，曰冠、昏、丧、祭、乡、相见。此先王制礼之略也。秦汉而後，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无者，如大射、聘礼、士相见、乡饮酒、投壶之类是也；有古无而今有者，如圣节、上寿、上尊号、拜表之类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後世未尝制为一定之礼者，若臣庶以下冠、昏、丧、祭是也。凡若是者，皆本无沿革，不烦纪录，而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惟国家祭祀、学校、选举，以至朝仪、巡狩、田猎、冠冕、服章、圭璧、符玺、车旗、卤簿，及凶礼之国恤耳。今除国祀、学校、选举已有专门外，朝仪已下则总谓之“王礼”，而备著历代之事迹焉。盖本晦庵《仪礼经传通解》，所谓王朝之礼也。其本无沿革者，若古礼则经传所载、先儒所述，自有专书可以寻求，毋庸赘叙，若今礼则虽不能无失，而议礼制度又非书生所得预闻也，是以亦不复措辞焉。作《王礼考》第十四。凡二十二卷。
《记》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故审乐以知政。”盖言乐之正哇，有关於时之理乱也。然自三代以後，号为历年多、施泽久，而民安乐之者，汉唐与宋。汉莫盛於文景之时，然至孝武时，河献王始献雅乐，天子下太乐官常存隶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至哀帝时始罢郑声，用雅乐，而汉之运祚且移於王莽矣。唐莫盛於贞观、开元之时，然所用者多教坊俗乐，太常阅工人常隶习之，其不可教者乃习雅乐，然则其所谓乐者可知矣。宋莫盛於天圣、景之时，然当时胡瑗、李照、阮逸、范镇之徒，拳拳以律吕未谐，声音未正为忧，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时始制《大晟乐》，自谓古雅，而宋之土宇且陷入女真矣。盖古者因乐以观政，而後世则方其发政施仁之时，未暇制乐，及其承平之後，纲纪法度皆已具举，敌国外患皆已销亡，君相他无所施为，学士大夫他无所论说，然後始及制乐，乐既成而政已秕，国已衰矣。昔隋开皇中制乐，用何妥之说，而摈万宝常之议。及乐成，宝常听之，泫然曰：“乐声淫厉而哀，不久天下将尽。”噫！使当时一用宝常之议，能救隋之亡乎？然宝常虽不能制乐以保隋之长存，而犹能听乐而知隋之必亡，其宿悟神解，亦有过人者。窃尝以为世之兴衰理乱固未必由乐，然若欲议乐，必如师旷、州鸠、万宝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得之妙，岂有法之可传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强为议论，究律吕於黍之纵横，求正哇於声之清浊；或证之以残缺断烂之简编、埋没销蚀之尺量，而自谓得之，何异刻舟、覆蕉、叩、扪烛之为？愚固不知其说也。作《乐考》第十五，首叙历代乐制，次律吕制度，次八音之属，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尽古今乐器之本末，次乐县，次乐歌、次乐舞、次散乐、鼓吹，而以彻乐终焉。凡十五卷。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练之数也。《司马法》：“地方一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调发之数也。教练则不厌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为兵，人人使之知兵，故虽至小之国，胜兵万数可指顾而集也。调发则不厌其简，甸六十四井，为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调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调发其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计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调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调发方及一人也。教练必多，则人皆习於兵革；调发必简；则人不疲於征战。此古者用兵制胜之道也。後世士自为士，农自为农，工商末技自为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时不识甲兵为何物，而所谓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故为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战，则尽数驱之以当锋刃，无有休息之期，甚则以未尝训练之民而使之战，是弃民也。唐宋以来，始专用募兵，於是兵与民判然为二途，诿曰教养於平时而驱用於一旦。然其季世，则兵数愈多而骄悍，而劣弱，为害不浅，不惟足以疲国力，而反足以促国祚矣。作《兵考》第十六，首叙历代兵制，次禁卫及郡国之兵，次教阅之制，次车战、舟师、马政、军器。凡十三卷。
昔汉陈咸言：“为人议法，当依於轻，虽有百金之利，慎无与人重比。”盖汉承秦法。过於严酷，重以武、宣之君，张、赵之臣，淫刑喜杀，习以为常，咸之言盖有激也。窃尝以为劓、耳刂、、黥，蚩尤之刑也，而唐虞遵之；收孥、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汉魏以来遵之。以贤圣之君而不免袭乱虐之制，由是观之，咸言尤为可味也。汉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过轻，而略无惩创；笞法过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独用髡，减死罪一等即止於髡钳，进髡钳一等，即入於死，而深文酷吏务从重比，故死刑不胜其众，魏晋以来病之。然不知减笞数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复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复，遂独以髡钳为生刑。所欲活者傅生议，於是伤人者或折腰体，而才翦其毛；所欲陷者与死比，於是犯罪者既，已刑杀，而复诛其宗亲。轻重失宜，莫此为甚。及隋唐以来，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谓鞭、朴、流宅，虽圣人复起，不可偏废也。若夫苟慕轻刑之名，而不恤惠奸之患，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俾无辜罹毒虐者，抱沈冤而莫伸，而舞文利赇贿者，无後患之可惕，则亦非圣人明刑弼教之本意也。作《刑考》第十七，首刑制，次徒流，次详谳，次赎刑、赦宥。凡十二卷。
昔秦燔经籍而独存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学者抱恨终古。然以今考之，《易》与《春秋》二经首末具存，《诗》亡其六篇，或以为笙诗元无其辞，是《诗》亦未尝亡也。《礼》本无成书，《戴记》杂出汉儒所编，《仪礼》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仅亡《冬官》，然其书纯相半，其存亡未足为经之疵也。独虞、夏、商、周之书，亡其四十六篇耳。然则秦所燔，除《书》之外，俱未尝亡也。若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未尝废锢，而并无一卷流传至今者，以此见圣经贤传终古不朽，而小道异端虽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恶为之兴废也。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岂亦秦为之厄哉？昌黎公所谓为之也易，则其传之也不远，岂不信然。夫书之传者已鲜，传而能蓄者加鲜，蓄而能阅者尤加鲜焉。宋皇时，命名儒王尧臣等作《崇文总目》，记馆阁所储之书而论列於其下方，然止及经、史，而亦多缺略，子集则但有其名目而已。近世昭德晁氏公武有《读书记》，直斋陈氏振孙有《书录解题》，皆聚其家藏之书而评之。今所录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於近世而可考者，则采诸家书目所评，并旁搜史传、文集、杂说、诗话。凡议论所及，可以纪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者，则具载焉，俾览之者如入群玉之府，而阅木天之藏。不特有其书者，稍加研穷，即可以洞究旨趣；虽无其书者，味兹题品，亦可粗窥端倪，盖殚见洽闻之一也。作《经籍考》第十八，经之类十有三，史之类十有四，子之类二十有二，集之类六。凡七十六卷。
昔太史公言：“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始终。”盖讥世之学者以空言著书，而历代统系无所考订也。於是作为《三代世表》，自黄帝以下谱之。然五帝之事远矣，而迁必欲详其世次，按图而索，往往牾，故欧阳公复讥其不能缺所不知，而务多闻以为胜。然自三代以後，至於近世，史牒所载，昭然可考，始学者童而习之，屈伸指而得其大概，至其传世历年之延促，枝分派别之远近，猝然而问，虽华颠钜儒不能以遽对，则以无统系之书故也。今仿王溥唐及五代会要之体，首叙帝王之姓氏出处，及其享国之期、改元之数，以及各代之始终，次及后妃、皇子、公主、皇族，其可考者悉著於篇，而历代所以尊崇之礼、册命之仪，并附见焉。作《帝系考》第十九。凡十卷。
封建莫知其所从始也。禹涂山之会，号称万国；汤受命时，凡三千国；周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至春秋之时，见於经传者仅一百六十五国，而蛮夷戎狄亦在其中。盖古之国至多，後之国日寡，国多则土宜促，国少则地宜旷，而夷考其故则不然。试以殷周土世言之，殷契至成汤八迁，史以为自商而砥石，自砥石而复居商，又自商而亳。周弃至文王亦屡迁，史以为自邰而豳，自豳而岐，自岐而丰。夫汤七十里之国也，文王百里之国也。然以所迁之地考之，盖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泰伯之为吴，鬻绎之为楚，箕子之为朝鲜，其初不过自屏於荒裔之地，而其後因以有国传世。窃意古之诸侯者，虽曰受封於天子，然亦由其行义德化足以孚信於一方，人心翕然归之，故其子孙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灾否，则转徙他之，而人心归之不能释去，故随其所居，皆成都邑。盖古之帝王未尝以天下为已私，而古之诸侯亦未尝视封内为已物，上下之际，均一至公，非如後世分疆画土，争城争地，必若是其截然也。秦既灭六国，举宇内而郡县之，尺土一民始皆视为已有，再传而後，刘项与群雄共裂其地而分王之。高祖既诛项氏之後，凡当时诸侯王之自立者，与为项氏所立者，皆击灭之，然後裂土以封韩、彭、英、卢、张、吴之属，盖自是非汉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数年之後，反者九起，异姓诸侯王多已夷灭，於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亲属，如荆、吴、齐、楚、淮南之类，盖自是非汉之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传而後，贾谊、晁错之徒，拳拳有诸侯强大之虑，以为亲者无分地而疏者Τ天子，必为子孙之忧。於是或分其国，或削其地，其负强而动如七国者，则六师移之。盖西汉之封建，其初则剿灭异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继而剿灭异姓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继而剿灭疏属刘氏王，而以畀其子孙。盖检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昔汤武虽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灭国者五十，其馀诸侯皆袭前代所封，未闻尽以宇内易置而封其私人。周虽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与国咸休，亦未闻成康而後，复畏文武之族Τ而必欲夷灭之，以建置已之子孙也。愚尝谓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自其出於公心，则选贤与能，而小大相维之势，足以绵千载；自其出於私心，则忌疏畏Τ，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景武之後，令诸侯王不得治民补吏，於是诸侯虽有君国子民之名，不过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则汉虽惩秦之弊，复行封建，然为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实无唐虞、三代之公心，为诸侯者既获裂土，则遽欲效春秋战国之馀习，故不久而遂废。逮汉之亡，议者以为乏藩屏之助，而成孤立之势。然愚又尝夷考历代之故，魏文帝忌其诸弟，帝子受封有同幽絷，再传之後，主势稍弱，司马氏父子即攘臂取之，曾无顾惮。晋武封国至多，宗藩强壮，俱自得以领兵卒，置官属，可谓惩魏之弊矣，然八王首难，阻兵安忍，反以召五胡之衅。宋、齐皇子俱童孺当方面，名为藩镇，而实受制於典签、长史之手，每一易主，则前帝之子孙歼焉，而运祚卒以不永。梁武享国最久，诸子孙皆以盛年雄材出为邦伯，专制一方，可谓惩宋、齐之弊矣，然诸王拥兵，捐置君父，卒不能止侯景之难，然则魏、宋、齐疏忌骨肉，固以取亡，而晋、梁崇奖宗藩，亦不能救乱。於是封建之得失不可复议，而王绾、李斯、陆士衡、柳宗元辈所论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废矣。今所论著，三皇而後至春秋之前，国名之见於经传而事迹可考者略著之，如共工、防风氏，以至邶、、樊、桧之类是也。春秋十二列国，既有太史世家详其事迹，不复赘叙，姑纪其世代历年而已。若诸小国之事迹，见於《春秋》三传、杂记者，则仿世家之例，叙其梗概，邾、莒、许、滕以下是也。汉初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泽侯，则悉本马、班二史年表，东汉以後无年表可据，则采摭诸传，各订其受封传授之本末而备著焉。列侯不世袭始於唐，亲王不世袭始於宋，则姑志其始受封者之名氏而已。作《封建考》第二十。凡十八卷。
昔三代之时，俱有太史，其所职掌者，察天文、记时政，盖合占候、纪载之事，以一人司之。汉时，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纟由史记、金匮、石室之书，犹是任也。至宣帝时，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其修撰之职，以他官领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盖必二任合而为一，则象纬有变，纪录无遗，斯可以考一代天文运行之常变，而推其休祥。然二任之隳废离隔，不相为谋，盖已久矣。昔《春秋》日食不书日，而史氏以为官失之，可见当时掌占候与司纪载者各为一人，故疏略如此。又尝考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自鲁定公十五年至汉高帝之三年，其二百九十三年，而搜考史传，书日食凡七而已，然则遗缺不书者多矣。自汉而後，史录具在，天下一家之时，纪载者递相沿袭，无以知其得失也。及南北分裂之後，国各有史，今考之：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陈後主祯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开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南史》所书日食仅三十六，而《北史》所书乃七十九，其年岁之相合者才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苍也，食於北者其数过倍於南，理之所必无者，而又日月不相吻合，岂天有二日乎？盖史氏之差谬牾，其失大矣。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虽庸奴举目可知，而所书薄蚀之谬且如此，则星辰之迟留、伏逆、陵犯、往来，其所纪述，岂足凭乎（按：汉哀帝以日无精光、邪气连昏之事问待诏李寻，而寻所对，具言其故。光武以建武五年召严光入禁中共卧，而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二事见於李寻、严光传中，而以《汉志》考之，终哀帝时不言日无精光之事，光武建武五年亦不言客星事，亦可证其疏略也？）姑述故事，广异闻耳。天文志莫详於晋、隋，至丹元子之《步天歌》，尤为简明。宋《两朝史志》言诸星去极之远近，《中兴史志》采近世诸儒之论，亦多前史所未发，故择其尤明畅有味者具列於篇。作《象纬考》第二十一，首三垣、二十八宿之星名、度数，次天汉起没，次日月、五星行度，次七曜之变，次气。凡十七卷。
《记》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盖天地之，有妖必有祥，因其气之所感，而证应随之。自伏胜作《五行传》，班孟坚而下踵其说，附以各代证应为《五行志》，始言妖而不言祥。然则阴阳五行之气，独能为妖孽而不能为祯祥乎？其亦不达理矣。虽然，妖祥之说固未易言也。治世则凤凰见，故有虞之时有来仪之祥，然汉桓帝元嘉之初、灵帝光和之际，凤凰亦屡见矣，而桓、灵非治安之时也。诛杀过当，其应为恒寒，故秦始皇时有四月雨雪之异，然汉文帝之四年，亦以六月雨雪矣，而汉文帝非淫刑之主也。斩蛇夜哭，在秦则为妖，在汉则为祥，而概谓之龙蛇之孽可乎？僵树虫文，在汉昭帝则为妖，在宣帝则为祥，而概谓之木不曲直可乎？前史於此不得其说，於是穿凿附会，强求证应而有所不通。窃尝以为物之反常者，异也，其祥则为凤凰、麒麟、甘露、醴泉、庆、芝草，其妖则山崩、川竭、水涌、地震、豕祸、鱼孽。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见者，均谓之异可也，故今取历代史《五行志》所书，并旁搜诸史本纪及传记中所载祥瑞，随其朋类，附入各门，不曰妖，不曰祥，而总名之曰物异。如恒雨、恒、恒燠、恒寒、恒风、水潦、水灾之属，俱妖也，不可言祥，故仍前史之旧名。至如魏晋时鱼集武库屋上，前史所谓鱼孽也；若周武王之白鱼入舟，则祥而非孽。然妖祥虽殊，而其为异一尔，故均谓之鱼异。秦孝公时，马生人，前史所谓马祸也；若伏羲之龙马负图，则祥而非祸。然妖祥虽殊，而其为异亦一尔，故均谓之马异。其馀鸟兽、昆虫、草木、金石，以至童谣、诗谶之属，前史谓之羽虫、毛虫、龙蛇之孽，或曰诗妖、华孽，今所述皆并载妖祥，故不曰妖，不曰孽，而均以“异”名之，其豕祸、鼠妖，则无祥可述，故亦仍前史之旧名，至於木不曲直者，木失其常性而为妖，如桑共生之类是也。若雨木冰，乃寒气胁木而成冰，其咎不在木也，而刘向以雨木冰为木不曲直。华孽者，花失其常性而为妖，如冬桃李华之类是也。若冰花乃冰有异而结花，其咎不在花也，而《唐志》以冰花为华孽。二者俱失其伦类，今革而正之，俱以入恒寒门，附雨雹之後。又前志以鼠妖为青眚、青祥，物自动为木金，物自坏为金木，其说俱後学所未谕，今以鼠妖、青眚各自为一门，而自动、自坏直以其事名之，庶览者易晓云。作《物异考》第二十。二凡二十卷。
昔尧时禹别九州，至舜分为十二州，周职方复分为九州而又与禹异。汉承秦分天下为郡、国，而复以十三州统之。晋时分州为十九。自晋以後，为州多，所统狭，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扬州言之，自汉以来，或治历阳，或治寿春，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建业，而唐始治广陵。至南北分裂之後，务为夸大，侨置诸州，以会稽为东扬，京口为南徐，广陵为南兖，历阳为南豫，历城为南冀，襄阳为南雍。鲁郡在禹迹为徐州，而汉则属豫州所领；陈留在禹迹为豫州，而晋则属兖州所领。离析磔裂，循名失实，而禹迹之九州不复可考矣。夹氵祭郑氏曰：“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秀，千古不易。故《禹贡》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兖州可移，而济、河之兖州不可移；梁州可迁，而华阳、黑水之梁州不可迁。故《禹贡》为万世不易之书。後之作史者主於郡县，故州县移易，其书遂废矣。”善哉言也！杜氏《通典》亦以历代郡县析於禹九州之中。今所论著，九州则以禹迹所统为准，沿而下之，府、州、军、监则以宋朝所置为准，溯而上之，而备历代之沿革焉。至冀之幽、朔，雍之银、夏，南粤之交趾，元未尝入宋之职方者，则以唐郡为准，追考前代，以补其缺；而於每州总论之下，复各为一图，先以春秋时诸国之可考者分入九州，次则及秦、汉、晋、隋、唐、宋所分郡县，考其地理，悉以附禹九州之下，而汉以来各州刺史、州牧所领之郡，其不合禹九州者悉改而正之。作《舆地考》第二十三。凡九卷。
昔先王疆理天下，制立五服，所谓蛮夷戎狄，其在要、荒之内，九州之中者，则被之声教，疆以戎索。唐、虞、三代之际，其详不可得而知矣，《春秋》所录，如蛮夷荆、舒之属也，夷则莱夷之属也，戎则山戎、北戎、陆浑、赤驹之属也，狄则赤狄、白狄、皋落、鲜虞之属也。载之经传，如齐桓之所攘，魏绛之所和，其种类虽曰戎狄，而皆错处於华地，故不容不有以制服而羁縻之。至於沙碛之滨、瘴海之外，固未尝穷兵黩武，绝大漠、逾悬度，必欲郡县其部落、衣冠其旃毳，以震耀当时，而夸示後世也。秦始皇既并六国，始北匈奴，南取百粤。至汉武帝时，东并朝鲜，西收甘、凉，南辟交趾、珠，北斥朔方、河南，以至车师、大宛、夜郎、昆明之属，俱遣信使，赍重贿，招来而羁置之，俾得通於上国，窥其广大，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自是之後，世谨梯航，历代载记所叙，其风气之差殊、习俗之诡异，可考而索，至其世代传授之详，则固不能以备知也。作《四裔考》第二十四。凡二十五卷。
皇帝圣旨里。饶州路达鲁花赤总管府承奉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掾史周仁劳承行札付，近据本路申准弘文辅道粹德真人关，钦奉圣旨节该：行法有本事的好人，教寻访将来者。今访至本路，窃见乐平州儒人马端临，前宋宰相碧梧先生之子，知前代之典章，识当时之体要。以所见闻著成一书，名曰《文献通考》，凡二十四类，三百四十八卷，天文、地理、礼乐、兵刑、财用、贡赋、官职、选举、学校、经籍、郊祀、封建、户口、征役之属，可谓济世之儒，有用之学。解到缮写《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并序目共计六十八册。得此，送据江浙儒司校勘得堪以传授，移准中书省咨来。咨饶州路申准弘文辅道粹德真人关，乐平州儒人马端临著成书，曰《文献通考》，凡二十四类，三百四十八卷，治国安民，可谓济世之儒。令人缮写成帙，官为镂板，以广其传。得此，行据本路缮写完备，计六十八册，校勘无差。本省今将《文献通考》随此发去，咨请照验。准此，送据礼部呈翰林国史院，考校得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凡二十四类，三百四十八卷，纂集古今，浩汗该博，殚极精力，用志良勤，有益後学。如蒙准呈，移咨本省於赡学钱粮内刻板印行，相应具呈照详。得此，都省咨请依上刊印施行。准此，省府仰照验依上施行，仍委自总管段通议提调，选能书儒人真楷誊写，就令马端临校勘无差，於本路概管赡学钱粮内，计料合用纸板工价，两平顾买刊印，具依准申省。奉此，照得近承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札付，钦奉圣旨节该：王真人根底与五个铺马，教直南田地里名山去处，寻访行法有本事的好人，有呵，交各处官司，依著在先世祖皇帝时分起发好人的体例与气力起发上来，钦此。除钦遵外，延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准弘文辅道粹德真人关，寻访至饶州路，据本路儒学状，申准本路杨教授关该，窃见本路乐平州儒人马端临，前宋宰相碧梧先生之子，昨蒙都省咨发，再任衢州路柯山书院山长，见类各路儒学教授选内，即目闲居听除。本儒行履端纯，词章雅丽，家传鼎鼐之谱，幼纟番馆阁之储，知前代之典章，识当世之体要，以所见闻著为成书，名曰《文献通考》，凡二十四类，三百四十八卷，天文、地理、礼乐、兵刑、财用、贡赋、官职、选举、学校、经籍、郊祀、封建、户口、征役之属，凡於治道有关者，无不彪分汇列，井井有条，治国安民，特举而措之耳。此可谓济世之儒、有用之学。其书，本儒用心二十馀年，卷帙繁多，非可卒致。今先将所定序目一本缴连前去，蚤为转申上司，令人缮写成帙，校勘完备，官为镂板，以广其传，非惟不负本儒平生所学，抑且於世教有所补益，关请施行。准此，行据本路儒学申，令儒人马端临讠誊写到所撰《文献通考》序目一样三本，装褙完备，内将二本缴申省府并集贤院照详外，将一本关发弘文辅道粹德真人收管。又准关文该於江浙行省计禀得上项文集，已行付贵路誊写成帙，解省去讫。关请将《文献通考》誊写成帙，校勘无差，装褙发来呈院。准此，行下儒学依上誊写呈解。延六年七月十二日，承奉省府札付，缮写成帙，校勘无差解省。奉此，行下本州，委自同知窦承直提调，礼请马端临缮写到《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并序目共计六十八册，校正无误，装褙完备。本路具解差人赍赴省府投呈去後，今奉前因，照得本路元解《文献通考》六十八册，虽奉省府付咨发都省转发翰林国史院，考校得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用志良勤，有益後学，令本路总管段通议提调，选能书儒人誊写刊印，别不见发元解校勘过的本文籍。为此，总府除已关请总管段通议依奉省府付所行提调外，合下仰照验，速为差委有俸人员，礼请马端临亲赍所著《文献通考》的本文籍，赴路誊写校勘刊印施行。须至指挥。
右下乐平州，准此。
至治二年六月　日